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5][center][b]三 婚事[/b][/center][/size]

从北京回到江城，我便沉浸在幸福的憧憬中。我与余汝明的信件来往频繁，热烈地讨论我们的婚事。我天天提前上班，最晚下班，让我的爱在工作中得到升华。我精神饱满，干劲十足。工余时间，同事们常常听到我快乐的歌声。有的人忌妒地说，这家伙活得太自在，太优越了，所以一天到晚才这么高兴。
是的，我能不高兴吗，一切都那么美好，一切都充满希望——因为我要结婚了！我常常想起余汝明陪我逛街，每次上公共汽车他都扶老携幼。他常说，他跟我一样敬佩雷锋，一个革命者应当在品质上是完美的人，大事应从小事做起。我觉得，他变得比从前更好了，不仅是活着的张志新，而且是活着的雷锋。长期的思念，使他在我头脑中成了一位英雄。
我日日夜夜期待着婚期的到来。
余汝明为了取得我父母的同意，说动了他的父亲。老人家亲自替儿子写了一封提亲书。这一招真灵，我父母不再说什么，一切任我自行处理。余汝明来信让我向家里要钱办婚事，这不大可能，我家人口多，父母生活很节俭，从来都不宽裕。我自己月工资仅有二十多元，存下一点钱还要用于路费和购些家具及日用品。他说他来想办法。他风尘仆仆回到内蒙古日夜活动，运用自己的智慧，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坐牢期间的全部经济补偿——一千四百元。在一个月仅几十元工资的时代，这笔钱就像是天文数字那么惊人。他得意之极，不停地夸口：“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点也不错！”他与我商定了结婚的日子。我红着脸去请婚假。我不在意种种规定，不能报销路费更是算不了什么，任何障碍都挡不住——我要回内蒙古结婚啦！人们惊讶不已，甚至传出谣言，断定我一定在草原上生有孩子，所以才会这样牵肠挂肚，才会这么犯傻，回了城又往内蒙古跑。这些世俗之人，怎么懂得我们的草原之恋，怎么能理解我们崇高的爱情。我骄傲地这样想着，对任何谣言、非议、窃窃私语，不屑一顾。
妈妈倾其积蓄，为我做了一身新衣——一套的卡春装，一件的确良衬衣，还塞给了我八十元钱。这是我的全部嫁妆。我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这点钱来之不易。接过钱，我心里充满愧疚和感激。我将新衣穿在身上，照着镜子，觉得很漂亮。我怀揣着妈妈给的钱和弟弟送的当时很时髦的军帽，心满意足地出发了。我和余汝明商量好了，他在内蒙古准备婚礼，让我在北京买些糖果就行了，这些包装漂亮的糖果被草原人认为是最好的礼品。
到了北京，阿姨热情地接待了我。她不像余汝明讲的那么凶恶。余汝明说，经过了“文革”，她变好了。“文革”期间，造反派们曾经包围他的家达一个多星期，断了粮，阿姨节省每一粒粮食，熬稀粥喂病中的父亲，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多亏她的照顾，父亲才能健在。同甘共苦的岁月，化解了这个家庭的矛盾。我对阿姨心存敬意，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带来南方的特产糕点给她，她欢天喜地的模样令我开心。我爱余汝明，也爱他家里的每一个人。我决心做一个好媳妇，不管她是不是继母，她都是我的婆婆。

一九七五年。七月。
石梅已经在北京参加了工作。文旭也在北京。他与石梅正闹着说不清的矛盾，分分合合不能肯定。文旭的外公也平反了，他被关了八年的监狱，一个连的战士看押他，陪伴他度过了八年的岁月。外公说，白白浪费了这些年轻人的大好年华。八年呵，人生有几个八年？八年能做多少事啊，就这样，人生最有价值的年华浪费在最无价值的人事斗争中，这种损失，难以估价。文旭与外公终于团聚了，可是他与石梅的爱情却坎坎坷坷。那些年月，石梅为文旭柔肠寸断，吃尽了苦头，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千头万绪，扯不清，理还乱。我弄不清，也不便细问。
我在北京停留了一天。在京探亲的知青们又相聚在一起。有人帮我买车票，有人为我的婚事出主意。我的事就像大家的事，置身在这个群体中，有着说不出的快乐。临上火车时，许多人来送行。余汝明妹妹的屋里坐满了人。袁宁也来了，他看着我，突然说：“长征，我看你和余汝明不合适，他与方梓兰倒像一对。”这话像一把利剑，直刺我的心。我没有说话，心里却受伤了。袁宁说话总是与众不同，直率，一针见血。他在“五不准学习班”里受过刺激，头脑有时不很清楚，但是，此时此刻，他说的不像是疯话。我想，他这么讲，必有原因。一时，我心里翻江倒海，想起了余汝明说过的许多女性——白露萍、孙胜利、李菲菲、林思韵、丽璕、季茵、玲玲，如今又多了一个方梓兰；我还想起了他一再表示过的“共产主义者”的爱情观．一种不安全感立刻包裹了我，那些曾经有过的复杂的感受沉渣泛起，冲击着我。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受尽了人世间的磨难，不惜一切代价等着他，熬到了今天。袁宁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他自己的感觉，还是他知道了什么事情？张松林说，要赶晚上六点的火车，必须现在出发。大家说，石梅家离车站近，先去她家等候，其余的人直接去车站。袁宁、张松林与我一同到了石梅家。一到她家坐下，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石梅聪慧过人，一定会有正确的分析。我问她，我为余汝明付出了那么多牺牲，他会不会抛弃我？嫁给他值不值？石梅匆忙安慰道，马上要出嫁当新娘子啦，怎么临上轿前还说这种话？她问清了原因后，笑着批评袁宁，说人家大喜的日子，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太不像话了，袁宁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直点头，说，是，是，是我嘴不好，瞎说瞎说，没想到一句话会把长征同志弄哭了，长征同志别往心里去，都是我信口胡说。他们七哄八哄，像哄小孩子，哄得我不哭了，还告诉说，人家方梓兰还要做你的伴娘，陪你一起去内蒙，等你们的婚礼准备好了，我们北京的同学随后就奔赴草原，喝你们的喜酒，我们都是你娘家的人。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烘烘的，又破涕为笑了。石梅叹道，你呀，根本没长大，跟孩子一样好哄，打一顿再给一根棒棒糖就行了，唉……看她的神情，似有许多难言的话。
到北京站送行的朋友很多，不少人是余汝明、方梓兰的朋友。人们齐声祝福我，都说代表我娘家人送我上花轿。我从车窗口探出身来，与大家握别。在江城，我孤身一人上车，现在，有这么多双深情的眼睛。大家都说是我的娘家人，我被大家宠着，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的脸发烧得厉害，浑身的血液在奔涌，此时此刻什么不愉快和烦恼都没有了，只剩下了高兴和感动，我就要做新娘了！远方，一座蒙古包里，有一个新郎在等待着我。
火车开动了。
我挥手告别，直到看不见大家。当我回坐在靠椅上时，立刻触到了一双异常明亮的眸子，这是我第一次单独面对方梓兰。我与她很陌生，可是，突然离得这么近，我不大习惯。都怪自己小心眼儿，临上车时还为她哭了一鼻子，真难为情。不过，石梅说离开娘家人时哭是中国的风俗呢，因此，哭一场也没有什么不吉利的。我不好意思看眼前这个人，她却很大方，主动与我说天说地。她说，是余汝明亲自邀请她做我的伴娘，并嘱咐她在路上照顾我。她说，很高兴担当这个角色，一定安安全全、完完整整地将我护送到草原，亲自把我交给余汝明，这是她的任务。一席话，说得我既感动又惭愧。在她的言谈里，我似乎成了小孩子，她成了我的监护人，我受宠若惊，找不到与她相处的准确位置，一路上客客气气，想不出说什么好。我们从东三省那条铁路线经过白城，绕进内蒙古，再换乘长途卡车。这时，问题出来了，她晕车。一路上，卡车颠得太厉害，她脸色惨白，不断地呕吐，一副痛苦不堪的模样。我不晕车，该我来关心她了，这时，我才感到了心理的平衡。
余汝明在霍斯淖尔迎接我们。
方梓兰拉着我走到他面前，说：“我把长征送到你身边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说罢，她消失在了暮霭中。
我与他真正地相聚了。
他拉着我，马上找到妇联主任，办理了结婚证，又拉着我，风风火火跳上了去巴音宝力格的拖拉机，回到了久别的草原。夏季，夜空中弥漫着牧草的芳香，空气那么清新。草原的天空，是世界上最纯净最湛蓝的天空，草原啊，魂牵梦萦的草原，我终于回到了你博大的怀抱……
拖拉机驶入了旧场部。这里，盖了几幢新的红瓦房，是兵团战士的住所。屋前，一条车道境蜿蜒远去，伸向一片低矮的土坯屋深处。余汝明拉着我的手，顺着这条路，穿过淡淡炊烟，一直走到土层的尽头，驻足在最西边的一扇小木门旁。他说，这就是我们的新房。推开旧木门，迈过里屋高高的门坎，见有一间很小的屋子。屋内，小土炕占了面积的一半，屋顶用一根碗口粗的木头撑住，四壁糊满了废报纸，但是，窗棂上糊了新纸，很耀眼，炕边有一张借来的木柜兼桌子，墙角是木制洗脸架。这就是新房的全部陈设，比我的想象好多了。我没有想到，知青居然又住进了房子，余汝明说，咱们的那顶破毡包早就不存在了。经过这些年阶级斗争的风风雨雨，知青与牧民的友情被破坏了，免不了产生磨擦，于是，知青们纷纷搬出了蒙古包，住进这些因为迁入新场而废弃的陋屋中，不再牧羊，干起了那些曾经不屑一顾的活计。汉人的本性就是追求稳定的生活方式，不再游牧和忍受风吹雨打，大冬天也可以蹲热炕头不出门。
我赞美小土炕，动手把它烧得热热的，屋里非常暖和，比那四面透风的蒙古包好多了。余汝明说，这是一间危房，屋顶和墙壁快塌了，他特意去山里拉了两根木头和许多木条，拉了一车泥，自己动手补了屋顶，糊了墙上的裂缝，一根木头顶住快塌了的顶棚，另一根木头顶住快倒了的墙壁，屋内四壁糊了旧报纸，换了窗纸，整修出来后，还真像那么回事。我对这间陋屋满意极了，兴高采烈，大大夸奖我丈夫的聪明能干，为自己没能跟他一起创建这么美好的小家园而遗憾。小屋旁，有一方菜园，种满了各种蔬菜瓜果，一片青翠，盛开着菜花，蜜蜂嗡嗡叫着飞来飞去。园中有一眼水井，井水清凉。这碧绿的菜园，这湛蓝的天空，这一串无际的草原，这可爱的快要坍塌的小土屋，一切的一切，都令我陶醉。我心里像喝了蜜酒，盛满了对他的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第二天，知青们下工回来，便相聚在一起。人人拿了自制的三弦琴、曼陀铃，挤满一炕，叮叮咚咚地弹唱起中外歌曲，一首接一首。最有趣的是改唱革命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唱遍流行的革命歌曲，就唱情歌。现在，知青们不再顾忌，竟然敢唱情歌了。如果再早几年，这样集体地唱情歌，会以流氓团伙罪论处，被说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男知青们放肆地唱着，一遍又一遍，歌声里流露出渴望和无奈。这群知青都已经长成大人了，谁替他们的未来想一想？他们上哪儿去找对象呢？
现在，人心动荡，大家都在千方百计返城，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城市跑回草原结婚，这成了当地一大新闻。操办婚事成了大家的事。余汝明补了三年的工资，成了大富翁。他一掷五百元请哥们儿分头办事。有人去霍斯库尔买猪肉。有人去牧业队赶牛羊。有人去买烟酒糖茶。还有人风尘仆仆从几百里外扛回整整一口袋葵花子，说那村子的向日葵一望无际，颗颗红心向太阳，便宜极了，几块钱就买了这么大一口袋。于是，大家炒瓜子，嗑瓜子，地下厚厚一层瓜子皮儿。人家说，这瓜子像魔鬼，迷住了所有的人，吃了还想吃，不断地吃，没完没了，边嗑边侃大山。不到两天，婚礼用的物品就备齐了，小屋堆得像供销社的仓库。
去北京探亲的知青们，为了参加婚礼，纷纷赶回了草原。住在大红瓦屋里的兵团战士们，全部放了假，一齐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这一天，方梓兰很早就来到新房，让我穿戴整齐，等在屋里，一切事由大家操办。她从草原上采来一大束干枝梅，插在木柜上的罐头瓶里，说这是草原上最好看的花，永不凋谢，满枝的小花朵就像假的一样，假假真真，太有意思了。她清脆的笑声飘满了小屋。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许多女兵团战士也来了，我本能地紧张起来。她们热情地说着，笑着，还集体凑钱送给我漂亮的缎子被面。我的眼圈红了，没想到这些陌生人带来的温暖，这么轻易地就融化了我心中的坚冰。我为她们快乐的声音而激动。
小屋前，搭起了帆布大帐篷。全连总动员，将所有的炊具用大车拉来了，还在门口挖了地灶，架起两口大铁锅，一口烧茶，一口煎、炒、烹、炸、煮。空气里弥漫着菜香。知青们又腾出两间大房，借来小学校的桌椅，摆得满满的，桌上整齐地放着茶碗、酒瓶、筷子。牧民们也来了，土屋四周，被马和牛车包围了。男女老少，穿红着绿，盛装而来，人人喜形于色。尼玛阿娘就是我的娘家人，挝姬阿娘就是我的婆家人，她们笑得合不拢嘴，帮我接待着每位来宾。人们按照蒙古族古老的礼节，送给我一只碗，里面装满糖果和月饼，用毛巾、绸布包了送给我。阿娘们帮着装好一碗碗北京糖果，用毛巾包了送给来宾。牧民们吃着花花绿绿的北京糖果，喜笑颜开。一提包北京糖果发完了，同学就去买本地糖果接上。好大一堆的碗、毛巾、糖果发完了。那边，牧民们送的毛巾包着的碗聚了一大堆。我发现，送碗的都是妇女领着小孩子。这时，远处山坡上腾起一团团烟雾，许多人伫立在屋前观看。原来，赛马开始了，男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骑上快马，呼啦啦一大片，摆开了阵势，风驰电掣般地奔驰而来。这种壮观的场面，只有草原那达慕大会才看得见。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久久难以平静。我爱草原，爱草原上的人们！
余汝明拍拍我的肩膀。我深情地望着他。他说，你看，你丈夫为你安排的婚礼隆重吧。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你就是这盛会的女主人！此时此刻，我完全被幸福淹没了，沉浸在爱的蜜河里。
兵团女士们川流不息，端上美味佳肴，花样繁多，排满所有的桌子，摆不下了，便摆在炕上。两套屋坐满了牧民、知青和兵团战士，还有一大群小孩子。兵团战士帮了大忙，拿来了大量的餐具。
婚礼隆重地开始了。屋里，端坐着巴音淖尔最有威望的人——恩布赫、巴特尔、劳斯尔、呼日图、以得日扎布、梗登，清一色的男性。我这才知道，草原上男性的地位，仍然高过女性。我与余汝明并排站着，倾听德高望重的男人们庄重的祝福，长长的，像诗一样，然后，他们把酒举过头顶，一饮而尽。我们也跟着一饮而尽，我与余汝明交臂，又一饮而尽。大家让我唱歌，我放开了喉咙就唱，牧民们也跟着唱。人们尽情地吃喝笑闹。许多男人喝得酩酊大醉，撒着酒疯。大家尽兴而散。最后，兵团战士们帮着收拾场地，洗洗涮涮，拆帐篷装车离去。这群兵团战士的友爱和热情，极大地冲击了我对他们的成见。
人群散尽，只剩下我和他。
四周，万籁俱寂。
这是洞房之夜，是等了那么多年、流了太多眼泪等来的洞房之夜啊！
我想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
他很冷静，没有过去的激动，坐在炕沿上。我坐在了他的身边。他表情漠然，突然站起身，退到墙边，靠墙坐下。我又靠近他，他伸手制止，指着中间说，你就坐在那边，让我静一静。我惊异地望着他。他说，这是在监狱里呆出来的毛病。我不打搅他，静静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与我保持距离，现在的他与重逢时的他为什么判若两人？
他紧盯着门，我也顺着他的目光望去，门突然开了。
是方梓兰进来了。
余汝明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再也不看我。
方梓兰坐在窗下的小凳上。余汝明说，你很准时。她笑了，两个人开始聊天。余汝明满面春风，跟她聊得很投机，不停地说。他们谁也不看我。我插不上嘴，很无聊。这是婚夜，方梓兰怎么不懂事？我心里开始不自在起来。
方梓兰开始看表，说十二点了。
余汝明也说，十二点了。
他俩都在笑，说着十二点。
这是新婚之夜的十二点。
内蒙古大草原真静呵，只有风儿扑打窗棂的轻响。
他与她热烈地谈到了十二点钟，似乎没有我的存在。
就这样，洞房里坐着三个人。
我心里有些不高兴了。
方梓兰终于停止了说话。两个人笑着道别。余汝明送她出了门，回来时对我说，怎么，不高兴？女人小心眼儿。方梓兰这人很豪爽，也很讲义气，你不知道吧，你这次来结婚，她为你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她本来是要把户口办回北京的，都已经跟别人说好了，这次回内蒙古，她本应直接去呼和浩特，咱们牧场知青的档案全在旗里、盟里，有的还在呼和浩特。为了给你当伴娘，她放弃了个人的前途，你还计较人家坐在这里的时间长了。
我无言以对。
从他的话中，我看到自己原来这么庸俗。可是，她为什么为别人的婚礼放弃回北京，这种牺牲有多大必要呢？
余汝明说，你想一想，咱们小队除了她，哪儿还有女生？石梅在北京，跟文旭正闹得不可开交，怎么可能做你的伴娘？我说，十二小队的同学还有袁宁呀，童君呀，姜志毅呀……他们都特哥们儿。余汝明说，你傻不傻呀，哪儿有男的做伴娘的，伴娘只能是女的。
我一下子惭愧起来，耽误别人办户口的大事，我觉得真对不起她。
他望着我，笑了，说：你呀真是傻得可爱。他终于拥抱了我，动手脱去我的衣服。柔柔的灯光，照亮着两个赤热的躯体。他喘息着数数，说要创最高交合记录。他喝了酒，力气很大，非常了得……
门外，传来轻微的响动，显然有人在偷听。余汝明全神贯注地做事，不理睬我的提醒。做爱结束了，门外又传来响声。我警觉地推他。他懒洋洋地说，是那个小兵团战士……这些小家伙，就喜欢窥视别人的隐私，不过，中国民俗就是这样的，新婚的洞房之夜，小孩子们可以偷看。
婚礼过后，就要回娘家小住——蒙古人与汉人的习俗差不多。同学们准备了两匹马，还借给我们马靴。童君作为娘家哥哥陪着，在辽阔的巴音淖尔草原上疯跑了一个星期，住遍了与知青交往最密切——最有威望的牧民家。他们非常盛情地款待我们。当然，尼玛阿娘、恩布赫的家是正宗的娘家婆家。童君背着相机，为我们拍了很多照片。
回门之后，蜜月开始了。

所有的牧民、同学、兵团战士都自觉地不再来打扰，让我们过一个月安静甜蜜的新婚生活。余汝明宣布，要开始上班，说咱们是劳动人民，他在连队的菜园子里种菜，必须天天下地，说新娘应当坐在新房里，每天给新郎做饭吃，现在是小农经济，我耕田来你做饭，我担水来你浇园，土屋虽破能避雨，夫妻双双把家还。听了他的话，我很开心，每天送他早出，等他晚归，替他做饭。后来，他中午也不回来了，说在别人家喝茶。这样，过了几日，我觉得不像蜜月，一定要去帮他种地，他推辞不过，答应了。我去了菜地，原来这么近，没有五分钟的路，他怎么会给我一个很远的印象？地里，种着各种瓜菜。我帮他浇水，到了中午，他说队里有事，我要跟他一起去，他说这事太麻烦，你跟着去干什么，就在地里数瓜吧，有獾子偷瓜吃，每天都要数少不少。你数吧，数完了回去做晚饭，别来找我，小心队里说闲话。我当然不会给他惹麻烦，等他走远了，便一心一意地数了起来，一位老爷爷路过，见状说，长征姑娘呀，大老远的来俺们这里做新娘，跑大太阳底下干什么活儿呢，快回屋去吧，别这么傻，公家的事还不都是慢慢地做，快回屋去歇着吧。我怕给余汝明惹麻烦，不敢多搭话，数完瓜，又浇一遍所有的地，还不见余汝明的踪影，就回家去做饭。一连三天，都这样过去了。每天，他都疲倦地回来，不再热心做爱。他像换了一个人。他怎么了？他说是在监狱里呆的，要跟他这个历尽沧桑的人结婚，就要忍受他的怪异。他说，夫妻生活正常的是一周一次。于是，他开始冷淡我。他本来就与众不同，我自然也没有多想。
他不愿意我跟着他下地，不久，他牵来了一匹马，说去打旱獭子，做皮衣。以后，他便天天骑马早出晚归。我天天盼着太阳落山，等他回家。渐渐地，我开始难过起来。这哪儿是蜜月呀？天天盼他回来，也没几句话说。他不是说菜地很重要吗，现在为什么不去管理菜地？他变化得太快了，每天一回到家里，便懒洋洋地倒在床上．夫妻生活的感觉也大不相同，时常狠狠地咬我，尖利的牙齿深深嵌进肉里，痛得我直想叫，身上留下了紫红色的牙痕。夫妻生活就是这样的吗——难怪许多人都不愿意做女人。他的行为很令人费解，不过，他本来就是令人费解的人，因此，我也没有去深想。只是，我一定要跟他去打旱獭子。他说，没有马给你骑。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草原深处，我决定步行去陪伴他，不能让真实的他又变成一个幻影。我朝着他消失的方向一直走，在一处小山坡下，我听见坡上有女人的笑声。我爬上了那个坡，看见了余汝明和方梓兰！
见我来了，两个人站起身来
方梓兰一边去牵马，一边说，我早上来看看什么人在这坡上转来转去，原来是老余，打旱獭子真有趣，我走了。余汝明一脸吃惊的神色消失了，他望着方梓兰骑马远去，恨恨地说：你来干什么？！把我下的套全废了。你知不知道旱獭怕吵，来这么多人，它们就不出来了，你就会捣乱！我说：方梓兰不是也来了吗，她还骑着马，还说那么多话呢，不是更吵吗？他说，她与你不一样，她本来就是这儿的人，你不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说中午你回家去吃饭吧。他说，中午不回去，牧民在等我。说完，他纵马朝方梓兰远去的方向奔去，全然不管我会怎样想。我只好踅回陋屋，等他回家。
就这样，我很难见到余汝明的人影，每天在小屋里闷得无聊。余汝明又说，新媳妇不可以乱串门，尤其不可以跟异性交往，免得人家说闲话。小队里的同学都很懂事，不来找我聊天。我没马没地方去，正好有汽车去新场，便提出去看看韩智圣和韩大嫂，也看看莲花阿嘎和朝鲁书记的旧居。他说，让方梓兰陪我同去——她成了我的影子。我们坐上顺路的车，专程看望新场的熟人。
我驻足在莲花阿嘎的旧居前，久久不肯离去。碎了玻璃的窗在风中摇曳，屋内破败得令人心痛。当年这里多整洁温馨啊，经常回荡着牧民和知青们的朗朗笑声。如今，人去屋空，好凄凉的感觉。莲花阿嘎呀，我看你来了，你在哪里？我好想你呀！不知不觉，眼泪盈满眼眶。这时，方梓兰在叫我。她是后来牧场的，不知道我们的故事，也不了解我为什么会伫立在这空荡荡的屋子前发愣。
我跟着她，到了她住的房间。这是她的临时住处。她说，她四处为家，高兴住哪儿就住哪儿。这是一排红砖房中的一间小屋，里面摆了两张木床，铺盖很简单。她在换衣服，内衣破得令人伤心。于是，我这才想起她不幸的身世，才明白余汝明为什么那么心疼她。她实在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
方梓兰陪着我去一家家拜访。
我们看望了韩智圣，他情绪不很高，还在讲述兵团整他的老故事，说我们十二小队的人被关学习班时，他被关进地洞一两个月，出来时双目都看不了东西。他只有怨言，却没有新的想法，令人索然无趣。我们又去了桂花的家。她的疯病一直不见好，嫁给了一个暗恋着她的小木匠。小木匠心甘情愿地养着她，这是她的福气。她成了真正的疯子，不认识人，头发剪得很短，蓬乱着，衣服脏兮兮的、目光呆滞。想起从前的她，那么聪明活泼，那么光彩美丽，真让人痛心。我们还看了几家知青，都结婚了，有了孩子，孩子送回北京，她们牵肠挂肚地心痛。这是知青们新的痛楚。未婚的女知青们，住在一片自盖的土坯屋里。在小学校里的大屋里，许多女知青将木床集中在一起，床头的小课桌上摆满了学生作业。她们都是小学教师，校长也是北京知青。她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看来，大多数知青选择了稳定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知青们的特点使然，并非害怕了艰苦的游牧生活。
方梓兰牵来了两匹马。我们骑上马，去看望场部附近牛棚里住着的友人。棚主未归，我们只好往回走。远处有人纵马而来，是余汝明。他一定想我了，我好高兴。他来到方梓兰面前，下了马，从背包里取出一套书。我下了马，伸手去接。他说，你别动，将书递给方梓兰。他不看我，直视着她说：这套书借给你看，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他俩旁若无人地谈了起来，谈该书主人公的悲剧性质，谈罗曼·罗兰，谈婚姻，还谈这次盛大的婚礼。方梓兰说，我看你老余办婚礼不过是政治示威，为巴音淖尔的过去争口气。余汝明说，你好眼力，我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没有被整垮，精神不死。其实，婚姻有什么劲，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你看，这套书的主人公一辈子过得多自在。他就不要婚姻！他俩相视而笑，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又一次忘记我的存在。我插不上话，像一个多余的人。我说，我想看看这套书。方梓兰友好地说，给长征看吧，反正我也看过。余汝明依然坚持着，说：长征以后有机会看，现在还是再给你再看一遍吧。我想，也是，我们是两口子，还能没有机会吗？遂不再坚持。方梓兰收好了这套书，于是，我便永远记住了这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这套书的第二次出现，已经是两年以后了，依然是余汝明交给了方梓兰。
婚期中，我与连里的兵团战士有一些接触，了解了她们的辛酸苦辣。她们不再是威风凛凛的阶级斗争冲锋队员，如今她们的地位跟我的过去有些相似了。我走后，连里有很大变化，也发生了许多事情。一位战士病了，请求休病假。连领导说他是装病．严厉地强迫他上工。结果，这位战士死在了地里，引起全体兵团战士的公愤，在一位复员军人的带动下，掀起了集体反抗的大行动，砸烂了连部所有的玻璃窗，上房揭瓦，反正房子也是大家自己盖的。师部闻讯，断定这是反革命暴乱，派人镇压。那位复员军人匆匆逃进霍斯淖尔浩浩荡荡的芦苇荡里，无路可走，饥寒交迫，于是，点火自焚了。“暴乱”平息了，全体知青都背上了黑锅。凡是砸玻璃掀瓦者，全部扣除工资作为赔偿。从此，初建兵团时的豪情荡然无存，大家开始混日子。许多男孩子留起了象征颓废的长发，许多女孩子坠入了爱河。有人将谢萌萌从男知青的被窝里赤条条地拖了出来，她已经没有了羞怯……听了这些，我无言以对。责任在谁呢？时代？当权者？当然难辞其咎。但是，我们知青自己呢，是不是也应该自省？在这场混混沌沌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那个整过我的金巴连长复员了——回老家去种地了。临走时，说请人给我带话，说曾经对不起我，向我道歉，请我原谅。听了这些话，我鼻子酸了，百感交集。我从来都没有认为金连长坏，我不怪他，反而同情他的遭遇。他已经跌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心境一定不会好。我祝愿他活得好，一切重新开始。
婚假报快度过了。
蜜月不蜜，独守空房，这种感觉，对谁都难以启齿。我与余汝明之间像隔了一道透明的墙，咫尺天涯。
因为我没有马，只能乘车回旧场部。余汝明骑马走了。当我独自回到小屋，心里空落落的。我想起了石梅、文旭、葛温温，他们为什么没来呢？余汝明回来后，我刚一问，他的脸就沉了下来，说：你真傻，傻得没头脑！你想一想，文旭怎么有脸来。你知道你为什么被关吗？是他出卖了你！你想想吧，为什么石梅没被关起来，还有放牧权，你却没有！是他害了你。我们牧场的运动全毁在他手里了，朝鲁被抓就是他出卖的！是他外调回来说朝鲁是“内人党”，牧民便把朝鲁送回场部了，所以莲花阿嘎才会死。那个石梅媚气十足，看见文旭外公被关押，后台没有了，就不要他了。告诉你吧，石梅还追过我呢！我比文旭更有魅力。文旭哪里配得上她，他根本没什么头脑。凡是有思想、有文才的女性都会看得上我。我不想开这个玩笑——哪一天，我向石梅求爱，她肯定上钩！叫她脱裤子她都会干。你长征有这么大的面子，都是我给的，是你丈夫有本事，才把你请到内蒙古来成亲。你别以为这是什么爱情的力量。内蒙古这地方，女人太少，有本事的人才讨老婆，没本事的人打光棍。女人脱了裤子都一样，什么爱情不爱情的！
一席话，说得我目瞪口呆！
我不敢相信，可又不能不信。他强调说，以后再也别跟他们来往了！我点了点头。
他从卫生员韦强那里要了避孕药，每天看着我吞下去。我说．你不是希望咱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草原上吗？他说，那是从前的想法，现在不能要孩子，我们两地分居，有了孩子太不方便，会连累我们的。他曾经多么渴望我为他生几个儿子啊，这个梦是他带给我的，此刻，我心里有些难过了。
婚假结束了。离开草原的前一天，余汝明拿来一册手抄歌本，交给了我，说：你不是爱唱歌吗，给你借一个歌本抄抄。我翻开一看，惊喜不已。这是秦跃收集的蒙古族歌曲，用蒙汉文工工整整写成，字迹秀丽干净，妙极了！我匆匆抄了几首歌，天就黑了。我埋怨余汝明，为什么不早一点借来，看来抄不完了。他笑而不语。我将歌本收好了，准备明天上午还给秦跃。第二天上午，秦跃来取歌本，我立刻去包里取，奇怪，不见了。我将书包全部掏空，仍不见踪影，再查找别处，依然没有。泰跃不高兴了——这是他数年来心血的结晶呀。可是，它现在却不翼而飞！我心里好难受。这时，车来了，我要离开草原了。我说，还没找到歌本。余汝明一进屋便催促道，不过就是个歌本嘛，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走吧走吧，对车啦！他提了包，秦跃也送出来，看他沉默的表情，我知道他一定很难过，觉得很对不起他，怎么办呢？
车开了，途中，我打开手提包取东西，伸手触到了什么，一看正是秦跃的歌本！哎呀，怎么会在这儿？我问陪同我的余汝明是怎么回事儿，让他带回去，还给人家。余汝明幽幽地笑，将我的手按住，诡秘地说：傻瓜！不过一个歌本而已，还不还无所谓！你带回家慢慢抄，管他要不要的！我不知说什么好，也许他有他的想法。我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有一种做了贼的感觉。我想，秦跃心里肯定恨我，认为我贪别人的东西，可是，余汝明拿它又有什么用？这件事成了一个秘密，我又不知如何处理，每次提起，都被他压住了。就这样，我心里难受了很久。以后，余汝明来江城时，还让我把歌本取出来给他看，可是，他离开江城回京时，歌本便失踪了。我猜不透，他想要这个歌本，为什么采取这么复杂的方式呢？为什么要让秦跃认为是我故意不还呢？其实，我原来根本不知道秦跃有这本民歌集，我又何苦费心去把它据为己有呢？我觉得，余汝明怪异得出了格。

[size=5][center][b]四 困惑[/b] [/center][/size]

我超假了，受到了单位的惩罚。
我不明白，余汝明为什么天天忙着上地里干活儿，实际上却是在做其他事，后来又忙着打旱獭子，早出晚归，并不迷恋来之不易的蜜月。当我反复告诉他，违反了纪律会受罚的，他说，管它什么纪律不纪律，就说是火车路上出事了，生病了，你怕什么！那个时代，假期严格，人人以革命工作为第一生命，报刊和厂播的这种宣传更是日夜不休，破坏纪律者是要受到鄙视的。我的婚假大大超了，无论怎么小心地提醒余汝明，他都听不进去，完全不考虑我的处境，却又让我独守空房。超了那么多天假，我回去以后该怎么交待——尤其是我不会撒谎，所以每天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回到江城，我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入夜，距离使我又陷入遐想，于是，爱情重又变成了令我憧憬的美丽童话，那么令我迷恋。我用想象编织着完美的爱情境界，他依然是这境界中的白马王子。等待自己心爱的人，那种感觉同样是一种幸福。也许，沉浸在爱情中的女人，都是这样盲目吧。有时，我也在想，他还像在狱中时那么爱我吗？他为什么对我不热情了？
回到单位后，人们对我十分冷漠。
原来，我的丈夫竟是牧羊人，各种谣言四起。
我不理睬，让大家去说吧。
这时，邓小平又复出了，上任第一件事是抓农业，要在农村展开学大寨的思想教育，把生产搞上去。我非常赞成，也非常佩服他的不倒翁精神，便积极报名参加了省工作队，去了省内最穷的大山区。
工作在深山中，离余汝明更远，可是，我却更加牵挂他，异常紧张的工作之余，我写去一封封信，天天盼望他的回信。我伫立在大山中的田野里，小河旁，面北长叹，盼望着飞鸿传书，这种盼望，令人肝肠寸断。
终于，他来信了，说要来江城，还说要到大山中小住，亲身感受山里人的生活。我兴高采烈，等啊盼呀，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匆匆洗去浑身的泥土，从山区赶回江城。我们终于又团聚了。他来到江城，住在我父母家中，婚姻终于使他踏进了我们的家门。他与我一同去医院探望生病的父亲。他在我父亲面前，十分注意言谈举止，还带来许多京城的上层小道消息，他大谈邓小平，说邓小平就要重新主持工作。他的言论获得了父亲的好感。父母都在医院里，家就成了我们的天地。他少了许多顾虑。虽然我们没有了夫妻生活，但是，我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爱情经历过太多的苦难考验。他似乎对我父亲的住处很欣赏。此时，王大可已经出狱了。他给北京的王大可、胡敏写信，交流情况。胡敏成了一家杂志社的编辑。余汝明每次提到他，都会轻蔑地说，胡敏考编辑是偷了他的思想和文章。但是，表面上，他们仍书信不断。余汝明在信中描绘我们的住处，写成了一座山间别墅，点缀在绿荫深处，像仙境一般。他似乎真的沉醉在仙境中，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炫耀。
就在这休假期间，我和余汝明坐在收音机旁，听到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十分震惊。余汝明拍案而起，在室内踱来踱去。他是一个政治动物，凡是重大政治事件，他如果不在场，心理就会失衡。接着，他收到了胡敏的来信，嘲笑他的世外桃源，说中国人民发出了最后的吼声，天安门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件，老百姓在为真理流血，你却躲在山间别墅，悠哉悠哉！读罢，他脸色大变，击掌叹息，情绪激动，嚷着要回北京赴汤蹈火。一会儿又低下声来，说胡敏是胡说八道，中央采取措施一定有道理，政治从来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太平时施仁政，动乱时就施暴政，现在毛泽东老了，林彪死了，中央无疑在找接班人，如果全民投票选择国家主席，我就左手投江青一票，右手投邓小平一票。不过，无论如何，我必须回北京了，北京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我看，江城人对什么事件都无动于衷，市民气太重。我惊讶地望着他，不知如何回答，只是，我知道，他这个敏锐的政治动物是一定要走了。
我恋恋不舍地将他送到车站，望着他渐渐远去，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等他盼他，好不容易休二十天假，他说要陪我在山里住一个月呢，可是，这次他来江城小住，却始终心神不宁。我向他述说山中百姓生活的艰难，他听而不闻。这时，我与他完全没有了夫妻生活。他说是在监狱里打坏了。我无法相信，因为，他初回北京时和新婚之夜时，根本不是这样，并且恰恰相反。显然，他是自欺欺人。但是，我不了解男人，也许是男人生理上的变化无常。我认为不要紧，重要的是他永远爱我，心里永远有我，我就心满意足了。他才来了一个多星期就要走了，我舍不得呀！他说，作为职业政治家的妻子，本来就该如此。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朗诵着这悲壮的诗句，支撑起我脆弱的感情。我含泪从火车站回来，心里十分难过，实实在在的他又变成了幻影……
他走了以后，我全身心与社员们一同学大寨，努力把生产搞上去。
他来信了。原来，他没有去赴汤蹈火为真理而战，而是结帮搭伙游玩泰山。他描述着泰山风景的奇伟，同游佳人的可心。这群佳人有方梓兰、葛温温，还有小莫……他与她们玩得十分酣畅、快乐……
我心里酸酸的，平添了许多烦恼。
我不再多想，一心扑在了山村的生产上。这里很穷，土地贫瘠，老百姓缺吃少穿，穷得让人心碎，因为欠收，五年未交公粮。工作队在老乡们眼中很了不起。我觉得，有权不用，实在对不起父老乡亲，因此，天天和乡亲们一起下田，披星戴月，累得发高烧三十九度七，依然咬着牙下地拼命工作……
天安门事件后，政治气候又变了。报纸上在批判“右倾翻案风”。上级布置省工作队带领社员学习批判文章。我身在基层，深知上头一句话，就会造成基层的地震！我与山民们共同度过了粮荒，坚信乡亲们有饭吃才是根本，不忍心让庄稼枯了黄了去搞什么大批判，反正我有权，便把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报纸压在了床下，不予以传达。我依然狠抓生产，根据乡亲们的意见，没有搞大寨式的评工分，而是实行包田计工分，激发了积极性。乡亲们拼命干活儿。这一年，我分工的生产队获得了多年不见的大丰收，人人喜笑颜开。我与社员一起修了储水池，解决了水田缺水，还在池里放养了鱼苗。秋季，鱼长得有一尺多长，乡亲们高兴地吃到了鱼。当工作队离开山区时，全村男女老少送我到村头，依依不舍。我也舍不得离开乡亲们。我想，只要这样再干上几年，穷村一定会变成富村，可是，现在全国批判右倾翻案风，我个人无回天之力。我亲眼看见，当时的农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九七六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
大地同忧，中国向何处去？！
当年十月，被称作“四人帮”的集团垮台了。我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只是，余汝明半年没有来信了，在我心里，他更像幻影了。
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探亲假。我买了大包小包的江城糕点，乘上北去的列车。北京知青像过去那样来接我，人群中多了一个方梓兰。余汝明一脸的冷漠，没有了往日的兴奋。
在去招待所的路上，他推着自行车，一言不发，只顾自己走，棉被差一点从车架上滑落，我小跑着扶住，紧跟着车子。我们住进了他父亲单位的招待所。夜里，他将被子拉过去，裹住了自己。我的身子裸露在寒冷中。他还是那么自私，而且又多了冷漠。
几天后，朋友们邀我和余汝明去北海公园。当时，北海公园已经关闭很久，不开放，是找了关系才有这个机会的。
大家都很兴奋。
朋友群中多了方梓兰和小莫。
大家边游玩边窃窃私语。我这才知道，是余汝明写给中央领导人的建议书不翼而飞。事实证明，他的事总是牵连着这群人的命运，因此，他的事也就成了大家共同的事。于是，朋友们像讨论国家大事似地议论着。
到了九龙壁旁，见有一个画展厅，余汝明带着我进去了。他关了门，说要陪我单独观赏这个画展，难得两个人同游，虽然他的行为霸道了点，但对他的关爱，我十分珍惜。听着他讲述这一幅幅画以及宫殿里的故事，我心里漾满了幸福。我渴望的那种感觉终于回来了，我们生死与共这么多年，今天才体会到两人世界的幸福。我紧紧拉住他的手，细看每一幅画，假装听他评论，其实在体验这幸福的感觉。我们在一起逗留了好一阵子，他才去开了门。人们在门外等着我们。我们在殿外的玉兰树下合了影。他说，慈禧太后的小名就叫玉兰，因她喜欢玉兰花树，所以这树才改名叫玉兰花树。我好佩服他的博闻多识。
以后，他天天在家看书，让我陪着他，哪儿也不许去，又不与我说话。好久没来北京，前几次都来去匆匆，我说要买张月票出门去逛逛，他说早逛腻了，有什么好玩儿的。他不准我买月票，只让我陪着他看书，从早看到晚，说职业革命家的日子就是这么枯燥，你耐得住吗？他不许我碰他，说会影响学习，也不许我做别的事，说也影响他学习。夜里，他说不能有夫妻生活。有一天，他说：你闷了吧？自己出去逛商场吧，我不能陪你，我要学习，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
于是，我独自去了。他让我给他买一件衬衣，要我好好慢慢地挑选，多跑些商场，别急，看好了再买。独自买东西，心里不踏实，总是惦记着他。我匆匆忙忙在附近一家小店买了衬衣，怕他有什么事情，风风火火地跑回家，他却出了门。阿姨说，他跟方梓兰一块出去了，还说他俩早就经常在一起了，那姑娘也在内蒙古。你在江城，你们一年才见一次面，又担心又花钱，何必呢，干脆他跟方梓兰结婚，就在内蒙古不用来回跑了，对你对他们都好。
我笑了笑，心想，阿姨不过是妇人之见，哪里知道经历过患难的感情何等珍贵，自然也就没有往深处想，只是奇怪他拒绝陪我逛街时，却立刻陪方梓兰出去……
第二天。清晨。余汝明又让我去逛街，说昨天买的衬衣难看极了，快去换。我去了，争执很久，人家不给换。那个年月，售货员脾气都特别大，得罪不起。我悻悻地回了家，他却又不在……
到三天，他又要我出去逛逛。这一次，我坚持跟着他，无论他说什么。他说，你呆在家里等我，我办一点事，马上就回来，说罢就出了门。他刚一出门，我便跟了上去。他往招待所走，我赶上他，与他走在一起。他冷冷地说，你来干什么。我没有解释，我们默默地走着，谁都不说话。我明显感到了，他变了，在嫌弃我，常说我的腰太粗，脖子太短，嫌我总是挺着肚子，像要生孩子似的。生孩子难道不是好事吗？等了这么许多年，终于可以要孩子了，应该高兴，他却相反，为什么呢？
到了招待所门口，守门的师傅用眼睛朝门里瞄，他分明是在用眼神向我示意什么。余汝明走到门前，俯耳听了又听，用钥匙开了门，里面坐着方梓兰。余汝明像是吃惊地说：你来了！为什么听不到一点声音？她望着他笑了。她盘在头上的辫子解下来垂在胸前。记得余汝明曾经说过，他喜欢看她的长辫子。她是怎么进来的？我知道，这间屋子有两把钥匙，我向他要过另一把钥匙，他说夫妻俩有一把钥匙就行了，夫娼妇随嘛……显然，另一把钥匙给了方梓兰。
方梓兰看见了我，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奇怪，她为什么这样，表情那么僵硬？余汝明说：哦，你又是来借书的吧？这时，我发现床头放着一套书，竟然还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将书递给她，让她拿回去看。她笑着说看过两遍了。我说，也挺想看一看。他说，还是让方梓兰再看看，这书写的是音乐家，她家人懂音乐，你不懂……
这以后，一连几天，他着了魔似地往方梓兰家跑，说是被她母亲的高雅所吸引。他不再拒绝我跟着他。当我见到这位老音乐家时，顿时也被迷住了。她谈笑风生，魅力非凡。她讲自己的专业，拿出自己的剧照让我们观看。我非常喜欢方梓兰的妈妈，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然而，我觉得余汝明不一样，明显地在献殷勤。我明白，余汝明心里有了方梓兰。
临回江城前夕，余汝明与我一同去首都体育馆看杂技，路上，他突然说：“咱们离婚吧！”什么？我吃惊地望着他，脑子轰一下，不知不觉，两行泪水夺眶而出，“你胡说！”我哽咽道。他发现路人在看我们，立刻说：开玩笑呢，你还当真呀，快别哭了。你看，别人都在看咱们呢，你别这表情，好像谁欺负你似的。我破涕为笑了，说：怎么可以开这种玩笑！他说：你呀，根本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们走到一座月票亭前，他说去买一张月票。我又一次吃惊了，说：我来北京一个月了，你都不准我买月票，不准我出去玩儿，不仅每天让我陪你看书，而且连话都不许跟你说，现在自己要买月票……他不再多解释，又一次说：“咱们离婚吧！”我说不出话来，大脑一片空白，两耳轰鸣得厉害，一时竟然不知道东南西北，脚下却在不停地走，走呀走呀，似乎有谁在喊我的名字，当我意识到时，发现自己已经从西城直走到了东城的美术馆。我想起来了，本来是去首都体育馆看杂技的，票在余汝明手里，于是，又往回走。晚风中，我走呀走呀，不知什么时候，我看见了余汝明苍白的面容，正僵硬地笑着，那么陌生。我困惑地望着他。他低声说，别把玩笑当真，你看，多好的两张票作废了。
回到江城，我心里依然在隐隐作痛，唉，怪自己没出息，一点儿玩笑都经不起了。

五 陷阱

一九七七年。盛夏。
余汝明来到了江城。现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已经解散了，干部们大捞了一把，将毛皮、木头、毡子……钉进大木箱，一车车拉走。余汝明改变了对返城的蔑视态度，说：只要能回城，管他什么后门前门的，有窗户也行，钻回城去！听说，有的知青讲，钻窗户钻门缝都行，哪怕是钻狗洞呢，也要钻回去。童君已经在草原上成家了，找了一个蒙古族的小姑娘。他很满意自己的选择，但是，来信中也流露出对枯燥生活的厌倦。返城，像雪崩一样，已经势不可挡。
我第一次厚着脸皮，买了高级糖果去求人。
可是，人家说余汝明是边疆户口，进城难，只能先调到城市周边的农场再说。他没有想到会这么麻烦。他把我父亲的权力估计过高了。我父亲不是一个会使用特权的人，这显然使他失望。为了体验未来的江城生活，他用了几天的时间去挤公共汽车。那时，江城交通条件很差，拥挤不堪，到处是武斗留下的痕迹，许多公共汽车都没有窗玻璃，人们上班挤不上车就拼命从车窗钻进去，或吊在车门上，比杂技还惊险。没有几天，余汝明便悻悻地说，江城不适合我，这里的人太市民气，没有太高的追求。北京才是政治文化中心，我这种人只有在北京才能发展，不然我一辈子就完了。我不是一个俗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不能留在江城！
这时，知青们已经人心涣散，成了没有人管的自由人。我却不行，因为单位有严格的纪律，必须天天按时上班。余汝明天天一言不发，默默地坐在靠椅，上目光沉郁，心事重重。他说，他是思想家，思想家生活在思想中……我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变得越来越古怪了。
我每天上班，他就出门去挤公共汽车，跑遍江城，弄得一身臭汗回家。家人请他洗澡，他拒绝，或者白天足不出户，不理睬大家，神情冷漠。邻居专门来看他，他却不屑一顾，弄得不欢而散……余汝明不是这样的，他历来是社交高手。他怎么了？每天吃饭，按我们家的规矩，历来是父母先入座，子女到齐了才开饭。余汝明却不管不顾，饭菜摆好后，不等任何人，他便旁若无人地吃起来，很夸张地挑肥捡瘦，嘴里叭叽叭叽乱响，一似饿粮的吃相，全家人看得目瞪口呆。我红着脸替他圆场，说他从小没有妈妈，没有人告诉规矩。妈妈心痛没娘的孩子，当然也就不介意了。
余汝明住了一些日子后，说：你家表面上堂皇，其实很穷，不如我家有钱，差别人太了。我淡淡一笑，没有在意。
兄弟姐妹为了亲近姐夫，邀他去风景区旅游。一路上，他表现得极不耐烦，指桑骂槐，看什么都不顺眼，半途上便不欢而散。他的怪异得罪了全家和邻居，我天天为他担心，惟恐又弄出什么不愉快来。
现在，一回到家里，他就沉浸在高乐中。为了帮他排遣烦恼，我特意给他买了一个曼陀铃。他天天慢慢地调琴弦，一直调了三天，然后弹起忧伤的曲子。他的琴声使我想起了十年前——他在学校里拉二胡，声音那么沉郁、感伤，令人心酸。我感到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好心痛，他在草原时的那种朝气哪里去了？他说过，要像江姐、许云峰这些革命者一样坚强，百折不回，汝明啊，你不要太伤感，路要步一步走，你有什么难处，只管对我说呀，我一定全力以赴地帮你，不要这样消沉，好吗？
自从去年的探亲假以后，我们就没有了夫妻生话。他常说是在牢里被打坏了。我知道，他是在说谎，真打坏了就不会有新婚之夜的“创记录”了。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太伤感了。每天，他一边说自己不行，一边压在我身上，百般抚弄，挑逗，引起我的欲望，却又突然放弃，然后像猫儿逗弄老鼠一样，盯着我难忍的模样，表情怪异。这种感觉是一种痛苦，一种受罪，他却要反反复复地这样做。他不停地撩拨，又不断地突然放弃，直到我感到厌倦，沮丧，疲备不堪，好像是体罚一样。于是，他说，古时对女人有一种刑罚，就是让正值发情期的女人与丈夫见面，撩起性欲，但不许与男人发生性关系。这种刑罚，曾经记载在古代的法典中。这种刑罚，很残忍，也令人很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又难以启齿，因为中国女人受到封建的伦理道德约束。现在，你跟我这种不能有夫妻生活的人长期在一起，不正是一种体罚吗？你很痛苦，又有苦难言，你心里好受吗？我无言以对。他明知如此，却又反反复复折磨我，甚至还在我耳边说，你看你这表情，忍不住了吧？荡妇！没男人你受得了吗？！听罢这话，一种深重的耻辱袭来，笼罩了我，心里像受到了重创。我不是荡妇。我里你的妻子。我一向安分守己。我等你想你爱你呵，是你在拼命地折腾我，却又出此恶言，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的妻子呢？
我感到痛苦，不仅仅是肉体，还有灵魂。
婚姻是什么？
我从肉体到灵魂感受到的——就是痛苦。
他一百六十斤的躯体，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令我喘不过气来。时间长了，江城的天气又闷又热，我几乎要窒息。他在我耳畔说，我体重增加这么多，不都是为了你吗？为了满足你，我拼命吃激素，所以才长得这么胖，你不是要我吗？我这么重，你受得了吗？于是，我深深地内疚，可是，我从来没有让他吃激素呀。我说，你千万别吃激素，汝明，强求自己了，没有夫妻生活不要紧，只要你心中有我。他说，这是一种病，我便陪他去医院。他进了门诊室，不准我进去，他与医生在关了门的房间里长谈。终于，他出来了，说：他得了性功能障碍症，即不孕症，将来不能生育，是精神因素引起的，那医生是性科专家，说他是冻坏了，很难再好。我说不要紧，会治好的。于是，他每天去医院打针，但不允许我陪他去，说女人陪男人打这种针很丢人，只能说明女人性要求太强，弄得我又感到了深深的羞耻。
这一天，他从医院带回来一张证明——得了性神经衰弱。我说，不要紧，不是器质性病变。他说，医生是为他着想才这么写的，因为一旦写下真实病情，等于判了死刑，毁了人的一辈子，将来找工作都成问题，飞行员检查还专门检查小伙子的这一项呢，不合格不能录用。其实，这辈子算完了，再也享受不了女人的艳福了，他夸张地连连叹气。闻言，我并不吃惊，因为我早就做好了各种准备——一辈子患难与共。在我眼里，他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了夫妻生活，会使他和我变得更圣洁。
这些日子，他拿着病情证明找父母谈话，找姐姐、弟弟谈话，不许我跟着听。从此，我发现家里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疏远我。
每天临睡前，他大谈男女性生活，精神抖擞。我睡着了，他也一定要弄醒我听他讲。我困得眼睛睁不开了，他一定要我睁着眼睛听，天天如此。白天，我要上班，全神贯注地工作，夜里连续这样，我有些熬不住了。他可以白天睡觉，可我不行呀。他说，你丈夫是不行了，你受不了去找野男人我也不会怪你。我在矇眬中告诉他，我永远不会找野男人！一辈子守着他过日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讨饭婆也要跟着他。他说，你真傻，一点没有女人的个性，他就佩服潘金莲，她是妇女解放的典型，敢于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敢跟相爱的男人不结婚就发生性关系，挺着大肚子去坐牢也在所不惜，还说，你敢去找个男人跟他怀孩子吗？我不怪你，谁让我自己不能生孩子呢。他的口气很认真，我浑身一震，突然惊醒了，他在鼓励我去找野男人怀孩子，挺了大肚子去坐牢！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思怪想？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真的坐了牢，他会怎么样？他会救我出来吗？就是出来了，人们又会如何看我？我不敢想下去，也不相信他真是这么想。只是，他此刻的神情极为冷静，冷静得让人不安。我说：我绝不会去找野男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谈起了与方梓兰、小莫一同游泰山的事，说小莫跳下一个高高的岩石时，他双手接住了她，顺势搂在怀里，她脸色通红，好叫人开心，说明小莫心中有了他，可惜了抱她的只是一个太监，言罢，他得意地笑了。他又扯到了方梓兰，说她身世可怜，与他经历相似，只有她才能真正理解他的内心。我静静地听着，无言以对。从他的话语中，我得知方梓兰腰椎有病，而且骨盆狭窄，不能生孩子……我叹息起来，心眼深深地同情她的不幸。
他告诉我，他计划写一部巨著，像《史记》一样，要花费很大力气。我兴奋起来了，喜欢他这样有抱负。我说，我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他的眼睛亮了起来，说：你真的支持我？我坚定地回答。他说，你愿意为我的事业而牺牲吗？我要是像司马迁一样受了宫刑，你也肯跟我？他见我点头，斩钉截铁地说：那么好吧，你的牺牲就是与我离婚！
我睁大了眼睛，但是不再吃惊，听他说下去。
你要是真心支持我的工作，就必须与我离婚，因为你，我的婚姻已经成了我工作的最大障碍。你现在是我的精神负担，影响了我的思考。他说。
我没有拖累你，而且一直全心全意地支持你。我完全靠自己生活，没有得到你的一点照顾，还省吃俭用地节约钱和粮票来帮助你。我说。
那有什么？能解决多少问题？他说，实际上，你和我的婚姻关系牵连了我不能调回北京，将来窝在这里，一辈子都完了。我必须回北京，只有离了婚才能办到。如果你不肯离婚，我只能办到江城的郊区农场，再办回北京的话，又要等许多年，那时，我已经老了，还写什么书？就因为我与你的婚姻关系，害得我连工作都找不到。去年，呼和浩特招收教师，有文凭的未婚者可以去大学任教，而结了婚的连中专的门坎都进不去，你说是不是害了我？
想不到会是这样，我愣住了。
他见我不说话了，情绪更加激动，说：你已经回城了，有了工作，能不能为我考虑考虑？我只有回北京才可能发挥我的能力。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可以说是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心，有最丰富的藏书和资料供我参考，不回北京，我怎么可能完成我的巨著呢？为了一个普通的女人，放弃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巨著，你是不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这种牺牲是不是太大了？！
我流泪了，低下头去，无话可说。
你说你没拖累我，不对。为了你，我每年都要花那么多路费，内蒙古那点钱全扔在了铁路上，心里还总是记挂着你，这是不是我的精神负担？
你一年才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说。
你有什么权力这么说？你都不肯放弃工作来内蒙古陪我。你知不知道，我每天用了多少时间钻研理论，撰写文章，身边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而且每回一次家，就花光我全部的积蓄，用什么买书买资料买纸笔……
听着听着，我更加泪如雨下。我无权再说什么，都是我不好，无意中拖累了他，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心里有无限的委屈，一时却理不清楚。
其实，你我之间的关系已经名存实亡。这两年，我与你根本就没有夫妻生活。这种死亡的婚姻，保留了又有什么用？我已经咨询了街道办事处——凡是男方有生理问题的，根本不用上法庭调解，只要有医生证明就可以离婚。再说，这两天我跟你爸爸讲了我们之间的性情况。我告诉了你父亲，你的性欲很强，我有病，满足不了你，我不能耽误你，只好离婚，你已经同意了。你父母都表示很惋惜，但是，他们也不能干涉我们的事。他们都懂得婚姻自主是法律规定的，如果干涉，可以告他们呢！而且，你父母封建思想很严重，都想要你给他们生外孙子。你要是真的孝敬父母，也应该为两个老人想想，赶快找人结婚，给他们生外孙子……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嘴唇一张一合。
我的心像刺进了一把尖刀，涌出殷红的鲜血，钻心地痛。
他怎么可以这样胡说啊！
余汝明依然喋喋不休地说着，语气咄咄逼人。
告诉你，第一，你必须马上跟我办离婚手续，越快越好。为了支持我写作，你肯为我牺牲吗？
他盯着我的眼睛，等待回答。我沉默着。
好！沉默就是认可，也就是说，你同意与我离婚了，痛快！但是，我要告诉你，关于写书的事，你必须严守秘密，这是关系到千古的大事。对你的母亲，也必须守口如瓶。你很了不起，为了我的事业牺牲婚姻，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方梓兰就很敬佩你。第二，离了婚，要有人照顾我的生活。方梓兰和小莫身体都不好，你看，她们俩谁更适合我？我最相信你的眼光，所以对你毫无保留地说心里话，请你来帮我选一选。
此刻，我的心脏快碎裂了。
他却要我为他另选新夫人。
我的眼泪快流干了，心里的血也快流干了，他却沉醉在自己的快乐里，仰望着天花板，不断地自言自语。他说．小莫有才华，就是长得丑，但是他不嫌。不过她太瘦弱了，像是林妹妹，经看不经用。方梓兰呢，像古人说的红颜祸水。她长得真漂亮，迷得咱们十二小队的男知青全都变傻了，一个个以为她跟自己好。她早不是处女了，跟好多男人有关系，像个妓女。不知这家伙怎么想的。把咱们小队的哥儿几个都耍了一遍，现在谁不恨她？说她是狐狸精。其实，她挺可怜的，即使是狐狸精，我也不嫌弃她，她没有生育能力，以后谁会娶她？所以嘛，我这个废物，配她这个废物，正好一对儿。不要孩子就算了，你说呢？长征，在听我说吗？你吃醋了吗，女人就是醋坛子，我就喜欢看女人吃醋……
他在大谈女人吃醋。可怜的女人呵！
此刻，我已经不是心酸，而是心碎。
我倒在床上，无声地流着泪。他兴奋地坐了起来，拉着我，让我答应他，马上去找一个男人结婚，他说，听我的话没错，你必须在三个月之内办好这件事，这样我才会安下心来，这才算是真正支持我的写作，听到了吗？！他在命令我。
我摇摇头。女人也是人，不是机器，怎么能说另嫁就另嫁呢？我心中的爱情，应该是最纯洁最崇高的。也许，我古板我守旧，但是，我纯情我真心，我不能接受他——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命令。他又说，那你就找咱们小队的人吧，选谁都行，必须明确答复，不然他不会安心，依然要影响他的写作计划。他—一问我，咱们小队的人怎么样。我说，在我和石梅最困难的时候，杨亦森借给我们牛车，他真是个好人。余汝明说，那你就马上给他写求爱信。我问，为什么要写这种信？他说，你必须写，只有拿到了你的这封信，我才会安心去写作。你想想，现在最影响我完成那部巨著的人就是你，只有解决了你的问题．才能解决我和方梓兰的问题。你忍心看着我写书时没人照顾吗？我会废寝忘食地写作，必须有人照顾我呀！
哪儿有女人给男人写求爱情的，我说。
这才叫女性解放，为什么不可以！他说，不仅要写，而且一定要发自内心，写得让他同意才行，否则将会误了他的大事。他找来纸和笔，摆在我的面前，执拗地催促我。我痛恨自己的脆弱，痛恨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没有从对他一一具有远大抱负的“共产主义者”的迷信中觉醒，挡不住步步相逼，写下了一封令我蒙羞一生的文字。写罢，他仔细地看了又看，点点头，放进衣袋里，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
翌日，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了婚姻办事处，了断了这段磨难了十年的婚姻。他的医生证明果然管用，没费口舌，就办好了离婚证。我们在上面接下指印时，我觉得心脏都在痉挛。他摇摇头，重重地叹息，一脸悲苦的样子，说：好像杨白劳的卖身契呀！听了这活．我的心又像冒出血来，好痛呀！他拉着像木头一样的我回到了家，向我的全家人展示这张耻辱的证件，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从此，全家人对我反目。父亲尤其严厉，说：因为别人有病就这么抛弃，是不道德的，太不像话了！他以老军人的锐利目光，冷冷地盯视着我，像一把钢刀刺进我的胸膛。我最受不了的是父亲深深的失望和悲伤，那一刻，我真正是虽生犹死！
父亲啊，您的女儿心里好苦好苦，但是不可以说出来一一余汝明要为国为民办一件大事，要写一部重要的巨著，所以，我服从了他的一切愿望，牺牲了自己等待多年的婚姻。余汝明要我保密，我不可以为了自己的清白而失信呀。他是一个有思想、有远见、有个性的人，中国需要他写出好的著作……
从此．全家人都以鄙视的目光看我，我的心难过得像是碎成了粉末……
余汝明临回北京时，让我交出他全部的信件，逼着我烧毁，说是了断后顾之忧，还嘱咐道，以后他的来信也要焚毁，以防给人可乘之机。望着这些信在火苗中化为灰烬，我背过脸去。多少个夜晚，这些信贴在我的心口上，带着我的体温留有我苦恋的斑斑泪痕，更有我寄托了一生的梦想。呵，烧吧，烧吧……
余汝明看着我悲伤的背影，轻声说：长征，我的心跟你一样悲痛，可是，我们是革命者，要以革命事业为第一生命，要勇于自我牺牲，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革命者。革命嘛，总是会付出代价的，懂吗？这牺牲不仅仅是牺牲生命啊，能牺牲爱情的人更高尚，更伟大，更光荣。你就是这样的女性。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我就是你最亲的亲哥哥，今后咱们还可以来往，只是改了称呼，叫我哥哥，哥哥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妹妹的。
我哽咽着，傻傻地说：哥哥以后还要给妹妹写信，好吗？我没有你的信就不知道怎么过日子。
他一口答应了，说：妹妹以后结了婚，哥哥会来吃喜糖的。我说，你存我这儿的四百元钱，我一分没动，取出来还你吧。他说，你留着，以后我还有用。我说，现在就拿走吧。他说，我以后还会来的，等你结了婚，作为哥哥我当然可以看妹妹，那时我照样来你家住，你要告诉我，你的新丈夫床上功夫怎么样，讲给我听。新丈夫不在的时候，我如果病好了，你还得给我用用，一个女人有两个丈夫多过瘾。听了这话，我心里震了一下，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太出格了，怎么可以这样呢？联想他的过去，我突然意识到，他说得出来就会做得出来，心中顿时升起一种恐惧。他到底是什么人呢，我真的了解他吗？无论是对待事业，还是对待人生，他充满激情地说过那么多理想主义的话，还说要永远改造自己，牢牢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做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利于人民的人……这一切如果是真的，他就近似神圣了，可是，他不像圣人，而且，我害怕我的未来。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伫立在空空荡荡的站台上，望着蜿蜒远去的铁轨，心里也是空荡荡的，我有一种朦朦胧胧的预感一一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size=4][center]六 断情[/center] [/size]

离婚事件震动了我的单位。
我成了众矢之的，一时，飞短流长。
当时，中国的离婚事件，比国家大事更引人注目。离婚让我饱尝了冷眼和流言的苦头，我感到被家人和同事冷落了，连临时工们也可以鄙视我的人格。我想，这普天之下，只有遥远的汝明哥哥最了解事实真相，我一片真心能对天。
余汝明来信了，询问我的现状，让我毫无保留地讲述我的家人、同事对我的态度。我如实相告。他在回信中安慰我，称我亲爱的妹妹，每封信的落款都自称想念你的哥哥，他说他会永远是我的好哥哥和好朋友；还说，可以看出咱俩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一如既往，没有因为这些事对我们有何有关道德品质方面的指责……谁能理解我的幸福呢？只有你，你会因为我的幸福而得到宽慰的……每次看到信，我仍像从前一样激动，这么多年，我不就是读着信过日子的吗？我渴望读到他的信，可是，他临走时说的话一直让我感到恐惧。一旦我有了新的家庭，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我将成什么人了？这个新家庭还是家庭吗？对得起新丈夫吗？他一次次催促我快找对象，快结婚，并且在左下角总是标着一句话一一看完烧掉。开始，我真的烧掉了；后来，竟然又舍不得烧了。我心里清楚，他催我结婚，就是想尽快与方梓兰结婚。我将他存在我这里的四百元钱和牧民、知青们在我们结婚时送的被面全数寄给了葛温温，托她转给余汝明，以表示对他写作的支持。自从与他离婚后，就隔绝了与北京同学的往来，只有葛温温还有信来，她安慰我，每一封信都成为我的宝贝，我一直珍藏着。她告诉我，已经将这些钱、被面交给了余汝明，她看见这些东西，心里不好受。她都不好受，何况于我，当我去邮局寄这些被面时，心痛得不能自己。但是，我必须这样做，我知道与他脱离经济关系的意义——不仅仅是表达对他写作的支持，下意识里也是为了防止他对我今后生活的滋扰，否则，后果真是太可怕了。只是，我依然盼望他的来信。许多年来，我在盼信、读信中生活，读他的信，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又有一段时间不见他来信，我心里有些失落，便写了信去，催他回信。
终于有一天，他突然来信了，很厚。我激动地拆开信，看着看着，手颤抖了，我惊呆了，心被撕碎了，泪如泉涌。
余汝明在信中说，从此断绝一切往来！
他说，长征，你完全变了。你只不过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冬妮娅，是一个发情了的贵族小姐，你根本配不上我。你是卑鄙小人，我有了病，你就残忍地抛弃了我。我，我们北京的全体同学们一致谴责你的行为。你恬不知耻。你不过是一个离不开男人的荡妇。你的全家人也都看清了你丑恶的嘴脸，大家都看不起你，所有的人都不会再理睬你了！你是特权阶级的人，你单位的人自然孤立你，疏远你。文旭是出卖你的人。你不可能再获得任何人的同情。你再说什么，都不会有人信了。你写给杨亦森的亲笔信在我手中，这就够了。你这个没头脑的白痴，快去找个男人过日了去吧，别来干扰我的生活！
这封信比以前的信都长，密密麻麻，写了整整的好几页，写满了极恶毒的语言，一字字，一句句，像万箭穿心，痛得我几乎失去了知觉。
等啊，盼啊，为他伤心，为他历尽艰辛，为他几乎付出了一切……等来的是什么呢？我想，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心肠才能写出这样的信呢？这封信彻底焚毁了我头脑中可悲的美丽童话，也彻底摧毁了他真理化身的形象。真实在哪里？真诚在哪里？真理在哪里？
我心中的天国坍塌了。
当年，余汝明用尽心思追求我，便称我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丽达，浑身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气质，说是只有娶了我，他才不会变成修正主义者。今天，他不需要我了，我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冬妮娅，好坏与是非，全在于他自己的好恶与需要，并将这种需要被上神圣的外衣。尤为可怕的，是他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也设下陷阱，用尽心机。
我挥泪写下了一封抗议的回信，从此，正式结束了这历尽坎坷的十年关系。
我开始品尝自酿的苦酒。
他为我布下的陷阱生效了。全家人鄙视的目光包围着我，天天刺痛着我的心。我无权说什么，在父亲病危时，我残忍地拒绝了他的忠告，并同千里迢迢奔赴草原去与他结婚。这是咎由自取。痛也罢，怨也罢，哭也罢，一切都太晚了。我最珍惜的一切，都被他撕得粉碎。现在，巴音淖尔的知青都已远离我，我什么都没有了，像被暴晒在烈日下，任凭风吹雨打……
每天，我都在内心的痛苦中挣扎。我想起了江城还有一个当年的同学。我想找他说说心里话，得到一点排遣和解脱，于是，冒着酷暑，搭上江轮去了。他是余汝明的朋友，一心钻研业务，很厚道。我想，他一定会公正的。不料，他们夫妻俩见了我十分冷淡，目光里含有蔑视。我明白，他们也被余汝明做了工作。我知趣地告辞了，水都没喝一口。烈日如焚，似乎要将我晒成鱼干，我疯跑着，心里充满了绝望。我坐在回家的轮船上，望着滔滔江水，一任热泪奔涌。现在，再也没有人真正相信我了，所有的人都被余汝明蒙骗了。他可以离婚，可是为什么要使用这样深的心机呢？一位老伯伯一脸恐慌地看着我，坐立不安。他起身走开，一会儿又踅回来，身后跟着一位拿着救生圈的船员。船员好心地守在了我的身边。那位老伯伯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知道，他们误解了我的眼泪。
现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了解我了，一切都被颠倒了，我百口莫辩，连疼我爱我的母亲也鄙视我，也许这个世界不再需要我了……
春节到了。这是一九七八年的春节。
全家人正在喜庆佳节。窗外，爆竹声声，客厅里，荡满了欢笑，而我却独自躺在床上，任泪水缓缓爬满脸颊。我忽然想起了林黛玉，她在贾宝玉大喜的日子里绝望——我懂了她当时的悲伤，懂了她为什么心痛而亡，也懂了“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内涵。然而，我更不幸的是从里到外都被他弄得污浊不堪，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啊，我曾经洁白无瑕，曾经被人们称为太纯洁，现在不仅仅失去了一切，而且已经无颜见人了。置身在世人鄙视的目光与世俗强大的压力中，我真正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孱弱与无望，我单枪匹马，再也承受不住了。我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的结局就是我的未来。人们充满鄙夷的笑脸浮现在眼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忍辱偷生，不如一死！突然，我的大脑里全是空白，一时，室内的各种物件，大厅里的笑声，都变得遥远而模糊，我不再哭泣，不值得！我跌跌撞撞地下了床，朝着墙壁轰然撞去，顿时，眼前金星四溅，一片黑暗，没有了痛苦，没有了悲伤——什么都没有了！
不知过了多久，朦朦胧胧地听见有人叫我。
是妹妹。她将我从地上扶起，连抱带搀地弄上床。我觉得自己像木头，手脚不听使唤。我仰卧在床上，无动于衷地听妹妹唠叨。她说，你这是何苦呢，撞了墙，撞成了脑震荡，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呀，蛮聪明的人，撞傻了划不来呀。就是撞死了，又怎么样呢？有什么想不开的？当初，大家劝你，就是怕你嫁给这种人，担心有什么后果。既然是自己愿意，就要敢自己承担责任。自杀的人最不聪明……我的心已经痛得麻木了，脑子里昏昏然，也没有精力争辩，争辩又有什么意义呢……

由于我不再需要双人床，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床被搬到了最小的一间屋里。双人床竖在墙壁上，支起一张小单人床。我坐在上面，神情木然，目光呆滞，任人们改变着我周围的一切。

春节过后，我便上班了。
我不会因此而休息。我发现走路很困难，从前二十分钟的路程，现在走了很久很久。每移动一下腿，都觉得那么吃力，头部肿得很高，昏昏沉沉，全身都在疼痛。我到了单位，强打精神，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依然被同事们觉察出来了，问是不是生了病。一个多星期以后。身体渐渐恢复，这时，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为什么撞不死呢？是石灰墙不够硬，还是力量不够？死也不易啊。听了妹妹的劝说，再撞墙就犯傻了，那么多苦难，那么多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为什么要栽在这条小河沟里呢？
正当我的灵魂痛苦地挣扎时，父亲的一位老部下来了。父亲让我陪着这位早已当了导演的叔叔谈话。他是电影《怒潮》的导演之一。因为这部电影，主要导演被迫害致死。他本人住在牛棚里，家被查抄，妻子受到牵连辞世。但是，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此次见到父亲，他激动非常，他说二十多年了，最有感情的还是当年的老首长和老战友，深深地怀念那种纯真的感情。他不停地说话，这么多年了，他小心谨慎，不敢讲真话，怕因言获罪，只有在老领导面前说话才毫无顾忌，多少年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但是，却像年轻人一样谈人生，谈理想。他告诉父亲，要在有生之年，拍下数十年间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史实，目前，正筹拍《西安事变》。我默默地替他夹菜，听他述说。他的经历和理想震撼了我，同样经历了“文革”的苦难，他却是那么坚韧，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而我却悲观，自杀，失魂落魄。相比之下，我惭愧不已。想想自己，曾经是那么充满朝气和理想，现在却是这种模样，甚至茶饭不思，房屋不扫，室内布满了蛛网和灰尘，就像《孤星血泪》里那个新娘，形容枯槁地守在停摆了二十年的时钟下，默默地等待，一任最宝置的生命流逝，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再来的负心郎。我不也是这样吗，没有活力，如同行尸走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像这位导演叔叔一样去直面生话。
我告诉自己：不能垮下去，必须振作起来，认真地活着……
这时，我才明白了——为什么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这惨淡的人生。这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精神，只要活着，就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还年轻，刚刚二十八岁，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去做，我要珍惜自己的未来。
我知道，我用生命付出的一切牺牲，换来的只是一场骗局，应该冷静地、理性地弄清骗局设计者的真实情况，在今后的人生里真正反省和解剖自己，思考那七八年里发生的一切。也许，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作为一个曾经活生生的生命，应该为更多的尚未被摧残成残花败叶的生命着想——怎样少一些盲从、迷信、软弱，多一些思想、洞察与独立的精神，少上当受骗，甚至不再上当受骗。
在榜样的影响下，我终于重新站立起来了。
我又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我有幸成为一位生物工程专家的助手。在试验室的工作台前，我常常废寝忘食工作到深夜，如痴如醉地往返在大大小小的试管、试剂、仪器的丛林里。在导师的指导下，我的工作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
余汝明终于等不及了，匆匆与方梓兰结婚了。
这以后，迫于环境的压力，我也草率地结婚了。为了避开余汝明设置的陷讲，我没有按照他的说法找人，因为他在信中说他到处散布、制造舆论，说长征回城就变了心，是一个地道的女陈世美，是冬妮娅，她抛弃了贫困交加的丈夫，贪人钱财，找了一个军人，又说找了一个高干子弟结婚。他知道社会上反感高干子弟，他便故意这样说。他是想用社会舆论置我于死地。他差一点儿就达到目的了。我没有死，我从对社会舆论的恐惧和羞耻中挣扎了出来。在此期间，我一次次拒绝了亲友们为我介绍的对象，是为了避免与他散布的舆论重合，尤其避开男性特征明显者——因为余汝明散布说我是为了满足强烈性欲。
在父母的一再催促下，我终于同意与一个家境贫寒，本人瘦弱的纯劳动人民的子弟结为夫妻。
我的婚姻明显地受着他的制约和影响。
为了不落入他制造的舆论圈套，就这样，我与一个没有思想感情基础和任何物质基础的人结了婚。他没有给我买什么东西，倒是我为他织了一身毛衣毛裤。他抱了一床新棉被过来，便算成了家。我想，谈什么恋爱呢，搭帮结伙过日子吧，没有感情慢慢培养好了。我决心与这陌生的男子共度余生，碌碌劳作，养育后代。我也不过是一名平庸之辈而已，与大家一样，就这么混着过吧。
我的不幸经历，使我厌恶一切假仁假义的大小政客。他们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要利用、欺诈、坑害，甚至置于死地，他们会真的去爱天下百姓并且为百姓的幸福而献身吗？他们喊着最动听、最美丽、最革命的口号，从头到脚都罩着童话般的光环，其实，他们从来都口是心非，从不相信这些口号。他们真正做的，就是利用这些口号，制造事端，不择手段地达到个人目的。我只想默默地做些实事，平平静静过日子。我为这个陌生的男人生了一个孩子。丈夫早出晚归，少言寡语，面无表情。我也找不出话说，我们如同哑巴夫妻般地生活着。我常常忘记他的长相……
我常常加班。晚饭后，哄孩子睡着了，我就去试验室，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时，突然想起——今天是孩子爸爸上夜班！我急匆匆奔回家里，扑进漆黑的卧室，开了灯，却发现孩子不在床上！她小小的身子半吊在沙发上睡着了。她是从床上掉在了冰凉的水泥地上，因为不会走路．爬到了沙发旁，身子太小，爬不上去，便哭着吊在沙发边上睡着了。冬夜里，她小小的身子冻得冰凉。我将她抱在怀里，抹去稚嫩的脸蛋上挂满的泪迹，心疼万分。我把她紧紧贴在心口上，泪水滴落在她的脸上，自责着，我不是一个尽心的好妈妈。
第二天，邻居们批评我，为什么把这么小的孩子独自锁在黑屋里，她醒了害怕，整整哭了一个多小时。邻居们在门外转来转去，束手无策。那时，谁家里都没有电话，人们听见她哭着掉下床时的惊叫，“呀呀”地哭喊，都揪着心……我就更内疚了，独自流了许多眼泪。我发现自己现在变得很爱哭，没有在草原时那么坚强了。

[size=4][center]七 真相[/center] [/size]

为了给试验工作采取样品，我又踏上了重返草原之路。经过北京时，正巧遇上北京知青赴内蒙古插队二十周年纪念。时隔十多年，又与十二小队的知青们相聚，我感慨万千，忍不住冲进了卫生间，让泪水与自来水一起奔流。我用凉水洗了脸，镇静着自己，从卫生间走出来，与大家叙谈。大家都变了样子，曾经年轻的脸颊深深地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人家互相打量，说：老了老了。外队的女生也参与了我们的聚会。广播电台的于小娜原是宝力格队的知青，还记得我会唱歌，举着话筒跑来，让我亮一嗓子。可惜，我嗓子哑了，唱不出来了。她遗憾地摇着头。我四处张望，想找到小和尚穆元真和郝爱华，可是，他们都没有来。我一直记挂着他们，尤其是郝爱华，她仗义直言，为了替我打抱不平，被取消比赛乒乓球的资格，因此得了神经衰弱，离开草原时，情绪不好。都是我连累了她啊。我真希望见到他们——好心的小和尚和郝爱华。
有一个外队的女知青来到我面前，神情冷漠，目光里透着轻蔑，语气很生硬地说．听说你又结婚了？我点点头。她又说，你跟余汝明结婚，花光了他的钱，又跟他离婚，再去找什么军人又结婚，你现在的孩子是第二个丈夫的吧？我又点点头。我明白，余汝明散布的舆论起了作用，这个故事太长，此时此刻无论我怎样解释，别人都不会相信，十多年一次的聚会啊，我听见的却是这种声音。有的人更绝，向我迎来，伸手要与我握手，同时问我的名姓。我回答后，她立刻脸色大变，马上收回自己的手。我伸出的手尴尬地悬在那里。她当众如此羞侮我，是什么意思呢？
我看见了方梓兰，她正站在麦克风前讲知青的故事。
有人说，她与余汝明离婚了，四十多岁的人，还没有一个固定工作，到处晃什么，还不快找一个人结婚。她们的口气里同样流露着蔑视。方梓兰……你怎么？曾经漂亮非凡——鲜花一样灿烂的方梓兰——为什么会变得这股憔悴？
方梓兰讲完话，便与我交谈起来。
原来，余汝明后来又用同样的手段将她抛弃，另寻新欢了。我理解她此刻的痛苦，也钦佩她的坦率与大方。因为我们的环境不同，我只能采取作茧自缚的方式保护自己，她则是勇敢地站出来，利用这次聚会的时机，迅速做好许多人的工作，邀请与她的离婚案有关的人物，去她家中座谈，弄清情况。被邀请者有文旭、王大可……还有余汝明常常提到的哥哥一一余汝斌。
在方梓兰精心布置的小屋里，相聚了十几个人，大家动手，做出了一桌可口的佳肴。大家齐声称赞方梓兰有能力、有胆量从余汝明设下的思想圈套中跳出来，而我仍然深陷在他布下的烂泥阵里，不能自拔。大家不了解我，是因为我未及与大家叙谈。余汝明称文旭是一个品质恶劣者，出卖了巴音淖尔的运动，出卖了朝鲁，出卖了他本人和我。文旭并不介意别人对他的态度，依然是那样坦坦荡荡，谈笑风生。他称赞方梓兰的勇气与开放性思维。我知道，文旭的赞美是说给我听的，意思是我比方梓兰古板。
这次小小的聚会，议题是当众核实一些情况，并同通过余汝明与方梓兰的离婚案，共同认识余汝明其人其事，因为余汝明不仅仅是知青，更是“文革”中涌现出的一类政治性人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弄清基本事实，讨论和剖析这个代表性人物，得到尽可能清醒的认识，从而对他在个人、集体与国家活动中可能产生的危害，保持警惕。
通过当面核对情况，大量事情真相大白，令人吃惊。的确，谎言可以一时欺骗许多的人，但是，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大家一致认为：

一、他有赌博于政治的巨大野心，更有“无毒不丈夫”的深谋远虑。
二、他的政治野心和目的并不是像他声称的那样——为了人民谋幸福，而是在动人的口号下掩盖着一个赌徒式的贪欲。他所竭力反对的“封、资、修”的东西，如：权欲、金钱、专断、权谋、享乐……恰是他毕生的追求，并且为此而不择手段，不惜冒险。
三、他性情复杂，刚愎自用，乖戾多疑，妄自尊大，反复无常而又寡情薄义，过河必拆桥，卸磨必杀驴，只有功利的需要，而无真正的信仰可言。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他一再声称的信仰。他声称的信仰只是自己的一种赌术与在赌场里自造的光环。
四、他有政治领袖之志，却不具应有的人格魅力、博大胸襟与献身精神，驾驭不了自己的欲望和极端功利的意识，骨子里是一种真正的永远的自卑。于是，只有借助心术、谎言、告密和各种手段；一旦有了条件，必然还要借助暴力。这种有着重大人格缺陷而又目光远大、思路宽阔、工于心计并且颇有洞见的人，一旦得志，将会做出翻天覆地的事情来，给国家与人民带来恐惧、动荡和灾难。他的个人行为和个人的文化结构，已经说明了他的这种可能性。他清醒地知道应该怎样寻找与等待机会。他时常流露出对希特勒的欣赏，并已说过，秀才造反，十年不行，一万年也不行，在中国搞政治，需要点流氓、无赖精神。他是一个危险人物。他的领袖之志，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深刻的帝王情结。
五、他实际上不把任何女人当人对待，很难发自内心地真正爱一个女人，只有利用、喜新厌旧与泄欲。自然，除了功利或者赌局的需要，他也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亲情与友情。
六、他确有非常之处，立意高远，思想敏锐，吃苦耐劳，研读能力极强。故此人若将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必然大有作为，但绝不可用于政治……

许多人感到，他的个人优势与复杂人格，迷惑了不少人。他对林彪的批判，其实是借用了他的哥哥——余汝斌的观点。他说过，他哥哥的房子被烧，幸亏两个儿子上学去了。我向余汝斌表示慰问时，余汝斌惊讶极了。原来，根本没有这回事，余汝斌没有被烧房子，也没有两个上中学的儿子。他撒谎是为了掩盖出卖哥哥的真相：余汝明被揭发出反林彪言论以后，将全部责任推给了哥哥余汝斌．还编造哥哥成立了一个反林彪小组，进行反革命活动。于是，哥哥、嫂嫂同时被捕，关进了著名的战犯监狱，成为政治要犯，并被判处死刑。嫂嫂林思韵因为怀有身孕，缓刑一年执行。嫂嫂是在监狱里生下第一个孩子的。当再有两个月就要执行枪决时，“九·一三事件”发生了，这对夫妻才算死里逃生。从被捕到释放，他们一直蒙在鼓里，不知为什么被处死，最后还是公安人员告诉他去问自己的弟弟。就是这个口口声声最爱哥哥和嫂嫂的人，几乎将他俩送上了断头台！原来，余汝明根本不是什么反林彪的英雄，而是连亲哥哥、嫂嫂也要出卖的人。
一个连自己最亲近者都不爱的人，会爱天下百姓吗？
一个连自己最亲近者都欺骗的人，一旦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领袖之志”会，怎样对待天下百姓和共过患难的战友呢？又会设下多少讳莫如深的大大小小骗局呢？为了将骗局维持与支撑到底，他会怎样利用权力、权谋、权术并且无情地干出些什么来呢？不言而喻，更让人不寒而栗。
他个人经历的苦难是惨痛的，令人发指，更令人同情。然而，他一旦得志。会不会去“负天下人”，以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真理的名义制造同样惨痛和令人发指的苦难。因为，作为不幸者——他与制造不幸者几乎有着同样的精神结构、思维方式。有人表示担心，即使历史不给余汝明提供机会，会不会给张汝明、李汝明、王汝明提供机会呢？
北京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据说余汝明打着天安门事件英雄的旗号，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唬住了不少人。其实，余汝明当时根本不在北京而在江城。
大家又谈到当年在校时的三人小组……余汝明、申实、瞿仁倍。瞿仁倍应该是他最铁的哥们儿了。其实不然，害他最惨的是瞿仁倍——瞿仁倍的那封揭发信，对将余汝明关进师部黑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俩因此反目成仇。翟仁倍由于揭发有功，被分配到某城市的一所大学任教，从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我因此受到该案牵连，受尽磨难。
申实则是一个一心向上的老实人，不知为什么被余汝明说得青面狼獠牙，成了一个可怕的政治野心家。我好奇，余汝明为什么格外看重这个人。后来，申实还来信诚心诚意地问余汝明好。原来，他与我一样，也被余汝明下了套子。
还有黄佩玉——一个美丽的妇道人家，老老实实的贤妻良母，余汝明却下大力气对付她，难道她也了解余汝明的什么秘密吗？黄佩玉忠实地跟着韦强，在草原上度过了二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何过之有？
单纯的雷幼月最是无辜，为了替余汝明几个哥们儿打抱不平，出了重拳，被关了五年大牢。他本来就老实，出来后更老实，默默地劳作，娶妻生子，在草原上生活了近三十年。余汝明刚放出来时，给了他五十元小恩小惠，雷幼月从此对他铭心刻骨。这五十元钱与五年大牢，是怎样的比重呢？
自然，吃亏最大的是方梓兰。
余汝明为她设下的离婚圈套，几乎将她害死。
方梓兰怀了孕，但她不想生下这个孩子，她不愿太对不起我。这是后来她告诉我的。她做了人工流产。流产以后，本应格外小心保健，然而曾经自称在“牢里打坏了”，“得了性神经衰弱”的余汝明——为了达到再婚目的，蓄意摧残她的肉体，拼命地过性生活，将她蹂躏得痛不欲生，服药自杀。余汝明卡住她的喉咙，说：不许死，让你活着受，只要人不死，谁也拿我没办法，因为这是法定关系，婚内性生活理所当然。他口口声声说可怜她，所以娶她，其实不然——他是看见方梓兰家里有一张照片——周恩来总理抱着小时候的方梓兰的合影，又听说其亲属与周恩来总理私人关系密切，以为可以利用这种关系。为了将方梓兰弄到手，他整整动了半年心思。用他自己的话，说深思熟虑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当他住进方梓兰家后，发现又不如意，便将目光投向了新的目标，决定抛弃方梓兰。他不仅让方梓兰牺牲自己的工作机会为他服务，而且设计陷她于不义，败坏她作为女人的名声，致使方梓兰长期受到人们的冷眼，生活无着，雪上加霜。如今，方梓兰憔悴得令人心酸。
方梓兰痛心地说，余汝明与长征离婚，是他精心策划的，如果她不说出来，会让长征一辈子背着黑锅。她说，她知道余汝明让长征给光杨亦森写了那封求爱信，当时，她觉得这样做太出格了，这无疑是在陷害呀。于是，她心里非常恐惧：他对长征干得出来，将来会不会对自己也这样……那时，方梓兰并不打算破坏我们的婚姻，只想与他保持两心相悦的关系。后来，听说我同意离婚，心想，大概是长征又认识了什么人，所以她才同意与余汝明结婚。
我愣住了，说：哪儿有这种事？我什么时候又找了人，什么时候同意过与他离婚？
方梓兰也愣住了，说：就是那次去北海，余汝明说专门跟你谈过离婚的事。
什么北海？谈过离婚？怎么和能呢？
方梓兰说，就是那次十几个人一同去游北海，走到九龙壁旁的画展厅，你们俩进了屋，谈了很久，还关了门，大家在门外等了很长时间，你们出来还在玉兰树下照了像。后来顺着湖边走的时候，他赶上我，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长征已同意离婚。”当时我很高兴，心里真感谢你。他说，长征很开放，同意我们俩的关系，所以后来我才放心大胆地跟他在一起……
原来，余汝明就是这样骗了我，又骗了方梓兰。
那天，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离婚谈话！当时，他关了展览厅的门，说是陪我好好看看画展，我很感动，因此还感到了与他单独在一起的幸福……
难道，余汝明真的没有想过吗——自己设下那么多骗局，终有一天会被揭穿的，那时怎么办？也许，一切骗局的设计者都过于自负了，以为谎言一旦上升为一种艺术，就可以成为永远。谎言毕竟只是谎言呀。
余汝明对方梓兰的精神折磨，一如继往：一边在床上做事，一边贬低她，称她“身子不如长征丰满，思想不如白露萍深邃”，深深地伤害着她的自尊。他故伎重演，常常用白露萍来刺激她，伤害她，折磨她，说什么每当看到白露萍都会异常冲动。他既然自称如此爱恋白露萍，为什么不去找她结婚呢？他是一个心计很深的人，一次次地以这种方式折磨人，是什么目的呢？
受余汝明诬陷最深的，应该说是与他真正共过患难的文旭。当年，因为“内人党案件”，文旭去了东乌旗调查。在余汝明的煽动下，牧民们交出了朝鲁书记。朝鲁书记因此遭到毒刑拷打，几乎丧命。当时，文旭并不在场，余汝明不让大家去解救，说要坐山观虎斗。当大家自发地解救了朝鲁书记时，他又突然出现在朝鲁书记面前，使朝鲁以为是他带人来解救的。朝鲁书记被余汝明欺骗了几十年，以为是文旭让人将他送给造反派的，因此长期心怀芥蒂。文旭竟然背了“出卖朝鲁书记”的骂名几十年。他襟怀坦荡，不在意别人如何看他，埋头苦干，一边工作一边拿下了两个文凭．脚踏实地走着务实的路，卓有建树。他是内蒙古知青中的一个真正成功者。他与石梅经过恩恩怨怨、曲曲折折后，终成眷属，我曾写信祝福他们，并且寄去一个月工资作贺礼。
这次聚会，使我更加认清了余汝明，也使我陷入沉思：知青中为什么会产生余汝明这样的人物？我们广大知青与余汝明都有着什么共同的精神食粮、生存环境、教育模式与文化土壤？我为什么曾经对他那样轻信和迷信，一再受骗？应该说，我当年的无知、偏激、盲从、固执，个人崇拜、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也是造成悲剧的深刻原因。余汝明这样的大小骗子还有不少，只有真正地反思自己，才能走出骗局，走向新生。

[size=4][center][b]八 故土[/b] [/center][/size]

一九八四年，我回到了久别的锡林郭勒草原，采集试验样品。我又回到了巴音宝力格牧场，回到了巴音淖尔草场，回到了尼玛阿娘、挝姬阿娘和巴音淖尔牧民的身旁。
恩布赫和巴图已经分别当选为巴音宝力格的书记与场长。朝鲁书记东山再起，升任为地区公署负责人，管理着五个牧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于一九七五年底至一九七六年被取消解散。八师的财产与地域领导权移交给了朝鲁书记。他依然廉洁奉公，受到广大牧民的拥戴。朝鲁书记的新夫人告诉我，她曾跟着牧民们一起去寻找莲花姐姐的尸体，拿着锄头，满山地挖，手都磨出了血泡，始终找不到。后来，有的牧民说，别再找了，实际上，莲花阿嘎的尸体是被当时的挖肃人员仍在了山上，被野狼分食了……
牧民们商量着，要为莲花阿嘎立碑。但是，朝鲁书记没有允许。莲花阿嘎的墓碑，早已耸立在了牧民们的心上……
在朝鲁书记家里，我见到了巴音淖尔的牧民，他们告诉我，韩大嫂死了，是被韩智圣虐待致死的。韩智圣变了，他以保朝鲁有功，向朝鲁要官做。朝鲁不同意，说他不适合。于是，他就不干活了，整天喝酒打老婆。韩大嫂被他打惨了，光着脚在雪地上跑，得了肺炎，发高烧死去了。韩大嫂从小没有父母，十六岁嫁给了韩智圣，为他洗衣做饭，生儿育女。她一生勤劳善良，为别人着想，却这样地结束了生命。我为她哭泣。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我乞求上苍，让她的灵魂安息，在另一个世界里得到幸福吧。
朝鲁书记乘着吉普车，亲自送我回到巴音宝力格。为他开车的司机名字叫斯楞。途中休息时，斯楞说：长征，你还记得我吗？他的脸膛晒得很黑，两眼炯炯有神。我仔细地回忆着，摇了摇头。他笑道，他就是那个从霍斯淖尔开着拖拉机送我回巴音淖尔的司机！十几年了，我又见到他了，我还怀疑过他，想起来很不好意思。他说，他当时给拖拉机加油去了，回来后，到处找不到我，急死了，是一个牧民将我的去向告诉了他。斯楞说，长征，你好大的胆子，从霍斯淖尔到巴音淖尔，上百里的路呀，没有人家，一路上有好几条路交叉，随便走错一条路就会错出几百里去。你如果迷了路，再遇上白毛风，穿得又这么单薄，不是冻死也会被狼掏了……
应当十几年前说清的话，竟然等到了十几年以后。我好感慨。斯楞，我误解你了，对不起，你是一个好人啊！现在，好人在给好人开车，我深深地感到安慰。
吉普车进入了巴音宝力格收场。一路上，看见不少牧民骑着摩托车放牧。几个穿警服的人来检查防火通行证。新场部盖了一大片新房，历来点油灯的草原安上了路灯。
恩布赫将我们迎进牧场的小食堂，摆上丰盛的饭菜，亲自把壶敬酒。朝鲁书记临走时，委托恩布赫好好款待我，他去另一个牧场布置工作。恩布赫将我带到他的家，说我仍然是牧民的女儿，他们仍然是我的阿驾阿娘。挝姬阿娘将我迎进他们的新家。他们再不过游牧生活了。我去场里看到巴音淖尔牧民盖了很多房子，许多人买了摩托车，生活得比许多城里人还好。
场里派专人开拖拉机陪我去牧业队采样。到了巴音淖尔草场，我想去看尼玛阿娘。她家隔着河，拖拉机过不去，我依然坚持要去看她，她是我的阿娘啊！司机去水里探了路，拖拉机终于吃力地开过了河。我又见到了尼玛阿娘，忍不住落下泪来。尼玛阿娘老多了，添了白发。我有万语千言要向她诉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一切都在不言中。她全都明白，是她看着余汝明最初怎样牵住我的手，看着我们一同怎样走过草原的风风雨雨。她比我的亲人更了解我，理解我。她抱住我的双肩，轻轻地劝慰。我们都感觉到了对方的颤栗。我再也禁不住泪水滔滔，失声恸哭，哭昨天哭今天，哭一别十几年，哭太多的苦涩、迷惆、苍凉和彻悟，哭一切的一切……
匆匆一见，就要告辞阿娘了，我好舍不得。阿娘啊阿娘，从此，又将天涯海角，不知何年何月可以相见。尼玛阿娘，您才是最知我疼我的草原母亲啊。阿娘依依不舍地远送着我，一路泪流不止。陪同的年轻人呵，千万别笑话我的眼泪，你们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也不懂我们知青何以对草原母亲如此依恋。
尼玛阿娘，让我再道一声——好好珍重。

我来到一个羊圈，收集样品，意外地碰见了铁木勒。我在水缸旁洗手，他默默地走过来，舀水，淋在我的手上。我洗完手，他解开腰带的一端，递过来，让我擦手，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的心跳加快了。他为什么这样？人们走出来，默默地看着我们。我想起了他的姐姐乌云其其格，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想为我们撮合。铁木勒——这个传说中的成吉思汗的后代，当年，在我迷路时，冒着罕见的酷寒救了我，那么善良，我却忘恩负义参与了对他的抄家。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曾经为这件事情内疚和深深地忏悔。他的英俊里已经透着中年人的成熟，目光依然那么友善、深挚。他的爱人走到了他的身旁，默默看着我们。我们都没有什么可以回避的。二十多年来，我们第一次站得这么近，第一次这样地默默地交流，也许他为此等了二十年。二十年前，我刚来草原时，如果他的姐姐明确地告诉我——他心中有我，也许，我的一生将是另外一种样子……铁木勒，我会永远记住你，我将在遥远的江城，默默祝福你和你的妻子永远李福美满。岁月和故事如流水般淌过，友谊的美好记忆像金沙一般留在河滩上，闪闪发光……
拖拉机将我们送回新场部。恩布赫书记匆匆去了考场。边疆像全国一样刮起了考试风。这个握了几十年套马竿的手，也提起了钢笔，考得他大汗淋漓。
米西格来看我了，风采不再。岁月的磨难，使他和妻子依其玛都失去了认真生活的兴趣。妻子依然那么忠实地爱着他，可是，她不再年轻美丽，精明能干，他们都衣冠不整了。我想岁月的磨难，也会使我变成这般模样吗？
我们谈到了受人尊敬的呼日图，这位解甲归乡的老八路已经染病去世了。我去探望了他的遗孀和子女，他的遗像高高地悬挂在墙上……

我找到了陆梦云，她仍然留在草原上，还是那么漂亮，文弱，只是，大大的眼睛里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忧郁。她在学校教书，正准备参加旗里的考试。知青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认为非常有学问。现在，场里有了大学生，大家说知青文化水平太低，一定要参加考试。我看出她生活得并不幸福，毕竟有文化与生活习惯的种种差异。她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她的有些书籍被丈夫掷进火中烧了。在异乡异族中生活，缺少同乡同族人的思想交流，令她苦闷。但是，她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因为她恐惧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城里人。她的父母是逃到乡下才躲过“文革”劫难的。现在，她的父母已经平反，返回京城，家人中也有在政府里担任要职的官员。她是可以办回北京的，但是，她对城市的恐惧之心未泯。母亲说，宁拆十座桥，不拆一个婚姻。陆梦云跟那蒙古族牧人结婚十多年，有了几个孩子，她已无心回城。她说，在她最伤心最无依无靠的日子里，是牧民们收留了她，没有他们的关心和爱护，她陆梦云早就不在人世了，因此，她嫁给了牧民，心甘情愿地在草原上养儿育女，度过一生……我为她百感交集，临走时，我希望与她保持联系，她点了点头，又坚决地摇头，说不必了。她说，也有一些知青回城后，写了信来，说一些道歉和安慰的话，她概不回信，没必要回信，因为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听说办理陆梦云那件案子的人，也是汤副政委。这件案子，影响了陆梦云一生。汤副政委在兵团解散后去了唐山工作，不料，他一去就赶上了那场毁灭性的大地震，从此，结束了他的阶级斗争使命……
当年，如果知青们对陆梦云多一点同情、宽慰，少一些歧视和“斗斗斗”的思维方式，她的人生履历一定会重写。
面对陆梦云，我们知青应该忏梅。
那个神秘的唐政委，始终再无任何音讯。
后来，我又骑马去看望猛根的妻子波日吉阿娘。阿娘深情地接待了我。猛根背着枪来看我，夸张地摆弄着他的枪。他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恢复了民兵身份，不再是被专政对象。如今，他在牧羊，有了放牧权，也就是说有了社会地位。
我想起冒闹海大叔——那个吝啬的老头子，牧民们说他被枪毙了。他因为喝醉了酒，误认为老朋友是一只羊，用钢刀深深地扎进了朋友的背部。老朋友像羊一样死去了，他酒醒后还痛哭死去的朋友，大骂杀人凶手。他不知道，他酒醉时是多么凶残。就这样，他被一丸子弹结束了生命。
草原大大了，我步履匆匆，来不及看望更多的父老乡亲，但是，我知道，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切都在苏醒、呼吸和萌动，不可抗拒。

[size=4][center][b]九 命运 [/b][/center][/size]

一九九三年十月，我下岗了。
除去两手空空，只剩下了顾影自怜。
我和孩子甚至吃不饱饭。这期间，我饱尝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
此时，我的兄弟姐妹也遇到了各种困难。父亲已经年迈，却还要扶助弟妹的生活。我行二，当姐姐的，不能带坏头。因此，我不将自己的真实处境告诉父母。我也知道，这种情况不仅仅属于我家。有一个老红军的遗属，父亲去世，母亲生活费很少，家中五个子女便有四人下岗，其贫困程度可想而知。
我努力支撑起自己摇摇欲倾的小家，拼命奔跑着，忙碌着，挣回一点点餬口的钱。我进出过那些真真假假的职业介绍所，也被骗去过餬口的钱，知道了失业队伍正在逐渐扩大，我不是离群的孤雁，不必顾影自怜。我毕竟还有单位里的一点活命钱。那些破产单位的工人兄弟姐妹，没有任何收入，只好拿着该厂的剩余产品沿街叫卖，摆地摊，说这就是工资，卖得出去吃一碗饭，卖不出去只有饿肚子了。我询问过这些地摊工人，个个述说的单位破产史竟是如此相同——贪官吃垮卖光。吃垮了一家又一家国营企业！他们吃的是失业工人的血泪。当我饿着肚子，走过各种灯红酒绿的场所，望着酒楼前停着的一辆又一辆公车，不禁感慨万千。我不时地听到失业者走投无路的事，感到在时代的巨大变化中，无数人的感情正在变得麻木，甚至冷酷。但是悲也好，怒也好，笑也好，骂也好，历史毕竟在前进，压碎了一切彷徨和犹豫……我也绝望过，一度失去了生存的信心。
这时，石梅来信了。不知怎么，她了解到我的处境，立刻转告知青们。知青们从微薄的工资中凑出二百元钱寄来，并且写来了深情的慰问信。我捧着钱和信，感动得哭了……石梅又寄来三百元钱，还在信中鼓励我，一定要坚强，要挺住，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我们知青曾经沧海，却要难为水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文旭又伸出援手，帮我支付孩子日益增高的学费，使孩子没有因贫困而辍学。他同样也资助过其他许多知青的生活。
朝鲁书记离休后，来北京看病，得知我的情况，对知青们说，一定要想想办法帮助长征。
朝鲁书记，谢谢你远隔千山万水，还这么牵挂我。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方梓兰，她失去了工作，一直靠四处打工艰辛地生活，也寄钱来帮我。我告诉知青朋友们，今后千万再不要寄钱了。我想，我一定能走出困境，有朝一日，我的境况好了，一定报答大家的关心。
终于，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时，社会上的有关政策也在改善，就业比从前灵活，原单位也对我给予了适当安排和帮助。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目前，我的生活也开始融入社会的主流。我感到欣慰，更加努力地工作和设计自己的未来。
我逐渐恢复了与外界的交往。
我终于找到了彭继红，多少年来，我一直关心着这个传奇般女知青的命运。她的故事，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几十分钟。我又看见了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美少女——风采不减当年。她那么杰出，与众不同，却在内蒙古生活了二十多年，使我深受震撼。她嫁给了一个蒙古族牧民，生了三个孩子。后来，我终于找到她的地址，与这个我心目中的女嘎达梅林取得了联系。直到近几年，彭继红才办回了北京，现在一所学位教书。我从她的回信中，知道了她的近况，很快便走进了她的心灵深处。毕竟是同代人呵。我觉得，我太了解她了。我发现，她陷入了一种精神困境中，一时难以自拔。她是一个满腔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为此，付出了几乎是一生的代价。如今，面对活生生的现实，她陡然惊醒。她忖出了这么多，换来的是什么呢？自己不能深想，又不能不深想。以后，她与自己少女时代暗恋着的一位大哥哥不期而遇。他也步入了人生歧途，在那个时代强加给他的婚姻生活里度日如年。当他第一次向彭继红表述几十年前就该表述的爱慕时，彭继红的精神几乎崩溃了。“他竟然说他爱我！”她悲痛欲绝地说。她忽然发现．自己这一生都白过了。她恨他，为什么不早说。他说，他不敢。是呵，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泯灭人性，毁灭爱情。只是，这样一出爱情悲剧，也太惨了。流年似水，她自己究竟还剩下什么呢？她痛苦不堪，我在千里之外，鞭长莫及，急得没有办法，到处搬救兵，怕她想不开……我非常理解她，也格外珍视这位令我敬慕了二十多年的知青朋友。
最近，我又收到她的来信。她终于恢复了自我，采取妥善办法，解决了与丈夫分居十几年的问题，安排好了他的将来，也做好了子女的工作，为自己的未来迈出了勇敢的一步。我觉得，她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女性，更有着非凡的人生阅历，我希望她尽快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恢复自信，她一定能大有作为。我想见她，我想，这小小的梦一定会圆的，到那时，我会看见一个幸福的继红，一今更加光彩照人的继红。文化大革命一一那个噩梦般的时代，曾经使我们互相敌视；知青们共同的命运，又让我们心心相印。
不久前获悉，贾素英去世了。那个极端革命而又嫉恶如仇的贾素英，就这样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她曾经那么激烈地反对恋爱，视恋爱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敌视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感情”，爱憎分明，将我和一些知青视为阶级斗争对象，自己却偷偷地与一个小自己七八岁的男孩子发生性关系，怀了孕。她照样出操、干活，由于装束得好，竟然没有被大家发现。更为称奇的是在一天夜里，她居然自己给自己接生。当时，屋里奇冷，滴水成冰，四壁挂满了白霜，她把方梓兰请来陪伴，却又不说明实情，并且拒绝她的帮忙。贾素英真了不得，竟然用一把普通的剪刀为自己接生。她卧在自己的血水里，那么从容，冷静，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像一个机械人，使小生命诞生了。她先是用脏兮兮的报纸包裹这个婴儿，后来又用棉被包起来送了人。方梓兰后来说，贾素英剪断脐带的那一声脆响，惊心动魄，令人毛骨竦然，终生难忘。从此，贾素英日夜牵挂这个孩子，又不能说出来，因为一日泄露出去，将以“女流氓”、“腐化分子”、“破鞋”论处，并且与自塑多年的极端革命形象不符合，只好闷在心里。她离开草原后，更是痛断肝肠，以后有了丈夫，也始终隐瞒着，心里苦得很。几年前，她得了癌症，在不该告别人世的年纪，告别了人世……
直到今天，饱经人世沧桑后，我才明白了她给自己接生时的那种可怕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冷静——不仅仅来自性格，也来自无奈，来自必须掩饰的巨大恐惧，来自别无选择的背水一战。她始终是她自己的角色，只有生活在自己的角色里，她才可能是安全的。可她也是女人啊，何尝不愿意做一个真实的女人？她与我们一样共同面对了何等严酷的生存环境。
她的遭遇，是我们知青遭遇的一部分。
她的悲剧是个人的，也是我们知青集体的。
我为她心痛，更为我们这一代人心痛……

一位知青告诉我重返草原的经历，他说，牧民们都还记得我，走在巴音淖尔草原上，许多牧民都关心地问起我，挝姬阿娘眼含泪水对他说：“玛奈长征呼痕阿达哈白那？”她是在说，我们的长征姑娘现在在哪里？牧民们没有忘记我。我知道以后，一夜都没有睡着，我想念草原，怀念重情重义的牧民们。
一天，电话铃声响起来了。我从话筒里听见一个陌生的男声。他叫巴特尔，我想起来了，就是二十多年前尼玛阿娘蒙古包里的那个婴儿，如今长成了大小伙子。他叫我额喀吉（姐姐），他是我的蒙古族弟弟巴特尔！他代尼玛阿娘问我好，说她非常想念我。一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顿时盈满了眼眶。他说，他将来会来江城看我，希望我有机会时重返草原看看年迈的尼玛阿娘。我很想说很多的话，可是这是长途电话，是巴特尔在童君家里打来的，我还从电话里听见了童君的蒙古族妻子的声音。如今，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了，有着蒙古族的洪亮嗓子和汉族睿智的眼睛。他是知青的后代，更是草原上汉蒙交融开出的一朵鲜花。
这天下班后回家，我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封信，厚厚的。拆开后，里面掉出一张彩色照片，草原！草原上有一个蒙古族老妈妈——是尼玛阿娘！她的背后，有一辆崭新的吉普车。读了信，我才知道，这车是她家自己买的。现在，牧民们已经定居了，日子过得比一般城里人还强！信中说．长征姑娘如果有什么困难，就回内蒙古吧，牧民们会帮你的……
读罢，我再也忍不住了，泪如雨下，落在了信纸上。
流年似水，往事如烟。我知道，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我已经不可能重回内蒙古草原生活了，但是，我心里永远有他们，有共过风雨、共过命运的日日夜夜有，严酷而多情的草原上不息而生生的真诚——那是我生命中的生命，是我灵魂最深处永远的珍藏．．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一稿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稿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稿
二○○○年 一月，定稿

黎兄终于把落荒录入完了。在2005年读的书里，“落荒”和纳兰容若词笺是让我最感动的两本书。

我在读。

历史不堪回首但又必须直面。请问怎样划分这部作品？小说？纪实？纪实小说？回忆录？

Originally posted by [i]wxll[/i] at 2006-5-8 10:35 PM:
历史不堪回首但又必须直面。请问怎样划分这部作品？小说？纪实？纪实小说？回忆录？

这是一部纪实小说。真实的记录了作者野莲在那个时代的故事。请看简杨写的书评《谁的青春布满伤痕》，连接在最前面。

还有一部纪实小说：《羊油灯》。是刚来的逍遥大姐写的，她和野莲在同一片草原上生活了多年。

余汝明其人就是《狼图腾》的作者姜戎。

廖康：图解理念的小说：评《狼图腾》

[url] http://www.yidian.org/view-thread-1226.html [/url]

提

[size=3]　　还在读《落荒》。没有见过武斗，没有见过红卫兵串连，没有见过抄家。这本书
给我的感觉很真实。
　　我已经读到草原上开始了抄家，殴打五类分子。
　　１９９９年，江泽民访问英国，其中一站是剑桥。电视上报导台独和藏独分子
在街上示威游行，抗议中国。我的爱人有意思，把这些新闻都录下来研究，发现抗
议的人就那几个，这帮人从英国南部一线追到英国北部。江泽民到剑桥时，我们也
去看，还真见到这帮抗议的人了，他们高喊“中国滚出去”，发疯地喊。有位大陆
来的小女生问抗议者：你现在不是在说中国话吗？谁知那位女示威者突然喊：“操
你妈，你妈Ｂ呀！操你祖宗，操你奶奶。”她手中捏了本杂志，卷成一个筒状，她
恶狠狠地去打那位大陆小女生的头，就像一只母夜叉。很可怕。
　　有中国人出来劝架的，那位示威者更疯狂。最后是英国人出来说：“这是英国
的土地，别在这侵犯人权。”那位示威者才住手。
　　我当时就想，这女子在文革中肯定是学生领袖，武斗也许就是这样的吧。这些
示威者质问中国，咒骂中国，鄙夷文革，岂不知他们自己的行为更丑恶。[/size]

黎兄，在这里。
因为当初你没有放入你的‘文集’，所以现在得在伊甸‘小说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