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秦声~瑶瑶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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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路上
(2011-05-03 00:51:50)

文／90后秦声

去年的“五一”很紧张，紧张的准备着高考，紧张着面对着现实，紧张的承受着我们这个年龄人们所承受的一切。今年的“五一”轻松自在，感受着被称之为高等学府里特有的闲适与迷茫。

一直以来很不习惯用文字来记录生活中的琐碎事情，总觉得很矫情。但很无奈，在陌生的环境里，自己也逐渐习惯了这种矫情的方式。在矫情中体味自己的生活，在矫情中感受自己，感知自己那份特有的异乡情。

作为一个即将成年的人，很想感慨一下时光的飞逝，不想长大，不想承受来自外部那一份份沉重的压力。但必须接受现实，肯定得面对这一切的一切，只有让自己去努力地适应这些，努力的去改变这些。

做家教三个周了，或许自己成长了许多，无论哪方面可能都有所提高。一次次夜幕下追逐着回校的公交，在拥挤的公车上体味着生活赋予我的另一种感触，在摇晃中感受着大学里特有的成长。记得家教师将那天晚上回学校，第一次看到夜幕下的武汉，发现华灯初上的武汉也有着它自身那份别样的风韵。在这份独特的风韵下似乎突然间发现自己成长了许多，这份成长来自生活，来自社会的教化，来自自己亲身对生活的体察。不知道这算不算大学生活的一部分，但我毕竟觉得这和我在学校的课堂里学到的东西对等。希望这份特殊的经历让我学到更多，成长更多。

一个叫程宝林的作家早些年有一本书叫《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书的序中有这么几句话：一个好不容易离开乡村进入都市的人诉说的对于乡村的无尽思恋，一名都市“小人物”的自传。自己似乎一直在书中寻找熟悉的影子，寻找熟悉的乡村元素。让他给自己带来着些许启发。

程宝林是一名从乡间茅舍中打着一双赤脚走出来的作者，从世代庄稼汉的祖辈那里继承了第一笔金钱，也是唯一的一笔财产，便是善良。来自泥土的善良像乳汁一样养育了他，来自泥土的善良，像血液般在文字里流淌。同样，作者也用悲怆的笔描绘着中国社会的底层众生相。读完似乎心里淌着相同的与他一样的来自乡间的粘有泥土的泪与汗，感受着乡村里温馨而又悲悯的变迁。

看了一本书叫《我的1977》，书中讲述了特殊年代那几代人的辛酸与不易，一个滑稽可笑的时代，让几代人滑稽的度过了那么久。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幸福，自己应该好好的把握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一切，或许很多人对现实存在诸多的不满与愤恨，在我看来更多的应从自身找问题。无论怎样，一个人的问题总比全社会的问题更好纠正，一个人的改变总比整个社会的改变容易。可能自己得更好的做好自己，做好真实的自己。无论怎样，社会的种种状态都会给自己带来成长的动力，或好或坏，都会让自己从中获益，学到东西。

自己一直希望过着一种紧凑的生活，在紧张中奔忙，在紧张中前行，或许这样很累，但我会坚持，因为我一直都在路上，走着。

我在路上，不停息的走着，前行。

　　
《土街》：把一切撕裂给你看
入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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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街》：把一切撕裂给你看

就像做一次高山蹦极，用一根绳索吊着你往下坠落，山河依旧是山河，只是在这一趟冒险里，你满眼看到的都是剧烈摇晃的碎影，以及颠沛流离的心灵。老实说，这是亦夫的《土街》带给我的阅读感受。
　　很久没有看到这样一部让人读来酣畅且值得回味的小说。亦夫的《土街》成书于1990年，出版后一度风靡大街小巷。而它就像一杯烈酒，二十年来总能烧灼得人内心难受。这巨大的文本张力来源于一种凄厉的真实性，包含着对人性毁损的深入探求。在对陕西这个荒僻村落的所有粗鄙丑陋的描述中，“家园”不再具有让人依恋的故土的气息，而是一个人类欲望与仇恨栖居的场所，我们能历数出弥漫“土街”的种种罪行：弑父、叔嫂乱伦、私奔、自杀、暗杀、性虐、饕餮……原欲就像是土街的图腾，张牙舞爪地散播着恶之花的种子，让这片土地变成让灵魂赤裸的浴场，这诱惑如罂粟般让人迷醉，但其实是被噩梦魇住的道德和伦理的刑场，充满了行将腐烂的味道。
　　被割裂成小块的断代史
　　《土街》是断代史，记录从1948年到1962年，中国社会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这个角落多年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恰就是在这十几年里，社会动荡，政权更替，运动不断。国民党抓壮丁、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外面的世界遥远地存在于土街人感觉模糊的地方。政策和各种纷乱的变迁传到这里时，都已经像水塘涟漪的最外圈，只剩下微弱的余波，彻底丧失了推波助澜的力量。”
　　十几年时光被复杂的斗争硬生生地割裂成了许多小块，土街的历史就在这被撕碎的年代里余脉微微，苟延残喘。亦夫对现实环境的书写具有冷酷的驾驭能力，冬去春来，一载一载，农闲农忙，人暖人凉，亦夫不动声色间就写出了此时与彼时的不同——— 这一个春天还是充满希望的，下一个就让人迷惑而委顿。断裂的时间轴上，土村人本来宁静的繁衍生息过程，在外界源源不断复杂的冲击下消解了生活的意义。那是土街人看不懂的年代——— 财东变成了囚奴，贫农转瞬成了“抢手货”，无数新鲜的词汇，颠灭旧景的秩序……时间在这一刻还给予他们饕餮般的享受，然而不久又毫无征兆地悉数夺走，甚至置他们于死地。土街人面对时代的戏弄没有那么心平气和，他们骂骂咧咧，心火旺盛，然而地域僻远的现实和没有知识的浅陋终于让他们只能选择静默，日复一日地忍受蹉跎。
　　土街的东西两头，分别住着老掌才一家和瘸二一家。老掌才是个目光凶悍的老头，野心勃勃，土街人望而生畏。瘸二懦弱可怜，儿子治才却从土改队长当起，在土街横行霸道好多年。从父辈的仇恨开始，《土街》里作为线索穿插的两个家族，都由完整走向破碎。掌才的自杀，瘸二的出走，掌才的二儿子宗信带着嫂子私奔。关于家族的叙述一再被作者撕裂，呈现出一幕幕无可扭转的悲剧。
　　这个中国传统的农业制旧式家族内部，掌才享受并操纵着一切———对妻子艾女，他肆意蹂躏；对五个儿子，他的威严不可忤逆。为此，艾女常说“老东西，你不是个人”，大儿子宗孝也背地里骂他“狗日的爹”。土院中的家人战战兢兢地生活在他罩下的阴影之中。然而，这个“统治者”并不快乐：他过早丧失男人的能力，无法征服自己的女人，儿子的逐渐长大也让他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老去，他不愿意承认这样的变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对周遭的人发泄怒火。老掌才需要依靠“权威”带来的安全感，其实他才是最虚弱的人，所以就在宗孝对他的怒骂开始之际，“权威”崩塌，他的一生也就此终结。
　　传统信条和精神分析的碰撞
　　家族延续，宗孝却永远背负着“弑父”的十字架，弟弟宗信开始仇视他直到最后完成反叛，似为父亲“复仇”，带嫂子私奔了。
　　在另一个秩序相反的家族里，治才虽早早地脱离父权的羁绊，但对宗孝的仇恨支配了他整个人生，瘸二对儿子敢怒不敢言，当矛盾激化之时，父亲选择出走，儿子一意孤行。
　　不同的情状，却导致了同样的结局，这个结局就是不完整——— 心灵的不完整，家族的不完整。在这不完整中，更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浮现。
　　不难看出，亦夫承继了古典精神分析学派的野心，父权制、“俄狄浦斯”情结、原欲、阉割焦虑，这些典型的心灵密码在土街所塑造的角色中得到了充分的复原。再来看小说人物的命名：仁仁、宗孝、宗礼、宗信、宗志、宗才、治才，仁、孝、礼、信正是中国人自古宗信的儒家生活准则和人格底线，在亦夫笔下更是得到了重视。然而，这一切都是被撕裂的，儒家压抑人的情欲，强调恪守道德礼仪；精神分析学派则释放人的欲望，突出“本我”的性格，融合了作者这两种叙述基调的《土街》，正是用最剧烈的碰撞产生摧毁人性的力量，我们在相悖的两极颠簸着看，享受人性被撕裂的痛感。所以我说，这是炼狱般的阅读体验。
　　“治才这个在原始信念中不仁不孝、无德无信的瘸二家的后人，越来越成为土街的主宰。”在这样的表述里，我们看到，在这土街之上，戴着镣铐的人性之舞尴尬地停歇下来，欲望蒸腾，于是土街一片腥风血雨。感受这被作者撕裂的一切，我们更能彻彻底底直面人性的波诡云谲，重新涌起对生活的信心和热爱。
　　无法割断对土地的深情
　　最后来谈谈土地。《土街》中的宗孝经历了从对土地的厌恶到对土地的依恋这个过程。最终起起伏伏却又无可奈何地生活，让他真正理解了父亲掌才对土地挚爱的感情。
　　在父亲掌才自杀之后，作者这样替宗孝表达：“他觉得死去的父亲像一粒巨大的种子，在这样的季节里，随时都会开出黑色的花朵或结出什么神奇的果实。”这片被父亲热爱又被自己热爱的土地，到底是因为有同样的根脉牵系其中，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无法撕裂的情怀，才让这对仇人般的父子永远地纠结在一起？
　　对土地的深情是每一个扎根于这个世界的人都有的原始冲动，历来中国作家、艺术家对这一点的交待毫不讳言：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感人至深；作家张炜在《九月寓言》的代后序以《融入野地》为题，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土地的热爱；旅美诗人，农村出生的作家程宝林总是在他的作品中表达土地、庄稼、农事对他的牵萦。
　　世界原本就是破碎的，人们却总是幻想它的完整。二十年后再读《土街》，发现文学的才是永恒的。真正的经典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亦夫曾经如此真诚地将故土撕裂给我们看，在鲜血淋漓的文字里，总有那么多能让我们铭刻于心的东西。

甘州电视台今晚播出《书林疏叶》出版新闻
(2012-01-05 19:44:35)
甘州电视台今晚播出《书林疏叶》出版新闻

甘州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拙编《书林疏叶》出版的消息。播出的时间是：今晚八点；十点。明天上午十点；十二点。张掖的友人可以看到。

按《书林疏叶》，黄岳年著，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该书是“纸阅读文库原创随笔系列（第二辑）”之一。纸阅读文库原创随笔系列第二辑其他各册分别是：来夏新《砚边余墨》、高莽《俄苏广场文化谈片》、曾伯炎《天涯晚札》、钦鸿《书韵依旧》、程宝林《负笈美利坚》。

红杉林美洲华人文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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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云：《美国情人》的非爱情元素
(2011-04-02 19: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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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红杉林》美文选载

《美国情人》的非爱情元素
丰云
《红杉林》，2011年春季刊

（长篇小说《美国情人》，吕红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

摘要：吕红的《美国情人》虽然在题目和故事框架上没能逃脱新移民女性作家的写作惯性，依然是诉说华人新移民女性在异域的爱情追寻以及生存挣扎。但与同类作品不同的是，作者没有单纯集中于爱情的一波三折，而是在叙说情爱纠葛的同时，向读者展现美国华人社区政治生活的斑斓生态。作者选取华文报刊这个华人参与美国政治的前沿地带，展现了华裔族群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和更多、更深地融入主流社会而做的政治努力，也为读者真切描摹出美国华人报刊内部的世相百态，成为我们了解美国华人移民生活状态的一个视窗。

关键词：新移民小说；非爱情元素；政治；华文媒体

新移民文学中以女作者居多，乃是不争的事实。女性特质和现实的生活状态决定了她们有意无意地远离政治、远离经济，而时常围绕着情爱与婚姻主题徘徊。于是，在新移民文学中出现了很多面目相似的作品——《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女人》、《洛杉矶的中国女人》，《纽约情人》、《哈佛情人》、《美国情人》等等。在各种“情人”、“女人”中，我们阅读了太多异域爱情的浪漫和跨国婚变的残酷。尽管爱情是长盛不衰的书写主题，我们永远无法躲避和拒绝每个时代的爱情故事，但就新移民文学而言，我们总是期望这些爱情小说能够承载一些与移民生活相关的非爱情元素，否则其作为新移民小说的独特性就难以呈现。毕竟，爱情随处皆可发生，婚变也是现代生活的常态。爱情并不会仅仅由于发生地的不同而更具价值。新移民文学必须为自己确立一个独有的文学姿态和文学位置。

吕红的《美国情人》在题目和故事框架上显然没能逃脱新移民女性作家的写作惯性，它诉说的依然是华人新移民女性在异域的爱情追寻以及生存挣扎。但与其他的“情人”有所不同的是，作者的视线没有单纯集中于爱情的一波三折，而是在叙说情爱纠葛的同时，透过美国华文报刊这个特殊渠道，向读者展现了美国华人社区政治生活的斑斓生态。

故事开端于一个政要云集的大型派对中，华裔州长候选人、白人市长候选人、地区检察官候选人、助选的华人社团领袖、市政府的官员在第一时间纷纷登场，为女主人公之一芯的美国爱情铺展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场景。作为旧金山湾区华文报纸记者的芯，其主要的日常活动就是采访华人社区的各种政治、经济集会和专访政要名流。于是，在芯的生存挣扎和爱情波折的间隙之中，读者伴随着她的匆忙脚步，也渐次瞥见了旧金山华裔族群的诸多政治生活片段。德高望重的侨领、经济实力雄厚的专业精英、在种族主义、男权社会的挤压中顽强拼搏、机智周旋的华裔女议员、为了华裔族群的选票和捐款而不遗余力的白人政客等各色人等纷纷现诸于作者的笔下。中华文化中心、华商总会、市政府、市议会等旧金山代表性的政治场所，侨界精英为自己支持的政客筹款的派对、候选政客的各种形式的助选造势大会等最体现选举政治的场景，交错地闪现在主人公芯的爱情波澜之中，成为独具特色的背景。这些面目各异的政治人物和频繁变换的政治场景连缀在一起，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美国地方选举政治运行的简约图景。而芯的“美国情人”皮特正是律师出身的政客，现任市长的助手，两人的恋情也就更加不可避免地与地方政治绞结在一起。于是，美国选举政治的独特背景设置，使得几段本来并无出奇之处的异域情感故事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色彩，也使这部作品最终没有淹没在大量的“情人”叙事之中。

华人移居美国的历史已有百余年，而旧金山是华人在美国最早的落脚地，目前也是美国最大的华人聚集区域之一。华人移民群体由于文化传统、生存压力以及历史上所受的排挤等因素，长期以来倾向于独善其身、积聚财富、远离政治，被称为“沉默的模范种族”，“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但近些年，随着移民数量的快速增加，尤其是中国经济崛起后所带来的民族自信的加强，这一状况正在得到改变。一方面，华裔族群作为旧金山人口数量较大的移民群体之一，越来越为历届政客所重视，是候选政客不遗余力争取的选票源。名目繁多的拜票活动，使得华人族群身不由己地直接卷入到地方的政治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华人侨领和各种华人社团也越来越认识到参与所在国政治活动对族群发展的重要性，因而积极地助选对华裔族群友好的政客。而华裔本身也已经开始更积极参与到政治角逐之中，各级各类政府、议会、司法机构中都已经出现了华裔面孔，其中女性参政者为数不少。在《美国硅谷60女性经典》（中国妇女出版社，2009年）这本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国会首位华裔女性众议员赵美心、美国首位华人女部长赵小兰、加州众议员马世云、加州核桃市首位华裔女市长王秀兰、美国第一个华裔女法官郭丽莲等等诸多涉足政坛的华裔女性。《美国情人》中的那位深谙两种文化的差异、并在其间游刃有余的华裔女议员显然是这些叱咤美国政坛的杰出华人女性的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至今，美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移民去向国。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在美国入籍的华人人数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在这个多元文化、民族熔炉与种族歧视并存的移民国度，华裔族群政治地位的确立和平等权利的维护，直接关系到整个族群在移居地的生存和发展。华人移民作为少数族裔，如何参与到移居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是他们移民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因此，作为以记录华人移民群体的移居生活为己任的新移民文学，自然有义务书写这一重要的章节。但遗憾的是，除了树明的《漩涡》（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外，我们至今极少见到表现这一主题的新移民文学作品。因此，吕红的《美国情人》也就成为新移民文学中涉及这一领域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同时，由于作者本人多年在美国的华文媒体中打拼，对这一领域的运作和从业人员的酸甜苦辣了然于胸。因此，作者选取华文报刊这个自己最熟悉的职场，既透过这个华人参与美国政治的前沿地带展现了华裔族群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和更多、更深地融入主流社会而做的政治努力，也为读者真切描摹出美国华人报刊内部的世相百态，成为我们了解美国华人移民生活状态的一个视窗。

居住国的华文媒体是新移民在异域生活中最先着落的精神停泊地。他们通过华文报刊和华语电视节目，既可以解决寻找工作机会、承租房屋等一系列的实际生活困难，也能够及时获得中国两岸四地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信息，更可以通过投书报章，抒发异域生活的感慨。因此，华文媒体在新移民的移居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各个华文报刊更是新移民文学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发表园地。对新移民文学而言，细致描摹这一自己成长于其间的园地，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除了程宝林的《美国戏台》外，我们也几乎没有见到描绘这一领域的新移民小说。因此，《美国情人》为故事所选取的这一独特的发生场景，也是极具价值的。

《美国情人》的叙事结构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式的，其中的另一个女主人公是芯的朋友，教师倪蔷薇。倪蔷薇的“美国情人”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移民林浩——一个中国金融系统的蠹虫，利用在国内捞取的巨额钱财，来到美国闯世界。但法制健全的美国，不容许他复制国内的生存模式，只能依赖华人族裔网络的地下金融服务来运转生意，终至血本无归，不知所踪。作者透过这个失败的商人，为那些携赃款移民国外的贪官污吏也画了一个讽刺性的肖像。

芯和倪蔷薇，最初都试图通过寻找爱情的锚地来安放异域漂泊的身体和灵魂。芯天真地认为“出色的男人能帮你实现幻想，把幻想变成现实” [①]；倪蔷薇则从情人为她购置新房、允诺婚姻的行为中憧憬美好的未来，把这个“带有象征意味的House”，视作“异乡漂泊中的港湾” [②]。但最终，两个人都从“美国爱情”梦中伤痕累累地醒来。政客皮特，是把“东方情人”作为爱情甜点，填补分居婚姻的空缺。面对捧出身份难题、生存难题的情人，政客最擅长的是见风使舵、及时抽身，决不会为自己背负上任何人生重担。而缺少文化教养、自以为是的商人林浩，其冲动鲁莽的个性和携带自中国的有悖美国法制精神的行事方式，使得倪蔷薇的爱情信托也终至破灭。两个失落爱情的漂泊女人最终都只有依靠自己来解决身份和生存。芯凭借努力写作，获得全美少数族裔发展协会颁发的年度杰出贡献奖，令新移民备感焦灼的绿卡也终于握在手中。倪蔷薇则断然放弃林浩赠送的房产，摆脱林浩一团乱麻的危险的生活方式，独自面对生存的艰辛，继续寻找爱情的锚地。与她们相对照的霎霎和妮娜，都是企图用身体换身份、拿婚姻做赌注的移民女性。但美国不可能为她们提供免费的午餐，也没有通向幸福的捷径。无论是孩子的学费，还是自己的合法居留身份，最终都要靠自己胼手砥足地赚取。《美国情人》透过这几个爱情失意的女性，冷静地戳破了被有意无意涂抹于异域爱情之上的瑰丽色彩，还原出新移民生活的真实底色。

作者作为新移民群体的一员，深谙移居生活的五味杂陈，熟悉各种性格类型的移民个体。迥然相异的文化，尽管可以使新移民的精神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但物质意义上的生存、个体情感的安放，永远是移居者在漂泊旅途中背负的最沉重的行囊。芯、倪蔷薇、霎霎和妮娜们的痛苦和忧伤，是新移民女性群体异域生活的一帧小照。

将爱情的发生设置在美国华人社区政治生态与华文媒体内部人事纠结的背景之上，让非爱情元素渗透爱情故事其间，使《美国情人》挣脱了这个通俗的题名为之笼罩的暧昧色彩，为自己在新移民小说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特别位置。

参考文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吕红•《美国情人》【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194。
[②] 吕红•《美国情人》【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22。

作者简介：

丰云——文学博士，德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荆楚之门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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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花鼓戏：十二月等郎
(2011-12-08 06:49:28)

　　大型现代湖北花鼓戏《十二月等郎》是湖北省荆门市艺术剧院创作的一台以“三农”问题为题材的地方戏曲。该剧根据荆门市青年作家黄发清的中篇小说《乡村留守》改编。编剧盛和煜，剧作家，多次获得文华大奖等奖项；导演张曼君，天津歌舞剧院著名导演，多次荣获国家级大奖；《十二月等郎》是一台聚焦农民现实生活的现代戏曲。该剧以江汉平原长湖村为背景，刻画了一群因男人外出打工而留守乡村的女人们，她们在驻村工作队的指导下，由无奈的被动留守到主动的奋发创业，由传统的依附男人到现代的自立自强，最终用柔弱的双肩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穿越了贫困与寂寞，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一方热土，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该剧运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音乐手段，大胆而严谨的无伴奏演唱方式，把江汉平原源远流长、清新优美的花鼓戏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向观众描绘了一幅江汉平原农村的生活画卷，而且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我国现代农村的社会变革历程。

艺术特色

　　《十二月等郎》主题曲的领唱，是一个苍凉、凄婉的苍老女声：“正月里等我的郎唉，是新年哟”。接下来，年轻、青春，却依然含有愁怨的女合声，代替了这个略显悲怆的声音。
　　正月里等我的郎唉，是新年哟
　　情郎我的哥哥哟，一去大半年。
　　没得哪一天，站在妹面前，
　　站在妹面前，郎呐……
　　伴奏的二胡，江汉平原最常见的民间乐器。旋律是舒缓而忧伤的。歌词中的“哥”，必须唱成江汉平原的土音“锅”，而不是普通话的“戈”。在故乡土音里，“哥”、“歌”不分。而在中国民间的情歌中，“哥”就是“歌”，“歌”就是“哥”，谁又分得清！
　　五月等郎曲是凄悲的，因为当家人去世了，其中“凉水能点灯”一句，富含哲理，却又纯然是民间的信念。
　　“五月里等我的郎唉，是清明哟，
　　情郎我的哥哥哟，话儿讲得明。
　　话儿讲得明，凉水能点灯，
　　凉水能点灯，郎呐……”
　　七月等郎曲是男女声混合唱。粗犷的声音、欢快的旋律，似乎透出几许出外打工收获的快乐。“岔上我的妹妹，街上扯衣裳。”“岔”，在家乡话里，是“邀约”之意。确实，在我的记忆里，在家乡，给自己的女人，“扯”一身新衣裳，和城里人买钻戒，情意的醇度和浓度，都是一样的。
　　民间的情歌，通常都有它“粗鄙”的一面。九月等郎曲就合理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这一点“粗鄙”：
　　“九月里等我的郎唉，九月九哟
　　情郎我的哥哥哟，是我的心头肉。
　　妹的心头肉，怎么舍得丢，
　　怎么舍得丢，郎呐！”
　　这恰到好处的“粗鄙”，体现在一“肉”字上。我发现，作曲者在这样显眼的一个楚音上，却没有像京剧那样，采用楚音“ru，如”，而是使用的普通话“rou”。如果采“如”音，这首民歌风格的情歌，民间和地域色彩会更为浓烈。（摘自程宝林-《故乡送我一支歌》）

相关信息
　　该剧自2005年1月25日上演以来，已在荆门城乡公演200多场，观众达20余万人次。为了宣传推广《十二月等郎》，让先进文化走近百姓、服务群众，实现精品意义的最大化，荆门市开展了《十二月等郎》“走进农村”、“走进社区”、“走进企业”、“走进军营”、“走进校园”、“走进机关”的演出活动，带动了全市群众文化的繁荣，中央电视台对此作了专题报道，《人民日报》以《荆门花鼓守望乡土》、《中国文化报》以《“十二月等郎”走进万人心》为题进行了报道。2006年11月，该剧参加了“极目楚天舒——北京•湖北文化周”展演，11月26日、27日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两场，受到了首都观众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农民工的好戏。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农民日报、文艺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新京报等首都各大媒体及新浪网与国内知名网站争相报道演出盛况。 2007年9月，《十二月等郎》荣获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并参加由中宣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迎接党的十七大，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戏剧展演”。除在剧场演出外，剧组还专门到奥运工地、全国新农村建设示范基地北京昌平郑各庄村为农民工、村民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十二月等郎》还先后荣获湖北省第八届楚天文华奖剧目奖及7个单项奖、2005年至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提名剧目、全国地方戏剧目评比展演金奖第一名。《十二月等郎》为了方便下乡演出，有精装、简装及清唱三个版本，在不同的地方为不同的观众演出。
所获奖项
　　2005年入选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
　　2006年荣获湖北省楚天文华剧目奖，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评比展演一等奖第一名；
　　2007年荣获2005-2006年度国家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提名剧目，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十二届文华奖文华大奖和文华剧作、导演、音乐、舞美表演等单项奖，第八届中国艺术节“最受观众喜爱剧目”；
　　2009年入选2008-2009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资助剧目；
　　2010年荣获2008-2009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资助剧目；

散文：思乡的银杏树(作者未详）
(2011-10-04 20:44:03)

常常有人站在某棵树下，避晒或者避雨。那树必定有是有许多枝叶，必定繁茂。没有枝叶，并不繁藏的树下有时站着人，那可能是在等待什么，或者观望什么。这树好象就是生活或者人生的一个站点。

但是站在一个银杏树下，那感想就别有一番，比如象现在，这棵古老而又珍奇的银杏树，它的树冠形如华盖，高大匀称，叶色绿油油的，光滑细致，如美妙的鹅掌，极具动感。它使金鸾山的秋果翻卷千年：据说三国庞统曾在此树下隐居读书。

金鸾山的腰间，有一座古庵，是后人为纪念庞统而修建的，称为“凤雏庵”。庞统施出连环计，使得曹操无气大损，三国鼎立之势形成。在整个赤壁战场走过一通，唯一使我感到心动的是金鸾山上的这棵千年银杏。庞统曾在这棵树下读书，究竟想了些什么？这树上枝枝相交，叶叶相错的生物姿势，是否就是悟出连环计的偶然收获，有时一个偶然就会使历史永恒。我在想象当时庞统先生在银杏树下的闲情逸志，以及他悠然之中思考着名垂千古的命题。

一个船船相边的北魏雄题支离破碎了，但一棵枝枝相连的银杏古树却生机盎然。

赤壁之战的烟硝早已被长江之水带走，在滔滔声中流失，而这棵银杏却千百年不动，保持着它的原色，并且横生不少枝节。银杏树参天覆地，将凤雏庵衬托得古朴宁静，“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庞统的确颇具慧眼，离开战乱纷争的浮躁，看中了块宝地，看中了这棵银杏。他在银杏树下休闲读书，操琴鼓瑟，枝丛中百鸟和鸣，情有独韵，他也许透过枝缝叶隙望见远处的绵山，透过绵山望见汹涌澎湃的长江水。

我现在站立于银杏树下，明净的秋色在眼前显得格外幽远而安宁。被植物学家称之为“活化石”的银杏树是经历过第四纪冰川的古老奇树，据说只有中国才有，在中国，也中有大陆才有。银杏树生命力的久远，其本身就是一种不朽生辉的精神。

这银杏树的树杆，粗硕盘环，质地坚硬，似乎浓缩着太多的岁月沧桑。但它没有太多的显露，它将慎重地珍藏着，在枝与枝、叶与叶之间，这繁茂浓密的图案，该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趣闻，需要一枝枝、一叶叶地解读。有多少名士来到这棵树下怅望千秋，有多少凡人途径于此歇一歇，喘息一下生活负荷，已是说不清道不尽了。当初庞统也是一介书生，他从故乡襄阳出发，下汉水，过夏江，上长江，来到这个荒凉的山上，在银杏树边搭起草棚。其眼力、其苦心、其抱负，当是与这不惧寒热、历劫不灭、傲然雄立的银杏精神一脉相承的了。

四川诗人程宝林曾经以《银杏》为题写过一首诗，表达要象银杏树一样有坚持不懈的扎根精神。世世代代住在树下在一盘树根中间扎下人的根他将浪漫主义与现实精神联系一起，写道：在代檀的国风里遍植银杏。

银杏的果核是坚硬的，杏仁也是苦涩的。无耐，它吸收的是这片土地的辛酸，也正因为如此，它撑起的是人格似的力量，乃至这土地上民族的精魂。

在银杏树下，在一片秋风之中，我仿佛听到果核的坠落。坠落的果核在孕育新的希望。

一点建议：引用处可以用黑体显示，便于读者寻找。

被风吹过的夏天之八：文字只遇有缘人
(2012-02-28 11: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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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案头放了一本书——《2004散文》。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年度散文选本。文章都选得非常好，篇篇皆为珠矶，令我一翻开就爱不释手。

李国文的《一条悲哀的狗》让我读出了一位曾经沧海的老者的悲怆与深沉；杨荻的《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让我读出了一个平凡女子的人间情怀；罗伟章的《贪欲之害》让我读出了一位智者的博大与丰富；卞毓方的《田家英的闲章》让我读出了一位从政书生的才情与心性；李永英的《一个叫苏桂花的女人和一个叫陈泽富的女人》让我读出了两位不同时代普通家庭妇女的平凡与非凡；艾玲的《一路走来》和王陆的《逐渐崎岖》让我读出了仕途之人的心路历程；钱红丽的《物质生活》、余继聪的《炊烟的味道》和程宝林的《豆腐之美》让我读出了童年、故乡、往事的意韵……

这本书是在偶然间遇到的，这些文章也是在不经意间读到的。它们一直静静地存在着，静静地等待着，掩没在如烟的时间长河里，埋藏在如恒河沙数的书堆中。但它们终究与我相遇了，终究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回味、思索、温暖、感慨、共鸣……

人与文字的相遇，尤如人与人的相遇啊。有些人注定要错过，有些人注定只能是陌路，而有些人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总在你最渴望的时候出现，总给你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有些文字注定无法读到，有些文字注定过眼即成云烟，而有些文字总是在等待着你，总会掀起你心底的波澜，让你唏吁，让你动容，让你拍案，让你称快……

价值的认同，审美的合拍，灵魂的契合，它仿佛说出了你心底想要说却又说不出的话语，它又仿佛是潜伏在你心底里一个深长悠远的梦境，这难道不就是缘分吗？

章凝兄：文章贴到这里，黑体字就消失了，我不懂如何处理啊。

作家 杨豪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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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民 作 家 为 农 民 鼓与 呼

魏丕植

新时期以来，国家对于“三农”问题的战略强调与高度重视，客观上拉动了报告文学的扩展和深化。真正从反思、忧患和批判的意义上关注“三农”问题的报告文学当从卢跃刚等人于1994年发表的旨在探讨农民工问题的《寻找农民的真理》开始，而使三农话语走出政界和学界，并迅速升温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却是《我向总理说实话》和《中国农民调查》等报告文学作品的问世。
如果说何建明的《根本利益》、胡传永的《血泪打工妹》、程宝林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彭学明的《回家的路，是那么的长》、蒋巍的《你代表谁？——唐维君：决死农民的悲惨遭遇》、海默的《横亘国人心头的——户口之痛》、衣向东与冉伟君合作的《在底层》、赵瑜与胡世全合著的《革命百里洲》等作品在着力探讨中国农民困苦命运的话；那么，孔捷生的《大转移》、卢跃刚的《乡村八记》、王兆军的《原野在呼唤》、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李超贵的《中国农村大写意》、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闵国库的《在倾斜的版图上》、何晓鲁的《江西苏区悲喜录》、周时奋的《太阳底下是土地》、王布衣的《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姬广武的《世纪决战——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纪实》、李存葆与王光明合作的《大王魂》和《沂蒙九章》、李林樱的《贫困的呐喊》等作品则主要是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深刻反思；都真实记录中国农业的危险状况。

上述“三农”报告文学作品不仅体现了重新确立农民形象的主体地位、呼唤新的政治文明和农民解放、积极推动农民改造自己的环境等民本思想，还以参与维护农民和谐生态环境、指导重建农村和谐社会模式、要求大力发展农业基础经济等作为自己作品的旨趣，彰显了这些有着极大良知和责任心的作家对祖国现代化宏伟事业的一种建设性的关怀与信心。

在这些怀着极大良知和责任心的作家当中，杨豪同志也是其中一员。多年以来，杨豪同志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他对农村的熟悉与热爱、对农民的了解与同情、对农业的关注与牵挂，促使他以报告文学的形式与上述诸位同仁一起谱写出有关三农的篇篇华章。他创作的《农民的呼唤》在《当代》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先后被几十家刊物转载，并被中国作协创研部收入《1999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一书；其《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忧思录》在《报告文学》杂志发表后，又被《2000年度中国最佳报告文学》收录。近年来，他还在密切关注着三农。这不，他的又一有关三农问题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村鉴证》业已杀青，即将付梓。

我与杨豪同志本在2008年10月才相识、相交，可谓新朋；不过，在比较全面了解杨豪同志则是在阅读他的部分作品之后；我与他相识相结同事，甚至成为知己是必然，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代人，人生经历差不多，因为我们都是南方贫困山村的农民之子。社会阅历也类似，吃尽了生活的苦头；我们都热爱文学，且我以田园诗为旨趣、他以关注三农为己任，故我们又“不是故交，胜似故交”。还有一个共同点是我们都十分热爱自己的父老乡亲，百般关注生我养我的故乡农村，这几乎是我们精神的家园，这是我们文学创作的源泉，这是我们情感的根基，这是我们爱的血脉。文艺评论界称我为“田园诗人”，称杨豪为“农民作家”，由此亦然是佛缘，又岂不是必然！

在杨豪新著《中国农村鉴证》长篇报告文学出版之际，我应之诚邀写点东西，十分乐而为之。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农耕文明史的国家，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是在广袤农村繁衍生息的农民。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为勤劳勇敢、忠孝诚信、节俭持家、吃苦耐劳和淳朴善良的人群之一。但同时又是一个固执狭隘、封建自闭、盲目盲从、贫穷落后的群体。他们最困惑的是民权无靠、民生无源、民主无言、民享无根。几千年来，统治者对农民农村农业采取“罚治”、“收取”、“愚民”等政策，致使农村成为贫穷社会，农民成为弱势群体。

新中国成立后，工农联盟人民当家作主，农民在政治上站立起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城乡建设的拓展，工业现代化，国家城市化，以及农业产业化、科技化、现代化，致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而中国国民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税收已经主要不是靠农业创收。于是一段时间内出现农民被淡忘、农业被忽视、农村被边缘化的现象。

九十年代以来，农民工涌入城镇“淘金”，除就业难、讨薪难、伤残维权难外，还面临“暂住证”、“计生证”、“就业证”和其他各种费用的压力，以及包括土地上各种税费提留款“上缴”等压力；还有家中空巢、病残老人的生活与照顾，留守儿童的成长与教育都让他们时时牵肠挂肚。令人愤慨的是前有流氓地痞、恶劣工头的巧取豪夺，后有贪官“村霸”欺负凌辱；更叫人悲伤的是农民工自身的不觉悟不觉醒，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参与“黄赌毒”以及盗窃、抢劫、诈骗、打架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从而败坏了农民工的形象。

杨豪同志的双眼像高倍摄像机一样，把镜头对准了“三农”；杨豪同志像写实画家一样站在农民中、立在田野里，把农村的真相画了下来；杨豪同志又如同一个记帐先生那样把农业的一切帐目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传递给人民、展示给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以此唤醒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以此给决策者提供参考，以此警示农民觉悟起来。

好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及时正确地调整了方针政策，作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系列决策，连续6年发出了中央一号文件为“三农”松绑减压；国务院不但减免征收了几千年的农业税赋和各种摊派提留，还另外给农民发放补贴，包括粮补、林补、农资补贴等；不但免收农村孩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还给农村贫困学生上大学提供无息贷款与补助。2007年以来，政府又在农村实施农村低保与医保政策，还为进城农民工在工资保障、医疗、人身保险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制定并实施了进城农民工在购房、创业及子女上学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益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今日的农村是朝霞喷薄而出，满天光明；今日的农业日新月异，捷报频传；今日的农民沐浴在春天般的艳阳中，喜事连连。

200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历史性决策，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行城乡统筹发展。在部分省区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试点，这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飞跃式前进，它更是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福音。

杨豪同志的新著《中国农村鉴证》写得深刻，它不仅是我国社会这一变迁的历史性鉴证，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空间转换的时代鉴证；它不仅是一个作家的个人鉴证，它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鉴证；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鉴证，它也是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思想正确指导的鉴证，它还将是科学发展观的有力鉴证。

《中国农村鉴证》在书中贯穿于字里行间的忧患意识，在农村农业方面倾注的醒世理念，在农民和农民工身上倾注的大爱情怀，同时对“三农”问题以作家特有的辩证目光寄托出的希翼与理想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令人十分感动感叹感慨。我想这可能就是他文学天赋的明证；同时，他又是文章艺术妙手。“三农”是大面积大群众大题材大问题，他能繁简得当，剪裁得体，取舍合理，轻重适宜，运用自如，则又是何等不易啊！从谴词造句到谋篇布局，从叙事白描到抒情议理，从微观推敲到宏观把握，都处理得如此恰当、浑然天成，非高手莫成啊！

短短相处，浅浅相识，我了解到杨豪同志坎坷的人生经历、传奇的奋斗精神，还有他对家庭，对父母、兄弟、妻儿的奉献与爱，都是用自己几十年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浇铸而成啊！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屈脊梁，这正是农民作家的不朽精神。我佩服杨豪同志关注“三农”的执着精神，我珍惜与杨豪同志的友谊，我十分喜欢杨豪同志的人品，我愿意向读者推荐杨豪同志的作品。

2009年4月9日夜于北京崇文区贵园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国史研究编修馆常务副馆长）

往事（之四）

《小人物》与它背后的小人物
安 黎
1
1995年秋天，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痉挛》,在迂回了八年之后，总算出版了。
《痉挛》动笔于1986年4月，完稿于1987年8月。《痉挛》的出版过程，山重水复，曲曲折折，若叙述出来，比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幅还要冗长。那些满足于吃喝玩乐的人，觉得身处现在的中国，无比自由——自由地吐痰，自由地骂人，自由地坑人蒙人，自由地购物旅游，自由地嫖娼卖淫——但我知道，那是因为他们仅处于人生的低端，即人的动物性阶段。生物学告诉我们，人区别于动物的显著标志，就是人会说话，人会思考，人会白日做梦与无病呻吟。那些赞美社会自由的人，他们肯定不写作；或者，写作了，也只是写一些风花雪月的文字，制造一些文字的浮叶。若有人真的想通过文字记录现实，或通过书写表达自己的思考，那他准会碰得鼻青眼肿。这时候，他大概才能体会到被囚禁的痛苦，才能意识到自由的弥足珍贵。禁锢无处不在，在一圈圈的围墙里，在一匝匝捆绑的绳索里，在一根根坚硬结实的铁栏杆里，在每一个言论与思想“此时无形胜有形”的出入口，都肃然站立着横眉冷对的哨兵。哨兵们恪尽职守地把持着一道道的大门，他们睁大眼睛，唯恐有露网之鱼从身旁悄然溜走。

《痉挛》的封面宛若站街女，香艳裸露，庸俗不堪，但它的销量却出乎意料地大。第一次，它就印了十万册，之后，又多次重印。负责发行的书商，因为它，一下子由勒紧裤带的贫寒之士，变成了一位膀大腰圆的富翁。而我呢，尽管稿费并没有水涨船高，尽管它煽情的面目让我不忍目睹，但一部积压日久的草稿，终于印成了铅字，也算是聊以自慰了。

花城出版社的小说室主任刘先生游逛广州的书店，看到了《痉挛》，随手买了一本。回去一读，他甚为喜欢。自己读完并不罢休，他还把它推荐给了小说室的其他编辑。众人传阅之后，对《痉挛》的内容与技法，都颇为认同，并惊讶于因循守旧的陕西作家，怎么会写出现代派的作品？一番商议过后，他们决定向我约稿。与我联络之前，刘先生先是向陈忠实和贾平凹两位先生打去了电话，询问我的情况。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接着，刘先生直接致电与我，谈起约稿之事，我允诺为他们新写一部长篇小说。时隔不久，花城出版社一行四人——社长、著名作家肖建国、小说室主任刘先生、小说室编辑陈女士和孙女士——飞抵西安。他们一下飞机，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与我约定见面的时间与地点。我早上九点半赶往东门外的一家酒店，十一点之前，就在“写作与出版合同”上签了字。新写小说的名字，依据刘先生的意思，暂定为《嬗变》。中午，他们请我吃饭。在饭桌上，刘先生告诉我，这次来西安，唯一的任务，就是与我签合同。原本，他们计划飞抵太原，与蒋韵女士签合同的。但在我答应了他们之后，他们的行程就拐了弯，先绕道西安，后再去太原。

花城出版社遍寻天下的好稿件，四处追踪心仪的作者，单这一点，就卓尔不群。
接下来的两天里，花城社的诸位同仁，与西安地区的作家们频频见面，彼此宴请，酒宴一场接着一场。我记忆最为深刻的饭局，是在蒙古包里度过的。环城南路的杂技馆里，有一座搭建的蒙古包。蒙古包是一座餐厅，里面的饭菜，带有蒙古族的风味。老板是内蒙古人，服务员清一色都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蒙古风味的饭菜，对于我这样一个在黄土地上长大的人，未必吃得惯。但服务员甜美的歌声，天籁般的嗓音，却让我如醉如痴。据老板讲，这些女孩子，都是地地道道的牧民后裔。为了找到她们，老板骑着马，追逐着一座座的帐篷，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奔走，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每到一户人家，发现一个能歌善舞的女孩子，老板就把她带走，带往西安。这些女孩子，没有上过音乐学院，未经名师指点，但她们唱起歌来，那么地悠扬，那么地纯净，这种不含杂质的原始之美，这种没有矫揉造作的原始之声，足以让那些科班出身扭捏作态的歌手们，黯然失色。

给客人敬酒时，姑娘们站成一排，唱起了《祝酒歌》。唱了一会儿，其中的一位姑娘端着酒杯来到客人面前，单膝跪地，手捧杯盏。若有人推辞不肯接过酒杯，歌声就无休止地唱下去，姑娘就永远地跪地不起。谁能受得了一位姑娘久久地跪在自己的面前？于是，不喝酒的人也要硬撑着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但一位姑娘敬完酒，另一位姑娘又轮番上阵，伴随着歌声跪在了你面前，如此交替，不一而足，搞得所有在场的人，都醉醺醺的。

参加这次午宴的有陈忠实、京夫、高建群等人。在杯盏交错之际，花城社的诸位谈起了来西安的缘由，刘先生兴奋地向在场的人说：“我们来西安，最大的收获，就是约到了安黎的一部长篇书稿。”此话刚落，坐在我旁边的高建群先生就用胳肘暗暗地捅我。高先生佯装上厕所，临出门时，掉过头，向我眨眨眼，示意我出来，他有话要说。我出了蒙古包，尾随高先生走进厕所。高先生问花城社与我签订的合同中，稿费是怎么计算的？我说千字五十。高先生摇头，说太低了，太低了，很不合算，还不如找书商呢。接着，高先生说他要把我推荐给与自己熟悉的一位书商，让我好好挣一笔钱。书商给他的稿费，千字二百，给我呢，不会低很多，怎么说也得千字一百五。我说高老师，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信用的问题。没有钱，我们可以慢慢挣，但信用丢了，恐怕再也难以挣回来。既然我答应了人家，而且已经签约，那就要遵守约定，这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高先生当然是一片好意。我在谢谢他的同时，也向他做出了解释：既然选择了写作，金钱肯定不是我考虑的首要因素。把自己的书交给书商，宛若把自己的闺女交给了社会闲痞，眼睁睁地看着闺女遭受虐待与蹂躏，却无力营救，那是怎样一种肝肺俱裂？选择花城社，我看中的正是它的声望以及它的正规操作。

2

与花城社签订合同的时间，为1995年9月下旬。合同规定，1996年6月底之前交付稿件，8月底正式出版。刘先生反复强调：若写出《痉挛》那样的水准，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合同虽然签了，但一个月过去了，我却迟迟没有动笔。写什么，怎么写，思路还
都没有理清。更为致命的是，我压根儿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写作空间，没有一张可以铺展稿纸的书桌。单位的办公室，宿办合一，人来人往，嘈杂而拥挤。直至十一月初，张志瑜兄来访，我才有机会在稿纸上写下第一个字。

张志瑜兄闻听我的困境，便邀我去他那里写作。此时，张兄在武警西安支队担任政委，他的单位，位于城南的安东街。张兄腾让出自己的办公室，使我暂时拥有了容身之地。于是，前半天，我在单位上班；后半天或节假日，我就躲进张志瑜兄的办公室里。元旦之前，我总共写出了三万字。三万字，与三十万字相比，才是区区的十分之一。

春节过后，在朋友刘健的安排下，我转换了地点，远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委身于机场旁侧的口岸大楼。刘健现为省通讯管理局的领导，但那时，他还在省口岸办上班。口岸办在机场旁边有一栋大楼，与海关大楼同为一个院落。我置身的这座大楼，共七层，但只有二楼的三个房间，经过了装修，可供值班人员歇息，其他的楼层，其他的房间，一律闲置。口岸办的工作人员轮流来这里值班，每人须坚守二十四小时。但事实却是，一到傍晚，他们都悄然溜走，谁也不愿在此过夜。倒是那位实实在在的口岸办主任，独自遵守着自己制定的规则，每逢自己值班，昼夜不离不弃。主任的儿子儿媳，都是我的学生，因此，主任对我照顾有加。长年驻扎这里的，是三个临时工：一个伙夫，一个管灶者，一个杂务人员。管灶者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头，伙夫与杂务，都二十来岁，为年轻人。三个临时工的宿舍，位于灶房旁边的平房里。也就是说，到了夜里，住在这栋大楼里的人，基本上仅我一个。

从麦苗青青，到麦穗摇曳，整整五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都往返于单位与口岸办大楼之间——前半周在单位上班，下半周加上周末，则躲在口岸办的大楼里闭门不出。白天，抓紧分分秒秒，至下午五点多钟，写出五六千字后，则迅速罢手。晚饭之后，三个临时工准会找上门来，鼓动我去玩牌。四个人围着一小矮桌，手摸纸牌，打“拐三”。玩牌于我，是为了换脑，以使绷紧的神经，赶快松弛下来。但我的玩伴，个个都像职业玩家，水平很高，令我大为佩服。比起我的心不在焉，他们在玩牌上，可谓一丝不苟。他们贼着双眼，紧盯每一张出牌，默记着每一张牌的下落，于是常常自信满满，胜券在握。我赢少输多，每天都在牌桌上扔掉十元二十元。但我依然对他们心怀感激——感谢他们不使我的夜晚过分寂寞，感谢他们帮助我转移了注意力，从而有效地摆脱了失眠的困扰。

在这个时间段里，我去了一回新疆，见到了著名作家周涛以及众多的文友，游历了天池与吐鲁番等地，消耗掉了大约十天左右的时间。

写作累了，我常常伫立窗前，观看海关的车辆载着一群人去，又载着一群人回。每一架国际航班飞临西安上空时，海关的那辆面包车都会赶在飞机落地之前，呼啸而去。对进港的海外旅客检查完毕，那辆车就开了回来，停歇于院子。久而久之，我与海关的工作人员张瑜相识并成为了朋友。张瑜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他喜欢绘画，喜欢文字，并经常写一些颇有见地的绘画评论。当张瑜听说我在此写作时，主动跑来找我。第一次见面，他赠我一张自己的画作。那幅画上，一条鱼在水面上游曳嬉戏，十分顽皮。张瑜还拿出自己写的绘画评论让我读，读之，单那种直言的胆识，就让我明白眼前这个身穿海关制服的人，绝非等闲之辈。若干年后，我订阅的《书屋》杂志，为张瑜开辟了专栏。一篇篇大块头的文章，在张瑜的笔下呈现着井喷状。文章里弥漫的浓淡相宜的学术气息，诠释了张瑜学养之厚实。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写作期间，笑眯眯的张瑜，时不时送杂志与我，使我躺在床上，有了可供翻阅的读物。那些杂志，是张瑜在履行职责时没收旅客的，是一些“禁止入内”的杂志或书籍。但这些“反动”书刊，里面充斥的文字，在我看来，却是那么地言之有理，中允客观。它们所阐述的道理，或描述的事件，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

麦穗一天天泛黄，农人们汗流浃背地收起了麦子。这时，天气热了起来了，人呆在屋子里，燥热难耐，思维也随之变得迟钝。六月二十二日，我彻底收笔，为这部书稿画上了句号。随之，将稿件捆扎打包，邮往广州。

3

一个月后，责编陈女士给我打电话，聊起她阅读稿件的感想：写得很新颖老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荒诞派小说云云。

陈女士是中山大学的博士生，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她戴副眼镜，头发微微翻卷，说起话来慢条斯理。陈女士担当我小说的责编，我问她小说在出版社具体进展到哪一步了？陈女士说已二校。我挺惊讶，说有那么快吗？一般的出版社，一月两月，稿子尚且读不完，何况校对呢！花城社真的不一般，竟有如此高的效率与如此快的节奏。陈女士说自己读了稿子，非常满意；刘主任读了稿子，也非常满意，于是就发排了。我说怎么没有终审呢？陈女士说等校对完了，找终审签个字就可以了。

陈女士与我通电话时，刘先生就坐在她的旁边。我想与刘先生说几句话，于是就让陈女士把话筒递给了刘先生。我问刘先生怎么不终审就发排了？刘先生说约的稿件，百分之百地要出版，终审于是就成了一个走过程；为了节约时间，他们把终审放到了开机印刷之前进行。刘先生还说，为使这部书如期出版，小说室先后两次请校对科的人吃饭跳舞。校对科的人很牛的，他们手头的稿件堆积如山，忙不过来；不给他们一点好处，他们会无限期地将稿件拖延下去。
半月后，某个早上十一点左右，陈女士给我打电话，一开腔，从语调里，我就能感受到她的焦躁不安：安黎，坏了，稿子遇到麻烦了。
我问怎么回事？

陈女士说都怪我们太粗心了，没有紧盯稿子，结果稿子落入一个老左派的手里。这个老左派，已退休，但被返聘为终审小组的成员。这个老左派，很难缠的，他特别爱告状，爱闹事，脑子极其僵化。
我问哪怎么办啊？
陈女士说：你等等，我让刘主任给你解释。
陈女士把电话交给刘先生。刘先生叹息着，说都怪自己太麻痹大意了。终审小组七八个成员，谁也不会料到，稿子不偏不倚，竟落入了那个老顽固之手。
我说那是不是意味着稿子就出版无望了？

刘先生说那倒不是，我们还有别的补救办法，具体说，就是绕过终审小组，直接找罗总编签字。总编有否定终审小组意见的权力。只是令人担心的是，这个老顽固有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倔强，不肯轻易罢休，极爱较真，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常常闹腾不休，搞得整个出版社的人，见了他都回避，提起他都头疼。
我问老先生否定稿件的理由是什么？
刘先生说他的终审意见，仅写了两句话，但却是两句致命的话：把党的基层组织描写得一团漆黑，不宜出版。
刘先生建议我，主动向罗总编打个电话，聊一聊稿子；他呢，马上就把稿件交到罗总编的手里，争取获得罗总编的支持。罗总编是外国文学专家，思想及其开明。

大凡关注外国文学的人，都不会对罗国林这个名字感到陌生。我很早就埋首于外国文学的阅读，于是一批外国文学的翻译家和研究者，在我的心中，形若翘首的高山。柳鸣九、李文俊、叶廷芳、郑克鲁、罗国林、仵从巨等，我对他们心怀敬仰。外国文学研究者与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其学养境界，其思维方式，其价值立场，其学术水准，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不在一个档次。后者可以滥竽充数，混一混就能混成名人；但前者却必须具备相当扎实的学术功底，不是靠混就能混出来的。这些翘楚般的人物，我后来与其中好几位都有所接触和联络。他们朴素温和，低调内敛，但在平凡的外表下，却包藏着一颗不平凡的灵魂。重要的是，他们尽管年龄普遍偏大，却不墨守成规，观念极其超前，思想极其开放。罗国林先生是法国文学专家，堪称中国研究纪德的权威。我书架上有一本纪德的小说集，其翻译和绍介者，就是罗先生。但我完全没有想到，罗先生竟身居广州，担任着花城社的总编辑。有罗先生掌舵，难怪花城社出的书，比别的社更具胆识，更具前瞻性。

数天后，估摸罗总编该把稿子读完了，我便拨通了罗先生办公室的电话。
电话那端的罗先生，语调柔和，温文尔雅。
罗先生说：小安呀，我过去没怎么读过你的小说，这次一读，觉得你写得很好啊，写得很不一般啊！
我道出了自己的担心。罗先生安慰我，说书一定会出的，请放心！出版社内部，是有一些不同意见，不过不要紧，稍放一放，过一段时间，该出版的，一定是要出版的。

罗先生请我谅解出版日期的可能延后，说一旦有所拖延，他会叮咛小说室，将在稿费上对我予以适当的经济补偿。接着，罗先生大发感慨，说小说嘛，就是表现社会矛盾与反映社会冲突的；不展示矛盾，不描写冲突，还要小说干什么？
与罗先生通过电话的第二天中午，我接到了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情绪极其亢奋，言语之间充满着喜悦，说太好了太好了，罗总编非常看重这部稿子。罗总编写了满满三页的终审意见，对稿子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扬。罗总编把陈女士召至自己的办公室，不但让她看了自己写的终审意见，而且还与陈女士讨论了这部小说。两人聊着聊着，竟发生了争论。陈女士认定我的小说属于荒诞派，罗先生说不，是黑色幽默。

但仅过了三天，陈女士又打来电话，说终审小组的老左派看到罗总编签署的出版意见，怒气冲冲地去找罗总编论理，在罗总编的办公室里，老左派大吵大闹，指着罗总编的鼻子，痛斥他为何不尊重终审的意见？既然不尊重，还要终审干嘛？老左派的吼叫声，满楼的人都听得清晰。

闻听此言的当天晚上，我再次打电话给罗先生。罗先生依然安慰我，说小安你放
心，你放心，我们内部的意见分歧，不影响执行与你签署的合同，你放心好了！

4

一晃一月过去。

在等待中，我知道小说的三校已经完结，即将付梓印刷。
但突然有一天，陈女士打电话告诉我：坏了，我们出版社停业整顿了。
我惊讶不已，询问其故，但陈女士却语焉不详。
我打电话给刘先生，刘先生用手捂着话筒，把停业整顿的来龙去脉悄声告诉了我——有一个社会闲人，手拎一本书，来出版社找罗总编。闲人对罗总编说：罗总编，你给我八万块钱！若不给，我就要拿着这本书去北京告状！罗总编询问这本书怎么了？闲人翻到书的“后记”，指着用笔勾画的地方，让罗总编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书的“后记”里，竟然提到了“八九风波”，而且对风波的定性，与官方截然相反。罗总编虽拒绝了敲诈，但自知闯下了大祸，一时慌了手脚。书为书商包销并负责印刷，责编粗枝大叶，虽曾叮咛书商去掉“后记”，却没有跟踪监督，从而酿成了严重的疏漏。书出版已两年了，若不是这个闲人前来滋事，出版社竟无人知道这部书的“后记”里有这样的文字。

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出版社急忙向省出版局写出了检讨。出版局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它迅速地向新闻出版总署呈交了书面报告。在出版总署尚未发话之时，出版局派出的工作组，已进驻了花城社。工作组到来的当日，就召集会议宣布：花城出版社无限期停业整顿。

在停业整顿期间，我数次与刘先生和陈女士通电话。他们都安慰我，说此次停业整顿，与我的书无关。只要整顿结束——再漫长的整顿，也有终结的时候——我的书很快就能出笼。但某一天，刘先生主动给我打来电话，语气十分沮丧，说糟糕了，形势越来越不好。我问怎么回事？刘先生说在整顿会议上，当着出版局领导的面，那位老顽固猛烈地炮轰罗总编，说罗总编思想有右倾倾向，导致花城社自由化泛滥；罗总编从来不尊重终审小组的意见，致使一部部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脱颖而出，比如，最近正在出版的一部陕西作家安黎写的小说《嬗变》，终审小组认为它很有问题，已否定了它，但罗总编却绕过终审小组，签署了同意出版的意见；更为恶劣的是，罗总编还在签署的意见书里，不惜笔墨，为这部书大唱赞歌。

最后只能是“无言的结局”：稿子无果而终，花城社向我赔偿了一笔违约金。
刘先生不住地叹息：我们为这部书花费了多少心血呀，谁能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冤枉啊冤枉！

肖建国先生亲自给我打来致歉电话。一番交谈之后，肖先生问我愿不愿意把书稿转移至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说当然可以。

湖南文艺出版社是肖先生的老东家。肖先生赴花城社任职之前，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他自然与现任社长总编等，非常熟悉。

5

在我的建议下，花城社把稿子寄给了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余开伟先生。
余开伟先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评论家。他祖籍湖南，但人生的黄金季节，却是在新疆度过的。中年时他调回故乡，在湖南文艺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余先生曾主编过一部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批判》的厚书。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把我的两篇文章收录进了这部书里。余先生给我寄来的样书里，夹着他写的一封长信，从此，我们就有了笔下的往来。从余先生的文字里，从余先生的书信里，我深信他与我有着相同的价值观，有着相似的审美倾向，因之，能读懂我的小说。
果然，余先生异常欣赏我的这部书稿。在电话里，他罗列了小说的种种优点，并痛斥现在的小说普遍塑料化口水化，缺乏直面现实的精神勇气与责任担当。但余先生面临退休，且已开始办理退休手续，他来当责编，不大现实。经过深思熟虑，余先生把稿子交给了一位姓竹的年轻编辑，并坚信竹先生一定会喜欢上它，并为其出版而尽心竭力。小竹三十岁左右，为湘潭大学研究生毕业，读的书很多，眼界开阔。更重要的是，他的父亲是湖南省政府的高官，出版社的领导经常求他父亲办事，因此，小竹送审的稿件，领导们有意无意都要礼让三分。

小竹是个可爱率真的小伙子，热情似火，激情四射。自从他知道了我家里的座机号码后，几乎每个晚上，那部座机都会遽然响起。在电话里，小竹难以掩饰因读稿而滋生的激动，喋喋不休地发出一连串的感慨。小竹搬出一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词汇和术语，把我与一群世界级的大师进行比较，说我的小说里充满了卡夫卡的忧郁，弥漫着鲁尔福的诡异，潜藏着尤奈斯库的荒诞云云。

小竹一打电话就没完没了。有时候，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还不肯说“再见”。小竹说出版社正在出版一套书，领导建议他把我的书放进这套书里，但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他告诉领导，这部书和那套书，在质量上有着天壤之别；把这部书混淆于那套书里，是对这部书的严重侮辱。这部书必须单独出版，作为重点图书与精品图书而隆重推出。

就在小竹与我电话交流之际，我的同事小李，也知道了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书的事情。小李与我同坐一个办公室，私交不错。小李告诉我，他的伯父在湖南文艺出版社供职。我问他：你伯父是编辑吗？小李说：不是文字编辑，而是美编，但应该跟领导能说上话。小李两次问我：要不要我给我伯父打个电话，说说你出书的事？我均婉言谢绝，说不用麻烦了，责编只要尽心，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一个月后，我接到余开伟先生的电话。电话那端的余先生，气咻咻的，说自己刚刚和终审吵了一架。我问是因为我的书吗？余先生说就是，就是。我问终审者是社里的领导吗？余先生说不是，是一个姓李的美编。这个老李，和自己一样，也即将退休；老李平时只负责给书插个图，画个画，懂什么文学呀？让他终审稿子，他能读懂这部现代派手法的小说吗？简直是在瞎整！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个老李，不就是小李的伯父吗？

我问李先生写的终审意见是什么？余先生说老李在审稿期间，他曾数次与老李交流过对这部稿子的看法，并叮咛老李，要宽厚一些，放书一条生路，天塌不下来。尤其是，写审读报告时要慎之又慎，读不懂不要乱写。但老李私下告诉他，出版社的领导觉得这部书稿很可疑：既然为花城社约稿，稿子质量又好，花城社何以弃珍珠如敝履，把它转给湖南社？领导安排老李终审，并不在意他是否是一个内行，看重的，恰恰是他的思想僵化。老李写终审意见时，左右犯难，既不愿辜负领导的期望，又不愿得罪余先生，于是他就写出了这么两句模棱两可的话：这部稿子不该轻易地肯定，也不该轻易地否定。纸面上尽管这么写，但背地里，老李却口头告诉领导：这部书挺反动的，一经出版，十有八九要惹事。

小李听说了书的近况，当着我的面，急忙向伯父打去电话。但一切，已为时已晚。

过了两天，小竹给我打来电话，情绪几近失控。小竹说，为稿子未获通过，他与总编结结实实地大吵了一通，吵完，他就递交了辞职报告。小竹大骂领导们长了一双猪眼，不识货，在这样的单位当差，简直是莫大的耻辱。

我劝小竹别意气用事，不要为了我的稿子而延误自己的前程。在当下的环境里，领导为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帽而否定我的稿子，不足为奇，再正常不过了。

6

稿子被湖南文艺出版社退回后，一直压在我的柜子里。

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打电话者自称姓程，名雪门，在市财政局办公室上班，号称要请我吃午饭。

在饭桌上，我见到了程雪门。程雪门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他个头不高，胖胖的，脑袋比较大，但头发稀疏。他一脸的和蔼慈祥，总是笑眯眯的，宛若弥勒佛一般。程雪门请我与另一位作家吃饭，想表达两个意思：一是请我去财政局主办的杂志《西安财会》兼职，二是想倾诉对我的敬慕之意。雪门说他非常喜爱我的文字，凡在报刊上见到我的文章，都要剪贴下来。几年间，他剪贴了厚厚的一大本。

一来二去，我和雪门熟悉了，而且往来频繁。

有一回，雪门来我办公室闲坐，谈起我的文章，叹息说我的文章，好是好，就是太短了。他读我的文章，类似于一个大力士在端着一个小饭钵吃饭，总是吃不饱，不那么过瘾。雪门问我有无长文章让他读？我挑了几本发我小说的杂志借给他。过些天，他来还杂志，胃口似乎越撑越大，饿意未消，意犹未尽，依旧显得很贪婪，追问还有无更长的文章让他读？我告诉他，我有一部长篇，没有出版，他若有兴趣，可以拿去阅读。

雪门于是就抱走了这部小说的手稿。五天后，他来找我，手里拎着装有我手稿的纸袋，唏唏嘘嘘，嘘嘘唏唏，在地上踱着步，转着圈，说这部小说写得实在是太好太好了！接着就责怪起我来：安老师，你到底咋回事呀？这么好的小说，你为啥不让它出版呢？不出版，多可惜呀！我说不是我不让它出版，而是它四处碰壁，出版不了。我问雪门读完它了吗？雪门说仅读了一百多页，但已知它非常非常不一般了。雪门说自己这些天去单位上班，来来回回，手里一直拎着这部书稿。拎着这部书稿，犹如拎着一疙瘩金子。坐在公交车上，他提心吊胆，怕遭偷窃；走在路上，他左顾右盼，怕遇抢劫。他之所以读得这么慢，是因为他每读一段，都要倒回去重读。他翻来复去地读，一字一句地读。读了还不解馋，还要仔仔细细地咂摸一番——这种情形，宛若穷人家孩子吃糖果，只敢用舌尖一点一点地舔，慢慢地享受着那一丝一缕的甘甜，不敢囫囵吞枣一口吞下，唯恐糖果一眨眼就没了。

我把这部书的遭际，大致向雪门叙说了一遍。
雪门说那你想不想让它在陕西出呢？
我说全国同一个气候，同一个颜色，同一个屋檐，比之南方，陕西更保守，哪个出版社有出它的勇气呢？

雪门说没有啥呀！我读了一百多页，觉得它没有啥呀！它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有啥理由出不来呢？这样吧，安老师，你不用管了，我来跑出版社！我就不信，陕西这么多家出版社，里面没有几个识货的编辑。
数天后，我与雪门再次碰面，经过协商，达成口头约定：他承揽与书出版有关的一切事宜，书的投资与收益全部归他，我只是从中获取少量的稿费。
我建议雪门，如果找太白文艺出版社，可以考虑选择张继全当它的责编。太白文艺出版社里，我的熟人很多，但我斟酌再三，认准小张当责编最为合适。小张比我小七八岁，经过数次闲聊，我深深知道，我们心有灵犀，精神向度与审美理念颇为一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小张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洗礼，经历了世界文学之风的熏陶，小张呈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精神特质。
接下来，我岿然不动，但雪门却跑个不休——他几乎天天往出版社跑。二十天后，小张读完了稿件，我们三人见面，聊起了这部书稿。小张果然非常认可稿件的质量，说他一年编辑许多部书，唯有我的稿子，才真正让他感受到了语言的魅力，感受到了阅读的快乐。
小张写出了满篇溢美之词的审读意见，尔后，便把书稿递交给总编终审。总编非常忙，只是翻了翻它，顾不上细读。总编询问小张它有无政治上的问题？小张说没有。总编便签署了“同意出版”几个字。
雪门怕有闪失，也自行找过总编。一切出版手续办理完毕，就等书号了。书号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掌控，但每个月，都要向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分发三回。总编承诺雪门：太白社的书号一旦到手，第一个就给你这部书。依照这样的推算，拿到书号，绝对不会超过十天。

7

经过反复推敲，我把书的名称，由《嬗变》改成了《小人物》。

时值九月下旬，按照预期，《小人物》将在十月中旬正式出版发行。
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弓玄是我的朋友。弓岛拍摄一部专题片时，邀我写脚本。在我采访期间，弓岛一直陪我左右。采访间隙，或者用餐之时，弓岛不时拉过我的手，执意要给我看手相。有好几次，弓岛三更半夜打来了电话，说他回到家后，对照着《易经》，重新对我的命运进行了测算，得出了与白天的判断相异的结论。在电话里，弓岛不厌其烦地向我指点着迷津，叮咛我该这样，不该那样。
我问弓岛：这一套跟谁学的？

弓岛说西影厂有位美术师，是位高人，占星卜卦，可准可准了。一向自命不凡的弓岛，对美术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这位美术师面前，他甘当一名学徒。
有一天下午，将要下班之时，我接到弓岛的电话，邀我去建国路的一家餐馆吃饭。弓岛说今天聚餐者中间，就有这位美术师，他要让美术师给我算算命——美术师算命是收费的，但请放心，看在哥们的份上，美术师不会收我分文的。
弓岛给我打来电话时，雪门恰在我的房间里。雪门与弓岛认识，于是我就拽上雪门，一起去建国路用餐。

围着餐桌，美术师看了我几眼，然后侃侃而谈。他说你这辈子，命里有两样东西，一是金钱，一是名声，但官运不怎么样。一通云里雾里之后，雪门突然插言，说我们正在出一部书，麻烦你给测算测算，看能不能顺利出版？
美术师掐了掐手指，说现在出不来；若要出版，需要等到十个月之后。
美术师的话，立刻让雪门的情绪变得低落。宴席散去，出了餐馆的门，沿着人行道漫步，雪门沮丧不已，嘀咕不休，说他怎么算到咱们的书出不来呢？他怎么算到咱们的书出不来呢？

我安慰雪门：算命之类，可信可不信。你想想，终审已通过，发排单已拿到手，而且你私下里也打点了总编，他承诺哪怕只下来一个书号，都是这部书的。所有阻力都已排除，书出不来，说不过去呀！
雪门一分析，承认我言之有理。
接下来，雪门天天给出版社打电话，询问书号下来没有？可某一天，雪门急头绊脑地跑来找我，一进门，慌慌张张地说坏了，安老师，太白文艺出版社停业整顿了！

8

因出版了一套“黑马丛书”，遭到匿名者的检举告状，从而导致太白文艺出版社
被停业整顿。

太白社被整顿期间，雪门急得头上长出了牛角。性情温和的他，变得十分焦躁。他隔三差五向出版社打去电话，询问整顿何时才能结束？但无人能回答了他。
盼星星，盼月亮，就像悬崖边上徘徊的迷路者，顿时陷入了漆黑的夜里，不敢往前，也不敢后退，只有呆坐原地，等待着东方泛起晨曦。第二年的三月，小张终于告诉雪门，整顿告一段落，暂且收了摊。省出版局给出版总署呈交了报告，等待着出版总署的答复。但报告递到出版总署后，却被那些大老爷们置之脑后，他们既不给出整顿合格或不合格的答复，也不恩准出版社重新开业运行，反正就这么拖着，这么悬着。雪门急，但出版社的领导比雪门更急。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直到八月中旬，太白社总算解冻了。太白社的领导没有食言，很快就给《小人物》颁发了身份证。八月底，《小人物》正式亮相于市面。板着指头一数，正中了美术师的掐算：距离算命的时间，不多不少，刚好十个月。

《小人物》出版后，雪门忙得栽跟头。他去了一趟《华商报》社，把一本书送给读书版的编辑邢成。邢成读了书，非常认同，且得出了“安老师的这种视觉，这种写法，在陕西作家里独一无二”的结论。邢成把雪门引荐给“华商书迷俱乐部”的主管，于是书迷俱乐部下辖的书店，就成了《小人物》的发行总代理。
雪门告诉我，发行非常火爆，每天，都有三四千册书从书店里批发出去，照此速度，几万册的印量，很快就会告罄。正在筹划着重印，却突然发现地摊上，小书店里，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盗版书。盗版书的纸质普遍很差，有些用的竟是粗糙的麻纸，软塌塌的。躲在暗处的盗版者，远非一家一户，这从书的定价上就能看出端倪。正版书的定价是十八元，而盗版书呢，有的二十元，有的二十一元，有的二十二元，有的二十五元，有的二十六元，有的二十八元；有的心更狠，干脆就三十五元。
盗版书横行无忌，重印不得不搁浅。
在邢成的张罗下，《华商报》为《小人物》举办了研讨会。从联系会场，到会场布置，再到中午就餐，《华商报》一并负责。我所要做的，就是向各位与会者送书和发请柬。
开会那天，陕西文学界的大多数名流都来捧场。陈忠实、肖云儒、李星、畅广元、费秉勋、王仲生、高建群、沈奇、商子雍、孙见喜以及我所属单位的领导等等，大约上百人与会。贾平凹先生身处新疆，但他写了一段话，委托他人在会上宣读。那段话的开篇语是：“在西安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中，安黎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最让我感动的是前些年病故的王愚先生。王先生多年前病倒在床，瘫卧不起，我怕打扰他，也断定他不可能前来参会，于是，作为礼节，仅把送他的书和请柬，搁在省作协的传达室里。但那天早上，王先生被人搀扶着，早早地来到了会场。王先生的真诚与率直，在陕西文学界有口皆碑。我自然没有料到，他对我这样一个没有出息的后生，竟如此在意，如此关切。王先生发完言，被人搀扶着离去。望着他颤颤巍巍的瘦弱背影，我的眼泪差点儿夺眶而出。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一提沈奇先生。沈先生是经贸学院的教授，也是中国诗坛上著名的诗评家。除此之外，他的头上，还有一堆头衔，比如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日本好几所大学的访问学者等等。沈先生是一个具有现代文学理念的人，陕西作家普遍沿袭的写作方式，他常常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姿态。有一回我参加一个会，沈先生的发言，惹得在场的许多人，面目黑青。沈先生对陕西作协，对陕西作家，给予了尖锐的批评：“省作协是个养老院，养着三个老佛爷，一群笨作家。”

我与沈先生不熟悉，没有计划请他与会。但开会前六七天，著名评论家王仲生先生给我打来电话，叮嘱我送一本书给沈先生。王先生说，沈先生此时就在自己的家里，他坐在沙发上，一个早上，都在读我送给王先生的《小人物》，现已读了五十多页。沈先生读得眉飞色舞，手足舞蹈，对书赞不绝口，于是就委托王先生，向我索要一本书。我答应并很快兑现了诺言，并邀请沈先生与会发言。
沈先生的发言俨然成为了会上的一个焦点。他滔滔不绝，洋洋洒洒，使许多人皱眉，使许多人纳闷：一个连路遥的作品都瞧不上眼的人，一个从来不说陕西作家半句好话的人，何以对安黎的这部作品如此青睐？沈先生发言中的大部分话语我已忘却，但有几句话，却记得清楚：“安黎彻底颠覆了陕西作家的写作版图”，“《小人物》的语言，是语言的舞蹈，是语言的狂欢。。。。。”

对这部书由衷赞赏的还有费秉勋先生。开会前几日，我接到孙见喜先生的电话，他说他和费先生在一起，正在谈论我的《小人物》。费先生对书的评价，不是一般地高。果然，开会那日，费先生拿来了已写好的评论——这篇极具用心的评论，后来发表在《小说评论》、《中华读书报》和《海南日报》等多家报刊上。
研讨会那天夜里，邢成几乎没有睡觉——凌晨两点，他还往我家里打电话——邢成把会议发言整理出来，在第二天的《华商报》上，上挨天，下挨地，登了满满一个整版，并配了一组大幅照片——有人怀疑我曾付钱给《华商报》，才受到如此礼遇。事情过去十二年后，我再次郑重声明：本人从未给报社的编辑送过一包烟，从未请编辑吃过一碗面，付钱之说，纯属捏造！

《华商报》这么一吆喝，一下子搅动了陕西媒体界的一池静谧之水。许多天里，我宁静的生活完全被打乱，电话响个不停，记者络绎不绝地前来敲门，各个媒体纷纷凑起了热闹。许多报纸都是一个版一个版地报道与评论这部书，电台与电视台也不甘寂寞，接二连三地邀请我去参与节目或接听热线。沸腾的气息，喧闹的景象，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但正如失控的汽车无法停歇一般，我难以掌控那些飞驰的车轮。

《陕西日报》的两家子报打起了架。昨天，《三秦都市报》一个整版，还在为《小人物》叫好；但今天的《今早报》却大声地斥责《小人物》何等拙劣。《今早报》劲头十足，它一天一个版或两个版，持续不断地煽风点火，执意要与《华商报》唱对台戏。它只说缺点，不说优点；只在鸡蛋里挑骨头，不在骨头里挑鸡蛋，大大偏离了正常的批评轨道。某一天，有人告诉我，《今早报》上有人撰文，希望官方能查封《小人物》。我找来报纸，果然看到了这篇文章，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此文一出，立刻引起了非同寻常的连锁效应。有人写匿名信告状，有人打匿名电话骂我。很快，从北京批转下来的数封告状信，降落在了市委书记的办公桌上。市委书记把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叫去谈话，质问他一个堂堂的党组书记，何以要在报纸上为一部有争议的书说好话？党员的觉悟在哪里？干部的党性原则又在哪里？

党组书记挨了批评，回来敲开我的房门，向我叙说了告状信的内容与市委书记的态度，叮咛我最好写一份检讨，以备急用。党组书记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说他引用鲁迅的话，在市委书记那里为我做了无罪辩护：暴露病症，是为了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其出发点，还是为了这个社会更健康优良。

8

某一天，我路过东大街一家书店，不经意间跨进门去。

门的内侧，摆放着好几摞《小人物》。十几个读者正在翻阅它——有人翻了翻则离开，也有人掏钱购买。
我站在一旁，只是想瞧一瞧书的出售情况。
女老板看我袖手旁观，便冲着我喊：愣啥哩嘛，抓紧买，抓紧买！这本书要被查封了！再过几天，想买都买不到了。
我笑了笑，转身而去。
刚回到办公室，电话响起，是责编小张打来的。小张说《小人物》弄不好要闯祸了，风声很紧，出版社领导的神经非常紧张。领导叮嘱小张，赶快找我，把报纸上那些专家的正面发言收集起来，以便抵挡上面的追查。
我复印了若干份报纸，让小张拿去。
山雨欲来风满楼。好在只刮了风，雨滴未曾降下。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两位作家对《小人物》褒奖有加。一是加拿大著名华裔学者黄志鸿，一是美国著名华裔作家刘荒田。黄先生托王仲生先生向我索要了一本书，读之，慨叹不已，他告诉王先生，《小人物》改变了他对中国文坛的看法，改变了他对中国当代作家的看法。刘荒田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才气有智慧的散文家，先后出版了十几部散文集，其语言的精致老到，文字的奇妙诙谐，中国绝大多数散文家都望尘莫及，我亦望尘莫及。刘先生身居美国的旧金山，他从程宝林兄那里看到了这部书，翻了几页，就托程宝林兄向我索要。我寄给他书，他读完之后，三次给我打来越洋电话，谈论他对此书的看法。他口口声声说“你是中国的契诃夫，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作家”等等。后来，刘先生又专门写来一封长信，说“这部书让我痴迷，以至于连上班都延误了”云云。

几年之后，朋友黄朴给我打来电话，说《小人物》被中国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机
构点名批评了。我问真的假的？黄朴说是真的，因为他亲眼看到了文件。黄朴在省人大所属的《法治与社会》担任主编，趁午休时间，我去他办公室，一探究竟。黄朴拿出一份文件让我瞧，我从文件上果然看到了“小人物”三个字。这份文件，共点名批评了二十多部书，其中，陕西有两部书“榜上有名”：一是《废都》，一是《小人物》。对《小人物》罗列的罪状，是“格调低俗”。

我心里明白，《小人物》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却惟独它格调不低俗。正因为它不低俗，才背上了“低俗”的标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的颠倒剧，演了几千年，至今都没有闭幕的迹象。

一部书有一部书的宿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小人物》真正的错误，在于它在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地点，不合时宜地降临了人间。它的执拗坠地，对于作者，算是完成了“分娩”；但对于它自己，命中注定要在坎坷泥泞中挣扎。

我的八十年代

文/ 王家新

布罗茨基的回忆是从他和他父母在列宁格勒分享的那一间半屋子开始的：父母一间，他自已半间，一道书架为他挡住了一切。而这个“小于一”（“less than one”）的所在，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成长的世界，甚至书架上摆放的威尼斯小船和奥登的肖像，都奇迹般地预示了他的未来。
而我们“这一代人”或我自己呢？命运却没有给予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没有那样的幸运，当然，我们或许也不具备那种惊人的才赋。我自己在成为一个诗人的路上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现在，当我回顾过去，也不得不付出更艰难的努力，以从事一种自我辨认。
在收到一个杂志的约稿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现在，既然约稿的主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的诗歌地理”，那我就从我来到北京谈起。1985年5月，我从湖北一个山区师专借调到北京诗刊工作（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那年被发配到那里的）。其实，在这之前我和我的大学女友已在北京成了家并有了孩子。在武汉上学期间，我也来过北京两次，我至今还留有那时在长城和圆明园废墟间的留影。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来说，来北京必上长城（我记得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在那时都会背诵江河这样的诗：“我把长城放在北方的山峦/像晃动着几千年沉重的锁链……”），也必到圆明园的残墙断柱间去凭吊一番。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过于悲壮，但我们这一代人在那时的精神状况就是这样。
具体到在北京的生活，那时我每天从新街口马相胡同的家中骑车到虎坊桥诗刊社上班，虽然我对官方诗刊的那一套并不怎么认同，但这份工作可以解决我的“两地分居”问题，也使我有机会为诗歌做一些事情，这就行了。对于北京的市民文化尤其是那种拿腔拿调的“皇民文化”，我这个外地人也很难适应，常常有一种“被改造”之感，但北方在地理和气候上的广阔、贫瘠、寒冷、苍茫，却和我生命更深处的东西产生了呼应，也和我身体中的南方构成了一种张力。北方干燥，多风沙，而一旦下雨，胡同里那些老槐树焕发的清香，便成了我记忆中最美丽、动情的时刻。
更重要的是，在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在这个文革后期地下诗歌和今天派诗歌的发源地，我能“呼吸”到我渴望的东西。1979年早春，当我还是大二学生，从北京回来的同学带回了北岛、芒克他们刚创办的蓝色封面的《今天》，且不说它发出的人性的呐喊是怎样震动人心，它在诗艺探索上的异端姿态和挑战性，也深深地搅动了我的血液。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氛围下，我们武汉大学和全国十多家高校的文学社团也创办了一份刊物《这一代》，我是它的诗歌编辑和文学评论编辑，也是它的最激进的一员。我们在办刊过程中和《今天》有了更多的联系，也准备在第二期上转载《今天》的诗歌。我们有几位来自北京的同学，如张桦、张安东等，也在《今天》与《这一代》之间来回穿梭，一时间颇有一种“南北呼应”之势。
由于过于激进，《这一代》只办了一期就夭折了。不过，夭折也有着它的意义，使它获得了我们都没预料到的强烈而广泛的反响。回看我们办的这份刊物包括我那首发在上面的惹起很大麻烦的《桥》，我现在肯定会感到幼稚（其实，《桥》写出后不多久，我自己就不再提它了），但我依然感到庆幸，那就是我们正好赶上了文革结束后那个要奋力冲破重重禁锢的时代！正是那个年代赋予了我们那样一份诗歌冲动和和精神诉求。诗，被禁锢的诗，地火般涌现的诗，如雷霆般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年代隆隆滚动的诗，它对我们的唤醒和激励，真如帕斯捷尔纳克一首著名的诗《二月》（荀红军译）所写的那样：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到北京后，这一切慢慢沉淀下来，我和今天派诗人们也有了更多的实际上的接触。在大学时代，我和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就有联系，记得有一次在顾城情绪低落期间我给他回了一封十多页的长信，极力肯定他和其他今天派诗人对中国诗歌的意义，他在回信中这样说“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评价你的吗？他说你是中国的别林斯基！”顾城他爸即是老诗人顾工。不过当时我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我那时的兴趣已转向了现代主义，一册新出版的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尤其是那上面艾略特、叶芝、里尔克的诗，不知被我读了多少遍！
因此初到北京后的那些日子，我主要是和江河、顾城、杨炼、林莽、田晓青、雪迪、一平以及北大五四文学社的老木等人交往。杨炼住在中央党校，我那时很喜欢他的诗，也和他一样相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那时我们几乎每周都要见面，在他家里，他爱给我们展示他当年一次次穿着长风衣从党校图书馆里“顺”来的“战利品”（书），还慷慨地借给了我他珍藏的台湾出版的叶维廉的译诗集《众树歌唱：欧洲、拉丁美洲现代诗选》的复印本，并嘱我几天后一定要还。顾城则爱给我们讲他童年的故事，有一次还诡秘地告诉我他的名诗《一代人》乃为梦中所得（这句话刚出口，他又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说那两句诗本来放在一首长诗中，后来他单挑出来，并加上了“一代人”这个题目。江河则住在西四白塔寺的一个胡同里，离我们家较近，我和沈睿每次去都要带上两个大苹果，有一点朝拜大师的感觉。在江河那里我的确学到了不少，不仅了解了他们那一拨人的经历，他对艺术的见解也使我颇受益。只不过江河人很精明，谈事论人也比较刻薄，这和他的诗风有很大反差。不过对此他也无所谓，那时他最爱对我们谈的就是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原则”！
在北京这拨诗人中，因为种种原因，北岛要难以接近一些。还在上大三时，我来北京，听北大的黄子平讲到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发表屡遭挫折的事情，我听说后，就把它带给湖北的《长江》丛刊，并极力给他们做工作，后来《波动》的未删节本包括马德升的配画全部在该刊上刊出。因此我来北京后，北岛在他位于前门西打磨厂胡同的家中请客，那晚他本来要和他的画家妻子一起参加一个聚会，他让黄锐陪着去，他自己则亲自掌勺，并叫来杨炼、顾城作陪。我很感动。北岛在这方面没说的，可以说他总能给人一种“老大哥”的感觉。他在那些年也的确顶住了、承担了很多东西。只不过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也时不时流露出一种“美学上级”的感觉。记得下一次见面，他骑车到新街口马相胡同我家，送我一本油印诗集，那时正好杨炼也在，北岛便谈到了他前不久同艾青在电话中“绝交”一事，艾青说“别忘了你在我家吃过饭”，北岛说“那我把粮票给你寄回去！”后来不知怎的又谈到了江河，那时杨炼还有点和稀泥的意思，“朋友嘛”，他嘻嘻一笑，没想到北岛这样回了一句：“这样的朋友，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冷冷的一句，听得我不寒而栗。
我要说的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北岛“肩抗黑暗的闸门”、对中国诗歌所起的作用无人可以取代；他们那一代人，作为诗人和叛逆者，也是历史上光辉的不复再现的一代。但是，这只是就诗和他们曾体现的“诗歌精神”而言。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这里借用诗人柏桦的一个说法），权力和权力斗争，还有“唯我独革”那些东西，是不是也像毒素一样渗透到他们（或者说“我们”）的血液中了？人们与他们所反抗或厌恶的东西究竟拉开了多大的距离？对于这些，当然不会有回答，有的是北岛自己在那时的一句诗：“大伙都是烂鱼”（见《青年诗人的肖像》）。他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
话再回到80年代中期，正当“朦胧诗”在与诗坛“保守势力”的角力中刚刚站稳脚跟时，“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烽火四起了。我在诗刊（那时我在作品组，具体分管华东片诗稿和外国诗），经常收到这类刊物或宣言，似乎空气中也了一种莫名的兴奋。那时“圆明园诗派”的大仙经常到我家来“侃诗”（我家那台十四吋牡丹牌黑白电视机就是通过他那北京青年报体育记者的身份才买到的），一次他刚参加完一个聚会到我家，一见面就兴奋地谈到北岛在上面讲话，下面有人突然喊“打倒北岛”，并说把北岛“吓了一跳”。我问是谁喊的，他说是刑天。刑天也是圆明园诗派的一员。这一次刑天舞干戟了。
接着，徐敬亚他们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约稿也来了，虽然我支持这种倾向，但我本人没有参与。说实话，我对这种“集体兴奋”有点兴奋不起来。文革时期因为父母出身不好，我连红小兵也入不了，这倒也好，从此形成了我内向的性格。记得我从小还在小本子上抄有“小动物成群结队，狮子独往独来”这类“外国格言”，看来它对我毒害甚深。我虽然不是狮子，但我却渐渐认定了诗歌是孤独的果实，是一项个人的秘密的精神事业。在中国现代诗人中，我感到最亲近的是冯至，他翻译的里尔克的一句诗，多少年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他们要开花，
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
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因此，一次黄翔带了六七个人闹哄哄地到了虎坊桥诗刊社，像红卫兵大串连似的，我给他们递上了水，但说实话，我和他们没有什么话要说。还有一次廖亦武和他的崇拜者一起到我家来，嚷嚷着要吃回锅肉，好，我带他们去买，但对于这路豪杰，我只是以礼相待罢了。我既不“结党”，更不想“入伙”。后来见到有些诗选或论述也把我的诗划入什么“第三代”，对不起，如果说起“代”，用欧阳江河的话来说，我也只能属于“二点五代”。更确切地讲，我什么“派”或“代”都不是。
80年代属于我的“练习期”或“成长期”，我知道我还有更远、更艰巨的路要走。因此我希望自己更沉潜一些。如果要做什么事，我也只是想为一些年轻而优秀的、不被更多的人认识或“认可”的诗人和诗歌做一些事情。凭心而论，80年代的诗刊是它办得最好、最开放的一个时期，担任过主编、副主编的邹狄帆、张志民、邵燕祥、刘湛秋以及王燕生、康志强（她是严文井的夫人，他们俩口子一直支持青年诗人的探索）、雷霆、李小雨、唐晓渡、宗鄂以及后来调入的邹静之等编辑，都为诗歌做了很多事情。只不过对一个“主旋律”的刊物来说，它受到的牵制太多，做很多事情都比较难，而且那时人们对诗的认识也在那个“份”上，比如我曾在诗刊送审过海子的诗无数次，我记得只通过了一首。还有一次诗刊作品组为1986年度“青春诗会”提名，我提了韩东、翟永明等，在场的另一位资深女编辑拿腔拿调地问：“这个翟永明是谁——呀——”。
但有眼光和勇气的人总是有的，1986年秋，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邓荫柯来信，约我编选一个青年诗人诗选或先锋诗选，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于是我约在诗刊评论组的晓渡一起来编。我们一起确定了名单和编选体例，并分了工，经过一两个月的工作，最后在我新搬入的家——前门西河沿街196号那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楼里定了稿，并确定了“中国当代实验诗选”这个集名。记得在定稿时，我和晓渡对欧阳江河的《肖斯塔科维奇：等待枪杀》一诗还有些担心，担心它能否在出版社通过，但我们还是决定不抽下这首诗。因为晓渡主要从事批评，我提出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比较合适，他最后也就同意了。顺带说一下，在这本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诗选中，我们并没有编入自己的诗。
这里还有一件事是，这本诗选在1987年出版后，可能是听到什么风声，当时的诗刊常务副主编刘湛秋特意把晓渡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要我们注意“倾向问题”。这个自由派副主编说得并不是那么认真，而我们依然是这个“倾向”。
这就是那个召唤我们、让我们为之献身的诗歌年代。难忘的是1987年夏在山海关举办的青春诗会。这不仅是历届青春诗会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切身感受到一种能够提升我们、激发我们的精神事物的存在。与会的诗人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力虹、杨克、程宝林、张子选等。不过，会前也有一段小插曲，我们的邀请刚发出去几天，有关部门就找到诗刊社，说“不止一位不适合参加这样的活动”。刘湛秋急得从诗刊社的四楼上咚咚地跑下三楼来找我，要我马上提供一份与会者名单，并介绍每位的情况，我一边列名单，一边说“我保证他们会没事！”但他哪里在用心听，“上面”还在等着他呢。
好在一切又“没事了”。诗会按原计划进行，我随同诗刊作品组组长王燕生一同前往山海关组织诗会。荒凉而开阔的山海关，以满山坡蓬勃的玉米和苹果树迎向整个大海的山海关。记得一次我们在山坡上散步时，有人随口就说出了一句“把玉米地一直种向大海边”！但我已记不清是谁说的了，是西川？也许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那个年代蓬勃的诗歌精神和诗歌想象力。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们在暴雨下冲向海里游泳的情景，一张张灌满雨水的嘴中发出“啊——”“啊——”的声音，欧阳江河还站在雨中的海滩上当即作诗：“满天都是墨水！”
正是在山海关，欧阳江河写下了他的名诗《玻璃工厂》。那一天我们在白天参观秦皇岛市玻璃厂，晚上我和他去彻夜看护一个生病住院的女诗人。夜已很晚，我们仍守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我已困得不行了，欧阳江河灵感来了，但是没有纸，我就把我的香烟盒掏空给了他，他就在那上面写下了诗的初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他的这首诗本来叫《在玻璃工厂》，我认为“在”字有点多余，他就把它去掉了。那时欧阳江河嘴快笔也快，最爱讲的玄学话题是“蛇的腰在哪里”（讲完就是他自己的一阵哈哈大笑），最爱谈论的是厐德、艾略特、斯蒂文斯，因为不愿意听他“布道”，郭力家拒绝开会，整天穿着喇叭裤和尖头皮鞋在外面溜哒，我看他满脑子转悠的就是怎样和欧阳江河打一架，好在此事并没有发生。
现在看来，山海关的相遇和相聚，的确预示了诗歌后来在90年代的某种发展。我想正是因为在那里的交流，陈东东后来有了创办《倾向》的想法。而“知识分子写作”或“知识分子精神”这种与“第三代诗歌”有所区别的说法，在这之后也在西川等人的文章中出现了。
也正是在山海关期间，我抽空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取回了刚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样书，记得欧阳江河拿到这本书后就读里面张枣的诗，边读边赞叹“天才！天才！”在这本诗选中我们选了张枣的《何人斯》、《镜中》、《十月之水》等四首诗，在编选过程中我还写了篇读张枣诗的随感《朝向诗的纯粹》（后来收入我的第一本诗歌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1989），很可能，这是关于张枣诗的第一篇评论。张枣很高兴，到处给人看，包括给北岛看（这是北岛后来告诉我的）。那时张枣已出国，我时常收到他那有着一手绢秀字体的信，落款是“你的枣”。有一次他回国（应该是1987年冬），来到前门西河沿街二楼上我家昏暗的屋里，一进门，我放上了音乐磁带，他一听“啊，柴可夫斯基！”然后就坐在那里久久不说话了。我可以体会到他内心里的那种感情。说实话，我也真喜欢那时的面目清秀、裹着一条长围巾的张枣。但后来因为我回绝了在一件在我看来很严肃的、我的道德准则不允许我去做的事情上给他帮忙，我们的关系从此疏远了。
就在从山海关回来后，我还收到了骆一禾寄来的诗学自述《美神》，它一开始就抓住了我：“我在辽阔的中国燃烧，河流象两朵白花穿过我的耳朵，它们张开在宽敞的黑夜当中……”这种诗性想象力是多么动人啊。那个年代常提到的“诗歌精神”，我以为在一禾的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的确，这是一位立志“修远”、有着宏伟壮烈的诗歌抱负的诗人，虽然在我看来这种追求还需要相应的艺术限度意识，也还需要时间的磨练。第二年夏天在北京十里堡举办青春诗会，诗刊社安排我和新调入的编辑李英主持，我们请骆一禾、萧开愚、南野、林雪、海男、袁安、童蔚等人参加，一禾本来要到西藏远游（我想很可能是和海子等人一起），他慨然留下来了。记得在会上我对他讲“为什么你要写‘我伸出我亚洲的胳膊’呢?”不行，胳膊必得是亚洲的胳膊，我无法说服一禾。这正如谁在那时都无法说服写作《太阳•七部书》的海子。在今天看来，这种对“大诗”的狂热，这种要创建一个终极世界的抱负会多少显得有些虚妄，但这就是那个年代。那是一个燃烧的向着诗歌所有的尺度敞开的年代。欧阳江河在那时就宣称“除了伟大别无选择”！而“伟大的诗人”，在他看来就是那种“在百万个钻石中总结我们”的人！
谁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可以“总结我们”的诗人？是时间，是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把我们每个人都卷入其中的历史，是骤然“闯入”我们生活中的命运。“闯入”，这正是西川90年代后用过的一个词。西川在80年代也曾写下《远游》那样的长诗，但我记得在1990年秋的一天，在时隔数月不见之后，在那依然荒凉的时代氛围中，他来到西单白庙胡同我的家，并带来一首他新写的《夕光中的蝙蝠》。我一读，便深感喜悦。那时我还读到开愚、孙文波、孟浪、王寅、莫非、张曙光以及在北大上作家班的非默的一批作品。我不仅从中感到了历史的重创所留下的压力和裂痕，我想中国的诗人可以重新发出他们的声音了！
而这就是命运对一代人的造就。叶芝在他的后期诗中曾这样写到：“既然我的梯子移开了/我必须躺在所有梯子开始的地方，/在内心那破烂的杂货店里”。我想，这也正是90年代以后发生在许多中国诗人那里的“故事”。历史之手移开了他们在早年所借助的梯子，使他们不得不从自身的惨痛中重新开始，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高度”的放弃。
回想起来，结识诗人多多，不仅是80年代后期，也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大概是在1987年冬才认识多多的。那时我家刚搬入西单白庙胡同一个有着三重院落的大杂院里，多多住在新街口柳巷胡同，他经常到苜蓿地看完他母亲后一个人骑车到我家来，而且往往是晚上九点半以后，我们一谈就谈到很晚，然后我推开门目送他推上停靠在院子里那棵大枣树下的自行车，像个地下党人似的离去。在那时北京的诗歌圈子里，虽然对多多的诗歌天才人们已有所认识，也不能不服，然而对于他的那种傲气、“不讲情理”和“偏激”，许多人都受不了。他的一些老朋友也因此离他而去。然而很怪，对于他的这种脾性，我却能理解。那时我和莫非来往也很多，一次我们去莫非位于双秀公园家的一个聚会，多多一来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喉，来了一段多明戈，然后还意犹未尽地念了一句曼德尔斯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接着又对满屋子正要鼓掌的人说：“瞧瞧人家，这才叫诗人！哪里像咱们中国的这些土鳖！”
“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可以说这就是让我们走到一起的东西！虽然我亮不起他那样的歌喉。我们在一起时也只谈诗，不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对诗的那种全身心投入的爱和动物般的敏锐直觉，也一次次使我受到触动。多多还有个习惯，那就是遇到好诗必抄在他的本子里，光看不行，他一定要把它抄下来。那时我和沈睿正在组织编译《当代欧美诗选》，许多诗未出版前就给他看了。他也一再催着我们多译诗（1991年秋冬我开始译策兰，我想就是为我自己和多多这样的读者译的，后来一到伦敦，我就把译稿寄给他看了）。当然，更令人惊异的是他的语言天赋，是他那神秘而强劲的创造力，1992年初到伦敦后我读到他的新作《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里》，我惊叹我们的汉语诗歌达到了一个怎样的境界！可是有人却不，在伦敦时我对赵毅衡和虹影谈起这首诗怎么好时，赵博士说他“看不出来”（虽然他和多多也是朋友），他找来《今天》上发的这首诗要我一句一句对他解释。这样的诗能解释吗？算了吧。
话再回到1988年，那一年秋天北岛回国，他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是设立“今天诗歌奖”，一是召开多多诗歌研讨会，其实这两件是同一件事情。多多诗歌研讨会在王府井的一个地方举行，去了很多人，屋子里满满的，许多都是“今天”同仁和文革时期的“过来人”，我去稍晚一点，坐在靠近门口的一个桌子边。过了一会，廖亦武、李亚伟也来了，因为已没有了座位，也无人理会，廖大侠就在那里要“闹出一点动静来”，于是北岛赶快从里面出来制止。会结束时北岛找到我，说我的发言不错，问我能否把这个发言和其他人的发言一起整理一下给他，我当即推掉了。我自己的可以，但别人的发言我整理不了。后来《天涯》杂志准备出一个多多专辑，多多本人请我写一篇，我则好好写了一篇，但这个专辑后来因故未出，我们的稿子也全被弄丢了。
也就在这一年年底吧，在岁末的阴郁天气下，在团结湖一带一个仓库一样的活动场所里，北岛主持了“首届今天诗歌奖”授奖仪式。授奖仪式庄重、肃穆，北岛亲自撰写了给多多的授奖辞。这个授奖辞今天看来仍很经典，我认为这是北岛本人写下的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文字之一，它不仅抓住了多多诗歌的特质，它对于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坚持和延续由“今天”所开创的独立的诗歌传统都十分重要。在宣读这篇授奖辞之前，北岛还明确声言设立“今天诗歌奖”就是为了和一切官方的文学奖“相抗衡”。我去参加了，去的人依然很多，有中国人，也有许多老外。我和人们一起站立着听着这声音（那里没有座椅），我又感到了那种能够召唤和激励我们上路的东西了！
然而，落实到具体人世的层面上，有些事情就超出了我的理解。在犹豫再三后，我在这里也不得不把它说出来——为了那历史的真实，也为了让后人看看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与时间达成的悲剧性协议”。就在这个授奖仪式举行后不久，应该是临近春节吧，我在已搬入农展馆南路文联大厦的诗刊办公室里上班，忽然过道里传来了说话声和走动声，我出来一看，北岛出现在那里，原来他是来“领奖”的！因为那一年中国作协设立了十部优秀诗集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也给了北岛。该奖由作协委托诗刊社具体办理，早在好几个月前已宣布了结果。北岛当然知道这个奖的性质，但他终于还是来了，在刘湛秋的带领下去诗刊社徐会计那里领那2000元的奖金。在过道里遇到我时北岛多少有点尴尬：“唉，快过年了，没钱花了”。我则回到我的办公室里，像挨了重重一击似地坐在那里发楞。北岛离去时，我也没有力量出去跟他打招呼。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沮丧和悲哀。当然，我知道我无权指责任何人或要求任何人，我也知道我们这些人还不能和我们所读到的那些俄罗斯知识分子和诗人相比。然而，在我“亲爱的祖国”（这里借用舒婷当年的诗句），还有什么是可以指望的呢？一时间，似乎什么都没有了……
而接下来的一年，不用多说，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震撼，更是言辞难以形容的了。要回忆它，也远远超出了我们个人的能力。这里只说一个细节：那一年早春，一禾匆匆地来到我在西单白庙胡同的家，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问他喝什么，他答到“酒”，我拿出一瓶烈酒（汾酒），他倒满一大杯，一仰首就全下去了，壮烈啊。
接着不久，就是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消息！对此，我那时一点也不相信，甚至拒绝相信。那一年3月初，也就是在他自杀前的大半个月，他在安庆老家过完春节回来上班后还来过文联大楼找过老木和我，他一如既往地和我一起在办公室里谈诗，我们甚至还一起上楼去文联出版公司买书（因为是中午，那里没人上班，他顺手从过道的书柜里抽出两本书，其中一本塞林格的《九故事》，他给了我）。没有任何征兆！也许，唯一的迹象是他那篇诗学绝笔《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头年10月底，应《世界文学》编辑刘长缨之邀，我为他们的“中国诗人与外国诗”栏目组稿，我首先约了西川和海子，西川寄来了《庞德点滴》，海子也很快从昌平给我寄来了他这篇文章（写作时间是1988年11月16日），我一看，文中充满了语言破裂的迹象，如“这个活着的，抖动的，心脏的，人形的，流血的，琴”，如“诗，和，开花，风吹过来，火向上升起，一样”，等等。我当时就有些诧异，但我特意告诉刘长缨这不是语法错误，这是诗人有意这样写的，请一定照原文发。刘长缨听了我的话，该文后来一字不动发表于《世界文学》（双月刊）1989年第2期。在这之前，我也告诉了海子这个消息。但他没有再回信，很可能，那时他已将一切置之度外了。他在他精神的黑夜里“流着泪迎接朝霞”，他要做的，是以他的身体本身来对他心目中的“伟大诗歌”进行最后一次冲刺！
这里还有一事，也就在海子自杀前不久，芒克等人开始筹划一个大型“幸存者”朗诵会活动。“幸存者”是1988年由芒克、唐晓渡、杨炼等人发起的一个北京诗人俱乐部，我是它的首批成员（“幸存者”是分期分批“发展”的）。我当然很尊重芒克，也知道他的诗歌贡献包括他在《今天》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不过，第一次在芒克位于劲松的家里开会时，我心里就有些打鼓，因为芒克宣布了“组织纪律”，如果三次缺席，就要被除名。会上，我对“幸存者”这个名字也提出异议，多多也接着插话，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什么“幸存者”，“嗨，你都这样了，怎么不是呢”，芒克赶快出来打断了我们的“异议”。纵然有所保留，后来我还是很认真地参加了“幸存者”的活动，也曾在我家举行过两周一次轮流的聚会（那次聚会的情况见我七、八年前写的《火车站，小姐姐……》一文），我和沈睿甚至冒着风险托人在一个印刷厂偷偷免费印了一期“幸存者”杂志。到了4月份，朗诵名单定下来了，我一看，有点惊讶，因为上面没有我，也没有西川、莫非、童蔚等（我想海子如活着，也肯定不会有），我在诗刊办公室找到晓渡，晓渡解释说“可能是因为你有口音，芒克没安排吧”，“那么西川呢，他也有口音？”我回到家后，一时性起，就给芒克去了一封信，以傲然的口气（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可笑）宣布从此退出“幸存者”。据说芒克接到信后，气得他老兄够呛，拿着信跑到同样住在劲松的晓渡家的二楼下，嚷嚷着喊他下来，要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想我没有必要再和这些事情搅和在一起了。那就让我们各自走自己的路吧。我只知道那次芒克组织的朗诵会很成功，据说多多在台上一度声音哽咽，说出了他对海子之死的自责和愧疚。我知道他会这样，每个活着的人也应该这样。到了五月初，我和西川等人则参加了另一场纪念五四的大型诗歌朗诵会，当时一位著名话剧演员朗诵了我的《诗歌——谨以此诗给海子》，这首诗本来是我在海子死前的前两天写下的，它是我在那些日子里内心危机的产物，海子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忍着泪加上了这样一个副标题，把它献给了死去的诗歌亲人：“诗歌，我的地狱/我的贫困/我的远方的风声/我从来没有走近你/我的从山上滚下的巨石……”朗诵会上，当这声音传来，我已不能听，我一个人来到礼堂外面那昏暗的过道里。我自己已不能承担那声音……
而接下来的一切，都在一禾整理海子遗稿期间忍痛写下的这句诗里了：“今年的雷霆不会把我们放过”。写下这话的诗人果然没有被放过：他死于脑溢血。他定格于永远的28岁（“韵律护住了他们的躯体”）。而那雷火仍在高空驶过，仍在无情地、更无情地寻找着我们……
难忘的，还有那一年那些荒凉的冬日夜晚。朋友们都四散了。曾经磨得滚烫的钢轨已渐渐生锈。我也没有了工作。但还有“一张松木桌子”，桌子上还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各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安全通行证》、米沃什的诗及诗歌自传《诗的见证》，等等。在西单白庙胡同那座有着低矮屋顶的老房子里，一夜夜，妻子和六岁多的儿子已在里屋入睡，而我彻夜读着这些书。有时我不得不停顿下来，听着屋外那棵大枣树在寒风中呼啸的声音，有时读着读着又无言泪涌。我感到了那些不灭的诗魂在黑暗中对我的“目睹”了。我在深深的愧疚中意识到了我们那被赋予的生命。我写下了我那首《瓦雷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
闪闪运转的星空，
一个相信艺术高于一切的诗人，
请让他抹去悲剧的乐音！
当他睡去的时候，
松木桌子上，应有一首诗落成，
精美如一件素洁绣品……
但问题是，我们的那些苍白文字能否抹去这悲剧的乐音？我们能否绕过这其实永远也无法绕过去的一切？我们又能否忍受住我们那内在的绞疼而在中国继续去做一个所谓的诗人？
1992年元月初的一天，家人借来一辆车送我去首都国际机场。在几乎无望地折腾了一年半之久后，我终于拿到了护照和去英国的签证。车从西单白庙胡同（它现在已永远从北京市区地图上消失了）里出来，沿着冬日的长安街越过西单路口，越过高高的电报大楼，越过故宫的红墙……而我在心里和它们一一道别时也知道了，正如我在去伦敦后所写下的，无论我去了哪里，“静默下来，中国北方的那些树，高出于宫墙，仍在刻划着我们的命运”。
2011，7，北京
（选自《文学界》2012年第2期“王家新专辑”）

" 这就是那个召唤我们、让我们为之献身的诗歌年代。难忘的是1987年夏在山海关举办的青春诗会。这不仅是历届青春诗会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切身感受到一种能够提升我们、激发我们的精神事物的存在。与会的诗人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力虹、杨克、程宝林、张子选等。不过，会前也有一段小插曲，我们的邀请刚发出去几天，有关部门就找到诗刊社，说“不止一位不适合参加这样的活动”。刘湛秋急得从诗刊社的四楼上咚咚地跑下三楼来找我，要我马上提供一份与会者名单，并介绍每位的情况，我一边列名单，一边说“我保证他们会没事！”但他哪里在用心听，“上面”还在等着他呢。"

杨武能50年翻译生涯传奇多 将译坛巨星变成哥们
发布日期：2012-03-15 来源：中新网 浏览次数：1026

主持人语

从《格林童话全集》到《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杨武能的德语译作，遍及我国少年至青中年的阅读层次。杨武能认为，德国人称纯文学为“美的文学”，也不妨称文学翻译为“美的翻译”或“艺术的翻译”。使自己的译作成为“美的翻译”，成为“美玉”或美文，是他半个多世纪翻译生涯的不变追求。

本期嘉宾

杨武能，1938年生于重庆。1962年秋南京大学德语专业毕业分配到四川外语学院任教。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冯至，主攻歌德研究。1983年调四川外语学院任副教授、副院长。1990年调四川大学任教授，1992年至1997年任四川大学欧洲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60年开始发表译作，出版《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格林童话全集》《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魔山》等经典译著30余种，另有学术专著《三叶集》等。编著的《歌德文集》《海涅文集》等十余种译作影响深远，获“中国图书奖”等多项奖励。2000年荣获德国“国家功勋奖章”，2001年获终身成就奖性质的洪堡奖金。
采访手记

2012年3月6日 成都

杨武能先生的译作，遍及少年至青中年的阅读层次，我8岁的女儿最喜欢的书中就有他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他译的黑塞杰作《纳尔齐斯与哥尔德蒙》。这本书我珍藏至今，还是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初版。我至今认为，杨先生的译本是所能见到的译本里最出色的。

在府南河边的一个静谧小区，我拜访了杨武能先生。杨先生鹤发童颜，神清气爽，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饱学之士特有的内敛、丰沛之气。谈到《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翻译，他承认这是自己译作中最喜欢的译本。据他回忆，这部书是他在北京读研究生时冒着暑天的酷热，用两个多月夜以继日译成的。1984年年底他拿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寄来的样书，颇有些担心小说会遭到冷遇。殊不知恰恰相反，这书竟受到了相当多显然属于不同层次的读者的关注和青睐，竟成了当年仅次于《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最受欢迎的译作。杨武能说，“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更是喜欢它。旅德画家程丛林说过，当年他们在四川美院的同学曾经排队等着看这本书；当时《四川日报》编辑李中茂一下竟‘抢购’了十本，为的是公诸同好。诗人程宝林也特意来拜会，说这部译作影响了他的命运。一年夏天，一位在边远地区某师范学校工作的藏族青年来重庆看我，给我献上哈达，就因为我是那本给了他启示和力量的黑塞小说的译者……”

在我看来，作为朝圣者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固然饱经沧桑，而杨先生也与黑塞一样，在饱经沧桑中，获得了一种“困惑后的释然”。

李白诗《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里，有妙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头望望刚才走过的山间小路，苍苍茫茫笼罩在一片青翠中。对年过七旬的杨先生来讲，不妨改为：七十却顾所来径，苍苍宝山横翠微。读一读杨先生翻译歌德的绝唱《游子夜歌》：“一切的峰顶 /沉静/一切的树梢/全不见/一丝儿风影/林中的鸟儿们静默无声/等着吧，你也快/得到安宁。”这种感受，就像透过静谧的院落，看见高天流云。

对话

半个世纪，徜徉于德语文学的宝山

“文化苦力”型翻译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杨先生何时开始入手德语文学翻译？

杨武能（以下简称杨）：1957年，我如愿考取了南京大学德语专业。受叶逢植
等老师影响，我上二年级时就尝试做点翻译。1959年春，我的一篇非洲民间童话译作《为什么谁都有一丁点儿聪明？》在《人民日报》发表，对我而言不啻翻译生涯中掘到的第一桶金。巴掌大的译文给了初试身手的我莫大鼓舞，以致一发不可收拾，继续在小小的“自留地”上挖个不止。当时我在重庆的父母经济极度困窘，叶老师问我，何不试着为《世界文学》译一点东西，挣点稿费接济家庭。我译了亨利希•曼的著名中篇小说《格利琴》，《世界文学》1962年的1、2月合刊用金尼这个名字发表了。以彭芝为笔名的贝希尔《诗论选译》刊登于同一期。莱辛的《寓言八则》也登于3月号。《世界文学》当年11月号又刊用了我选译的丹麦作家尼可索的回忆录《童年》。与我联系的李文俊先生来信称，《童年》的译文受到实际主持编务的老翻译家陈冰夷赏识，希望我考虑再选译几个片断。所以，大学时代我便连跑带跳地冲上了译坛。

记：翻译过程中，你自然要研究原作者的背景。翻译与学术研究是你的双翼。

杨：举个例子，我在《世界文学》发表的第一篇习作《格利琴》，是首先研究了亨利希•曼这位德国文学史誉为现代经典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才从他卷帙浩繁的作品里挑选出来的。这个中篇小说为长篇小说《臣仆》的前身，而《臣仆》乃是亨利希•曼最重要的作品。选《格利琴》来翻译，应该说是颇有学术眼光的。我还认真为自己的翻译习作撰写了一篇“前言”，篇幅不长，浓缩了作家的生平和创作，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以至于价值意义，不啻言简意赅的论文。这篇论文虽说短小，对我日后的学术却意义非凡，从此我均为译著认真撰写序言、后记。先研究而后翻译，把学术研究与翻译实践紧密结合，成了我做文学翻译的一大特点。基于此，我才能成功完成《浮士德》《魔山》等巨著的高难度翻译，我的译作才有了系统性和学术性。

不要“中国式的谦虚”

记：你是冯至先生的弟子，主攻歌德研究，当时国内德语文学翻译同德国有什么交集？

杨：我在40岁成为冯至先生的弟子，游走在社科院内外，乃至游走在北京的学术名流之间。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学术的眼界和胃口都大开。信奉上帝的基督徒有一句祝福语曰“上帝与你同在”，我庆幸“歌德与我同在”。并不仅仅因为在德语里上帝Gott与歌德Goethe发音近似，而是做冯至的研究生，我便与这位德国大诗人、大文豪、大思想家结下了不解之缘。1981年我以一篇评说《维特》的毕业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同年出版《少年维特的烦恼》新译，第二年又应邀参加德国海德堡的纪念歌德学术讨论会而第一次走出国门，这次与会使我长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见识：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来不得“中国式的谦虚”。翌年更以《歌德与中国》为研究课题获得洪堡博士后研究奖学金，获得在德国长时间研修的机会，并终身受到洪堡基金会的关注和扶持——我因译介研究歌德而受到的眷顾，真可谓一言难尽。苦于时间和精力，我成绩有限，愧对恩师冯至。

所幸1990年调到四川大学，才能专心致志研究歌德。我在七八年间出版《歌德与中国》和《走近歌德》专著，完成《浮士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迷娘曲——歌德诗选》《亲和力》等在内的四卷本《歌德精品集》的翻译。这些连同我和刘硕良主编的14卷《歌德文集》，都在1999年歌德250年诞辰之前面世，不仅成了我文学翻译生涯超越系统译介德国作品的又一建树，也是中国百年来研究、译介歌德最具规模、最为系统也最令人瞩目的成果。

记：你为歌德的汉译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何总结自己的翻译？

杨：要创造传之久远的、能纳入本民族文学宝库的翻译文学，要创造美的翻译和美玉、美文，必须充分发挥翻译家的主观能动性和艺术创造精神。因此我赞成说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造；翻译家理所当然地应视为文学翻译的主体，也事实上是主体。

50年翻译生涯传奇多

记：在你的翻译、研究生涯里，你得力于很多恩师的帮助，有些交往近乎传奇。
杨：我在南大期间，发现德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对德语文学非常熟悉，他就是著名的德语文学专家、富顺人陈铨。他给了我很多帮助，我至今感念他。

1962年春天，我收到第一批约200元的翻译稿酬，不仅接济了家庭，还买了一件夹克衫。这除了靠天分和勤奋，还得感谢老师们的激励、帮助和提携，我永远不会忘记我那介乎于师友之间的文学翻译领路人叶逢植老师，不会忘记帮我发表译作的两位编辑——《世界文学》的李文俊张佩芬夫妇。

记：你是如何结识七月诗人绿原的？

杨：1978年，我嗅到早春气息，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了自荐信。不久接到回函，称该社正“计划编印一部德国古典短篇小说……您手头如有适当材料，希望能为我们选译几篇”。我立马给编辑寄去十来个选题，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肯定的回信。不久我到北京参加社科院硕士研究生复试，顺便拜访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间简朴的小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位五十来岁的瘦小男人，穿洗得泛白的学生服，脸上架着黑框近视眼镜，人平凡简朴得一如他所在的办公室。他自我介绍就是那个跟我通信的编辑，名字叫绿原。

这部定名为《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的小说集，选收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的德语短篇小说34篇，20篇是我翻译。前辈绿原最后拍板由我作序。1981年2月书出版了。没想到的是，不仅序署了我的名，而且书的编选者也成了杨武能！要知道，具名编选该社同一系列的英国、美国、法国短篇小说选者，都是王佐良、罗大冈、朱虹等权威。我又斗胆向绿原要求重译郭沫若译过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同样得到了他和孙绳武同志的认可，并顺利地在1981年底出书。这个版本至今仍不断再版、重印，成了郭老译本之后最受瞩目和欢迎的译本。

《维特》之后，仍是绿原任编辑，我又自告奋勇编选和主译了上下两册《德语国家中篇小说选》，并在1984年4月顺利出版。绿原是我五十年文学翻译生涯中，继叶逢植和李文俊夫妇之后遇到的又一大“贵人”。在北京求学期间，我登门拜谒过宗白华、朱光潜、季羡林、钱钟书等学术昆仑，更把冯亦代、董乐山、傅惟慈、梅绍武等译坛巨星变成了自己的“北京老哥们儿”。

记：你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可谓是你译作中再版最多的，这也得力于译林出版社的慧眼。

杨：说到《格林童话全集》，不能不提到译林出版社的老社长和创始人李景端。五十多年的文学翻译生涯，我跟老李关系最为密切，最为深远。这部书是我最疼爱的孩子。

“杨武能阶段”不只我一人

记：德语界老前辈严宝瑜教授把歌德在中国的传播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为郭沫若阶段；第二为冯至阶段；第三为杨武能阶段。您同意这个划分吗？

杨：我同意。但“杨武能阶段”不仅仅指我个人。董问樵、钱春绮成就斐然，同辈中研究和译介歌德的也不少。第三阶段由于天时地利等原因，比前两个阶段的气势大得多，成果丰硕得多，这叫众人拾柴火焰高。

记：就杨先生目光所及，你心目中应该有最好的译品。

杨：在《浮士德》的众多译本里，我认为最好、最优美的汉译还是郭沫若的。田德望的《神曲》出类拔萃。我最钦佩的翻译家是傅雷，他的风骨令人神往，其众多译本深谙汉语之美，是神品。

记：你与“诺奖”得主君特•格拉斯有交往。你如何看待顾彬近年对汉语写作的议论？

杨：我与格拉斯见过两次，他很随和，很关注中国作家的写作。我和顾彬是老朋友了，我们还一起登峨眉山呢，但我不同意他的一些论点。当代汉语写作不比德国差，当代汉语写作更非垃圾。汉语作家应该安心写作，不要东张西望，总是渴望在西方得到评价。懂不懂外语更不能作为评价作家好坏的标准……

记：文学翻译始终是你的至爱，也是你生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目前杨先生还有哪些翻译、写作计划？

杨：在翻译过程中，我爱上了德国的文化、历史和文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人生，德意志是我的精神故乡。《杨武能译文集》多达11卷，并未囊括我全部的译作，《魔山》《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歌德谈话录》《魔鬼的如意潘趣酒》以及后来的重要译品未能纳入其中，更不意味着我翻译事业的终结。除了儿童文学译作，我继续《浮士德故事》的写作，同时在编辑《歌德思想谈片》，估计这部稿子要超出40万字。

“当时《四川日报》编辑李中茂一下竟‘抢购’了十本，为的是公诸同好。诗人程宝林也特意来拜会，说这部译作影响了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