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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南风呼啸着刮得人站立不稳，行路难，呼吸难，不时传来蒙古包被大风刮翻的消息。我们用粗大的马尾棕绳捆住蒙古包，两头用铁楔钉在地上，有时铁楔也会连根拔起。

大风刮了许多天，头发、衣服里，都是沙，牙缝里塞着沙，吃东西咯咯响。整天刮大风，我这才注意到，植被覆盖下的土地原来也是沙土，若没有一层草皮覆盖，它一定是浩瀚的大沙漠了。大风刮过后，人人蓬头垢面，说话牙齿也咯咯响。走路时，必须背对着风，倒着走，屏住呼吸，闭住眼睛，防止沙子无孔不人。

小狼没有了，余汝明多了读书的时间。放羊归来，他总是从怀中掏出书来，解了腰带，抖掉身上的沙土，然后坐在小桌前，在小羊油灯下继续读，等着我做饭给他吃。

他很辛苦，反修重任在肩。

天渐长。夜渐短。

清晨，羊群出圈也晚了。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羊群还在圈里。远处，走来一辆牛车。一个花白胡子老汉赶车来到我们包前停下，问我们编不编牛粪筐。余汝明跟他讲好价，说要编个大筐一元钱，编个小筐八毛钱。老汉的车架上装着大捆的柳条。他坐在蒙古包前编了起来。余汝明也坐在一旁，看他编筐，聊天，得知老汉因为不赞成加入人民公社，从内地迁到边境谋生，如今已在草原上混了很多年了。他两手空空，无房无地，靠什么生活呢？老汉说：“编筐打篓，养活两口。”这些非法移民叫盲流，即盲目流动人员，没有户口，不能放羊。他们夏、冬两季给牧业队打井，采石，搭棚围圈，盖房；秋季里捡牛粪，拾蘑菇，打旱獭子卖钱；春季里就进山割条子，拉木头，回场里做蒙古包哈那、陶那（哈那：细圆木做成的活动网状支架，用来做蒙古包的墙。陶那：细圆木做成支撑顶棚的骨架）和编筐打篓。他们就这样艰难地挣钱养活自己。牧民们瞧不起他们，又离不开他们。因为他们聪明能干，牧民们提防他们又排斥他们。他们身份不明，背景复杂，朝鲁书记不信任他们，这些人便生活在一种尴尬中。“文革”来了，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成了牧场的造反派。今天，与他们接触才知道，他们生活得十分不易。那边，挝姬阿娘也走了过来，请老汉编个大筐。她原来的那只大筐已经快散了。

老汉专心地编着，聊着，说他编筐用的条子是从遥远的宝格达山砍了来的。宝格达山是个好地方，方圆百里，树林密布，与东北的大兴安岭尾首相连，树高蔽日，遮天盖地。当年，民族英雄嘎达梅林就是在宝格达山领导牧民起义的。牧民每年都要进山伐倒树木，然后栽下小树苗，将木头运回牧场。粗木用来做土屋的支柱、大梁和车辕子、木门，中粗的制作蒙古包的哈那和陶那，细些的做套马竿，最细的用来编筐打篓。不过，这些活儿牧民们并不擅长，这是场里盲流们的专利。余汝明从牛车上捡了许多粗细均匀的枝条，跟着老汉学编筐。

老汉编好筐、篓，收了钱，裹在一块布里，揣进短祆，又赶着车上路了。四周很静，只有几声鸟叫。余汝明仍然坐在包外编筐，全神贯注。远处，有几乘人马朝这里奔来，看样子有急事。片刻，人马到了蒙古包门口。几个牧民翻身下马，大声喊：“老余，长征，快备鞍上马，去劳斯尔组。今天早晨，场部的反朝派和萨伦队的牧民、知青已经集合，要来咱队抓朝鲁书记去批斗。快快，咱队牧民已经在劳斯尔家集合了。我们要拖住这群人，让朝书记赶快躲起来，快！快！不然场里的大队人马很快就要来了！快！”

我和余汝明将羊群交给巴图，骑马跟着他们走了。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有牧民和知青加人马队，马队越来越大。到了劳斯尔的牧业组，见人们全都聚集在一起等候，大家分外亲热。几个男知青和几个牧民小伙子们飞速奔到拆匪包前，翻身下马，冲进去，将老朝夹出蒙古包。小马倌多格拉的马上功夫极佳，他牵着一匹最快的好马。曼土坎将朝书记的蒙袍卷好，系在马鞍轿后面，将老朝拥上马背。拆匪们不知情，追了出来，用半通不通的蒙语争论。王大可、袁宁、张松林见势不妙，立刻备马，跟着这群牧民组成的马队拥着朝鲁书记，呼啸着卷出了牧业组，冲向远方，消失了。

我们刚下马，还未喘过气来，只见远处尘烟滚滚，猩红的造反红旗时隐时现。手持红宝书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气腾腾地直奔而来。那是萨伦队的女知青彭继红带领的造反队伍，前来擒拿走资派朝鲁。好悬！如果不是牧民们的消息快，行动快，今天朝书记的一条保不命就住了。

这支造反马队，高喊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朝鲁”的口号，瞬间来到蒙古包前，黑压压一片。彭继红一声令下，所有骑在马背上的人全翻开了红宝书的某章某页，集体朗诵毛主席语录，全用蒙古文，萨伦队的知青真有两下子，那么快就会用蒙古文读语录了。我们队的牧民们也是一片人头攒动。许多额吉、阿娘们，手里举着红宝书，与我们知青并排站在蒙古包前。尼玛阿娘目光坚毅，毫无惧色，让我好感动。

彭继红扎着两把小刷子，威风凛凛，又一声令下，人们全下了马。这支造反大队将几个蒙古包围得水泄不通，里里外外搜查了一个遍。朝鲁书记奇迹般地消失了。

这时，余汝明找了几个人，指手划脚，神态诡秘地说了些什么。他又过来叮嘱我，快去组织妇女们跟来人们辩论，拖得越久越好。于是，我就和额吉、阿娘们一起，拦住这些人，笑着阻止他们别翻箱倒柜，假模假势地跟他们辩论，说了很多废话。双方手里都庄严地捧着红宝书，好像捧着护身符。我们明白拖得越久，朝书记就走得越远。我们知道，带走朝书记的是最好的骑手，最好的马，这帮造反英雄们再追也追不上了。我觉得，自己辩论时假惺惺的样子很好笑，很滑稽，像演戏，太有意思了。

我朝周围看，奇怪，怎么男生和男牧民全不见了。对付这些人的，全是些婆婆妈妈。对方来了那么多精壮小伙子，全没了用武之地。这些额吉、阿娘们，在草原上受人尊敬，造反的男人们红了脸，闭了嘴，造反知青们也不好意思起来。造反战士们锐气顿减，有说不出的窝囊，造反女高音也低了八度，于是，一声令下，他们全上了马，举着红宝书，喊了一顿口号，绕着蒙古包群转了几圈，朝远方跑了。

巴音淖尔的男人们，与朝鲁风餐露宿，在山丘里转了一个星期。那群造反英雄们也曾迫进了那片山丘，却迷失了方向，逐渐士气衰退，落荒而归。就这样，朝鲁书记逃过了一劫。

事后，我责问余汝明，为什么当时男人都不见了，只剩下老弱妇女，于心何忍？自称英雄好汉的男人们，原来一个个胆小如鼠。不料，余汝明竟然面不改色，冷冷地笑道：“这点用兵之计都不懂？若以硬碰硬，必然两败俱伤。强敌来犯，要避其锋芒，懂吗？”

“留下妇女老幼，万一出了事怎么办？”我气愤地说。

“你呀，大傻。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彭继红后面全是棒小伙子，如果打起架来，咱们知青可不是对手，后果将不堪设想。那天来的人，都是萨伦的牧民和北京知青，实际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保老朝，反而害了老朝，人家会说是由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惨案，罪责难逃。所以斗这一回合一定要以柔克刚。妇女们担当此任最合适。别看彭继红厉害，这丫头本质不坏，跟咱们一样尊重牧民，所以我果断决定，男子汉全撤走，避免交锋，事实证明，这是一着好棋呀！”

无论如何，他实在是做了一件险事。

事后，跟着劳斯尔、老朝钻山窝子的袁大头、王大可、张松林、姜志毅可有了吹牛资本，说这钻山窝子、风餐露宿的滋味不同寻常，感觉跟红军长征、抗日游击战差不多，很过瘾呢！劳斯尔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山里地形复杂，他一点不糊涂，带着大家，夜观星星，日看牧草，总也迷不了路，神了。他三十开外，身强力壮，是有名的活地图、指南针，偌大草原，他走夜路从不迷失方向，把老朝交给他，牧民们都放心。

王大可说：“人多目标大，我们就分了几拨，分开走，被他们发现，我们就分几路朝不同方向跑，把他们弄昏了头。他们反朝派追了好多天没追着，干粮没带够，又找不到水喝，只好偃旗息鼓，撤回去。劳斯尔在山里时隐时现，跑了好几天，眼看着这些人真的全部撤走了，才去告诉老朝出山，回知青包去放羊。”

我问他们，在山里怎么吃、喝、住呀？袁宁神秘地笑道：“你当我们真的天天钻在山里过夜呀，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这叫人民游击战争。有老百姓支持，咱们还能亏着吗？”他骄傲得像是一名抗日大英雄。

造反队伍这次的抓朝行动完全失败了，弄得他们人困马乏，没了情绪，不再恋战，因此，“抓革命”告一段落，下一阶段主要是回队去“促生产”。

草原之夏到了，两派暂且休战，牧场重又风平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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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车道上，行进着一行行勒勒车队。

各牧业队都在搬家，进人赛瀚高勒草场。

赛瀚高勒是夏季草场，离新场部只有十多里地，朝正北面有一条两侧山地的通道。这十几里长的通道有两百多米宽，伸向一片开阔的小盆地。盆地中心有很大的水泡子，水由赛瀚高勒河流进去。这条河的水来自百里外的霍斯淖尔湖，经过格斯乌拉山、苏陶勒盖山，绕过场部，环绕着山边流进赛瀚高勒盆地。盆地四周，山峦起伏，中间牧草茂盛，水源充足。

这片草场，起初没有人烟。相传，盆地中有神秘的野兽出没，草有毒。曾经有人冒险进人这片恐怖之地，人畜俱亡。从此，再也无人敢涉足其间。

后来，朝鲁书记到了牧场。在他的领导下，畜群迅速增大，资金日渐富足。他还决定，将场部迁人深入牧业队的地方，即新场部。他带人探察新草场，发现了赛瀚高勒这块盆地。恩布赫说，当年，这里人迹不见，牧草没腰，野鸟成群地在水泡中嬉戏，好美的地方。恩布赫是朝鲁发展的第一批本地党员，朝鲁命令恩布赫进人这块野地，进行试探性放牧。恩布赫壮着胆子，将自家的蒙古包扎在这里，独门独户守着方圆百里的上等牧草，养肥了牛羊。他放的牛羊、马匹膘肥体壮，人见人爱。奇怪，他放牧的羊群，没有吃到毒草，人也没受到什么怪兽的伤害。从此，人们陆续迁人了这片沉睡千万年的野滩。赛瀚高勒真大，容得下全牧场的畜群。每到夏季，三个牧业队就搬到这里。夏季的牧草吃掉就长，源源不断，原地放牧一两个月也不用搬家。于是，每逢夏季，赛瀚高勒就像开不完的那达慕，总那么热闹。

伫立在山坡上，放眼望去，环山腰白色毡包星罗棋布，炊烟袅袅。盆地中央，水泡子四周游动着一群群牛羊，穿着艳丽蒙古袍的姑娘小伙子们，骑马穿梭其间。蓝天，白云，青翠的环山，一似织锦堆绣。

我们的营盘，是进入盆地的第一家。

我们依然跟恩布赫的包扎在一个营盘上，两包之间，靠山的一边，用十几辆车围成半圆形羊圈。出了包门，整个盆地尽收眼底。扎好蒙古包，铺上地毡，挖了地灶，余汝明就和姜志毅到附近挖井，只挖到半人深，便出了水。我围着井口转，高兴得直蹦。

入夜，我们进包，烧茶做饭。地灶是我跟挝姬阿娘学着挖的，很好烧。喝了晚茶，我取下哈那壁上挂的书包，拿出书和纸笔，忽然发现哈那棍上立起来一个活物，黑乎乎的一堆，仔细一看，哎呀！是蛇，盘在上面，正伸直了脖颈，吐着红信。天下最吓人的东西就是蛇。我魂飞魄散，丢掉手里的书，大喊起来。余汝明和姜志毅凑近一看，也大惊失色。姜志毅抓起火钳，将小蛇扯了下来。他们在灯光下细看，余汝明说这是条腹蛇，腹蛇是腹生动物，大蛇直接生小蛇，不是由卵孵化，这种蛇都长不大，但是毒性很大，咬了人会致死，说得我头皮直发麻。姜志毅将蛇丢出包去。余汝明要抽烟，让我去取火柴。我翻开毡子，只见又一条峻蛇盘在火柴旁，正昂起头，也吐着红信子。我毛骨惊然，又一声惊叫。余汝明过来一看，哎呀，一下子发现了三条蛇！余汝明和姜志毅急忙用火钳夹蛇甩出蒙古包。我惊魂不定，四处张望，到处去翻，害怕还会窜出毒蛇来。

“糟啦糟啦，这个包一定是扎在蛇窗上了。”姜志毅在叫。他说夜里要圈马群，就告辞跑掉了。其实，他是怕蛇。童君买粮未归，不然也会跑掉的。我战战兢兢，不敢坐下。余汝明冷笑道，怕什么？说山上尽是这种蛇窝呢，住哪儿都一样。都提了几条蛇了，不会再源源不断地爬出来吧。我只好放开铺盖睡觉。夜里，我做了一夜的蛇梦，第二天告诉他，他说梦见蛇很吉利，有福，还说这种蛇你不惹它，它也不理你。

也许是这样的吧，于是，我就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其实怕极了，如坐针毡，眼睛时时刻刻四处搜寻。夜里给羊下夜，轻轻走路，生怕踩着一条蛇。姜志毅果然不来了。余汝明在外放羊，白天就我一人在包里，总是觉得四面楚歌。我又去取书包，仔细看好，没有蛇盘在哈那上，便将手伸进去拿书，一下碰到一个冰凉的柔软东西，它动了一下。我“哇”地叫出声。挝姬阿娘赶来了。我将书稀里哗啦抖出来，一条蛇掉在了地上。我要打死它，阿娘拦住了，用铁钳夹着它甩出蒙古包很远。她说：“哈麻怪（不要紧），你不打死它，它不找你麻烦，你打死了它，许多蛇都会来找你麻烦。”

我心有余悸，第二天就拆包挪了个地方。过了许多日子，再不见蛇来惊扰，我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清晨，太阳将青草上晶莹的露珠儿晒干，羊群就出圈了。我和余汝明跟着羊群缓缓行走。我们看着小羊们出生和长大，爱它们，宠它们，还给长相、性格特殊的小羊们取了名字：小降落伞、小红帽、黑马、猪八戒、猴子、骷髅、小丑、大对虾、豹子头、花和尚、红灯笼、圣诞老人、林黛玉、希特勒……我们最喜爱的是小山羊降落伞，漂亮极了，亮亮的眼睛黑白分明，一身滑润闪光的毛，绿红色块均匀地散在背部。每当它吃撑了，小肚皮圆鼓鼓的，背上的花块也展开了，真像撑开的降落伞。它的叫声清脆悦耳。余汝明常常将它抱在怀里，像抱着婴儿，听它撒娇的尖叫。它习惯我们抱它。还有我的小红帽，头上像戴一顶帽子，也特别好看。余汝明说，每天放羊归来，最开心的是羊全都吃饱了，撑得肚子横，怪不得草原人开朗、单纯呢，生活在大自然中，没有烦恼，怎么活得不开心呢？

余汝明很怪，他欣赏那只“希特勒”。那只坏羊长得真像希特勒，黑色小分头，唇上一抹黑胡子，好斗，十分霸气，常用锐利的犄角顶得对方连连后退。他居然说他喜欢它的霸气。

初来时，阿娘天天叮嘱余汝明，千万别去西边山沟放羊，那里的草有毒。

一天，我正捣着酸奶，缸里散发着浓郁的酒香，那是奶发酵了，香气弥散在整个蒙古包里。余汝明在包外叫喊，让我快快出去。我钻出包门，只见他骑在马上，抱着一只垂死的小羊，大喊：“快快！快给它洗胃！”它是“小降落伞”，我们的小宝贝。我双手接住它，抱进蒙古包。它的头垂落在地上，四肢伸开，奄奄一息。必须尽快给羊灌水洗胃，但是，这样行吗，不毒死也会呛死。余汝明急了，第一次见他抓耳挠腮。挝姬阿娘闻声赶来，见状立刻舀了一碗酸奶，掰开羊嘴就灌。余汝明拍着脑瓜说：“对啦，牛奶解毒，我怎么没想到！”阿娘盯住余汝明，责备地问：“你去了西山沟？”余汝明点点头，又火速奔出包去，上了马，叫我跟他一齐去西山沟。我慌忙备鞍上马，尾随而去。

西山沟里，羊群正在吃草，地上又躺倒了两只小羊。另有几只羊也站着发傻。还有几只羊围着一丛草争食，吃得津津有味。必须快快阻止它们，可是，已经晚了。

余汝明叹道，此处真的不可久留呀。

又有几只羊走不动路了，待在原地。

我俩奔忙着，左右开弓总算将羊群赶出了西山沟。上了北坡，回头看见希特勒落在了后面。我们驮着羊奔回蒙古包，给中毒的羊灌酸奶，灌完了，再骑马往回跑。沟里又倒下了几只羊，我们—一抱回包里。羊群进圈时分，余汝明突然想起了希特勒，便叫我一同骑马往坡上跑。希特勒已经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一旁还有猪八戒和骷髅。我们下了马，推它，一动不动，翻开眼皮，已经散了光。它死了，再也不能在羊群里称王称霸了，有猪八戒和骷髅陪着它去另一个世界。它们中毒身亡，肉不能吃，皮也不能要。余汝明垂着头，立在它们旁边，一脸的恋恋不舍。我们上了马，让野狼来收尸。

羊油灯下。几只将死的羊躺在地毡上。望着它们，我心里好难过啊。余汝明沮丧地说：“看来，那些传说是真的，可能第一个进人赛瀚高勒的人，就是把营盘扎在这蛇南上，他到西山沟，毒草毒死了他的羊。也许，那人得罪了腹蛇，他才全家覆没在这赛瀚高勒的山口上。如果这个人胆子大些，再往盆地里挺进数十里，也许，赛瀚高勒的开山鼻祖就不是恩布赫一家了。”

忽然，躺在地上的小降落伞站立了起来，小红帽和其它几只羊也抬起了头。它们都活了！啊，酸奶，救命的酸奶，伟大的酸奶！怪不得草原人很少看病，原来家家都守着酸奶这宝贝，竟能起死回生。余汝明眼里也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内蒙古高原的夏夜，不冷不热。

余汝明说要抓紧时间读书和思考问题。他写了许多东西，不准我看。我也并不想看。他看了书随处乱丢，没几天，全包所有的地方都摆着他翻开的书，书中夹着白纸条，东一段，西一段，像是在摘抄什么。包里已没有地方落脚，不小心就会踩在书上。同学们来了没地方坐。我帮他收拾书，他总是发火，不许整理，说这是乱中有序，说马克思也是同时看好几本书。我说那怎么看呢？东看几页西看几页吗？他总说你不懂，靠边站，我就靠边站，任凭他在地毯上摆满书和纸。恩布赫来了，也找不到地方坐，便蹲在包门口跟余汝明说话。恩布赫说苏和同奇怪，书不能吃也不能用，到处都摆着干什么呢？他搞不懂，摇摇头，便上马走了。

小马馆多格拉来了，也蹲在包门口，说余汝明可能比别人多长一个脑子，不然怎么会看那么多书，记得住么？

有一天，我进了包门，看见一个人正在抄写什么。那人见了我，赶紧收了笔，鬼鬼祟祟的样子。等我的眼睛适应了包内的黑暗，仔细一看，原来是胡敏。他笑嘻嘻的，一脸的尴尬。这家伙，专搞些神兮兮的事情，令人怀疑。余汝明在外面下了马，正在车上挂缓绳。我说：“胡敏，汝明回来了，你坐一下，我给你们烧茶。”他一脸的紧张，拔脚就往外走，说：“不用了，不用了。”他迎头撞见了余汝明，冲他挤出一个笑脸，说是要再去圈牛。余汝明没留他。他急忙骑马跑了。
余汝明一脸疑惑。

他是一个多疑的人。

我烧了热茶，泡了炒米、新鲜角黑（奶皮子），加点红糖，递在他手里。他一眼瞥见桌上的两页纸，立刻收起来，问胡敏看了这两页没有。我本未看清胡敏做了什么，就说没有什么。余汝明闷着头喝茶，低沉地说：“长征，你注意，以后不许任何人看我写的东西。”“也不许我看吗？”他不置可否，指责我为什么不把桌上的东西收起来，又问我看过没有。我真的不知道那两张纸有什么重要，本来满地都是纸嘛，真是的。是真理怕什么别人看嘛！我心里叽咕。他喝了茶，又伏身在那张小桌上写东西，写完了便藏起来。我心里好笑，什么稀罕东西，藏来藏去的。我将甜奶酪切成小块，端给他吃。他说这次做得好，味道像那么回事了，然后出门上马，去因他的羊。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觉得他太奇怪了。

夜里，两人罩在蚊帐里耕云播雨，之后，他倒在枕上，歇了一会儿，说道：“他一定看见了什么，不然不会走那么急，一脸的假笑。’徐汝明的眼球在慢慢移动，思考的时候，他总是这样。他为什么这么在意，他也有秘密瞒着我吗？

次日清晨，他要我陪着他去放羊，看救活的小降落伞、小红帽。它们在羊群中吃草，显然不如从前精神。余汝明说，它们总算是躲过了一劫，但是，等它们长大了，照样得死。它们天生命不好，逃过毒草，逃过狼口，就是逃不过人口，谁又知吃了中过毒的肉，对人有没有影响呢？

正与余汝明说得热闹，他突然打断了，说：“是时候了，长征，咱们快上马，回包去！”我随他翻身上马，莫名其妙地快马加鞭，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又卖什么药。赶到蒙古包，下了马，余汝明把手指放嘴上，叫我别出声，神秘兮兮的。我们轻手轻脚，朝前走去，这才发现木车轮上已经挂了一匹马。余汝明猛地推了门进去，帐里有人！那人精神集中，正在用笔写东西，余汝明掀开蚊帐，是胡敏！他正在抄写那两页纸，不知是怎么翻出来的。余汝明眼珠差点瞪了出来，大喝一声：“胡敏！你小子搞什么间谍活动！谁要你钻进我的蚊帐里来抄别人的东西！”他使劲揪住胡敏的脖领子。

胡敏天生一张巧嘴，一口一个老余，余大哥，余头儿，叫得甜甜的，叫得余汝明松了手。胡敏说自己只是好奇，没别的什么意思，其实这纸上写的观点他也赞成。他以人格担保，绝对不跟别人说。他说“文革”这年头，说出去会坏了大事，这些利害，他全懂。请老余相信他，信任他，理解他，了解他，认同他，他也跟老余是同类人，是有理想，有抱负，有思想，有观点，有原则，有立场的理想主义者，是为理想奋斗不息的献身者……

本该余汝明要说要问的话，他全说到了。他整理好衣服，乖乖地坐在老余身边，毕恭毕敬的样子。余汝明盯住他，要从这张稚气十足的娃娃脸上看出阴谋来，不，他还是个半大孩子呢。余汝明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个人就聊起天来，越聊越投机。原来，胡敏这小子还真有些思想。不一会儿，他们便谈得称兄道弟。

胡敏悄声说：“老余，我早就看你这人不简单，你思想真大胆，连最高副统帅都敢批。说实话，这两张纸上的文字把当今中国重大问题全点透了，尖锐大胆，不用说，这个东西无论落在谁手里都会打成反革命。老余，你写下的观点，跟我的完全一致，例如裁军和精兵简政问题，可见咱们英雄所见略同。咱们都有宏伟目标，都想为中国做事，所以，不要担心，我绝对不会泄露你的秘密。”

余汝明嘴角露出一丝讥笑，说：
“你小子还有脸自称英雄呢，上回在场部，桂克勇把你臭揍一顿，瞧你吓得那个孙子样儿。你跟我的所见还差得远，好好学着点吧，别太狂了，小子。”

余汝明真刻薄，一点不给面子。

胡敏没有生气，一脸敬佩的神色。这张孩子脸纯真气十足，让人恼火不起来。

从此，胡敏的眼睛里更多了几分与众不同的神秘，自以为探知了巴音淖尔知青领袖的最高级机密，自己距离神圣的目标当然也就更近了。

重君从场部买粮归来，带给余汝明一封信。他看信时，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匆匆看过一遍后，呆坐在那里，目光灰暗下来，然后，他又一连看了好几遍。是谁来的信，令他如此心神不定？

过了好久，他才告诉我，这信是他最思念的白露萍写来的。我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大概是我表情难看，余汝明说：“你呀，醋什么劲儿呢，这信里又没说什么，她说祝贺我们幸福。你瞧瞧人家这心胸，这肚量，她心里肯定有我的位置。”

白露萍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

我眼里透着疑问。他是个聪明透顶的人，立刻说，他已将我们俩的事向艺校宣布了。他说：“你在学校里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我就是要大家看看。能把一本正经的你弄到手，同学们肯定会有震动。”他一脸的得意，说出的话刺痛了我的心。我感到又受伤了。他是一个多么矛盾的人，真爱的人不去追，偏追一个过于单纯的人。我已经成了他的人，他却又嫌弃我。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都会是这样吗？是他一再向我保证，许愿，发誓，我才把自己交给他的，他会不会辜负我呢。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会说到做到的，别乱想了。我使劲劝自己，安慰自己，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这些天，他喝过晚茶，总是背靠哈那，沉思默想，不时投来一种奇怪的目光。他真是个难以捉摸的人。见他手里总是捏着白露萍的信，我不由得又难受起来。他说这叫吃醋，我不懂什么吃醋不吃醋，我认为，你发誓爱我一辈子，占有了我，又要在精神上征服我，你都做到了，就应该好好珍惜，不该再去找别的女生，占有一个，心里再想着另一个，这叫什么事儿呢？

一连几天，每晚归来，他依然靠着哈那，沉思默想。有一天晚上，他终于说话了，问我读书读得怎么样了，我如实回答。他似听非听，说：“你是在进步了，以后钻进去，会逐渐成熟。但是，你也有可能钻进去之后，再也出不来了。”我说：“那又怎样？”

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就只有分手了！”

“什么？分手？”他说我们会分手！如同五雷轰顶，是不是耳朵听错了？我懵在那里，又问了一次，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

我的心好痛！似有一把尖刀在直刺心窝。因为他对天发过誓，说永远爱我，白头到老，绝不食言，因此，那天晚上，他对我做了那件事，我才没有反抗呀。现在，我什么都给了他，洁白无瑕地给了他，他说要我永远忠实于他。我全心全意地把心交给了他，可是，今天他竟然说了些什么？！

谁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心流血了，好痛啊！

夜里，我开始做恶梦，常常梦见一团纠缠不清的黑影，吓得惊叫着醒来。这种痛，无人可以倾诉，渐渐地，我茶饭不思，头发不梳，衣冠不整，目光呆滞，言语含混，总像在生病。有时，为了他一句不经心的话，我就头晕起来，只好躺在地毡上，让心情渐渐平静。他说我得了“癔病”，我明白这是“心病”，是他带给我的病。我觉得自己在变，变得神经衰弱，疑神疑鬼，一想起那两个字就心如刀绞。他一提起他的那个白露萍，那个女司令孙胜利，那个季茵，我就很难受。他毫无顾忌，常常挂在嘴边，一见我难过，就笑我吃醋，说是喜欢看我吃醋。我不知道什么是吃醋，只知道自己的心真的受伤了，伤得很痛很痛！我感到头昏，恶心，总想独自好好哭一场。我真的病了。他看我时，眼里有一种冷冷的讥讽和嘲笑，于是，我的心也好像碎了。

那些日子，我知道自己变了，外貌那么丑陋，脏乱不堪。我常常独自坐在蒙古包前，让晚风吹乱头发，像个披头散发的疯子。风啊，吹吧，吹凉了发热的头，让思想冷却，让痛苦凝固，不要再折磨我。我现在才认清自己，自以为坚强，自以为很革命，很纯洁，却变成了这样，那么软弱，那么无奈，那么浑浊不堪……

余汝明的脸色依然冷漠，埋怨我茶煮得不够开，饭做得不够可口。我置若罔闻，坐在蒙古包前默默地望着夜空，不知不觉，天色这么黑了。我起身，漫无边际地走，踉踉跄跄，走在茫茫草原上。空旷的草原，夜风很凉，走吧，就这样走下去吧……

“长征……长征，等等我，别离开我！”那是余汝明的声音。

他追了上来，声音哽咽，抓住我的衣袖。我甩开了他的手。他又一次抓住我，抓得更紧，泣不成声道：“长征，原谅我，长征，我不知道怎么伤了你，我会改，这世上除了你，我再没有更亲的人了，一日夫妻百日思呀，原谅我，你是我最亲的人。自从母亲去世，我再没有享受过爱，哥哥毕竟也是男人，很粗心，你才是我最亲的人啊，你忘记了那天咱们发的誓……”他哽咽得说不下去了，一把将我楼进他的怀里。我贴在他温暖的胸膛上，相拥而泣。我们相互擦掉脸上的泪水。他紧紧地吻住了我，这热吻立刻融化了心头的冰霜，一股热流流进了心里，糊里糊涂又忘记了那些心灵的疼痛，落人了幸福之中……

余汝明说：“小两口打架，床头打床尾合，别计较。”他平平淡淡地将这场风波平了下去。但是，我心里已经结了疤痕，一经触碰，就会疼痛。

“听那个女人嚎，够恐怖的，韦头儿，你不怕呀。”

“怕什么，怕还能当医生？”

在知青们的追问下，韦强讲述了女人生产的全过程。那女人横胎，又是头胎，生了两天下不来。这方圆几百里，找个医生不容易，场里惟一的医生外出了，只好求助韦强这个知青赤脚医生当“接生婆”。还好，韦强在卫生员集训班里看过接生。他聪明，沉着，善于应变。他给那女人按摩，让胎位转成正位，慢慢顺着她的呼吸，伸手进去，轻轻向里送，松动了，把小脑袋慢慢移出来，再向外拖。因为折腾时间太长了，女人早已奄奄一息，全靠韦强用劲向外拖，又粘又滑，出口又紧，不敢使狠劲，怕伤了小孩。幸亏她体力好，不然就出事了。苏子义问：“流了很多血？”韦强道：“是呀，说老实话，我真的肝儿颤，生怕她死了。”

“韦头儿，再说一遍，那小孩是你从那个洞里拽出来的？跟拽小羊羔一样？”苏子义十二分好奇。袁宁也问了一遍。王大可又问了一遍，韦强又一一答了。苏子义听得直咬嘴。王大可愣了神，还打个激灵，待了一会儿嚷道：
“这么说，你们这群爷们儿是被人从那地方拽出来的？”
“可不，你当你是谁，你也一样！”

“不，不，我不是，我妈说了，我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王大可憋了个大红脸。

“你小子还真信呀，你妈哄你的，凡是人都是这么生出来的！”袁宁的口气特别权威。

“我的妈吔，这么可怕呀，怪不得要讲孝敬，人一出生就让老娘吃这么多苦……”

余汝明向韦强递了一支烟，问他为什么要当赤脚医生，是不是赶时髦。韦强答道：“因为我很早就没有了爸爸，从小就发过誓，长大了一定要学医，治好所有像爸爸那样的病人。”

“有志气。你小子是要做知青白求恩呀！”余汝明说。

韦强笑了，笑里露着骄傲。

两只壮硕的大公牛正顶架，犄角别在了一起，进进退退，难分难解。几个牧民骑马在一旁观望，不敢上前。文旭从容地走了过去，帮助两头牛分开犄角，再回身上马，将两牛赶开，牛也就老实了。文旭每次圈完牛群，就来拆匪包喝茶聊天。他特会神侃，跟他在一起极热闹。自从年初牧民们选他当了牧业生产队副队长，他就成了大忙人，管得宽着呢。此刻，余汝明望着策马而来的文旭，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文旭高大伟岸，气宇轩昂，好不威风，他身着干净的学生蓝制服，脚蹬锃亮的马靴，催动马儿到了包前，翻身下马。大家互致问候，一起进了包。文旭不客气地坐在中间位置，不用招呼，一看便知是此包的常客。他头颅硕大，戴一顶绿军帽，圆脸上透出一点稚气，剑眉俊目，直鼻方口，一股英雄豪气溢在眉宇间。看得出，拆匪们对他有一种自然的敬重。余汝明与文旭并排坐在一起，张松林斟了茶递给他们，穿着白参木其（白蒙袍）的小牛倌曼上坎也跟了进来，随便地坐在文旭的另一侧。曼土坎喝着茶，大肆赞赏文旭。草原人敬重勇敢的人。

文旭说，这次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干部开了会，要组织牧民“破四旧，立四新”，像内地一样造牧主的反，牧民们希望苏和同们给予协助。文旭说，明儿牧民们抄牧主和“五类分子”的家，要知青们去助威，他认为知青只能敲边鼓，不要唱主角，别弄成了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因为贫下中牧才是牧区运动的主力军，他们苦大仇深，应该由他们打先锋，咱们知青在北京已经折腾够了，不要来这里喧宾夺主，这儿是民族地区。大家表示赞同。文旭请张松林去通知修养包的同学，张松林点头离去。

会议结束后，我和余汝明乘着牛车往回赶，我问：“你怎么不像文旭那样参加生产队领导班子呀？”余汝明嘴角泛出一丝怒意，说：“干那事大浪费时间，我的目的是养精蓄锐，磨炼意志，探索理论，做‘筹划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幕后人，出头露脸的事，让文旭这种肤浅的人去干好了。你呀，傻丫头，目光短浅！”他眼含妒意，盯了我一眼。
我无话可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自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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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一个艳阳天。鸟儿惊得四处乱飞。
一群群人马，黑云般涌来，沸沸扬扬。巴音淖尔的贫下中牧造反大队开始行动了。这片黑云，吞噬了一座座“五类分子”的蒙古包，所到之处，翻箱倒柜，查找变天账、凶器、金银饰物，抄出了许许多多印着游龙戏风的银饰、银壶、银马鞍、银脚镫、银餐具、银柄匕首，还有各种花色的镶银玉雕鼻烟壶……形形色色，好像进了金银珠宝店。还有许多式样 古老的铜盆、铜勺、高脚铜壶，叫不出名堂的铜饰、铜器，恍然回到了远古的铜器时代。
知青有约在先，此次行动，只敲边鼓。参与抄家的主要是牧民中的青壮年。这团黑云卷到了牧主巴德木家。一个小伙子爬上高高的木轮车，揭开木柜盖，翻出十几条彩色绸腰带。姑娘小伙子们将它们全部向天空抖开来，像一道道五颜六色的彩虹，缤纷亮丽。他们又从车里翻出大大小小的绣锦蒙袍，华丽无比，每一件都是精美绝妙的民族工艺品。那些五彩丝绣的毡袜，令我目不暇接。这家女人的女红手工，真是无与伦比，我不由得看呆了，觉得自己掉进了民间艺术的宝库，我太喜欢了。我突然发现，在灵魂深处，我竟然还欣赏封、资、修的货色，这暴露了自己的思想不够健康，所以必须要虚心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贫下中 牧就爱憎分明。可是，难道无产阶级就不要艺术品了吗？难道人类进化到今天就不要美作为装饰了吗？革命与艺术必须是对立面吗？我又想不清楚了。
黑云继续席卷。牛车上装满了抄家的战利品。黑云席卷到尼玛阿娘的牧业组。尼玛阿娘一向与人为善，没有什么阶级观点，与铁木勒一家关系和睦。铁木勒家是世袭贵族，据说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内地是斗争对象。由于施行民族政策，牧民之间不分阶级，相互间依然和谐。牧民们围住了铁木勒的家。他默默地呆立着，神态平静，只有从他眼睛里才能看出一种深深的忧郁。混乱中，有人在我耳边轻声说，要我进他家去抄东西。为什么牧民们都不进去？是不是铁木勒一向待人和善，牧民拉不下脸对他们搞阶级斗争？让我去我就去吧，反正我是一个红卫兵小将嘛。我踏进了铁木勒的蒙古包，步履迟疑。他有大恩于我呀。我忘不了那一天，夕阳西下，我跟在羊群后面，顺着狂风走，眉毛、头发都结了厚厚的冰霜，白蓬蓬的。他出现了。是铁木勒第一个找到了我。他焦急地告诉我：“红太阳没有了的……”他气喘吁吁，眉毛结了冰，像一个圣诞老人，语气里透着令人感动的深切的关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终于刮到了边疆，他的家在劫难逃……可是，为什么是我去抄他的家？
我踏进了他的家，不敢看他。
我在恩将仇报吗？蒙古包里有他的老母亲，一位端庄的老妇人，穿着紫红色长袍，手捏一串佛珠，两条花白的长辫垂在胸前。她面无表情，冷静地看着我……记得有人悄悄告诉我，去毡底下搜查。我走过去，一眼就看见地毡隆起一块。我掀开毡子，见有一个天蓝色绸布包， 是松松系上的。我拉开结，露出满包白花花的银饰，精致无比。我包上它后，看见旁边毡下还凸起一块，翻开一看，又有一包，打开来，同样是银饰。怪不得是世袭贵族呢，历代传下来的东西，肯定不少。我将银饰包好，抱着两大包战利品，径直出了蒙古包。我没有看老额吉的面孔。此刻，我心像钢铁般坚硬，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为了革命事业，就要铁面无私！我将搜到的两大包银器交给了牧民中的负责人。牧民都睁大眼睛，仔细看这些银饰。可是，回头想想，为什么牧民们不自己去拿？为什么进蒙古包时，只剩下我一人？为什么大家都关心这些东西？像早都知道似的？这一定是牧民们的秘密，是难以猜透的谜。
折腾了一上午，有人通知，下午要开“批斗大会”。此时，几个小伙子拆开一条香烟，充当战利品，散给男人们。男知青也人手一盒。香烟递到了余汝明手中，他立刻推辞，连声说：“不会，不会吸烟。”声音很大，动作夸张，令递烟者脸上难堪。他就这么古怪，不照顾别人情面。他拉住我说：“走，别跟这么多拆匪一起凑热闹，瞧这样子，像不像集体抢劫 的？连香烟都被抄了，是不是太过分了？”
骑在马上，他还在叽咕。
回了包，我赶紧烧茶，余汝明用匕首将手扒肉一片片切开，说：
“长征，开完批斗会，咱们知青自己也开一个会，总结一下抄家的经验教训。在会上，你要首先发言，对我提出批评，指责我不大胆指挥，畏首畏尾，见了不良行为不制止，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侵占牧民的胜利果实，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长征，措辞激烈点，我要让人感到，我俩的关系才是真正革命者的关系，与众不同。我要让大家知道， 我和你的关系，胜过文旭和石梅那种缠缠绵绵的低级趣味，把咱们的关系塑造成一切从革命大局出发的关系。我们只有从小事做起，才能超越他们。在会上，石梅一定会处处附合文旭，百依百顺，而你要标新立异，这样一对比，就对比出了他们的俗气。你看文旭的那个得意劲儿，风头出够了！队里的事，他处处插手，这点小权也要争一争，目光短浅……”
余汝明好像对文旭有很大成见，为什么当面不说呢？为什么要我演戏给大家看？我是不是像玩偶？我对他一向百依百顺，从未违抗一次，怎么会突然批判起他来了？
喝过茶，我们出发了，余汝明再一次嘱咐我：“一定要表现得激烈，懂吗？别教都教不会你！…··”
其实，在学校里，老师一直夸我聪明。现在，在他面前讲常常显得笨。他越说我傻，我就真的越发傻，如今，竟傻得让他点一下才动一下，不知是中了什么魔。
我努力重温他的指示，认真领会精神，想想说话的程序，更加觉得复杂和沉重，害怕演不好这个角色。现实生活中，我已经沦为了他的精神奴隶，心甘情愿，奴隶怎么可以指责主人？还要努力表现出平等，这场戏是不是太夸张了？
两匹马在碧绿的草原上奔驰着，虽然夏风拂面，晴空朗日，我却心乱如麻。远处，山包上已站满人群。今天，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来了。巴音淖尔似乎第一次召开这样隆重的会议。众人前面，有一排人，面朝东方，低头垂手而立。他们穿着蒙袍，个个面如土灰，狼狈不堪。这是一群“五类分子”，有“戴帽的牧主”、“富牧”、“反动喇嘛”，还有一个“大右派”。草原上竟然也有右派。牧民说，这个大右派还没来。人们驻足而立，翘首等待他的到来。
恩布赫和巴特尔在叫小桑杰，快去，快去，把米西格找来。一会儿，桑杰骑马回来了，说是没找到。恩布赫命令他再去找。桑杰掉转马头，重又去了。满山坡的人们全都引颈远望，好像米西格不到，太阳就升不起来一样，他是人们心目中举足轻重而又非斗不可的大人物……
余汝明好奇心极强。他带着我跟着桑杰一齐去寻米西格。没有跑出多远，米西格来了。一个中年蒙古汉子，穿一件藏青绸夹袍，系灰蓝色腰带，脚蹬绣花边蒙靴，有些秃顶，面容瘦削，剑眉，直鼻，薄唇，留着的小胡子经过了精心修剪。他目光炯炯，透着逼人的英气，一看便知不是等闲之辈。在桑杰的押送下，他始终旁若无人，看都不看我们，只管自己前行。桑杰说，米西格曾经是巴音宝力格的骄傲，后来莫名其妙地划成了大右派，从此一落千丈。望着米西格，我暗自叹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有巨大毅力的人，奔赴即将挨斗的场地，毫无惧色。进了会场，他始终旁若无人。
批判大会宣布开始，生产队领导人恩布赫、巴特尔依次讲话，苦大仇深的贫下中牧依次控诉旧社会的苦，批判“地、富、反、坏、右”的滔天罪行，发言全用蒙语，讲得北京知青傻了眼，只有旁观的份儿。余汝明和文旭及时在知青中打了招呼，不准参与牧民之间的武斗，并且指定专人维持秩序，及时阻止过分的殴打行为，保证顺利开完批斗大会。
文斗结束了，武斗开始。
一些半大小子、姑娘冲了上去。
我发现，挨批斗的人中，竟然还有乌云其其格。她眼里饱含着委屈和不服。我记得，在雨雪交加中，她跟在莲花阿嘎身后拼尽全力抢救集体的小羊羔，还脱下了自己的长袍，盖在小羊身上。她也被当成了阶级敌人？我心里充满了疑惑。
一群人开始围住铁木勒的哥哥殴打，下手很重。有一个女孩子，手持马鞭，狠狠抽打他的脊背。他渐渐不支，就用胳膊遮挡，越挡打得越惨。这女孩似乎在玩一场打人游戏，满脸的惬意。知青们围了上去，劝走了她。米西格也被一群人围着，大家喝令他低头认罪，他高昂着头，用蒙语大声争辩。他的夫人依其玛在侧。因为依其玛是贫牧的女儿，所以牧民不会对她动手。挨的拳头和马棒最密集的，是巴德木老牧主。知青们尽力劝阻，别打得太重。
突然，传来一声惨叫。循声望去，是米西格。只见他捂住下身，蹲在了地上。牧民说，那个小姑娘踢得太重了。他疼痛得脸都变了形。他的美丽的妻子正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不敢看这惨痛的一幕……
不少人互相对视着，眼里含着惊恐。
恩布赫低声说：“米西格这下子真的够呛了……”
一群男人围住蹲在地上的米西格。
米西格紧闭眼睛，咬着牙，大脑袋垂得很低。他双手捂住下身，一个黑脸汉子劝道：
“米西格呀，你就是这不服输的个性害了你啦，不然，怎么会挨今天这个黑心脚呀，看你以后还抖不抖了。”
人群中一片窃窃私语，说米西格从此完了。
“你怎么知道我再也不抖了呢？我错在哪里？如果以力服人，人们只能口服心不服。”他咬紧牙关，艰难地站了起来。
“米西格呀，说话软着点，你又掉不了几块肉。你要是伤个好歹的，以后怎么做人呀！连个男人都做不成了！”
他咬咬牙，挺直身子，一脸的凛然之气，说：“那你们说，我真的说错了吗？为什么‘土法上马大办钢铁’，明明是劳民伤财嘛。那一年，哪家不是把铁锅、连同切菜刀都捐了，丢进土炉子里烧化，说是放卫星。开玩笑！卫星上天了没有呀？胡搞！事实证明，搞不下去了嘛。你说搞公共食堂，结果弄得老百姓都没饭吃。再说大跃进十年超英赶美，怎么样呀？更加一穷二白。怎么可能一口吃个大胖子？浮夸吹牛说大话嘛。你们当是三年自然灾害？我看主要是人祸，为什么不实事求是？捏着鼻子哄嘴巴，哄不了眼睛呀。”
“所以你就反党反社会主义！”
“没有。只是有不同认识罢了。”
“你别狡辩，你就是想叛国投修！”
“不是，我父母全在蒙古，我想念他们是人之常情，想念父母就是叛国投修吗？”
“米西格，贫下中牧不听你的煽动，现在不许你说话。”
“有理怕什么人说！”
依其玛拼命挤上前去，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哀求道：
“多怪！多怪，多怪挫！”（别讲，别讲，闭嘴坐着。）
我发现，米西格的衣领子，竟然洗得很白。草原人一件新衣穿到旧穿到破都不洗。米西格的内衣领子比北京知青的都白，起码是比余汝明讲究。再向下看，米西格的袍子针脚细密，衣衫整洁，腰带扎得极讲究，蒙靴衬袜的花边绣得极精美。紧紧依在米西格身边的依其玛，同样干净利索，皮靴擦得一尘不染。她头发梳得很讲究，还抹着油，粗黑的长辫梢上扎着淡绿色蝴蝶结，银耳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仅仅从他们的衣着上就能感知，这一对夫妻是多么出色，多么幸福。可是，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是为了什么？为了能说句真心话吗？……
余汝明轻声说：“这小子，真有尿！都这样子了，还嘴硬，教训，教训呀！有勇无谋，傻瓜蛋一个……”
我很惊奇，米西格是蒙古人，他汉语说得跟他的蒙语一样流利。他为了让北京知青了解他，不嫌麻烦，用蒙语说完立刻再用汉话说一遍，就像同步翻译一样迅速，不留痕迹，真的很高明呢。
批判大会结束了。主持者通知说明天继续进行“破四旧”活动。
文旭大声告诉知青们，散了会到他的蒙古包去，召开知青会议。知青们的马队，浩浩荡荡，朝文旭的蒙古包进发。几个牧民小伙子也跟着起哄，一窝蜂跑下坡去。
二十多人，挤满了蒙古包。包外的围毡全卷了起来，透过哈那壁的网状木棍，可以看到辽阔的赛瀚高勒平原和水泡子。包里收拾得很干净。石梅和文旭都酷爱整洁，陈设与众不同，令知青们羡慕不已。石梅满面笑容，忙着烧茶，用暖壶里的开水烫洗碗、筷，搬出手扒肉、果子、炒米、自制奶豆腐……会议开始了，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静听两位知青领袖的发言。
正在这时，牧场派出所的阿尔腾来了，坐在蒙古包的门口。一脸的诡秘。大家很欢迎他，他伸手接了石梅递给他的奶茶，说是顺路来看看，正碰上就列席吧。大家继续议论纷纷，指责那个野姑娘，说米西格太顽固，太大胆，嘴大硬。袁宁称赞米西格是条好汉！余汝明点头赞同。石梅说，真没想到，草原上居然还有这么有政治头脑的人，看来，咱们把草原人估计过低了。
王大可说：“你瞧他那副硬骨头，宁折不弯呐！”
冬力布和桑杰不懂汉话，听得直眨眼。曼土坎懂汉话，最和知青们亲近，此刻也来了劲，说：别看今天大家批判米西格，其实，咱们草原人没有谁比得上他的能力，你们去他家，看看墙上挂的照片就晓得了。恩布赫书记的资格哪儿能与他相比。米西格从小就参加解放军，后来上呼和浩特干部学校学习，成绩总是第一。他还是呼和浩特的长跑健将。他是我们草原的骄傲，人人敬重他。从前，他说话最算数。可以说，咱们草原上除了敬菩萨，就是敬重像米西格这样的人。依其玛是巴音淖尔草原上最漂亮、最出色的姑娘，非常骄傲。米西格一回草原，依其玛就嫁给了他，那时，谁要是嫁给了他实在光荣。老人们说，依其玛是个仙女，又漂亮又能干，针线活儿在草原上数第一。姑娘们都羡慕她嫁给米西格。后来，呼市干部学校将他定成了右派，历次运动都少不了斗他，他都不服。咱们草原上的人说不过他，斗斗就算了呗。今天谁知道那野丫头是怎么搞的，太不像话。”
余汝明乘机将话引入正题，从野姑娘踢人讲到牧民中存在的流氓无产者因素，讲到抄家中的种种错误倾向，说着，他向我递了一个眼色。我会意，立刻举手要求发言。文旭挥手让我说话。我清了清嗓子，故意很沉重很愤慨地提到余汝明的指挥不利，没能及时引导牧民和知青，在抄家中有违反政策现象，并且知青也有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情况，例如将抄家物品据为己有，抽牧主家的烟，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流氓打劫者，如不改正，将影响小队的声誉，影响草原运动深入健康地发展，我越说越上纲，说得自己脑门都冒了汗，最后，话题一转，指出一切错误的根源在于余汝明的领导失误。
我的言辞太激烈了。
大家都在注意余汝明的表情。
余汝明沉吟良久，表情凝重，口若悬河地谈了起来。他态度极为诚恳，自我检查，自责自批，痛心疾首，不时地狠斗自己灵魂深处的私字一闪念，甚至旁征博引，上挂下联，那种虚怀若谷的胸襟，使大家感动万分。相比之下，没有准备的文旭，自然见拙了。
一个无心，一个有意。我明显感到余汝明心术的力量。他能在言谈中影响大家的情绪，控制事态的发展方向。后来，会议决定，从明日开始，知青们要严格遵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并将知青抄家的全部物品登记入册，同时译成蒙文，统一交由贫下中牧保管、处理。抄家记录一式两份，牧民领导班子和知青代表各执一份，连同抄家物资一并上交。这一切执行工作依然由文旭全面负责。
会议结束后，旁听的阿尔腾连连点头，说没有想到北京知青这么有纪律，这么能自我批评，怪不得处处行动一致，外面对巴音淖尔知青的传说有许多是不准确的……大家没有在意阿尔腾的话。
回家路上，余汝明一直低头沉思，表情严肃。他对我今天的表现基本加以了肯定，说语言措辞显得单调了些，是水平问题，有待加强学习，要真正多读马列的书，真正弄懂思想精髓，目前强求不得。
到了包门口，他下了马，坐在包外的小板凳上想心事。一只狗走了过来，静静地吃地上的羊骨头。余汝明忽然站立起来，抓起小板凳，对准那只狗狠狠砸下去。小狗顿时歪倒在地，低声惨叫着，从地上挣扎着站立起来，歪着脑袋，奔逃而去。我惊异地望着他。他的面色惨白，目光晦暗，冷冷说：“完了，完了，一定是桂克勇完蛋了，他死了！”
余汝明没头没尾，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来。我问他怎么忽然提起这个人来？他说：“你怎么一点敏感性都没有呢？没灾没事的，派出所的人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你没注意阿尔腾的表情？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一定有事。咱们知青会有什么事？除了桂克勇那件事，还会有什么？一定是桂克勇出事了，事不会小，一定是他死了！如果是这样，可就麻烦了！”
“你为什么肯定他一定会死？”
“你看到那只狗了吗？只打了一下，就成了那个样子。那天教训桂克勇，他正在睡觉，枕边放着匕首，看样子，这小子早就估计到会有这么一天。王大可那天在场部，挨桂克勇打挨得最惨，最想报仇，反应也快，先下手为强，上去就当头一棒，把桂克勇打倒在床上，大家上去打屁股，。他伸手摸刀子。雷幼月怕他动刀子，立刻抓起小板凳，照他脑袋上就砸，连砸了几下，他倒了下去，我们连忙往外撤，退到门口，看到他又坐了起来，摸摸脑袋，摸摸腿，我们才跑了出去。大家都以为没事了，看样子，这种疏忽可能闯了大祸……”
姜志毅圈马回来，闻言道：“老余，瞎操心什么呢？自己吓自己。”
“你难道没觉出阿尔腾的表情反常吗？”
“老余，你这人比别人多长几个心眼，太过敏了。”
“不信？你等着瞧吧。”

阿尔腾在队里转悠了几天。
余汝明说，“山而欲来风满楼”。
抄家的“破四旧”运动终于过去，草原又恢复了平静。
过了数日，一辆吉普车开进赛瀚高勒草原。在牧民眼中，能坐吉普车的人是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人来了，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了。
从吉普车上跳下来两名荷枪实弹的军人，随后，下来一位派头十足的大达勒嘎（官员）。他们是从旗里直接来的，一身旗达勒嘎官气。达勒嘎通知巴音淖尔首脑恩布赫，要召开大会，有重大事情公布。一会儿，人们便聚齐了。席地而坐。阿妈端了奶茶给两位小战士和所有的 来宾喝。
会议开始了，旗达勒嘎倒背着双手，挺胸凸肚，威风凛凛地宣读了旗革委会文件，宣布要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宣告“公安六条”的新规定，指出现行反革命比历史反革命危害更大，要重点打击。旗达勒嘎讲完，斯沁讲话，用的是蒙语。知青们不晓得他都说了些什么，却见牧民们脸色大变。接着，旗达勒嘎用汉语宣布：三个牧业队的群众组织“红日战斗队”是反动组织。在反动组织的指使下，北京知青进行了反对新生革委会的反革命活动，并且殴打致死捍卫巴音宝力格新生革委会的革命勇士桂克勇。最后，达勒嘎加重语气，一字一顿地高声喊道：
“现在，将反革命杀人犯王大可逮捕归案。把他铐起来！带下去！”
两位士兵立刻直奔王大可。一个士兵掏出亮闪闪的手铐。派出所的阿尔腾早已立在王大可身后。大家毫无准备，但是反应迅速，袁宁、张松林、苏子义、李世聪立刻护住了王大可。两个军人也不相让，拨开知青们抓人。王大可根本不躲，直挺挺地站立着，大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全体牧民都从地上站了起来，老额吉、阿娘们在掉眼泪，尼玛阿娘、挝姬阿娘、奥玛额吉、依其玛阿娘、鄂力阿娘……纷纷围了上去，白发苍苍的老额吉拉住了小战士的手，掉着泪对他说：
“米尼乎，米尼乎（我的孩子），你们和北京苏和同是兄弟，兄弟之间不要动手，那个该死的桂克勇，是他先干了坏事，打了人，是咱们玛力沁亲眼看见的……”
牧民们异口同声，说：“不要抓我们的苏和同，他是好人，他是我们玛力沁的孩子！”
两个战士真的住了手。大家纷纷抗议，质问说，三个牧业队的贫下中牧，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为什么是反革命？斯沁说：“全国正在批判反动电影《红日》，你们的组织还用这个名字命名，所以是反动组织。”他双手又腰，一本正经。
牧民们全傻了眼，不知如何反驳。
终于，恩布赫挤出一句话来：“我们不知道《红日》被批判了。”曼土坎大叫：“那红日就是红太阳的意思，毛主席就是不落的红太阳嘛，你能说红太阳是反动吗？”
斯沁说：‘“不准混为一谈。诡辩！”
几个在牧业队有头有脸的当家人开始向抓人者陈述知青们打桂克勇的经过和原因，又说学生反对的不是革委会，而是反对少数人乱夺权，不同意那几个小野心家独霸革委会权力，桂克勇不是保革委会，他反朝鲁书记，朝鲁书记是好干部……越扯越多，会场全乱了套，好不热闹。
旗达勒嘎一时六神无主，束手无策。
恩布赫过意不去，请他去蒙古包里喝茶。
那边，奥玛额吉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茶饭。
席间，恩布赫动之以情，对达勒嘎们费尽口舌，终于使他们悻悻离去。
大家好一场虚惊。
王大可没被抓去，使知青们十分庆幸而又忧心忡忡。牧民们更是走到哪里都一再辩白，说：“我们不是反动组织。”“天上的太阳不是叫红日吗？红太阳也反动？”人们不能理解，几天前还在专阶级敌人的政，斗争“五类分子”，自己怎么也会突然要被人专政了？人世间的变化太快太莫名其妙太颠三倒四了。
余汝明说，暂时他们不会来了。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想想对策。闲暇时间，他开始看起小说，枕边总摆着一本《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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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彬去北京探亲回来了，带来大包小包的东西：酱油膏、醋精、干辣椒、奶糖、卫生纸，还有给牧民带的五彩丝线、郝勒盖（做蒙袍用的金银丝线花边）、各色花扣、马头琴的琴弦……像搬来一个小杂货铺。大家一边围观，一边请他讲新闻。他说北京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人人紧张。姜志毅问，“哥们儿，现在那些没下乡的人怎么样了？”
“灰了呗，特别是那些个小联动们，他们现在给人治得蔫了。唉，现在女联动不留大光头了，改梳小刷子，在脑勺子后翘着，特短，溜溜齐。嘿，还听说呀，现在老红卫兵里有圈子了。”
“什么圈子？”
“人圈子呗。到了晚上，路灯底下站着一个穿旧军装、梳小刷子的，围一条李铁梅那样的大围巾，围得只剩两只眼睛，在等什么人，那准是一个‘圈子’。”
“真的？”一群傻小子认真地问。
“可不，我还亲眼看过呢，男的过来一搭肩，圈住她的脖子，女的就跟着去了，这就圈进去了，所以叫圈子嘛。”
王大可说：“瞧你说的跟真的似的，要是那男的是那女的哥哥呢？”
“哈哈……”大伙儿好一阵子乐。
笑够了，胡敏叹道：“这一批人，曾经多么不可一世，全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啊，如今堕落到这步田地。”
肖彬的消息是准确的，北京城果然在搞清理阶级队伍，清得鸡飞狗跳。过了几天，草原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余汝明日盼夜想的铁哥们儿——霍仁倍。
他是逃难来的——逃避清理阶级队伍的狂风暴雨。
他站在蒙古包门口，一张苍白的方脸，目光冷漠，脸绷得紧紧的，似乎永远不会笑，天生一头卷发，不像纯种汉人。他手里拎着鼓鼓囊囊的帆布提包，穿一件旧绒衣，皮笑肉不笑地同我们打招呼，然后进了蒙古包。邻居们纷纷来看这位远方来客。霍仁倍表情生硬，在地毡上半跪着还礼，依然皮笑肉不笑，整个面孔有一种面具感，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奥玛额吉悄声问我：“长征姑娘，这个人是个坏人吧？”
“不是，不是。”我立刻解释说。
挝姬阿娘说：“这个人眼露凶光，不像是好人。”
尼玛阿娘也来了，说霍仁倍不像是好人，还说千万要小心这个人。
于是，我留了心，但是，怎么也看不出霍仁倍像坏人。况且，他是余汝明的好朋友呢。
翟仁倍特勤快，当天就帮着干活，第二天就赶羊、放羊，像来插队落户一样，样样事动手去做。没几天，他就跟余汝明不分上下。我的小阿力克成了他的专骑，由他饲养。阿力克长得又漂亮又乖，人见人爱。霍仁倍也说喜欢它，但是认为它不漂亮，像个马戏团小丑，骑了去放羊，自己也像马戏团里的人，很没面子。文旭说阿力克的白蹄子很像芭蕾舞鞋，干脆叫它芭蕾好了。于是，阿力克又多了个名字——芭蕾。
后来，北京又来了两个同学，是利用七、八两个月的暑假来草原玩，也住进我们蒙古包，我就搬进哈马车去住。我的小马阿力克成了“公共汽车”，由北京同学们共同使用。同学们又要帮助做事，连我给羊下夜的活儿也被他们代替了，我就专做炊事员，拾牛粪、打水、烧茶，倒也轻闲。小阿力克的名字又改成了“万人骑”，谁想骑就骑，所以，“马善被人骑”——真是那么回事。
自从白露萍来信引起的风波过去以后，我心里依然留有伤痛，常常头昏，只要余汝明说一句不合适的话，就特别难受，想掉眼泪。他说我跟林黛玉似的，小心眼儿。我很少梳头了，无心收拾自己，得了心病。一天晚上，灯光将我的一头乱发照在哈那壁上，影子摇曳晃动。余汝明在灯下看书。瞿仁倍坐在我身后，对着壁上的影子自语：“这影子是不是叫人毛骨悚然？看这一头乱发，像不像精神病患者？长征，你有了病，我看……还是治治吧。”
“我总是头昏，是不是可以用新医疗法治治呢？”其实，我是明知故问。翟仁倍开始翻提包，取出银针，消了毒给我扎起针来，说是可以治神经衰弱。余汝明在一旁冷冷地注视着，等瞿仁倍施治完了，才将眼睛从书本上抬起，说：“不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吧。针灸和中医一样要辨证施治，头痛不扎头，扎手上列缺、合谷穴，再配足三里；或用另一组，扎头顶正中的百会和太阳穴，两组各选一二针就行了，全身调理才能好。”他只是说说，并不动手。翟仁倍斜视了他一眼。两个男人的目光碰撞在了一起。翟仁倍的眼睛里充满疑问，在学校里的佼佼者，为什么成了这种半疯半痴的模样？我感到，霍仁倍的目光像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变化，可以说判若两人。
这些日子，文旭常常光顾我们包。他和余汝明整天在一起运筹什么。每当他到来了，包里便充满笑声，知青们也常来坐一坐，吹牛聊天。文旭与人见面熟，极具亲合力，组织能力更是非凡。余汝明则是智多星，善于出谋划策。他们二人一唱一合，配合默契得天衣无缝，因此，十二小队的行动总是有理有利有节，出师必捷。大家对他们心服口服。文旭进进出出，包里每样东西记得清楚，吃用全是自己动手，记忆好得惊人，事事过目不忘。“真佩服他的记性，”我这样说。余汝明道：“你认为他记忆太好，那是因为你自己的记忆太差。你呀，比谁都笨，都傻！”
我心里十分难受。可是，从前，在上千人的学校里，只有我一人是少先队大队主席，到艺校又是团支部书记，为什么在余汝明面前，我便一无是处？渐渐地，我从自信到自卑，甚至开始自弃，这都是为什么呢？
这一天，文旭骑马奔来，几乎撞在了我们的蒙古包上。他骑的小红马，四蹄像没有长结实，趔趄着，前后踱步，不准文旭下来，好大的脾气。文旭对准马耳朵狠咬一口，马顿时老实了。文旭下马，进了包。余汝明嘲笑他，这叫什么骑术？还带咬耳朵的？文旭笑道：“什么骑术，驯生个子的特殊骑术，因为这小家伙太厉害。别笑我，你余汝明未必敢骑。你当这是什么马？是生个子，没人驯过。这儿的男子汉，谁会驯生个子谁英雄。怎么样，你看这匹马驹子，多棒，驯好了，就是我的啦。这儿的规矩，谁驯的马谁骑。老余，你不去试试？”
余汝明也不相让，说：“不就是驯生个子吗，看看就会了。”
文旭道：“瞧你牛气的，明儿看你驯一个。”
抬着杠，喝着茶，两位牧场的知青领袖人物对外一致，内里却总较着劲儿。
文旭健谈，说起小学时的趣事，上课爱做小动作，总被老师罚站，或罚削铅笔，因此，他削的铅笔全班第一好。但是，多动症难治，屡教不改，常常给前面的同学背上画小王八，或用白纸条给粘个小尾巴，下了课，便会引得大家轰然大笑。于是，老师在课上专点他的名问答，他无一不会。老师无奈，只好将班上最好的学生一一少先队大队长石梅安排成他的同桌，以便管住他。不料，石梅管来管去，两个人就好上了，一直好到现在。“管成了我的媳妇儿，”文旭说着就开心地大笑。他真率直，坦白自己的人生，又开门见山地问我的经历。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文旭说：“你应当好好总结教训，为什么总是好学生犯路线错误，造反派却大多是学校里的淘气包。你们的思维方式大因循守旧，所以保守，所以惟命是从，所以奴隶主义，盲目服从，盲目执行。像你们这样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会很难适应。总而言之，从历史看现在，淘气包大大的好……”
我被他数落了一顿，仔细想来，觉得很有道理。

盛夏过去了。那达慕似的聚会终也散场。各牧业队都在搬家，迁移到秋季草场。
余汝明常常去驯生个子，我知道，他一定又跟文旭暗中较上了劲。现在，包里来了几个北京同学，一切都感到新鲜，争着去放羊。余汝明便腾出手来，整天跟着小马倌儿们去马群里搅和，学套生个子，看小马倌驯那些刚长大的马驹子。
我除了与同学轮流给羊群下夜，白天去组里剪羊毛，就待在包里做家务事。现在，我觉得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不光是神经衰弱，很可能是得了草原特有的“布鲁氏杆菌”病，整天发烧，头昏，全身关节酸痛，软弱无力，很难受，只想睡觉。此病一般是由新生羊羔羊水中的病菌感染，国内尚无建立常规诊断方法，牧区的条件更差，无法确诊。医生只能凭经验去估计，然后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没有确诊就不算病，病休一下，人家会说你懒。懒人在草原上受人蔑视。我只好硬撑着干活，可是，太累太累，走路都软得提不起精神。于是，心里更加伤感，没人关心没人疼，真的总想哭。我常常痛恨自己不坚强，强迫自己不在乎，可是，身不由己，天天发着低烧。如此半死不活的状态，我心里很难过。现在，余汝明根本懒得跟我说话，我知道，他心里有别人。我好伤心……

又是一个早晨，朝霞染红了半个天空，太阳淹没在血红中。空气里，浮荡着浓重的潮气。草原上湿润润的。人们都出去干活了。我在包里剪裁衣服。这几天，我跟着挝姬阿娘学缝蒙袍，手艺大有长进。要想在草原上生活下去，首先要做御寒的蒙袍，会缝四季衣服。现在的季节是先做秋季穿的特利格（棉袍）。这里，只有我一个女生，缝纫大事，我自然当仁不让。于是，我整天去阿娘那里，盯着看她穿的袍子，琢磨该怎样剪裁，铺棉，缝滚边儿；还买了天蓝色的绸子，做镶边，自认为做出来的袍子会比牧民那种花花绿绿的花边好看。汉人喜欢素雅的色调。挝姬阿娘拿了一块烙铁来我的包里。这种烙铁只比火柴盒大点，尖头，连着长铁柄，用时，将它插进火炉里烧红，捏着长柄拔出来，再放入水里冷却，就不会烫坏布料了。阿娘教我烫花边，剪裁，将花边镶在衣襟上，然后便回去了。我专心地继续忙碌，干得津津有味。
包外传来马蹄声，时快，时慢，又是马嘶，又是鼻响，接着，听到一个女孩子在大喊：“长征，长征，快来，快来！”
我跑出包去，见是额仁戈比队的葛温温。她正骑在一匹蹦蹦跳跳的马上，冲我大叫，胯下的小马正在发疯，原地乱蹦，左扭右晃着，前后蹄轮着颠，脑袋摇摇摆摆，浑身上下没一个地方老实，一门心思要把温温摔下去。温温想下来，正在使尽解数征服它，叫道：“长征，快来帮我抓住马耳朵，这家伙大淘，不让我下来，它就怕扭它耳朵。”
我乘小马不备，突然伸出双手，抓住它的耳朵，使劲扭住。它果然动弹不得，原地肃立。温温乘机跳了下来，抓紧笼头，将它拉到车轮旁，牢牢拴住。小马撑开四肢，拼命挣扎，拉得架子车哗哗响，幸亏牛皮笼头很结实，挣扎是徒劳的。
温温用袍袖擦去额上的汗，拉着我进了蒙古包，说：“长征，你看我驯的这匹生个子怎么样，漂不漂亮？典型的枣红马。你瞧它多俊，多好看的身材，多美丽的双眼皮、大眼睛。它还没断奶呢，特淘气，马倌套它的时候，拉断了好几根马杆呢，硬是让我给治住了。怎么样，还不替我庆庆功。”
庆功茶是现成的。她脖子一挺，将茶灌进了喉咙。我说：“温温，你真跟个小伙子似的，驯生个子，胆子也太大了。我看这小家伙野性还在，你骑它出来，半路上摔坏了怎么办？它要是跑了，你可就惨了。草原这么大，又容易迷路，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我就是要骑它出远门，全面驯驯它。”
“温温，你真行，这种事也跟男同学比。”
“嗨！咱们女生就是不比男生差，于小娜你认得吧，她多秀气，驯起生个子来，虎气着呢，男生根本不是对手。”
温温一来，蒙古包里便热闹非常，笑声冲天。余汝明回来了，人没进包声音先飘进来了：
“温温，哪阵风把你给刮来了？走这么远的路，不怕在外面出事呀？”
“嗨，谁出事也轮不到我呀。”温温道。
“温温，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选这天气出来呀。”余汝明进了包，声音带着讥讽。
“这天气怎么啦。”
“你看，马上雨就来了。‘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呀。’这一大清早就红霞千里，必有大雨下呢。”
温温咧咧嘴，表示不信。
正说话间，一声霹雳，从天而降，横空又是一道闪电。顿时，红霞无影无踪。天空沉暗下来，阴云四合。又一声炸响，惊雷贴着草地隆隆滚动，片刻，滂沱大雨倾泻下来。小小的毡包，顿时被淹没在大雨之中。
温温惊叫起来，连声说幸亏早来一步，好悬！言罢，一脸愕然地看着余汝明。
真是下雨天留客，于是，温温便跟我和余汝明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余汝明说，温温为什么叫温温，太不一般。温温道，那是妈妈嫌她太男孩子气，火暴脾气，一触即发，要温和，温柔，温温吞吞，温文尔雅，温良恭俭让，所以叫温温。余汝明说，“文革”了，人人改名字，这种不革命的怪名怎么不改呢。
温温道：“我才不随大溜呢！”
文旭躲雨，进了包，接着她的话说：“对，不用改，本来你脾气就暴，改了名字还得了。”
温温恼了，立刻瞪圆双眼，嚷了起来。
文旭赶忙赔不是，几句话就把她逗乐了。
余汝明怔怔地望着包外，又在想心事了。
雨后天晴，喝了午茶，文旭和温温告辞。温温上马，依然是我抓住马耳朵，它才老老实实。望着温温远去的背影，我真替她担心。万一她在半路上掉下来，又没人给她抓马耳朵，她怎么上马呢？余汝明说：“温温比你强，她不会出事的！”不知为什么，他一定要处处贬我。是的，我不如她，没有驯生个子。可是，他自己也没驯好生个子呀。我不服！我一咬牙，说，明天我也要去驯生个子！
姜志毅回来了，我就告诉了自己的想法。姜志毅惊异地盯着我看，一脸的嘲笑。
余汝明说：“你行了吧你，女生驯什么生个子，胡闹，你见人家温温驯生个子，你也要驯，一点没个性，你那身体，颠没两下子不散了架才怪。”说完，他扭头告诉姜志毅，明儿顺便把他驯的那匹生个子牵来。他说时，一脸的骄傲。
我驯生个子没戏了，便把心思放在给瘸羊疗疾上。我在准备“六六六”粉，明晨再用水调成浆备用。次日清晨，恩布赫骑马进了羊圈，抛出套马索，将瘸羊套住，我上去按住它。余汝明也过来帮我按住乱踹的羊腿。我仔细寻找伤口。伤口在蹄子两瓣的夹缝中，烂了一个洞，里面挤满了肥蛆，密密麻麻，蠕动着，恶心极了。我用细棍将蛆拨出来，掉在地上一大片，让太阳将它们晒干，然后用调好的“六六六”糊在伤口上。就这样，一只一只逮住，治疗。恩布赫也下了马，凑在跟前看，说，夏秋清晨露水重，一定不要早出圈，羊踩了容易烂蹄子，苍蝇专叮住烂伤口生蛆。发现瘸羊千万及时治，晚了伤口太大，羊活不成。他咦叨这些话，已经不知多少次，像个老太太。我一边听，一边又拨了一地的肥蛆，白生生圆圆滚滚的。余汝明叹道：“多肥的蛆，把它们洗干净炒炒吃，准特有营养。”
“别恶心我了，你当你的胃是厕所呀。”不知什么时候，袁宁也来了，伸长脑袋凑上前看拨蛆，一个劲儿叫恶心，却看得分外仔细。
“你小子没挨过饿吧，这东西要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是道好菜呢。那时候，专门有人用蛆做肉膏，据说营养成分比瘦肉还好。”霍仁信说。他怕蛆，站得远远的，却这般说话。
有一只羊，两只蹄子全烂了，蛆已经深入小腿里，很难治了。恩布赫说，像这样的羊只好杀了吃肉。我便用绳子拴住它，准备找时间结果它。
思布赫又说，牛背上也有寄生虫，应该治一治。余汝明说不用急，有一种鸟，专吃牛背上的寄生虫，其实，用不着拿“六六六”粉涂牛背。
治完几只羊，姜志毅来了，牵了一匹小海溜马。小海溜马的脑门正中长有一块白毛，像一颗星，通体是缎子般光滑的粟色毛，非常漂亮。小海溜马眨着眼，安静地站着，显得十分挺拔，余汝明果然好眼力，选中的马既英俊又温顺，就像他选爱人那么煞费苦心。
恩布赫和袁宁围着小海溜，拍它的马屁，夸它是匹好马。余汝明越发得意，眼里闪烁着自负的异彩。他理了理衣服，紧紧裤腰带，给小海溜马上下鞍。它低低地打着鼻响，表示不乐意。余汝明勒紧它的肚带，抓住脖颈上的鬃毛，骑了上去。他穿着蒙靴，重重地踢在了马肚子上。小海溜马长长地嘶鸣一声，两只前腿腾空而立，后腿旋转。余汝明险些被摔下马去，脸色顿时惨白，眼睛里充满恐惧。他双手抱紧马的脖子，全身贴在马背上。小海溜使劲地闹腾了几次，他立刻双脚脱镫，两腿收缩，紧夹马肚子，姿式奇怪而又狼狈地伏在马背上，惹得袁宁哈哈大笑。所有的在场者都笑弯了腰。余汝明却不笑，表情绝对严峻。他认为，自己的生命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刻，不仅不能笑，而且脸色惨白得发了绿。姜志毅见他如此恐惧，便收住笑，上前抓住马笼头，低声吼着，镇住了小海溜马。余汝明下了马，哺哺自语：“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能为逞一时之强坏了大事……”
袁大头晃着大头说：“是呀，是呀，再说你又不是马倌儿。他们那些人，马上的英雄，臂力特过人，肌肉特发达，暴发力特棒，最适合套马、驯马。咱们才来不久，肌肉还没练成那样子呢。”恩布赫也说：“不要紧，骑不了生个子，别硬骑，你看以得日扎布，骑生个子，被摔成了残废。这种事，千万别勉强。”
余汝明绿着脸，虽然不甘休，还是认了命。是呀，驯生个子，是莽汉的行当，属于匹夫之勇，他自我安慰着，让姜志毅把小海溜马牵回去了。
回到蒙古包里，余汝明跟袁宁、瞿仁倍乱扯，说牧民驯马有绝招，有的故意留暗号，不懂暗号的都上不了马。似乎，他的这匹生个子被谁留了暗号，驯出了坏毛病。这样说来说去，他的脸色才平静下来。
文旭来了。这些日子，他这个生产队长忙碌得很，总与余妆明在一起叽叽咕咕，没完没了。最后决定，去旗里、盟里直至呼市，状告牧场造反派抢班夺权，成立伪革委会，要求不予以承认，允许牧民民主选举出为大多数牧民拥护的新领导班子，并且为三个牧业队群众组织平反。大家委托余汝明、文旭、场里工人阶级代表韩智圣、牧民代表巴特尔，一齐进城，完成这项使命。韩智圣懂汉蒙语言，有他同行会有诸多便利。临走时，文旭将石梅托给韦强照顾，余汝明托瞿仁倍对我多多关照。北京同学的假期到了，顺路同行。他们组成一支马队出发了，渐渐消失在遥远的天边。

此后，瞿仁倍对我照顾格外周到，令人感动。我做饭，他就打水，我拾牛粪，他牵牛车，每天依然给我扎针。我变得沉默寡言，他便总是找些话题，讲些有趣的事，渐渐消除我对他的戒备。我感到，他在探知我心里的秘密。他说我变化太大太突然，时间并不长，怎么跟余汝明一下子发展成这么特殊的关系？我的骄傲和活泼哪儿去了？我的自信和理想哪儿去了？我的男孩子般的性格哪儿去了……瞿仁倍说，看见一个病恹恹的我，不免寒心和疑惑。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这些日子，我生活在余汝明的影子里，生活在他的伟大理想里，理应充满阳光和激情，但是，却如此痛苦和疲惫，甚至丢失了自己，不知所措。我不过是他的附属品、泄欲器，在精神上，我已经变成一个不会思索的躯壳。他根本不懂得尊重我，也看不起我，可是，为什么他还一定要我？我不敢细想下去，也没有能力深想下去，一切都不明白，一切都无法解释。
瞿仁倍试探着，让我说说心里话，可是，我不能说。别看我敢跟余汝明公开住在一起，大胆得出格，其实，我很封建，很传统，很害羞，我一直在跟自己的心灵痛苦地斗争着，很累很累。我惟一的选择是紧闭心灵的大门，守住最后的寸土。我不能理解，一个有志献身于伟大事业的人，口口声声为人民谋幸福，为什么在睡觉的时候，会让我先去睡暖他的被窝，等他做完了那事，就把我赤热的身子推进零下十几度的冰被子里突然冷却，这种残酷难道他不知道？一个被视作知青领袖的人物，为什么会如此心口不一？这是我的耻辱，怎么可以面对他人？
还有，这位知青领袖的共产主义爱情观，为什么令人如此痛苦。他同时爱那么多女性，每当他充满欲望地谈到她们，就会像锯子一样在慢慢地锯我的心。从此，我懂得了“折磨”两个字的含义。心灵的折磨，像磨盘在心上无休无止地磨，磨，磨得很痛很累……如果共产主义者的爱情都是这样，实在不可思议……我想不通，又羞于启齿，因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今天，“爱情”这个词是“黄色”的代名词，人人畏惧和回避。我的灵魂深处也害怕，人言可畏啊！
毕竟，我开始思索。我不能再对余汝明百依百顺了。我发觉，我十分可悲，已经成了他的精神奴隶，不仅虽生犹死，而且几乎被埋葬了一切……我必须反省。从前，人们对瞿仁倍保持一种距离，只有余汝明是他的挚友，到了草原对他朝思暮想，生怕他忘了自己。如今，这个瞿仁倍就在面前，对人十分友善，与他冷漠的外表很不一致……
整日胡思乱想，手里不停地搓着马鬃绳，无意地抬头，触到了一对火辣辣的眼睛，瞿仁倍正在盯视着我，已经入了神，对目光相撞竟毫无觉察，吓了我一跳。他依然定定地看着我。我被他看得心神不宁。他为什么要这样看我？这是一双炽热的男人的眼睛，我被盯视得真想立刻逃离蒙古包。话说回来，看人又不犯法，想看就看吧，我这样对自己说。以后的几天里，他总是这样默默地盯视我，话也少了。有一天，他对我说，男女恋爱应有竞争。我傻，听不明白。他跟我说话时，距离越挨越近。他近一寸，我就退一尺。我从他那双燃烧的目光中感到了什么，但是，我相信他，绝不往坏处想。
余汝明回来了，带回了种种新闻、调查材料。他的情绪并不高昂，上告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他一回来，蒙古包里立刻聚集了许多人，有知青，也有牧民。他的确是一个很有号召力和凝聚力的领袖式人物。蒙古包里，人们进进出出了几天，终于安静下来。他的目光开始转向我，观察我的一切。
一天去拉水，瞿仁倍与我同去。回来时，我发现，自己的日记竟然在余汝明的手里。他一脸阴云，盯着我看，又盯住瞿仁倍的每一个动作。他开始去放羊。让瞿仁倍守在家里，说中午有事，不回来了。中午，我正在煮茶，他突然出现在蒙古包门口。此刻，童君正在喝茶，瞿仁倍坐在蒙古包的一角，依然默默地盯视着我，入了神，四周的一切全不觉察。余汝明悄悄走到他身旁，默默地观察着。瞿仁倍依然如故，目空一切地盯着我看，让我难躲难逃。这样，过了几天，余汝明也沉默了。一切都在无言中。余汝明的情绪在静静地变化着，只有我看得出——女人天性敏感，男人粗心，只顾他们自己的感受。
入夜，余汝明在我身边躺下，我用背对着他。他抓住我的双臂，将我拥向他。我将他手臂挪开，告诉他，今天不舒服。他眼里射出恼怒的光，但是，并未发作。我学会拒绝他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瞿仁倍说过，不能让他太霸道了。说得对，瞿仁倍还说，没有想到余汝明对女同胞会这样专横，过去，没有看到他的另一面，大男子主义这么严重，竟然将一个骄傲的公主折腾成了痴呆症。他的这些话，我理解了。我开始注意，自己的头发确实蓬乱，衣服也不换洗了。南方带来的衣服，大都是短袖衣、小绸衫儿、短裙、短裤，搬家频繁，丢失的丢失，送人的送人，没剩几件。余汝明拿去两条内裤，说我太奢侈，居然还穿花裤衩，暴露了非无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小姐的表现。他说，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他就从未穿过裤衩。人为什么要穿裤衩呢？于是，我的内裤就成了他的。在他眼里，我的一切都是他的，我所有的东西，他皆有权享用和共产，不必商量。现在我才想起，好久不洗内裤了。我原本极爱干净，不换内裤怎么行？可是，他快把我的内裤穿破了。我应该再缝制一条，有些不能穿的短袖衣，完全可以改成内裤。
第二天，我便开始动手，对他的指令不再百依百顺，瞿仁倍也一唱一和地给我打气。余汝明更加注意我的变化，也在注视瞿仁倍的一切。余汝明也开始变了，不再天天嘲讽我，不再肆无忌惮地指责我大傻瓜、没头脑、心眼儿小……他极小心地对待我，一如他最初追求我时那样，他又邀我跟他一起放羊了，像在苏陶勒盖山下，我们一起给小羊羔们起名字时那样……他常常谈我们俩热恋时的故事，他好久没有对我说过这么多的话了。他似乎在找回什么，对我的殷勤又似乎过了分，而且，他与瞿仁倍之间开始有了摩擦。
这些日子，余汝明几乎天天要我陪在他的身边，还常常问道：“我不在的时候，瞿仁倍没把你怎么样吧？”我愕然地望着他，问他怎么可以这样怀疑自己的朋友。
他吞吞吐吐地说：“他看你的眼神不对，一股邪气。你知道男人盯女人的含义吗？你不知道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人都很邪，你懂吗？”
“我不懂。”
“唉呀，我的让人又气又爱的傻丫头哇！”他没像从前那样，拼命地搂住我，在脸上乱吻乱咬。他知道，我对他已经有了一种界限，他不敢冒昧逾越。他明显地在克制自己的冲动，规规矩矩地坐在一旁，揉碎了一株小草。马儿垂着头，在不远处静静地啃着草根，羊儿散开得像一片白云。十九岁的我——涉世不深的我——又被他迷惑了。
放羊归来，瞿仁倍已做好了茶饭。童君、姜志毅、杨亦森正聊天。开饭了，喝茶、侃大山。瞿仁倍说我们赴边后，全国掀起了“文攻武卫”高潮，各地抢枪成风，有的城市还出动飞机、大炮打派仗，比起最早武斗的江城——工人战斗队的原始长矛先进一千倍。大家说，那些在派战中阵亡的人算什么呢？是烈士还是英雄？如果算烈士，那么另一派一旦翻了案，又得挖坟鞭尸。两派打来打去，全说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其实，这样去送死，太不值了。
姜志毅说，幸亏咱们走得早，躲开了武斗。
杨亦森、童君和我都觉得没经过武斗场面，多少有点遗憾。
杨亦森说，串联时，他去了西北，正遇上一场枪战。他找到初中同学时，那个男孩子已经中了流弹，倒在窗口的机枪旁。杨亦森将他背回宿舍，男孩子的背、胸都中了弹，血流如注。学校里的教职员工早已逃光了，找不到校医，他便撕掉自己的衣服为男孩子包裹伤口。男孩子在奄奄一息中，声音微弱地夸耀说：“你看，多好的一挺机关枪，是那天‘文攻武卫’抢的解放军的枪，只要中国不变色，死又何所惧，一片丹心朝阳开，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照样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着，他死了。天黑了，月光凄冷，照着他年轻的躯体，一张稚嫩的娃娃脸上没有了血色。他才十七岁呀。杨亦森流着眼泪，将他背到学校的后操场，那里耸起许多新坟。一个老校工帮着他，埋葬了这个儿时的好朋友……
他叹息道，人们为什么要那么疯狂呢？为了一种思想，人人不顾性命，死掉这么多人，这个账应当算在谁的头上？他们究竟算不算烈士？
大家都说，当然不能算，谁又知道谁捍卫的是真理呢？白死嘛！
瞿仁倍转移了话题，眉飞色舞地说：“现在部队战士也变了，造反精神特强。”
“部队要什么造反精神？部队就是要搞愚兵政策才对。”余汝明武断地说。
“愚兵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部队也要造反，我待的那个连的战士造反精神就特强，战士敢打指导员。”
这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想起了被打瘫在床上的父亲，顿时激起一股火气，反击道：
“瞿仁倍，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打人并不代表造反精神，共产党部队不是国民党部队，应当团结友爱，绝不应拳脚相向！”
我知道，我言重了。可是，我绝不允许有人诬蔑咱们的军队。战士与干部应当情同手足，不能相互殴斗！
我第一次与瞿仁倍发生了口角。我一直是很敬重他的呀。这样一争，我开始反思，他值不值得我敬重？为什么牧民们都说他是坏人？他又为什么赞美军队内部相互斗争？于是，我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又紧绷了起来。
瞿仁倍看着我，目光里含有难以言喻的复杂成分，久久无语。他跟余汝明一样让人难懂。想不到，这么多天培育出来的信任，一瞬之间，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余汝明把我拉出蒙古包，走了很远，抚着我的肩，说：“长征，你终于看清瞿仁倍没有真正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本质了吧？阶级斗争不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行吗？我相信你的无产阶级天性，你会自觉抵制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侵蚀和错误，所以我选择了你。”我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被他吹得又不认得自己是谁了。我真的有那么好吗？一次无意识的口角，一下子被上升到这样的高度，真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望着满天星斗，我似乎又回到那种虚幻的境界中。我发现，余汝明与瞿仁倍牢不可破的友谊不过如此。朋友之间，不是应该肝胆相照吗？
当秋风浩荡时，瞿仁倍收到了一封北京来信——学校“三人小组”的另一人——申实来信。信中说，北京的清理阶级队伍已经结束，同学们面临分配，劝他速速回京，信中还祝福余汝明和我“幸福美满，白头偕老”……看了瞿仁倍递来的信，余汝明目光灰暗下来。瞿仁倍喜形于色地收拾行装。他将要去一个干事业的地方，而我们将永远留在大草原上放羊，也许余汝明是对此有所感触？余汝明备了马和奶制品，送走了瞿仁倍。
余汝明一乘人马从场部回来了，他手里牵着带鞍的阿力克。骑在阿力克上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心中像缺少了什么，替我撑腰的人走了……可是，为什么要别人撑腰呢？过去，我的腰板不是挺得直直的吗？为什么需要别人来支撑呢？
他进了包，将我紧紧抱在怀里，让我喘不过气来。
“长征，长征……”他一声声呼叫着。
“他走了？”
“不提他！”
他吻住了我，过了许久才松开，目不转睛地看我，说：“长征，我的傻丫头，你不知道，这么多天，我心里是怎样的难过？我生怕他抢走了你。”
“不会，他不会，他是看不惯你欺负我。”我冷静地回答。
“怪我脾气不好，你要原谅我，我是真心爱你。你不知道，他跟你一唱一和时，我心里是多么难过。”
“不！你不是真心的爱，你还有别人……”
“傻丫头，你想到哪儿去了，对白露萍她们，我只是说说而已，我真的去追求她们了吗？没有呀。我还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她的出身注定了她不能有什么政治前途，作为以革命事业为终身职业的我，肯定不会选择她的。我不会因小失大，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以为你就不再计较了，没想到你还这么计较！”
他又反败为胜了，噎得我说不出话来。
“长征，你难道看不出瞿仁倍对你不怀好意吗？”
“不！他对我好，是想帮助我，因为他讲义气，这也是你对我说过的，所以他打抱不平。”
“的确，我有时粗鲁，但是，你是我老婆嘛，虽然没有登记，那不过是一张纸嘛，没有意义的。咱们对天起过誓。古人结婚登什么记，不就是拜拜天地嘛，咱们也算拜了天地的。我脾气不好，可是，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计较，更没想到——瞿仁倍一一我最好的朋友，弟兄，偷偷地破坏我的家庭关系，竟然对你垂涎，真太孙子了！真让人痛心呀。没想到他是这么一种人。幸亏我回来了，如果时间再长一点，他多耍些诡计，就会占有你啦，我的傻丫头！”
“不会，我不会再和第二个男人的。”
“唉，你是不会，可是他会想办法的！你不了解，男人见了喜欢的女人会不顾一切呢。为什么欧洲人讲决斗，你死我活，你懂吗？普希金就是为了他的妻子与人决斗死掉的。说实在的，我也曾有这样的冲动呢，你懂吗？”
“我不理解。”
“唉，傻丫头，让人不放心的傻丫头哟，幸亏他走了，一切都平息了，不然就危险了。”
“什么危险不危险，就你们男的事儿多，心眼儿多！”
“头发长，见识短，女人啊女人！”他又长叹起来。
“哎，你为什么总是不提申实呢？他也是你的朋友嘛。”
“他是个大野心家！我警告你，千万别跟他联系，他不是好人。”
我睁圆了双眼，怎么，三人小组中还有一个大野心家，真让人震惊。那么，他们三个人是怎么凑到一起的？怪不得他们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呢，连他们自己都这么人心隔肚皮。
“此人不除，必有后患！”他说得很轻，却如雷贯耳。
我一脸的愕然。
“你千万别上他的当。他口是心非，阴险狡诈，你最好别接近这个狼子野心的小人！”
我觉得好笑，明摆着我并不认识申实呀，再说，内蒙古与北京相距遥远，于是，我笑了，说：
“你不用怕他跟我接触，他没有来内蒙古呀，这不正好省了许多麻烦，对吧？”
他也笑了，说：“傻丫头！一点心眼儿都没有。”说罢，又紧紧地搂住我，像怕被谁抢去了似的。
又过了一天，余汝明整理稿纸、旧本子，乱七八糟弄了一小堆。他让我跟他一起烧，说是防止万一，要接受“文革”中的教训，以免被断章取义地打成反革命。他说他哥哥就是怕别人使坏，将写的日记付之一炬。他连连叹息，辛辛苦苦地写了那么多札记感想，都是思想的结晶，化为灰烬，实在太可惜。但是，必须这么做。
我想想也对，说：“对了，我也别再留日记了。”
余汝明淡淡地一笑说：“你瞧瞧，你的日记里都写了些什么？差不多把我写成大坏蛋了，真让人伤心，别人看了会怎么想？”
撕碎的纸片，渐渐化作一缕缕青烟。
炉火照着他的面容，很有些神秘的味道。
解放前，地下工作者不也是这样吗，写了东西就烧掉，以防不测，使组织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对了，明天我就将自己的日记付之一炬。
第二天，我也翻找出日记本、信纸。撕碎扔进熊熊燃烧的火炉里，那种神秘的感觉，真像地下党烧秘密文件似的，有一种戏剧般的有趣感受。我知道，自己的表情也古古怪怪，像在表演地下工作者，正烧得来劲，余汝明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后，哼出一声冷笑，说：
“你烧个什么劲？你那日记里有什么？全是报纸上照抄的玩艺儿，扔到外边都没人看，还神秘兮兮地烧来烧去的，可笑！”
像当头被泼了一盆冰水。他把我贬得这么惨，我的日记竟然连烧的价值都没有？！不对呀，明明是余汝明提意让烧的。他这是出尔反尔嘛，我又给弄糊涂了。
以后的几天里，他的大道理说来说去，我刚刚清醒了的思想，又全糊涂了回去。
我抗拒不了他思想的魔力。
唉，反正也是他的人了，事事弄那么清楚干什么呢？就那么着过吧。

[size=4][center]十八[/center][/size]
天气说冷就冷了。
我给每个人缝了一件棉袍。但是，发下的布只够做四件，裁好的时候，才发现少了一件袍子。其中一件已裁成了女式。杨亦森住得远，也不计较，说以后再说，不急。其实，他很想自己动手缝一件，这样正好。到底男生比女生心胸开阔些。可我很后悔，不该先裁女式袍子，先己后人，谴责了自己很久。
大家将袍子穿在身上时，发现领子全成了大炮筒子，竖在脖子后边，糟糕！童君和姜志毅都说不要紧，凑和着穿，还夸衣边缝得很精美。余汝明穿了很高兴。他个子高大，用蓝绸腰带系好，连连赞美这种民族服装，既实用又漂亮，难怪蒙古人的袍子穿了几千年，经过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服装，一定有它的科学性。汉族衣服到了草原就不如蒙袍实用。蒙袍宽宽大大，既挡风又保暖，系了腰带还可以装东西，晚上睡觉又能当被子，好处大多。听到他如此赞美，我心里好高兴，好像蒙袍是我发明似的，得意了很多天。
文旭又来邀余汝明一起去场部。这两个知青头儿，全像喝了迷魂汤，整天奔波也不知累。瞿仁倍走了，余汝明对我很放心，说童君是个傻小子，不用他操心。他上了马就与文旭一齐走了。
童君真是傻小子，比我还傻，待人接物也冒傻气。另外，他做完事，扔下就走，从不收拾。他不做家务事，不帮着洗碗，不收拾蒙古包。最可气的是他给羊下夜时，总是在露天随处打地铺，皮袍一盖，睡哪儿是哪儿，东西也丢在哪儿，清晨骑了马就走，丢下的一堆物件，就像他蜕下的一层皮。每天，我都要把它们拾回蒙古包，以防日晒雨淋，气得我鼻子都歪了，当然免不了数落他。他最不爱听，说：“你又不是我妈，干嘛跟老太婆似的，烦死人。”别看他身材高大，我断定他根本没长大，像幼儿园里排排坐的小朋友，丢手绢，吃果果，等着大人给他安排好一切。于是，我给他起个外号——“大娃娃”。他特别不爱听，特别不愿意，经常吃着饭就埋怨：“以后别叫大娃娃，男子汉大丈夫叫大娃娃，成何体统。”
他挺好面子的，我呢，偏这么叫。
尽管整天唠叨，他依然如故。
每天他在外面蜕皮。
夏秋，天气多变，一下大暴雨可就惨了。也有几天，我干脆不管了。可是，天气一变，我又不得不管，必须把他丢下的铺盖拖进哈马车旁，放进毡篷里。这堆东西很重，我天天发低烧，没力气，于是真的生气了。余汝明说我不像做嫂子的，要我多学习挝姬阿娘的牺牲精神；她刚出嫁时，恩布赫的父母跟着大喇嘛走了，把孩子们全丢在巴音淖尔草原上。当时，挝姬阿娘才十六岁，她既当嫂嫂又当妈妈，里里外外地忙，一把屎一把尿将小弟弟们拉扯成人，两个弟弟根本把嫂嫂当了娘，在他们眼里，嫂嫂是多么伟大，如今，巴岱和巴图长得比恩布赫更高大，成了真正的男子汉。
余汝明是要我做个好嫂嫂，照顾所有来包里的同学们，别像孩子一样，拌嘴斗气。
余汝明去了场部，姜志毅放马到了很远的地方，回来的时间少了，包里只剩童君和我。童君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余汝明不在，他就更不爱说话了，每天吃完饭就走，整天泡在羊群里。
秋风越刮越凉，牧民们都穿上了“角不驾”（剪了二茬毛的羊皮做的袍子，相当内地的夹衣）。知青只发了厚皮袍，没有换季的衣服，全靠挣了钱自己置备，可是，又不知道还需要做二茬毛的皮袍，天一凉，才发现棉袍挡不住秋寒。
一天，童君放羊归来，脸色通红，走路摇摇晃晃，吃完饭，倒下便睡，呼吸声很重，样子吓人。我烧了茶，放在他身旁，不敢惊动他。我知道，男女有别。要是他是余汝明，我一定摸摸他的额头，拧个冷毛巾盖在头上。现在，我该怎么办？我困惑得手足无措，干着急。好在发烧不会危及生命，我这样安慰自己。晚上，余汝明终于回来了，伸手去摸他的额头，叫道：“哎呀，这么烫，快，快，找药找药，拧个手巾来。”一阵忙碌后，童君喝了药，又昏沉沉地睡去了。
到底是年轻，童君睡了一天，第二天就站起来了，硬撑着出去放羊去。他说，这里的草原人不兴生病，会被认为是偷懒，所以，即使感冒发烧，牧民也不会躺下，除非得了大病。可是，我总想躺着，天天都在低烧，很难受，没精神，牧民们会不会说我懒呢？我脸皮薄，怕人说，只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
余汝明关心照顾童君是对的，我天天都在发烧，他为什么不问问我？
事后，余汝明责备我不懂得关心人，我也自责、反省了许多天，很不安。
姜志毅放马归来，喜形于色。他听说童君病了，特地从医生那里弄来药，又风风火火地跑出蒙古包。余汝明冲着他的背影说：“姜志毅，你小子最近来去匆匆，追那个其木格，追到没有呀？”
“老余，别瞎说，人家其木格哪儿看得上我呀……”他红着脸，上了马，抖开缰绳跑了。
余汝明将药递给童君，道：“瞧他急的，这小子，跟儿马子发情似的，追姑娘去了。”
童君边吃药边问：“你说他追那个宝日勒岱公社的其木格？人家能瞧得上他吗？”
我想起来了。其木格是宝日勒岱公社的北京知青，当了赤脚医生，巡诊路过我们队。那天，她穿着镶有金银花边的蓝袍子，系着粉红色绸腰带，头戴狐皮草原帽，天蓝色绸帽带在下巴上打了一个蝴蝶结，浑身上下干干净净，脸蛋儿玲政俊秀，细眉杏眼，红红的小嘴儿，透着灵气，漂亮极了，她背着小药箱，十分神气。她还取了一个蒙名，叫其木格，所以很招牧民喜欢，难怪姜志毅见了她着迷。这些日子，姜志毅鞍前马后紧随她身边，说是带路，实际是别有用心。也不瞧瞧，他衣冠不整，那张小白脸晒得黑不溜秋，鼻头也被草原烈风吹得像一颗大草莓，套马竿磨得手像老树皮，整天在马背上，游来荡去，一点艺术家的气质也剩不下了，瞧其木格那副俊模样，哪儿看得上他呀。再说了，本队老额吉的孙女儿嘎斯曼，早看上他了，他难道不知道？这次去场部，途经她家喝茶，人家嘎斯曼还特地打听他在干什么呢，一提起姜志毅的名字，姑娘脸就红。
余汝明议论起人来，也变得婆婆妈妈了，一副津津乐道的样子。原来，在他高深莫测的思想中，也有俗人的一隅。
姜志毅鞍前马后跟随其木格许多日子。其木格回了宝日勒岱公社，从此杳无音讯。余汝明就整日取笑姜志毅的单相思。天长日久，姜志毅死了心，情绪也有些消沉。

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文旭带着王大可、胡敏、袁宁、苏子义、张松林一大群人涌进了我们低矮的蒙古包。大家很久没有聚在一起了。我匆匆烧茶，斟茶，给大家驱寒。大家搓着手，抱住热茶碗取暖。不少人都被寒风吹成了红鼻头，红脸蛋。袁宁首先报告昨天晚上发生的拒捕事件。
他绘声绘色，说不知什么人早调查好王大可住在文旭包里，昨晚，风高夜黑，一辆吉普车悄然驶到文旭的包前，跳下几个带枪的人，围住了蒙古包，然后冲进去。正巧，几个知青来包里聊天，碰上了，知道来者不善，立刻围住王大可。来者见包里人多，全是知青，个个身强力壮，没法下手。他们本来知道北京知青不好对付，早有准备，了解到搬至秋季草场后，知青与牧民相距较远，便趁机来袭，这样可以避免与本地牧民发生冲突。几个公安人员在包里巡视，对着照片察看每一个知青，终于发现了英俊少年王大可。他们拨开众人去抓，不料，知青们将王大可围得像铜墙铁壁。无奈，他们亮出逮捕证在手中摇晃，说要依法缉拿凶犯王大可。不料，大伙儿齐声说：祸是大家闯下的，为什么单拿王大可一个人？这不公平。公安人员说，你们很团结，精神可佳，但据了解，王大可是主犯。文旭上前道：“同志哥，不对呀，谁说王大可是主犯？其实，我是大队生产班子负责人，这次行动是我领的头，应该先抓我，为什么要错抓王大可？”
公安人员笑道：“没见过你这号人，自告奋勇去代人受过，这可不是好玩儿的呀。”
袁宁说：“要抓人，连我们大伙儿一齐抓，干嘛单铐他一人，这不公平嘛。”
石梅立刻烧了茶，斟满，连同炸果子、奶豆腐、手扒肉一并端出，递给公安人员，说压压惊，别激动，人民内部矛盾嘛，好说好商量。公安人员说：“人民内部矛盾已经转化了，犯了法，就要执法。”
苏子义说：“哎呀，同志哥，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嘛，公、检、法早都乱了套。重要的是两条路线斗争——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呢，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假如你不是革命路线派来的，怎么办？执行反动路线的，会利用这一事件镇压革命群众，对不对？同志哥，我想你也不愿犯路线错误吧？为了你们着想，你们千万要认真地、严肃地、不厌其烦地、反复地讨论讨论，研究研究，斟酌斟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坚决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执法是我们的责任，打死人就要伏法。”
袁宁说：“喝茶喝茶，吃东西，消消气，都是自己人，有话好商量，自己人不能专自己人的政，对不对？”
一位中年公安人员说：“你们这群学生，说聪明吧，其实满脑子浆糊，还油嘴滑舌的。”
苏子义道：“同志哥，别这么说，咱们都是一条战线上的革命同志，何必煮豆烧豆萁呢。”
“哎，别套近乎，王大可可以去讲清楚嘛。我们自会依法办事的。”
石梅赶紧说：“公安同志，您说得对，可是，现在公、检、法内部争论不清，自己人都在专自己人的政，把许多老同志当坏人打成反革命、走资派，瞧那样子，冤案一定不少，怎么让我们放心你们不把王大可搞成冤案呢？为了减少你们犯错误的机会，请各位这次放王大可一马，等你们的运动告一段落，保证不再出冤案，再来判我们的案子好不好？”
还是石梅聪明，句句说到了点子上，噎得公安人员无言以对，于是，口气缓和下来，围坐在炉前烤火。他们都穿得不多，一路从旗里来，又冷又饿。
为首的中年公安人员举止沉稳，目光锐利，闷头喝了茶后，冲着王大可笑道：“瞧你这小伙子长得还挺俊，怎么会干那种傻事？你们见多识广，个个说话文质彬彬，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像一群土匪，为什么当时就不理智一些呢？其实，让你跟我们走一趟，弄清情况，教育教育就放了，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袁宁立刻嚷嚷道：“别呀，王大可，你要是去了，冤死都白搭，咱可别冒那个险。”
中年公安人员脸憋得通红，长叹道：“唉，全倒过来了，大兵遇到学生，有理说不清呀。唉，没想到，这么麻烦。”
这样，争争辩辩，一直弄到天亮。
文旭说：“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事，反正今天你们也带不走人啦。你们公安嘛，中央早有三令五申，对革命群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今天，你们果然纪律严明，表现很好。现在路看得清了，喝了早茶，你们走好呀，咱们后会有期。”
中年公安人员无奈地摇摇头，说：“唉唉，我回去怎么交待呢。你们这些学生呀，真是掉到灰堆里的豆腐，吹不得，也碰不得。”
一群人只好退出蒙古包，开车走了。
大家客客气气，皮笑肉不笑地挥手告别，然后，匆匆来到余汝明这儿，通报此事，商量对策。
知青们围坐在火炉旁，七嘴八舌，众口不一。有人说，那些人肯定还会再找麻烦。有人说，说不定下次来横的。开了装甲车来抓人，哥儿几个可就招架不住了……大可，你打算怎么办？
王大可脸上努力地笑着，说：“万一真逼急了，我就逃！”
“逃？逃到哪儿去？越境？”
“对！越境，逃到蒙古去。”
“哎，你小子本来是到边疆防修反修的，可好，投修叛国去了，值得吗？”
“那也不能等着让人抓走吧。”
“人家要是让你当间谍怎么办？”
“那……我假装给他们干事，暗地里给咱们国家干事。”
“哎哟，那可是双重间谍呀。”
“笑话！你那时就是逃犯，这边的人谁信任你呀。”
“是呀，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啦。”
王大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垂下了头。
大伙儿赶紧安慰他，让他放心，到时候，一定有人陪他去面对一切。他变得像个小孩子，需要人们的关爱。他说，到了这种境地才知道，人的感情会这么脆弱。如果跑去蒙古，一个人怎么过？那地方更冷，荒天野地里怎么活？算了，让他们抓去吧，蹲牢就蹲牢，杀头就杀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吧……
大伙见状，都很难过，也议不出个头绪，只好各自回去放牧。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像走进了死胡同。
余汝明越来越烦躁，又开始拿我出气了。
那天，为了一句平常的话，他大发雷霆，竟跳起来吼叫，接着，抓起书本、扫帚、铁勺、铁炉钩子、铁铲、擀面杖、牛粪块……朝我砸来。我双手抱着头躲闪，只听见包里噼哩啪啦乱响，一件铁器重重地砸在了膝盖上，很痛，痛得我跪倒在了地上。我受不了了，满脸是泪，一瘸一拐地逃了出来。我恍恍溜溜，不思不想，盲目地跑，披头散发，像个失魂落魄的疯子，跑进荒野，跑上山坡，跑下山沟，一脚高一脚低，摇摇晃晃，心口什么地方一阵阵锐痛。我支持不了了，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忽听得远处人喊马嘶，回头望去，许多人马正从山那边越过山顶，喊着我的名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找我？我不值得找。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出气筒子而已。即使是瘸了腿也要走，再不能受他的气！眼看着山上的人们走远，我又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朝着雾蔼中的远山走去。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骑马到了跟前，是小马倌多格拉。
他定定地看着我。我赶紧理理头发，擦去泪痕，拉平衣服，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很要面子的。多格拉跳下马来，问我为什么一个人在荒野里走，要去哪儿？我说去场部。他惊得睁大了眼睛，以为我疯了，然后上了马，扬鞭而去。不久，一些人马出现在山岗上，是知青和牧民们，接着，更多人马都从那坡上朝我奔来。当时，我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那情景就像遭到了围追堵截，四面楚歌。我呆呆地伫立着，任风撕扯着衣襟和乱发，我为什么会到这步田地？失魂落魄。人们远远地下了马。余汝明独自走了过来。他背后的那群人也在缓缓向这边移动。
他走近了我，又在小声地抽泣，说：“长征，原谅我，原谅我好不好？”他走得很近了，趁我不备，突然抓住了我。袁宁、童君、王大可、张松林……匆匆朝我走过来。
袁宁轻声细语地说：
“长征呀，两口子打架别记仇，行吗？大家都批评老余了，大男子主义，打人不对，你多原谅他吧……”
张松林悄悄地扯袁宁的衣袖，劝他闭嘴。大家生怕又说错了什么，像傻瓜一样站立着。牧民们站在更远的地方，望着我们。这样僵持了一会儿，童君说，既然人已经找到了，大家就都回去吧。
看着大伙儿走远了，我若有所失，就像站在冰窖里。余汝明握住我的手，说：快回去，看你，手冻得这么凉。一副很关心的样子。我看他这是假惺惺，半夜里，把人赤身推到冰冻的被窝里，他不知道那样很冷吗？可是，这些话只有闷在心里，女人啊，做女人真可悲！…··
他抚着我的双肩，看着我的眼睛，说：“长征，一日夫妻百日恩呀。我脾气不好，能不能原谅我？回去吧，别在这里让风吹着，你这样弄得我脸上很不好看……”
我不理他，默默地望向远方的山影。
他顺着我的目光望了望，说：“你想去那里？真是痴人做梦，那边山里有狼窝。你想当狼的美餐呀？我可不想没有你。别胡思乱想了，咱们回家吧。”
这个狡猾的男人，分明是在吓唬我！但是，脚下不自觉地跟了他走。他牵着马，陪着我，慢慢地走着，走回了那座称为家的蒙古包。
知青们烧好了热茶，都等在包里，纷纷说，余汝明再不准打人，又说，长征很久没回家了，应该去探探亲了，而且，身体不大好，也该去看看病了。

[size=4][center]十九[/center][/size]
我与余汝明之间的话不多了。
隔了几日，余汝明帮我收拾东西，说回去要好好检查身体，看看为什么总是发低烧。
牧民们知道了我要回家探亲，凑了钱给我，说这是对出远门人的规矩，不要就是不礼貌。额吉、阿娘们托我购买的五彩丝线、花纽扣、针、梳子……我—一记在了小本子里。想到就要回家了，我感慨万千。
余汝明说，最近很忙，不能陪我回家，听说秦跃也要回京，托他同路关照我。不知为什么，秦跃一脸的不高兴。一路上，骑马，乘汽车，换火车，曲曲折折，终于坐上了进京的火车，秦跃吞吞吐吐地说：“余汝明这人大阴，我不是不高兴帮人，我觉得他是在利用我。他是你丈夫，你有什么他应该对你负责，为什么他不陪你回家，要托别人？这事明摆着……”他似有话难以出口，不再讲下去了。
我愕然地望着他。
他叹着气，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到了北京，我便去了知青同学们的家，—一看望。我还拜见了余汝明的父亲和继母，二老待我很好，不像余汝明形容得那么可怕。知青们的共同命运，将大家牵系起来，所有的家长见了我，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我依依不舍地与他们道别，踏上了南去的列车。
北国一片金黄，家乡却是一片碧绿。
美丽的江南，我回来了！我听见自己的心在激跳……
敲开家门，我喊着妈妈，一头扑进了她的怀里。母亲在惊喜中久久地抱着我，泪如雨下。她的头发开始花白了，脸上添了皱纹。姐姐说，“你走了那么远，妈妈多担心你呀。只要天一凉，特别牵挂你。”
“文革”仍在继续。父亲被派去指挥修铁路，依然那么忠诚，忍辱负重，整天泡在工地上。在我眼里，他是永远打不垮的中国军人。姐姐也去了农村。她是这座城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我临走的那年，她考上了军校，堪称千里挑一。不知什么恶人状告了姐姐，说她家里有问题，于是，她再也不能去梦寐以求的学校了，常常以泪洗面，于是，第一批报名上山下乡。这一次，她也是回家探亲，说假期结束后，要带我去她所在的生产队看看。
弟弟是我们家的光荣和安慰。他当兵的部队调防，也到了内蒙古边境。他来了信，说受到了部队的嘉奖。小弟妹们也都长高了，不过，学校里放了羊，任凭学生们乱跑乱逛。只是，我的小弟妹不敢，因为常常遭到小朋友的围攻，外面还贴着打倒父亲的大字报……我为小弟妹们的境遇痛心。
母亲操持着家务，侍奉瘫在床上的奶奶，抚养未成年的弟妹，牵挂着流落在外的父亲和我们，里里外外，操劳忙碌。家里原先请有保姆。解放前，那保姆当过旧政府驻外使节的佣人，因此，常常抱怨共产党的官太穷，穿的衣服太旧，在衣板上揉几下就快烂了，说过去的官家多气派，太太衣服一天换三次，全是新的，式样讲究，半旧的衣服都送了人，洗衣服根本不费力，在清水里抖几下就好了，给的工资又高，佣人好几个，所以干活不累，口气里流露着赞慕和留恋。“文革”一来，她加入了工人造反团，卷起铺盖走了。于是，母亲也就不再请人，省得后院里起火。
妈妈说我变了，迟钝，语言表达力差，像个原始人，而且还变馋了，特想吃水果糖。可是，市场上只有几分钱一粒的硬糖块。最时髦的是北京奶油糖，硬得像石子，包着花花绿绿的糖纸，那才是城市生活的标志。在草原上，谁有这种糖，就被认为很了不起，牧民看得眼睛都睁大了一圈。我问妈妈，我变得好吃了，是不是很奢侈？妈妈说，想吃就大大方方地吃，别总是做检讨。
妈妈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个女医生问我是不是军属，弄清了只是子女，便摆架子，嚷道：“收费收费！”那股傲气，让人生气，真该让她也下放到农村才好，看她还摆不摆架子！
查来查去，找不出发低烧的原因，也怀疑过是布鲁氏杆菌病，可是，这种病在城市里几乎看不见，尚未建立检测方法，更无对症药品，医生无能为力，只好当成是长期感冒了。
我的牙齿烂出了大窟窿，也不得不去医院。我是知青，两袖清风，牙医是位上了年纪的女军医，听说我去了内蒙古插队，眼里露出同情。她用电钻磨牙，不断地叹息，说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去边疆太不容易。我的两颗牙被钻出两个大洞，上了药，让我等牙不痛了再去补牙。付款时，她在病历上注明“免费”。我说不是自费么？她摇摇头说：“孩子，我看你去了边疆，怎么忍心向你要钱？”一句话说得我好感动，让我永远都忘不掉她，我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她，她一再叮咛，过两天一定去补牙。后来，牙不痛了，我就忘了，直到乘上回程的火车，才想起来。就这样，两颗大牙在自己的忘性中破碎了。
我最明显的变化还在于外貌，长了两个不正常的红脸蛋，连眼皮都是红的，妹妹说像猴屁股。我穿衣服不讲究，一套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走路摇摇晃晃，像游牧民族的人，别人一见便知道是进城的乡巴佬儿。每次回家，军营门岗的战士必定拦住我，费许多口舌。这时，我便拍拍胸膛，自我炫耀是大乡巴佬回城，而且质问道，你也出身于农村，为什么瞧不起乡下人？忘本啦！乱七八糟说一大堆，说得他脸上绽出笑容，挥手放行。大势利了，真让人扫兴。
一次，我观看革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演员们跳得棒极了。我忽然觉得不理解她们，为什么要这样蹦蹦跳跳？仿佛只有农民种地，牧民放羊才是正事，其余全是瞎胡闹，让人陪着台上涂红脸蛋的人掉眼泪，真可笑。这种想法一出现，便怎么也摆脱不掉。我问自己，下了乡，为什么会对艺术产生隔阂？这种精神的退化，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知道，我的确变了，从外表到内心。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这样下去，我会不会变成鲁迅笔下的润土？会不会像他那样失去原有的灵性？我不敢深想下去。
回了家，就要面对亲朋好友。人们每每来家看望，我就十分尴尬。妈妈准备了许多糖，抓给人们吃，告诉说我已结了婚。那时，我才二十岁，人们没听说这么早婚的，一个个神色惊讶。我顿时脸红到耳根。“文革’财，人们视爱情为洪水猛兽，黄色下流。谈及婚嫁，也必定强调革命化。这么小便嫁人，况且又没办正式手续，在内地属于奇耻大辱，也是母亲始料不及的。为此，父母十分恼火，却又不顾面子，如此张扬，也不知为了什么。我难受得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她不知道我真实的境遇，一直在唠叨埋怨。我也说不清自己怎么演变成这个样子。我与余汝明的事完全像是一场噩梦。回到汉人的聚居地，立刻感觉到人言可畏，时值“文革”运动时期，有些人总想向我母亲无理取闹，我的事自然成了他们可以利用的话题。我快崩溃了……我不敢回忆，想大哭一场，又不敢对妈妈说，心里很苦很苦。真该一辈子不婚不嫁。所谓婚，就是昏头昏脑。我所崇拜的好汉，原来在女人身上那样丑态百出。人这种东西，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非要做那事不可呢？都跟他两年了，还是不能理解他的行为，总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也许是我在心理上还未成熟，才会有这样的想法？现在，面对舆论，我惟一的方法就是逃避，逃避现实，逃避回忆。
姐姐要带我去她下乡的生产队看一看，我立刻跟了她，登上破旧的轮船，破浪而行。两岸，青山秀水，与大草原太不相同了，令人感慨万千。
跟姐姐出来，是最好的良药了，可以忘忧。
沉醉于大自然中，我真像变了一个人。
上岸后，步入一座小镇，穿越熙熙攘攘的集市，走过镇外的土路、田野、小河和村庄，有一座小小的土坯屋，便是姐姐所在的知青户，挤住着四名女知青。屋里有一张破木桌，一个竹箩筐，一眼上灶，两口大铁锅。铁锅是用来煮猪食的，现在给知青煮饭用。姐姐说，一锅两用，做完人饭煮猪食。知青养了几只鸡，拉了一地屎。姐姐蹲在土灶前烧茅草煮饭，炒菜，还让我去巴掌大的自留地里摘点白菜和青椒。做好饭，我们津津有味儿地吃起来，而且，居然有鸡蛋吃。姐姐说，这蛋是有来历的。她刚下乡就自学针灸和医学，无数次大胆地在自己身上试针，然后到田间地头给乡亲们治病。农村人缺医少药的，有病没处治。姐姐胆大心细，居然治好了用板车拉来的瘸子，让他走着回去了。还有一个天生的小哑巴，居然可以开口叫“妈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说知青里有一个神医，手到病除，而且治病不要钱。姐姐名声大振。农民们感激不尽，常常送些鸡蛋、粉条之类，姐姐不要，一概退回。乡亲们便趁她不在，悄悄将鸡蛋放在篓子里或能发现的地方。姐姐回到屋里，像走进童话世界，揭开锅，拉开抽屉，总能发现吃的东西，退回去都找不到人，所以，下乡虽然苦，但没饿着过。
吃过饭，姐姐采了些红辣椒，要我跟她一起去小集上叫卖。我们蹲在地上，一声声叫卖着。姐姐说，知青现在一年才分一次红，没钱用，只有靠鸡下个蛋，或卖点自留地的菜，换来零用钱，再去买油、盐、酱、醋。茶。美丽俊秀的姐姐，文质彬彬，婷婷玉立，是中南八一学校有名的美少女，如今正蹲在地上叫卖红辣椒，这么快就学会自立生存了。
叫卖了半天，很少有人买。姐姐说，算了，拉着我往回走。走过田野，见锄地的人们穿红着绿，一人唱歌众人和。姐姐说，这儿的民风很有特点，女人盘头，上工也打扮得花枝招展，耳边留一绺长发，发上扣有扣花。在地里干活，大家边干边唱，花样繁多，挺快活的。只是到了晚上才觉出腰疼，疼得弯不下腰来。大家说，如果不是搞“文革”，这里的妇女才好看呢，戴着项圈、耳环、手锡、漂亮的发卡，穿花衣服。“文革”来了，要破四旧，就都不敢戴了。
夜里，睡在垫了稻草的木板床上，闻着飘进窗里的牛粪味，听着鸡在窝里叽叽咕咕，我和姐姐彻夜聊天。姐姐说因为口粮有限，要送我回家了。
清晨，天还黑着，姐姐送我到了码头上，一再叮咛，要小心，千万别受骗，说上次回城时，在码头碰见一个姑娘披头散发，哭嚎着往船上跑，一群人追她。一个又丑又瞎的男人抓住了她，往回拖。那男人满头烂疮，鼻歪嘴斜，一条腿还跛着，手拿根麻绳，与几个大男人一起绑那姑娘。姑娘拼命挣脱，跳上开动了的轮船，跛男人站在岸上，大喊大叫，身后的那群老乡还替那跛男人说话。这分明是一桩买卖婚姻。姑娘对姐姐说，她是江城人，父母双亡，被家里人骗卖给这个乡下的残废人。她死活不肯，屡逃不成，被打得死去活来，然后捆住强奸。没有人替她说话。今天，她终于逃跑成功。她长得极漂亮，为什么要被这个丑八怪糟踏。她说，她要告他，也告骗卖她的人。她对姐姐说，千万不要以为接受农民再教育，就意味着农民都是好人。听了这些，我很气愤，心想，那个跛男人要是叫知青们撞上了，一定揍得他满地找牙，给那姑娘出出气！
船离了岸，我倚栏望着岸上的姐姐，直到她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
这时，走来一个粗壮的中年农民，敞着衣服。他找我搭话，问我是不是知青，到哪儿去，家住哪里？他说自己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三代人都苦大仇深，对共产党、毛主席有很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想跟我这个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交个朋友。没见过他这种人，不认识就套近乎，八成是个人贩子，我心想，不理他，如果船到江城，他还要缠住我，就喊！
船到了江城，那个中年农民紧跟在我身后。码头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我七钻八拐，跳上公共汽车，甩掉了这个心怀叵测的“贫下中农”。

回到家，妈妈手里捏着两封信，一望字迹，就知是他写来的。信上有浓浓的羊膻味儿。接过信，心中十分紧张，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害怕。信笺上散发着浓重的烟草味儿。最近，他大概抽了很多烟。这种气味，一下子将我带回了大草原的蒙古包，刚刚筑起的防线，一下子全溃散了，记忆，是那么清晰和深刻。
不！不！我不要看它！
想起他，就觉得满心的痛苦和羞耻。
我要忘记他，他带给我那么多恶梦，令人颤抖的恶梦。他说爱情是甜蜜的，我却从一开始体验的就是痛苦。我想逃避他，但是，我爱草原，那里有我的理想之梦。
弟弟也回家探亲来了，穿着绿军装，进了家，一见爸爸妈妈就行军礼，说：“爸爸妈妈好！”他的声音，怎么变得这么粗？喉咙上还凸出个大喉结。过去，弟弟是尖声细气的童音，我好奇怪，从小孩子到大人，竟然是可以突变的。
当惯了知青，就看不惯这，看不惯那，尤其看不惯干部子弟，娇里娇气，怕下乡，搞特殊化。弟弟说，姐姐，你昏了吧？你以为你是谁？别忘了，你也是干部子女。
我们常常争论不休，很有意思。
假期快到了，我决定去卫生队，学习针灸技术。我懂得了珍惜，学习格外努力，并且像姐姐一样在自己身上试针，扎得到处是针眼，不少地方留下一片青紫的血痕。很快，我就能跟着医生给病人扎针了。
每天，这个野战部队的卫生队门庭若市，为了搞好军民关系，免费为老百姓治病，主要采用新医疗法。“文革”中，正在兴起各种新医疗法：鸡血疗法、甩手疗法、新针疗法、饮凉水疗法、喝真菌疗法……还有五花八门的民间偏方，祖传秘方，纷纷出笼。这些疗法，大都简便易行，便于推广。我学的是针灸埋藏术，就是用手术针将羊肠线缝进穴位，长期刺激穴位，以治疗一些顽症。这个师级卫生队也的确治好了不少病，于是，名声远扬。在简陋的门诊硬木长凳上，竟然还坐着许多海外人士，不远万里寻到这个连正式驻址都没有的野战部队卫生队。
卫生队临时设在一所停课已久的学校里，房屋年久失修，门窗破旧不堪，杂草挤满墙角、走道。室内挂满了锦旗，满壁生辉，上面写着救死扶伤、妙手回春、救命恩人、再世观音……我自然也备感荣耀，非常尽心。眼看着一些有残疾的孩子，在我的治疗下渐渐好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原来，做医生会这样地快乐。
一天，有位老妇人背着孩子进来了。孩子天生痴傻，由于出生时难产，产钳损伤了头颅，生出来就残废了，全身瘫痪，智力低下，都十六岁了，还要母亲背着来。这位苦命的母亲说，直到四十岁才得了这么个宝贝，却至今没有站立过，一直背到现在。儿子长大了，自己也老了，再背不动了，盼望解放军医生让他站立起来。为了给她一个安慰，明知治不好，我也答应了。何医生让我给他扎针，我发现他并不全傻，扎了几天，他居然笑了。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前面是一个美丽的小女孩，白白胖胖，穿着花裙子，扎着两条小辫子。何军医说，他的笑说明他生理正常，性成熟了。母亲看见他灿烂的笑容，再望望他正痴痴望着的小女孩，潜然泪下。她在为儿子的前程伤心了……
何医生说，我的针灸技术基本掌握，现在可以跟他学习手术。第一次进手术室，跟在何医生身边。他用紫药水在病人的大腿上划圈，护士将消毒布罩盖在大腿上。布罩上的窟窿正对准那个圈圈。护士用碘酒、酒精在圈圈上消毒，然后—一给何医生递钳子、手术刀、弯针和羊肠线。他用刀划开了圆，刀缝中冒出鲜血，又迅速用纱布块止血，然后将弯针缝进穴位，并且详细询问病人的感觉，是酸，是麻，是胀？他开始打结，缝合伤口。病人怕疼，大声哭喊起来。我看看那鲜血，感到头昏，额上冒出汗来，急忙往外跑，一到门口便倒在了地上，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我努力睁开双眼，看见何医生站在身边，真不好意思。护士将我扶起来，何医生说我有晕血症，不要紧。我点点头，又硬撑着再去看切开的皮肉，流血，将弯针缝进体内，还强挺着问病人酸不酸，胀不胀……
第二天，便跟了何医生走进消毒间，用小刷子刷净每一个指甲缝，冲干净，再将两只胳膊在消毒液里浸泡五分钟，然后晾干，像投降一样举起双手，让护士给穿上消了毒的白大褂，自己戴上消毒手套，再举起双手，走进手术室。这时，六张病床上都躺了人，何医生让我当助手，说对我有充分的信心，说我极聪明，一看就会。我当时也这么认为。他切出刀口，我立刻递上纱布。他缝合伤口，我立刻递弯针、钳子。他缝合，我拉线，准备消毒棉。真的，配合得天衣无缝。他很满意。又一天，他要我自己动手术。不料，我竟会那么熟练，连自己都吃惊。何医生说，如果我学外科，一定是极有天赋的好医生，我也就这么认为，于是，手术就做得又快又好。我切的刀口小，不怎么出血，也怪，以后再也没有晕血了。一天，何医生去开会，我便大胆地独立操作，竟像主治医生一样得心应手，护士们都纷纷夸奖我。我心里充满快乐和甜蜜，暗想，如果我当兵学医，一定错不了，片刻，我又立刻自我批评，不要太骄傲，永远当小学生……
入夜，做梦也是针灸、穴位、手术。因为我来自老百姓，便免了半夜的紧急集合和夜行军。清晨，女兵们夜行军归来时，我正梦见自己骑着大白马在云彩上飞。哦，我知道，我想大草原了。
何医生说，像我这样的部队子女报名去边疆的人不多，所以教我格外用心，我也很勤学好问。他说我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赤脚医生，我也这么认为。三个月很快过去了，临走，他送给我一些银针和《新医疗法手册》，吞吞吐吐地说，光学这些还不够，要做真正的好医生，还需要刻苦学习很多东西，其实，有人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是不对的。他声音很低，像怕谁听到似的。我立刻明白了，他怕遭到批判，现在社会上正在批判白专道路，讲的这些言论，一旦传出去，凶险难测。我离开了卫生队，真有些恋恋不舍。
回到家里，妈妈说边疆来信了，信是写给妈妈的。她将信递给我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要想好，回内蒙古去吧。”
信上充满恳求，求妈妈放我回内蒙古，说他日夜想念我，说今生今世一定好好待我，向我承认错误，恳求我原谅他的粗暴……人心是肉长的，七尺男儿如此乞求，我于心不忍了。他说了那么多好话，我便忘记了他的一切不是，忙着打点行李，准备回去。看见妈妈正在悄悄抹泪，我心里一片茫然。

一路顺利，半夜就到了边陲小城，再换乘小火车。熬夜候车，并不寂寞，到处可以碰见南来北往的知青们，大家聚在一起，天然地亲热，就像在十二小队一样侃大山，从天上到人间，只是口音不同，北京、山西、上海、浙江、河北……各种口音交汇。天津的几个男孩、女孩，脑袋凑一处，正在秘密商谈，策划扒货车逃票。女生叫了起来，说不行不行，前几天有两个天津女知青，就是冬天爬进货车逃票，蹲在木头缝里，怕人发现，不敢出来活动，到了天津，人们发现时，已经冻成了两个冰疙瘩，硬邦邦的。化开后，人还蜷成一团，再也直不了了。女生们都说，不想变成冰疙瘩。男生说，女生就会瞎叫，不知道想想办法。我插嘴道，买张票就解决了嘛，何必冒险找罪受。男生说，咱们知青穷呗，农区不像牧区，一年才分一次红，没钱回家，只好这么办。我无言以对。其实，我们北京这批老知青，没见谁扒过车，个个规规矩矩，我们的钱也不多，每月十三元，要买商品粮吃，但是，大家心齐，凑钱轮流回家。东去的列车到站了，天津的男知青帮着女知青扛行李。女知青拎着大包小包，踉踉跄跄地跟在男知青后面，叽叽喳喳。男知青们昂首挺胸道：“别怕别怕，有咱们男子汉呢，沉住气，只管跟着，出了什么事，咱们老爷们儿给你们顶住！”
就这样，忽啦啦，一群人旋风般涌出站门去。
望着他们的背影，我想起了韩智圣讲过的一件事情。一天，他在饭馆吃饭，有两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衣衫褴褛，头发很长，一看准是下乡知青，他们开口向他要饭吃，自述是哥儿俩，干部子弟，从北京出来时，父母正在被批斗。这次回京探亲，不知父母被弄到哪儿去了，家也没了，他俩到处打听，没有消息。他们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人，身无分文，又不能超假，在北京没有亲戚，邻居害怕株连，全都躲着他们。他们只好回东北，一路乞讨，受尽白眼。韩智圣见他们可怜，便买了两碗饭给他们哥儿俩。他俩狼吞虎咽，唉，真可怜呀，知青要饭，脸皮又薄，这一路上是怎么过来的呀。后来，他给了他们钱和粮票。那么远的路程，真难想象，他们怎么走得回去呢？这个故事叫人好心酸，我一直都忘不掉。
登上了北去的小火车。这种火车，车厢里是解放初那种两个人坐的木椅。对面，坐着一位女知青，梳着一对长辫子，戴着眼镜，文质彬彬，身材娇小孱弱。她说，她母亲早年从内地来支边当教师，在边陲小城安了家，“文革”了，她报名下乡，到了不远的山区，没有见过大草原和少数民族，对我的羡慕溢于言表，让我有些得意，我便大吹草原风光如何美丽，干活怎样潇洒，骏马如何飞奔……当然啦，我没有谈及放羊迷路冻成冰人那些事。
小火车简直是在爬行，慢慢悠悠，停停走走。终于到站了，我发现她的行李巨大，非常沉重，似乎要把家都搬去农村似的。她说是给老乡带的东西，我提议帮她抬，试了试，拎不动。我替她发愁了，没人接她可怎么走呢？她轻松地一笑，说没事，小意思。她将大行李背在了背上，林黛玉般娇小的身子，竟然步履从容，毫不费力的样子，我轻装简从，却追不上她。一路上，雪地被踩得很硬，一似冰场，一步一滑，她居然行走如飞。我暗自感叹，生活就是这样造就了知青。
握别力大无比的“林黛玉”，我找了一家旅店，休息到半夜，又爬上长途汽车。这是一种敞篷大卡车，早已坐满了人。我穿着棉特利格，有些冷。
一路上，餐风宿露。
经过沼泽地，车陷了进去。大家下来推车，车开动了，让空车走出沼泽地段，乘客便步行十几里，像在行军。一位初到草原的军人叹道，当兵这么多年，还没受过这种罪。他是从北京来组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先遣人员。与他同行的是一位女医生，探亲的。她医科大学毕业，刚结婚，丈夫就从北京部队调到内蒙古，从此两地分居，她的埋怨溢于言表，那军人对她只能无奈地安慰。
车在半途抛了错，修车时，乘客们到野地里挖坑，筑灶，烧水弄吃的。几个知青便凑一块儿聊天。穿翠绿蒙古袍的姑娘，拿出炸果子让大家分享。不用介绍，就知道她不是蒙古人，一身的知青味儿。大家哈哈哈……说她再打扮也会露馅儿。远处，开来一辆汽车，一个男知青赶紧向这位女知青要了花头巾，站在路边，挥舞头巾，手臂软软的，学着女人的样子。汽车真的停了下来，抛锚的司机立刻迎上去，求助，那车上的司机答应了。大家又哈哈哈，说这一招真灵。
男知青将那花头巾围在头上，说：凡是在路上拦车，一定要女性，咱秃和尚拦车，十有八九要失败。当女人好啊，草原上的独身女人更受欢迎，只要张开小手，就会有车停在身旁，白搭车都可以。后来，我就想了个法子，借女生的红袍子穿上，围了花头巾，拿一块手绢，手软软地摇。立竿见影呀，一辆卡车立刻停下来。司机一看，花头巾下露出小平头，鼻子都气歪了，哈哈哈，大家笑得仰面朝天。
车开动了，逆风而行，奔驰在空旷的原野上。起风了，越刮越大，飘起了雪花儿。所有的人都冻得蜷缩成一团。那女医生穿着皮大衣，一个劲儿说这鬼地方天大冷。那个兵团军人又在埋怨，说当了十几年兵，没受过这种罪，冷得实在邪乎。
从这位军人嘴里得知，我们这片地区很快就要成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了。

[size=4][center]二十[/center][/size]
车到白云淖尔公社，已是下午。
这个公社离我们巴音宝力格还有百里的路程。我从卡车上跳下去，一双有力的大手接住了我，是他一一余汝明。他穿着我给他缝制的特力格，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彩，帮我拎起手提包，拉着我就走。前方，停着一辆哈马车，我一眼就认出是咱们的老黑牛，通体油亮，琥珀似的大犄角，美丽的大眼睛，可爱的老黑，它来接我了。车前跳来小黄狗，舔我的手，向我摇尾，一切都好亲切。余汝明催我上车，我爬进车上的毡篷，里面铺着皮被，很暖和，角落上放着暖水壶和食品袋。牛车一路狂奔。余汝明好像疯了，拼命地打黑牛屁股，拧它的尾巴。黑牛最怕拧尾巴，每拧一下，就拼命狂跑一阵，不到半天，就到了旧场部，在派出所所长乌兰其里格家喝茶。乌兰其里格外出未归，他夫人招待我们喝茶吃饭。夫人和他一样，长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他们的祖先一定是欧洲人。喝完茶，余汝明谢绝她挽留的好心，匆匆告辞，继续赶路。
牛车上了山岗。他将车停下来，说天晚了，就在这里过夜。我问，为什么不在乌兰其里格家过夜？他一脸坏笑，说：“傻丫头，真傻！”他钻进哈马车，放下毡帘，一把抱住我，吻得我喘不过气来，接着动手解开我的特力格和腰带。他喘息着，发泄着。为什么男人就喜欢做那事呢？车外天已黑透。他拧亮了手电筒，吃着食物，开心地笑道：“可把你给盼回来啦，你这丫头真犟呀，一生气就不回来了，走了那么久，我真想死你了！”说着，他低下声来：“想的最好表达方法是什么？当然只有用这种方式，这是最高方式，说一百遍爱不如做一次，我爱你，我太爱你哟。你走了，我才感到，我根本离不开你呀，这些天，我天天想你。你想我吗？我爱你……”说着，他又来了。
这一夜，他来了不知多少次，真像等疯了。
大亮了。毡篷外，气温很低。
老黑牛昨天出了一身汗，皮毛上结了薄霜，又没吃东西，我说老黑牛会不会生病。老黑牛明显迟钝了，又累又冷又饿……我嘟囔着。牛车下了山岗，走进金黄色的草地，他说：“别管它累不累，它只不过是牲口，牲口为人类牺牲是应该的嘛，咱们这事才最重要呢。”他又吻住了我……看来，他信里写的是真话，真的很想我。此时，他眼里只有我，应该说，只有我的身体，别的一切全不顾了。他说，草原人少就有这个好处，做那事很方便。他不知节制。
回到牧业组，拿出花花绿绿的郝勒盖，闪光的丝线，各种色泽的纽扣、电工刀……阿娘、额吉们欣喜不已。没有托我买东西的人很后悔，连连叹息。
从那以后，老黑牛就病了，是累病的。

白雪皑皑，天气更加寒冷。
鄂斯勒格从场里带回消息，说是场部来了个工作组，盟里派的，可能又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了。
我照样给羊下夜，穿着大皮得勒还觉得冷。已是半夜，万籁俱寂。奇怪，天为什么不黑？仰望天空，一片奇异的白光，是从北方发出的，形成巨大的半圆形。白光的边缘还在渐渐扩大，似乎要笼罩整个夜空，形成一个白夜。望着望着，我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恐惧。这是什么呢？是不是苏修施放了特制武器？蒙古的探照灯也不会照那么大面积。我匆匆跑进蒙古包，叫出余汝明、姜志毅。我们站在雪地上，久久观望，都说不出是什么。
我们叽咕着，什么武器会发出这么强大的光，有半边天那么大。不对不对，那么，它是一种天外飞行器发出的光？余汝明说，有一种说法，天外不明飞行物进人了地球。我说，那一定是科学幻想家编的故事。余汝明说宇宙间未知的事物多着呢。后来，大家又说这光是北极光。对，对，北极光，我立刻叫起来。我们看见北极光啦！这么壮观，这么不可思议。转念一想，不对，北极离内蒙古几千里之遥，怎么会看见北极光？我们的议论声吵醒了牧民，恩布赫也出了蒙古包，与我们一同观望天空。片刻，他不动声色地说：这种东西，这里的冬天常见，说完又回去睡觉了。
不久，夜空上又闪闪烁烁，照亮天边。这一次，红色的光亮中，竟然还有烟雾绕绕，再细看，那远处的山岗后，跳跃着红红黄黄的火苗，绝不是自然光，是着火啦！
这时，牧业组长尼玛阿娘来了，将知青们叫到了她的蒙古包，老老少少的牧民已经坐满一屋。我和余汝明在人缝中坐了下来。尼玛阿娘神色镇定，像平常一样准备了茶点，招待大家，然后，又出门观察片刻。她出奇的平静感染了所有的人。余汝明悄声说，牧民里，他最佩服的是尼玛阿娘，别看是女流之辈，也没有文化，但是，她有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以及组织才能，更有自知之明，从不张扬和抛头露面。咱们巴音淖尔的男人们，无人能比……
这时，火光越来越亮，已经翻越了几座山头，向我们逼近。有人焦急地问怎么办？余汝明皱着眉，说水火无情啊，拆蒙古包来不及了，人哪儿跑得过火呀？情况越来越紧急，余汝明说他想了个绝妙的方法，就是先放火烧光蒙古包周围的草，大火到来时，就烧不着蒙古包了，可以试一试。我说，这不是点火自焚吗？万一烧了自己怎么办？余汝明说我笨，没理解他的意思。
这时，尼玛阿娘发话了，说：不要急，如果刮北风，火就一定会烧过来，看火势，一小时之内到不了这里，现在没有刮风，而且山上已经有人在扑火了。她的耳目真灵。她还说，火会扑灭的，万一起了风，咱们就拆蒙古包，拉了勒勒车到大水泡子里。现在，水泡子已经冻结实了，牛车上去没有什么危险。她真有主意，余汝明一脸的敬佩。
果然，远处传来马达声，又多又密集。山上，火苗一起一落，这是有人在扑火。一夜未起北风，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
山那边的火熄灭了，可是，一场运动之火正在燃烧。场里进驻了工作组，并且宣布，内蒙古挖肃“内人党”运动开始了。本应发给知青的布票，场革委会的新干部将其送给了工作组，也就是说，他们用属于知青的必需物品贿赂了“挖肃”工作组。
知青们又集中到场部学习。这次相见，知青们的面貌全非，女生们的脸色黢黑；男生们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皮袍上大窟窿小洞，缝得七歪八斜。
大家正开着会，葛温温推门闯了进来，屋里顿时更加热闹。
曾经听文旭说，那一次，她骑生个子马串营子，回额仁戈比队时，走到一片草甸子里，生个子突然像发了疯，乱蹦乱跳，葛温温被摔在地上，昏了过去。小生个子跑了。后来，变了天，大雪覆盖了草原，她变成了一座小雪丘。这片草甸子，人烟罕见，她将变成一具僵尸。这时，图门大叔路经此地，看见了这座孤零零的雪丘，上面伸出一块布，在风中飘动。他很疑惑，赶着牛车过去，发现情况不对，连忙扒开雪堆，救出了昏迷的葛温温，立刻拉回场里，将她救了过来，精心照料了许多日子，直到康复。从此，图门的名字，深深印在了知青们心里。
知青们正聊着，一位挖肃工作组成员进屋，宣布：巴音淖尔知青在这次挖肃运动中有特殊的重点……这时，门又被推开了，伸进一个小脑袋，片刻，又探进一个女人的胖脑袋。不久，一个满嘴胡子的男人伸长脖颈向里面张望。然后，门关上了。那位工作组同志最后强调说，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交出打人凶手——王大可。于是，一场知青与工作组的辩论开始了。知青连珠炮一样提出问题：挖肃运动的主导思想是什么？什么是运动的大方向？怎样才能避免群众斗群众？应当挖出真正的阶级敌人，绝不能将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而王大可是敏感人物，如果处理不好，会转移斗争大方向。大家七嘴八舌，讲得头头是道，辩得对方难以招架。原来，这些上头派来的人，根本不了解牧场的基本情况，被知青们好一顿批评。
王大可并不回避这一切，他神态坦然地坐在讨论会上，听着，有时还参与讨论，跟大家一起争辩。那位工作组员不过三十岁年龄，与王大可争着辩着，渐渐变成了商量，又从商量变成了聊天，越谈越投机，就差称兄道弟了。最后，还是王大可自己报了大名，那位工作组同志吃惊不小，圆睁双眼，连连摇头，非常遗憾这个英俊少年竟会是王大可！连声叹道：可惜了，可惜了！
学习期间得知，朝鲁书记很可能是“内人党”的黑干将，列为“挖肃”的重点。这个消息，对于知青而言，如同晴天霹雳。
会议结束后，知青们护住王大可，回到了巴音淖尔。工作组的人说，这是王大可第三次拒捕了，记着账呢。回了队，知青们就开会讨论，决定派余汝明、文旭、苏子义去旗里外调，了解这次会议提到的“内人党”问题。葛温温最近常来，这次主动要求去旗里外调，加上场部工人阶级代表韩智圣，贫下中牧代表巴特尔，一行六人，组成调查团，启程去了旗里。胡敏凑热闹，去了一趟场部，住在朝鲁书记家。送走调查团，他买了点东西，就回了队，途经我们包，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这次去场里，发现朝鲁真的可能有问题，那天去他家，我看见莲花阿嘎神色慌张，将一张照片藏在蒙古文《红旗除志下边。她烧茶时，我悄悄把照片拿出来看，那是朝鲁书记跟乌兰夫的合影。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书记，照片是他跟全内蒙古先进农牧场、公社主要领导人的合影，朝鲁就站在乌兰夫身边，可见乌兰夫器重他呀。现在，乌兰夫被打倒了，他可是内蒙古头号走资派，据说也是‘内人党’总头目呢。当时，我正在看照片，被莲花阿嘎发现了，慌忙跑过来，抢了照片，就撕碎了，丢进炉子里烧了。你说，这可不可疑？如果没问题，她为什么那么害怕呢？”
我笑了，暗想，这小子，老毛病又犯了，大惊小怪的，便说：“朝鲁书记如果有问题，‘文革’中打倒的干部就大多了。朝鲁书记干工作尽心尽力，这样忠诚的干部还要怀疑吗？这么多干部都不好，革命是怎么成功的呢？莲花阿嘎是公认的好人，烧照片一定是怕惹麻烦。”
胡敏说：“你这人，思想不会拐弯儿，怪不得余汝明说你傻，好吧，那就等着看余汝明、文旭他们的调查结果吧。”
一周以后，调查团回来了。余汝明变得沉默寡言。傍晚，羊油灯下，姜志毅和童君向他询问调查情况，他无精打采，说：“莫须有？”夜里，他东拉西扯，说老韩这家伙，表面上一本正经，到了外面丑态百出，走在大街上专盯姑娘，看呆了差点撞在树上。住在旅店里，半夜三更还有群众组织查户口，把所有的人都叫起来，特别蛮横。老韩在咱场里挺厉害，到了外头吓得一声不吭，缩在被窝里不出来。咱们北京知青就不吃那一套，躺着不动。有一个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上了炕就掀了我的被子。你知道，我穿了你的花裤权，被他看见了，就问我穿了哪个娘们儿的裤权。我顶了他，你有什么权力掀人的被窝？他更横了。我们哥儿几个，一齐跳了起来，跟他玩真的。苏子义勒住他的脖子，教训了他一顿。几个知青一口京腔，吓得那些家伙夹着尾巴跑了。这年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满屋子的人都说北京知青给大伙出了气。店里招待员说，这些人最讨厌，天天以查户口来骚扰，弄得人心惶惶……
余汝明越扯越远，显然在回避什么。
过了几天，马倌姜志毅带来消息，说咱队的牧民听说朝鲁书记是“内人党”，就将他送回了场部。他一到场部，就被造反派抓起来了，关进私设的牢房。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将他送回去？这明明是在害他！人们都精神不正常了吗？！
我们的目光一齐对准了余汝明，请他解释——为什么不跟大家商量就送走了朝鲁？他面色苍白，不置可否，回来这么多天了，至今不向大家讲明白。他板着脸说：讲什么？怎么讲？我们去旗里调查，看了旗里掌握的“内人党”名单，真的有他的名字，还有，咱们牧场几乎所有牧业队的领导干部、积极分子、生产骨干的名宇都在名单上！现在，挖肃运动已经全面展开，来势凶猛，我们途经一些牧场、公社，那里的干部被集体就地关起来，由群众组织看管。这里是边疆，情况复杂，咱们并不了解上面掌握的“内人党”情况，对那张黑名单不能不信。从前，情况不明，保朝鲁情有可原。现在保他，就是明知故犯，罪不可恕了。
他十分沮丧，像不战自败的将军。
我问：那份黑名单是从哪儿得来的呢？可不可信呢？
他说事出荒谬，是一个牧民在一块石头下发现的，几乎将所有牧场、公社的主要负责干部、积极分子的名字都写上了。不信吧，为什么夜夜都有信号弹升上天？而且，内蒙古各个盟都发现了信号弹，常常是同时发射。如果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怎么可能涉及这么广泛的地区？黑名单虽然事出可疑，但已经出现的情况又不能不信。牧民们听说“内人党”的事，主动将朝鲁送回场部，咱们还坚持什么呢？
我不喜欢看男子汉这副模样，还没弄清楚，怎么可以草率下结论呢？何况，黑名单上全是干部和牧民中的优秀分子呀！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施离间计呢？
我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不懂别乱讲！
从此，无论是牧民还是知青，对这场运动都很消极，听说场里的造反派仗着有挖肃工作组撑腰，胡作非为，私设牢房，谁不顺从就说谁是“内人党”嫌疑犯。
自从得知黑名单后，我就不自觉地对上了名单的人换了一种观察的眼光。一天，我去找知青还书，正碰上袁宁、苏子义、雷幼月在玩镁条。他们从北京探亲归来，带了些小玩艺儿，其中就有中学物理试验用的镁条。点燃的镁条，能发出耀眼的白光，像焊花那么亮。他们正玩得开心，思布赫悄悄出现在一旁，表情严肃，问：“这是什么？”大家不知如何回答，苏子义只好说“拿特那”（好玩）。恩布赫一脸疑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用来做天上飞的信号弹？”
糟了，他们被怀疑成放信号弹的人啦。袁宁满不在乎，嘟嘟嚷嚷。看恩布赫的表情，我敢断定他不是“内人党”，显然，他已在留神观察，想抓住放信号弹的人。这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干部，他绝不会想到，他本人的名字已经出现在黑名单上！真滑稽。太荒唐！
我说：“现在信号弹满天飞，你们玩镁条，发这么亮的光，几十里外都能看见，自找人怀疑呀？”
袁宁说：“‘内人党’是本地人的事，跟咱们学生联得上吗？操那份闲心呢！”
苏子义说：“这可没准儿，知青呆在本地时间长了，就难说了。”
袁宁说：“你惟恐天下不乱呀，别屎盆子朝自己头上扣。”
看见恩布赫一双疑问的眼睛，我知道，他在怀疑了。我也在用审视的目光看他……运动刚开始，自己人就怀疑自己人，今后岂不会搅成一潭浑水？我想到了莲花阿嘎，朝鲁书记被关起来了，她会怎么想？我该去场里买粮了，准备顺便去看看她。现在，她多么需要人的关心呀。
清晨，我赶着牛车上路了。老黑牛被余汝明使得伤了元气，行动迟缓。我不忍心再扭它的尾巴，任它缓缓行走。中午，起风了，乌云密布，越压越低，罩得草原灰蒙蒙的。风中夹着冰粒，打在脸上生疼。老黑努力奔走着，有些力不从心。我虽穿了皮得勒，仍然被北风吹了个透心凉，舌头已经冻得卷不过弯来。进了场部，我便直奔朝鲁书记的家。
我敲敲门，没人应，门虚掩着，推门进屋，走道里一股凉气，很黑，进了里屋，也是黑洞洞的，没有点灯，只见一个人影儿坐在炕沿上，对着窗外发呆。听见有人进来，她摸索着点亮油灯，灯光照着她蓬乱的头发。屋里很阴冷，我伸出双手，抱住烟筒取暖，烟筒没有热气。情况不太寻常，从前，无论什么时候来，屋里总是暖暖和和的，坐满了牧民。如今，实在凄冷。莲花阿嘎见是我，迟缓地放下了蒙古文《红旗》杂志，下了炕来，烧茶。我发现，她明显地衰老了，目光呆滞，神情恍惚。我知道，此刻她的内心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她的爱人被关在私牢里，受尽折磨。我想安慰她，又不知说些什么，相对无言，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我问道：“阿嘎，您身体还好吗？”
“不好，”她坐回炕上，落下了眼泪，哽咽着说，“我想不通，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为什么把我从党员生活会上赶出来？我还是共产党员哪！”这一字一句，重重地锤在我的心上，她是个多么忠实的党员呀！
“长征姑娘，阿嘎头痛得快裂了，不能给你煮茶了，你想吃什么自己弄吧。”她说。我点点头，点着炉火，烧好了茶，请她喝。她摇摇头，说：“心口疼，吃不下，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党组织生活？我想不通……”这一夜，她反复说的就是这些活。我无论怎样安慰，都无济于事。后来，我倒在炕上睡着了。早晨，我发现阿嘎依然坐在原处，一动不动。
我劝阿嘎吃点东西。她置若罔闻。我告诉她，我要去买粮，她像是没听见。我往炉里加了一把火，便去买粮，折回朝书记家时，阿嘎依然蓬头乱发地坐在原处。我喊了几声阿嘎，她似乎惊醒了，摸出了一把木梳，要梳头。我上前帮她。她声音哑哑地说：“长征姑娘，你回去吧，阿嘎头很疼，等阿嘎好了，你再来。”
我依依不舍地向她告别，说送了粮再来陪她。她依然呆坐在那里，眼含悲伤，默默地目送我走了出去，没像从前那样将我送到门外。
一路上，我的心里沉甸甸的，莲花阿嘎那忧伤的眼睛，始终在我眼前晃动，让我心神不宁。

队里，人心惶惶，人们疑神疑鬼。姜志毅消息灵通，说：咱们牧场附近的那个公社，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打成了“内人党”，没好人啦。余汝明听了，不置可否。他变得更加沉闷，总是心事重重。
我们驻扎在了黑石山脚下。一天下午，余汝明把羊群丢在山上，跑回包里喝茶，嘱咐我把羊群圈住往回赶。我答应着，穿好皮得勒，系好腰带，便向山顶上爬去。
山崖很陡，穿着蒙靴太滑，蹬住石缝很困难。岩顶上的几只淘气山羊任我喊破了嗓子，也不肯下来。山石很乱，将羊群分割成许多小群，各走各的路。我赶了这拨，又爬上坡去赶另一拨，待第二拨赶下半山，第一拨又散得七零八落。就这样，我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弄得满头大汗，皮袍也穿不住了。像藏人一样，我将皮袍上身脱下来，吊在腰里，露出蓝学生装，两根小辫子被山风吹得像拨浪鼓一样。多格拉在后山上放马，骑马路过，看见了气喘吁吁的我，说：“赛努，长征，你怎么把羊群放到山上来啦？草不好，石头又多，山路太难爬，你这不是在自找苦吃呀……奇怪，你怎么放羊不骑马呀？”
我不争辩，也不解释，心想，是呀，也不知余汝明是怎么想的？
多格拉帮我赶羊，赶来赶去，赶不到一块去。他还有事，便掉转马头，向后山上跑去。当我将羊群赶到一块儿时，太阳快落山了。这时，余汝明骑着马，慢悠悠地来了。我们一齐将羊群赶进了圈。余汝明说，怎么看着比从前少呢？我说也是，没太在意。
轮到挝姬阿娘下夜，她用手电晃来晃去，满脸狐疑，跑来蒙古包，问：“今天是不是又混群了？’徐汝明也跑去圈里看了，说：“是呀，怎么羊群像少了呢？”
隔了一会儿，阿娘又来说，羊群越看越少，一定有问题，今天是谁放的羊？
余汝明一口咬定：“是长征放的羊。”
我立刻瞪大了眼睛，怔怔地望住他，一个堂堂男子汉，为什么当面撒谎？明明是他放的羊，把羊群放牧到了黑石山，中途回来喝茶，让我帮他去圈羊，为什么不说真话呢？
这一夜，真不安宁，一种沉重的负罪感压在心头。清晨，巴特尔大叔骑马赶来一些血迹斑斑的羊，满脸怒气。糟了，我又犯在了他的手上。
“昨天谁放的羊？”巴特尔严肃地问。
余汝明道：“是长征放的羊，昨天晚上我就发现少了羊啦。”
他在先告状，我始料不及。一股无名火袭上心头。他怎么是这么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揽功推过，算什么好汉！我是有错，但事情还没弄清楚呢，即便弄清了，我也不会像他那样大言不惭地将过错推给别人！好汉做事好汉当，有什么过错应当自己扛！
我老老实实地向巴特尔大叔低头认错，骑马跟他上了黑石山，只见到处是羊的尸体，足有几十只。有的被狼咬断了脖颈，有的被撕烂了肚子，肝肠拖了一地。到处是鲜血淋淋，惨不忍睹。顿时，眼泪在我的眼眶中旋转，忍了又忍，还是流了出来。大叔说：“哭，哭有什么用？山上有狼你不知道？好玩是不是？看书了是不是？你们苏和同，读书读傻了，怪不得毛主席说要你们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呢。好了，今天你就一个人把这些死羊拖口去吧！”
山上还有几只被狼咬掉尾巴的羊，挤成一堆。巴特尔大叔将它们赶下了山，留下我一人，将死羊放到马背上去，很沉很沉。这是对我的惩罚，不再会有人帮我。余汝明也不来帮我，似乎与他毫不相干。他算什么男人！他哪里是他自我描述的革命者，倒像个猥猥琐琐的贼头小人。怪不得“文革”初期，他们班的同学说他是布哈林，鬼知道布哈林何许人也，反正不是好人，以后，我再也不理他了！
这么胡思乱想着，我将羊尸一具具运下山去，往返了不知多少趟。牧业组的人都来了，围着羊尸，静静地看我劳作，没人帮我。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惩罚，然后，大家将死羊装上牛车，指着遥远的一座蒙古包说：把死羊运到那里去。众目睽睽之下，我拉着满车的羊尸，走在空旷的荒野上。车上，没有给我留座位，我知道，必须徒步走那么远的路，这又是一种惩罚。我心甘情愿地受罚。余汝明躲哪儿去了？我无需再寻找他的身影，他像只耗子钻地洞了！
我走呀走呀，天黑时，终于走到了。铁木勒的老额吉站在蒙古包前，一脸的庄严。我纳闷，为什么一定要我交给她？她是这个牧业组里的长者，要我徒步走这么远，将羊尸交给长者，也许是一种古老的惩罚方式？这是一种人人都不公开说明，又默默执行着的不成文的规矩？老额吉将死羊拖进土棚后，叫我进了她的蒙古包。她深沉的目光十分严厉。多么大的讽刺！抄家那天，她亲眼看着我拿走她藏在地毡下的银饰，今天，又亲眼看着对我的惩罚。她一句话也不说，蹲在炉边烧茶，炉火照亮她布满皱纹的脸颊。她依然穿一件紫红色长袍，两条灰白的长辫垂在胸前。
她抓了一把粟米放在碗里，倒了茶递给我，没有加奶，米里尽是沙子。也许，这就是牧民的一种温和的惩罚方式，我默默地承受了，诚心诚意吃下带沙子的茶，这样心里或许好受一些。
我赶着空牛车回来了，将铺盖搬出了蒙古包，放到哈马车里。我再不会理那个叫做余汝明的人了。
晚上，我睡在哈马车上。余汝明揭开毡帘，请求我原谅。我不想理他。我讨厌他。我从心里蔑视他！他是聪明人，看出我是真的讨厌他，便自言自语地说：“你误解了，你误解了。”什么误解不误解，人的一生，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当面撒谎的人，有什么脸面解释！我把脸扭向一边。他知趣地走开了。夜里，我听见他在车旁叹息，来回踱步。我装着入睡了，打着鼾，脸上挂满了泪水。
这样，如同陌路人地过了三天，他恳求说：“长征，请你原谅我，虽然，羊不是我丢的，但是，我不该用那种方式来表达，这是错的。”
我很固执，不是故意较真，他很明白，因为我还没有弄清究竟是何人何时丢了羊，我讨厌他这个出卖人的家伙。他怕看我的白眼，变得格外小心，耐心解释，说服我，让我认识到，羊的确是我弄丢的，然后，他再谨慎地承认错误，说自己错误性质也是严重的，不该急于推卸责任，理应自己代人受过，不该让我一个人承担耻辱，说得声泪俱下，不能不让人感动，他的形象，也随之重又变得高大起来，仿佛他倒成了替罪的英雄。难怪姜志毅说过，余汝明长着三寸不烂之舌，能将死人说活，实在名不虚传。于是，我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丢了羊，原谅了他。
从此，我以忏悔之心，更加努力地劳动。
草原人是宽厚的，事后，不再提及。
不久，挝姬阿娘告诉我，莲花阿嘎服毒自杀了。她叹道：她是多么好的人啊，太可惜了！
又过了一天，多格拉从场里回来，说：莲花阿嘎不是在家里死的，是被造反派关进装煤的小黑屋，活活冻死的。我听呆了，真想大哭一场。我自责，太自责了呀，那些日子，我为什么不陪着她？场里那些人，怕巴音淖尔的知青，如果我坚持陪在她身边，就不会有人来欺负她了，她就不会死了。我后悔，我会一辈子都自责的呀！
我痛心疾首，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size=4][center]二十一 [/center][/size]

我和余汝明来场部散心，住在韩智圣家里。

韩智圣是给牧场开拖拉机的，却与众不同。场里职工几乎都加了造反行列，反朝鲁书记，这次又积极投入挖肃运动，与牧业队过不去，韩智圣则带着几个人，坚决站在巴音淖尔知青和三个牧业队牧民一边，与自封的革委会对着干，要把权夺回来，交给朝鲁书记和贫下中牧。他的行动备受巴音淖尔知青的青睐。知青们来牧部办事，如果朝鲁家住不下，就住在韩智圣家，他的夫人韩嫂特别热情。

韩嫂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自幼没了父母，是个孤儿，十六岁就嫁给了韩智圣，为他持家，生孩子，是个不识字的文盲。她很羡慕女知青，说女人有文化多好呀，干什么都能自己拿主意，还可以关心国家和牧场大事，不像她。她惟一能做到的，就是全力支持丈夫。丈夫就是她的天。丈夫的朋友就是她的朋友。她将所有到家里去的人视为亲人。她学会了唱几句样板戏《红灯记》，便总是挂在嘴边：“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她教她的孩子们把这些来来往往的知青们当亲人，就像《红灯记》里的表叔表婶……住在她家里，每天晚上我都跟她聊天至半夜。她与我情同姐妹，还说等女儿长大了，一定要她嫁给巴音淖尔的知青，要我替她选选哪一个好，说张松林本分，姜志毅惹人喜欢……我笑道，真是那样，咱们之间变成什么辈分了？我不得不叫她婶啦，她便得意地笑，说管他什么辈分，亲上加亲嘛！老韩甚至还亲自去跟知青们说，要将女儿嫁给知青。苏子义说：“老韩，你想占我们的便宜呀，娶了你女儿，我们还怎么称兄道弟呀？不是得叫你岳父大人，那我们太吃亏啦。真惨烈呀。”

十二小队的知青也陆陆续续往牧场集中，观望局势。大家都不信那个黑名单，说没经过讨论就交出朝鲁，是不对的。最近，他们疏远了知青头头。在他们眼里，不能领路还算什么头头？大家分散住在场部周围，整天围着那座私牢打转转，想主意。

大家眼睁睁看着朝鲁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私牢里的皮鞭呼啸声和可怕的斥骂声通宵达旦。造反派们在使用酷刑。我们却像傻瓜一样，只知道围着私牢转。感情，是很难用理智说服的，知青们早已忍无可忍。

余汝明不知所措，也疏于与文旭联系，整天闷头想心事。他对政治高度敏感，知道此案来头不小，弄不好身败名裂，摸不准脉，就不敢下药。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能蹚这潭浑水。

场里，反朝派变成了挖肃派，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关押的人越来越多。

一天，知青们又聚在韩智圣家里，坐满了一炕，曼土坎、多格拉、冬力布、乌力吉也来了。韩大嫂把炕烧得暖暖的，给每人递上茶。大家都很沉重。曼上坎说，他去过私牢，看见大火炉里烧着几把铁钳子、铁钩子，烧红后，三秃子将铁钩子按在朝鲁的脖颈上，烧得皮肉直冒黑烟，朝鲁实在是好样的，一声不吭，晕倒在地上。那些家伙便用凉水泼他的脸，像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样。大家听了，气愤得直咬牙。多格拉说，派出所的乌兰其里格所长和阿尔腾也被抓了，被打得死去活来，说他们百分之百是“内人党”。三秃子他们为了表功，将他们送到旗里去了。

大家惊得瞪大了眼睛，乌兰其里格和阿尔腾那么好的人，也被抓了，究竟是谁在专谁的政？

韩大嫂哭了。韩智圣昨天也被三秃子他们抓了，关进私牢，说他保“内人党”头目朝鲁，也是“内人党”，还放出风来，说巴音淖尔的知青可能也被拉进了“内人党”，别看他们是北京来的，照样抓。

乌力吉说，三秃子他们正在惩罚朝鲁，罚站，已经站了三天三夜，不准吃喝，不准睡觉，比日本鬼子、国民党还凶残。他已经晕倒了几次。他们用冷水泼醒他，拉起来再站，逼他交待“内人党”。他除了说自己不是“内人党”，别的什么话也不说。他们用大棒打他，皮开肉绽。他不吭一声。再这样下去，他会死的。前天，那私牢里还拖出去一个死人呢。草菅人命呀！

韩大嫂哭道：“快想想办法，救救他们，救救老韩，我还有这么一大窝孩子，没了老韩怎么活呀。莲花阿嘎已经没了，朝鲁书记可不能没了呀！”

此时，群情激愤，忍无可忍。文旭没有来，大家把目光投向余汝明。余汝明沉默不语。我失望，大家都在失望。

韩智圣的大儿子大声喊道：“我要去救我爸爸出来！”他推开门跑了出去，几个牧民紧紧跟随，接着，同学们陆续出去了。余汝明依然坐在炕上，不动声色。我也站起来要走，他一把拉住我。他慢慢品着茶，说要像姜太公，稳坐钓鱼台，坐山观虎斗。我可做不了姜大公，我真想去砸了那牢！

太阳偏西时，曼上坎闯进屋来，兴奋地大叫：“咱们把老韩抢出来啦！哈，三秃子有什么尿，见到咱们巴音淖尔的人，吓得没命地跑，哈哈……”

韩大嫂笑得又流出泪来。曼土坎说，咱们巴音淖尔的牧民来了很多，都住在牧场周围。他们把朝鲁书记送回场里，心里就后悔，听说三秃子那几个坏蛋天天过打人瘾，早就忍不住了。朝鲁书记已经站了三天三夜，再站会死的，刚才，咱们巴音淖尔的知青和牧民，好大一群人，都围在窗户口，往里看，韩智圣的大小子使劲推那窗户。那窗户用钉子钉死了。额伦高娃一拳就把玻璃砸了，别看她平时秀里秀气，没想到，这么勇敢。砸破了窗户，她第一个钻了进去。韩智圣的大小子，还有张松林、雷幼月、苏子义、袁宁、王大可、胡敏、姜志毅和童君……都钻进去了，打开大门，好多知青和牧民冲了进去，三秃子他们拦都拦不住，把韩智圣给救出来了。三秃子吓得脸都白了，苏子义指着三秃子的鼻子说：

‘你小子小心点，再不快点滚蛋，桂克勇就是你的榜样！’

三秃子吓得屁滚尿流，急忙往外跑。那些家伙，也都跟着跑。挖肃派的人跑光了，咱们就接管了嘛。现在，咱队的知青看着私牢呢。”

余汝明听了，苍白的脸色渐渐有了红润，目光炯炯，说：“到时候了，长征，咱们走，去看看老韩怎么样了。”

我们直奔黑牢。这时，天已黑尽，进了私牢，里面亮着几盏油灯。牢里很静，灯光将十几个站立的人影映在墙上，黑森森的。

余汝明走进了大屋，像检阅一样，巡视被罚站的人们。这些人，有场里的正副场长、党委书记、保卫干事、派出所成员，也有“地、富、反、坏、右”分子。阶级斗争两大对立面的顶尖人物，竟然被关在一起罚站，荒诞，滑稽。因为时下正在搞挖肃，接管大牢的知青也不敢放人，但是可以让被关押的人避免皮肉之苦。余汝明高声喊道：“不准体罚，都坐下来交待问题！”知青和牧民们也跟着喊道：“坐下坐下，不能搞体罚，有什么问题都坐下来谈！”

余汝明和我走到朝鲁身旁。他对朝鲁说：“坐下来，坐下来交待问题。”

朝鲁抬头望了我们一眼，单薄的身子僵直地站立着，额上的皱纹也很僵硬，只有眼球还在转动，证明他还活着。他想坐下，腿却不能弯曲，动作机械，身子一偏，跌倒在地。我和余汝明急忙将他扶起来。看牢的张松林、姜志毅、童君也围了过来。余汝明说，他已经站了三天三夜，腿上的血液不流通，赶快把靴子脱下来，用热水给他泡泡脚。姜志毅给他脱靴子，像拔萝卜一样，不敢使劲，怕把冻硬的脚弄坏了。他的双脚肿得很大，胀在靴子里，脱不下来。我们轮流给他脱靴子，终于脱了下来。知青们立刻给他弄来热水泡脚。

满屋站立的人们，都上炕坐了下来。场里原有的干部，几乎都在这里聚齐了，只差因为支持造反派而被结合进革委会的潘虎。别人都成了“内人党”嫌疑犯，就他不嫌疑？这不公平，他也应该关在这里，被嫌疑嫌疑。知青们去场部革委会办公室，也把潘虎带到大牢里。潘虎气鼓鼓的，表示抗议。他也尝到了冤枉的滋味儿，不过，大有区别，不受皮肉之苦，不在极度的恐怖中度日如年。他走进大牢时，人们都惊奇不已，眼睛里充满疑问，怎么他也进来了？他很尴尬，也很不安，是呀，堂堂整人的人，跟被整的人关在一起，真是个大笑话，活闹剧。那个年代，这种闹剧，大概天天都在上演吧。

突然有一天，挖肃工作组匆匆收拾行李，一夜之间，全撤走了，人不知鬼不觉，只传出话来，说上级宣布“挖肃运动结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没有结论，没有说法，那些挖肃积极分子们更是进退两难，尴尬万分。

关押的人被放了出来，没人再提莫名其妙的“内人党”。人们重见天日，恢复了平静。

朝鲁回到家里。家中已被洗劫一空，乱七八糟。莲花阿嘎已经去了，屋内空空荡荡，徒有四壁，但是，莲花阿嘎的身影无处不在。朝鲁一双深邃的眼睛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悲凉。我们知道，任何安慰都无济于事。人们都说，从那以后，朝鲁老得好快。

[size=4][center]二十二 [/center][/size]

从此，知青们与知青领袖之间有了隔阂。余汝明门前冷落了。在这次“挖肃’冲，他和文旭消极观望，使巴音淖尔知青群龙无首，莲花阿嘎也没了。对于知青来说，真是输得窝囊！大伙儿自然认为，责任主要在知青领袖头上，尤其是余汝明，责任最大。

那次冲进私牢，他躲在了哪里？他有何颜面见草原的父老乡亲？那自发冲进私牢的八位知青好汉，见了他也不再仰慕，嘴角还常常流露出轻蔑。这对余汝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回队以后，他变了，沉闷、压抑、烦躁。他清醒地知道，他面临着信任危机，任何解释都无济于事。他焦虑着，思考着，企望恢复自己的知青领袖地位和威信，却又十分无奈，于是，显得阴郁和易怒，像一座随时喷发的火山口，一不留神，便会喷出灼人的岩浆来。当然，这火气只会对准我一人。

那一天，又是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口出恶言，又提出“分手”。要知道，这对我是一种致命的创伤。他不止一次这样说了，而且今天是当众。我的心又在流血。我不能接受这种侮辱。他把我当成了什么？这么随意！我是女人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女人未婚同居意味着什么？这种风险，他难道不知道？特别是在“文革”中，被诬为“破鞋”而自杀的女人不知有多少，他难道就不知道？其实，他比一般人更清楚什么叫“人言可畏”！他说，他在这方面脸皮特厚，可是，我与他不同，从小循规蹈矩，自尊自爱。起初，他拼命地追求我，以三寸不烂之音，说服我接受他，在我不设防的情况下，占有了我，从灵魂到肉体控制了我……现在，他这样做会杀死我的，他懂吗？

我当众高声回答：“分手就分手！”心里在想：分了手我就去跳河！宁死决不受辱！我冲出蒙古包，从哈马车里拖出箱子，取出一本像册，当众翻开，将他的一张照片扯下来，撕得粉碎，撒满了地毡，然后，又扯下一张，刚要撕碎，他急了，跑过来，夺过像册，嚷道：“别撕别撕！这照片有历史价值，你懂吗？”

我将像册又夺了过来，继续撕碎，恨恨地说：“流氓，你是个大流氓，大骗子！流氓的东西，我就要撕，撕光！怎么样！”

此刻，我撕碎了照片，是因为我的心被撕碎了。从前，我精心珍藏这本像册，像珍藏世界上最最贵重的东西，今天，它一钱不值！

我收拾着行李。包里，鸦雀无声。余汝明走过来，按住我的手，说：“别收拾了，你哪儿都别去！你哪儿也不能去！两口子的事，两口子自己解决，别当人面这样。”

他这人是死要面子。他在说“两口子”，又不“分手”了？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永远是他一个人的天地，再容不得别的人啦。我撕掉的照片，不过是多洗出来的，那照片的原片和底片还好好地夹在像册后面呢。余汝明真会说话，一句话就点在要害了——他在说“两口子”。

他拉着我的手，走出蒙古包。我顺从地随了他出去，走到架子车旁，他说：“长征，原谅我，我是一时冲动，你别往心里去，我爱你是真心，不是欺骗，请你不要误解我……”又是一番忏悔，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又让我感到自己行为的幼稚，似乎是我在无理取闹，一时竟想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一本正经，将像册递到我手上，说：“交给你的东西，怎么能随便丢掉呢……”他真有两下子，这么快便让我觉得自己错了。我接过像册，抱在胸前。他望着我的眼睛，说：“傻丫头，还说不说我是骗子。 流氓了？”

我羞红了脸。他笑了，可是，他的眼神还是不对。他的心太深，深不可测。他又说：“长征，我这几天去拆匪包有事，过几天，如果你真想我，就去找我。”说完，他进了蒙古包，将我甩在包外，我随之钻入包里，倒像是我成了他的跟屁虫。这一回，变成了他在当众收拾行李。他穿上皮得勒，系好腰带，戴了狗皮帽子，拎着书包走了出去。姜志毅、童君都在各忙各的事，说是两口子的事不能插嘴，麻烦着呢。余汝明走了，只有我送他出去。他上了马，走了，头也不回。北风吹着我的脸，像针在扎。白茫茫的雪地上，他的身影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此刻，我的心一阵紧缩，疼痛。我怕他离开我，耳鬓厮磨地相伴了几年，数不清的故事和恩恩怨怨，造就了两个人的世界。我与他，已经融为一体，难解难分。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觉得离不开他了，就像他离不开我一样。相隔千山万水，他千呼万唤，要我回到他的身旁，现在，我能够理解他的感受了。

我盼着过了两天，便骑马朝着他去的方向出发了。姜志毅一再告诫我，千万别迷了路。童君也劝慰我，说：“两口子的事千万要好好商量。”他们就像我的大哥哥一样关照着，令我好感动。

我顺着姜志毅指出的路，纵马远去，先是看见一片苇子地，再向北，翻过小山坡，就看见饮烟袅袅的蒙古包了。包外，一个人影在晃动，我看清了，是他，在蒙古包门口等我。我的余汝明，我好想他，真想立刻扑进他的怀里，贴在他胸膛上，听他的心跳。我还记得，探亲归来，为了接我，他赶着老黑牛，一天就跑了两天的路。还记得，他见到我时，那么激动，兴奋，令我莫名其妙地感动。现在，我的感受和他一样了，再也不能容忍胯下的阿力克磨蹭。我用马棒打它的屁股，使它快跑起来。余汝明已经看见了我，却转身进了蒙古包。

“稀客稀客，长征，你是无事不入三宝殿呀，今儿是来追你的余汝明吧？”苏子义走出蒙古包，迎了上来，说得我满脸通红，羞死人啦，拆匪就是嘴不饶人。

下马进了蒙古包，只见满屋的人，热气腾腾。锅里煮着香喷喷的手扒肉，半导体里响着苏联歌曲。拆匪包里，总是这么有生气，有说不完的笑话，有侃不完的大山，妙语连珠。怪不得余汝明总爱往拆匪包里跑，一跑就几天不回家。我向人群中巡视，他坐在里面，背对着我。这是为什么？明明他看见我来了，为什么不理我？连招呼都不打吗？我在人群中坐下，张松林倒了茶，让人们给我。我慢慢喝茶，听着众人的议论。

天黑了，点亮了油灯。余汝明凑近灯光看书，根本不理我。我该回去了，要走很远的夜路，迷路了怎么办？他不是说让我过两天来吗？可是，为什么又不理我？我在人群中显得局促不安，他分明是在当众让人难堪，似乎是我在恬不知耻地追他求他！

我站了起来，准备往外走。包外，黑沉沉的，刮着北风。我知道，拆匪们留不留我都很为难。有人说，可能要刮白毛凤了，会迷路的。也有人说，唉，冬天夜里一个人走路，狼会吃人的。还有人干脆说：天太黑了，今天你在这里凑合一夜，明天再跟余汝明一块儿回去吧。

我又回到蒙古包，余汝明依然不理睬我。他为什么这样呢？我猜不透。跟城府大深的人在一起，真累！入夜，人们躺满了一屋。我合衣靠在哈那壁，躺在余汝明身边。他背对着我，神色冰冷得有些夸张。

翌日清晨，袁宁怪声怪调地说：“老余，人家孟姜女寻夫，千里迢迢寻到这儿，你干嘛不回去。昨天是下雪天留客，今天是天留我不留。别怪我赶你人啦。”

拆匪就是拆匪，说什么全竹筒子里吹火，直进直出。

苏子义、张松林借口粮食不多了，劝余汝明回去。

余汝明胡诌了几句玩笑话，便告别了拆匪们。

一路上，他与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若即若离。

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想着这两天的事，心里堵得慌。又不想理他了！他抚住我的双肩，说：

“长征，还说我是流氓吗？还说我是骗子吗？在别人的眼里，明明是你在追我嘛！瞧你，追我都追到了他们拆匪包里，哪有女人脸皮这么厚的？起码拆匪包的人会这样认为！”

我睁大了眼睛盯着他，看这个凭三寸不烂之舌迷住我的男人为什么这么说？在他一张一合的嘴巴里，为什么可以随意更变事实？他究竟是一种什么人？为什么对最亲近的人也使尽心机？

他笑了，冷冷的，怪怪的，说：“长征，我知道，现在无论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了，我对你是不是真心，让事实来作证。”说着，他走出去，从柜子车里取出了我的蓝毛衣。我早就不穿它了。在草原上穿毛衣是活受罪。这地方冬天大冷，没法洗澡，人人长虱子，毛衣成了虱子的安乐窝。穿在身上，便一齐钻出来，咬得人坐卧不安。尤其是脖子里的虱子，从毛衣领子里钻出来，围着脖子咬成一串红疙瘩，像戴了串红项链。因为毛衣孔大多，虱子很难除，只好不穿了。

余汝明让我跟他一起拆，把件漂亮毛衣拆成了一堆毛线，又从我的箱子里翻出了竹针，说要学编织，给我织一双毛袜子，表达他对我深深的感情。他真的在织毛袜子了，男子汉织毛袜子，实在是新鲜事。姜志毅和童君都不时地前来观赏一番毛袜子。姜志毅说，“余汝明真的在改掉大男子主义了。”

看着他用粗大的手指勾着毛线，一针针地织，还把我的鞋脱下来，比比脚的大小，我心头一阵感动。多日来，对他的疑惑烟消云散了。知青们看见了他亲手给我织的毛袜，都赞不绝口。毛袜穿在脚上，暖在我心里。余汝明一下子变成了模范丈夫。他说得对，应该信任他，他在时时解剖自己，改造自己，这双毛袜就是证明。于是，他又完全地拥有了我，任他在爱的田野里尽情耕云播雨。每当这时，他总是俯在我的耳边，轻轻喘息着说：“我的傻丫头，给我生个儿子，我的儿子一定聪明，我会把他教得比我更聪明。”这时，我心里就充满了幸福和幻想，幻想为他生了个大胖小子，一定比余汝明更聪明，更高大健壮，更有本事，而且，我一定要教他做一个正直的人……

这一年的隆冬，雪下得好静，静得像是在一颗死寂的星体上。雪无情地覆盖了整个草原，连草尖儿也难寻觅了。羊儿在刨雪，很久才能吃一根草。它们渐渐消瘦下去，直至一个又一个地倒毙，留给狼群饱餐。

我望着毡包顶上的玻璃窗，十分焦虑，这是大家辛辛苦苦放肥的羊群啊。

恩布赫大叔进来了，脱下漂亮的狐尾草原帽，露出一头黑发，神情忧郁：“余汝明，雪再这么下，怕要成灾啦。”

“草原的天，孩子的脸嘛，是你说过的。”余汝明递过烟去，一副男主人的架势。

恩布赫将烟在铁炉上点着，吸了起来，烟头一明一暗的。

“听老人说，民国的时候也闹过雪灾，嘿！雪有蒙古包那么高，人呀、牲口呀、蒙古包呀，全埋住了，人要是出去，就得挖雪窟窿钻出去，成了打洞的旱獭子了。这雪再下下去，我们也会惨成那个样子啦。”恩布赫叹道。

“阿驾，我们该想想法子，看哪里雪薄点，搬个家，给羊找点草吃。”

“还用你操这个心呀，队里早派小冬力布他们去萨伦看草场了。”

过了几日，雪终于停了。天空瓦蓝，一片云也不见。队里全要搬向萨伦草场，不知何时，拖拉机已经压出了一条通向萨伦的雪路。

草原车队行进着，蜿蜒数里。畜群跟着车队。畜群过处，倒毙了一只又一只，一些弱羊落在后面跛行。

前方，出现了一排山峦，蚁群般的车队，向山峦深处迁移，进人了一块小盆地。车队散开来，在半山腰上，支起了一座座毡包。

我们和恩布赫的蒙古包并列，中间照例留一块圈羊的空地。

萨伦草场是块风水宝地，牧草茂盛，雪地上一片金黄。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天，天空中奔雷一般地轰响，是两架飞机在盘旋，看得出，是中国空军的飞机，投下了两只降落伞，飘飘摇摇，吊着巨大的木箱，从天而降。牧民们骑马造了过去，上面贴着蒙汉文写的字条，注明是救灾物资，写了一些感人肺腑的话，要求分送给牧民中真正的困难户，希望干部们以身作则，做好分发工作。

于是，牧民们捧着天上掉下来的北京货，高高兴兴地拿回家。由于物资有限，没有分给知青，反正知青们见着那些东西也不稀罕，只要牧民高兴，知青们也高兴。

老加木萨来到我们包里，掏出一包大中华香烟，轻轻打开锡纸，看看，闻闻，还是带过滤嘴的，太高级啦。老头儿乐得嘴都合不上。他抽出几支，递给大家，大家推说不要。老加木萨点燃了一支，放在嘴里，说这是天堂上掉下来的东西，那木箱上还贴着圣旨呢，是毛主席赏的，也就是说，是皇上赏给咱们玛力沁的，宝贝啊！我们都笑了，老牧民怎么还说这样老掉牙的话。余汝明说，这不稀奇，现在的深山老林中，有的人还不知道到了哪朝哪代，还有人问，现在是光绪几年啦……

自从来到萨伦，我就忙得团团转。经过长途快速跋涉，许多怀孕的母羊因为动了胎气而早产。我将一只只小羊羔抱上了哈马车，为它们找母羊喂奶。

一次，多格拉骑马奔来，喊道：

“长征，快去，余汝明的羊又下羔了。今年羊早产的多了，完了！天太冷，怕是养不活呀，你快去吧。”

他从背上的毡口袋里取出两只小羊羔，递到我手里，便拍马而去。我将两只小羊羔捧回包里，找来一只大筐，垫上羊皮、旧棉袍，再将两只小羊羔及另外几只小羊羔一齐放在里面，然后连滚带跑，直奔到余汝明的羊群，只见几只刚下羔的母羊正等着小羊羔们站起来。小羊羔们挣扎着，身上的羊水已经冻成了冰壳。我将一只站立不稳的小羊羔抱起来，装进毡口袋，一旁的母羊嘴里叼着血淋淋的胎衣，慢慢地咀嚼吞咽，活像一只食肉动物。

有三只小羊羔倒在雪地上，几乎被冻僵了。我急忙将它们装进毡口袋。余汝明手持羊鞭，纵马而来，说要给这几只羔做记号，它们的母羊是头一回下羔子，刚一生下就跑掉了。

我背着装满小羊羔的毡口袋回到家。看着这群小家伙，我明白自己的责任，心中更是充满了快乐。它们长得真好玩，我爱看它们稚嫩的小模样，更爱听它们的叫声。

几天下来，小羊羔剧增到三十多只，我只好将围粪的大藤栏塞进蒙古包，在栏内铺上老羊皮、旧棉袍，将小羊们全部搬进这个“新家”，然后烧牛奶，晾温，像喂小孩一样喂小羊羔。摸着它们胀鼓鼓的小肚皮，我快乐得像孩子。

傍晚，羊群归圈，母羊们大呼小叫，呼唤自己的小羊羔。小羊羔们伸直脖子，瞪着亮晶晶的眼睛，一齐叫起来。我像托儿所的阿姨，赶快将会跑的小羊羔子放出去。大一点的小羊羔，跑去找到自己的妈妈，急切地钻进母羊的肚皮下，叼住奶头，用小脑袋猛顶乳房，大口地吮吸乳汁。母羊们亲吻着小羊羔，好深的母子情。我有些妒忌它们了。我多想也钻进妈妈的怀里，撒撒娇。我从小依偎在妈妈怀里的机会太少了……

有几只小羊羔的叫声特别急切，它们还没找到母羊呢。我将几只背上涂了黑圈的小羊羔抱出来。不认羊羔的母羊已经被拴在了车轮上。母羊不认小羊羔，就要唱悲凉的牧歌，求它回心转意。那歌一定要唱得动听，使它大受感动。这是蒙古人几千年放牧的经验。挝姬阿娘蹲在母羊身旁，将小羊羔放在它眼前，挤出它的奶抹在小羔额头上，让母羊嗅，然后开始唱歌。我跟着挝姬阿娘学了几句哭腔，求母羊回心转意。我尽量唱得悲悲切切，像哭丧似的，心里却觉得很好笑，不过，不能笑，心诚则灵呀。母羊果真开始亲吻小羊羔了。小羔子吮吸它的奶，它也不躲了。这样，早晚折腾两次，几天后，它就认小羊羔了。就这样，我每天早晚对羊唱着悲歌，多格拉常在旁当听众，那样子，显然也被我的哭腔感动了。

白天黑夜，我都与小羊羔在一起，精心照料，定时检查每只小羊羔的健康状况，一旦有小羊羔拉稀，立刻打针喂药。小羊羔们长大了，一共三十六只，长得漂亮又可爱，绒绒的小卷毛洁白极了，人见人爱。凡来包里见过小羊羔的人们，目光都很特别，甚至露着钦佩和惊异，弄得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高兴。挝姬阿娘说：“今年雪灾，家家的羊羔都养不活，长征姑娘，你真行，一下子养活了这么多，还长这么大了，真了不起。”从前，挝姬阿娘总把我当孩子看，今天，她这样夸我，让我心里好感动。我的小羊羔为什么能活，因为我怀着一颗挚诚赎罪的心。

余汝明干活也特别卖力气。他在用努力劳动来挽回影响。由于判断失误，他放弃了对朝鲁书记的保护，因而失去了知青和牧民的信任。他悔之不及，常说：“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他来草原不是为了牧羊，而是为了“牧人”。要牧人，一定要掌握人心。

草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草原人古朴的心态，评判人好坏，只看他劳动的好坏。精明的余汝明，自然早已悟透这一点。他放羊特别精心，羊群吃草足，弱羊死亡少。我们的羊群抗过了这场大雪灾！

春天终于来了，我们的勒勒车队，从萨伦的环山中走出，迁往苏陶勒盖春季草场，准备接羔。

再过两天，就是余汝明的生日了。

我精心搭了个土灶，煮好手扒肉，又做炸果子，还做了许多排又，用羊油炸得黄黄脆脆，余汝明很爱吃。

余汝明生日这天，杨亦森、袁宁、王大可也来了，聚在蒙古包里，喝茶，侃大山。小门半掩着，可以看到淡淡的蓝色远山和开阔的黄草地。

我在做生日寿面。忽然，一只黑狗窜了进来，身子颤抖着，乱钻乱拉。童君跳了起来，摸到一根木棍。叫道：“哥们儿，来者不善，听说最近闹疯狗病，疯狗咬什么，什么就疯。”

“那叫狂犬病，狂犬病的死亡率很高呢，千万小心点！”袁宁的声调十分尖锐，听得大家头发根都竖了起来，人人瞪大了眼珠，盯住黑狗。黑狗喘着气，身子缩成一团，哆哆嗦嗦，眼睛泪汪汪的。大家与黑狗相持着，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包里静极了，突然，门口伸进一个脑袋，探来探去，是桑杰。他一眼看见了黑狗，上前用绳子套住脖颈就往外拖。

“桑杰，它是不是疯狗？为什么套它？”童君问。

“就算是疯狗吧，它咬了羊，要判它的死刑！”说着，桑杰拖了它就往车架子那边跑。黑狗很狡猾，突然挣脱了。牧民们骑马追了上去，一时尘土飞扬。黑狗伸长了舌头，气喘咻咻，双耳高高竖起，尾巴夹在裆里，真的像一只拖尾狼。牧羊狗咬了羊必须处死，不准求情，是草原上不成文的规矩。此刻，大家骑马围住黑狗，抛出许多根套马索，将它缚住。黑狗蹲下了，知道末日已到，伤心欲绝地哀嚎着，不再挣扎，听任桑杰拉紧了颈上的绳套，拖到车架子旁。桑杰将绳索的一头挂在车辕木上，系成死扣。几个牧人来到车尾，一齐踩压下去，辕木竖向了天空，黑狗悬吊了起来，使劲踢腿，挣扎，终于不动了，吐出长长的舌头。围观者确认它死了，便纷纷四散而去。

望着吊在空中的狗尸，王大可低头叹道：“唉，可怜的黑狗，如果有来世，你的灵魂千万别再投胎变狗呀。”声调凄楚，颇似兔死狐悲。余汝明属狗，在他生日这天杀狗，总有些不自在。杨亦森则兴高采烈，鼓动大家吃狗肉。于是，知青们七手八脚，将死狗解下来。思布赫闻讯而来，说：“你们汉人，怎么连狗肉都吃？狗吃屎呀，它的肉大埋汰了！”大家也不争辩，扯剥了狗皮，去了内脏，下了狗腿，准备煮手扒肉。我从狗腿上剔下肉来，切成了薄片。这时，我已将面条做好，又细又长，下到锅里，待水沸开，再下肉片。花椒、野菜及各类作料，一应俱全。煮好以后，盛了许多碗，还加上酱油膏。大家端起碗，齐声祝余汝明生日快乐，说了一大堆吉利的玩笑话，然而，没吃几口，便吐了出来，大眼瞪小眼，相互使眼色，但不说出口，不想冲了今天的吉利。

我很奇怪，今天怎么啦？我端起碗，吃了几口，糟了，难吃得直想吐。这狗肉又膻又酸又涩，只有余汝明一个人还在继续吃。他硬撑着，把面条往肚里填，还做出很好吃的样子。可是，无论如何，大家绝不再提筷子，我只好泡了茶，端出手扒肉和炸果子。

后来，我将面条倒进了狗食盆里。小黑和小黄奔了过来，围着盆子嗅，不肯吃。其它狗兄狗弟们也奔来嗅，硬是不吃，然后，齐齐蹲在那张狗皮旁，红着眼睛，低声哀叫，久久不肯离去，它们一定感受到了人这种动物的极端残忍。

春风吹绿了草原。我们又忙碌在苏陶勒盖草场，接春羔。我每当走上井台，推水车饮羊，就会睹物思人，再也看不见莲花阿嘎仁立在井台上的瘦小身影，听不见她亲切和蔼的声音。夜里，我常常梦见一片绿草地，中间有石井台，莲花阿嘎头裹白布包头，笑吟吟地站在井台上……

[size=4][center]二十三 [/center][/size]

转眼到了初夏。我赶了牛车去场部购物。

这是一条千年古道，旁边长了许多车前子草，知青生病便采了它煎汤喝。古道的辙印又宽又深。有人说，这是抗日时期苏联红军的坦克压宽的。顺着车道，牛车来到一座小杂货店前，我买了点零碎东西，揣进宽大的袍襟里，便去那日松家喝茶。敲开了白木板门，开门的不是桂花儿，而是她妈妈，显老多了，穿对襟汉装，腕上戴着紫色佛珠，她神情忧郁，连声说：“苏和同你可来了！好！好！”随她进了里屋，我闻到股怪味。屋里最惹眼的，还是窗台上那盆绿茵茵的蒜苗，迎面的木椅上坐着那日松老爹，也是一脸的阴云，见了我，睁大眼睛，说：“好！好！你最和咱闺女说得来，你劝劝她，看她会好不？”

我问：‘你说谁会好不？”

老爹叹口气，指了指炕上。

我一看，只见桂花披头散发，浑身肮脏，蟋缩在炕角，乱发遮住了脸颊，只露出一双呆滞而浑浊的眼睛。这哪里是过去那个美丽活泼的桂花，一双大眼睛曾经神采飞扬，银铃般的笑声悦耳极了。她是这对老夫妻的心肝、宝贝和全部希望。

我愣了，心口一阵紧缩。

那日松老爹说：当初真不该送她去旗里读书。桂花儿被人骗了。去年，她在中专毕业，碰见一个年轻的汽车司机，一见钟情。那小司机说他还没成家，最喜欢有文化的姑娘，说桂花是旗里最美丽的女学生，爱她爱得发疯。于是，桂花以身相许，两人如胶似漆。桂花儿提出结婚时，司机小伙子突然翻了脸，说他在旗里有老婆、孩子，不能结婚，对她不过是逢场作戏，玩玩而已。现在，玩腻了，她可以回家了。谁知桂花受的是那日松的汉化教育，婚姻观是从一而终，怎么能接受这种耻辱。她的种种憧憬破灭了。当时，她哈哈笑了起来，然后就哭，哭了又笑，然后就不认人了。那司机也吓坏了，怕惹出事来，就哄她上车，送到白云淖尔公社，丢在一个小客栈里。可怜的桂花，不吃不喝，疯了几天，等到接回家时，连爹妈都不认识了。老爹后悔之极，悔不该送她去旗里读书，落得今天的下场。

我听了非常气愤，说应该去告那个司机。老爹说：“谁知道司机是谁呢？桂花已经不认人了。长征姑娘，你千万劝她回心转意，我们全家会谢你的。”

我知道，这种病很难治好。女孩子，最重的就是情，尤其是以身相许了，这种打击是致命的。情伤应由情来治，但已不可能。那司机是有妇之夫，不会来乡里照顾她，一般的劝慰无济于事。我上了炕，给她梳头。她脸上脏兮兮的，但美丽依旧。她的乱发很难梳通，用了水，好一会儿才梳通了。她妈妈叹道：一会儿，她还会弄乱的。我叫着她的名字，说：桂花儿，我是长征呀，把这件事忘掉吧，一切从头来好吗……

她无动于衷，眼珠乱转，慢悠悠地说：“他……他……他还会来接我……车开跑了……他开汽车来……”

她真的不可救药了。

老爹叹息良久，说：“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除了那小司机，谁劝也没用了。可是，我怎么找到那个臭小子呢？他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上的，这丫头从来不说呀……”

我一再劝慰这对老夫老妻。

临别时，老爹说：现在，一来吉普车，就知道准有事。这些日子，又来吉普车啦。等着瞧吧，又有戏了，这个登台，那个下场，走马灯似的，各唱各的调。咱们老百姓呀，老老实实地在台下，看戏。你们苏和同凡事别大认真啦，阿爸吃的盐比你们吃的小米子还多……

那日松，人称“那克思”，说的话还真有点像个预言。

我在包里扯马鬃，搓成绳，准备给余汝明做一条马肚带。

知青们围坐在火炉旁，谈论就要建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林副统师批准组建的，沿着边界搞“屯垦戍边”，半军事化，像新疆和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一样。现在，先遣干部和新召的兵团战士已经到了。许多兵团战士年纪很小，不懂事，有的还偷牛粪，牧民们很生气。大家还说，又爆了个大新闻，当年那个带人抓朝鲁书记的彭继红，如今又带着萨伦队的牧民们脱离兵团，被定为反革命行为。兵团的官兵开着吉普车追捕她，要捉拿法办。牧民们护着彭继红，策马奔逃。很多吉普车合围堵截。结果，彭继红带着全队百十户人，赶着牛羊，浩浩荡荡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兵团的官兵望尘莫及，空手而归。

王大可说：“这丫头片子真够厉害的。当初，她做的事够极左的，不过，她现在的举动太让我感动了，真后悔，我们不应当跟萨伦队对立。”

文旭说：“萨伦队是从腾格里草原迁来的，运动一来，本地人和外地人自然分成了两派。萨伦队的牧民对朝鲁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朝鲁可能有偏向。其实呀，吵来吵去，都是自己人。”

袁大头说：“瞧人家，秀里秀气的小丫头，还挺厉害，一下队就当了队长，听说蒙语说得还特棒，要不然牧民服她呢。唉，不打不成交，可惜了解她太晚了。她整个一个女嘎达梅林，带着牧民投奔光明。”

“哎！继红、继红，当初咱们怎么没看出来你呢？”苏子义说。

“喂！你小子这口气，是不是想这丫头啦？”大头嗔道。

“可没准儿。”苏子义诙谐地说。

“没你份儿啦！人家有了心上人。她跟一个小马倌好上了，非要嫁他不可。”

“唉，继红长得漂亮，出身又好，有魄力，又能干，干嘛要嫁一个蒙古小马倌？”

“当现代王昭君嘛，不过，嫁的可是出身不好的牧主子弟。”

“听说，那位小马倌长得人高英俊，标准蒙古美男子，干活儿特麻利，骑马技术极棒。”

“这年头，嫁给牧主儿子能有好果子吃吗？”

“她说，因为出身大好了，才要嫁个出身不好的；因为出身不好的人有压力，才不会翘尾巴，她要体会一下夹着尾巴做人的滋味。”

“哎呀呀，奇谈怪论，整个一个殉道者，清教徒，苦行僧。她究竟图个什么呢？”苏子义嚷道。

“图防修反修的理想主义呗。”王大可说。

“瞧人家的能力，胆量，气魄，咱们队有谁比得上她呀！”苏子义又说。

没有人注意，余汝明顿时脸色惨白，文旭也红了脸。是呀，彭继红一个女孩子，做出的事轰轰烈烈，好一个女中豪杰，把这两位在草原上叱咤风云的男子汉比得没头没脸。他们全沉默了，有说不出的窝囊。

余汝明沉了脸。大家不欢而散。我的心情很沉重，觉得有什么不祥的事情会发生。彭继红这么左的人，竟然被兵团定为反革命，我们反革委会，又有桂克勇这件麻烦事，而且王大可三次拒捕，前景实在不妙。余汝明这么精明的人，为什么没有警觉呢？

余汝明放牧羊群，朝出暮归。我夜里看羊，白天剪羊毛，还给余汝明缝了一条马肚带，非常好看。

我准备再用驼绒线加工一下，正忙着，门撞开了，是余汝明，他的拳头重重地砸在我的背上。我惊叫了一声。他抬起腿，用马靴照我背上狠狠一脚。我躲避不及，一头栽倒在地上，嗓子里喷出一汪又腥又热的液体，两眼一黑，顿时什么都不知道了。我醒过来时，身子欲动不能，嘴里咸咸的，一股粘液在嘴角上淌着。我抬起手擦了一下，黏糊糊的，仔细一看，是殷红的鲜血。

只有伤了内脏，才会吐血啊。我真正地伤心了，他已经多少次无缘无故地打我了？我躺在地毡上泣不成声。

余汝明扬长而去。童君正好进门，将我从地上扶起来。他依然不说话，倒了碗茶递给我。

我背过身子，心想，余汝明这样心狠手黑，究竟是个什么人呀。往事，历历在目。寒冬时节，每个夜晚入睡时，余汝明都要我用身子给他暖热冰冻一般的被子。我们住的是蒙古包地铺，很冷很冷。牧民睡觉时，解开皮袍，在皮袍里脱下内衣，裹紧皮袍躺下，再把褪下半截的皮裤腿折在脚下，外罩皮被，这样，皮袍里的温度始终与体温一致。汉人睡觉时，习惯脱了衣服钻被窝，那么，此时此境，犹如钻进冰窟窿，非常痛苦。但是，余汝明每夜一定要我用身子温热他的被子，他再钻进去，跟我做完那事，困了，再一把将我推回我的冰窟窿似的被子里，使我像受酷刑，苦不堪言。这难道是爱吗？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者，对自己所爱的人尚且如此，对天下人又会如何呢？

我不敢深想。

这时，余汝明回来了。我坐在地毡上慢慢喝茶，不看他。童君一声不响出去了。余汝明坐到我身边，说：“长征，原谅我。”他这样请求原谅，已经不知有多少次了。我不理他。他继续说对不起我，当时就后悔了，又不能收回，只好硬着头皮走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原谅他的坏脾气吧。他说他的脾气特别像当今的领袖，领袖年轻时也血气方刚，脾气坏，每当政局出现问题，心情便烦躁起来，还用棍棒打过他的亲弟弟呢。他说：“千万别认为脾气坏的人就是坏人。一个特殊的人物必然有特殊的脾气，请多理解，多容忍，我一定会改好的。你答应过呀，原谅我在改造过程中的错误，一个好妻子，最能原谅丈夫的过错。”

恍惚记得，我是答应过他，又有些记不清了，不过，他似乎有些道理。我的天性使我又原谅了他。

[size=4][center]二十四 [/center][/size]

巴音淖尔队已经搬到了赛瀚高勒夏季草场。

余汝明和文旭没有放弃责任，他们要让知青们在集体劳动中大显身手，弥补过失。十二小队全体知青，个个汗流使背，生龙活虎，牧民们赞叹有加，说咱队知青个个是好样的，干起活儿来全巴音宝力格第一。

羊身上的虱子、跳蚤和各种寄生虫不少，影响羊皮、羊毛质量，必须用药水洗身子，还要用药水灌，以除去体内寄生虫。洗羊、灌羊，是强体力劳动。今年，这活儿全靠知青了。

洗羊那天，牧人们用牛车围住石头棚。棚内，有石砌的水槽，长一百米有余，宽度正好容下一只羊通过。水槽很深，羊跳不出来。两头有水池，与水槽之间隔有闸门，水池另一头连着小石圈，石圈设有小门，供羊出入。几个牧人将第一批羊赶进小石圈，再经小门赶进泡有药水的水池，深及羊颈，然后又将它们从另一闸门赶进水槽，槽中也注满药水，让羊从水槽中通过，直至百米水槽尽头，再一只只拦住，由妇女们灌打虫药。

羊恐惧万分，拼命往外跳，有跳出水槽的，或逃奔，或挤成一团。人们需要捉羊，拖羊，非常累，像与百十斤的活物肉搏。恐惧中的牲畜，力气大增，很难对付。男知青们奋不顾身，全部赤膊上阵。烈日灼人，他们脊背上纵横着汗水、药水在灰土上淌成的网络，好似纹了身。余汝明和文旭也脱掉了上衣，文旭露出他雪白的胸脯，大伙儿说他看似虎背熊腰，原来是个奶油小生。余汝明骨头架子大，却很瘦，知青们说：“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了，原来是一块大排骨呀。”“老余，你那几根排骨都可以当搓衣板了。”

余汝明脸上飞起红晕，亮起嗓门，嚷道：“喂喂喂，要什么贫嘴，干活干活！”

大伙儿各尽其责，干得热火朝天。

牧民们对知青赞不绝口，大伙儿更卖力气了。其实，我明白，知青们的超常拼命中有一种忏悔之意，欲以此弥补运动中的过失。我看这目的达到了，牧民们有口皆碑，知青形象更加高大，余汝明亮排骨也声名远播。

中午喝茶时，牧民们煮了手扒肉慰劳知青们。老额吉、阿娘们斟上香奶茶，疼爱地看着这群干活像拼命三郎的小伙子们。

奥玛额吉对我们说，前两天，从西北边跑来一匹疯马，那马蹬子上拖着一条人的大腿，一定是北京女知青的，因为脚上穿着北京女知青才穿的花尼花袜和黑布鞋。她嘱咐苏和同骑马时千万要小心，系紧马肚带，抓紧缰绳，万一落了马，无论马怎么踢你，千万别松了缰绳，抓紧马笼头等于抓住了自己的性命。我连连点头。

干完活儿，知青们骑马一窝蜂去了文旭的蒙古包喝茶。美丽的大狗小面包规规矩矩立在包前迎候。石梅笑容可掬，烧茶招待。文旭拿出宝贝像册让大家传观。像册上贴满他母亲的遗照。他母亲是个绝色美女，穿着旗袍，款式高雅别致，更显出身材婀挪动人。王大可嚷道：“文旭，你的妈妈太美了，美得简直像资产阶级。”胡敏说：“给咱们爷们儿看美人照，是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袁宁说：“美只是属于资产阶级吗，那么，无产阶级就只能丑吗？”他们开始抬杠了。大家都说，文旭长得非常像他母亲，很俊，只是比他妈妈眉毛粗些，嗓门儿大些，胳膊腿儿壮些。文旭说，他想他妈妈了。可惜妈妈那么年轻就死了。他说，他妈妈希望他将来上大学，他的父亲是高级工程师，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上不成大学了。余汝明说，你小子上什么大学嘛，社会实践就是最大的大学，高尔基没上过大学，不也是作家吗，中国这地方，只有搞愚民政策才能治理，谁上台都会搞这一手；老百姓人人像雷锋似的，只知干活报恩，国家才好管。王大可笑余汝明一肚子奇谈怪论。

曼上坎和冬力布也钻进包来凑热闹，说有人在赛瀚高勒的水泡子里发现了一只怪兽，有点像龙，又有点像马驹子，神出鬼没。发现怪兽是草原百年不遇的大事，牧人们议论纷纷，老人认为，一定会有不吉利的事即将发生。余汝明说，什么怪兽，很可能是尼斯湖里的那种湖怪，它们一定是同宗同类，不必大惊小怪。大家七嘴八舌，又说神农架有野人，有人亲眼看见，还说欧洲阿尔卑斯山上有雪人，脚印跟大象一样大，说苏联、美国居然发现了外星人……

大家侃够了，宣布挖肃运动结束了，大生产运动开始了，于是，各自散去。

忙碌了整个夏天，牧业队浩浩荡荡地搬向秋季草场。余汝明说，这支勒勒车队走到一个遥远的地方该有多好。勒勒车队路过那片绵延数十里的黄花地，奇怪，今年的黄花哪儿去了？牧人们说，黄花也会搬家，草原上的植物，也像咱们游牧似的，到处游着长。

车轮滚滚，人喊马嘶，吱吱呀呀的响声不绝于耳。西边天际，堆起了浓云，空气湿湿的，夏末的风有了秋的寒意，绿茵的原野已是一片黄绿，野花化为累累果实，给羊催膘的旺季到了。

我赶着老黑，突然，“咔嚓”一声，车轴折断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断车轴。童君和姜志毅骑马找回了余汝明。余汝明找来许多工具，与姜志毅、童君一起艰难地修起车来。断轴必须更换。我们的勒勒车一停，立刻阻塞了交通，后边的车队全部停住。思布赫和巴特尔走了过来，以得日扎布也来询问，他指着北边山顶说，刚上路就断了轴，很不吉利，这是依四格老夫妇来借你们的车轴上天去呢。姜志毅说他迷信。他说信不信由你。

巴特尔帮着余汝明做车轴。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驶过。余汝明和童君忙得满头大汗。姜志毅不信以得日扎布的话，却又十分好奇，骑马上了山顶，冲着山顶上的石头堆走去，一会儿，一溜烟似的飞奔下来，面色极为难看，说：真是活见鬼！山顶上真的躺着两个死人，是一对老夫妇，穿着崭新的缎袍、蒙靴，并排躺在石堆旁，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这对老夫妇要归天，没车轴，向咱们借车轴呢。他竟然也这么说，于是，余汝明和童君骑马上了山，一会儿也奔了下来，说真的活见鬼了，怎么不借别人的车轴，单借咱们的车轴。牧民们说，被借车轴的人是要倒霉的。新车轴终于做好，装上了车。我说，我也要去山顶上看看，被余汝明劝阻了：死人有什么好看的？女人看死人更要倒霉，快快赶路吧。

余汝明的脸色阴沉着。我心里也很惶恐。是呀，这么多车，怎么单单借我们的车轴呢？也许，这是一种巧合。可是，也巧合得太可怕了，车轴居然就断在了这放死人的山下。我虽然不迷信，心里却笼罩起不祥的阴云。

傍晚，车队在一座山脚下扎营。一切安排停当后，我们围坐在灶前喝奶茶，重又提起那对死去的老夫妇。我表示不理解，这里人死了就那么丢在山上，风吹日晒，任狼群、老鹰啃吃，多么残忍呀。余汝明说，你懂什么？这是这里的风俗——来自大自然回归大自然。姜志毅说，这里人迷信，认为人吃牲畜生存，死了要还给上苍，所以人死了不埋，让狼和天上的鹰吃掉。我们又谈到了藏人的天葬……今天都怎么啦，尽说死人的事，弄得茶也喝不下了。

晚上，我将采来的蘑菇煮在羊肉锅里。大家胃口不怎么好，没吃几口，我便自己吃，一吃完就头昏，恶心，躺在地毡上起不来。余汝明在摆弄马鞍子，见我这样，说早就知道天花板这东西不能吃。场里的车老板官特嘎来了，见状索来我采的蘑菇，看了看说，这种天花板蘑菇，吃一个死一个，听得我发根都竖了起来。

官特嘎说完便走了，茶也没喝。

余汝明盛了酸奶递给我，说多喝点，不然会跟那些吃毒草的小羊羔一样啦，我可不能没老婆，这草原上，咱队的女知青除了石梅就只有你。你看多格拉的妹妹，长得像冬瓜，竟然有那么多小伙子追她，娶媳妇那天，跟抢亲似的。男人没女人不能活呀。

他像灌小羊羔一样灌我，又将那盆蘑菇肉汤倒了，庆幸自己没胃口，说早就闻出味道不对。其实，他这是马后炮。我伸出手指，在嗓子眼里抠。余汝明说，这样会觉得恶心，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我抠着，真是难受死了。余汝明早就知道这种蘑菇不能吃，为什么不说？煮好了，他不吃，看着我吃，吃出了问题，他又说“早知道”。他的言行，真让我不敢深想。

胃里像燃着火，浑身酸疼得我翻来覆去，我想，我可能要死了……我昏沉沉地睡去了。第二天，我睁开眼，见蒙古包顶盖已经打开，天空湛蓝，时有鸟鸣啾啾传来。我坐了起来，摸摸手脚，活生生的，明白了自己还活着。我爬起来去干活儿，一切如故。

包外，羊已出圈，余汝明正在备鞍。我将羊群赶向一片缓坡，那里长满了蓝幽幽的剑草。这种草最有营养，羊吃了猛上膘。这时，余汝明骑马赶来，穿件蓝中山装，脚趾马靴，戴一顶绿军帽，脸色比过去好多了。他的鞍侧挂着鼓鼓囊囊的书包——又带了许多书。恩布赫、巴特尔最反感知青放羊时看书，看来，他是屡教不改了。他下了马，走近我，一把将我搂住，眼睛盯视着我的眼睛，距离这么近，盯得我不好意思。他低声呼唤着：“傻丫头，傻丫头，我的傻丫头……”然后，他吻住我，吻得透不过气来，嘴唇移向脖颈，又移向眼睛……此刻，我心里充满幸福，一切不愉快都远去了。他要是永远这样待我就好了。吻罢，相互道别，他转过身去，准备上马，我也转身回蒙古包。

我朝坡下走去，没走多远，背后响起马蹄声，余汝明骑马又追上了我。他翻身下马，又走到我身旁，久久地看我，目不转睛，然后又将我抱住，不住地亲吻，那情境似生离死别。他这是怎么了？如此反常？我开始不安起来。心中浮起一幕幕景象：放死尸的山顶，折断的车轴，吉普车追赶的彭继红，拒捕的王大可，还有那些穿黄色兵团服女兵的议论……我推开他后，向他挥挥手，继续朝坡下走，一步一回头。他骑了马，跟上羊群，也是一步一回头，依依恋恋。天天在一起，他还这个样子，更加深我心中的疑虑。

回了家，挝姬阿娘约我一起去拾牛粪。她扭着大肚子，牵着牛粪车，走得很吃力，看样子快要生了。

我们将牛车停在旧营盘上，到处是干透了的牛羊粪。草原干燥，牛羊粪很快会脱水变干，一点不臭，很干净。我背了藤筐，拿粪叉捡粪。阿娘只能昂首挺胸地站着捡粪，用爪形粪叉铲起来，准确地甩进背上的藤筐里。如今，我甩牛粪也够水平，不会让牛粪灌进脖领子。

小黑和小黄围着牛粪车追逐嬉戏。它们已经成长为巴音淖尔的名狗。小黄善于捉狐狸，每逢冬至，牧人们就将它借去。恩布赫、巴特尔的全家人都戴上了美丽的红狐皮帽，帽后垂着漂亮的狐尾。小黄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牧民们特殊的款待。它更是知青包的忠诚卫士。它的兄弟小黑天性勇猛，敢与恶狼搏斗。有这样两只收狗相伴，我很惬意。

我们很快捡满一车粪，回家时，挝姬阿娘扭着身子，慢慢吞吞地走着。恩布赫见我们回来了，帮着卸牛粪。我说：“阿娘就要生孩子了，您为什么还让她干活？”恩布赫笑道：“我们草原上的妇女都是这样的，不要紧。平时你们一块儿干活，多关照些，麻烦你了。”我应允着。现在，我是自封的赤脚医生，当然要负责任。别看我只学医三个月，还真治好过几个牧民呢。不过，余汝明不赞成我干这一行，说我太笨，学不会。可是，何军医说过，如果我学外科，很有天赋。无论我干什么，余汝明都要贬低。他说过，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搞愚民政策。他对待我是不是在搞愚妻政策？他心思好深，让我猜不透。

傍晚，余汝明赶羊归来，进了包就叫我快跟他走，神情慌张，说是不慎丢失了日记本。我急忙跟了他，连走带跑，顺着他放牧经过的路线细细寻找，如同大海里捞针。天黑时，我和他空手而归。见他一脸沮丧，我说别急，慢慢找，草原那么平坦，一本红色封皮的日记，在阳光下一目了然，会找到的。他宽慰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第三天，我们继续寻找，最后，我们深深地失望了。他情绪低落，无论怎么安慰都无济于事。他说，那里面写着他对当今政治和这场运动的看法，有对副统师的评论，还有关于裁军、精兵简政、防止干部腐败、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文化等论述。这本日记如果落在极左分子手里，肯定会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大祸临头。我说，牧民捡到了没关系，新来的兵团战士就住在不远处，捡到就麻烦了。余汝明听了，连连叹气。

这时，桑杰骑马过来了。他一脸诡秘，说正在找马，问看见一匹黑骒马没有？说完拍马而去。余汝明说桑杰表情太怪，又自嘲疑心太重。他目光里透出深深的焦虑。长叹道：唉，举大事必慎其终始，天意难违呀。

我望着他，默默无言。

太阳偏西时，袁宁和王大可来了。他们是去场部买东西归来，途经这里。王大可将一封信交给余汝明。我们骑上马，与他俩一同回蒙古包。一路上，王大可说：“胡敏这小子太蠢了，把你的一些观点写信告诉了他哥哥，什么裁军、精兵简政……一大堆，白纸黑字，把他哥哥气得鼻子歪。他哥哥特极左，大义灭亲，把信交给了公安局，公安局说这是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他哥哥立功了。于是，他哥哥回信，告诉胡敏这件事，你说这是什么哥哥，六亲不认。胡敏也真够呛，这样乱写信，害死人。”

余汝明闻言，脸色大变。

我们四个人回到了蒙古包里。

大家叹息今年倒霉事不少。

童君也来了，坐下喝茶，说这些天放羊，看见吉普车跑来跑去，听说兵团就要成立了，正在架电线，那些兵团小战士们在做砖坯，准备盖房。大家听了，沉默不语。兵团组建伊始，便派人抓彭继红，谁知今后还会抓谁？现在，知青们看见吉普车便想起王大可的安危。我说，兵团成立了，一定会抓走王大可的。余汝明冷笑着嘲讽我是一种盲目的、非常有害的悲观主义情绪，其实质属于右倾机会主义，其根源是没有改造彻底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还说咱们巴音淖尔的知青不好惹，可是出了名的。我不同意，说现在地大人稀，他们拿咱们没办法。兵团建立后，整个牧场的人力、局势都会发生根本改变，那时，别说抓王大可，还可能把几个知青头头也都抓起来，麻烦可就大了。袁宁闻言，惊愕地看着我，瞪大了眼睛。余汝明依然冷笑不止，说兵团那几个没文化的毛孩子，能把咱们老知青怎么样？

王大可沉默良久，说：“看样子，我真的非要跑到蒙古去当间谍么？”

袁宁将刀子扎在羊骨上，说：王大可，你小子神经不正常呀，你还想当间谍呢，谁要你呀。间谍都得经过特殊训练，像你这样的，夜里放屁咬牙说梦话，没几天就得露馅儿了。一席话，说得王大可满脸沮丧，连连叹气道：想跑到国外隐姓埋名当间谍，替咱们国家做事，立功赎罪，也没资格了吗？

天不早了，袁、王二人还要赶路，他们喝罢茶便告辞而去。

余汝明倚在铺盖卷上，拆开王大可带来的信件，见是瞿仁培的字迹，匆匆浏览后，竟喊出声来，怒不可遏地骂道：“混蛋！混蛋！地地道道的大混蛋！”

我问怎么了。余汝明咬牙切齿道：“这小子，要我立刻去向组织自首，不要执迷不悟，如果不自首，就会害了长征，还说要你马上揭发我，说我批评林彪是真正的反革命行为，你只有揭发了我才能得到前程，何去何从，自己选择……什么东西，真他妈的莫名其妙！”一连读了几遍，我们也没明白瞿仁培究竟是什么意思。童君也看不明白。大家都愣了，难道内地的阶级斗争又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

我冷眼看着余汝明，说：汝明，这就是你的朋友吗？这就是你千呼万唤的鱼水深情吗？他在这儿躲过了“清理阶级队伍”，一回北京就拿你当敌人！

“他这是打着革命旗号，行阶级报复，是在混淆阶级阵线，一箭双雕呀！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

余汝明激动得失了态，一连几天，痛心疾首。他是真正地伤心了，恨恨地说：天下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真正的是非，只有利益！岂能让他人这样负我，只能是我负他人。他这是什么意思，瞿仁培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只是，对于瞿仁培的反目，我并不十分奇怪，牧民们早就说过瞿仁培不像好人。看来，牧民们的直觉是很厉害的。

秋风越刮越凉，草色逐日变黄。挝姬阿娘在苇子地旁捡牛粪时，将孩子生在了草丛里，是个大胖小子。

日出日落，余汝明的心情渐渐好了起来……

一天，放牧归来，余汝明一把抱住我，将我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说我越长越漂亮，只是太嫩，为什么总长不大？

包里只有我和他，天一黑，他就早早铺被入寝，对我百般恩爱，在耳边气喘吁吁地说：“我的傻丫头，我可爱的傻丫头，我惟一的亲人傻丫头，给我生个儿子，我要我的第一个儿子生在草原上，取一个草原名字，哦，给我生四个孩子吧，三男一女。我的儿子一定比我更智慧，更有抱负，更具备雄韬伟略，出类拔萃。咱们马上结婚，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给我生儿子，对！咱们明天就去办结婚证！”

将来，我会有一个小余汝明了吗？那该多好！我将头贴在他宽宽的胸膛上，心中充满了甜蜜，直至天亮。

清晨，余汝明穿上我缝制的蓝绸折边特利格，系上青色腰带，擦亮马靴，拉正了军帽，翻身上马，朝东边那淡淡的远山出发了。他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淘气地挤挤眼，然后纵马远去。

望着他的身影，我的心在怦怦地跳，朝夕相处快三年了，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这三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心里的疼痛，只有自己知道。我始终认为，只有正式的身份，才算真正的婚姻，才有真正的幸福，只是我有口难言，因为他要反潮流，反封建，追求与众不同的自由和幸福，却给我带来了多少尴尬和痛苦。这一切，将成为过去。我久久地沉浸在不可言状的幸福中。

我坐在蒙古包的门坎上，等阿等啊，从此，他就是我生命中的生命了。他快回来了，也许会骗骗我，说结婚证在路上丢了，我就说不信，两个人绕来缠去，抢那张大红纸，一会儿，大红纸变成了一个大红的双喜字，接着，化作满天的红双喜字，我要做真正的新娘啦！后来，漫天的红双喜字变成了漫天白雪，纷纷扬扬……我被冻醒了，发现天色已黑。起风了，我依然坐在门坎上，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小黑子依偎着我，见我醒来，亲热地舔我的手。我拍拍它的大脑袋，起身进了包，关上门，点了灯，取出书来看，却看不下去，字里行间都在晃动着他的身影。我轻声呼唤着：“汝明，我的汝明，快口来……”

清晨。阳光下，草原一片鲜亮，空气清新。我忙碌完，又倚着门框，坐在门坎上，望着远山。我想，今天中午，他一定会回来的……

一阵汽车的马达声由远而近。几个兵团军人跳下吉普车，钻进了我的蒙古包。我烧茶招待他们。他们说架电线经过此地，兵团的电话线马上要开通了，年底就正式成立兵团。他们喝着茶，好奇地打量包内的陈设，问是不是也住着男生。我看见桌上有烟灰碗，哈那上挂着男式上衣，心里忐忑不安，军人更是不会理解的。他们相互对视，一脸惊异。一个中年汉子，向我投来特别的目光，死勾勾地盯住我，带着男性的进攻。我懂了他的意思。他把我看成什么人啦！除了余汝明，我不会再接受别人！我将头扭向一边，继续为大家斟茶，一会儿，又碰上了那家伙热辣辣的目光，那种放肆挑逗的眼神，几乎将我激怒。

包外传来马蹄声，是余汝明回来了，我奔出门去，告诉他来了人。他进了包，目光冷冷的，令来者十分尴尬。这群兵团军人匆匆离去了，边走边小声议论。我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

吉普车在原野上消失了。

我关了门，扑向他，说：“快……快给我看看！”

“什么？看什么？”他神情冷漠。我笑道：“别装蒜了！你去办理什么去了，忘啦？快拿出来看看。”

他依然神情冷冰冰的。我伸手在他的前襟里触摸，果然没有摸到那张硬纸。我疑惑地望着他。他一把抓住了我的双手，说：

“长征，你别急，这次我们碰钉子了，场里不批准，说是马上就要成立兵团了。咱们场的知青和牧民全部编人兵团，都得服从兵团的规定，三年内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满了三年才可以批准。”

我说：“我们已经来了三年了，再说在这里成家立业，是扎根的表现，应当鼓励才对呀。”

余汝明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来一拨干部就是一种政策……”

美丽的憧憬破裂了。我怔怔地注视着远方。

余汝明抱住我的肩膀，抚弄着我的头发，安慰道：“我的傻丫头，等吧，再等三年……”

我喃喃地说：“好吧，等吧，反正咱们一辈子生死都要在一起……”

太阳偏西了，淡淡的薄雾袅袅升起。一只不知名的鸟儿，红嘴白头，飞落在架子车上，扇动着翠绿的双翅，清脆地鸣叫，随后飞向暮霭深处。

[size=4][center]二十五[/center] [/size]
一九七〇年。金秋。

巴音宝力格牧场即将编人内蒙古建设兵团。根据兵团的规定，我和余汝明的婚事黄了。余汝明时常叹息，三年内要不成孩子了，这是什么规矩，真是岂有此理！

我也满心的无奈。

挝姬阿娘自从在草丛里生了儿子，没有奶水，病恹恹的。她让尼玛阿娘抱养了她的小宝贝，取了一个吉利名字。尼玛阿娘膝下无子，视同己出，喂养得白白胖胖。我和余汝明常去看这个白胖小子。我担心着挝姬阿娘的身体，她去看病已走了很长时间。

昨天，挝姬阿娘回来了，身体显然好多了。恩布赫带她出远门，找到一个著名的喇嘛医师。那医师用一种巫医似的奇术施治。她的病很怪，下面流血，上面呕吐不止，全身瘫软，找了许多中西医生都治不好。这位神秘的老蒙医将草药捣烂，煮成糊状，敷在她的小腹上，再用层层厚棉布包裹，反复包裹一个多星期后，又用热汤药泡脚，吃古怪的草药，这样治了两星期，便止住了流血，身体也康复了，脸色不再苍白，干活儿如初。她天天都在称赞那位喇嘛蒙医，救了自己一条命。

一天，梗登家的阿娘来约挝姬阿娘，一同步行去看“玛玛”，表情庄重神秘而又虔诚，使我和余汝明都十分好奇。

苏子义和张松林去场部归来，路过我们蒙古包喝茶，一脸的不高兴。原来，他们被朝鲁书记批评了。苏子义说朝鲁不够意思，批评起知青来一点面子不给！朝鲁说，知青放松了自我改造，表现不如刚来时那么好了，也开始不尊重牧民了，骄傲了。张松林说，一定是有人跟知青闹了别扭，瞎告状。

听罢，我更加佩服朝鲁。他被整得这么惨，还不讲情面，而且批评的正是千方百计保护他的人。余汝明脸上浮起冷冷的笑，自语道：“看来，咱们保的这个人没保错，是块料。”言罢，他对苏子义和张松林说：“你们拆匪这帮小子，就是欠人管欠人批！”

他俩没想到会碰了一鼻子灰，哈哈大笑，于是，喝着茶，吃着炸果子，又是一番乱侃，问今天是何月何日？我和余汝明都说不清。正好姜志毅也进包里喝茶，也说糟了，答不出来。

余汝明神色有些沮丧，连声叹息：“看着发了黄的报纸，讲着老掉牙的‘新闻’，我看呀，再过几年，咱们该退化成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灵啦！”

姜志毅喝着茶，称颂我做的奶豆腐大有进步，又说刚才碰到了陆梦云，脸色好苍白呀，像生了大病似的，吓人，她独自骑马朝北去了。

苏子义告诉大家，她被一个骚老头子强奸了，闹得风波不小。那老头子被判了刑，监外执行。这陆梦云惨透了，知青们说她出身不好，一定是对老贫牧有什么企图。几个知青追问她，为什么会出这种事。被逼问不过，她就说了，说实际上不怪那老头儿，是她自己想尝尝做那种事的滋味儿！

姜志毅使劲摇头说不信，一个黄花闺女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咱们小队的知青再粗也不会说出这种话的！张松林表示同意，说她一定是被人逼得无可奈何才这么说的，一定是她心眼儿好，不想连累了那个老头子坐牢，所以才把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

大家都说这样推论比较合理，一定是这么回事。

苏子义又说：陆梦云一个弱女子被强奸了，本来就够可怜的，应该得到大家的同情和关心才是，但是，她反而被批判，说这是阶级报复行为，说她出身不好，想用女色拉贫下中牧下水，害了那个老贫牧，据他们队的人说，那天夜里，陆梦云住在老贫牧家里，给羊下夜，当时同一个包里还有别的同学，她被强奸为什么不反抗？只要她一喊，立刻会有人帮她，再说只要她反抗，那老头儿也干不了她，所以被强奸的事要怪她自己。

其实，这事很难怪她，女孩子很羞涩，发生这种事怎么敢让别人知道。就说那天夜里，余汝明对我做那事，我一声都不敢吭，还生怕别人听见。女孩子的脸面，比什么都重要，这种心理，他们男知青怎么懂？这些想法也只有留在心里，哪能说出口。

这件事到底应当怪谁，大家议论了半天。这几个毛头小子，对于男女之事，自己都糊里糊涂，还枉判别人的是非。惟一知事的余汝明，每遇此事，总是缄口不言，像个局外人，等别人说够了，他突然问一句：她什么出身？苏子义说，她的出身是双料货，地主兼资本家。解放前，她家在乡下有土地，在北京城里有工厂。“文革”期间，她家里人被造反派赶出了北京城，到乡下去了。她家里人本想也带她去，她说要坚决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坚决革命，所以报名来了内蒙古。她真不容易，都这么革命了，同学们还不原谅她，唉，也真够倒霉的。

张松林道：陆梦云要是在咱们小队就不会这样了。可是，如果她来了，咱们这里没有女知青的蒙古包，怎么办呢？

我想起来，陆梦云来过几次，站在石棚圈旁，牵着马，呆呆地朝这边望着，站了很久。咱队的知青都在干活儿，没功夫去打招呼。再说，她是宝力格队的人，跟咱们都不熟悉。后来，她默默地走了，怪可怜的。现在看来，她一定是想到咱们队来。如果我们队有一个傻小子爱上她，不顾一切地娶了她，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咱队落户了。这群小子，实在傻得可以，男婚女嫁的事，好像一点都不懂。我真替陆梦云抱不平，她长得那么漂亮，大大的眼睛，白皙的鹅蛋脸，如云的黑发，修长的身材，为什么没人看上她呢？或许是因为她的家庭出身？现在回想起来，那天她的眼神是多么的无奈和绝望。她一定是有许多想法才来的，当时，咱们竟然没有想到这些！

美志毅说，她太内向，来了几次，什么也不说就走了，谁也不知道她想些什么，为什么要来，唉……
余汝明冷笑道：“她来了又怎么样？男知青谁敢娶她？双料的反动出身。她就是长得赛过仙女，也没人敢要呀。怪她自己吧，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这年头。”

大家闻言，都沉默了。

陆梦云，可怜的一个柔弱少女，才经风雪欺凌，又遇雪上加霜。

大家叹息良久，饮罢了茶，各自散去。

余汝明说要去场里发信、购物，看看朝鲁。据说兵团要重新任用他。他是牧场老领导，有民族地区的工作经验，摘了“内人党”的帽子，恢复了工作，但权力受到限制，余汝明称这叫“戴了镣铐跳舞”。

余汝明骑着马，消失在云雾缥缈的远山深处。此去不知多少天才能回来。

太阳落山时，传来马蹄声响。来人下了马，拖下一袋重物，是余汝明！他竟然朝出暮归，来去匆匆。我惊讶地望着他，帮他将布口袋抬进蒙古包。他从袋里拿出许多水果，摆在土灶上烘烤，让我吃，又从袍襟里掏出一块花布、一把塑料梳子递给我。他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将我拥进他的怀中，喃喃道：“我的傻丫头，我现在根本不想住场里，我发现，我开始有了家庭观念，去了场里就想家里的老婆，就想买东西带回家来。你看，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买女人用的东西……这块花布好看吗？这把梳子，我看它漂亮，就买了给你。我只跟朝鲁聊了几句就想往回跑，想让你看见我买的东西，想让你高兴……”

一番话，说得我满心的感动。虽然，我并不爱吃水果，布料颜色丑得像绿蛤蟆皮，塑料梳子只梳了一次就断了五根齿，但是，我快乐无比，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特意为我买的，礼轻情重呀！他见我这般高兴，笑了，笑得鲜活而又生动，望着断齿的梳子，一脸的抱歉。因为他的抱歉，我十分开心。他拥紧我，深深地吻着，说：“傻丫头，跟着我不会有错的，将来，我们一定会走出草原，回到北京，会有小汽车接送……”我说：“不，汝明，我们的生活目的不是追求那些，我们要在这里好好向贫下中牧学习，改造世界观。”

余汝明一脸的无奈，说：“你呀，一脑子的标语口号。咱们艰苦奋斗为了什么？为了吃苦而吃苦吗？你是真的要做一辈子苦行僧？傻丫头，人生的真谛都不懂哟，真是傻得可爱的傻丫头。”

我正要回嘴，他用嘴唇将我的话堵在了嘴里……

几天后，我和余汝明好奇地去看“玛玛”。那位老喇嘛一头白发，身着棕红色蒙袍，手里捏着佛珠，端坐在蒙古包中央，神态安详。面对这样高深莫测的人，我无言以对，老老实实地坐在一旁。余汝明用生硬的蒙古语与他交谈。老喇嘛非常平易近人，说喇嘛教是佛教的变种，人们信佛，是因为佛教的主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劝人们向善行善、团结友爱的……老喇嘛也在用现代最革命、最流行的语言解释佛教，难怪人们那么信他。他真智慧。余汝明兴致勃勃地与他谈了许久。老喇嘛的话音像在念经，听了这种声音的频率，我好困，强睁着眼，终于，念经般的声音止住了，我们起身告辞，回了家。

喝晚茶时，姜志毅、恩布赫和他的弟弟巴岱都来了，余汝明余兴未了，又谈起了那位神秘的老喇嘛。恩布赫说，解放前，海力布大喇嘛尚在，喇嘛的势力统治着乌珠穆沁草原。过去，乌珠穆沁喇嘛庙气势非凡，喇嘛有数百人之多，有贵贱等级。自从满人人关后，清朝皇帝就以宗教治理蒙古人，一户蒙古人，如果有三个儿子，就要抽一个出来当喇嘛。这些小喇嘛在寺里担任杂役。巴岱当初就是小喇嘛，每天打水，扫地，照顾大喇嘛的生活起居，然后便是念经。

巴岱说，他当小喇嘛时，小喇嘛服役三年期满，想回家就可以还俗。草原人信奉喇嘛根深蒂固，像现在汉人参军一样，谁家里有一个喇嘛，就觉得很荣耀，因此，当喇嘛再辛苦，牧民们也心甘情愿。

余汝明闻言，自语道：“清帝真聪明，用宗教软化这个剽悍的民族，经过几百年，果然见效，蒙古人不再像历史上的匈奴那么剽悍，那么富有侵略性。”

姜志毅也说：“对呀，牧民常说‘火勒嘿，火勒嘿’可怜，可怜，教人要有怜悯心，成了口头禅。来这么久了，没有发现牧民里有打架斗殴现象，而且都很善良，不像史书中记载的那样，可能也是宗教的原因吧。”

“这就叫高瞻远瞩，造福千秋万代。”余汝明冒出这么一句。

我问道：西藏人信喇嘛教，内蒙古与西藏相距这么远，为什么也信喇嘛教？而且，我还发现牧民的名字有的像藏人名字，如：嘎森尼玛、桑杰、依登扎布……而且，为什么喇嘛取名字会取藏人的名字？

余汝明说，明摆着喇嘛教是从西藏传人内蒙古的，当然带入了藏文化啦，据说清朝皇室就信喇嘛教。历史上满蒙本是一家，都是草原马上民族。满人入了关，蒙古人就沾了光，满人是贵族，蒙古人就是二等民族，汉人成了三等民族。清帝深知蒙古民族的厉害，便实行“怀柔”政策，并采取措施，使其信教。说着，他自己也好奇地问恩布赫，内蒙古喇嘛与西藏喇嘛是什么关系呢？恩布赫说，西藏的喇嘛是内蒙古喇嘛的老师，内蒙古的普通喇嘛要想升为高级喇嘛，就要留学，受到西藏最高级喇嘛的认可。去西藏留学的喇嘛在路上要走一年，学习也要很多年，有些人一去难回，能回来的人，历尽千辛万苦。不过，学成回来，地位很高，受人尊敬，因此，再苦也不断有人去西藏留学，所以才苦苦地走呀走，跑那么远路去学经。所以要想当大喇嘛就要当苦行僧。

我恍然大悟——曾经碰见一个戴绣花藏帽的人，让我好奇得很。巴岱说，那个藏人就是去西藏留学的喇嘛带回来的，想看看内蒙古草原，却没有回西藏的盘缠了，一住好多年，现在“文革”了，不兴喇嘛教了，他回西藏也没了指望，但是仍在期盼着，怪可怜的。

一天，我碰见了文旭。他骑马而来，说正在找一头红棕色的牛，已经两天了。我请他来包里喝茶，他向来是一个乐天派，此刻，却情绪不佳，想起了他在北京天安门前哭鼻子的事。一问才知道，他最爱的外公出事了。外公曾经当过张学良的副官，后来投向了延安。解放后，外公成了国家的高级干部，工作卓有成就。文旭来内蒙古时，外公已经被江青一伙软禁了。外公非常疼爱文旭，分别犹如生离死别，所以祖孙二人在天安门前抱头痛哭。不久，外公被关进了监狱，派一个连的兵力专门监视。从此，文旭对时局极为敏感，常常当众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坏话，令人为之捏一把汗，幸亏十二小队的知青都讲哥们儿义气，没有人出卖他。

与文旭不同，余汝明是造反派，自然对中央“文革”坚信不移。但是，他父亲当过新四军，对军长陈毅十分钦佩，现在陈毅也被中央“文革”打倒了，作为新四军子弟的余汝明自然也发发牢骚。于是，两个人有了共同语言。他们的大胆言辞，正合全小队知青的口味，因此，每当文旭骂人时，大家都觉得特别痛快。

听文旭和余汝明侃够了中央“文革”，大家就学江青和当今副统帅讲话。这两位说话的共同特点就是拖长腔。大家一齐学着拖长腔说话，学完都捧腹大笑。论演技，苏子义和袁宁学得似像非像。文旭的模仿力堪称一绝，极有表演天才。其实，我模仿江青说话也挺像的。余汝明在一旁听着，悄悄地乐，有时还拉二胡和手风琴助兴。

大家说说闹闹，直折腾到天黑。

[size=4][center]二十六[/center] [/size]

巴音宝力格牧场大门口，迎面是陶斯乌拉山，北边连着苏陶勒盖山。苏陶勒盖山，年年秋天，山上长满白蘑菇圈，一圈九个，厚敦敦，白生生的，可爱极了，也可口极了。如果运气好，一天可采一大筐呢。
苏陶勒盖山下，盖有三座大石圈，每座圈占地上千平方米，彼此间距数里，圈内隔为两半，一半养畜，一半作为储草大仓库。
这些大石圈，是草原上宏伟的建筑。每年秋季，都由最强壮的牧民去打草，在此储放，以备冬季喂养弱畜。
今年的秋季，苏陶勒盖山下异常热闹。
文旭是生产班子的副队长，分管打草工作。他干劲十足地安排劳力，召开牧业会，动员胶轮车集中使用。牧民、知青、“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全聚在一起，分工协作，打草，运输，做饭，烧茶，各行其事。一时间，人声鼎沸，机器轰鸣，大家争先恐后，就连“五类分子”们也在努力表现自我改造的真诚。
每当夕阳西下，一行行车队像移动的一座座小山，在晚霞金红色的光晕中驶向大石圈。三座棚圈里，青草一层层地高高堆起。打草队的领头人，正是因拒捕而闻名全牧场的王大可。
文旭知人善任，将最艰巨的打草任务交给王大可，封他“骠骑大将军”。王大可领命，冲锋在前，每日披星戴月，忙忙碌碌，使三座高高堆起的草山像古埃及金字塔一样壮观，令牧民们敬慕不已，过往者无不称颂，说巴音淖尔今年发了，看那青草的堆头，少说也有二三百万斤，巴音淖尔知青果真了不得！于是，王大可的大名如雷轰响。
王大可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如此拼命地干苦活儿，是想立功赎罪。唉，本来他只想教训一下桂克勇，不料，打了几下子他就死了。他暗下决心，努力干活儿，弥补无意犯下的罪过。
我负责给羊群下夜。这个季节，天亮得早，每天半夜三点便将羊群赶出圈，在晨曦中羊儿可以多吃草，多长膘。清晨，余汝明就骑马出来，换我回去。这样，我们放牧的羊群每日多吃四五个小时的草，很快就明显地上了膘。
看羊的膘情，要看羊尾。本地羊膘好，羊尾可大若脸盆，膘情差的，羊尾则小如拳头，此种弱羊很难熬过酷寒的冬季。
我和余汝明起早贪黑，将羊儿牧放得非常肥壮，羊儿走路时，气喘吁吁，肥尾左右扭动，拍得屁股“啪啪”响，滑稽极了。春季出生的数百只小羊，个头赶上了母羊，因为太胖了，模样憨得可爱。归牧途中，母羊和羔羊相互寻找，大呼小叫，一片喧嚣。
偶尔有牧人经过，便驻马而立，膛目结舌，有的干脆下马观看，“啧啧”赞叹。接着，便有三五成群的牧人前来“观光”，他们连声称赞说，想不到才来三两年的城里学生，把羊群放得如此肥壮，堪称巴音淖尔第一群，实在不可思议。一传十，十传百，牧民和知青纷纷来参观。
知青们暗暗较上了劲儿，也都早出晚归。
据说，文旭和石梅挖空心思，把牛赶到好场子去。文旭放养的牛群，头头硕大无比，肚子撑得滚滚圆，像天安门城楼上的红灯笼。牛肥毛色就鲜亮，晚霞照映下，暮归的牛群，毛色鲜丽，像披了炫目的锦缎一般。
石梅的外貌娇美柔弱，性格却是柔中有刚。她偏爱骏马，像溺爱怀里的小猫小狗一样，宠得坐骑奇懒无比，徒有威武雄壮的仪表，走路慢如老牛，从来都是边走路边吃草，很少抬头。让它赶羊，死拽缰绳也不肯动一动。它太肥胖了，看不见脊骨。有一个马倌儿忍不住骑了上去，不料，无论马棒打得多凶，无奈它屁股向太厚了，特别耐打，依然悠悠地埋头吃草。旁观者无不摇头而去，给它取了一个美名“大少爷”。
美丽的石梅与“大少爷”，能干的文旭和“红灯笼”，都成了巴音淖尔的焦点新闻。余汝明还特意前去观赏“红灯笼”们，结论是放牧方式不谋而合，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在这两位知青领袖的带动下，一场自发的劳动竞赛开始了。
巴音淖尔的知青们创下了当年打青草量第一，放羊第一，放牛第一，集体劳动洗羊、灌药、剪羊毛全勤的业绩。从此，巴音淖尔知青勤奋劳动的形象成了一页历史，成了牧民们念念不忘的谈资。

[size=4][center]二十七[/center] [/size]

这是一九七O年九月的一个下午。
我和余汝明在一块旧营盘旁支起了蒙古包的骨架，盖上毡顶，然后，他去远处放牧。我解开牛车上的绳索，卸下地毡、箱柜、碗架、铺盖，拖进蒙古包内摆好，很快便收拾得井井有条，然后，用长鬃绳捆围哈那的毡子，挝姬阿娘匆匆赶来帮忙。
这时，有两个身着军装的人，骑马狂奔而来。下马后，干部模样的人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团里派来检查工作的，还询问我的姓名，知青们常去放羊的方位。我注意到这位干部神色紧张，目光躲躲闪闪。与他同来的是一位兵团战士，笑得有些神秘，突然“哗啦”一声，将枪从肩上放下，端在手里，又“啪”地上了刺刀。本来，我一直笑脸相迎，准备热情招待他们，此时立刻觉出一种异常。我也不示弱，换上威严的目光，迎住他的挑战。
两位不速之客走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冒出一串问号：他们为什么不找牧民了解生产状况？为什么仅仅打听知青的驻地？为什么不询问知青的生活状况……夕阳西沉，余汝明回来了，晚霞映照着他瘦削高大的身躯。他以老牧民的姿势，撑着马杆跳下马背。我迎上去，帮着拴好马，没等他喘口气，便将自己的疑问说了。他显得有点不耐烦，将我揽在他的怀里，拍拍我的脑袋，讥讽说我疑神疑鬼。
第二天，我早早地就放羊去了。与余汝明换班时，他大睁着一双明眸，定定地望住我，双手捧住我的双颊，亲吻我的眼睛。我心里热乎乎的，又带着莫名的不安，为什么，说不清楚，只有一种朦胧不祥的感觉。我把羊群交给了他，一步一回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般恋恋不舍。像往日一样，他挥着手，催我快回去……
喝过早茶，我开始了忙碌，忽然，蒙古包外响起了马达声。响声惊醒了沉寂的草原。
一辆吉普车停在了蒙古包前，车上跳下几个兵团干部，一字儿排开，向蒙古包走来。我微笑着，迎了出去，恭请来宾进蒙古包。这群人刚刚坐下，便有人在包前大声喊叫：“长征，长征，不好啦！不好啦！”是葛温温的声音。她跌跌撞撞地闯进了蒙古包，喊道：“余汝明被抓走啦！”言罢，戛然而止，惊讶地看着满屋子人，呆了片刻，又说：“长征，你还当他们是好人呀！他们把余汝明抓走了！他们还把文旭、王大可也抓走了！”
“什么？为什么？”我愣住了。
“长征，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们还给余汝明戴上了手铐！”
“戴手铐？！”这句话如五雷轰顶，我顿时僵住了。这怎么可能呢？为了放好集体的羊群，他起早贪黑。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离乡背井，不远千里而来……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抓余汝明？他犯了什么法？”我厉声喝问。
“余汝明抗拒无产阶级专政，胆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你们自己人告发了他，我们有证据！现在，我代表党和政府向你们宣布：正式逮捕知青头头余汝明、文旭、王大可。”为首的兵团干部说，神情庄严冷峻。
“你们……你们乱抓人，你们没这个权力！”我气急败坏。
“我们有这个权力！”回答斩钉截铁。
“没事实根据就无权！”
“你激动什么，你是他余汝明什么人！”一个年轻干部怪声怪调地问。
我顾不得害羞，大声说，余汝明是我爱人。他说，没结婚算什么爱人？我说，相爱就是爱人。年长的一位干部插话道，你不要感情用事，你这是小资产阶级爱情至上论，非常危险呀，不要义气用事，忘了严肃的阶级斗争！
什么？阶级斗争？我们知青究竟成了什么？
葛温温更是来了脾气，吼得像发怒的小狮子：“你们乱抓知识青年，大方向错了！全错了！”
这时，姜志毅来了，见状立刻加入了唇枪舌战。
激战良久，他们起身执行公务，乱翻一气，寻找“反革命罪证”，弄得乱七八糟。
我的自尊心被深深刺痛了。
他们翻乱的柜子车里，放着全组知青的衣物。翻乱的哈马车里，放着知青们的箱子。我眼睁睁地看着，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傍晚，一辆卡车开来了。车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巴音淖尔的知青及其行李。三年前，由首都北京向草原播下的“种子”，如今竟这样相聚在一起，太幽默了。据说，要把我们拉到团部去办“学习班”。“文革”这年头，“学习班”就是受审查、受惩罚的代名词。大家都知道了他们三个人被抓的消息，眼神中流露出沉重和痛苦。此刻，我的心更是像刀子戳透了一般锐痛。
我和姜志毅上了车。石梅坐在我身旁。从前，她总是与文旭相依而坐，高傲得不可接近。今天，文旭不在，她失去了坚实的臂膀，与我坐在一起。葛温温不是巴音淖尔知青，兵团干部禁止她上车，急得她围着卡车乱转，车开了，把她一人甩在蒙古包旁。
天黑了，卡车在冷风中疾驰。
后面，紧随着几辆敞篷车，坐满了荷枪实弹的兵团战士。前面，几辆吉普车在开道。
“好哇，我们怎么像一群俘虏兵了！”
“这他妈的叫什么事儿！”
“哥们儿，咱包的羊群可是丢在山上了，狼群来了怎么办？”
“怎么办，你瞧瞧这群大灰狼！”
“什么大灰狼呀，黄鼠狼！”
有人带头唱了起来：“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
大家纷纷合唱起来：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歌声，似悲似壮，亦庄亦谐，洒了一路。
公元一九七O年九月二十八日，巴音淖尔草原上，遍布着没有人放牧的畜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