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4][center]二十八[/center][/size]

卡车在一栋土坯屋前停下了。
兵团干部叫我和石梅下车，其余的人暂不下车。我们俩下车后，被一个男战士领进土坯屋的西侧门，又拐入一间小屋。屋内，有土炕，小桌子，煤油灯。我和石梅关了房门，打开行李，铺好铺盖，然后上了炕，盘腿而坐，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因为不隔音，墙那边传来翻动纸页的清晰声响。
有人敲门。一位身材高大的兵团干部进来了，派头十足，身后跟着两个战士。他面部肌肉紧绷，冷峻的目光中透着威严，眼皮一眨不眨地逼视着我们，死勾勾地，阴森森地，长时间地盯着我们的眼睛。
我感受到了一种伤害，也不示弱，迎视他的目光，同样一眨不眨。对视时，屋里安静极了，似乎可以听见空气流动的声音。几分钟过去了，感觉却像过了几年。这种感觉，只有身临其境者才能体验。
终于，他开口说话了，声调低沉，断断续续：“你们……知道为什么来这里？”
“不知道，因为我们没做过坏事。”石梅平静地答道。
“不要嘴硬。有人揭发你们知青，你们做的事，我们全掌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们不是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才用这种口号。”我立刻反驳。
“不要抵赖。跟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决无好下场！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严，是专门为反革命分子发放下地狱通行证的。你们这种人，我见得太多了。”
我依然盯视着他，坚持不眨眼皮，直瞪得眼睛发酸，快流出泪来。原来，使劲瞪眼睛还挺费劲的呢。不知过了多久，他渐渐收回了目光，然后盯住墙壁说：
“有什么事，跟这两个干部说，以后的活动由我们安排。”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走了？”
“走了。”
“不知怎么了，他一说话我心里就发抖。”石梅坦率地说。
“我也冷得起鸡皮疙瘩。”我说。
石梅说：“看来这个人过去可能是专审犯人的，要不然怎么说话跟常人不一样，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他一定用了一种气功，让对方感到恐惧。他一定会这种功夫，不然，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有相同的感觉呢？哪有不说话专看人眼睛的呢？这种人，自称专开下地狱的通行证，说不定搞过多少冤案呢。”
我的头皮有些发麻：“会不会把我们也给错开了去地狱？”
“不会的，咱们阳寿未尽。”石梅说。
我俩相视而笑，心中都有说不出的凄凉。我们都在担心自己的爱人了。余汝明和文旭今夜住在哪里？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实行酷刑，甚至开他俩的斗争会？夜深了，我睡不着，想着明天，如果国庆节开斗争会，余汝明会被押上批斗台吗？如果给他“坐飞机”怎么办？想到这里，我的头像炸了似的，一片混乱。我听见石梅也在轻声叹息，她也一夜未眠。

国庆节清晨。
团部操场上坐满了人，黑压压一片。前方临时搭起一座台子，正中摆着办公桌。有人在领着呼喊口号：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阶级敌人绝没有好下场！”
……
今天是国庆节，喊这种口号，气氛像开公审大会。
有人低声说：“哥们儿，这是拿咱们当国庆献礼的阶级斗争战利品呢！”
一句话提醒了所有的人。
大家立刻摆出大义凛然的架势。
会场正中部分，是留给巴音淖尔知青的位置，两侧排列着虎背熊腰的男兵团战士。知青队伍排成双行，由后面列向台下。这种安排，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口号此起彼伏，喊得声嘶力竭，好像兵团战士与老知青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巴音淖尔的老知青已是地道的老牧民形象，面对气势汹汹的口号，高昂着头，面不改色，与兵团战士们微笑致意，时而扫视整个会场，时而指指点点，好像是来检阅兵团战士似的。兵团战士们开始惊讶了，纷纷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你看，他们满不在乎的样子。”
“真是顽固不化，反动透顶！”
“唉，他们老知青为什么反动呀？”
“咱们也不知道，还不是听领导说的。”
“我听说他们使劲保一个‘走资派’。”
一个兵团干部宣布：“国庆献礼一一阶级斗争批斗大会”开始。
我立刻紧张起来，如果余汝明被押上台批斗，怎么办？我一夜未眠，早晨又发了低烧，头很痛，眼睛努力地睁大，望着台上。这时，兵团战士手拿发言稿，大踏步走上台，一个接一个，高声朗读批判稿，义愤填膺，时而振臂领呼口号，喊得震耳欲聋，台下更是群情激愤，吼声一片。
但是，发言十分空洞，大同小异，吓人的帽子满天飞，渐渐地，人们感到乏味了。显然，发言者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批判的是什么。于是，大家乱纷纷地聊起天来。我紧绷的神经也松弛了下来。他们普遍只有十六七岁，还是半大孩子，有的刚上初中就停课闹革命，成了半文盲，才到兵团没多久，还不大懂遵守纪律，看见被批判的老知青在聊天，很快便受了传染，而且聊天聊得哈哈笑。大伙儿都盼着文艺节日快上演，纷纷将目光投向那些涂着红脸蛋儿、红嘴唇的“演员”。当最后一个人发完言时，台下响起了整齐的鼓掌声，集体催促演出开始。就这样，批斗大会走了过场。
会场活跃起来，以方阵为单位唱起了歌，还有人站起来指挥，乱挥乱舞地打拍子，互相拉歌，早把“批斗”忘到了脑后。
会议在唱歌跳舞中结束了，但是，浓浓地笼罩在我心头的不祥之感，却依然没有淡去。
次日，在兵团干部的带领下，全队知青学习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副主席语录，然后分组讨论。入秋以来，知青们太累了，可以借机休息一下。
宣布自由活动时，我买了日记本、几斤点心和糖果，然后写了长信，用心爱的白纱巾包起来。石梅也和我一样，包好物品和信。我俩一起去交给了兵团干部，托他们转给余汝明和文旭。
信里，我写满了对他的思念，希望他多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祝愿他早日平安归来……

[size=4][center]二十九[/center] [/size]

我们度过了三天逍遥的日子。
第四天。清晨。我团的汤副政委、保卫股江干事一行人光临土屋。
江干事昂首挺胸，代表团党委宣布：本次学习班，定名为“五不准学习班”，除了严格执行全国“五不准学习班”统一的规定外，还要严禁互相交谈，严禁互通信息，必须背对背互相揭发，江干事称：
“五不准学习班”是在汤副政委的亲自指挥下举办的，是落实“一打三反”和揭发“5．16分子”的伟大政治运动。他严厉地点了我和石梅的名，说抓起来的三个知青头头，有重大“5·16”嫌疑，由于长征和石梅与其中两个头头有特殊关系，因此是本学习班的重点清查对象，必须隔离审查，审查期间，严禁与他人接触，否则，其严重后果自负。
江干事正值壮年，讲话中气十足，跟在汤副政委身后的干部们，个个目光冷峻，有一种威慑力量，他们向“阶级敌人”开战了！
知青们心里明白，严峻的较量开始了。
汤副政委抬手指我，喝道：“你！起来！跟她们走。”
一位眉清目秀的女转业军人和一位便衣女人闪了出来。
汤副政委继续喝道：“石梅，还有你、你、你！”他的手指移向姜志毅、袁宁和雷幼月：“也起来，跟她走。”
我从容地站了起来，与石梅、姜志毅、袁宁、雷幼月一起，跟着女转业军人，步出土屋，心中竟然升起一种生离死别的情感。我禁不住回头望望知青战友们。
“快走！”女转业军人低沉而威严地命令道。
我震怒了，但清楚眼前的处境，强忍着。我们的身后又出现两名男转业军人，带着我们在一片土坯房中拐来弯去，走进一座陋屋后，男转业军人退离，那便衣女人关了门。
两位女领导并排而坐，另有七人分坐南北两炕。
便衣女人自我介绍姓徐，名永红，现年二十四岁，下中农出身，内蒙古大学一年级学生，“文革”时辍学，搞了一年运动后支边。党组织信任她，让她与王同志负责这个学习班，希望我们积极配合，老实坦白，争取宽大处理。
徐永红的语气诚恳，但相貌太丑陋，一张脸像踩扁的柿饼，鼻子与颧骨一样高，两眼相距很近，说话时，细小的眉眼像在挤来弄去。她颇有口才，讲话滔滔不绝，弄得王同志插不上嘴。
王同志长得很美，面容白皙，高高的鼻梁，两道又弯又长的黛眉伸向双鬓，黑密睫毛下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颇显得深邃，那里面蕴含着什么？她紧闭红唇，很久不说一句话。
徐永红讲完话后，便背诵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又背诵马、恩、列、斯以及林彪的语录，思路敏捷，口若悬河，直到中午，还轮不到王同志讲话。
吃午饭时，徐永红命令我们排队。走在村间路上，路人指指点点。进了食堂，徐永红说，这里的大师傅是专给团首长做饭的，手艺好极了，吃他们做的饭，是落实“优待俘虏”政策。大师傅端来了饭菜，“咚”地摔在桌上，汤水四溢。大师傅正色道：“听见了吧，吃了我们做的饭，就要好好交待问题。”食堂门口挤满了人，像在围观珍稀动物。人越聚越多，看得我们如芒在背。
回到“隔离审查”屋，徐永红去上厕所，我们有了享受短暂自由的时间，叽哩呱啦地说话。袁宁说，姓徐的说话一套套的，有那么点水平。雷幼月说，她多读了几年书，受修正主义教育的毒比我们深，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姜志毅表示赞同说，看她咬文嚼字的酸相，一个地道的小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才来两个月，住在团部，根本没有和贫下中牧同吃同住，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们？！
“对！说得对！”
“那个老转（转业军人）王同志为什么不说话？”
“她是幕后指挥？”
“也不像，好像她的眼神中有其他的东西……”
“注意了……”石梅开始咳嗽，示意大家小心。大家立刻转移话题。雷幼月自吹自擂，袁宁表示不服，姜志毅插进来一些笑话，我和石梅哈哈大笑。徐永红踏进门坎，生气地扫视着大家，脸色由白而红，又由红而白。她坐了下来，打开记录本，要求大家谈谈来边疆的目的，是不是有个人野心。
袁宁反应很快，说：我来内蒙古，主要目的是替国民党还债。
徐永红惊异地瞪大了眼睛。
袁宁不动声色地继续说：“过去，国民党欺压少数民族。现在解放了，各族人民大团结，一律平等，政策虽好，但是落实不够。作为汉人，我们应当感到内疚，所以说我们是抱着管国民党还债的心情来边疆的，要为少数民族说话，替他们办事。”
“你再说一遍，替国民党还债是什么意思？”徐永红咄咄逼人地问。
“国民党欠了少数民族的债，少数民族恨汉人，我们作为汉人，难道不该替国民党来还债吗？”
“替国民党还债？”
“那当然，我们是汉人嘛，理所当然要替汉人还债，当然也就是替国民党还债啦。”
石梅听罢，笑道：“大头！你又造出这么个一鸣惊人的奇谈怪论来，我们还得跟着你替国民党还起债来了。”
徐永红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感动。
她是个蒙古族人，红着脸走出屋去。
袁宁说：“瞧她那德行，丑里八怪的，还管我们！”
恰巧徐永红进屋，闻言脸色一直红到了耳根。
过了一天，徐永红找了一个机会，讲述自己的脸为什么丑，那是因为一次做化学试验，玻璃瓶爆炸，她奋不顾身推开别人，炸伤了她自己……接着，徐永红向我们宣布，袁宁的问题已经基本清楚，准予离开“重点审查”班。显然，徐永红不仅对袁宁的“还债”说有好感，而且并不介意他的攻击。
袁宁第一个从这里毕业了。
此后，我们一个个轮流谈“目的”。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白：大多数知青来内蒙古的目的是纯洁高尚的，如果真有野心，干嘛跑到这人烟稀少的大草原上放羊？
徐永红无言以对，转向了我，说有人揭发我曾经是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联动分子”，让我交待。我根本没参加过，不以为然，她若不信可以派人去北京调查嘛！
徐永红上厕所去了，我就叽咕根本没参加联动，干嘛乱揭发。石梅说，不要紧，没一定身份想参加还不行呢。咱们巴音淖尔的知青什么派都有：造反派、保守派、老兵、四三、四四、红代会……其实，什么派不派的，现在都是“保朝派”，谁计较过去的事，管它什么“联动”的，你大可不必介意。雷幼月也说：我们谁也没有怪你是“联动”嘛。大家纷纷用宽容的口气安慰我，说不在意我是“联动”，好像我是撒谎的孩子。可是我在意。我不赞成“联动”。据说，他们按父母职位的高低排等级。
这几天，学习的内容是《毛泽东选集》，讨论党的“坦白从宽”政策。徐永红整天板着脸，一丝不苟地背诵最高指示。王同志依然一言不发。徐永红上厕所频繁，每当这时，便是我们最快活的时光。
一次，徐永红和王同志不在，我们四个进行了危险的串供活动。
通过分析，大家心里有了点底，明白自己为什么成了“重点”，精神上相互依靠。怕什么就真的来什么——小木门突然推开了，汤副政委背着双手，挺着发福的肚子，气宇轩昂地立在门口，表情严厉，目光灼灼，威严地扫视着我们。我们全都呆住了。他回身点头示意，徐永红进来了。
这个汇报大王！
我憎恶地望着徐永红。
这一刻，我明白了人们为什么憎恨爱打小报告者。她真聪明，搬来大人物压我们，打掉我们的锐气。她办到了。
汤副政委宣布，从今天起，姜志毅、雷幼月回学习班，我和石梅留下继续隔离审查。从前在学校，如果我被单独留下，一定是我又取得了什么好成绩，或者有好消息等着我，现在留下来，却成了重点审查对象中的重点，心中的疼痛和万千感慨难以言喻。
汤副政委语气凝重地宣布了时下“一打三反”的战果，知青们纷纷反戈一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得以空前显示，一切反动分子正在遭到毁灭性打击，一切负隅顽抗者，下场都将是很惨的，剩下的机会不多了，各位好自为之。以巴音淖尔队三个坏头头为首的知青反革命小集团，恶毒攻击以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音宝力格牧场革命委员会，并且有“5·16’分子重大嫌疑。在“五不准学习班”里，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革自己的命，革一切反动分子的命，向党和人民，向组织老实坦白，写了大量揭发材料，三个知青坏头头已经被孤立了，他们确有大量的反革命言论，反对“以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讲到这里，他的语气更加威严，说：
“你们是审查的重点，在政策的感召力下，无动于衷，不闭门思过，公开嘻嘻哈哈，特别是长征和石梅，今后不许再给余汝明和文旭送东西！我正告你们，你们送的东西，都到不了他们手里。至今，你们还与两个坏头头划不清界限。我再正告你们，写信不要再卿卿我我，那么肉麻，要敦促他们老老实实交待问题，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警告你们，必须向党和人民彻底坦白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是一句空话，即使你们不揭发，只要有三人揭发，你不承认也会立案，三人为证就是证据，就可以定案。到那时，后悔莫及。其实，现在让你们交待，就是给予你们最后的宽大机会。你们的态度决定了对你们处理的轻重……”
徐永红的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在一旁敲边鼓。她要求牢记汤副政委的重要指示，争取宽大处理，是否对坏头头判刑，要看他们态度的好坏，对我们也是如此，否则，绝没有好下场！
我真想对准她的柿饼脸给一拳，但是，我忍住了，为了余汝明，我必须要忍，忍！
我使劲咬住嘴唇，脸颊灼烫，耳朵嗡嗡作响，他们还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记得姜志毅和雷幼月就要离去了。

他们俩走了，跟在汤副政委的身后。
徐永红送汤副政委出门，恭敬地尾随了几步，目送着他们远去。
我与石梅无奈地相视一笑。
此刻，石梅美丽的脸颊上，透着沉郁和矜持。她一向清高，气质不凡。记得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她时，她高昂着头，神情高傲，只跟文旭说话，十二小队人员中只有我是个女生，她却不看我一眼。我的自尊心被刺伤了。有人说她看了很多很多资产阶级的书，像一团谜，难猜。如今，我与她朝夕相处，发现她其实很随和。
自从只剩下我和石梅，便不再议论什么。
小炕桌上，摆着纸和笔，还有满瓶的蓝墨水，显然，徐永红指望我们写完这瓶墨水，交待得越多越好。我和石梅整天坐在桌前犯傻，天天听徐永红训话。写这种揭发材料，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厌烦，绞尽脑汁也憋不出什么词句来，比放羊累多了。
石梅出门去小解，我悄悄看了一眼石梅桌上的“检查检举”材料，上面写道：

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最大缺点是爱虚荣，爱漂亮，喜欢小花手绢。每次到了商店门口，我都控制不住自己，想去柜台看看，凡是好看的花手绢，我都买，像集邮票一样。我保存了很多花手绢，常常独自观赏。文旭知道了我的爱好，便常常买各种各样的花手绢送给我。现在，我深刻地认识到这种行为完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
文旭送给我花手绢，实际是纵容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革命原则的表现，作为资产阶级出身的我，不应当用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去影响无产阶级出身的文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谆谆教导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商店里卖出的商品，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我买了那么多手绢不用，人民就买不到了，也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这是自私自利的表现，是利用合法手段的浪费，浪费就是犯罪。因此，买花手绢用于收藏，就是变相的犯罪行为。我的这种犯罪行为还影响和腐蚀了文旭，这是我的罪过。文旭买手绢送给我，实际是我的罪过。我忠诚老实地向党和革命人民认真交待，坦白自己的罪过，绝不隐瞒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使自己做的每件事情，每个行为都要符合无产阶级的标准和要求，在艰苦的劳动中努力改造思想，最终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分子……

哎呀，她太聪明了，我暗暗叫好。
我一副鬼鬼祟祟的嘴脸，被石梅回屋后撞见了。她朝我诡秘地一笑。这一笑，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寓意。嘿！找到样板了，可以模仿一番。于是，我便抓住个人私字一闪念，无限上纲——这是目前最时髦的思想斗争方法。我搜肠刮肚，大笔一挥，洋洋万言，将我从小到大犯的缺点错误—一罗列，连上小学时与小朋友们闹别扭也亮亮相，狠斗私字一闪念，将芝麻小事无限批判，直至骇人听闻。写毕，我冷静地审读了一遍，天哪，这些极端的语言，连自己也吓了一大跳。我扪心自问，这是怎么了？为了应付“交待检查”，就心甘情愿地给自己涂成大花脸吗？本来清清白白的人，为什么要把自己说得这么坏！我怎么了，有何过错，又妨碍了谁？这么罪恶累累，这么十恶不赦，我是谁？我活成了什么？除了真心地爱余汝明，我从未触犯任何禁忌。
一股辛酸，涌上心头。
抬眼看徐永红和王同志，她俩正闲坐在南炕上，百无聊赖，脸上却是掩饰不住的焦急。
我将写好的厚厚一摞材料，交给了王同志。她看都不看，便转给了徐永红。徐永红匆匆浏览了一遍，脸色一沉，将材料摔在小炕桌上，厉声喝道：
“言之无物，避重就轻，想蒙混过关，这办不到！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的对象余汝明已经落人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铁证如山，国法难逃！你不老实交待，反而为他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将他描写成一个英雄，欲盖弥彰，放烟雾弹。告诉你，罪加一等。我代表组织，给你一个忠告：将功赎罪，重新做人，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何去何从，你可以选择的机会不多了。”
好让人恼火——我连穿开裆裤时的过错都披露了出来，难道还不老实？我明白了，她让我写的不是检查，而是“反革命分子认罪书”！只有自我栽赃，直至升级到“反革命破坏”，才算做“老实”。那就说实话吧，我从小就是好学生，是少先队大队主席，后来是共青团支部书记，一直受到老师和家长的表扬，从未写过什么“检查”，更没有搞过反革命破坏，真是岂有此理！难道她就不想一想吗，我一旦承认了“反革命”，意味着什么，后果是什么——我的一生将被彻底毁灭。
是谁一一使她变得这么残酷！
是谁——使她变得这么没有人性！
徐永红又递来一摞空白纸，让我重写。我扭头看看石梅，她正伏在桌上，眉头紧皱，一脸苦相，显然也没过关。
我苦思苦想，头都想疼了，也想不起自己有过什么反革命罪恶。我根本不认为保朝鲁书记是反革命行为，做人要光明正大，我不会通过检举别人以解脱自己，更不会按照他们的命令去揭发自己的爱人。一横心，干脆不写了！
我开始在纸上画圆圈儿，从早到晚，画满了大大小小的圆圈。
夜里，徐永红怒气冲冲，说我对抗检查，态度极不老实，并且威胁道：
“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我不理睬，依然画圆圈，大圆圈套小圆圈，一直画下去。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我已经很多夜晚没睡着觉了……

[size=4][center]三十[/center] [/size]

小木门开了，一位穿军服的瘦老头儿喊我的名字，叫我跟他出去走走。我很高兴，如获大赦，闭门思过这么多天，差点被憋死。走出小屋，在蓝天白云下，我深深地呼吸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跟在老军人身后慢慢行走。
瘦老头儿带我来到一座坍塌的土坯墙旁。我们开始相互打量。这位军人有一张饱经风霜的黑脸膛，浓眉下闪烁着一双诚实的眼睛，厚嘴唇，宽下巴，紧扣着风纪扣，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他自我介绍姓田，让我叫他“田叔”。他说，组织上知道我是革命军人的后代，便派他找我谈话，为了挽救我，他才硬着头皮接受这个任务，希望我悬崖勒马。他知道我在部队中长大，认为我对党有感情，也有改邪归正的希望。渐渐地，我听明白了，他是在拿我当敌人的堡垒来攻克了。他还说，你是在咱们部队长大的孩子，再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要信任组织，认真交待，揭发你们知青中反革命集团的内幕和罪行。
听到“反革命集团”、“内幕”、“罪行”，我睁大了眼睛，怀疑是不是听错了。田叔依然在诚恳地讲着，动之以情，讲了很久，也真的使我深受感动。可是，田叔阿，您说得再多，我也不是反革命啊！知青里没有反革命集团，我不能编了瞎话骗您啊！
田叔启发我说，巴音淖尔知青都有外号，都带个“头儿”，什么“韦头儿”、“王头儿”、“张头儿”……解放前，青、洪帮的头目就叫“头儿”，显然，知青反革命集团有好几个头儿。还有，知青们的名字也取得有严重问题。例如袁宁——“宁”字是列宁的宁，经过分析研究，他取这个名宇别有用心，是想当列宁，有政治野心。他的外号叫“大头”，是不是妄想当袁世凯？袁世凯的外号就叫大头。田叔说，他讲这些，是为了点拨一下，启发我自觉揭发。
我哭笑不得，劝田叔别误解知青。
田叔说知青的外号有“匪气”，要进行阶级分析，很可疑嘛，一定是知青反革命集团的组织形式。“头儿”的下层组织是什么称呼？你们这个集团进行了哪些反动活动？
天啊！外号也成了“罪证”了。
显然，情况非常严重。兵团领导已经认定知青里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有组织，有纲领。只要我点一下头，那么必定会牵连那么多有过“头儿”外号的同学。田叔说得很清楚，只要我承认知青中有“反革命集团”，就会对我宽大处理。他亲切地望着我，语气动人，目光里饱含着无限的期望，那神情真是感人。
我摇了摇头，告诉他，巴音淖尔知青中的确没有反革命集团，被抓走的三个知青也不是反革命，接着，一五一十地陈述知青的所作所为。田叔听着听着，脸色变红，变白，又变紫，恨恨地说：你不承认没关系，只要有一个人作证，我们都可以给你们定罪！你一定要好好反省，回去吧！

这是一个寂寥的傍晚。
徐永红和王同志到团部开会去了，布置我和石梅好好反省。我们认为机会难得，应该回队去看看同学。
走在土路上，我们老远听到了男声在合唱样板戏，循声来到了仓库，里面空空荡荡的，没有家具，没有炕，草垫上摆着十几个人的铺盖，巴音淖尔的知青们横七竖八地坐、卧在上面。这群小子们，谁也不看谁，只顾使劲地嚎唱。
大门被推开了，田叔和汤副政委走了进来。但是，没人瞧他们一眼，知青们唱罢一曲，又唱一曲。田叔干咳着提醒大家，团首长大驾光临，仍然无人理会。知青们公然忽略他们的到来，令他们难堪之极，站了十几分钟，竟没有人溜他们一眼。汤副政委十分无奈而又十分严厉地转向我们，大声喝道：“你们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回去！”
没有人理睬我们，我知道，我们与大家之间裂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冰缝，我像掉进了冰缝里，连心都冻结了。短短的一个月，知青们的变化多大呀。曾几何时，知青间有过的亲密友谊和深刻信任，已经不复存在了，彼此之间都感到陌生。我恨，恨这种“背对背揭发”，恨无端地整人，恨无休无止的斗争。他们还要毁掉什么？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我和石梅默默地走出库房大门，没有反抗。一路上，我心里很难过，我看见石梅也在难过、伤心……
起风了，内蒙古十月的天气已经寒冷。
苍穹中，几颗星星闪着幽光。
夜深了，睡在炕上，我和石梅各自想着心事。我知道她在想文旭，因为我在想余汝明了，很想很想。一想到他在被抓时戴了手铐，我的心就像针扎那么痛。我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对他的感情变得很深了，深得一想起他就心口疼痛。我不知道爱一个人是不是犯法。我正在被审查，应当尽量不去想他，可是，我做不到。我觉得心口被撕开了，流着殷红的血。我恨自己猜疑过他，猜疑他以前跟别的女人也有性关系，不然，他为什么会那么懂得避孕？现在，他被抓走了，我的胡思乱想也消失了，脑子里只剩下他的影子，他的微笑，他的热吻，他不停地叫我的“傻丫头”，他干活时卖力的样子……我忘记了他做过的一切错事，只记住了他的好处。
我想他，想他！想得心都痛了啊。

我和石梅想起看同学的事，都为同学们的冷漠而难过。石梅倚着炕桌，说：“咱俩现在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我说：“该上演霸王别姬吧？”石梅叹道：“霸王落入虎口，谈何别姬，连自杀都来不及了，该演出的是孟姜女哭长城呀。”
将心比心，我知道她很难过，便硬着头皮安慰她。
石梅哑着嗓子说，她出身不好，压力更重。田叔找我谈话而不找她谈话，说明田叔根本认为她不可救药了。她说她历来有自知之明，处处小心谨慎。文旭这次遭遇大祸，正应验了一位算命先生十年前讲的话，说他二十出头要有一个坎儿，果然，这个坎没过好，惹了大祸。她痛心疾首，认为是她害了文旭，是她鼓动他报名来边疆的，不然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徐永红外出回来，拿着两张表格让我们填写，强调家庭出身栏要写详细，不得隐瞒，说完便又出门去了。我一看，表格要求很怪，家庭出身要填写祖宗三代。我下笔一挥而就，写下了三代人的光荣，心里洋洋得意，早忘了父亲正在遥远的地方遭受着人生磨难……
填完了表，我扭头看石梅，见她正握着笔发呆，便拿过她的表格观看，大惊，原来她父亲担任过国民党政权的要职，其母亲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我愣住了。石梅夺过表格，面颊涨得通红。
不知什么时候，徐永红已经站在了我们旁边，嘴角流露出嘲弄的笑意。
就在这一瞬间，我终于理解了石梅的清高、冷漠、谨慎与矜持，也明白了她为什么一直回避我。
我们相对无言，沉默。
整整两天，我都在沉默中思考。
徐永红乘石梅外出买东西，抓紧时机，进行离间，并且劝我反戈一击，尽早回到人民的怀抱。
她滔滔不绝，每一句话都令我厌恶。我扭过头去，不想看她。
石梅已经选择了支边，这需要多么大的献身精神，为什么要怀疑她自我革命的真诚？仅仅出身不好，就永远不给出路吗，就否认她的一切美好与善良并把她往死路上逼吗？
我终于想通了，决定与石梅风雨同舟。两天来，石梅的表情变化也很复杂。她不再难堪，不再回避我，主动与我说话了。我知道，她不会向命运低头，她是那种柔中有刚的优秀女性。
石梅介绍了自己的父亲，说他是国民党中的左派，支持共产党，说国民党最初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就是国民党。尽管如此，她父母一直有清醒的认识，从小教她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不要指望父母，因此，她很争气，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成绩始终保持班级第一，由于品学兼优，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选为班长，还任过少先队大队长。到了中学，她更加感到了出身的压力。“文革”开始后，她自觉地成了逍遥派。
她诉说着，目光那么诚挚。谈到文旭，她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我知道她在为文旭心痛。她讲述了她与文旭相爱的过程。
初中时，文旭是班里最淘气的学生，课堂上，无时无刻不在做小动作。他不是多嘴多舌地打断老师讲课，就是玩弹弓，给前面的同学背上画小王八，弄得同学哄堂大笑。老师只好让他与班长石梅同桌，指望品学兼优的班长管住他。文旭便在课桌上划了“三八线”，不许她越界。他像患了多动症似的，不停地动。女班长对他颇不客气，管来管去，他就真的老实了。石梅学习成绩拔尖，相貌也是班里最漂亮的女孩子。不自量力的文旭竟然向她提出来交朋友。石梅说，只要他不再淘气了，就同意跟他好。文旭果然真的不再淘气，听她的话。于是，她就真的跟他好上了。“文革”开始了，出身不好的同学靠边站，出身好的同学大多数都加入了红卫兵。但是，出身好的文旭却始终陪着出身不好的石梅当逍遥派。别人打派仗，她就将他带到图书馆，两个人整天泡在那里，读遍世界名著。她称这是替他“扫盲”。她说文旭是个大孩子，很聪明，记忆力超常的好。后来，他的学习成绩也在班上很拔尖了。文旭对家庭的依赖性太强，于是，石梅动员他远离父母，去艰苦的地方锻炼。来内蒙古便是石梅的主意。当时，文旭依然做着上大学的梦，是石梅的行动影响了他的选择。
不料，文旭遇到了如此的不幸。石梅深深地陷入了自责的深渊里，非常痛苦……
这时，一个兵团战士进了屋，说是汤副政委有请。我和石梅去了他的办公室。他依然是哼着老调子训人。我和石梅回屋后发现铺盖变了形。我再看自己的枕头，明显地被人翻过。石梅说，她的东西也被翻过。看来，我们已经被更加严密地监视起来了。石梅提醒我，赶快将《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集》处理掉，尽管是新华书店公开发行的，也会被他们利用，作为一种证据。
我慌忙将书藏在衣服里，逃难似地进了厕所里，匆匆将书处理了。一回到屋里，我立刻就后悔了。太可惜了。
夜里，我坐在煤油灯前，黯然神伤。石梅劝我别伤心，并且告诉我，她带到内蒙古的一本爱情诗集，是郭沫若编辑的世界名人的爱情诗，里面还有精美的插图，是她最心爱的一本诗集，被汤副政委拿走了。汤副政委说，只要是资产阶级的就要批判！他把书装进了自己的挎包，说要带回家去批判。就这样，他抢走了石梅心爱的书。
石梅的话音充满后悔，怪自己太大意了。其实，这本书最不该被汤副政委拿走，别说批判，他能读懂就不错了。

“五不准学习班”终于结束了。
石梅被通知与巴音淖尔的知青一齐回巴音宝力格牧业队。有关负责人称，由于我态度极不老实，故留下来，继续办我一个人的学习班。
石梅走了，我为她高兴，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恋恋不舍，像失落了什么。以后，我再也没有人可以交流了。
现在，只剩了我自己，我知道，这是诚实的代价，正如徐永红所言，“知青反革命集团”的下场。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小屋里显得很冷清。徐永红常去团部开会，只剩下王同志看守着我。石梅临走时，一再叮咛，千万要提防王珏这个人。
王珏的容貌非常完美，像一尊古希腊女神雕像。她天天盯着我，不放过一举一动，我也盯着看她。当我们的目光相撞时，她便移开视线。其实，我常常将她作为艺术品观赏，她真的太漂亮了，有着典型的东方美人相貌，乌亮的黑发梳成长辫盘在脑后，皮肤洁白如玉，一对亮眸似盈盈秋波，目光温柔，只是少了些纯真，眼角隐约可见的细纹显示了她的年龄，不然，真的会倾倒无数俊男。她总是穿一身褪色军装，然而，依然遮不住她身段的柔美曲线。她一举手，一投足，一回眸，都像一种风景，十分有韵味儿。我猜想，她一定是来自部队歌舞团，曾经是舞台上的宠儿。她怎么会来到这个人迹稀少的穷乡僻野？其中必有特别的原因。她的沉默寡言和眼神中的忧郁像团谜。她名为重点学习班的领导，却更像是一个受审查者。
王珏格外注意我的生活小事，漫不经心地问我想吃酸的还是辣的。当我洗身子时，她就睁大了眼睛看，让我很难堪。虽然都是女性，这样做毕竟不好。我隐约地意识到其中必有原因。
一次，我在炕上摆弄卫生纸，又钻进被窝里换下染血的内裤，她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然后匆匆收拾自己的行李，沉着脸跑出门去。
我洗好内裤，晾在铁丝上，门被推开了，汤副政委和王珏一同进来了，糟啦！我来不及取下内裤，被这么一个男人看见了。汤副政委愣在那里，表情极为尴尬，一脸的失望。王珏埋怨地斜睨了汤副政委一眼。他明显地感到了她的不满，讪笑着，眼神变得非常复杂难懂。我也僵在炕上，望着他们难以言喻的表情，再望望高挂在头顶上的内裤，它似乎正在接受瞻仰。啊！我突然明白了——堂堂的汤副政委究竟派给了王珏什么任务。
我脸色绯红，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侮辱，更明白了我和余汝明的“结婚申请”为什么被驳回，也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将我单独留下。原来，他们在期待上演一场批判斗争“未婚大肚子”的好戏，在男女关系上大做文章。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特色，因此而使多少男男女女命丧黄泉。原来不批准我和余汝明结婚的企图，竟是如此险恶与龌龊，这是正派人干的事吗？这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公开杀人！
然而，当一条血污的裤权高高挂在他们高昂的头颅上空时，他们便惨败下来。我难以掩饰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女知青——对他们的蔑视。
我想起初来学习班头一个月没来例假，那是因为情绪波动引起的，他们便以为我怀了余汝明的种，将此事视作是余汝明的罪状之一，于是派王珏监视我，意在证实。
王珏沉着脸，收拾自己的行李。一名男兵团战士进来帮忙。汤副政委亲自动手，与战士一起将行李搬出去。王珏出门时，向我送来同情的一瞥，低声说“再见”，头也不回地走了。

徐永红称：为了“优待俘虏”，带我去看革命电影受受教育。她的口气里充满了鄙夷，我听了，像吃了苍蝇似的难受。
团部篮球场上，早已挤满了人，人声鼎沸。电影尚未开始，放映机前亮着灯，照着几张空藤椅，椅前条桌上整齐排列着茶杯、暖水瓶。这是团首长的宝座。主人不来，电影是不会开场的。他们常常自称“人民公仆”，却一直处处享受人民主人的特权。
我们来晚了，挤不进去，只好站在外围的土墙旁，伸长脖子观望。最近身体不大好，站一会儿就累了，我便蹲在地上等着电影放映。
正蹲得无聊，徐永红走到我面前，叉开双脚站定，用戏剧般的腔调大声喝道：“长征！站起来！’语气里充满了侮辱。
我抬头望她，见她双手叉腰，摆足了威风，俯视着我。我冷笑了一下，不予理会。她转了一下眼睛，忽然亮开哑嗓子唱起了样板戏，惹得人们全都扭过头来看。她头戴军帽，军用皮带将肥胖的躯体拦腰一勒，像只细腰大马蜂，高耸的胸脯上别着一枚碗口大的毛泽东像章，肩上斜挎军用书包，这是当今最时髦的革命扮相。从她的装束，我看到了自己“文革”初期时的影子。那时，自以为这种装束是最革命的，如今，又看见这副模样，心里只有苦笑着。看样子，徐永红是精心打扮了自己的，为了不遮住皮带勒细的马蜂腰，她披着棉衣，敞开胸襟。她演唱的是杨子荣审问小炉匠的一段对唱，边唱边斜视着我，意在告诉观众，她是杨子荣，我是那个猥琐的小炉匠。我不能容忍她的浅薄和对我的人格侮辱，待她唱完，我站起来，也含沙射影地唱起了“阿庆嫂智斗刁德一”。我愤怒地指着她，拖长了腔，高声唱道：“刁德一，又耍什么鬼心肠……”这一下子，我把自己唱成了阿庆嫂，徐永红便成了汉奸刁德一。我不仅气势盖过了她，而且居高临下，多少日子来的忿懑、不平、厌恶、蔑视，全都凝聚在我亮亮的唱腔里，我觉出了声音的颤抖与高山流水般的奔泻，更觉出了自己目光中喷出的怒火。观众一片叫好，有人叫道：“这个蒙古老乡嗓子真不错呀。”老乡们见我穿着蒙袍，以为我是牧民呢。徐永红脸涨得通红，正要发作，电影开始了，因为主人们已经入座。
第二天清晨，徐永红早早出了门，我猜她是告状去了。
果然。傍晚，汤副政委光临，双手叉腰，—一数落我的现行罪恶，并说：“长征，你竟敢看帝国主义的反动小说！美帝作家写的东西，怎么能看？！铁证如山，你有什么可狡辩的？你以为自己把书藏起来了，我们就不知道了吗？自作聪明！”
我没有兴趣回答，把脸转向别处。
汤副政委又说：“还有，这次填写阶级成份表，你该看清石梅的真面目了吧？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出身！她干活儿的时候，居然敢看黄色的资产阶级恋爱诗，下流到什么程度？你怎么跟这种人混在一起？”
石梅心痛她的诗集。我心疼我的小说集。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这样一部不朽的杰作，居然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小说”，而且再也看不成了。我暗自可惜，一抬眼，看见了一旁的徐永红。她面有得意之色。汤副政委依然在喋喋不休，“你要清楚自己正在受审查，老实做人，接受徐永红的监督。你竟然骂徐永红是刁德一？她是组织上派来的人，你骂她就是骂党组织！”
我沉默不语。
徐永红说：“你看帝国主义的反动书籍，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挑战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呸，放屁！”我含泪顶撞道。
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徐永红瞪圆眼睛，跺脚尖叫道：“反了反了，好哇你！我是代表党对你说话！你敢顶撞党，绝没有好下场！”
我知道，她还不是党员，只是拼命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怎么能代表党？我当过团支部书记，知道不少，干脆一顶到底，说：“你连党员都不是，就自称代表党，你照照镜子，你配代表什么？”
徐永红的脸憋成了猪肝色，气得语无伦次。
“住嘴！长征！徐永红是组织上派的，她的话就是代表组织。她本人的入党问题，党正在考虑。你必须接受她的批判，组织上给了她这个权力！”
说完，汤副政委走了，徐永红赶紧去送他。

我获准去团部小卖部。徐永红跟在后面，不断地大声喝道：“快走快走！”就像舞台上民兵押着坏蛋的样子。她很得意，神情也很夸张，却深深地伤害了我。路人纷纷注视着我。走到小卖部门口，遇见一位北京知青，他亲热地与我打招呼，我故作轻松地应答。徐永红立刻瞪圆双眼，双手叉腰高声呵斥道：“走！快走！不准跟任何人说话！”
人们围拢过来，对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那知青见状，目瞪口呆地退到一边，目送我进了小卖部。
小卖部很小。柜台后，几个穿黄兵团服的女孩在窃窃私语，斜睨着我。一群兵团姑娘尾随着我拥进了小卖部。一会儿，里里外外围满了人群，鄙视地看着我。徐永红向人们介绍我是什么人，四周一片嗡嗡哇哇的议论声。我买东西，喊了半天，一个小女孩才懒洋洋地走过来，紧绷着脸，动作夸张地将我要买的东西摔过来。我咬着牙，忍了又忍，掏钱给她。她用更加夸张的动作，抢去钱，然后将找还的零钱扔在地上，说：“呸！反党分子，臭德行！”
屋子很小，几乎是人贴人。一群女兵团战士七嘴八舌地说：
“哦？她原来长得这模样呀，我还以为她有多漂亮呢。”
“哼！瞧她这德行，听说跟十几个男人睡过觉呢！”
“啊！啧啧，破鞋，啧啧……”
“呸！臭不要脸！”
人们同仇敌忾。人们争先显示对我的愤恨。人们比赛似地寻找着最肮脏的字眼。人们啊……我低着头，犹如万箭穿心。我想解释，除了余汝明，我没有与任何男人有关系，而且已经订了婚。我想辩白，我不是反革命，从来没有反党。可是，此时此刻，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我像被淹没在人们的唾沫汇成的河流里。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千里迢迢来草原奉献青春和生命的呀。我的委屈难以言喻。我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好好哭一场。突然我看见了徐永红，正在得意地冷笑着。我的心像刀剜似地锐痛，淌血，但是，我强忍着，昂起头，挺直了腰板，任凭一批批黄衣服在眼前晃动，拥挤。她们轮流挤进来，观赏我这个“困兽”……我记不清自己是如何走出小卖部，又是如何回到小土屋里。
翌日清晨，徐永红叫我去为团部机关食堂放羊。
我很奇怪，怎么忽然放松了对我的监管。
我赶着十几只羊，上了霍斯乌拉的后山。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望着蓝天白云，我心里充满悲伤。我感到心都要碎了！我将羊鞭丢在一旁，将脸颊深深地埋进积雪，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一点痛苦。
我的心在呐喊，“我不是反革命，不是反党分子，不是破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牧羊姑娘，一个北京知青，不信就请剖开我的胸膛吧，我会毫不犹豫地用双手把我的心捧给大家看，这颗心是鲜红鲜红的，不是黑的！”
北风凛冽地掠过大地。
我的帽子滚落在雪地上，任凭寒风吹散我的长发。
我将灼热的面颊埋进雪里，很久很久……

[size=4][center]三十一[/center] [/size]
因为查无实据，“五不准学习班”结束了。
我颤颤巍巍地站立在洗劫一空的蒙古包中，痴痴地发呆。牧民们因为怕事，都搬走了，只剩下这个知青包，孤零零立在寒风中。它四面透风，已经破旧不堪。
我缓缓走向羊圈，发现哈那、毡子、哈马车和柜子车都不见了，一些衣物扔在地上。我已经一无所有，是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了，举目无亲，到处遭冷眼，连情同手足的知青们也不敢理睬我。
太冷了。大饿了。大痛苦了。
我知道，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这样的虚弱。
可是，我要活下去，必须活下去，活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我将滚在一边的铁皮炉子扶起来，搬到包中央。我翻出小米口袋，找到一把小米，又在蒙古包门口创出篓子，迎着漫天风雪去寻找牛粪。空旷的雪原上，渺小的我在缓缓移动，用木又在雪中探找硬物。雪很大，走出不远，便已看不清蒙古包轮廓了。我终于找到了碎牛粪，还有马粪。一只黑乎乎的活物向我扑来，双爪稳稳地搭在了我的肩上，用舌头舔我的脸颊。我一阵惊恐，心想，这下子完啦！
眼角的余光一瞥，啊！我的小黑子！
小黑子喘着粗气，围绕着我转呀跳呀，一次次直立起来，将爪子在我的肩上。它是只粗壮的蒙古狗，直立起来时比我还高。见到小黑子，我百感交集，忍不住泪水流了下来。黑子通人性，舔去了我脸上的泪珠。
人们全变了，只有小黑子对我一如既往。我情不自禁地丢下木又，双手紧紧抱住小黑子，把脸贴在它的大嘴上。
天色黑了下来。
迷蒙的风雪中，奔来一乘人马，客气地向我问候，是恩布赫。他头戴火红的狐皮帽，帽后拖着两条狐尾，漂亮极了。他表情矜持，古怪，目光中透着怜悯和疑虑。他说，巴音淖尔队改名字了，编人兵团，是七十四团八连，还派来个连长达勒嘎，连长叫我明天和石梅一起去八连的“样板班”，以后我就是那个班的人了。他嘱咐我要自己照顾自己，还希望把小黑子留给他们。言罢，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便呼唤小黑子。我无话可说，小黑子本来就是恩布赫送给我的。如今，我要离开巴音淖尔草原了，物归原主是应该的。
小黑子又在牵拉我的袍子，恋恋不舍地望着我，嗓子里懂懂地响。我知道，小黑子明白了恩布赫的话，不愿意离开我。
“长征，还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余汝明的小黄狗死了。”恩布赫说。
“怎么回事片我心里一沉。
恩布赫向我讲述了小黄被枪杀的经过，场部的兵团战士以为小黄是野狗，开枪打死了，还吃了肉，剥了皮，做成了褥子。
牧民们无不为之痛惜，都说草原上很多年才出这么一只奇狗。
恩布赫翻身上马，叫着黑子一起走。黑子不肯，围着我转，哀衷地看着我，向我求助。我硬着心肠不理会。恩布赫抛过来马杆套，套住它拖着就走。黑子挣脱了。一群狗一拥而上，簇拥着它消失在风雪里。
我像一尊塑像呆立在风雪中，望着小黑子消失的方向，一动不动……
片刻，小黑子又冲了回来，伸出长长的舌头，不断地舔我的脸和冻僵了的手。
恩布赫又从风雪的帐慢中钻出来，转了几圈，停下来，将丈余长的套马竿撑在雪地上，立马静候。
我明白恩布赫的意思，放开了小黑子，思布赫又投来套马索，它躲了过去。恩布赫套它不住，只好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我狠了狠心，拾起木叉，做出赶它的动作。黑子盯着我手中的木叉，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蹲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眼神，我永远不会忘记，红红的，蒙着一层盈盈的泪光，那么委屈，难过又那么无助，它不会说话，却用眼神传达了万语千言。
我又一次举起木又向它挥舞，撵它走。它又与我僵持了一会儿，站起身，嗓子里发出鸣鸣的悲声，像是在哭，尾巴拖在雪地上，垂着头，长鸣了几声，离去了。
黑子走了，被绳索套着，不住地回头。
黑子在这个险恶的世道上，比无数的人更善良。黑子，再也不会口 来了。
雪仍在纷纷扬扬地下，淹没了一切。
清晨，雪停了，露出了蓝天。
石梅拖着一根打狗棍，来到包门口。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来找我。
她问，为什么没听见黑子叫？我回答后，她长叹一声说，昨天她也将心 爱的牧羊犬小面包送给了房东阿爸。她是步行来的，可见她目前的境况。
连长派人催我们搬家，却又不提供搬家用具。
我和石梅一连跑了几个牧民家，全都冷漠着脸，推说没有空车。后来，我们找到一个旧蒙古包，是个极贫户，像是知青的包。我们喊开了门，出来的人是杨亦森。他面无表情，听了我们说明来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和石梅驾车走出很远，见杨亦森依然仁立在坡上，目送着我们，我们心头一热，充满了感激。
古道上，我们驾着陌生的牛车，载着行李，走在陌生的路上，驶向陌 生的地方和更加陌生的命运。
四周一片静寂，没有尽头，不见一缕炊烟，只有古老木轮转动的吱吱声，仿佛在诉说着草原的沧桑。
我们始终沉默着，心事重重。
走过了中午又走到了黄昏，终于看见了一缕炊烟。一座孤零零的
蒙古包傍山而立。未闻狗吠声，走近它，才看清这座巨大的蒙古包已经 陈旧得黑默默的。现在已是隆冬，留在这片草场上的只能是“五类分子”的家。放眼四野，仅此一家，别无选择，看来，今夜只能投宿在阶级敌人家里了，尽管不乐意，也只好硬了头皮，跟在石梅身后走进包门。
女主人见是北京知青，高兴得像是受宠若惊。“文革”中“五类分子”是专政对象，没有人与他们来往，更无权接待北京知青。今天，有知青进门，女人赶紧烧茶。石梅十分健谈，用夹生的蒙话与老太太拉家常。热茶端了上来，我抬眼看见了老太大的一双碧眼，像波斯猫的眼睛，想起来了，初来草原时，曾经遇见过这双碧绿的眼睛，在月光下，闪着敌意。在斗牧主的山岗上，也曾见过这双眼睛。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碧眼红发者为妖怪，今天，我坐在了女妖家里，然而，看见的却是善良和慈祥。
包顶露出的天空已经黑尽，干完活儿的人们回来了，炉旁围满了人。这是一个大家庭。蒙古包内十分阔大。哈那上挂着褪了色的壁毯，这是普通牧民家没有的，似乎在述说着这户人家的经历。
一位白胡须的老人进来了，满包的人都投去尊敬的目光。显然，这位威严的家长无疑是昔日的大牧主了。老牧主身穿镶银花边黑长袍，旧得褪成了深灰色，腰系旧腰带，十分和善地向我和石梅打招呼，问寒问暖，问家乡亲人，问内地额吉、阿爸的健康，问有多少兄弟姐妹，他的亲切和朴实使我不敢想象他就是“阶级敌人”。全包的老老少少都不插嘴，人人向我们投来友好的目光。
几个女人在煮食物，倒茶水。全家人喝晚茶时，壮小伙子们谈自己的见闻，孩子们在地毯上抛玩羊腿拐骨。老牧主始终威严地教导着儿孙们。碧眼女主人带着儿媳在人圈后走来走去，关照每一个人，好融洽，好温馨。
我从小被告知“五类分子”是牛鬼蛇神，这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磨刀霍霍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心怀鬼胎，时刻准备举起屠刀，从人民手中夺回自己失去的天堂。他们个个贼眉鼠眼，阴险奸诈，是天生的罪犯……可是，现实为什么不是那个样子呢？眼前的老牧主亲切和善得令人感动。
我为什么会这样想？难道中毒了，不能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我对自己怀疑了起来。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睡在真正的“阶级敌人”的蒙古包里，实在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于是，彻夜未眠。
天刚刚亮，我和石梅便起来了，喝过碧眼女主人煮的早茶，按着她指的方向，又上路了。
一位中年男子骑马等在路旁，将我们的牛车引到了一座崭新的蒙古包前。几位女知青钻出了包，冲着我俩“长征”、“石梅”地乱叫，谁答应了就是谁。看样子，我俩已是声名远播了。进了蒙古包，里面几十个人的目光全都对准我们，好奇，新鲜，警惕，轻蔑……不一而足。
早就听说过萨伦女知青彭继红率众牧民返回家园的故事，眼前这个牧业班的人都是萨伦队留下的人员。蒙古包外，一群孩子簇拥着一位中年兵团干部走来，他进包坐在我和石梅身旁。他正是新任连长金巴。
金巴说，我和石梅所在的这个班已被树为“样板班”。为了锻炼这个班，便把他们安置在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巴音淖尔队。他要求我们要好好向样板班的贫下中牧学习，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
从金巴连长的嘴里，我知道了我们的新身份一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接着，样板班的干部、牧民、知青代表依次发言，对新来的两个“思想反动”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进行训活，发言都很长，而且都学会了拖长腔，“嗯”呀“啊”的。一位叫贾素英的女知青，口气极像徐永红，自称虚怀大度，对我俩既往不咎。但是，要求我们必须好好改造……
从此，一种新生活开始了。
第二天，正在生病的我和石梅就被班长吐门仓派了活儿，参加一个极为法大的工程。连长说，要开展劳动竞赛，用双手筑成一道草原上“学大寨”的长城！他要求我们提高认识，要有一种自豪感。
于是，我们荣幸地加人了运土坯的竞赛。几个年轻牧民故意给我们的牛车装得特别多，想必是为了更好地改造我们。沉重的车辕子压得牛抬不起头，呼呼地喘粗气。由于车载过重，再也载不动人，我和石梅只能步行牵着牛车往返。别人都是乘着牛车往返，速度很快，我和石梅拉着超重的牛车，一路小跑地追赶大家。几个专管卸土坯的男牧民，轮到我们时让我们自己动手卸车。我们便飞快地卸完坯，然后迅速跳上空车，追赶大家。只有在放空车的时刻，我俩才能公平竞赛。我们挥鞭赶车，抓住每一次放空车的机会，决不输给别人。
没人帮装车倒是好事，不用排队等候，有了主动权，装完车就跑，这 样，我俩竟然比别人驾车运载还快。
石梅累得气喘吁吁，脸色鲜红，嘴唇鲜润得像涂了口红那么漂亮， 比平时显得更加美丽。
收工了，人们驾车结伴而归，但都回避我俩，像躲避瘟疫一样。石 梅说，长征，还记得有一句话吗，“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我说：但 愿咱们能坚持笑到最后。
石梅被分配放羊去了。
我的活儿是与“五类分子”一同搭棚子。早茶后，女知青们骑着马 干活去了。因为我的待遇与“五类分子”相同，只能徒步走向远处。我 懂得了在茫茫草原上没马骑是什么感受，像机器人一样，迈动双腿，走 呀走呀走，走得汗水淋漓，仿佛没有尽头。终于到了干活儿的地方，有十几个人挖土，运上，用木板搭做上墙的模子。这是在砌一座冬季储备牧草的棚圈。来此干活儿的人都是巴音淖尔队的“五类分子”，叫不出名宇，但是，他们却都认识我。他们都是被歧视的人，所以不歧视我。他们请我登上土墙打夯，算是技术活 儿。十分奇怪——这群人中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才十六七岁，与我 一起打夯。我和她光脚站在木板模夹住的墙上，人们将上倒进模板，再。浇水淋湿。我俩用木夯将土夯实。夯实一节，便向上加一块木板，再加上，浇水夯实。一层层加上去，墙一段段升高。草原上的土墙能够经受
狂风暴雨而不倒塌，秘密就在这些工序上。浇水很有讲究，必须不多不 少，才有粘结力。我和小姑娘打夯很卖力。人们帮我们唱着夯歌，不知不觉中，土墙上升了一人多高。
中午，大家累了，小想后，继续夯墙，十分自觉，一团和气。我悄悄地想，这些人真的是阶级敌人吗，这么与人为善，这么吃苦耐劳和乐于助人。
收工时，告别“阶级敌人’丫l，我徒步在夕阳的余辉里，非常自在。
远处，山坡上果坐着一个牧羊女，旁边的马儿正在吃草，坡下散着羊群， 像一幅画。走近了，我才看出牧羊女正是石梅。她的背影好美啊，那么富有诗情画意。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石梅发觉了，点头示意，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忧伤，手中的笔记本滑落在草地上。我立刻帮她拾起，却见她白皙的面颊飞起一片红云，将本子夺了回去，藏进自己的蒙袍里。本子里必有秘密！越不让我看，我就越想看，于是便用活激她，说得她不得不承认——里面全是爱情诗，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是不谈爱情的。
我说，不管是哪个阶级的，反正我要看！她的脸红到了耳根，说什么也不肯，并说这些诗都是一场美丽的梦，自己就是那梦中的新娘，文旭就是那梦中的英俊王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与文旭竟这样被迫别离了。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悲音，催人泪下。她从小就爱他，少女时代就梦想着嫁给他，做他的新娘。这本诗集，是写给他的情诗，从小写到大。
他从小就读她的诗。这诗是爱的结晶，只有他有权读这些诗……
听罢，我也变成了大红脸，好没羞哇，硬要看别人的恋爱序……
她说，天长日久，诗集就变成了几大本，现在重读时，心里好痛！相爱的恋人不能厮守在一起，是不是太残忍了？可是，残忍不是我的错，必须替后代想一想……
她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了。
她慢慢抬起头，看我傻傻的样子，凄然一笑，说：“你们出身好的人，不能理解我们，很苦闷呀，终身受人歧视．你想想是一种什么滋味啊！
文旭出身好，有些事他担着，现在文旭出了事，他外公又受审查，如果将 来我跟他结了婚，后代哪里还有出头之日？一人犯法，株连九族，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上学、就业、做人、婚嫁……样样都要受牵 听了她的话，我的心口一阵紧缩。我不敢探想我和余汝明的今后和前途，那大痛苦了；我隐隐地觉得我们比石梅和文旭还不如。
石梅从蒙袍的衣襟里掏出一本旧书。她翻开第一页，是一位穿锦 缎戴珠王的清末美夫人照片。她指着照片下一行小字，说：她是赵一 曼。原来，赵一曼也出身于有钱人家庭。
那一刻，望着她凝重的表情，我觉得，我懂了她想说的一切，不用多 言，一座人为地横在我们之间的冰山正在融成涓涓细流，浇灌着友谊的 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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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班”搬人一条狭长的山谷。牧民的蒙古包扎在山谷半山坡的 两侧，女知青包扎在朝阳的南坡上。
早茶后，包里只剩下我和牟宇清收拾屋子，突然，包外响起了马达。 轰鸣声，一辆大卡车停下了。车上，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兵团战士， 了刺刀，戒备森严。一位全副武装的军人跳下卡车走来。
我一见这气势，立刻明白是冲我而来的。这些日子，我经历了许多 突发事变，已经能够临危不惧了。其实，对付我这样一个层弱的女子， 竟然如临大敌，好似大兵压境，用得着吗？
我从容地打水，面对刺刀逼人的寒光，视而不见，若无其事般地走 向蒙古包，斜脱了一眼这位雄赳赳的军人，然后拉开包门，钻了进去。 只听见军人厉声喝道：
“站住！有话对你说！”
听口气便知今天必有重要事情发生。但是，我听而不闻地将水桶放在炉旁，舀水人锅，向灶口添把牛粪，烧茶。有人将脑袋探进蒙古包，喊道：
“喂！听见没有！汪干事叫你呢！”是徐永红的声音。
“等我做完事再说。”我依然忙碌着。
加了牛粪，火燃了起来，又加了几铲羊粪压火，然后，我起身出了蒙 古包。来人们立成一排人墙等着我。我依然视而不见，朝一旁的仓库走去，准备取日用品。我估计，此一去时间不会短。
“长征！你听到没有，汪干事找你说话！”徐永红提高了嗓门。
“我正忙着呢，你们沉住气不行吗。”我学着她的语气回答她，照旧 做着事。徐永红的威风骤减，跟着我钻进了仓库，陪我翻东西。
“长征！汪干事可是代表组织上来的，你必须马上听从他的指示！”
煞有介事，竟拿干事当成王牌来吓我，岂不可笑？回头一看，只见 徐永红腰上别着小手枪，好不威风，我嘴角露出冷笑。
我抱着衣物，从仓库到蒙古包，来来往往。徐永红、汪干事及众兵团战士们跟在后面，往往来来，如临大敌。
汪干事的表情极为冷峻。他正在严肃地执行神圣的阶级斗争任务。他神秘地向徐永红使了个眼色，低沉着声音说：“你先出去一下，我有事要单独跟长征谈！”
徐永红乖巧地退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
江干事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折叠成方块的纸条递给我，说：
“你看看吧，这是余汝明写给你的亲笔信，他已经什么都交待了，现 在就看你的态度了。”
我浑身一震，有如受到雷击一般，鼻子酸酸的，双手接过纸条。我一直在期盼他的消息，盼得太久大苦了啊，哪怕仅有只言片语。然而，他像消失了一样，吉元音讯。此刻，他的纸条突然送至眼前，我觉得，我可以经受无数的沉重、痛苦，甚至百死一生，但是，却承受不了双手捧着的这张纸条。我好想哭一场呵，我努力压抑着，两手哆哆喷嚏的，怎么也展不开纸条……
这是一页从练习本上撕下的纸，密密麻麻，写满了熟悉的字。我飞快地看完信，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重读一遍，确认是他的笔迹，连语气都是他的。我再将重点段落反复地读着，他这样写道：
……长征，我知道你爱我，你相信我，你真的爱我就同我划清界限吧，否则我就害了你。关于林彪的事，那是我哥哥嫂子对我说的。我哥哥嫂子与我成立了一个“无阶级小组”，专门讨论过林副主席的问题，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以林彪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学们揭发我的那些反林言论和观 点，主要来自我的哥哥和嫂子。我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犯了严重的反革命罪，现在我已全部交待，你爱我，就同我划清界限，揭发批判我吧。请把我的来往信件交给汪干事，请你相信组织，多保重身体。
你的余汝明
犹如五雷轰顶，我眼前一黑，几乎失去知觉。
一时间，我不知道想了些什么，也不知该想些什么，大脑里一片空 白，手里捏着信发呆，心里有一种不曾体验过的深长的锐痛，我知道，那是我的生命被彻底击穿了。这时，一个声音飘进了耳膜，时近时远：
“长征，看见了吧，这是余汝明的亲笔信，不是组织冤枉你们，余汝 明是真的什么都交代了。你不要再顽固了，对你对他——尤其是对他没有好处！现在把那个包交出来吧！”汪干事收回了信，说道。
“什么包？”我惊愕地问。
“就是装着你跟他来往信件的包！”
我睁大了眼睛，余汝明为什么要我交出这个包？它是我用来装“红 宝书’的书套。北京刚出版《毛泽东选集》精装合订本时，天不亮，我便 去排了长队，花了我一个中学生全部的积蓄买了来，视为珍宝，担心弄 脏，又跑到王府井扯了一尺紫红色细纹布，在工艺美术商店买了一幅毛 主席纺织绣像，与己动手缝制书套，书套上缝上了这幅毛主席绣像。到 了草原后，余汝明将毛泽东的书取出，书套盛装来往信件。这个绣着毛 主席像的书套，怎么可以当作反革命罪证呢？
“你还犹豫什么？快交出来！”
我长征从来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一赌气取出了书套。汪干事望见毛主席像，怔了一下，立刻把书套装人了军用包中。
我背过身子，眼泪就涌上了眼眶，又强忍回去。我逼着自己进人一种曾经向往的角色，从容地收拾行李，从容地叠好换洗衣服，从容地将洗漱用品和毛选裹进铺盖，捆好行李。
江干事看着这一切，目瞪口呆。这些事，本来应该在他的严厉命令下做完，我却像没有看见他一样，自己—一做了。汪干事恨道：
“看来，你是早有准备的啰。你是王八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她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徐永红接道。
“你们才是真正的大王八，茅坑里最臭的石头，你们才是！”
“好哇，你敢骂汪干事。’滁永红说。
“小丑！”我根本不用正眼看她。
“反了反了。你真是鸭子死了——嘴硬！”汪干事脸色通红。
“呸！你才是鸭子！”我顶道。
汪干事一脸难堪，无奈地挥手制止道：
“好了好了，废话少说，上车吧！”
一说要上车，我想起了铝制大洗衣盆必须带去。上一次，近两个月没有大盆洗衣服，极不方便。兵团战士们将我的行李扔上卡车，我则拎了大盆往车上爬。江干事在我身后说：“看来你是早有准备，想得真周到，连洗衣盆都带上，显然是要顽抗到底呀！”
上了车，我没功夫再搭理他们，选了背风的驾驶棚后面坐下。
兵团战士拉开了枪栓，将子弹推上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卡车开动了，颠簸着向新场部驰去。
远处，石梅骑着马追逐着卡车。
她纵马跑上一处高坡，久久地目送着我。
石梅，再见，我相依为命的朋友……我遥望着她，直到看不见了。
卡车不走大路，在坑坑洼洼的草地上行驶，将车上的人颠得东倒西歪，几乎抛了出去。兵团战士们只好收敛了威武的造型，抓紧车栏。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收了刺刀，拉上保险。有人开始呕吐、晕车，更多的人被颠出一副苦相。
卡车终于上了公路，直奔场部厕所旁停下。可能是徐永红被颠得憋不住尿了。
“上厕所啦！’徐永红大叫。
兵团战士们列队方便完毕，又摆出杀气腾腾的威武架势，荷枪实弹，昂首挺胸，目光平视，站立在卡车上的四周，包围着我——一个“反革命罪犯”。在人们的围观中，我强忍住悲愤，高傲地昂着头，无意间，我看见了一双泪眼——是尼玛阿娘！我心里一惊，见她正站在卡车下无言地望着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悲伤。我忍住眼泪忍着心痛，将身子背转过去，不去看她。
汽车开走了，离巴音宝力格越来越远。
尼玛阿娘依然站立在那里，目送着我。渐渐地，她的身影融入了无垠的草原，浑然一体。
草原，荒莽的大草原呵……

[size=4][center]三十三 [/center][/size]

霍斯淖尔被黑暗的天色融成了一片。人们已相互看不清面孔。
我被徐永红带进一座古老院落。这是仿北京四合院的建筑，独门独院，大门修了屋檐门洞，陈旧古朴，不知经过了几朝几代。我拎着行车和大盆，迈进油漆斑驳的大门后，大门重重地关闭了，接着是上锁的声音。
院子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宽，围墙有一人多高。北边是一座土坯屋。
门开了，屋厅很小，摆着巨大的白木箱。这是富裕牧民的储藏室。
厅屋西侧有一扇门，门旁有炉灶。
进了里屋，南有单人小炕，西有个双人大炕。徐永红让我在小炕上铺行李，她自己上了大炕。
也许是一路受风了，我觉得头重脚轻，放下铺盖就睡了。朦胧中，听见有男人说话，像是汤副政委。
“这个人态度非常不好，必须再派一个有能力的人来。”
我翻了个身，脸转向墙壁。
汤副政委转移了话题，说这宅子是一个老牧主的库房，老牧主因为怕挨斗，在这屋里的梁上上吊死了，说得徐永红尖叫起来。
原来，她这么胆小呀。
汤副政委又说，有罪行的人才会自杀，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人一死，马上就定为反革命，家属也成了“反革命家属”，跟着牛鬼蛇神一起扫大街。所以，自杀的人最自种……
显然，汤副政委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团里真的给徐永红派了个助手，名叫季静停，芳龄一十七，原任团机关广播员兼共青团宣传委员。她心灵嘴巧，人称小八哥，正在积极争取加人共产党。团里调她来阶级斗争第一线与阶级敌人刺刀见红，是组织对她莫大的考验。她觉得光荣极了。从此，她整天在我耳边喊喊喳喳，真让人受不了。
这次审查，重点突出——交待余汝明的“罪行”，坦白与他的“不正当关系”。徐永红布置完任务，就去团部卖乖，于是季静停就在一旁督阵。她激将法用得也巧妙，说老三届的知青不如她的笔杆子，我想，你小黄毛丫头片子别胡吹，顶多只会写篇表扬稿，哪儿配跟我们这届人比，于是中了计，提笔就写，写知青的劳动竞赛，牧羊，与牧民的深挚情感，很快就是一厚摞。她看了一遍，转手交给徐永红。徐永红大为恼怒，立刻全部退还，责令只许写揭发材料，特别强调要老老实实交待与余汝明的关系。
我与余汝明的关系，是我们自己的事，与她何干。
禁止别人恋爱，并称之为不正当，如同禁止宇宙间不息而生生的大自然规律，且称之为不正当，何等荒唐可笑。她的爹妈就没恋爱过吗？
而且，将来有一天，她也会恋爱的，是不是也不正当，也要禁止，是否她和她的爹妈也要被勒令写交待材料？
这是什么逻辑？！
考虑再三，我依照自己的意思，以爱情为专题，洋洋洒洒地写了几 篇散文，扔给了徐永红。徐永红读了，气得乱嚷：
“下流，明目张胆地谈恋爱，真下流！”
“你下流！”我平静地回道。
“你睁眼看看，现在在什么地方，胆敢顶嘴！”
“顶你怎么样，你又不代表党！”我故意刺她的短处。她眼里闪出了 泪花，一脸的委屈。
材料又要重写，心里烦躁，便望向窗外高高的围墙。
我渴望走出围墙，于是，想了一个好主意。
院里没有厕所。霍斯淖尔的建筑群里只有一座公厕，设在湖畔，往 返要走半个小时，无异于放风。于是，我努力喝水，频繁上厕所。开始， 徐永红没有在意，一次次陪同，一次次在厕所外站岗，后来终于不耐烦 了，尤其不堪忍受的是发现我居然在厕所里哼歌。
“明白了，我明白了，她这是故意的，故意对抗写材料，狡猾！真狡 猾呀！”徐永红在厕所外面自言自语。
糟啦，她识破我的花招了。
一天，小季去团部了，徐永红也出了门。我写得山穷水尽，喝多了水又要出去方便，不见了徐永红，心头一阵高兴，推门而出，却推不开，原来，我被反锁在屋里了。于是，我将灶坑当做了便池。
傍晚，烧茶时，灶坑里冒出一股臊味儿，很熏人。徐永红根道：“往灶坑里解手，这屋怎么住！”
我说：“真是的，把门反锁着，要解大便怎么办？灶坑里如果解了大 便，能把人熏死呢。”
徐永红又脸色通红，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 她又风尘仆仆地去了团部。
汤副政府果然亲临小院指挥：在小屋左侧挖一茅坑，不许长征迈出 小院的大门。
徐永红得令，找来镐头，监督我挖坑。
此时已是寒冬，土地冻得坚硬如铁，半天只凿出一个小坑，于是，我故意磨洋工。徐永红先是在一旁冷嘲热讽，后来失去耐性，干脆夺过镐头，高高举过头顶，使足力气狠狠抢下去，被狠狠弹回来，挖了数下，她也力不从心了。
我站在一旁指指点点，学着她的腔调，冷嘲热讽，一副监工的样子。
她意识到了，镐头一扔，又指挥我干。看着我磨洋工，她受不了，又将镐头抢在手里，使劲挖起来。我又指指点点，冷嘲热讽。就这样，挖一个小小茅坑，竟用了两天半时间。在此期间，汤副政委曾亲临指挥，围着长不及一米，宽不及一尺，深不过二尺的茅坑团团转——真正的一场闹剧！
我又被逼着写文章了。
徐永红发现每一页纸上都是圆圈和不成形的图画，她黔驴技穷，只好又去团部，留下季静停督阵。这女孩子只会说：“写呀写呀！”我头也不抬地说：“别吵别吵，要慢慢思考、回忆。”于是，她便不作声了，也不打扰我。我照样画那些圆圈。
徐永红回来了，严厉地说：
“你听着，你很不老实，汤副政委让你去一趟。”
我整理了蒙袍，扎好腰带，梳理了头发，上路了。徐永红在前，季静停在后。徐永红故技重演，一路又哈三喝四，像押着一名重犯，惹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
进了团领导办公室，立刻感受到一种剑拔弯张的气氛。汤副政委命令我站在桌前接受审问，依然是那套老话：“老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早就受够了，我要横下一条心，他们硬逼我承认是反革命并且检举别人，我要坚决顶到底！
江干事阴沉着声调，说：“你知道余汝明犯的是什么罪吗？”
“不知道。”
“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罪！”
“不！他响应毛主席号召，千里迢迢来边疆，不辞辛苦地干活儿，何罪之有？”
“人家自己都交待了，你还替他辩护，包庇反革命！”
“他说那些话，一定是你们逼供出来的。我不信！”
“你不信就是不相信组织，不相信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我没有不相信党，只是不信你们。”
“他就是代表党在挽救你！”徐永红说。
“不！他没有这个资格。’戏说。
“他是领导，领导就代表党，你跟他顶嘴，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被徐永红的话激怒了。
汤副政委威胁道：“长征，你态度这么不好，不怕给余汝明带来麻烦 吗？！”
我说：“人要实事求是，这是毛主席的教导。”
“你还在犟！你现在必须检举，同他划清界限。你竟然还在迷恋 他，他是要判刑的。反革命罪判刑很重，可能一判就是十年、几十年！”
“我等着他！”
“哼，等不出来吧，说不定会判无期徒刑。”
“那也要等他，等一辈子，等到头发白！”我的语气冷静而坚定，旁若 无人。
他们被激怒了，而徐永红的愤怒明显地有些夸张。
她高声嚷道：“长征！你这么不老实，告诉你，余汝明的反党罪很 重，不认罪要枪毙的！”
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也嚷道：“枪毙吧，连我也一齐枪毙好了！
我就是不跟他划清界限，我爱他！我死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沉默，双方都沉默了。屋子里很静，静得可以听见大家的呼吸声。
他们应该知道，我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很久，汤副政委恍 若梦醒般地一挥手，喊道：“带下去！”
徐永红立刻推了我一把，说：“走！”
我一扭头，轻蔑地盯了她一眼，步伐从容地朝外走去，目光望向远 处。
回到了土屋，我干脆什么也不写了。她说要枪毙人，那就枪毙好 了，今后我绝不再说一句话。几天过去了，徐永红无计可施，除了找汤副政委训我，不知该干什么。有一天，她又来叫我去汤副政委那里。
这一次，没有去办公室，而是去了汤副政委宿舍。一进屋，她就像变了一个人，酸溜溜的，像只温顺的小羊羔儿“哗哗”叫着那么说话，帮他倒水，将一叠洗净的衣服从书包里取出来递给他。他对她的态度也格外亲切。但是，一面对我，他俩的态度便又是恶狠狠的，依然老调重弹，逼我交待。我不再说一句话。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我像一尊木雕立在那里，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天黑了，房间里点亮了煤油灯。
我的影子映在墙上，一动不动。汤副政委怔怔地望着我，尴尬、窘迫、吃惊、疑虑……他自言自语地说：“对牛弹琴，对牛弹琴！”他们不再理会我，开始了自己的话题。汤副政委请徐永红坐在他的床上，连连夸她助人为乐。徐永红恭维着他，声调又细又柔又软。
汤副政委笑吟吟地问：“小徐呀，你这次表现得很好嘛，你的人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下来了，你是不是还有其他要求呀？”
徐永红娇声细语道：“汤政委，我非常想读书您是了解的。我已经体验过了贫下中牧的生活，经受了这次阶级斗争的锻炼与考验，又有了很大提高，论艰苦，我的身上还爬过好几个虱子。听说……诉说团里有几个大学名额，我想……我希望……”她在绕弯子。
汤副政委马上听明白了，说：“你在这次阶级斗争中经受住了党的考验，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你放心吧，首先我这关就已经通过了。”
在温柔的气氛中，交易已达成。
他们昏了头了，竟然当着我的面进行交易。
我想，我大概要换地方了。
果然。第二天晚上，汤副政委光临了小屋。我已经上炕睡下了。季静停被徐永红支了出去。墙壁上晃动着两个黑影子。
“小季越来越自由散漫，越来越不像话，不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低，而且事事偷懒……”
这个徐永红，太擅长告密了。
“依你看……”
汤副政委的声音低了下去。两个人开始咬耳朵。墙壁上，两个黑 影并在了一起……
不久，季静稼被调走了。徐永红上大学去了，临行前就这样打发了 她的助手。
我知道，我真的要换地方了。

[size=4][center]三十四 [/center][/size]

霍斯淖尔湖畔。环形山呈半月状，拥抱着一片灰色的土坯房。人 们推开家门，便可以看见浮浮荡荡的金色芦苇，茂密旺盛，一望无际，顺 着整个湖岸向湖心蔓延，直至视线不及的彼岸。
柔柔的苇穗，像一团团绒绒的羽毛，洁白、轻盈，给人一种透明的感 觉，一眼望去，宛如浮在苇塘上的白雾。七十四团组建以后，许多连队 将打苇子列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初到霍斯淖尔，我就注意到了这茫茫 无垠的苇浪，为她的浩瀚壮观赞叹。现在，我被责令到这里劳动改造。
临行前，汤副政委向我重申了“五不准”纪律：不准给家里人写信；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对兵团战士谈牧场里的运动；不准自由行动；不准看除“毛选”以外的任何读物。然后，江干事领着我，来到了战勤连女知青排住的一排平房。从前，这里是客栈，烟熏火燎，脏乱不堪。
此刻，窗口传出了女声的京剧合唱：
“朔风吹，林涛吼……”
江干事敲响了第一个门。屋内一阵骚动，传出女孩子们紧张而又 天真的喧哗：“快！快快！‘反革命’来了……”
一似小孩子撞见大老虎那么恐怖。我心里一阵苦笑，不知那些兵 团干部向她们宣传了些什么。
“大家不要紧张，我们这么多人嘛，沉着一点！”一个严肃的女中音。
木门开了，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我的身上，打量着我这个穿一身补了蓝学生装的“反动”知青。她们全都绷着面孔，神色严峻，如临大敌。我刚从高高的围墙里走出，又步人了戒备森严的人墙。不管愿意不愿意，人们都得进人一场巨大的活剧，无论幕落幕启，谁也逃脱不了自己的角色。
窗外，传来兵团战士晨练的跑步声。
我是被监督者，由两名兵团战士看守着，无权参加晨练。看守者可以免去早操，于是，这份美差谁都乐意干，大家争先恐后请战，态度极端严肃认真。从此，我背后总有四只警惕的眼睛死死地盯视，如果目光会放电，我的脊背早被烧焦了。以后的许多岁月里，我都感到背后有一双盯视的眼睛，冷漠、严酷、警惕，充满莫名的仇恨……
徐永红说过余汝明要判刑、枪毙，那么，我在这里是为了等待那宣判的日子吗？这种等待是残酷的。李铁梅陪绑枪毙是什么滋味？如果我有这么一天，会吓信吗？会一齐枪毙吗？一旦死了，谁来为我们昭雪？他做不成爸爸了，我也做不成妈妈了。一想起他说要我做妈妈的事，我就会脸红。原来，人是这么生出来的，真没羞……
“刚发愣了，写材料！”两个女兵冲着我喊。
女战士们人人忠于职守，将我看得密不透风。
她们人均十六七岁，大单纯了。
“领导说了，只许你老实交待，不许你乱说乱动。这里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你必须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否则绝没有好下场！”一个小姑娘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背课文一样生硬地训斥我，小脸蛋儿绷得紧紧的，嘴角颤抖着。不知她们被灌输了些什么，竟然高度紧张到这种程度。
为了不让小朋友们失望，我坐在南炕头，装模作样地写字、思考，其实思想早凌万顷之茫然，飘飘忽不知其所止。思想这东西，真好，看不见摸不着，自由自在，变化无穷。
这间屋子不大，大通炕上共睡了十三个人，我就睡在南炕上。这炕上的女战士来自呼和浩特、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只有我是假内蒙古人，连晚上睡觉都本地化了，不脱衣服，裹着袍子盖皮被。
早操结束，女兵们个个红着脸蛋，叼着气搓着手，从屋外进来，围住 火炉，抱着烟筒取暖。一个女孩捂住耳朵叫道：“哎呀，我耳朵要掉了！”
大家立刻将她围住，帮她搓耳朵。郑排长廖怪道：
“零下几十度，你不戴好帽子，逞什么能？要是耳朵真冻掉了，你妈 不来找我们算账才怪广说完，她转身对大家说：“以后练操，千万不要忘 记戴好手套、帽子，以免冻伤。”
一壶热水倒了小半盆，全班十三人轮流洗。最后，水成黑色时轮到 了我。望着冒黑泡的泥水，我真不想洗。班长催道：“快洗，脏水不脏 人。”我只好闭上眼，将毛巾浸了黑水拧干，擦一把脸。
小胖和小林端来一大盆包谷大法子问饭，还有成萝卜干。郑排长关照说：“大家尽量吃饱，中午在外边可是吃不着热乎饭呀。”她像个幼儿园阿姨，事事都管到了。
我努力吃饭，不允许自己身体垮掉，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排长郑晶晶命令集合，姑娘们立刻放下碗筷，纷纷戴好帽子、围巾、 手套、口罩，一人拿一把推刀，争先恐后地奔出去。这气氛使我想起曾 在八一学校上学时的情景，每日早晨也这么紧张。从小在军营中长大， 看惯了军营生活，融人她们之中很自然，集合速度也不比她们慢。只 是，清一色黄兵团服中，惟我一人穿着缀有补丁的蓝学生服，腰缠蓝布 腰带，戴着狗皮帽子，脚蹬棉胶鞋。夹在她们中间，肩负着稠密的注视 目光，心中的苦味只有自己知道。
想起自己也曾站在喊口令的位置上，负责组织上千名外地来京申 联学生，走在长安街上，接受红司令的检阅。毛泽东八次接见百万红卫 兵，我参加过五次，其中四次是作为红卫兵领队身份参加的……
玫瑰色的梦在红海洋中消失了。
毛泽东一挥手，同学们就浩浩荡荡地奔赴了农村、边疆“炼红心’。
可是，炼来炼去，怎么炼成了被斗争对象，成了“众矢之的”？难道这就 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吗？
此刻，连指导员正在发布命令，因为思想开小差，我反应慢了些，被身旁的女兵碰了一下才清醒。
队伍向大苇塘进发，人们背着推刀，严肃、安静，只听见行进的脚步 声，没人敢说话。道旁站着看热闹的老乡，瞪大眼睛紧盯着我。我不能抬眼，因为随时都能撞上一种盯视的目光，好刺人心。
北风呼啸。狼爆凄厉。芦苇瑟瑟抖动。
我顶着风，无言地挥动推刀，苇子一排排地倒了下去，不费力就把 娃娃兵远远甩在了身后。她们怎么也追不上我。我心里很得意。
中午，我被呵斥声叫到苇垛下。
那里，等满了人群。远处，两个姑娘用雪橇拖着饭筐走来。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饭筐旁。人们饿坏了，一拥而上，围了个水泄不通。围灰色围裙的炊事姑娘掀开脏棉被，露出一筐烤饼。在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中，仅几分钟，全冻得硬邦邦的。姑娘们一双冻红的小手捧着冻硬的饼，艰难地啃着，没有热水喝。那受罪的模样，实在让人怜悯。她们才十六七岁，有的仅十五，不过是一群娃娃呀，这样干活，连大男人都受不了的。
几个小姑娘围在一起取暖。
一位包着围巾的女孩打开一简罐头，猪肉上的油冻硬了，没有热 水，如何吃这硬油块？她们拿着小匙，围着冻猪肉，一齐放声哭了起来。 我很想去安慰她们，可是不能，会连累她们的。她们大稚嫩，我想不出帮助她们的办法，只有沉默。
我想，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自己，也要让她们见识见识老知青干 活的能力。
我学打苇子技术很快，干得飞快，一天下来，成果辉煌。由于我的加人，战勤连女生一排一班战斗力大增，苇子打得又快又多。排长来了，兴奋地宣布：一排一班的苇子在全连夺了第一！姑娘们欢呼着，雀跃着。大家将苇子码放在雪橇上，运向全团的大苇垛。我码起的苇垛很高，像一座小山。拖雪橇的绳子短了，我解下布腰带系住冰橇，再分出两头，一头交给班长高雅娟，一头套在自己肩上，一齐向前拖着。几个女兵在后面推，高高的苇垛在冰上滑行，像会走的小山。我知道，我此时的形象像油画“伏尔加纤夫”里的拉纤者，身子前倾，紧盯着冰面，
拖着沉重的苇垛前行。
“长征……”和蔼的呼唤声将我从沉思中惊醒。
很久了，没有听过这么友好的语调，我心里一热，抬起头，疑惑地望着来者。他大约五十岁，穿军服，显然是个大官儿。他温和地看着我，说：“长征，你干得很好，不像高干子女。”
我疑惑了，这位兵团干部，态度怎么跟汤副政委相反？也许又在假惺惺。一扭头不理他，拖了苇子堆就走。一旁男兵团战士说：“唐政委，您瞧她多傲气，连理都不理。”
日落西山，战士归营。经过一天的劳动，班里女兵们对我刮目相看，态度发生了变化。郑排长竟当众说：人家老知青就是比咱们强，干活又快又好。
夜里，躺在炕上，满眼是那金色的苇子……
我找到了自由的途径，每天打苇子尽量快干，独自纵深地开出一条通道，然后在深处拓展一片空地。在这块四周是茂密苇墙的天然屏障中，只有我自己，没有监视，没有审讯，没有侮辱和斗争，自由自在，一任思想驰骋。此时此刻，我又想他了。有好几个月不见他了，不知他现在怎样了？平时睡在排长班长之间，我不敢回忆我和他的事，怕说梦话被她们听见。团里天天要我写揭发他的材料，把我和他的关系说成是世界上最丑的事。可是，我心里装满了他。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总是想一个人，是不是很糟糕？大概我已经不可救药了，也不清楚自己是怎样被“资产阶级爱情观”“腐蚀”了……
我想他，想他……汝明，你在哪里呵？哪儿是他住的方向？一定离霍斯淖尔不远？我想唱一支歌，让我悠远的歌声穿透大苇塘，飞越环形山，传到他那里，告诉他，我永远等着他……于是，我放声唱起他最爱听的歌，尽情地唱，仿佛天地间只有我一人，唱着唱着，大多的郁闷和悲伤便宣泄了出来，心情好了许多。
循着歌声，郑排长找到了我，面无表情地说：“你的歌唱得不错呀……但是，不准你离大家这么远，这是指导员的指示！”
我闭紧嘴唇，沉默不语，只听见推刀磨擦冰面和苇子倒地的声音。不久人声传进苇墙的通道，姑娘们追着排长涌进这片小天地，几把推刀推倒了苇墙，与大片剃光的苇塘连接在、起……
又一个清晨，当姑娘们去取推刀时，副班长罗芹将最钝的刀递给了 我。我掂出了它的份量。即使用钝刀，我也不会输！
用钝刀打苇子的确又漫又费力，但是，细细观察，这二尺长的刀刃，尽管中间部分很钝，靠近刀柄处却比较锋利，用刀边使劲，苇子一碰即倒，于是速度又提高了，我又当仁不让地走在了最前边。钝刀打苇子，毕竟费力，双手磨起血泡，我依然不减速，做人要昂起头颅，逆境中更是如此。
工间休息，我发现一片未长苇子的雪地，一时兴起，拆下一枝苇子，将毛泽东喜爱的古训写了上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谢萌萌从苇子里钻出，仔细地看白雪上的字，摇摇头，表示看不懂。她小学刚毕业就撞上了“文革”。她又钻进了苇子，里面传来说话声：
“什么？写标语？！”
“啊？好猖狂，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写反动标语！”
“指导员来了，站在我身旁，看了又看，说：“你好兴致啊，写的是什么 呢？”
“毛主席喜欢的座右铭。”
“在什么书上看到的？”
“手抄本《毛泽东传》。”
“哦，哦……”’陈指导员不再说话。排长也来了，与陈指导员交换了眼色，又走到一旁低声交谈后走了。一会儿，苇子里传来陈指导员的声 音：
“你们以后别再瞎嚷嚷，人家写的是毛主席的座右铭。”
“座右铭是什么意思？”
“这都不懂呀！”
“我们没念多少书嘛。人家老知青读书比我们多。”
“哼！读书越多越反动！”
“可不能这么说。”是郑晶晶的声音。
血红的晚霞中，走在回归的队列里，磨破了血泡的双手火辣辣地
疼。我想起了营房院中有一块磨刀石，晚饭后，便将磨刀石搬进了屋，
烧了半壶水，然后将十几把推刀—一检查，凡是卷了刃、钝了口的，统统
拆下，蘸了温水在石上磨。
“你也会磨刀？”谢萌萌惊异地问。
一排一班的屋子为什么这么黑？是烟熏的。烟熏当然是烟囱不畅。每日清晨，第一件伤脑筋的事是生炉子冒黑烟，大冬天，熏得人住屋外跑。等炉子着了，火又燃得半死不活，半天烧不开水。火炉旁竟然结着冰霜。
郑排长带着一身寒气进了屋，将呼啸的北风关在门外，立刻抱住烟囱暖手，埋怨屋里还结冰霜。大家说是炉子不好，团部的炉子烧得砖都红了，屋里热得只穿毛衣，哪像咱们这儿，冻死人。
我默默无言。开始注意砖炉的构造，观察炉膛大小，通风口的位置，回屋便琢磨这炉子的毛病。炉膛大大，通风口位置不对，烟囱也有问题，气流不走炉底却走了风口，氧气便不能充分助燃，所以火不旺。于是，煤炉改造的草图绘在了心中。
郑排长交待高班长改造炉子。星期天，高雅娟从男生排请来了一个“小炉匠”，女孩子们马上包围了他，端茶递烟，个个嘴上都像抹了蜜，叫得小男兵劲头十足。他马上脱下棉衣，拆了旧炉子。几个姑娘忙着端水，和泥，递砖，递毛巾。小伙子三下五除二就砌好了新炉子，匆匆地走了。姑娘们立刻生火，一会儿便被包裹在一团雾里，炉盖上浓烟四起，弥漫整个小屋，呛得大家涕泪交流，依然不见火起，于是，群起而攻之说是炉子砌坏了。高雅娟只好拆了炉子。姑娘们挽起袖子，拿着泥刀，像孩子搭积木一样，拆了又搭，搭了又拆，反反复复弄不好，一个个垂头丧气，宣布不会盘这个玩艺儿。我见是时候了，走过去，对高班长不容推辞地说：“请把泥刀给我！”
雅娟疑惑地看着我。罗芹率直地问：“你会？”我自信地点点头。萌萌高兴地喊：“班长！让她砌吧，她肯定会！”多么单纯的女孩子，她以为我什么全会。
很快拆了新炉子，依照自己的方案砌了起来。班长、萌萌帮忙，大家配合默契。
炉子砌好了，我点燃了几张纸，放人炉膛，“轰”地一声火着了。炉火走向与设计一致，我心中有了底。萌萌往炉膛里填柴，加煤块，并盖上炉盖。我从通风小口点着了火，不见浓烟冒出，烟道畅通。柴火引着了煤块，很快炉砖便烧红了，烟筒烫手。
烟筒烧红了。水滚开了。
屋里温度升了起来。姑娘们脸上绽开了笑容，我的心里很甜，很开心。
夜里，郑排长回到小屋，热气扑面，欣喜地问高雅娟：“是三排来人 修的？”
“不，是她。”高班长指着我。
郑排长向我投来信任的目光。很久了，我没有见过这种目光，心里 暖暖的，呵，我多么希望永远生活在这种目光里。人与人之间，本该是这样的。
“战勤连炊事班，炊事班全体同志，赶快到团卫生室，你们班长病 逝，你们班长病逝……”播音员急切而沉重地喊着。
团部操场上正在放映的电影突然中断了。
忽拉拉站起一排人，向场外挤去，秩序大乱。人群中笼罩着不祥的 气氛。
“王班长得的是小感冒，怎么会死呢？”
“啊，不会吧，他这么个结实人会死？”
“是不是听错了？”
电影散场很久了，一班姑娘们都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地等消息。
门开了，连部文书小社进来了，脖颈上挂着一双崭新的大头翻毛皮 鞋。
郑排长问，为什么又把皮鞋拿了回来？
小杜说，人死了好一阵子，脚硬了，皮鞋穿不上去。
屋里一片抽泣声。
陈指导员推门而人，阴沉着脸。郑排长迎上前问：“听说王班长只 是得了感冒，怎么会死了？”
陈指导员说是合医生误诊，实际得了急性肝炎，没及时治疗，晚了。
语气很悲痛。雅娟说，这吕医生水平太差了，上个月，电话班李卫东嗓 子疼，也是他误诊，说是着了凉，随便开了几片药，谁知他是咽喉神经麻 痹症，后来不能吃喝，死了。这叫什么医生呀。
“王班长啊……”一声凄厉的哀嚎，令人心颤，是小胖在哭喊。
郑晶晶从容地为指导员出谋划策，商议王班长的后事。
这一排一班，成了指导员的临时办公室，人来人往。郑晶晶像他的 高参。
王班长病逝的第四天，文书小社领来一位中年男子，脸膛黑红，胡 茬子又长又租，显然几天没刮脸了；一身中式黑棉袄，手提帆布包。不 用说，他一定是王大伯了。
王大伯一进门便叫道：“孩子们……”
姑娘们一拥而上，“大伯、大伯”地喊个不停。有人接了他手里的 包，有人拉他坐在炕沿儿上，有人倒了茶，双手捧给他，问寒问暖，问路 上辛苦，谁都不提王班长的名宇，惟恐老人家再伤心。
“孩子们……”
“大伯…”
“你们过得还好吧？你们怎么不说话？”他环视着黑屋，说：“孩子们 辛苦哇，住这样的屋子，连个水缸都没有，怎么吃水呀？”
姑娘们告诉他，每天早晨，炊事班派人去村外水并打水，全连共有 一口大水缸。王大伯又问吃什么饭，有肉没有，想不想家……姑娘们一 一回答，有的说，我想奶奶。有的说，俺想俺爸……七嘴八舌。
小杜将一件新的军大衣和那双大头皮鞋交给王大伯。王大伯推辞 道：
“这些都给我那儿子穿上吧……”
“大伯，他穿不上，还是您拿回去吧。”
王大伯摇摇头，噙着泪说：“我带来了。”他打开帆布包，取出一双黑 布鞋，说：“给他穿这个，这是他娘熬了一夜为他赶做的。”
小社接过来，又传给了郑晶晶。郑晶晶细细地看，便咽道：“孩童身 上衣，慈母手中线……”
有人“哇”地哭出了声，接着便哭成一片。
陈指导员、炊事班战士们、王班长生前好友纷至沓来，挤满小屋。
黑压压的影子映在报纸糊的墙上，晃动着。哭声震得小屋像要倾倒了 一样。
王大伯被这集体的哭嚎深深地感动了，他劝说孩子们别哭坏了身 子，你们爹娘也想你们呀，千万都要保重。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看到你们跟看见我那二小子是一样的啊！大伯越劝，北炕角落里的小胖哭声越高，上气接不了下气，像要将五脏六腑哭出来似的。大伯循声望去，目光里充满了怜爱。她的声音早已泄露了她内心的秘密。可怜的小胖。
王大伯低声询问身边的人，小胖姑娘叫什么名字？多大了？然后 叹道：“同岁呀，可惜了……”
他向小胖招手，将她拉过来。
小胖便咽着，低头坐在王大伯的身边。
王大伯拍着她的头，劝慰她，才说了几句，自己竟也眼圈红了，连连 摇头，叹息。
王大伯起身告辞去歇息。小胖硬要替大伯提行李，大伯劝她留步， 怎么也劝不住。小胖一手提着帆布包，一手搀着大伯出了门。
大家簇拥着他们消失在夜幕中。
团卫生室里，停放着王来富的尸体。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兵团战士 服，平躺着，身上覆盖着白被单，显得魁梧高大，脸上没有血色，神态安 详。王大伯仔细端详着儿子，一双手颤颤抖抖地抚摸着，不由得老泪纵 横。
小胖已经哭得眼睛红肿。她默默地走到王来富身旁，将那双黑布鞋套在了他僵硬的脚上，穿上了，很合适。据说，人死了，身体僵硬，穿不上衣服和鞋子，只有死者的亲人才穿得上。
小胖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绣花小手绢，那是她起早贪黑悄悄绣的，细 密的针线，绣进了她多少真挚的情思呵。她将绣花小手绢放在王来富早已僵硬了的手心里，然后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他，目不转睛，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凝视呵，仿佛一切都已凝固，一切语言都成了多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呵，好深好深，好悲苦好悲苦。突然，小胖跪了下来，跪在众目瞪腹之下，又一次失声偷哭起来，滔滔的泪水，像是进发自她的内脏最深处，是沉重的，更是压抑的。她哭呵，哭呵，双肩颤抖着，哭得惊天动地，闻者无不泪下。
大家说，今生今世没有听过这样的哭声。
可怜的小胖阿！
汤副政委仁立在半月形环山的东坡上，十分满意e已选的墓地。
他说，举目四望，背靠环山，面对无边无际的芦苇荡，以后这里就是咱们 兵团战士的公墓了。
人们走到李卫东墓前，鞠躬致哀。
坟头上，稀疏的野草在寒风中颤抖。木制的墓碑上，字迹已经模 糊。
汤副政委和陈指导员在李卫东的墓旁选了一块地作坟穴。大家开 始动手挖掘。
有人唱起了悲枪的《洪湖赤卫队》——“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 埋在那高坡上，将儿的坟墓向东方……”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八师七十四团战勤连炊事班长王来富，静静 地躺在白木棺材里下葬了。他和电话班活务员李卫东是第一批在草原 永久落户的兵团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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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忘不了姑娘们集体嚎哭的情景。
从此，我不再从心里嘲笑她们的眼泪。我同情她们。
相处久了，她们不再顾忌，当着我的面说怪话，称招兵的人是大骗子——说内蒙古这地儿可好了，每月可以挣一只大绵羊，还发枪发衣服，发羊毛大头皮鞋。大绵羊能值好多好多钱吧？穿军装背枪多“飒爽英姿”呀，大头皮鞋又多威风！于是，人人争着报名。谁知，来了几个月，没见着一只绵羊，整天吃玉米大法子加咸菜，每周才有一顿牛羊肉。大头皮鞋更没见到。只有男知青排有几杆破枪。兵团战士月薪六元。女知青比男知青多七角。男知青不满，找到当官的说理：男知青比女知青出力大，干活多，凭什么女知青的钱反而比男知青多？回答说是女知青有特殊情况，不宜多问。于是男知青们气呼呼地离开了。女孩子们知道了，得意地哈哈大笑，说男孩子们太笨，全是傻帽儿。
不知为什么兵团女战士的眼泪那么多。从前，在巴音淖尔时，接触的全是男知青，他们充满阳刚之气，大声吹牛，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整天快快乐乐，没见过谁掉眼泪。现在，才知道女孩子确实是水做的，一丁点儿小事都会冒眼泪。这时我才觉察到，自己怎么不像女的，是不是这些年被男性化了？怎么这些女孩娇气得整天让我担心，我觉得，我该为她们做些什么事。我想到了义务帮厨，顶替王班长的空缺。
清晨，天正黑着，姑娘们仍在睡梦中。我踏碎了寂静，向炊事班走去。
厨房亮着灯，两个姑娘正在忙碌。我进了门，径直走向灶台，向灶里添柴。两个姑娘惊讶地望着我。我旁若无人，只管干活儿。她俩正在埋怨厨房缺人手，顾不上问我的来历，很乐意地接受了。由于配合默契，早饭开得很顺利。早饭后打苇子，晚上收工回来，姑娘们都累得在炕上东倒西歪，我收拾好工具，洗了手，便又去了厨房。
厨房不大。南墙上是糊着破纸的木格窗。窗下的灶台上有两口特 大号铁锅。屋梁上，悬荡着破碎的蜘蛛网，缀满重重的灰尘，随着气流 缓缓颤动。地面脏得难以下脚，像是几百年没清扫过。两个姑娘围着肮脏的围裙，正忙着做晚饭。长辫子姑娘见我来，马上将板凳让给了我。显然，两位姑娘很欢迎我。长辫子姑娘揉面，短发姑娘往大锅里倒水。我添柴加火。很快，大锅里的水沸腾了。
两个姑娘一齐将大铝盆抬上灶台，里面盛满面疙瘩。面疙瘩和得 大小不一，大的如乒乓球，小的似米粒。短发姑娘说：“火再大些。”我立 刻添柴，又架空柴块，火迅速燃旺了。两个姑娘大把地抓了面疙瘩抛向 沸水。长辫子姑娘立刻用大铁锨一样的锅铲在里面搅动。
“哈哈，瞧这面疙瘩个儿大吧。这才是真正的王八蛋。今儿咱们做 工八蛋扎猛子，省事。”
“对对，我就喜欢做王八蛋扎猛子，真痛快。”这两个小丫头像在玩 游戏，争着向沸水里抛“王八蛋”，脸儿红红的，时时发出兴奋的呼喊。
突然，“咕略”一声，墙壁上一片泥块掉进了大锅，她俩高兴得嗷嗷 直叫。
我急得站起来，说：“快，快捞出来户长辫子跳上灶台，抄起铲子将泥块搅了一下，让它化在锅里。她快乐地喊：“捞出来干嘛？只当是加了点胡椒粉吧。”
我责备道：“为什么不捞出来？这锅饭怎么吃？”“牙珍着吃呗，谁叫 指导员派我们干这鬼差事的。条件不好嘛，艰苦奋斗嘛，大家共同克服 点困难嘛。”
“这样吃下去会得阑尾炎的。”我说。
“得了又怎么样，省了医生失业呀。”
起风了，刮得破窗纸哗哗响。一股股寒风钻了进来，灰沙吹进大锅 里，上面脏兮兮地漂浮了一层，真像是撒了胡椒粉。我急得又站起来， 长辫子姑娘哼哼道：“有什么办法，克服着点儿吧。”
开饭了。姑娘们端着各种颜色、形状的碗、饭盒，边吃边吐沙子。
“呸！真牙储，呸呸！真他妈的王八蛋！”
排长说：“炊事班是怎么搞的，天天吃饭都这么牙渗。”
萌萌说：“上个月我住院割阑尾，医生说咱们团阑尾炎的发病率太 高了，就像咱们团女同志得妇科病一样，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呢。”
我的心颤抖了，因为亲眼看见了炊事实况，当然也就明白了战勤连 阑尾炎发病率高的原因。
冬日。天空湛蓝如洗。
白云悠悠，天气太好了。
一匹白马拉的水车慢吞吞地走在空无一人的路上，好安静，只有马 蹄声、车轮声和大木桶内“哗哗”的水声。我驾着马车，好开心，有一种获得自由的难以言喻的快乐。
这些日子，我大天去炊事班帮厨，感动了班里所有的成员。她们放 心地让我独自赶车拉水。从前由王班长拉水，他去世后，全由姑娘们自己干。她们连绵羊都怕，更别说驾驭高头大马了，以为拉水的活儿苦不堪言，其实是小事一桩。这是一件不可告人的美差，独自驾车去村外，真是一种享受啊。
一个星期天。炊事班的短发姑娘喊我去帮助套马。郑晶晶不高兴 了，说最反感墙倒众人推——人一倒霉，谁都来使唤。山西姑娘央求说，王班长不在了，班里确实没人会套车，只好求长征了。郑晶晶扭过脸去，不再吭气。萌萌羞那姑娘说：“什么不会套车，干脆承认你胆小好啦！”
我知道，她心里是向着我的。
我去了，将水车套上马。正要上车，高雅娟匆匆跑来，厉声说：“长 征！别走，指导员命令你以后不准再去打水了。”她又转向一旁的长辫子姑娘，说“你们怎么能让监督对象打水？这可是关系到全连的大问题，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们责任重大呀！”
望着远去的马车，我心里好一阵悲哀。
我连打水的权利都没有啦，已经被划到人民的范围之外了……
大白马拉水归来，被挂在了水车铁轮子上。
指导员说，要改善伙食，杀掉它。
草原人自古爱马，不吃马肉。
骏马是草原人的骄傲，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杀马的。天知道指导员怎么想的。
中午时分，大白马倒在了血泊里。
它被割断咽喉，鲜血淌了一地。昨天，它披着长长鬃毛的大脑袋还在威风凛凛地高昂着，今天就死了，我为失去这不会说话的伴儿哀伤。
晚餐时，食堂格外热闹。
全连男男女女聚集在小学校教室里。并列在一起的课桌上燃着许多蜡烛。大小不一的盆碗摆在桌上，每人分了一份马肉炖萝卜，香气四溢，诱人垂涎。人们狼吞虎咽，谈笑风生，桌上留下了一堆堆骨渣。我端着马肉，咽不下去。可怜的大白马呀，就这样变成了一片碎骨渣，可怕的人类……
第二天，短发姑娘找上门来，理直气壮地对郑晶晶说：
“叫长征帮我们去打水，我们已经跟指导员说了。”
郑晶晶冷笑一声道：“哦！马没了让人去拉车！好好儿的大白马，拉车多省事，非要宰了吃，全连这么多人，能分几块肉？以后天天人拉车，看累死你们。让人家代替牲口拉车，像话吗？”
短发姑娘也不争辩，硬着头皮将我带走了。
我站在了大白马的位置上，将马套套在自己肩上，拉着水车上路了。一旁跟着几个女战士。回来时，上坡下坡，由于车高人矮，水在大木桶内晃荡，溅得我们头发和衣服全湿了，很快结成了冰，硬邦邦的，像穿上了一身盔甲。
又到了放电影的日子。放映之前，先放映了一组幻灯：一群兵团女战士在拉水车，衣服上裹满冰壳——表扬战勤连炊事班姑娘为解决全连吃水问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无畏。
高音喇叭里，激荡着高昂的声音：“为全连战友吃水，何惧水溅全身 冻成冰。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
观众们被感动了，纷纷向炊事班投去敬慕的眼光。
此后，炊事班再也不找我拉水了。兵团姑娘们争先恐后地帮助炊事班拉水车。她们单纯得真可爱。
夜。一、二排正聚集在二排宿舍开会。
二排的屋子大，能坐下全排的人。
“长征，上这儿来坐。”一个柔弱的声音。我抬眼望去，见是一位娇小的姑娘，披散一头瀑布般的黑发，半躺在南炕头。她披着棉大衣，背靠着垫高的枕头，齐胸盖一条被子——是个病号。她面带凄楚，身子软软的，但是，竟敢当众叫我坐她身边，不怕受牵累？她好勇敢！
她很美，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我脱了鞋上炕，坐在了这位美丽的小病号身旁。有人在窃窃私语：
“臭鱼找烂虾，夜壶找尿盆儿。”显然是在说我们。高雅娟和谢萌萌跟在我身后也坐在了一旁。她俩是例行公事，时刻不离我的左右。
屋里，人声鼎沸。
“她真是个病西施，名不虚传，长得真漂亮，病怄怄的，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是雅娟和萌萌在低声议论。
“听说她本来没病，后来犯了作风错误就病了。”有人插话。
“她呀，哼！骚货一个，得的是妇科病，叫什么卵……巢炎。从前她总是借口有病不上工，谁知在宿舍干什么，就是这样搞出来的病。”又有人说。
我听了，心里明白了七八分。
小慧也爬上炕，低声与病西施说话，眼睛里充满了同情。
我仔细打量病西施，她的双眸黑白分明，又大又亮，两道黛眉弯如新月，又细又长，因为病，眼眶罩着淡青色，额眉微蹩，鼻子小巧，嘴唇的曲线很美，有些苍白的瓜子脸，生着病也那么动人。她没有梳头，披散的长发又黑又亮，这模样，在这个年代，大与众不同了。
“冯丽，你肚子还疼吗？”小慧柔声问。
“还是疼，来那个疼得更厉害。”
“多吗？”
“很多很多，真的不是故意装病。女的真可怜，来了那个还要去冰上干活儿，弄坏了身体是一辈子的事呀，将来结婚都成问题，指导员也不是没爱人，应当懂得呀。”
她说话如此大胆，竟敢提“结婚”二字。
“小慧，女孩子单独留在宿舍里太危险了，最好也不要单独去看病。 唉，那天我不该感冒，治病，反而落下更坏的病。记住，男人没几个好东 西，你在连部，千万小心点，别上当！”
声音不大不小，也不回避他人。
小慧听了点着头，眼里闪出了泪花。
“好像你对陈指导员有好感？”病西施问。
“他挺可怜的，常说他爱人患癌症快死了，他说他喜欢我，说我天真 活泼，就是大小了。”小慧脸上现出甜甜的微笑。
“我警告过你，只要是男的就要小心点，别傻了……”
“大家安静！”有人高声喊道。
一个梳小辫的姑娘站在炕上说：“现在请二排长给我们讲故事。”
大家鼓掌。没文化生活，讲故事就是最大的娱乐。
齐排长的目光扫视着众人，最后戏剧般地停留在我身上。于是，大 家的目光也一齐聚集在我身上。
故事开场了，绘声绘色，主题极为严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 争。没有人再说笑，大家都听出了故事的针对性。
二排长曾与一排长竞争，没有争到管教“反革命”的重任，不甘示 弱，要在这两排合一的场合露一手，效果不错。每当她讲到关键时刻， 都要盯着我久久地看，大家的目光也就一次次在我身上聚焦。
我也用目光扫视大家，但是，心里很不是味儿。
陈指导员悄悄进来了，径直朝冯丽的炕边走去。小慧移开位置，让 指导员坐下。
“小冯，好些了吗？吕医生来看你没有？”声音极为温和，像在安抚 自己的爱人。
“好点，但愿不要再看病！”口气又冷又硬。
指导员不厌其烦地安慰她保重身体，眼里满含着柔情，还替她拉拉被子，并且问她给家里去信了没有。
“指导员，我怎么给父母写信？怎么说？我一辈子算是完了！”
“小冯呀，人生的路还长呀。想开些，生病治病，会好的。”他们谈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了。
看着伤心的冯丽，我想起了余汝明。那个风雪之夜，他使心计留住我，对我做了那事。当时我很害怕，羞得心慌意乱，生怕别人听见。不过，我和她不一样。我有余汝明对我终身的承诺，他发誓要与我白头到老……
二排长讲完了故事。指导员做完了阶级斗争天天讲报告。散会了。

会后，我一夜未眠。
第二天早晨，我感到头晕目眩。
小杜通知我不要出门，说团保卫科找我有事。
保卫科龚干事来了，夹着黑公文包，鼓囊囊的，显然装着很多“黑材料”。
“你要老实交待，你知道的，我们已经掌握。你不知道的，也全部掌握了。余汝明罪证如山，只等着正式判刑。现在关键看你的态度，不老实，对你对他都没有好处！”龚干事厉声说。
他的话跟徐永红一样，早听腻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干脆对着干。他说一句，我顶一句，句句引用毛泽东的话。舌战中，我以富有想像力的语言，将自己塑造成了大义凛然的革命者。龚干事竟然被我问得张口结舌，束手无策。原来，他根本不了解巴音宝力格牧场运动的始末。
一旁，留下来看守我的柳小香瞪圆眼睛看着我们。她想不到平日沉默寡言的我会这样口若悬河，并且第一次听说了牧场运动的真相，目光里充满了疑惑。
龚干事不是对手，气急败坏地说：“你……你，讲了一万条，林副主席还是接班人，已经写人党章。余汝明批林就是对抗‘公安六条’，就能定罪。好了，不与你争，听说你有病，有病就要治。柳小香，今晚带她去看病吧……”
龚干事走了，头上冒着热气。
晚饭后，天已黑尽。我们一行三人进了团卫生队的院子。吴医生 已经等候在门口，带我们走进手术室，屋内一片雪白。吴医生也不问 诊，说要用新医疗法，给我治疗“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采用“强刺激”新 技术。萌萌闻言吓得脸色都变了。吴医生着在眼里，要她和小慧一同 出去等。萌萌走了，小慧却不肯走，说要协助吴医生工作。
吴医生在我头顶上找了百会穴，涂了碘酒，取出一根三棱针。我知 道那是放血用的。我学过针灸，知道强刺激是用较强的针刺手法。发 高烧才放血呢。他将三棱针刺人我的头顶，连刺多次，并用碘酒压住流 血。一团团带血的棉球抛在地上。我一声不吭。他又取出一把手术 刀，说用刀在穴位上开个口子才是真正的强刺激。言罢，手起刀落，刀 尖划开了头顶，鲜血洞洞冒出，顺着太阳穴流淌。小慧吓得叫出声来， 又立刻捂住了嘴。
“拿消毒棉花来，再把碘酒也拿来！”
吴医生用棉花压住伤口，又用浓碘酒压在了新鲜的伤口上。一阵 火辣辣的疼痛。我咬了咬牙，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小慧又惊叫道：
“吴医生，你没打麻药就开刀，还上碘酒，这多痛呀，平白无故开个刀口 子干什么呢！”
“你叫唤啥！打了麻药还叫什么强刺激！少多嘴，拿纱布绷带来！”
吴医生将纱布盖在我头顶的伤口上，贴了胶布，又让我上手术台俯 卧着，命令我解裤带。我不肯，问为什么，他说尾椎骨那儿有个长强穴， 治疗神经官能症有特效。小慧在这里，你怕什么？他让小慧解了我的 裤带。我以为他扎几针就算了，不料，他抓起了手术刀，手起刀落，刀尖 扎进了尾椎骨的位置。这一刀，下手重了。小慧忍不住说：“行了行了！ 这样重地挨刀子，让人怎么坐凳子。”
吴医生又夹了浓碘酒压住伤口，疼得我咬住了嘴唇，几乎咬出血。 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不要失态！挺住。吴医生神色倒有些慌，因为下 刀子重了，血出多了。他在我灼热的伤口上用粗糙的纱布揉来揉去，好 像我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看见血淋淋的纱布一块块扔在地上。折 腾了好一阵，吴医生又用纱布封住了我的第二道伤口。我忍痛站起来，整理好衣服，准备出门。吴医生又将我按在凳子上，不顾我的反对，用纱布包裹头顶，并且从下巴到头顶缠上绷带，又围着整个头部绕了几圈。顿时，我变成了重伤员模样。吴医生的行为如此夸张，不能不让我怀疑他的动机。
有几个人忍不住好奇心，进来盯着我观看，叽叽喳喳：
“原来她是这个样子！”
“唉，真像个残兵败将啦。”
“电影上的俘虏都是这个样子。”
“怎么搞的？她进去好好的，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小慧、萌萌跟着我出了手术室。
门口挤满看热闹的人，夹道围观。这种侮辱性的围观，使我心如刀 割……
天很冷，不再有行人，我感到自己高傲的自尊心受到了难以形容的侮辱。我不是反革命。即使是反革命，也不应该这样折腾。我有着与牲畜不同的人的尊严呵。走在刺骨的寒风里，裤子磨着伤口，火辣辣地痛。
两个姑娘在我身后低声议论：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这样整治？

满屋的人看着我，一齐瞪大了眼睛。大家面面相觑，惊讶不解。
郑晶晶问小慧：“这是怎么搞的？”
小慧眼睛里闪出泪花，一五一十地说。
郑晶晶绷着脸说：“用刀子割了再拿碘酒烧，也真下得了手。头昏割屁股，什么道理？以后让人家怎么干活儿广小慧道：“排长，这两大别让长征去打苇子了吧，她尾椎上的刀口割得长了，又没缝针。”
郑晶晶当即同意，嘱我留在炊事班帮厨。
春节即将来临。炊事班早早地做准备了。这地方没有鸡鸭鱼猪，只好全用牛羊肉代替。内蒙古正值酷冬，整只宰好的牛羊冻得硬邦邦的，如果不剁开是吃不到嘴里的。剁肉是一件苦事，炊事班的姑娘们正为此发愁。这时，我来了，正中她们的意。于是，切肉重任落在了我的肩上。
厨房狭窄，不方便。我将每块几十斤重的冻肉块全部搬口班里，卷起铺盖，跪在凉炕席上干活。我磨利了刀刃，将大肉块放在小面板上，一片片切下，装进大盆。
从早干到晚，大家收工回来了，谁都不怨我占了炕席。晚饭后，我继续切，不停地切。姑娘们看见满盆的肉，人人眼中闪着光彩。兵团规定三年不能回家探亲，她们注定要在这里过年了。
一连三天，我跪在冰冷的炕席上，一刀刀切完了全连人过节用的冻 肉，终于发现我站立不起来了，由于膝盖长时间弯曲重压，也由于炕上大凉。我想去上厕所，才发现双腿完全不听使唤，只好用双手帮忙，将身子移下炕，勉强下了地，一步步挪到公厕。
进了厕所，只见每个粪坑都露了尖儿。粪便一层层冻成高高的冰柱子，不能再供人使用了，于是，姑娘们居然随地大小便。我无处下脚，屏住呼吸，踏着脚尖穿行，找了一个空地蹲下去。当我站立起来时，发现膝盖硬挺挺的，怎么也站不起来，急忙扶住墙壁，用手去撑，还是不行。正着急时，两个女兵团战士进来了。
一个扎两根翘翘辫，穿一身松松垮垮的黄色兵团服，像裹着一个布娃娃。一个梳一双流行的小刷子，黄兵团服外罩着老厚的蓝棉衣。她们踮着脚进来了，抱怨着蹲下。
我努力地想站起来。布娃娃很机灵，一眼看出我有毛病，向我伸过双手，喊道：“沈芳姐，快来，你看她站不起来了！”沈芳立刻赶来，将我扶住。她俩左右挽住我，帮我站了起来。
“你的腿怎么了？这么厉害。你是哪个连的？”沈芳问。
“就是旁边那个连的，你们呢？”我支吾着向北边指。
“我们是工副业连的。”
“干什么活儿？”
“做酱菜。”布娃娃抢着说。
沈芳告诉说，工副业连主要制作副食品，做咸菜，泡酸菜，做豆瓣酱、酱油、豆腐。他们连长还说以后要做罐头，让内地人也吃上他们做的牛、羊肉罐头。她很自豪，连长的蓝图被她描绘得如此诱人。
沈芳的眉宇间有一股豪气。布娃娃小嘴鲜红，皮肤嫩得可以捏出 水，奶声仍气的，根本还是个小孩儿。我忍不住问她有多大了。她口气很大地称快十五岁了。我说，看她样子，只有十三四岁，怎么也跑到这地方来了？
她说是自己坚决要求来的。她见沈芳和许多好朋友都响应毛主席 号召，就跟妈吵，也一定要来，最后她赢了，她说着时，一脸的得意。沈芳疼爱地望着她，说：“这小豆子，跟她妈吵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咋啦，不吵妈还不放咱呢，年龄怎么了？我向毛主席保证，咱干活儿哪点落在你们后面了？”小豆子吸着嘴，撒娇似地说。
“小豆子，快，快，要集合了！’抗芳催促她，又对我友好地说：“大姐， 我们先走了，你可要当心呀，以后再见吧，我们住得不远。”
她俩踮着脚出去了。
目送这对可爱的兵团姐妹出了门，我扶着墙，走了出去。又有几个 姑娘鱼贯而人，大骂不文明。
傍晚，陈指导员来了，指派我去打扫厕所。郑晶晶轻声对雅娟说：
“炊事班让她切肉，干了好几天，现在又让她去扫厕所，明明知道她的刀 口还没长好，就让她干这干那的。这人心都是怎么长的！”
她的一番话，说得我好感动。
第二天，我扛起十字镐，迈着不听使唤的双腿，表情平静地走向公 厕。
我用镐头砸掉冻牢在地上的粪便，开出一条通道，一会儿就满头大 汗了。敲掉茅坑里冒尖的粪堆格外费力，猛力下镐，只能敲掉一点碎冰 碴，粪冰碴四处飞溅，溅到我脸上、嘴上和头发上。最糟糕的是要弓腰。
我的膝盖失了灵，腿不能弯，弯一下就会跪下去，难得再站起来，只好绷 直双腿向前弯腰，每弯一下，就扯动尾椎的刀口，疼得直冒汗。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我强迫自己坚持下去。
当人们再次跨进公厕，里面已经干干净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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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小香长得小巧玲珑，亮亮的眸子里透着灵气，因她做事沉稳，高雅娟总是派她看管我。我感觉到她对我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随之，郑晶晶也渐渐有了变化。
我观察郑晶晶，她有主见，敢决断，办事沉稳。她与我朝夕相处，也在观察我。常常，我一抬眼便碰见她一双锐利的大眼睛，目光里不再对我有敌意了。这种年月，乱说话会飞来横祸，但是，她那双会说话的大 眼睛，已经告诉了我许多许多。
点灯时，郑晶晶擦亮了灯罩，整个屋子显得亮多了。郑晶晶坐在灯下，缝补内衣。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姑娘们三五成群地疯疯笑笑，下棋，织毛衣，为小事吵嘴，哭鼻子……把个北炕上折腾得热热闹闹。
“长征，你为什么要保你们牧场的党委书记？”郑晶晶突然直率地问。
“保卫科不许我对你们谈这些。”
她神秘地一笑，说：“你对我说没关系，我跟那些女孩子们不一样，我比你小不了几岁，也参加过运动。”
郑晶晶说出这番话，令我大为吃惊。我考虑了一下，便简述牧场运动情况，并且搬出毛主席让“干部亮相”的最新指示，说明朝鲁书记是广大牧民信赖的好干部，应该保护。
郑晶晶闪动着聪慧的大眼睛，点头自语道：“今天是好人，明天就被打倒，后来又平反，平反了又反过来整别人。今天你上台，明天他上台，是是非非，何苦来呢。我看呀，真正的坏人才不这么蹦跶呢。我这个排长只能例行公事。长征，你自己保重……”
正说着，高雅娟也拿着衣服坐在了灯下。萌萌也凑了过来。高雅娟说：“排长，咱们指导员就说你是块领导料子，比二排长好。二排长可是个人物，要是你长征在她手下，不给整死才怪呢。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呀，就是好折腾。我家就住在公安部大院，北京的大干部都关在一个楼里。那帮高干子女冲公安部，要找他们的爸爸妈妈，可也是的，把大人全抓走了，留下这些孩子能不急眼吗？冲了就犯法，就抓起来，成了反革命。这年头，反革命帽子满天飞。”
“长征，你家在哪儿呀？”郑晶晶问。“江城。”“哦，好远的地方，我听说那里武斗很厉害，你没赶上？对了，你在北京上学，后来的两大派武斗，你参加了没有？”郑晶晶又问，句句问中要害。
幸亏我们走得早，没来得及参加武斗。
“可惜我没瞧见这个热闹。”我答。
郑晶晶说：“原来你还不如我呢。那时候人人分了好几派，各派都去抢枪，说‘文攻武卫’是江青提出来的。我们学生也跟着凑热闹，向‘工总司’要枪，我还弄到一支小手枪玩过。那可是真枪呀。你别看那些小姑娘文文静静的，其实好多人都玩过枪。”
我摇摇头，一再表示惊讶。
“最可笑的是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毛泽东思想捍卫团打派仗。
‘捍卫团’守在地道里。‘工总司’发动人海战术，又是枪又是炮，把‘捍卫团’打得钻进地道里不敢露头，‘捍卫团’被围了好多天，受不了了，在地道口升起一件白衬衣，表示投降了。‘工总司’的人得意洋洋，在地道口围成一圈，里面的人高举双手出来了。”
“太可笑了，好像一场梦。”萌萌说。
“那会儿，别看我们是女孩子，胆子大着呢，也围在地道口，看那些老工人举着双手，一个个胡子老长，脸也好久没洗。你说自己是真革命，他说自己是真革命，吵来吵去，都是当爸爸的人了，还跟年轻人一样打派仗，傻不傻？”
“后来呢？”萌萌问。
“后来打赢了的就自称革命派，夺权，专政，把另一派打成反革命。
另一派不服气，跑到北京‘中央文革’那里告状，告赢了，就又抖起来了，跑回来再夺权，再专政，说对方是反革命。唉，这年头当个反革命容易得很呢，太像闹剧了。”
高雅娟说：“郑排长，怪不得你有主见，原来你见过大世面呀。我妈可不行，管我太严了，把我关在家里，成了小保姆了。
这天晚上，郑晶晶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了，她果然有经历。我暗暗希望她与领导和平相处不然她的经历将成为十分惨烈的条罪状。对于政治游戏的残酷，她还是估计不足，不该谈得这么随意。我有些为她担心了。
灯光照着郑晶晶的脸，柔柔的，我第一次细细观察她，脸盘儿圆润，高额头，大眼睛，两条粗黑的辫子垂在隆起的胸前，原来她长得很漂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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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浮动，都在期盼春节到来。连里买回一小群活羊，陈指导员说要送到连部，犒劳建营房的功臣们，让他们过个肥年。他派了几个男战士赶羊，不行，没放过牧赶不动，急得他们围住百十只羊团团转。经过再三考虑，陈指导员向团里请示——最后决定——可以让监督对象——长征赶羊去连部。
为了保险，陈指导员派了两个人随行监督，但是，只有一匹马，她们二人只能步行。一个男兵团战士低声对陈指导员说：“指导员，长征一个人骑马，万一逃跑了怎么办？谁负责？”
指导员笑着摇摇头，他有把握，这个人是不会跑的。他将一未封口的牛皮纸信封交到我手中，让我亲手交给连长。我将信仔细揣进怀里，携了长鞭，翻身上马。罗芹和柳小香两位监督者走在我的坐骑左右。我挥鞭赶羊，向后山而去。
这群羊全是新疆改良种，傻头傻脑的，没有山羊带路，死活不肯走路。我挥动长鞭，大呼小叫，赶一下它们挪几步，磨磨蹭蹭慢慢吞吞，急死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它们赶上了北山顶。站在高山岗上，极目远眺，好一派北国风光啊！霍斯淖尔的土屋群，女生排的黑屋，像小积木一样，时隐时现在淡淡的雾气中，环山、苇子湖，浩渺在清白的色调里。山顶上，一条车辙密布的大路蜿蜒远去，直达山背后的盆地。盆地北侧有一片红砖瓦房，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还要走很远的路，我骑在马上，扬鞭赶羊，终于越过山岗，加快了行进速度，将两位监督者甩下很远。
这两个女孩子已经气喘吁吁，力不能支，只好跑到公路上，这样步伐轻松得多，监督方式也改成了“目光遥控”。
又自由了，真开心！
羊群呈扇状在我前而散开。我放声纵情歌唱歌，歌声飞扬在草原上。我穿着蒙袍，放牧在白雪覆盖的金色草滩，唱着悠扬的牧歌，此景此情，令两个初来草原的女战士看得发了呆。
我的歌声在原野上回荡，他要能听见该多好呀。他在哪里？是在那东方的山背后吗？如果朝东走，翻过环山，能看见他吗？我好想他呀，想得好苦好苦，好累好累。愿我的歌声飞到山那边，和他在一起。汝明呵，汝明呵，你听见我的歌了吗？
太阳落山前，羊群到达了连部驻地。一排排新建的瓦房耸立在眼前，这是兵团战士拼了小命赶在大雪之前盖起来的，不少房子仍在建筑中。
我们找连司务长交差，然后走进很气派的食堂，在长凳上坐下，伏在放着血淋淋的牛头的案板上，像男子汉一样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喝了一顿。
饭后，我将指导员让我带的信交给连长。他一脸的络腮胡子，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说话音若洪钟。读完信，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是长征？”我点点头。他转身叫道：“小慧，带她们去女生班找地方睡。”
小慧应声而至，领了我们就走。今天才知道她住在这里，每天在连部与霍斯淖尔之间来回奔波。
夜幕降临了，一位干部模样的男子走来，低声对我说：“长征，到医务室来，我要给你检查身体。”“为什么？”“怕你有肝炎，有传染病。”“我没传染病。”“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跟我走吧。”
我想问问小慧，不见她的影子，只好跟着他走了。
医生带我进了卫生室，让我躺在检查台上，松开裤带，说要检查肝区。他起身去弄电灯，突然熄灭，屋内一片黑暗，我下意识地坐了起来。
那医生摸黑走来，让我躺下。我心里紧张，提高嗓门说：“医生，摸着黑怎么检查？”
医生仍压低声音道：“不要紧，我只是摸摸你的肝区，看看肝大不大。”
“还是看看电灯是怎么回事再检查吧。”
“就这么将就点吧。”
正争执着，有人推门进来了。
“谁在医务室里？怎么不开灯？”
是小慧的声音。她伸手拉电灯开关，不亮，问道：“吕医生，黑灯瞎火的，你在做什么呢？”
“哦……哦……我在给长征做检查，听说她有病，怕有传染病，查一下肝区，不知怎么，一下子灯就不亮了。”他的声音有些紧张。“那叫小李来修灯。”“不要紧，很快就查完了，你来了正好，多实践实践，医疗水平会提高得更快。”
吕医生说着拉开我的内衣，触摸肝区及腹部，摸了一阵，也让小慧摸，边摸边讲解，得出结论正常，说完，迅速离开，将小慧和我留在黑屋里。小慧低声问：他没把你怎么样吧？我问她，会怎么样？她说没什么，但是又补了一句：“长征，以后他再给你检查，一定要告诉我。”
我听出她话中有话，忽然想起了病西施、误诊、传染病、王来富……对！就是他——害人的吕医生，那灯是他捣了鬼才熄灭的。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
幸亏小慧来了，不然就糟了。
又是一夜无眠。

羊群散在草滩上。
我又看见了那座神秘的大帐篷，里面究竟住着什么人啊？好奇心驱使我将羊群赶到山坡下，向大帐篷走去。
大帐篷的帆布门掀开了，出来一位中年男子，身穿中山装，披着蓝色棉大衣，头发稀疏，戴着厚厚的黑边眼镜，文质彬彬。他像我看他一样打量我，请我进去坐坐，喝点茶。我欣然同意，随他进帐。
他问了我的姓名，又问是北京知青吧，生活习惯吗？声音亲切和蔼。很久很久没有人这样正常地对我说话了，我眼睛立刻湿润了。他见状安慰道：“长征，想家了吧？”我惊奇他那么好记忆，立刻记住了我的名字。我摇摇头。他微笑着说不信，转身为我倒茶。又想起请我坐，我见他桌上放有许多翻开的书本，密密麻麻的外文，有的是英文，有的是俄文，有的是日文，还有几种看不出是什么文字，问他，说是德文和法文。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见有这么大学问的人，更奇怪他独自住在这里。他究竟是什么人？逃难的学术权威？隐士？想到了我就问。他笑着摇摇头，拒绝回答，说是叫他老郭好了。
我说，你怕什么，当学术权威怕被人斗是吧？我要是这么有学问，一定当学术权威！他说你真是革命小将的口气，太单纯了，太天真了，我认为你们应当读书，做比放羊更重要的事……
罗芹突然出现在帐篷门口，脚步轻得没有一点声音。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她绷着脸，厉声喝道：“长征！放羊怎么放到这里来了！”
我明白在这里不能久留，我的“反革命分子”身份会给老郭带来灾难，一定不能牵连这么优秀的人物。我起身向帐外羊群张望，然后向老郭告辞。
我挥舞长鞭，将羊群赶向草旺的地方。
回首远望，那座帐篷已经很远了，孤零零的，里面住着的这位神秘人物，一定有着更加神秘的经历和故事。这种年月，该有多少非凡的人物神秘地隐身，流落荒山、荒原、荒村啊。
可惜，我不可以再走近大帐篷了。

晚饭后，小慧将我叫到了连部。
大胡子连长请我坐下，叫小香、罗芹坐在一旁。他表情平淡地问：“你父亲是老红军？”“是的。”“哦，不像呀，你这样的高干子弟不多呀，别人都走后门去当兵，你跑这野地方来放羊，不简单呀。瞧你穿着蒙古衣服，还真像牧民呢，唉……”他憨声憨气地笑了起来。难道可以这样对 “反革命分子”随便谈笑吗，我不明白了。
半导体收音机型传来歌曲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胡子说：“最近苏修对边疆知青加强了宣传，你们不要上当呀。”
我回敬道：“怎么可能呢，您太小看知青了吧？”
我以为他会大发雷霆，不料，他却和颜悦色地说：“我忘了，你是个红卫兵呀，呵呵，我们可是被那些造反派斗惨啰，批我们是修正主义军事路线。唉，一批就把我批到内蒙古来啰。当兵嘛，不搞训练搞什么？我是神枪手、神炮手，百发百中，这也有罪啦，说是搞反动的单纯军事路线，荒唐！报纸居然老是表扬那些叫娃娃们住地窝子的连队，什么不怕苦啦，光荣啦，献身啦，崇高啦，我就看不惯。冰天雪地住地窝子里，把孩子们冻坏了，怎么向家长交待！我看呀，嚷嚷最凶的人，他们的孩子没有一个住地窝子的。卑鄙呀。这些娃娃，骂我厉害，冬天一下雪，住到了瓦房里，烧个热炕头，该不再骂了吧，唉……”
罗芹说：“谁骂啦，都说咱们连长是刀子嘴豆腐心哩。”
“你们这些娃娃们呀，能多少理解我这个黑山东，累死在这里也甘心啰。”他边说边看表，说：“时间不早了，我给你们指导员写封信，长征你明天带回去，你们这次表现很好，明天，长征骑马回去，小罗、柳小香后天坐顺路汽车过去。”
“连长，我们是指导员派来跟长征一起走的。”罗芹说。
“我看长征会自觉的，就照我的命令办，回去就跟指导员说是连长叫这么办的，好啦，我这就写信，交给长征带着。”他的语气斩钉截铁。
夜里，我难以入眠。
小慧说，大胡子连长过去在部队是个人物，全军大比武时得过全军的优胜奖。“文革”中，批判他是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执行者，停了职，被发配到内蒙古来……我想起爸爸，那年全军大比武，爸爸是具体组织者之一，这是从大字报上看来的。我记得，每天早晨，爸爸这个上了年纪的人还跟年轻战士一起出操。抓军事训练，每天回来很晚。我常常等爸爸，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还没醒，爸爸又出发了……后来，爸爸成了“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被推上高高的批斗台……
这个黑山东，一定也挨过不少拳头、皮带，为什么好人都这么不幸呢……
我相信好人早晚会有好报。
那么，坏人呢，尤其是制造灾难的坏人，会有报应吗？
第二天，在窸窸窣窣的雪花中，我怀中揣着连长的信，单人匹马回到了霍斯淖尔。

第一次在草原上过节，女知青排每天都有人哭鼻子。
傍晚，陈指导员站在炉火旁，面向一排全体战士进行“节前教育”，讲全国山河一片红，讲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讲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劳苦大众仍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待我们去解放，特别地重温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人家又一次将目光集中在我身上。他耸人听闻地说：
“现在，师里团里上正破获一个特别重大的反革命案件——有人直接把矛头对准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副主席，性质极其严重。大家不要被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阶级敌人所迷惑。要过节了，必须严防阶级敌人蠢蠢欲动，例如向炊事班伸出黑手。今后帮厨的，一定要选派政治上最可靠、无产阶级立场最坚定的人去，以保证大家安全过节。”
这么久了，听不到余汝明的消息，今天突然提到，我心中一阵乱跳。他们要把他怎么样？他的问题究竟发展成了什么样子？我抚摸着尚没有痊愈的双膝，心里好难受。同是远离亲人的知青，我又是她们的大姐姐，当然要关爱她们，惟一可以做到的是帮厨。
我偏要去，尽一点心意，何罪之有？！
第二天，我披着一身晨霜，固执地走向亮着灯光的炊事班……帮厨时，听说陈指导员打了招呼，要亲自上灶，露两手功夫，让大家吃一顿美味佳肴。
傍晚炊事班准备完毕，专等陈指导员光临掌勺。短发姑娘坐在灶口生火，弄得烟雾弥漫，熏得人睁不开眼。在姑娘们一致的埋怨声中，我这个“阶级敌人”钻了空子，轻拍短发姑娘的肩膀。短发姑娘正在抹泪，见了我喜出望外，立刻让位。我也不客气，坐近灶口，将大块木柴抽出来，捡些细树枝塞进去，再撕几张废纸，倒一点灯油，火苗轰然窜起，然后架空大木柴，火焰旺旺地燃烧起来了。
陈指导员来了，我视而不见他严峻的脸色。
短发姑娘凑到我身旁，小声说：“我来烧吧，指导员特别说了的，今晚只要可靠的人帮厨。”
我装作没听见，固执地守在灶口，沉静，严肃，凛然不可侵犯，心中燃着一团烈火，短发姑娘畏缩地退到一旁。指导员见状也让了步，装做不认识，在我烧的铁锅里倒油，下作料，爆炒肉片。他在火上烹、煎、炒、炸，指挥道：“火旺点，小点，微火，大火……”我们配合默契。他炒得来了劲，说：“烧火这事很有点技巧，火心不空就烧不着，‘人要虚心，火要空心’，道理是一样的嘛……”
他在跟我聊天。
短发姑娘搭腔道：“哦哟，我说我怎么烧不好火呢。”
陈指导员说：“别看我是男的，世界有名的厨师都是男的。你瞧今天花样怎么样？炒十个菜不在话下。”短发姑娘听罢便点数道：“炸牛排、熘羊肉丸子、葱爆羊肉、萝卜炖牛肉、酱牛肉、木须肉、海带粉丝骨头汤、酸辣肉片炒大白菜、糖醋排骨、拔丝土豆，还有油炸黄豆。哎哟，还真有十个菜了哩，指导员是咱们连的一级大师傅啦。”
指导员炒着菜，吩咐通知各排派两个人来端，集中餐具，在各班的土炕上摆起一桌桌“酒席”，每桌有色酒二瓶，白酒一瓶。食堂还破例煮了一大锅白米饭。各班来盛饭的代表都把饭盆盛得堆出了尖。
一班的炕上摆了三“桌”，各自洗净了漱口杯斟酒，围着丰盛菜肴盘腿而坐，齐声唱诵：“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开始喝酒吃菜。
有人笑，有人哭，有人唱，有人大喊大叫。一个个脸色通红，有的姑娘喝多了干脆蜷在炕角睡着了。我吃着吃着，便“咕噜噜”肠鸣，马上跑向厕所，好多人也在往厕所跑。就这样我一连闹了三天肚子，吃素的陡然吃得太荤，实在是物极必反。
因为放了三天假，屋里人走空了，只剩下我和柳小香。留下柳小香，是为了看守我。
我坐在炕上想心思。小香伏在铺盖上写信。一个脑袋探进门来，是一条汉子，闪身进了屋，掩上门，低声问：“长征在吗？”
我也低声道：“什么事？”
来人摘下狗皮帽子，斜睨了一眼正在写信的小香，压低声音说：“我是萨伦队的，大名穆元真，外号‘小和尚’。你们巴音淖尔队的牧民托我问你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帮助，他们都记挂着你呢。”
我心里一热，好感动，但是立刻又平静下来，我不能连累别人，于是说：“我没有事。”他说：“你写个信，我好向牧民们交待。”
我想了一下，提笔写道：

巴音淖尔的父老乡亲：春节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也想家，想自己的亲人，我对贫下中牧已经有了深深的感情，住在霍斯淖尔的屋子里，我想念蒙古包，想念炸果子、奶豆腐和香奶茶……

小香一抬头，大声喊道；“我们领导说了，不准她跟外人说话，你快走吧！”
穆元真收起了信，将帽子扣在头上，右手按着左胸，向小香深鞠一躬，行维吾尔族大礼，拖着京腔道：“我不过是来问路的，好厉害的丫头片子呀！”说完，一溜烟走掉了。
第二天，姑娘们又结伴而出，剩下我、谢萌萌和高雅娟。突然，门开了，陈指导员进来了，身后跟着几个穿绿军装的，有汤副政委、汪干事、师部的严科长……
过年了，他们又要找我什么麻烦呢？
高雅娟正在睡懒觉，一见来这么多人，赶紧爬起来。汤副政委笑道：“别急，我们是来给你们拜年的，孩子们过年好呀。”
雅娟和萌萌连忙回拜。
我冷若冰霜，将脸扭向一边。
汤副政委和蔼地说：“长征，你给家里写信没有？”
我冷冷一笑，心想，分明是你下令不准写信，不准说话，装什么大善人。但是，我耳根子软，一听见软话就委屈得想哭，不过，我绝不能落泪，于是便紧绷着脸，不理他们。
汤副政委落了个没趣，搭讪道：“你这个丫头，脾气太倔了嘛，只要好好坦白交待，前途还是光明的嘛。”
又是这一套，我反感透了．更不睬他。一屋子人都很尴尬。两个姑娘解了围，夸指导员亲自下厨房做菜，味道好极了。陈指导员就像大家的男妈妈，受到师干部的表扬，汤副政委听了，也表扬陈指导员扎根边疆，全心全意为兵团战士服务。陈指导员同时受到师、团两级领导的表扬，脸红得像个大姑娘。我好奇陈指导员还会害羞。
慰问完毕，首长们告辞了。
放假第三天上午，门又被推开了，我一看，是小和尚。屋里人很多，都在忙自己的事，谁也没有注意。他闪身进了屋，低声说：“长征，这个口袋是牧民们给你的。”小香眼睛尖，发现了，冲着小和尚嚷：“你怎么又来了？”
“我顺路，过年嘛，新年好呀。好好好，我这就走。”将鼓囊囊的口袋放在我身旁，一转身就溜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口袋上。我当着大家的面，打开口袋，露出满满的新鲜奶豆腐、黄油炸果子、黄油块，还有一只漂亮的白瓷凸花碗。果子花样很多，显然是各家的心意。牧民们真的记挂着我呢！我心里 充满了幸福、温暖和安慰。他们多么纯朴和善良啊！
我抓起果子，想分给姑娘们，可是大家都拼命摇头，拒绝吃“反革命”的东西。我心里真别扭。
她们不理我，牧民们却不认为我是坏人，这就够了。牧民们将我当自己人，这正是我的精神支柱啊。

一九七一年，我过了一个值得回味的春节。

[size=4][center]三十八[/center] [/size]

“长征，汤副政委叫你。”谢萌萌喊道。
我跟着萌萌走出黑屋，看见了汤副政委的背影。他久久地背朝着我，说：“长征，你现在去司务长那里结账，结了账就回去。”声音很温和。
我疑惑地望着他的背影。
他转过身来，脸色显得苍老，没有了过去的威风，一双眼睛灰蒙蒙的，透着无限的茫然。
为什么把一个“重大案件的线索”放走？
就这么两句话？
就这么简单？
我可是被全副武装的兵团战士用枪押来的，那么多人围观，像看绑赴刑场立即处决的囚犯。今天，他两句话就将我打发了？没有说明，没有交待，更没有结论。
何等的莫名其妙，随随便便。
我不是石头，不是畜牲，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呀。
我问回哪里去？他说回牧场。我说就这么随便放了我吗？他点点头。我说没有什么需要说明一下的吗？他摇摇头。我说怎么回去？他说你自己找车吧。他轻松得像结束了一场儿戏。我不再看他，说：“自己找个车，谁敢让我坐他的车？是你们把我弄来的，就该由你们找车送我回去！”
他答应了，说：没有什么话对组织上说一说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让我表示感谢；让我表示一定认真交待问题，与余汝明划清界限；让我说一说以实际行动重新做人……
他错了。他们错了！他应该明白——不是所有的人在受尽凌辱后，都会丧失最后的尊严。
我不再看他，转身去收拾行李，结账。萌萌来帮我将行车放在拖拉机上，然后与排里的人一块出工去了。没等我上车，司机就开车跑了。剩下我一个人。没有行人，四周静悄悄的。我一咬唇，迈开腿，朝着巴音宝力格方向走了。
我穿着薄薄的棉袍，走出十几里，步入一片白茫茫的雪地草滩，迎面过来几乘骆驼，我上前高声问路。“怎么走？”“走？”几个牧民在高高的骆驼背上劝阻，天这么冷，要走上百里路，不行呀。我固执地说能走到，路上住牧民家。
其实我不识路，更不知路上有没有人家，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不管是死是活，我一定要离开这个让人伤心之地。放眼望去，白皑皑一片，没有尽头，风很硬，很冷。我吃力地走着，像一个机械人。人这种动物真笨，要是长翅膀就好了。
忽然，身后传来拖拉机声，回头一望，是那辆拖拉机开来了。司机肯让我这个“反革命”坐他的车？拖拉机真的停下了。司机口气生硬地说：“喂！你找死呀，一个人走路不被狼掏了才怪呢！”
我不答话，翻身爬上了车，坐在拖斗里我的行李上。司机是个彪形大汉，黑红的方脸，穿着白板老羊皮短大衣。他盯了我一眼，这一眼盯得我心惊肉跳。冰天雪地，一片荒野，只有一个强壮的男人和一个弱小的姑娘……我忐忑不安了。车飞快地开着，北风扑面，我被寒冷包裹住了，大脑已经冻得麻木。放眼雪原和天空，我感慨万千，呵，自由了！
拖拉机奔驰了一个多钟头，停住了。我心里一阵紧张，他要干什么？想暖和一下手脚？想乘机勒索？或者，有什么其他念头……
司机跳了下来，站在车身的背风处，点了一支烟，慢悠悠地抽，来回踱步，吞云吐雾。他皱着眉头，斜睨了我一眼，我也正警惕地偷视他，目光撞在了一起，心里一动，他要干什么？四处望去，不见一个人影，荒原野地的，我哪儿是他的对手呀。
一种不祥的感觉从心中升起。
“现在几点钟了？”他突然问。
我一惊，闪过一个念头，他想勒索我的手表？
“喂，下来走走，暖和暖和。”他说。
“不……不，我不冷。”我违心地说，实际上舌头都冻得不好使了。
“你会冻僵的。”他又说。
他一定有什么企图，我蜷缩成一团，坐在行李上，想着怎么办。
他不再说话，专心地吸烟，目光迷茫地望着远方。我顺他的目光窥视，那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开阔的冰雪世界。在这样荒寂的地方，独立面对这个粗壮的汉子，如果他真是坏人，我只好硬拼了，拼不过，就同归于 尽……
他与我的目光又撞在了一起，大概是因为我警惕的眼神太难看，他扭过头去不再看我。
吸罢烟，他将烟头踩进冰雪，跳上车，发动机器，向前驶去。我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我承认我想错了，世界上的人不全是那么坏呀。
拖拉机到了巴音宝力格牧场的旧场部。我心中三呼“乌拉”！车一停，我将行李扔下车，立刻跳了下去。不等我说一声谢，司机开了就跑。望着远去的拖拉机，我在心里向司机道歉，对不起，我误解了你，心里真 惭愧。谢谢你，司机！
站在旧场部，我感到茫然。
上哪儿去呢，那克思？曹大娘？都不合适。对，打听有没有去巴音淖尔的车，回牧业队去。一个女人指路，让我去兽医的家可以问到。我去了，敲开了门，见是一个穿兵团装的矮个子干部。我吃了一惊，根本不想再见兵团的人。门上贴着大红双喜字，小新娘羞涩热情地请我进屋喝茶。我不客气地说：“不吃你们的东西！”我重重地带上门，转身就走。哼！兵团规定知青三年不准结婚，他们当干部的一来草原就结婚，什么意思？对待知青公平吗？那小新娘的模样还是个未成年少女嘛！不是提倡晚婚吗？
我重又落入寒冷之中，怎么回家呢？
哪儿又是我的家？四顾茫茫，我该向何处去？
是去巴音淖尔，还是去萨伦队的女知青包？兵团不许我回原队怎么办……先借一匹马回了队再说吧。于是，我去大车班借马。大车班的门开着，四壁又黑又脏，里面有一个穿兵团服的男孩子。我犹豫着问他，是不是大车班的人？他说是。我心里一凉，兵团的人真是无孔不入呀。总算明白了，牧场是真的编入了兵团了。我只好向这个兵团战士借马，他惊异地问：“你刚从团部回来？”他知道我，显然已经知道我回来的消息，又让我吃了一惊。旧场部没有电话，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帮我找巴音淖尔的人去了。我在凳子上坐下，浑身冷得发抖。
工夫不大，男孩子就带来了一个知青，是苏子义，我高兴得站了起来喊道：“苏子义！”
苏子义不答话，表情冷漠。三个人相视无言，尴尬了好一会儿。
苏子义冷冷地说：“你回来了？”
声音里透着急于疏远的调子，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处境，声调也低了下去答道：“是的。”他淡淡地说：“你就呆在这儿吧，我还有事。”说罢，板着脸走了。
我的心一下子像掉进了冰窟窿，冷透了。望着他的背影，我想，不怪他，一定是被“五不准学习班”吓怕了，因为我的存在，玷污了全队知青的名声。他们回避我是对的。眼下，如果我仍不理智地去找他们帮 忙，会影响他们的清白。不要怨他，我难过地想。我清醒地知道，我重新返回的地方，不再是过去那个世界，我将面对的是一种我不忍心面对的残酷——情同手足的知青同学们对我的蔑视和冷漠！我饿极了，鼓 起勇气，向那个男孩子要了一碗茶喝，踌躇再三，又厚着脸皮要吃的。他递了一个玉米窝头，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突然，背后有人热情地叫了一声：
“长征！你回来了？”
回头一看，是小和尚！我感激地问：“你也在大车班里？”他点点头，问我吃饭了没有，是不是要回牧业队，说要帮我借一匹马来，还有鞍子给我用，说罢，一阵风地走了。
一会儿，小和尚在屋外喊我，出了屋，见他牵着一匹备了鞍的白马，旁边放着一乘小雪橇，上面有一件光板羊皮大衣。他得意地说：“这匹大车马老实，你不用怕摔，就是懒，它要是不想走，你就抽它，这是我的 马鞭。”他将马鞭递给我，又说：“短大衣是贾素英放在仓库里的，现在雪大，穿上吧，不然会冻坏的。”我感激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在帮我回家，可是，哪儿是家呢？他看出我的犹豫，说：“去你们包吧，石梅也在那儿，我告诉你怎么走。”
小和尚将我带到大路旁，指着两道雪橇的印子说，这是牟宇清前天来买粮留下的，只要始终顺着它走就不会迷路。你要走得快，太阳刚落山就能赶到。不过，你可要狠狠抽这匹懒马。好了，上马吧，我不送你 了，走好。
我上路了，走出场部，回头遥望着，心里默默地说：
小和尚，谢谢你，我这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你！

终于到家了，我急切地钻进蒙古包。
石梅正在切羊肉，仔细打量我，没有认出来，我抹去眉毛上白花花的冰霜，脱下皮帽，露出一双小辫子。她激动得叫了起来：“长征，你回来啦！”赶紧放下手中的刀，往炉里添粪，将茶壶烧上，又帮我将行李搬 进包来。包很新，收拾得干净极了。
我靠近火炉烤火，多日不见，真想她呀。
我们刚说了几句话，牟宇清、郝爱华和丁霁进来了，围坐在炉旁，沉默着打量我。石梅望望我，欲言又止，无奈地淡笑着。从她的神态中，我知道了她的处境，意识到自己从一个噩梦中走出，又步入了另一个噩梦。
夜里，我与石梅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相视无言。
翌日。清晨。班长吐门仓给我分配工作：消除牛圈里的粪，铲草喂牛，给牛饮水。石梅冲我苦笑。我知道，吐门仓将最苦的活儿交给了我，我去的是“五类分子”干活的地方。
石梅问我怎么没穿毡疙瘩，说会冻坏的。我说毡靴被徐永红弄丢了，还告诉她皮裤、皮袍、马鞍子、笼头、嚼子……都在抄家时不知去向，除了铺盖，我已经一无所有。
我穿上了贾素英的短皮大衣、郝爱华的破皮裤、牟宇清的漏底毡疙瘩。贾素英还未回来，我就将她的马鞍、马笼头、嚼子佩戴在刚牵来给我的黑马上，然后翻身上马，向牛弱畜的大棚跑去。
来到大棚，我想起有名的恶婆乌兰花儿就住在这儿。一群妇女正在清扫牛粪，她们都是出身“黑五类”，社会地位低下，我加入其中，一起劳作。
每天清完牛圈，我就与富牧家的媳妇乌云其里格一起，打水饮牛。井不深。石砌的高井台。井口可见井下的小冰窟窿，结有一层薄冰。我用长棍捅开薄冰，然后将帆布水桶扔进去打水，再将水倒进井旁的木水槽里饮牛。
这时，上百头牛便围住水槽饮用、不一会儿，水就结冰了，牛们用前蹄踏碎薄冰，一旦一拥而上，木槽便会破裂。我担心着，打几桶水就跳下井台凿槽里的冰，捞出冰块。乌云其其格继续打水，倒入槽里。北 风呼啸着，掠起井旁的雪沫，扑头盖脸地散落我一身。天太冷了，我想，我冻僵了的面孔一定很难看。
捞完冰块，我跳上井台，接过乌云其其格手里的帆布水桶，投入井中，盛满后拉到井口。大风将它刮得东摇西晃，水在空中飞溅，很快皮衣结成了冰壳。我被冰壳包住了，活像一只裹在冰冻蚕茧里的蛹。
冬天，打水饮牛很苦。旧社会，是佃户、奴隶干的活儿。“文革”中，是“五类分子”干的活儿。如今，落在了我的头上，可见我的社会地位如何了。
巴依拉路过井台，驻马而立，久久凝视着我，满含着深深的同情。他的目光深深刻在我的心中，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他是“五类分子”的孩子，他才十七八岁。我被他看得不好意思，扭过头去跟乌云其 其格说话。
乌云其其格是巴音宝力格草原上有名的漂亮姑娘，二十八九岁，由于风吹日晒，像个非洲黑美人。她长辫齐腰，扎着天蓝色绸带，十分迷人。她精力旺盛，喜欢说话，蒙古语在她嘴里流利又好听，咬字清晰，舌 头像俄语那样打嘟噜，嗓音清脆得像银铃，具有音乐般的质感。
从她的叙述中，我知道了她的父母都是贫牧，她从小学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做出的奶豆腐人见人夸。长大以后，许多人来提亲，父母不答应，一定要她嫁个好人家。她的丈夫满都拉是一个英俊的男子汉，勤 劳，善良，驯的马在那达慕大会上赛跑得了第一。他们夫唱妇随，十分幸福美满。满都拉的家是世袭贵族，拥有许多牛羊和马匹。内蒙古解放后，他家拥护共产党，将私人牲畜入股，成立公私合营牧场。据知，他还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满都拉一家人都很勤劳，奉公守法。逢年开会，朝鲁书记便请他家的代表坐在主席台上。乌云其其格很活跃，是牧场共青团负责人、民兵连长。不料，“文革”一开始，她家就划为富牧，成了被打倒对象。朝鲁书记也被打倒了。她说非常怀念朝鲁书记和莲花阿嘎，想不通今天的变化。她还说解放时自己才九岁，满都拉才十二三岁，弟弟铁木勒还在地毡上爬，怎么会剥削别人。一家人除了老实放牧，从来不做害人的事，为什么就成了“五类分子”？她不服气，因此，人家就说她不老实。
是呀，她和满都拉一家人，明明都是好人。
那么，“五类分子”的种种标准又是谁以及根据什么制订的呢？
休息时，乌云其其格邀我去她家喝茶。从前，知青不去“五类分子”家。今天，我忍不住好奇，随她去了。包里收拾得几净镜明，漆画木箱上供奉着毛泽东像，地上铺着花毡，浓郁的蒙古族风格。她开始烧茶，动作轻盈，再注视她的蒙袍，上面花边精美极了，的确是好手工。腰带也缠得比别人好看，一对长辫子随着她的动作摆动，她那么美丽，真是百里挑一，唉，可惜呀，可惜她嫁错了“阶级”。
人的命运，究竟是谁操纵的呢？
烧好茶，她斟满盛着粟米奶豆腐的瓷花碗，递给我，然后给自己挠痒，并且当着我的面松开腰带，脱下墨绿色长袍和贴身绒衣，裸着上身，专心翻看绒衣缝隙，寻找虱子。
我第一次看见蒙古人的裸体。她肌肤白嫩，光洁，半透明一般，身子的曲线异常优雅，高高隆起的乳房特别柔美，可以说是东方的活维纳斯。想不到蒙古人的皮肤会这么美丽，令人目眩。牧民们的脸、颈、手都被这里的阳光晒成了古铜色，因此，我一直以为蒙古人像印度人，属于棕色人种。今天，我惊异得如同发现了新大陆。我想，如果画成油画，一定比维纳斯更具魅力，她浑身散发着东方女性无与伦比的美……
百年以后，有谁可以想象，这么美好的生命，曾经被劫掠去了生命中的生命。
我很想知道，谁是劫掠者。
我喝着茶，听她讲述她丈夫的弟弟铁木勒。铁木勒从小就很乖，勤劳，善良，爱帮助人。我想起了那个风雪漫天的傍晚，我迷路了，是他第一个找到了我……乌云其其格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夸铁木勒从小到大没做过坏事，没打过架，从不说谎，老老实实，英俊魁梧，身体结实，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在巴音淖尔数一数二，而且孝顺，什么话儿都会干，也爱读书，他很喜欢有文化的人……乌云其其格充满期望的眼神使我懂得了她的好意。她是在做媒呢。可是我心中只有余汝明。我永远属于他。我望着她，淡淡地笑，装作听不懂，只有这样，才会不伤害她。

翌日。清扫牛圈。乌兰花儿突然大喊大叫，粗哑的大嗓门像男人一样宏亮。她走起路来两脚生风，比男人更夯实有力，做事刁钻古怪，说一不二。在她滔滔不绝的吼声中，我发现妇女们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我身上，才明白她是在斥责我。我平静地用木掀铲着牛粪。她口齿不清，只能听懂只言片语。语言不通真是好事，省了生许多闲气。我发现，乌云其其格满脸的委屈。原来，乌兰花儿是在指责我不该去乌云其其格的蒙古包喝茶，说她家是富牧，是万恶的阶级敌人，没资格让北京知青进她的家门。她说她才是真正的贫下中牧，所以我必须而且也只能到她家去喝茶。她勒令我今后不许再进乌云其其格的蒙古包，必须去她家喝茶。她声色俱厉地质问我，为什么不好好听毛主席的话，不认真接受她这个贫下中牧的再教育，要查找我的阶级根源、阶级立场、阶级觉悟！接受再教育就必须进她家的蒙古包喝午茶！她抖动着一张肥脸，露出黄牙，唾沫飞溅，一双胖手叉在粗壮的腰上，颠来倒去地说个不停。
唉，如此美好的邀请，竟然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真让人哭笑不得。就这样，我被骂进了她的蒙古包。
乌兰花儿确是贫牧出身，划入“五类分子”事出有因。她与一个曾经当过喇嘛的人同居，老喇嘛在牧民中享有很高威望，人们爱屋及乌，对她也同样尊敬。乌兰花儿因此而荣耀，渐渐地变得十分骄横。“文革”开始了，当地的寺庙几乎尽皆砸毁，宗教遭到破坏，那个老喇嘛被扣上了“反动喇嘛”的帽子，她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因为她与老喇嘛的关系不明确，自然身份就不明确。她本人是贫牧，不应划为“五类分子”，而她的同居者又是“反动喇嘛”，她为他生有儿女，多年来与他朝夕相伴。她不肯离开老喇嘛，老喇嘛也离不开她。蒙古人对喇嘛的信奉根深蒂固，即使在“文革”时期批判了“封建迷信”，私下里依然始终如一。人们诚心诚意地爱戴老喇嘛，乌兰花儿的实际地下身份没变，公开场合却是“五类分子”待遇，她当然不服气。北京知青来了，给乌兰花儿贴了大字报，从此遭到她的痛恨。
由于乌兰花儿的复杂身份，使她具有优越感。在牛棚这片天地里，她会公开为自己喊冤叫屈，常常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吼声震天，引来 “五类分子”们的同情。她常常高声骂知青乱写她的大字报，强求路人进她的蒙古包，边骂人边端出茶果、手扒肉来盛情款待客人。如果有谁胆敢不进她家的包门，一定被她骂得一钱不值。
因为我在牛棚干活，乌兰花儿便向我摆架子，耍威风。如果发现我胆敢不去她的蒙古包喝茶，吃她的发霉的奶豆腐和炸煳的果子，就会受到训斥。她说这是在对我这个反动苏和同进行“再教育”。每到中午，她就会高声喊叫：“苏和同——长征，恰喔（喝茶）！”
尾声拖得很长。“苏和同”这个词叫得最响亮。她这是一种自我炫耀。
被她骂进家门后，她便当众羞辱我，以此发泄对知青贴大字报的不满。其实，我甚至没看见过那张大字报。她勒令我坐在蒙古包的角落里——最没地位者坐的地方，给所有“五类分子”端了茶后，才将给我的茶放在地毡上，而不是递在手里。有几次，我不肯喝，她便气得乱喊乱叫，强迫我吃掉放在我面前的东西。
尽管如此，我依然对她心存感激。
每次去井台打水，乌云其其格便安慰我，说别看乌兰花儿脾气坏，心眼儿却很好，对人不坏，她真的是贫牧。
其实，乌兰花儿再厉害，她的身份也一样有问题，没谁真怕她。这里的人都老老实实干活儿，互相关照，没有一双双监视的眼睛盯在背后，我感到十分庆幸。跟“五类分子”一起干活儿，名义上不好听，但是我觉得处境比石梅好。每天见她如履薄冰似的样子，我觉得她更可怜。
精神上的痛苦，远远大于肉体上的痛苦。

一天，干活归来，我望见包里坐着一个秃顶老头儿。老头儿见了我，开口便问：“姑娘，你叫长征？”我应答后，他自我介绍姓吴，蒙名叫嘎其日，是大车老板，这次远道而来专门为了牵马。他说相中了我的黑马，做辕子马一定合适，已经跟金巴连长说了，连长答应了，这就把马拉走。
我没回他话，也不想看他一眼。
我的三匹马已经收归队里，今天算是收走了最后一匹马。只有“五类分子”不分马，我的地位跟他们完全一样了。我感到一阵心痛。我发现，吴嘎其日正用戏弄的目光欣赏我的悲伤。我尽量不动声色，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石梅知道了，激动得放下切面的刀，不停地向上推眼镜，摘下擦擦又戴上。她欲言又止。郝爱华忍不住嚷道：“吴老头儿，你这不是缺德嘛！你知道长征在牛弱畜干活，离咱包那么远，现在雪又厚，你把她的马弄走了，叫她怎么去干活儿？”
吴嘎其日说：“嘿嘿，你去对连长说吧，我只管相辕子马。”说罢，戴上皮帽出了门，去马桩上解下黑马哈勒，拴在车辕边上。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抢走我的哈勒，却不能说“不”。
一个连自己都不能保护的人，怎么可能保护自己的马呢？
哈勒真老实，顺从地跟着他走了。
吴嘎其日赶着马车，消失在草原上。
我依在蒙古包门口，遥望远方，麻木了的心又一阵阵锐痛起来，很久很久，我依然恍如梦中。
从此，我迈开双腿，走在厚厚的雪地上，徒步远行去干活儿。

每天，我穿着别人的皮袄、皮裤、漏底毡靴，手提打狗棍，朝出暮归，走过厚厚的雪地，清牛粪、叉草，打水饮牛。午饭只有小半碗炒米、一小块发霉的酸奶酪，要干一整天活，要抵御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想起这些日子便心有余悸，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想起了曹春峨大娘的忆苦思甜，解放前，她拄着打狗棍讨饭。当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拄着打狗棍？现在明白了，那是为了打狗。可是，文化大革命的今天，我为什么要拿起别人丢掉的打狗棍，抵御贫下中牧家的恶狗围攻？我千里迢迢来到草原，真心实意为贫下中牧的利益奋斗，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郝爱华常常为我鸣不平，令我好感动。
她告诉我，她父母都是北京地质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大半生都转战于高山峻岭中，为国家探宝。她本人成为北京市少年乒乓球赛冠军，被教练看中，还带她去过国家队，观摩国家运动员的训练，准备培养她当国家队乒乓球队员。她对国际上著名乒乓球员都有认真的研究，特别对日本具有争夺世界冠军潜力的几个球员了解最清楚。不料，文化大革命来了，批判名利思想，一批就将她批到了草原上。少女时的美好向往，成了水远的记忆。我为她感到惋惜。
郝爱华说我总是说梦话。石梅说她也总是做梦，常常梦见她背着我在天上飞，背后有人追赶，飞呀飞，飞得好累好危险。
我听了，久久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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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根的老婆波日吉阿娘有几天没出来干活了。
猛根是东北蒙古人，早年从东北农区迁来，娶妻生子成了真正的乌珠穆沁人。这两年，交了一个会赚钱的朋友叫金福禄。金福禄样样活路都会干，能吃苦，凭着一双巧手在巴音淖尔立住了脚，并且养活了一家三代十几口人，还供着五六个孩子上学。猛根羡慕金福禄的致富业绩，常与金家来往，想改善一下窘迫的生活。猛根是共产党员，人们便认为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堕落了。兵团初建，狠抓阶级斗争，打击资本主义倾向。猛根撞在了枪口上，成为斗争重点，弄到山里劳动改造去了。他的老婆波日吉被牵连，进了牛棚。我发现她身体很差。几天没来，乌云其其格说她病了，怕乌兰花儿骂，不敢去看她。我不顾这些，走向了波日吉阿娘家。
拉开毡门，没有扑面的热气，包里包外一样冷。女主人穿一件半旧的墨绿缎袍，蓬头垢面，目光呆滞，怀里抱着瘦小的脏男孩。孩子身上的羊皮连裆裤黑得发亮，瘦削的脸上糊满鼻涕，小手黑得像乌鸡爪。地上结满冰霜，那孩子冷得蜷缩成一团，好像冻僵了，只有转动的眼珠说明他还是活物。
波日吉像是病得厉害，站起来都难。曾经听说她得的是传染病骨结核。我不顾了，走到将熄的火炉前，添牛粪燃火，刷锅煮茶，然后找了三个瓷碗，倒进炒米，斟满浓茶端到阿娘面前。阿娘的眼珠开始转动，缓缓伸出手接了茶，慢慢送到嘴边呷吸。她眼里噙着一汪泪水，推推怀里的孩子，教他叫我“阿娘”，那是对家庭主妇的尊称，我顿时羞成了大红脸。
我决定留在这里，照顾阿娘，便征求她的意见。阿娘声音低弱地说，你是知青，住在这里不怕吗？我说不怕，劝她别想太多。阿娘哽咽道，你不嫌我，就搬来住吧，阿娘有病，没有力气给你煮茶吃，会苦了你啊。
我说没关系，我会。
我高高兴兴地回去打了行李，背在肩上，在雪地里走走停停，搬到了阿娘家里。
入夜，我用羊粪封了炉火。下半夜，我被冻醒，听到满包咔咔的响声，是什么东西在结冰。我的枕巾上结了冰霜。包里四面透风，冷得睡不着。我听见阿娘在翻身，叹息着悄声自语。我看她根本不是在过日子，像在自暴自弃。
我早早起来生燃炉子，烧得跟别的牧民家一样暖和。我是北京知青，要用我的心去温暖她那颗被冻僵了的心。我化雪水煮茶，再给孩子洗净小脸小手。
阿娘躺着，默默看我做着的一切，慢慢将身子移到炉前，向里面添牛粪。她眼中噙满了泪，紧紧搂住孩子，狂吻他的小脸，然后，理了理散乱的发辫，束紧腰带，出了门。小男孩赛音郭勒喊着阿娘，咿咿呀呀哭着，追到包外。
阿娘泪流满面，将儿子推进我的怀里，说：“长征呼痕，北京来的苏和同，我要去山里看猛根，把孩子交给你了，你要帮我带着他，将来做个好人。我和猛根都不是反革命，你看见了，我们把毛主席像供在从前供佛的地方，怎么会反毛主席呀。呼痕，阿娘要走了，你来做他的阿娘吧，以后你就把这里当作你的家。我走了……”
她那悲怆的语气和坚定的目光，使我感到了不祥。我听说过蒙古族妇女自杀的故事，那是将绳子一头拴在车架后，一头套住自己脖颈，将马车赶至人迹罕见的地方，然后疯狂抽打牲口，让它狂奔起来后自己就跳下车去，人被拖在地上直到勒死。这是一种惨烈的自杀方式。
阿娘一脸绝望的表情，还套了马车，说明已经无意掩饰自杀企图。即使不是刻意去自杀，走到半路上人也就差不多了。
我必须坚决制止悲剧的发生！
阿娘正在套车。我将小赛音郭勒送进蒙古包，转身赶到车旁，果断地抓住她的手，说：“阿娘，你不能乱想。我也相信猛根不是反革命，迟早会弄清的。你身体不好，为了赛音郭勒也要保重自己，千万别乱想，你有什么事，我去替你办！”
我强行卸了车，将马拴在车轮上，把阿娘拉回了蒙古包。她见自己的企图被我识穿，忍不住又拥住儿子，泪如泉涌……
这一天，她抱紧儿子，对我讲了很多很多，从上午一直讲到深夜。
次日清晨，阿娘告诉我，她有一种事必须要办。我怕她出事，再三劝她，有什么事我去替她办，一定会办好。阿娘信任地告诉我，必须去金福禄家一趟，告诉他马上把卖牛的钱交给场里。这是猛根叮嘱过的。我估计，大概是猛根与金福禄合伙卖了一头牛，准备上交一部分，两人平分一部分，牛钱没有来得及上交，猛根就被弄走了。
我决定由我来处理这件事。
她急于替丈夫洗清罪名。看她一脸的焦急，我不能迟疑。驾上马车，朝着阿娘指的方向，向阿腾百欣山脚出发了。
马车在茫茫大雪中奔跑起来。我这是头一次驾马车走远路．心里害怕起来，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了退路，帮人帮到底，豁出去了。
显然，猛根不是反革命，而是有过失。据说是有个熟人想买牛，猛根打算卖了牛再向场里交钱，这样做确实不合手续，应当批评教育，但是不能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我很明白自己要做的事，就是协助有关领导改正极左错误，以求正确处理。
马在漫天飞舞的风雪中颠簸着行进。冒着白毛风出远门，这份苦差是我自找的。我要用自己的行为感化那些过于激进的人们，也许太天真了，但是我要尽到义务，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飞雪遮住我的视线，前边一片迷蒙，我似乎成了盲人。我牢牢抓住缰绳，坚持着马头对准的方向。风雪越来越大，我落入雪幕中，几乎窒息，心中越来越没底，如果走错了方向，后果不堪设想。
车翻上一座山坡，远处，一团黑影显现出来，啊，那一定是金福禄的营子啦！
我终于坐在了金福禄对面，单独面对这位传说中的神奇人物。金福禄满口答应妥善办理好卖牛的钱，并且说．现在我们很穷，要供养一窝孩子生活，上学，怎么够呢？我不是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仅仅是为了全家人活命呀……当然卖牛的钱我会马上去办的。
完成了使命，我不顾劝阻，坚决回去。不然，阿娘一定以为我迷了路，会急出病的。万一她出来寻找，丢下孩子在家，非出乱子不可。
我必须回去！
重又落入风雪世界，我想，波日吉阿娘为什么选这种天去？是不是因为白毛风可以掩人耳目？可怜的老实人，受着何等的惊吓呀。人，怎么会活成这个样子呢？
天色越来越暗，连马头都看不清了，太冷了啊！
终于，透过风雪的屏障，我看到了蒙古包的影子，越来越近。蒙古包前，一个人影在晃动，是波日吉阿娘！不知道她在雪地上站了多久，她为我担心了。阿娘帮我卸车、绊马，拉着我进蒙古包，往炉膛里添火，烧茶。她的情绪显然好多了，烧好茶，满斟了三碗，小赛音郭勒也咯咯地笑着。我们三人守着火炉喝奶茶、吃手扒肉，说着话儿。羊油灯将蒙古包照得亮亮的。
突然，毡门被推开了，是小牛倌巴依拉，一个英俊少年。他走到包正中坐下，与我们共进晚餐。他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死死地盯着我看，目光热烈，脸色通红，看得我很不好意思。
夜深了，巴依拉仍然不走。牧区的男女，婚嫁不讲年龄差别，又常常将同情与性爱混淆。我想起前不久巴依拉在井台上的同情目光，可是，同情并不等于爱情，更不等于性爱。我比较传统，绝不会越雷池一步。
我取出一本书在灯下看起来，如果他不离去，我准备在灯下坐一夜。
巴依拉红着脸向我移动、靠拢，装作看我手中的书。我知道他不懂汉文。他得寸进尺地捏住了书角，一张娃娃脸越挨越近，装作认真看书的样子。他哪里知道，我有了余汝明，就不会再与任何人有什么瓜葛。他越靠近，我就越紧张，头发根都竖了起来，怕他做了傻事。我珍惜他的同情，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心，只有向阿娘求助了。我盯住阿娘，她立刻会意，下逐客令。她咕咕噜噜地对他说着，只见他脸色绯红，发烫的目光逐渐冷却，无言地垂首静坐了一会儿，依依不舍地向我道别。他在掀起门帘的一瞬间，又扭头朝我深望，然后弓身出了毡门。
我松了一口气，非常感谢阿娘的帮助。
熄了灯，睡在地铺上，我想余汝明了。
很久没有他的音讯，他的处境究竟怎么样？兵团打算怎样处置他？身体好吗？想起他，我的心就像撕裂了一样地痛。他也像这样想我吗？我听见阿娘又在叹气，我知道，她像我一样在想猛根。
女人呵，永远牵肠挂肚的女人呵……

冬去春来，寒风依然那么肆虐。
清晨，我出门去倒炉灰，突然，一只冰冷的手按住了我。我一抬眼，触到阿娘那紧张的目光。她双手抱住撮箕，急切地阻止我。我的呼痕，风太大，灰里如果有未烧透的羊粪，大风一吹就会着火，你、我还有牧场就全完了！听了她的话，我猛然想起在团部参加灭火的情景，被火焰吞噬的蒙古包像燃烧的牛粪堆，马群在烈火中狂奔，烧焦的草地、牛群、羊群变成了一片炭黑色，一位北京女知青被烤得惨不忍睹……
我匆忙收拾掉火种。
老天爷保佑！

又是一个疲惫的上午。
我站在青草垛上，叉草喂牛。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是巴依拉。他手持长马竿身后紧跟着几个小伙子。别看他一米七八的大个子，实际他还是只鹰雏，离大人差得远。
“长征，你……快！”他急得直口吃，手指远处，说：“车……车！吉普车来了，是不是找你的？怎么办？”
他慌张地四处张望。
一双乌黑的双眸幽幽地望着我，稚气未脱的英俊脸颊透出关切和焦急。他真是个善良的小伙子。说话间，又有几个牧民策马来报，让我快避一避。我心里不知如何谢他们。
我很冷静，淡淡一笑说：“哈嘛怪（没关系），没做坏事的人是不会怕的。”
我仍然叉着青草。小伙子们见我如此轻松，放了心，都陆续掉转马头散去，只剩巴依拉，仍然驻马立在一旁，久久凝视着我，眼里充满同情和不解，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抖开缓绳，慢吞吞地走开，又几次回头，终于渐渐远去。
我干完活儿，回到了波日吉阿娘的蒙古包。她递给我一碗炒米茶，里面有奶豆腐。阿娘有病，奶豆腐做得不够好，以后，就由我来替她做吧。正想着，包外传来汽车马达声。
吉普车来过几次，都是抓知青的。人们对它产生了恐惧心理，认为它来祸必来。
阿娘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说：“我的呼痕，车来了！是不是来找你？怎么办？”她也像巴依拉那样四处张望，想将我藏起来。蒙古包不大，没有藏人之处。我依然品茶，感激地一再安慰阿娘。
吉普车开到了蒙古包后面。许多人跳下车来。纷乱的脚步声走向了乌兰花儿家。巴依拉又神秘地钻进包来，小声报告说乌兰花儿家来了五六个兵团达勒嘎，还带着枪呢！言毕，他退了出去，骑马跑了。
我静坐在地毡上，等待着。
我想不出为什么对我大动干戈，莫非余汝明有什么事？是宣判了吗？等待判决的心是怎样的焦灼啊。时光无声地流逝。我哑然失笑，笑他们一次又一次荷枪实弹，只为抓一个孱弱的姑娘。阿娘搂紧了赛音郭勒，默默地望着我，为我担心。
包外响起马达声，车开动了，经过我们的蒙古包，朝东南开去。他们怎么了？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牵连别人，我不顾阿娘的阻止，走出了蒙古包，车上的人果然看见了我，有人大喊：“长征……”吉普车没有掉头，一直朝南开去。
不久，传说刚刚发生了一场大火灾，烧了几百里的草原。那天吉普车来就是为了调查失火原因的。我和波日吉阿娘万分庆幸那天收好了火种，若不是阿娘及时提醒我，恐怕吉普车就真的冲我开来了。

[color=Maroon][size=4][center][b]落荒后记：[/b][/center][/size][/color]

[color=Red][size=5][b][center]梦魇 [/center][/b][/size][/color]

[center][b]野莲[/b][/center]

[color=Red][size=5][center][b]一 苦恋 [/b][/center][/size][/color]

经过千辛万苦，我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家。
当我面对满眼的青山绿水时，眼睛湿润了。当见到母亲时，彼此那么陌生。她说我沧桑得像润土了。入夜，我躺在柔软的被子里，眼泪一次次夺眶而出，奔流不止，我可以哭了，可以想远方那个人了。漫长的岁月中，我不敢想他，因为想男人是资产阶级思想，害怕夜里说梦话被人举报。我也曾经硬挺着不哭，因为我要表现出坚强，绝不让冤枉我的人看笑话。现在这里是自己的家，有爸爸妈妈，可以无顾忌地去想他，可以放任地流泪，让眼泪湿透枕巾。我常常梦见他，他站在茅屋里，我穿过墙壁来到他身边，伸手抓他，他不见了，变成了一个幻影，我就哭了，眼泪流到耳朵里……
现在，副统帅已经折戟沉沙，事实证明余汝明的言论没有错，为什么还要继续关押呢？
自从余汝明那天被抓走，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像从地球上突然消失了一样。思念、悲伤．忧愁、忿怨积满心头，渐渐地，我整日沉默不语，甚至心烦意乱，有时为小事便与母亲顶撞，捶胸顿足，闹得鸡犬不宁。母亲惊愕地看着我，摇头叹气，很是伤感。
半年以后，经过焦灼的等待，在母亲的帮助下，我当了学徒工，每月挣二十几元钱。我终于可以自立了。领到工资后，我首先去买信封、书报、邮票，忙着写信寄信。为了能书信不断，我积攒每一分钱。
江城是中国著名的火炉，夏季奇热无比，可是，我却与众不同，终日穿着长衣裤，这是因为内蒙古的酷寒冻到了我的骨子里，直到两三年以后才缓过来。这时的政治气候变了，全国展开了对林彪的批判。正是这个林副统帅首先高举红宝书，然后，全中国变成了一片红海洋。
在几亿人疯狂的年代，没有人独立思考，更没有人敢提出疑问。余汝明做到了，敢于对林彪进行批判。众皆沉睡他独醒——多么可贵呀。他是我心中的英雄。事实证明，他的目光是何等的敏锐、准确、富有洞见。不管他有过多少过错，大方向是对的。虽然，他目前没有放出来，但是我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点希望。
汝明啊，我永远等着你，你一定会平反，我信心十足又充满伤感地想。我一封封地给他写信。终于等到了回信，信上散发着草原的气味，一行行滚烫的语言温暖着我的心。他说我是他生命荒漠中的绿洲，是旱天里救命的一滴甘露，是他的整个生命，如果他将来能出狱，一定要带给我幸福，可是现在又怕连累了我……我流着泪读完信，便匆匆忙忙回信，再三再四告诉他，我一定等他，请他放心，无论等多少年，哪怕头发白了，也心甘情愿。为了他信中表示的爱，我就是为他去死也值了！泪水滴落在信纸上，染花了字迹。他的信，我常常读了一遍又一遍。记忆像筛子，一次次过筛后，只剩下了爱，我就全部收集起来，深深珍藏在心底．
我们单位里有个小食堂，每天中午，人们往食堂疯跑，排很长的队，去买第一道贵一些的荤菜，生怕去晚了买不到。我却从不着急，说是怕排队，其实是顾面子，去早了不买荤菜，别人会说风凉活。他们哪里会想到我是为了节省钱。我一个月二十几元钱，要买书报，还要攒出零用钱寄给远方的他。晚排队就只剩下便宜的素菜了。我只买最便宜的菜吃，保证每日伙食费不超过三角钱。我计划了每日食谱：早晨一两稀饭，半个馒头，一碟咸菜。中午二两饭一盘素菜。晚餐更节省。这样每月可省好多粮票。于是我体重降到九十多斤。同事笑话我怕长胖，有人还恶狠狠地说，你家那么有钱装什么穷！怕长胖了不好看是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你担什么心！没有人知道我是在半饥饿状态下生活。我攒粮票攒钱还不敢告诉家人，那些冷嘲热讽就像在我心灵的伤口上撤了盐，令我疼痛难忍。多少个夜晚，我在黑暗中默默地流泪。我喜欢黑夜，因为只有黑夜才是我思想的天地，才是我与余汝明独处的时光。我躺在被窝里，将他的信紧紧地贴在心口，一次次泪如雨下，悄悄呼唤着他的名字入睡。我时常梦见一个恐怖的黑影子立在床头，我大声叫喊着醒了，也吵了别人。家人都说我总是说梦话，还乱叫，是睡觉方式不对，压迫了心脏，应当朝右躺……
我不断地攒钱攒粮票，写信，寄给他。不管他收到与否都要寄，寄去的是希望和生存下去的保障。半饥饿使我瘦极了，我依然坚持这样做，别人误解了我也不去理会，心中只想着他在支撑我全部的精神生活。
石梅来信了，说文旭和王大可、雷幼月被判了刑，送到呼和浩特监狱服刑，文旭虽然参与打人下手不重，但是刑判得最重——七年，本不应判那么多年的，因为他是生产队领导班子成员，两次捉拿王大可本来没有他的事，他讲哥们儿义气，跳出来护着王大可。他生得虎背熊腰，力大无比，每次公安人员来抓人，他都挡在王大可前面，巧言善辩，弄得公安人员无可奈何，于是，两次拒捕他成了罪魁。他的顽抗激怒了公安人员，便被判了重罪。公安人员说，这案子本属“文革”中群众武斗造成的伤亡事件，当时这种事多得很，常常是双方圈几天就放了，一般不会重判，但是，你们知青态度那么顽固，自己把事闹僵了……话说回来，又旭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为了给余汝明、王大可、胡敏打抱不平，结果闹成了这种结局……最伤心的是他们的家里人，最心碎的是石梅。
石梅已经办回北京了，比我晚一年回城。我走后，她独自在那种环境中生活，有说不尽的寂寞与悲伤。一次，刮起了暴风雪，她的羊群被困在外面，她坚持一天一夜，守住了羊群。自己却被冻伤了，病得头都抬不起来。她的行为像龙梅玉荣一样英勇，却没有受到龙梅玉荣式的称赞，还要忍受人们的冷遇和敌视。她孤苦伶仃，无人诉说，最后，再也坚持不下去，终于回京了。她的伤痛，只有我懂。两个苦命人同病相怜相知，虽然身在两地，却心系一处，书信不断。
很久没有收到余汝明的信了，无论我写多少信，寄多少书报和钱，都如同石沉大海。我惶恐不安，写信问石梅，石梅也不知道。她手中只有文旭的地址，只知道文旭的事情。她告诉我监狱的地址，让我问文旭。
我站在邮局里写监狱的地址，心如刀割。我们本是好学生，带头奔赴祖国边疆，怎么却进了监狱？怎能不让人感伤！文旭是多么优秀的青年呵，那么热情，有能力有正义感，现在却进了监狱……我的手颤抖着，贴上邮票，把信递给邮政局女工作人员。监狱二字，使她瞪大了眼睛，不屑地瞅着我，好像我也成了罪犯。这种鄙视的目光，深深地灼伤了我的心。我为文旭伤心，为石梅伤心，为余汝明伤心，也为自己伤心……
回到家里，我一头扑在床上，哭了很久。天啊，为什么会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这群知青怎么会是这种结局？我为什么会落成这样的处境？从前，我是父母最疼爱的好孩子，是学校认为最有前途的学生，小小年纪我的画就出国参展。我是在学校、家庭的宠爱中长大的，心里充满阳光、美好和对未来无尽的幻想和憧憬。我不懂忧愁，不懂社会，不懂爱情，不懂人情世故，心里盛满了爱。可是，一旦踏上社会，真正进入了最低层，我的五脏六腑都涨满了痛苦，哀告无门，只有夜夜以泪洗面，日日强颜欢笑……
文旭来信了，说自从判了刑，就与余汝明分开了，现在只有余汝明一个人留在兵团八师的土牢里。正规的监狱不像土牢，比较规范，因为他的案子特殊，监狱的管教同情他，他干活又很卖力气，所以总受表扬……
我知道他的善良，怕我为他们担心，所以报喜不报忧……汝明呵，你在哪里？你怎么样了？苍天啊，告诉我，这一切何时才有尽头？我三天两头给石梅写信，石梅也说不清余汝明怎么样了，更说不清他为什么不来信。我像发了疯似地抓住石梅不放，好像在沉沦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石梅的封封回信，都写满了对文旭的思念，她的文字那么清新、凝炼、优美，她的思想那么深刻，不久，我的抽屉里使塞满了她的信笺，这些信件倒不如说是她写给文旭的情书。她把我当成了文旭，我把她当成了余汝明。有一次，她说，别把信丢了，等文旭回来，你再把我的信寄回来，我给他看，这些信表达了我的真实。不用她说，我怎么舍得丢呢。那诗一样美的语音，海一般深的挚情，伴着我孤独的岁月。她一再安慰我，千万别着急，终有解决的一天，现在北京知青正在集体上告。通过家长让中央知道内蒙古知青受冤屈的情况。她抄写了长长的上告信寄给我，联名信中还有外队知青的名字。信中字字血，声声泪，控诉极左路线对知青的迫害，信中的事例件件真凭实据，许多迫害女知青的人已被绳之以法，未及处理的事件不少，骇人听闻，令人发指。
盼啊盼啊，一天我收到了石梅的信。像往常一样，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匆匆拆开，看着看着，我泪如雨下，失声恸哭起来。石梅说，余汝明疯了1！！兵团回来的人都这么说，他真的疯了，不吃饭，以头撞墙，还常常大声呼喊着长征的名字。他疯了也在呼喊我的名字啊！我浑身都在颤抖，汝明，汝明呀！我亲爱的汝明，你精神失常成这般模样，可以想见你经历过怎样的折磨与痛苦，可以想见你作为一个男人的忍受力到了怎样的极限。我恨不能以易相替，苍天呵，为什么不让我以身相替？为什么！！！我的心破碎了，泪水泛滥着，汹涌着……妈妈闻声赶来，被我的号陶大哭震撼了，将我拥进怀里。我忘情地顿足大哭，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哭出来一样。我全身在又哭又喘中颤抖，妈妈几乎抱不住我，说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人会这样地恸哭。她知道，此时此刻的我是多么的脆弱，稍稍一碰就会整个地碎裂。妈妈轻声在耳边劝我，别哭了，那个人已经疯了，将来就是平了反也是废人了，你不能守着一个废人过一辈子呀，我的哭声更急促了，哽咽着说：“妈，我不，我不相信他会疯，他不会疯，他就是真的疯了，我也等他，等他出来！我养他一辈子！”
说着，我的泪水又凶猛地泛滥起来，心里疼痛得无法形容。
妈妈轻轻地叹息道：“爱情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强大，真是千里因缘一线牵啊！”
从此，我夜夜泪流满面地喊着他的名字入睡。那时，我住在集体宿舍。同屋的珍珍常常开玩笑地问，你在喊准的名字？为什么天天喊同样的名字？他是谁？我的脸颊灼烫起来，这是我的秘密，不可告人的秘密。人有了爱会忘记爱人的一切过错。女人本来是感情动物，爱情本来就不理智，讲不清什么道理，凭着直觉，我爱的人一定会很快回来。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无论他疯也罢傻也罢，我决心等他，等到海枯石烂！
有一天，我被叫到了医院，父亲生命垂危，临终之前有话要对我说。我流着泪走到父亲病床旁。父亲抓住我的手，让我答应一件事。我点头答应了。父亲说，忘记牢里的那个人，他被关进去一定是有问题。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顶了嘴，说他被冤枉了。父亲说，听爸爸的话，别嫁给他，他一定不是好人。我执拗地摇头，坚定地回答：爸爸，我一定等他出来和他结婚。父亲长叹了一口气，合上双眼。母亲怒目盯视着我。我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母亲，可是，我不能说谎。以后，父亲逃出了死亡，然而，我与父母的感情却受到了深重的伤害。
单位里很多人说我太优越，应当锻炼锻炼，分到试验室应当感到荣幸万分。人们对我的上山下乡历史不以为然，常常戏谑道，长征，你是不是每天穿一身绿军装，背着个书包在田间走走，指手划脚，然后写写批判稿，下雨时往屋里一蹲？大家闻言，哈哈大笑。我无意解释，跟没有经历过的人说话很费力。我不苛求他们的理解。
无论别人怎样看我，我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起码拿我当人对待。我可以平等地跟他们一起工作，没有人呵斥、监视、关押、逼供，我很知足，甚至都有些不习惯了，没有人能够理解，这是一种怎样的享受阿。我拼命地工作，不愿有半点怠懈。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拿出百分之二百的力气做好每一件事，得到了同事们的好评。
这时，单位里开展了批林活动。我写了长长的发言稿，一讲就是半小时。越批林，我心里就越思念余汝明，他为什么不来信？他现在怎样了？中央看到北京知青的联名信了吗？
不久，又掀起了评法批儒的热潮，批来批去，不知指的是谁，不知上层又有了什么变化，弄得老百姓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再往下目标就明确了，批了干部子女批他们的老子，再反过来批老子的儿子，批批批，斗斗斗，同仇敌忾，终于，矛头指向了我，一夜之间，单位大楼里贴满了大字报，篇篇写着我的名字。面对祸从天降，我告诉自己要冷静应对。
单位召开了被大字报点名人的座谈会，要求大家正确对待。会上，我表示不抵触群众的批评，准备重返内蒙古，扎根边疆，当天，我还写了大字报，再次表态。
回到家里，我彻夜不眠，心里一团乱麻。我不敢想象重返内蒙古会怎么样，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大残酷了。
这时，我没有了眼泪。
我想到了死亡。惟有死亡才是逃离苦海的惟一捷径。我开始为自己设计死亡方案，死得要从容，要浪漫，要美丽，要与众不同，要让自己满意……
昏昏噩噩，我做了一夜死亡的梦。
天亮了，我习惯地踏上了上班的路，想着不知如何面对四周敌视的目光。不过，不要紧了，很快就不会再有这个叫长征的人了。心里一坦然，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我毫无牵挂地踏进了单位的大门。
站在门厅里，我惊呆了。在我的表态大字报周围，贴满了新的大字报，仔细读下去，原来都是肯定我的大字报。我心中又流泪了，大多数人是公正的。于是，自杀计划被搁浅了。人呵，求生的愿望毕竟是更强烈的。大家谁也不再提我重返内蒙古的事，可是，在我心中却烙下深深的印痕。我觉得我的知青身份和干部子女名称，就像在脸上烙下的印记。有的人很会利用“她爸爸”，不知为什么——人们对“她爸爸”那么感兴趣。我从未向别人提到“我爸爸”，也讨厌这样做，但是，却总是被人这样强调。生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我自己，一切都要凭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
经过知青和家长们的艰苦努力，上告信呈递到了周恩来总理手中。不久，知青们从冤狱中释放。我收到了文旭的来信，但是，还是见不到余汝明的信。我不断给他写信，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余汝明的消息。从文旭和石梅的信中，我知道了他俩的故事。
文旭被释放后，终于回到了北京。他踏进了久别的家门，满目苍凉，院子里的荒草齐腰深。他走过台阶，推开油漆剥落的一扇扇大门，股股霉气扑鼻而来，人去楼空，到处是破碎的玻璃，狼藉的烂纸，挂满尘土的蛛网。受惊的老鼠吱吱叫着乱窜。当年，这里有过太多温馨的气息，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回望台阶，那里曾经伫立过石梅的倩影，他拉着她的手走上了这个台阶。她美丽的眼睛里闪动着终于被接纳的喜悦。如今，她已经不在身旁了，此情此景，怎么不让他感伤万分？为了他，石梅吃尽苦头。一个与世无争的贤淑女子，那么文弱、善良，竟然被深深地卷入了阶级斗争的麻烦之中。她恐惧未来、恐惧与文旭组成家庭，因为，蹲过牢狱意味着一生都完了，更意味着株连亲属——子女一生下来就失去了前程，永远生活在阴影中。她不能让后代一生都无辜地承受父母带来的痛苦，她决定割舍两个人的关系。这不能怪她，她没有过错。他说他从心里对不起她，让她吃了那么多苦。他理解她，准备同意与她脱离关系。可是，这么多年的感情，就这样凄凉地结束了吗？他伤在了心里，鲜血淋漓。
石梅和文旭之间恩恩怨怨，曲曲折折，难以解脱。我也深深陷在了自己的情感漩涡中。我想我是不可救药了。今汝明是我生命的惟一，除了他，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我如此费心和牵挂呢？

[color=Brown][size=4][center][b]二 重逢[/b][/center] [/size][/color]

长长的思念，是一种何等折磨人的煎熬。
终于有一天，收到了余汝明的来信。那一天，我发现桌上丢着一封信，信封口是湿的，显然被拆开过又用胶水粘上了。是余汝明的笔迹！我屏住呼吸，急切地拆开看，果然是他！我一口气读完了。他说终于回到了北京，现在太想念我了，如果不是因为没办什么手续，真想与我立刻就做那个事……他说忍不住了……看到这里血，一下子涌上头顶，脸颊烫得发烧。我面对着墙壁，生怕被同事们看见自己的大红脸，心里痛恨偷看信件的人，只是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我真切地感到，余汝明就要来了，不再是远方的浮云，不再是那梦中一触即逝的幻影，不再害得我天天做梦，梦见跋涉在一幅巨大的凸形地图上，走呀走呀，翻山越岭，渡江过川，穿过无数的田地村庄，走呀走呀，终于看见了茫茫无边的大草原，狂风尖啸着掠过，有一个声音在心中响着：他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快到了，快到了……我告诉自己，再坚持再坚持再坚持，就快见到他了就快见到他了……第二天，又继续走这条路，依然是那样遥远，天边浮动着炫目的云彩，我爬上高原，走过弯弯曲曲的山道……很累很累的梦中旅程啊……
他说，他要马上来江城。我盼他来，又怕他来，因为家人不会接受他。母亲明确反对，没有名分，从牢里出来就住在一起，算什么呢？不行！我们单位的状况更是麻烦，余汝明为什么不考虑呢？总而言之，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啊！我懂妈妈的心，也深知余汝明盼望相见的急切心情。这种漫长等待终于结束之时，却又不能迎接他，令我坐卧不安。我不能再伤害父母，因为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写信向他解释，安慰他。
终于，我说服和阻止了他的莽撞到来，不然后果难以想象。母亲极重视社会影响，绝不允许一个不明不白从牢里放出来的人进入我们家庭。我们的家庭经过了太多的动荡，刚刚平静；那数不清的批斗声浪，“打倒”“油炸”“炮轰”的喧哗犹在耳畔；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历历在目。父亲历尽劫难后刚刚重新复职，怎么可能让一个来自监狱的不速之容再生波澜呢？母亲不知道这位年轻人犯了什么事，他死缠住女儿又不办手续——是用什么法力迷得女儿为他昼夜不眠神魂颠倒？母亲只是凭着直觉，像老母鸡一样张大了翅膀，本能地保护住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巢穴。她断然拒绝这个自称女婿的年轻人的到来，无情地拒绝了女儿的请求。
我告诉余汝明我去北京。
余汝明说他联系住招待所。
我手里捏着他的信，硬着头皮去请假。政工组的领导说，未婚的本地人请假去外地，算事假，不能报销路费，而且要扣年终奖。扣就扣了吧，我什么都不顾了。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匆匆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我满脑子都是他，对种种困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幻想着他现在的模样，回忆着他信中的美好语言——那些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的甜言蜜语在心里回味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象见到他时的举动，我会控制不住扑向他，抱着他痛哭一场，把这么多年的艰辛、委屈和思念之苦向他倾诉。不！不要这样，要让他知道我很坚强，在那些冤枉我的人面前，我从不掉泪。可是，我内心深处，其实并不坚强，我天天夜里泪流满面，呼唤着他的名字入睡……这种脆弱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一定又黑又瘦吧，一想起他在刺刀下干活，我就犹如万箭穿心。
列车驶进了北京站。一群朋友在站台上迎接我。他们有的已经办回了北京，有的正在北京探亲，大家相互问候，帮我拿东西。这时，他拨开人群站在了我的面前，一瞬间，我愣住了，久久地看着他——太超出自己的想象了，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完全变样了，曾经是苍白的脸上涂上一层健康的色彩，白衬衣紧紧包裹着浑身凸起的肌肉，超常的强体力劳动将他磨炼成一个魁梧的男子汉。他改变了发型，头发后梳着，露出宽宽的前额——公认的领袖发型。当时，人们一般都不大敢留这种发型，他却还是这么大胆，两腮留着普希金式的大鬓角，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地凝视着我。我们久久地相视无言，袁宁在一旁怪声怪调地说：“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啊！走吧走吧，有什么话快回去两个人单独说吧！”
朋友们将我们送到了余汝明的家，各自散去。我见过了他的父亲和继母，大家都客客气气。弟妹们好奇地盯着我看。继母将他们支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我想倒进他的怀里痛哭一场。他制止了我，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紧紧地拥抱着、沉默着。经过了那么久，仿佛一个世纪，我终于又听到了他的心跳。这时，门忽然被推开了，小弟的脑袋伸了进来，好奇地盯住我们。我的脸一下子红了，立刻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他赶走了弟弟，呼吸急促地问我，想去哪里玩玩？他无奈地说，只有出去了。我想，只有十三陵还没有去过，就说去那里。他说，好，咱们走。我说，现在已经晚了，明天再去吧。他说不要紧，来得及，说着，便拉了我出门。
到了西直门汽车站，我们仁立在西直门的护城河桥旁，相对无言。我突然觉得他那么陌生，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我和他都变得深沉了。他默默地看着我，噘起嘴唇，轻轻地向我脸上吹风，盯视着我不说话。我感到了尴尬，就说今天天气真好啊，护城河的水为什么快干了？像跟陌生人说话。他似答非答，心不在焉。他怎么了？一群小鸟啾啾叫着，从头顶飞过，一滩鸟粪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怒气冲冲地说：“操它妈！俗话说，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放个屁也砸了脚后跟，这可好，连小鸟儿飞过也要往头上拉屎，现在可以补上一句——人要是倒霉了呀，鸟儿也往人头上拉屎。”他弹掉那块鸟粪。我用手绢替他擦净肩上的湿迹。接着，我们又没话说了。
车来了，他牵了我的手上车。一路上，他就这样紧紧地牵着我的手。他不怕面对一车人异样的目光。我的脸皮也忽然变得很厚。那种年月，谁敢这么做？谁这么做就是流氓行为呀。我们却这么做了。我们是情急忘形了。
车到了十三陵，我们步入神秘的地下宫殿。在空荡荡的石墓室中，我沉醉在无限的遐想中。他似乎不耐烦，边走边说有什么好看的，不过里没有腐尸的空室而已，走吧走吧，看看活人才最要紧。他几乎是拖着我走出深深的地下宫殿。游名胜古迹是我的爱好，拉着他的手一同游览，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慰。我感到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我。他说那些老古董看够了，也就自然没有那么浓的兴趣了。走出地下宫殿，他就拉我走向人迹稀少的松林中，在草地上坐下，他几次想拥抱我，都有路人哼鼻子，于是，他左顾右盼地拉我起身，走向最幽静的去处，在古松树旁停下，借着大树的遮掩，他搂住我，深深地吻我的唇。身后，又传来响动声，我的心顿时紧张起来。他不屑地说，看你，脸这么红，怕什么，这里谁也不认识谁，管别人看不看你呢！他的手伸进了我的内衣，痴迷地抚摸着，一脸令人难堪的表情。我羞得血液又涌上了头顶，原来，他最想念的只是我的身子，他对我的依恋也仅仅在这里。我忽然觉得像少了什么。这么多年来，我日日夜夜想念他，占满头脑的是他信中那些热烈、甜蜜、深情的语言，我在他的述说中不可救药化坠入了想象中的爱河，在万般思念中编织着爱的完美境界。重逢，让我见到了真实的他。现实中的他曾在信中说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说，可是，眼前的他却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陪我出来玩，出来玩的目的原来是想这样地表达爱意。
他粗重地喘息着，尽情地抚摸着我的身子。他说，真想与我做那种事，想得好苦啊，我们有家不能归，只能到这里不痛不痒地亲热一下，爱只有用性接触才能表达充分，这么忍着好可悲啊！这时，我哪里会有什么感觉，满脑子的紧张和害羞。我是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懂得规矩，在公共场所这样，真是无地自容，他却什么都不顾，拉扯着我的手走来走发，面对众目睽睽熟视无睹，我行我素。我呢，想象中的意境和感觉全没有了，只剩苍白的紧张。这不是我要的那种革命的浪漫主义，我希望的是含蓄，是千言万语的倾述，是无尽思念的缠绵表达，在两人情感交融的时候才会产生的双方情不自禁的亲热。可是，我们俩却没有这个过程，只剩了单方面简单的动物式行为，我隐隐地觉得尴尬和失望。也许，我是太不了解男人了。也许，男人都是这样？
我太紧张了，受不了这种恐惧，便转移他的注意力。我发现环绕地下宫殿的围墙颜色十分古怪，泥坯烧制的青砖颜色竟然发黑发红，有一种古老的神秘感。在路人的咳嗽声中，他将伸进我内衣的手抽了出来。几个年轻人从身旁走过。他说：哦……你说这墙呀，这墙是用糯米汤拌进特殊的泥土中烧成的，墙缝用铁计灌注，极其坚固，这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呢。住在这里的傻皇帝，竟然想让他的坟墓千秋万代固若金汤，但是，他怎么会知道，不到几百年他的坟墓就成了公园，任千人踏万人踩，实在是可悲可叹。什么固若金汤，铜墙铁壁，不过是枉费心机。现在，谁还记得这空墓里的皇帝？历史上，只有独树一帜的人才会让人铭记在心，鸟过留声，人过留名，只要有了名，管他好名、坏名、骂名……他又在大发议论了。我喜欢听。在全国上下只有一种声音的环境里，听到一点离经叛道的言论，真是一种精神享受呢。他顺着我的视线望向远处的田野，几个农民正在劳作。他说，你看这十三陵的大片庄稼，从前，这片土地全是皇族的家产，这些农民都是皇族家奴的后代。他们生活在这片领地上，世代都是皇家的奴隶。我说，那么现在呢？他说，这块土地现在也不是这些农民的，所以这些农民的身份过去叫家奴，现在叫社员，实际不过是改了称呼而已。他说得真深刻，我想。我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富有洞见。他的种种见解，实在与众不同，而且，连伟大领袖的接班人都敢怀疑，评判——而且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我对他的爱中更增加了敬意，哪还想得起他有什么缺点，只是不喜欢他当众将手伸进我的内衣里……他说完农民，见年轻人们走远，便又将手伸了进来，不再说话，急促而又无可奈何地喘息着……
太阳滑落了，沉没在燃烧的晚霞里。我说，小心没了末班车，夜晚在这里过夜多可怕！他也发现已经空无人迹，立刻拉着我就向停车场飞跑。我被他拉着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活像两个没长大的孩子。到了车站，晚霞将山林染得一片金红。他沐浴在霞光中，脸颊比从前显得更成熟更好看，站在稀稀落落的乘客中等车，我与他听得见彼此的心跳声。他说，这种感觉真好，不喜欢那么多人一齐等车。他伏在我的耳畔轻声说，这里比家里自在，但是还不过瘾，现在太想太想跟我在一起，我想，他真有点糊涂了，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了嘛！
回到了家，弟妹坐在他们的小屋里，阿姨说，晚上我跟妹妹睡这屋，弟弟和阿明住邻居家。阿姨又将弟妹叫了出去，只剩了我们俩。这时我们才真正面对面了。相别这么多年，盼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一回来就去爬山，众目睽睽下，我紧张得变成了木头，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感觉，只有现在的默默相视，才使我有了真实感，在数不尽的梦中，我与他牵手，他却像烟一样，一次次消失。这梦中的幻影，现在竟真的坐在我身旁，这是不是梦？会不会又要消失？会不会又被别人强行带走？我问他，是不是梦？他说不是梦，说着就捏疼了我的耳朵，并且吻住了我，他的唇凉凉的，带着山野夜幕中的寒气。我的心颤抖了，彼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相听着心跳，真想就永远这么拥抱着，再也不分离。这时，门又开了，我们立刻像惊弓之鸟般分开，坐直了身子。原来，是妹妹叫我们去吃晚饭。
夜里，他坐在我身旁，久久不肯离去。阿姨说，妹妹明天要上学，今晚还是早些睡吧。妹妹也催余汝明快去睡觉。余汝明依依不舍地起身，乘妹妹出去上厕所，在我耳旁小声说，我真想吃掉你，今夜我会变成一只小鸟儿钻进你的被窝儿。我的脸又刷地红了。说着，他紧张地看窗子，自语道，可惜这窗子封死了，打不开。他又在打什么主意？他总是会想些出人意料的点子。他走了。我睡不着，在黑暗中盯住窗子，不知他半夜会不会从窗子里钻进来，看看睡着了的妹妹，心里紧张了一夜，担心了一夜，想了一夜。迷迷糊糊睡去，我觉出了鼻子痒，睁眼一看，是他！正在用纸搓的捻儿搔我鼻子。天色大亮，妹妹已去学校，他说阿姨和邻居大妈一块出去买菜，你快起来，快，快！就这么点时间，快！他二话不说，拉了我就走。

开了邻居家的大门，他拉我进了一间小屋，插上了门，急切地将我一把搂住，吻得我喘不过气来，匆匆忙忙解开我的衣扣，把我拉上一张窄窄的小床，耕云播雨，千姿百态，气喘如牛。他激情平静下来后，仔细地端详我的每寸肌肤，像在欣赏一尊雕像，他说我是他的维纳斯，百般赞美我的躯体。他说我是如此丰满洁白柔嫩，这是他的艳福，又说只是脖子短了点儿，腰粗了点儿。他在品头论足了。他说，不管有什么缺点，这个躯体是完全属于他的，从黄花闺女时就是他的，还说，十分欣赏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对女人的要求跟资产阶级的标准一样——美丽温顺。燕妮一辈子追随马克思，为他牺牲了一切，以他为生活中心，为他生儿育女，终其一生。他说，他赞成希特勒的观点，女人必须服从男人，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男人有天然的占有欲，一旦占有，绝不允许他人侵入。他警告我，必须要夫唱妇随，女人就是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人就是穷得讨饭，你也得老老实实做讨饭婆！这话说得很霸道，但是我一点也不反感。因为他爱我才想要完全地占有我。只要他永远真心爱我，哪怕真的一辈子跟他去讨饭，我也愿意！绝不后悔！为了他，我忘记了害羞，任他这般令人难堪地看遍我的全身。我发现自己比从前大胆了。从前，我十分害羞，总是闭着眼睛，被动地接受他做的一切，不敢看他，现在铁了心做讨饭婆，就敢睁眼看着他，依偎在他宽阔的胸膛，静静地听他的心跳。
我感到，他长壮了，结实了。他酸楚地苦笑，说这身肌肉是真正地野蛮其体魄练出来的。我知道他吃了很多苦，问是怎么熬过来的？他眼睛里闪过一种凄凉，指着大腿根的一处伤痕，说是自杀未遂留下的纪念。几个兵团战士将臭袜子塞住他的嘴巴，围着他用皮带抽打，把他像一头牲畜那样手腿倒捆着，丢在地上肆意侮辱他，折磨他，蹂躏他。他想到了死，考虑着自杀的方法。一次，他被押去挖地，刨出了一颗锈钉子。他藏在身上，带回了牢房，乘夜深人静时，他用这颗钉子扎破大腿根的大动脉，这样，就会人不知鬼不觉地死去，没人会发现是自杀。但是，钉子太锈，又找不准血管，扎来扎去。疼得死去活来，也扎不出血，只好作罢。唉，人想死也不容易呀。听了他的话，我心痛得都在抽搐。我紧紧地抚住那伤疤，生怕它真的会涌出血来。
这时，有人在用钥匙开门。我俩飞快地穿好衣服。有人进屋了，大概是听见了室内有响动，踮起脚在门上的小玻璃窗上张望。窗口挂了布帘，看不见。余汝明忙问了一声：“是大妈回来了？”回答说是小四儿，拿点东西还出去。他在另一间屋里弄得一阵响动。我像做了贼，大气不敢出，待那小四儿走了，我俩关了门。我回头看见隔壁的玻璃窗上有一双苍老而不友好的眼睛正在窥视。我很不安，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现在我懂得了，人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感觉。在妹妹的小屋里，我是他最重要的听众，他从那天放羊时被戴上手铐讲起，一直讲到这次被释放回来。在兵团的土牢里，他受到种种虐待和折磨，每天，兵团战士用枪押着他干很重的活儿，不让吃饱饭，饿得实在受不了，只好吃地里挖出来的烂土豆，捞泔水缸里的残渣剩饭，偷食马槽里的马料。有时，他还挖地里的蚯蚓吃，真是无所不食。土牢里关押的都是犯了错误或者被冤枉的兵团战士、知识青年、转业军人，也有少数职工和牧民，他们犯的错误大小不同，有的只因为说了一句错话，就被判了刑，兵团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斗就抓出这么多反革命分子。有的反革命分子年仅十五岁，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就被判了十五年刑。他们的罪行无奇不有。这些不想当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分子们，个个饿得没精打采，每天顶着烈日，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儿，有的累得抬不动腿就绊倒在田垅上，还要遭一顿枪托的毒打，境况惨不堪言。那些哨兵都是年龄不大的小兵团战士，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个个变成了小法西斯，以折磨犯人为乐事，想尽了花样。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比犯人犯的罪还出格。在那个是非混淆不清的年代，对“阶级敌人”冷酷无情被认为是革命立场坚定的表现，能责怪他们什么呢？
汝明说，这些囚犯中，数他敢反抗，所以他也挨打最多。有一次，在苇子地里干活儿，秋天的蚊子多得像雾一样，落在人身上，像穿了一件灰衣服，咬得人人脸肿如猪头，只好用毛巾、布片儿将头裹起来。一个小哨兵恶性大发，不许大家包头。人们被打怕了，只好俯首听命。余汝明脾气倔强，偏要包头。哨兵指着他说，你敢！他说，就敢！哨兵强令他取下毛巾，他怒火中烧，将头上的毛巾拉下来，摔在哨兵的脚下。哨兵大怒，说你敢摔我！余汝明拾起毛巾，又朝他脚下摔去。那哨兵正要发作，发现所有的囚犯眼里都闪烁着怒火，众怒难犯，于是，他恶狠狠地对余汝明吼道：你小子小心点！咱们回去再算账！余汝明知道，回去一定没好事，做好了思想准备。下工回营，余汝明老远就看见几个哨兵一字儿排开，个个手握皮带，叉着腰，站在牢门口。余汝明走到跟前，那群大汉一下子围住了他，将他的衣服剥下，抡圆了皮带，一齐疯狂地抽打。余汝明用双手护住眼睛，皮带铁扣重重地抽在身上，浑身像火烧一样，最后痛得失去了知觉，倒在了地上。这群汉子终于打累了。余汝明醒来发现自己全身布满伤痕，肿得变了形，他忍着剧痛，大骂不止。天黑了，他们将余汝明的手脚反绑起来，用臭袜子塞住他的嘴巴。师保卫科传出话来，要重点管制余汝明，不能让他出问题，所以，他们不敢往死里打。他绝食，他们就灌他。有一段时间，他忍无可忍，便装成疯子，以头撞墙。于是，他们将他双手反铐一个月，屎尿常常拉在裤子里。他不能用手吃饭，只好趴在地上，舔吃盘子里的食物。有一段时间，他被折磨得精神恍惚，只要一清醒就大喊我的名字……
听着听着，我心痛得要流出血来。
他说，在最苦最痛的时候，他喊着我的名字，说，长征，你是我人生沙漠里的绿洲，是我生命的希望，是我生存下来惟一的精神支柱，每当想到你，我就像有了依托，可是，又怕连累了你，所以我想死。我要是死了，你就不用那么苦苦等着我了，就可以去嫁别人，所以，我装疯，用头撞墙，将头都撞破了……
听他一席话，我将他抱得更紧，汝明啊汝明啊，你千万别这样想，当我听说你疯了的时候，就下了决心，如果你疯了，我也会养你。如果你真的死了，我会随你而去。那个叫徐永红的说你是政治犯，要枪毙你，我当着她的面说，要枪毙就连我一起枪毙，我没反革命，心里没鬼，不怕死！徐永红气得把桌子拍得乱响……此刻，我紧紧地抱住他，不知怎么才能安慰这颗受了太多痛苦的心，我想，我要用更多的呵护抚慰他。
他讲到了“批林”——他被捕的核心问题。他说，其实他早已知道林副统帅出了问题。我惊奇地睁大眼睛望着他。他怎么会知道呢？林彪出了事的小道消息传了那么久，连里没有正式传达之前，老乡们都还不知道，所以我才白白地又一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草原的消息总是晚一些，可是，他怎么会知道呢？他说，是他自己推知的。当传达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到来时，就被他敏锐地觉察出来了。那一天，他正在打扫马圈，马圈旁边是礼堂。他看见很多兵团干部军容整齐地列队而入，礼堂的窗帘全都放下了，遮得严严实实，会议持续了很久，那么多人，居然一直鸦雀无声。散会时，全体人员表情异常严肃，而且会议结束时没有像往常那样齐声高呼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他想，一定是林彪出了什么问题。当时，他与世隔绝，不允许看报。一次，在路旁他见到半张废报纸，乘哨兵不注意，赶紧拾回牢房。他发现，不见了每天必登的副统帅的消息，又隔几日，他拾到的废报纸上出现了批林报道。他心中有了底，估计不会太久，他就可以被放出去了。果然不出所料，后来哨兵对他的态度大大改变，保卫科也很久不再提审他。文旭、王大可、雷幼月因打人事件被判了刑，押到了呼和浩特监狱去了，他却依然关在师部土牢里，久久不予宣判，最后终于放出来，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于是，那个人为编造的“巴音淖尔北京知青反革命集团案”不了了之。
听到这里，我对他的敬重几乎变成了崇拜。余汝明还谈到了批林文件中披露的林彪对民富国强的某些想法，他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对待。他说，林彪这个人，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不能完全否定他的历史……余汝明说出这样一番话，我真服了他。他有那么多与众不同的大胆想法，与这种思想活跃的人生活在一起，真是一种快乐。
他说，刚放回草原时，牧民们问他究竟长了几个脑袋，为什么敢批判副统帅，为什么能未卜先知？于是，他成了草原上神话般的人物。我想如果文旭、王大可、雷幼月不打人，他们也一定不会被判刑。我问余汝明，当时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余汝明说，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完全是为了你和当时的环境，你想想，当时咱们小队的同学全都已经背对背揭发了我这个知青头头，如果我再不承认，不承担这个责任，全体知青就会反目，引起更深的误解，因此，我才给你写那封信，让你与我划清界限。
他的解释说服了我。我知道他以大局为重，承担责任，心里更加敬重他。可是，我想到文旭、王大可和雷幼月为了替他打抱不平而判刑，心里仍然很难过。他说，很理解我的心情，但是王大可、文旭不值得同情，这次关在一起才知道人心的狡诈。王大可更是多管闲事，引火烧身，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多管闲事，搅进一桩人命官司。王大可的同窗难友也是一个北京知青，当了兵团战士，为了一双白力士鞋打死了人，死者的父亲是中南海的职工，为儿子申冤，一直告到中央首长那里。中央首长立刻下令严办，缉拿凶手。那孩子是被人打死在煤堆旁的，根据线索查出疑犯，这疑犯开始死不承认，后来在强大的威慑下认了罪，偏偏又遇到这位傻乎乎的难友王大可，没本事还强出头，充当打抱不平的好汉，不顾自己也正在麻烦中，被杀人犯一鼓动，居然替那杀人犯写状子翻供，要帮他沉冤昭雪。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兵团是准军事编制，由军事法庭判罪。军事法庭量刑比地方法庭严厉，因为军队必须要有铁的纪作来维护。那时，谁上了军事法庭，结果都可想而知。因此，这王大可替死囚说话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寻死路。这案子可是中央领导直接为民申冤，关系重大，限期结案。由于翻供，拖延了期限，致使案子复杂化，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那小子重新认罪，最后判了死刑。这个王大可，打人的事本来判得不重，因为帮人翻供罪加一等，多判了两年刑，他妈的，还差点把我也扯进去。
讲了王大可，余汝明又讲了几句文旭，说他小子也不是好东西，出卖他，还出卖朝鲁。通过这次蹲监狱才暴露出咱们巴音淖尔的几个知青头头的问题，都不是大丈夫！听了这些话，我很惊讶。余汝明说，没什么好说的，今后你少理他们，我被抓都是王大可写了那封信害的。现在，这小子见了我像耗子见了猫地躲着，他对我心中有愧。我说文旭呢，他说别再提他了，只谈咱俩。他又讲了许许多多狱中的故事。
在狱中，他积攒了报纸、信纸的边边角角，还收集了卫生纸，写下了一部二十万字的小说，用了几年工夫。为了躲开哨兵的视线，他费尽心机，将写好的稿子东塞西藏。这厚厚的一堆文稿凝聚了他的心血，不料，由于偶然的疏忽，被哨兵发现了，书稿被付之一炬，为此他痛不欲生，精神几乎崩溃。后来他对自己说：你是铁还是玻璃？如果是铁就要经得起打击，烧红的铁浸入冷水，就能淬火，百炼成钢。如果你是玻璃，烧红后一遇冷水便会裂成无数碎片。他勉励自己，要战胜自己的脆弱，做钢铁不做玻璃，就这样他熬了过来。
这时，报纸上刊登了张志新的事迹。一个才华横溢的美丽女性，为了坚持真理，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受尽非人的折磨，惨烈地牺牲了。张志新就是当代的江姐。她的事迹惊心动魄，感动了无数的人。余汝明在狱中的故事，也像张志新一样，令我感动至深。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升华了。我将他列入我尊敬的英雄谱中。他们是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江姐、许云峰、华子良、陈然、张志新……他们都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怕将牢底坐穿。我敬佩他们崇拜他们。如今，余汝明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位。因此，我更加爱他，敬他，服从他，决心以他为楷模，全心拿意地支持他，即便真的去当讨饭婆，一同去流浪，只要是为了毛主席说的防止中国变成修正本义，为了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也在所不辞……我激动地想着。
这短短的一周假期里，草原的知青朋友们频繁相聚，热闹非常。余汝明家门口停满了自行车。大家又像在草原上一样，纵论家事、国事、大家事。余汝明的确是有凝聚力的人，他一同来，四周就聚满了人。他是个天然的知青领袖。经过这次“反林事件”的风风雨雨，大家都被他未卜先知的头脑迷住了。想当初，兵团想搞出一个“反对以林副统帅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集团”，其头头就是余汝明。为了给他定案，将我也牵连了进去，成为重点斗争对象，贬进了五类分子的行列中。现在，全国形势大变，余汝明的处境也随之大变，这群被理想主义教育出来的知青们，便自然聚集在更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和头脑的余汝明周围。交流，思考……
此时，在这一群人中，出现了一位特别的女性——方梓兰。
那一天，她站在窗外。当时余汝明正临窗而立，半张着嘴，眼里亮着奇异的光彩，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我顺着余汝明的目光看见了她。她站在明媚的阳光里，明眸皓齿，两条黑亮的辫子盘成环状垂在双肩，身材苗条，婷婷玉立，白衬衣将她天仙般的容貌映衬得更加艳丽。她灿烂地笑着，美丽而又端庄，全身焕发着青春的气息。窗口将她定格成一幅精致的油画。她的出现，吸引了屋里所有男性的目光。她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光芒四射，照亮了人们的眼睛。在一片欢迎声中，她坐在了我们中间。从此，她成了这间屋子里的中心人物。她的美丽与身世迷住了大家。她父母是著名的音乐家。父亲因为被打成右派流放大西北。为此，父母分居了二十多年。母亲含辛茹苦，独自养大了几个儿女。 “文革”中，儿女们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株连。方梓兰在学校受到歧视而辍学，只身一人，长途跋涉，千辛万苦地跑到了内蒙古草原投亲靠友，在我们巴音宝力格落户。我们十二小队的同学们对她的经历十分同情，因此，对她怜爱有加。她在大家的呵护下，心情愉悦，一同高谈阔论，在一片侃大山的京腔声中，出现了这个女高音。她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儿，叽叽喳喳。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必须回江城上班。
我与余汝明难分难舍。余汝明说，草原比城市好，自由自在。城市人每天匆匆忙忙上班，像工作的奴隶。可是，为了生存只能这样。工作单位有纪律，我不得不回去。余汝明依依不舍地送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朋友们热热闹闹地去车站送我。我被友谊和热情包裹着，心里很温暖，真不舍得离开这个群体。草原的经历，使我的心今生今世都与他们牵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