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 一定100%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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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i]程宝林[/i] at 2009-2-22 05:00 AM:
谢诸位赞成或反对。
冰花诗友：麻烦将下面短信，附在给阿红老师的信上，谢谢：

阿红师：
1987年初秋，沈阳一唔，二十年矣。老师飨我以铁丝烤牛肉，滋味犹在。这些年来，在川十年，在美又十年，妻儿均在美国，..

李辉只有40多岁，写过一些画家的传记，不知和程宝林说的是不是一个人？（我提人家年龄只是为了核实究竟是否同一个人）他揭露文怀沙虚报年龄，冒称“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为自己脸上贴金，实际上是因为“猥亵、奸污妇女”入狱10多年；这件事对圈内人根本不是新闻。文怀沙有才，不仅研究楚辞有些成就，而且还会中医。他借行医猥亵女孩，于60年代初被捕，送去劳教，后又正式入狱，这在北京文艺界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与政治无关。不知为什么会翻老帐？

我觉得, 程宝林先生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是正确的. 文怀沙的品行和恶行如果是真实的, 也应该是新闻记者, 传记作者, 甚至他本人来写的. 李辉写这个, 文字上可能有所夸张, 会误导一知半解的读者.

李辉正是记者和传记作家。查了一下，李辉写文章质疑是因为近来有很多文章称文怀沙为大师，说他写藏头诗骂江青入狱，等等。李辉的质疑就事论事，毫无夸张。以下为转抄，详见另线：

著名传记作家、《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李辉2月18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向文怀沙提出质疑。一文惊起千层浪，究竟是谁在“造假”，究竟是谁欺骗了民众的信任，一时间争论不休。

19日，当本报记者向李辉抛出“何时开始关注起文怀沙、又因何生出质疑”这个问题时，李辉表示，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在《质疑》一文中都已说明，如果文怀沙亲自做出回应，才会再披露一些背后的详情。“该写的我都写了，将整个事情公之于众，其实我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李辉说。

李辉文章等，见另线。

20日，文怀沙终于在某网站作出简短回答。记者再次联系李辉，李辉表示，文怀沙并没有正面回答自己的质疑。

21日，该网站又播出了文怀沙的答记者问视频，回应李辉提出的“三宗罪”。对应此视频，昨晚，李辉第一时间给本报发来了他的质疑新篇《答复文怀沙先生的“视频谈话”》。

为方便读者，我还是把李辉的文章转抄如下：

“这些年，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事实果真如此吗？”

今天，传记作家李辉根据多年文化历史研究和不同反映以及文化老人的回忆，通过本报，提出观点，发出诘问——

李辉，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人民日报》编辑文艺副刊。主要从事传记文学和随笔创作，先后发表论著《巴金论稿》、历史纪实《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以及萧乾、沈从文、黄苗子、郁风等人传记等。1994年起，先后在《收获》杂志开设文化随笔专栏“沧桑看云”、“陈迹残影”，随笔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类)。1998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李辉文集》(五卷本)，2001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个人图文系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10种。主编“金蔷薇随笔丛书”20种、“沧桑文丛”24种、“历史备忘书系”6种，参与策划“火凤凰文库”24种。另有《福斯特散文选》、《走进中国》等译著出版。

1910年出生，还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2，约1953 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3，1963年底入狱劳教至1980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 年1月15日； 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当年社会，尚无六十岁退休之忧，似不必把年龄说小。与如今的讲述相比，当年相对严谨的档案记录无疑更为可信。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

突出的一个光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1934年秋天，67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但在1963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36年才15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 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见过？

另有一个光环：相关年表写到，1928年18岁的文怀沙，“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剧专教授”。按1921年出生计算，这一年他才7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身担此任。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12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1938年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17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思路敏捷，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如果仅仅限于自家庭院，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个人之事，不必较真。但是，如果以 “百岁”之假，行大做商业广告之实，对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欺骗之嫌。一旦进入文化史范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细加订正，予以澄清。

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另有一处报道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

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激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说过，他在“反右 ”中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1957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 ’他这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2009年2月10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

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1963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上世纪90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 1980年4月解除劳教。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异，取其中之一如下：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梁效”这个名字，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帮“四人帮”说话、发表言论、攻击对手的写作班子，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怀沙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西北，希望儿子能够在绝境之中服个软。文怀沙那时正在生病，躺在炕上，望着母亲蓬乱的头发、消瘦的面容，心中万分难过，但他还是说：“妈妈，我不能写啊，我不能违心啊。”母亲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叮嘱儿子别往枪口上撞。当时文老满怀心酸地点了点头，但没过多久，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我赞同徐先生的判断。

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一个人是否为国学大师或文史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不必过于较真。的确，所谓“大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原轻工部在评选工艺美术师时将名称定为 “工艺大师”的头衔后，“大师”的含义已有所演变，早已失去神圣感，诚如王谢堂前燕飞入百姓家一般。此乃皆大欢喜、各取所需的好事。文怀沙或自诩、或被人封为“国学大师”、“新中国屈原学开创者”、“楚辞泰斗”，是否如此，学界自有行家界定，不必由我外行者评说。何况，寻遍图书馆和网上旧书店，难见一本他的学术专著，故只好放弃研究他的学问的念头。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作家、学者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 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安排编辑部同仁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这些名著包括《红楼梦》(汪敬之校注)、《水浒传》(张友鸾校注)、《三国演义》(顾学颉校注)、《西游记》(黄肃秋校注)、《李白诗选》(舒芜编选校注)、《陆游诗选》(李易协助游国恩先生编选校注)等，文怀沙负责校注的是《屈原集》。

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文著《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

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绎》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依据史实，且有当年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最近，我请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书信集以备出版。汤炳正先生是真正“私淑太炎”的弟子，他的通信集中，即有写给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汤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先生1988年在致汤序波的信中，这样提到文怀沙：“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 (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

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疑窦。

如今，口述实录盛行于各媒体报道及出版物，为历史研究、传记写作等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但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同样让人感到忧虑。在此情形下，人们特别是媒体中人特别需要认真甄别，严肃对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编造并以此混淆视听。

于是，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求教于读者和各媒体同仁。并希望抛砖引玉，使时间脉络渐趋清晰，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

完稿于2009年2月12日，北京

来源：北京晚报

Originally posted by [i]谅敌[/i] at 2009-2-21 10:41 PM:

我的看法与这里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同的。

说真话无罪又无错。

如果首帖的逻辑成立，那么，下面的做法都是合理的：

领导人的伤疤不能揭，容易造成政局不稳，政策不连续。
企业的弄虚作假不能揭，会让企..

奥斯卡又颁奖了，《生死朗读》榜上有名，是一部表现忏悔题材的影片。国内目前造假成风，造假者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人们是该“厚道”一些，还是该旗帜鲜明地反对？

多少恶行假借正义而行.

如果一个人真是为了弘扬正义去打假，当然可歌可泣，如果是怀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私心去打假，就比那造假的还可耻。可是，话说回来，那些造假的，无论什么原因被别人抓住了，也只能认了。谁让他造假了呢。

如果一个文人因耍流氓坐了十几年牢，出来后老老实实做人，做学问，当然不该揭人家老底。他犯了罪，付出了代价，也该让他重新做人，何况那么大年纪了。但如果他否认历史，把刑事案说成政治案，还吹牛说自己是反江青的英雄，还自诩风流，别人出来揭他老底，我就不会吃惊了。

Originally posted by [i]廖康[/i] at 2009-2-23 01:36 PM:
如果一个文人因耍流氓坐了十几年牢，出来后老老实实做人，做学问，当然不该揭人家老底。他犯了罪，付出了代价，也该让他重新做人，何况那么大年纪了。但如果他否认历史，把刑事案说成政治案，还吹牛说自己是反江青的英雄，还自诩风流，别人出来揭他老底，我就不会吃惊了。

那叫咎由自取。真是一个无“齿”“文”人。

我倒觉得打假者不一定要有多高的觉悟和使命感才能打假。一个人发现某段历史与他了解到的不同，向当事者求证，并无不妥。今天看到一则国内新闻，一老人摔倒无人救助，老人高喊我是自己摔的。可见社会的诚信度低到了什么地步。

Originally posted by [i]文取心[/i] at 2009-2-21 07:45 PM:
这个国家有更多更深刻的‘假’可揭，问题是你敢吗？
李辉充其量是个打苍蝇的‘英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