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5]这段太长，能否分为两段？

----可是，好景不长，文革来临了。爸爸本来是个逍遥派，加上担心自己的所谓历史问题， 没有参与任何派系的文攻武卫。可是，有一天，为了朋友，他意外卷入了。那一天下着小雨，在哈尔滨闹市区的广场上，举行着上万人的集会，进驻某师范学院的工宣队在批斗爸爸的好朋友――青年诗人安晨星，给他戴上了高帽子，涂抹上黑脸。工宣队还拿出唯一的证据――安晨星在日记中所写的一首古诗，用以说明他的思想不健康，对社会不满云云。因为那工宣队的队长根本文化不高，讲那首古诗更是驴唇不对马嘴胡乱上纲上线，爸爸在底下越听越愤怒，最后终于爆发了。爸爸将雨衣帽子一掀，大叫一声：“纯粹胡说八道”，然后冲到台上。他说：“我是搞语文研究和教学的，也了解安晨星本人，刚才工宣队长所说，完全同事实不符合”。随后爸爸讲了这首诗的典故和含义，并说明诗表达了年轻人寻找人生意义的苦闷，没有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台下的大批老师早就对工宣队到学校随便揪斗老师感到不满，当时就喊起了口号，将高帽子给那个工宣队长戴上，开始斗争那个工宣队长。爸爸本来以为救了朋友从此就可以收手，继续当逍遥派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教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将工宣队赶出校园，两个派别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对方要求揪斗爸爸，认为爸爸是安晨星的黑后台，也是反动俱乐部的组织者，而爸爸的文采、口才，正直和魄力被教师这一派看重，拒绝交出爸爸；但如果教师这派失败，爸爸被揪斗就是指日可待了。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也出于对工宣队整教师的反感，在教师们反复请求劝说下，爸爸不得不站出来了，他成了这些教师造反派组织的文胆和精神领袖(对方称他为摇羽毛扇的)，经常彻夜不眠，口授大字报，或者当面同工宣队辩论。爸爸有一次同四五个工宣队请的秀才们辩论，而且是当着数千人的面辩论，因为爸爸对马列毛著非常熟悉，辩才无碍，对方个个败下阵来。工宣队一看通过讲理的方式无法获胜，于是开始了武力进攻。工宣队管的拖拉机厂将拖拉机装上铁板，还有军工厂干脆开出了坦克车，向教师组织的总部――哈尔滨某师范学院开来，爸爸让所有的老师赶紧躲避，但一些年轻的化学老师执意不肯，当坦克和拖拉机开进校园之后，他们用自制的燃烧瓶投向坦克，坦克烧着了，里面的驾驶员本来就不大会开，加上闷热难忍，开始摇摇晃晃，开进了学院教学大楼，将楼顶出了数个窟窿，还将附近哈尔滨著名的百货商店撞掉一个角。爸爸和几个校长冒死将最后几个还想抵抗的教师都拉到安全地方，被弄成废墟般的学校就这样被工宣队的组织占领了。[/size]

谢谢将字体放大，变成两段的建议很好，已经分成两段。

我们小时同学们也常在一起讲各家的“磨难”故事。

可能不是自己经历的，也可能年纪太轻，当时不觉得那么“难受”。

现在我们也人到中年，也无奈，也漂泊。。。

为什么不劝你老爸自己写写？他的版本和你的，不一样吧？

[color=Blue]爸爸左手抱着妹妹，右手抱着我，背后姐姐牵着爸爸的衣襟。我们当时的年龄分别是八岁、六岁和六个月。

火车越过一个又一个河流、村庄和陡坡，在大雪原中整整走了三天三夜，[/color]

荒地，这个细节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你妹妹那时六个月，是吃流食(确切说只能消化奶)，经常要换“尿布”的时候。你爸爸是怎么照顾她的(三天三夜在火车上)？

写好了，又是一笔。

这样细致地写父亲的文章我几乎是第一次看到.
中国的父亲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沉重得没有人想到, 能够, 或愿意尝试着举起.

耕耘荒漠的土地

浓密的黑暗漂浮过来围拢过来
巨浪般撼动着我不时摇曳的茅草屋
雪粒在旋转在飞舞
不停地敲击着我的门和窗户
没有星光没有月光
只有黑色的大雪迷茫
妻儿们睡下了
睡得那么安详
我守着一枝孤独的蜡烛
倾听窗外零星的犬吠
以及寒鸦和婴儿在风中
此起彼伏的啼哭
那遥远而圣洁的缪司啊
今夜, 此时此刻
我又要向你倾诉
你听到了吗？
在这陌生的异乡
在这温暖的炉旁
我写下这不跳跃的午夜诗行
唯一而忠实的读者
将是黎明时刻
那炉中跳跃的火
…..
―――摘自爸爸《荒村纪事－序诗》（略有改动）

这是一个偏僻的村庄，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甚至至今我怀疑它是否有正式的名字。 那里有五十来户人家，住在两排茅草房内。毗邻的村落虽鸡犬之声相闻，朝朝暮暮都可见炊烟在远方袅袅升起，可去一次颇为不易：你得绕过两三个水塘、一大片沼泽地和芦苇荡，还有数个宽得跳不过去的水渠，接着是一块祖坟地，据说那里经常有蛇出没。这里冬天漫长，达半年之久，腊月的时候经常刮当地称为大烟泡的暴风雪，那雪有时候下得有半人厚，经常是大雪封门，早晨得从窗户爬出去，铲除门前的雪，门才能开开。当地老人说最冷时男的不能在外边顶风撒尿，如果实在要撒，就得边撒边用棍子敲，否则冻坏就香火不保。也许老人说的夸张，但我体会过一次手湿的时候开门，不论如何手也从门把手上拿不下来，因为冻住了，最后喊人用凉水浇才浇开。冬天上学的时候，教室内虽有火炉，但脚冻得仍如猫咬般难忍，老师一般每讲课十五分钟，让学生自由跺脚两分钟。这里的农民倒是没有南方农民种两三季稻子的辛苦，他们冬天什么都不能干，只能整日蛰伏在四周用稻草围得密不透风的家里，冬眠一般，靠磕瓜子、打麻将、喝烧酒甚至打老婆来打发日子，当地人称为“猫冬”。

爸爸刚下乡时是苦闷的，他沉默寡言， 与周围的人好像格格不入。到地里干体力活儿， 公子哥出身的他很吃不消，晚上常常睡不着，而白天累得困倦，有时候走路走着走着就能睡着。后来队里看他干不动活儿让他看守仓库，他又不合时宜地认真。一次一个人偷粮食，爸爸拼命追赶，等赶到生产队长分粮食的场院的时候，爸爸喊队长帮忙抓那个人，但队长无动于衷，眼看着偷粮食的村民跑掉。爸爸生气了，大声质问队长为什么不抓贼，但队长推说忙，爸爸当着其他村民的面同他吵了起来。在当地，队长就是土皇帝，哪有人敢和队长吵架。后来，爸爸才知道，那偷粮食的人是队长的小舅子。另外，这里的农民几乎每个人在秋收和冬天的时候偷队里的粮食，因为怕挨饿，而且如果当时抓不到，第二天即使主动承认也无人追究。也就是说，当地人没有把偷队里的粮食当回事，反正很多粮食最后都要缴公粮。但爸爸同队长吵架，村民认为他不识时务，也吓坏了姥爷，他执意让爸爸去道歉，爸爸拒绝，认为自己没有错。

后来爸爸连看仓库这个差事也没保住，通过妈妈说情，到妈妈教书的小学去教一年级语文。爸爸虽然能编中小学教材，但教小学生就是没有办法，连汉语拼音都教不好，而且当地学生只说和听得懂方言，对有些南方口音的爸爸说的普通话根本听不懂。这样，不久爸爸连教小学语文的饭碗也没有保住，干脆在家学开了木匠活儿，认为不同人打交道，有手艺能糊口。这样，爸爸就开始在家学做木匠活儿，打了很多诸如八仙桌等家具之类，还给队里修马车，很快手艺练得不错。不过，每天他大汉淋漓吃力地刨木头的时候，表情是落寞的。他开始晚上经常不睡写诗，而妈妈这时候也渐渐同爸爸闹矛盾，有时候早上我还睡意朦胧的时候能听见他们争执，妈妈要把爸爸写的诗引火生炉子，但爸爸执意不肯。妈妈往往说，你乱写惹的祸还不够多吗？不考虑你自己，也得考虑孩子呀，爸爸让步了，他的大部分诗稿就这样被付之一炬。

姥爷（外公）原来是留日的，是民族资本家，曾经在牡丹江创办三个工厂，雇佣数千人，与他一个家族的所有同姓的一百多口人，原来都靠他的工厂谋生。但解放后，他的工厂没有了，被打成四类分子，加上他的第一个妻子（我的姥姥、外婆）去世后他娶了一位日本人为妻，他在农村的日子很不好过，连亲人都不敢接济他。他们住在狭窄的茅草房子内，我到的第一天，因为不习惯门道太窄，一只脚陷入煤槽子中，弄得满腿是煤。半夜，我们睡在姥爷家，大风雪起来了，我们都担心这房子会被风掀翻或者被雪压塌。

后来，春天来了，爸爸情绪好了一些。队里给我们家在空地上盖了一座茅草房，但同当地房子不同的是，房子前面是砖砌的。而且上下都是玻璃窗，不是当地那种纸糊的窗户，房子非常亮堂。

我们家里开始在前后的园子种地，过往当地老乡看到往往要指点一番，但后来发现每个人对于株距行距种子埋得深浅的说法都不一样，原来这里的老乡种菜完全凭个人经验，也没有总结出什么规律。我们最后干脆谁的话都不听，胡乱将种子种下去。 所幸我们那里原来是撂荒多年的养马场，菜地长得出奇地好，连老乡也觉得奇怪， 说我们有天缘。此外，前面的园子有一半被妈妈种上各种花，开的时候五彩缤纷，尽管老乡们认为是浪费地，但也说喜欢那些花，有些邻居的姑娘还到我们家移植。此外，为了解决吃蛋的问题，我们家养了二十只鸡，每天鸡蛋多得吃不完。爸爸还买了头小猪，给姥爷家饲养，这样春节期间的年猪肉也解决了。

渐渐地，爸爸同当地人的关系也融洽起来。先是爸爸同当地人开始下象棋，将全村的“棋圣”外号老高丽（因为他长得有几分像朝鲜人）的老头给下败了。那老高丽是鳏夫，带着一个叫“大郎”的儿子生活，那大郎十五岁下地干活，家中虽然简陋但没有负担。老高丽整日就将精力花在下象棋上，他平时喜欢开玩笑甚至“来大春”（说黄色笑话），但下棋时严肃得可怕：深陷的眼窝内眼睛放光，太阳穴青筋暴起，村中以前没有一个人下棋能敌过他，他会因为别人悔棋跟人打架甚至操家伙。有时候常常是三五个年轻人在大树底下集体同他下，最后他将对方均战败，唯一能偶尔赢他的是个叫老傻子的人，只是老傻子经常悔棋。他赢了棋，战利品不过是鸡蛋数枚、黄瓜西红柿数个或者接近年节的时候――烧酒半瓶。我爸爸偶尔路过支招被拉入，很快就轻松将老高丽打败，所以以后老高丽老是缠着爸爸下棋，甚至托我求情。后来爸爸让他一个车一个马都能给他下败，但他还是找爸爸下，他们一下棋很多人就在旁边观看，自然站在爸爸一边，因为以前老高丽不可一世。爸爸故意让老高丽赢或者让老高丽输得不太难堪，但老高丽能看出来，马上就跟爸爸急，说瞧不起他，他输得起。最后战利品爸爸同围观的人分了。渐渐地，爸爸同这些人熟悉了，可以开开玩笑。爸爸后来对我说，老高丽是能看三步的棋手，他是能看六步的棋手。后来还有一次队里马车陷在泥坑中，那些车豁（就是赶车的）不论如何没有办法弄出来，准备卸满车的转头，爸爸因为对马熟悉，因此帮着把马车给赶了出来，还告诉队里的人他们的马缰绳安装得不对，马使不上劲。爸爸威信渐高，村里有个邻里纠纷什么的都找他调解，因为爸爸能说得人心服口服。有一次大队民兵队长喝多了同邻居打架，将对方玻璃都砸了，还说要拿枪杀人，没有人能劝住他，爸爸去了，也没有说太多话，就给劝回来了。

当时爸爸虽然下放，但工资级别还保留，一个月能有七八十元的收入，加上妈妈的收入，一个有一百多元，在乡下俨然大款。当地老乡穷得真是连五元钱都没有，于是很多人向我们家借钱，买油盐或者买布或者给孩子买文具，大都是春天借，秋天还，一般都是借三五元，多的借十元八元，也没有借据，但据妈妈说没有不还的。而且，还有“利息”：大多是一担柴火，或者一把韭菜。有一次爸爸生病，要喝鸡汤，家中的鸡都是母鸡，要留着生蛋，于是妈妈出去买公鸡。老乡无论如何也不收钱，说：“就当鸡让黄鼠狼给叼去了”。老乡说的是心里话，以此表示他们不在乎一只鸡，但我们听了都想笑，躺在炕上的爸爸有些尴尬地抗议到：“我是黄鼠狼吗？！”。

爸爸看老乡对他很好，就请了一次客，几个要好的老乡到我们家吃了顿饭。爸爸做菜手艺好，加上舍得放油，而且将当地人不吃的苦瓜（当地人称作“癞癞瓜”或者“看瓜”）给炒肉罐头招待大家，人们都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吃完那顿饭后，爸爸会做饭的名声就传了出去，不知道怎么就被公社书记知道了。那时召开一个什么表彰大会，上千人的伙食，让爸爸督办。爸爸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指挥十多个人用铁锹大的大铁铲子烧饭，三天的伙食其实无非是猪肉炖粉条子之类，但让代表们“造”（吃）得非常满意。就在爸爸当火头君时候，偶然的机会让爸爸的境况有了好转。那个公社书记是个大老粗，所有讲话都得让秘书操刀，但那天他把秘书写好的讲稿给弄丢了，而且那个秘书不在，他抓耳挠腮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还有两个小时会就要开了。身上系着白围裙的爸爸说，那还不好办，我给你写一个。书记如同抓到救命稻草，赶紧交待了会议的大致主题，爸爸在切菜板上将稿子一个小时写得，书记拿出去念，效果不错，但出了小纰漏：因为爸爸着急，写得潦草，加上书记没有文化，将“孤掌难鸣“念成了“狐掌难鸣”，下面农民代表们问是什么意思，书记急中生智，解释说因为狐狸掌上有毛，因此鼓掌不响，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意思，台下竟然没有人笑，还都伸出双手给书记以热烈鼓掌，不知道代表里是真的没人懂还是不希望书记尴尬。

那书记想让爸爸当他秘书，爸爸不愿意干；后来在爸爸要求下，选择到公社文教组工作了。文教组有三五个人，都是农村中的书生秀才，虽然爸爸不是领导，但包括文教组长在内的同事都佩服爸爸的水平和工作能力，重要事情都是归爸爸管。他经常下到下面十多个大队小学以及两所中学听课或者给老师讲课，那些语文老师对他很尊敬，有时候到我们家来请教问题，爸爸开始同这些教师谈天，有些找回了自己的感觉。

我们家的小日子开始过得越来越好了，有城市的收入，又不需要买米买面，前后菜地有新鲜蔬菜，后来，家里还栽培果树产水果。爸爸每天骑着飞鸽自行车（相当于现在的宝马）上班。工作压力也不大，政治运动似乎在那里也大都是走过场，没有城市那么风起云涌的。

尽管小日子过得不错，但爸爸是孤寂的。他经常在晚饭后泡上一杯茶，坐在房子旁边的一段枯木头上，望着夕阳抽烟，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一直坐到天黑，一言不发。有时也拿上一本《草叶集选》或者《文心雕龙》翻翻。

他开始给大学同学写信，寻找他们的下落，有时互相写很长的信，从他们的信中，爸爸知道，他在这些同学里面混得不是最惨的。有一天，他兴奋地说， XXX来信了，他还告诉我，此人在大学的时候被人称作哲学家。爸爸兴冲冲地打开信，读着读者，脸色就变了，最后干脆将信扔在桌子上不读了，而且愤愤地说：“语言之粗鄙，思想之流俗，让人难以忍受”。

我看了那信，有一段给爸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你来信中所说的“这些年有所感”是什么意思，但我认为，这些年来你落后了，不那么革命了，难道你忘了当年你拿起笔抨击国民党，拿起枪打游击的勇气了？我认为，你要放弃个人小我，一直好好改造自己，跟随革命的大船，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奋斗，就会一帆风顺”。
后来我了解到，这位爸爸的同学官运亨通，成了了高级官员，掌管“文艺战线”生杀大权，可谓权倾一时。有一次那名辞职到四川当农民的同学去他单位找他，以为多年不见可以叙叙旧，但这位担任高官的同学担心对方说话不谨慎出麻烦，坚持见面的时候两个秘书在旁边，而且作纪录，说话的时候跟老同学打官腔。后来谈话结束，他推说忙，拿出钱和粮票给秘书，让他陪老同学出去吃饭。 那老同学一气之下饭也没有吃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跟这位成为高官的同学联络。

数年后的一个春天，依然风度翩翩的诗人安晨星偕其年轻美丽的妻子来看我爸爸，爸爸高兴极了。安晨星被关在一个精神病院长达五年，但他在中学教语文的未婚妻一直等着他，他一出来就同他结了婚。我们大家都知道安晨星的罗曼史，至今我还能背诵被大家调侃的他写给未婚妻的诗作：

在山风睡觉秋水倒流的地方
埋葬着我因想你而死的爱情
在人迹罕至冰雪唱戏的地方
栽植着我因恨你而生的爱情

安晨星夫妇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星期，每天早上夫妇俩到附近水塘边散步，村里老乡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漂亮文雅的一对，纷纷到我们家来看他们，还带来了青菜和自己都轻易舍不得吃的咸鸭蛋。

安晨星夫妇在我们家每天吃咸蛋、鸡肉、新鲜蔬菜，爸爸还买了很多别人在河中捞的鱼虾。 我们在院子的葫芦架下吃饭，丰盛的晚餐，轻松的氛围，荒僻的环境，让刚从政治旋涡里出来的安晨星很羡慕这种陶渊明式的生活，回去后跟爸爸的朋友说我们家在农村生活得像小地主， 甚至有归隐田园到爸爸这里落户的念头。爸爸那些日子经常跟安晨星出去散步，但说话大都不让我们听到，可能怕我们给传出去惹上政治麻烦吧。

后来，在我们家旁边，新盖了北京等地来的知青的住房，叫青年点。大概有五个男青年，五个女青年。这些青年也经常来我们家，冬天爸爸妈妈让他们取暖，喝开水，夏天给他们地里的瓜果吃。那些人中不乏数个喜欢文艺的，其中一个叫叶华的经常写文章，读给我爸爸听，爸爸爷很赏识他的才华。后来，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开始了，爸爸鼓励叶华去申请，并且给疏通了一些关系，后来政审的时候出了问题：大队书记到北京外调，他调查之后说叶华是资本家出身，因此叶华政审不合格，第一年没有上成大学。叶华绝望之极，经常在夏天的傍晚，在玉米地旁的院子中独自拉小提琴或者吹笛子，都是悲伤的曲调，爸爸去劝也无济于事。爸爸愤愤不平地说，我就不相信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能上大学，叶华不能上。第二年，爸爸亲自到北京去外调叶华，最后经过多方查证，爸爸重写了外调材料证明：他们家的成分不能算资本家，只是小业主。叶华终于上了大学。那些年中，爸爸办理了数十个人上大学的手续，也有更多的人试图走爸爸后门，但真正爸爸帮助上大学的，只有叶华一个，因为爸爸认为他是个人才。叶华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后来考上研究生，脱掉了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成了北京一所大学数学系的正教授（爸爸让他不要学文科），这位早年失怙的叶华一直视我爸爸如父亲，不久前还驱车数百里来看我爸爸。

爸爸同我们全家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情绪也好多了，经常吃完饭坐在外边葫芦架下喝茶吹口哨。

有一天晚上，半月升起，月色迷朦，四周充满蛙鸣和蛐蛐的叫声。在月色下，四周充满野花神秘的气息，我们全家在自留地里拉犁杖耕玉米地，妈妈扶着犁把，爸爸在中间拉，我和姐姐左右各一边，妹妹在旁边跑着玩。我去晚了，原来他们拉得吃力，我一去，他们轻松很多，妈妈先是夸我有劲，后来开始伤感：我儿子来农村之后脸也黑了，人也有点儿虎背熊腰了，说话也一口当地土话，看来这辈子只能是留在这里当农民了。爸爸马上说，不会，我三个孩子都会有出息。 他还马上炮制了一首诗给我们听：

月儿弯着腰
我也弯着腰
月儿弯腰背向黑暗
我弯腰
拉起沉重的犁杖
去耕耘
那荒漠的土地
……
摘自爸爸《夜耕》

我们一家在这小村里度过了平静的十年。我们也逐渐长大了。一九八零年，爸爸在北京工作过的新闻单位来了一封平反信给爸爸：“XXX同志，1957年你在我单位被错划中右，现予以改正，特此通知”。

寥寥二十多个字，没有一句道歉的话语，改正是改正了，可这二十多年流逝的青春、爱情和才情，找谁去赎回呢？！！！

回为力，当时是拿奶粉泡开水，火车上开水供应很好； 另外，还见过爸爸在车上用饼干泡水喂妹妹：）

致见光， 谢谢你的阅读，本来是因为爸爸生病担心，因此失眠而决定写，但没有想到写下去就收不住了。因为爸爸的经历有些代表性，也有戏剧性。

》》》这样细致地写父亲的文章我几乎是第一次看到.
中国的父亲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沉重得没有人想到, 能够, 或愿意尝试着举起.

只要有爱，亲情，和诗歌，
荒漠的土地也可以变成乐园和家乡......

Feiming wrote:我们在院子的葫芦架下吃饭，丰盛的晚餐，轻松的氛围，荒僻的环境，让刚从政治旋涡里出来的安晨星很羡慕这种陶渊明式的生活，

假设你想重温此景。可以冬天坐过火车横穿加拿大,我试过的.

Feiming wrote:那白皑皑的雪原、黑色的远山和山峦上的松树和白桦树如泼墨画，成为我有记忆以来最难以忘怀的画面。

配几幅加拿大的冬景。

膜拜自由

我对爸爸一直是非常崇拜的，虽然他深沉，平时沉默寡言，但他没有像别人父亲那样对孩子严厉， 爸爸对我们是温和温馨的，但同时是迷人的，让我崇拜。

爸爸心很细，甚至比妈妈更知道疼爱我们。在乡下冬天的晚上，每天睡觉前，他都走到我们的被窝跟前，将肩膀处的被子掖好， 此外，半夜还起来，看我们是否将被子踹开，帮我们把被盖好。要知道，东北严寒，如果被子半夜漏风，胳臂会风湿的，也有得重感冒的危险。每年春节要到的时候，爸爸就带我们全家进城里，每人在裁缝那里做一套新衣服。在我的印象中，除了一次我到别人家偷桃子爸爸打过我一次外，爸爸从来也没有再对我动过手，或者骂过我，连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不例外，他对我们的教育完全是自由放任式的，记忆中他从来就没有检查过我们的作业，只给我们爱和鼓励，还有成绩好了之后兑现的香喷喷的红烧肉。我们很小就阅读了他的大批藏书，他从来也不干涉。记得小学的时候我就同他讨论过郁达夫，他告诉我他喜欢郁达夫甚于鲁迅。他还给我们买大量的课外书让我们阅读，我们兄妹三个人学习不错，别人老是向他问经验，他只是笑笑说，主要是培养他们学习的乐趣，同时要培养他们的毅力。

农村那时候没有英语课，爸爸就利用他在文教组的权力，将一名曾在上海的化工厂担任工程师的右派请来教英语，这位老师英语水平高，但我们学生底子差，学得不好。老师后来很失望，让我们全班同学投票，是否继续学英语，大家投了票，多数人不想再学了，这位老师就潇洒地辞职了，继续干他原来的工作――在生产队当车豁（赶马车），直到平反回了上海。没有了英语老师，爸爸就买了个好半导体，让我们学英语广播讲座，姐姐、我和妹妹都听，这也是我和姐姐虽然在农村念到初中，但英语一直没有耽误的原因，而我妹妹后来还考上了北大英文系，这不能不同爸爸当初有远见有关。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因为是外来户，总是遭欺负，经常被打。 那时候学校同时成立武术队和航模小组，妈妈让我上武术队，但爸爸问清老师是谁的时候，反对我上武术队，说那个老师－一个邻村的知青，老是打架惹祸，而且所谓的功夫完全是花拳绣腿，但妈妈说，孩子老挨欺负，学学就当成锻炼身体了，于是爸爸勉强同意了。这样，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两年多的时间内，每天我凌晨五点起床，跑步到学校，练两个小时武术，然后跑回家吃饭再回去上学。那武术老师非常严格，每天让我们“蹲架子”，就是保持弓步和马步等姿势，一个姿势至少要保持十多分钟，如果蹲不住老师就踢屁股，很多人吃不了那苦，中途不练了，七十多人的武术班，最后只剩下十多个人。我也想打退堂鼓，但爸爸说：“不能有始无终，要练下去，除非武术队解散”。于是我练了下去，学会了一、二路长拳，甲级棍，而且我是武术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够连续进行空中侧手翻的。那时班上只剩下七个人，都是武术老师的得意门生，大家开始吃喝不分称兄道弟，大孩子还开始参与打群架。我这时候也有了狂妄的自信，一次一个以前欺负我的孩子领着一群孩子又来挑衅，我将他首先摔倒，其他孩子一哄而散了，我更是得意忘形了，后来同武术队另外一个绰号“镇岭” 的大孩子结成死党，那个镇岭是山区修水库移民来的，也是外来户，同我一样也遭到其他孩子的孤立和欺负。镇岭他们家还总是被邻居修理。他爸爸是个木匠，他们家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一次他妈妈帮人劝架，反而被人打骂，郁闷之气难咽，病倒了。后来欺负他们的那家人又找茬上门来，他爸爸大喊一声：“儿子们冲啊”，五个分别拿着奔、斧、凿等木匠家什的儿子们冲了出去，对方见了赶紧四处逃跑。镇岭同我成为死党之后，附近的孩子都不敢惹我们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到临近镇去买玻璃球（弹子），路上遇到那里的孩子想抢劫我们的帽子，镇岭竟然拿出一个带红缨子的匕首向一个孩子脑袋刺去，险些酿成大祸。爸爸知道后，也没有马上严厉责罚我们，而是说请镇岭到我们家吃饭。镇岭来了，他家人口多，吃不到好东西，非常喜欢爸爸给烧的好吃的。吃完饭爸爸对我们说，到外边，我给你们打套南拳看看，我们都很诧异，包括妈妈都不知道爸爸会拳术，于是都到葫芦架下看爸爸打拳。

爸爸那套南拳打得是虎虎生风，可谓站如松，行如电，而且特别有力量，比我们武术老师强多了。打我拳后他对我们说，他十多岁学拳术是童子功，但从来没有对人显示过也没有用来打架，而且这拳打架也没有太大用，让我们千万不要信所谓万夫不当之勇的说法，那是小说，不是真的。他还对我们讲，真正练武的人不是喜欢好勇斗狠的，也不会胡乱显示的，要知雄守雌，扶助弱小，打架是没出息的小混混才干的事情。当时我和镇岭都让爸爸教南拳，可他就是不肯教我们。但我们对武术老师的崇拜没有了，后来渐渐也就不去了。

我小时候对父亲有些崇拜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胆子很大， 而且遇到事情总能有办法。一次，附近地区大地震。那是快过春节的冬天的晚上，我们刚睡着，爸爸还抽着烟。突然地动山摇，房屋顶咔咔作响，妈妈开始吓得尖叫。爸爸大喊一声“地震了，快跑”，说着先向外冲。那门是插着的，爸爸一脚将门踹开，然后又将外屋的门踹开，黑暗中我看到爸爸手中的烟头在闪亮。妈妈抱着妹妹冲到外屋就瘫软下来，我也在后面迟疑，爸爸扶着门框大喊，快！妈妈起来抱着妹妹冲了出去，我也跟着冲了出去，爸爸此时非常镇定，没有一丝惊慌。当时周围老乡不知道晚上睡觉怎么办，只能将猪赶出来，住进猪圈里，爸爸却马上用稻草和高梁玉米杆搭了一个窝棚，我们全家人睡在那里，非常暖和，爸爸说，这条件比当年他打游击的时候强多了。第二天醒来，四周全是白雪覆盖，安静极了，感觉有爸爸在，一切都不需要害怕和担心。

爸爸自理能力非常强，家里衣服一般是他洗，因为他认为妈妈没有劲儿，搓不动。爸爸的衬衫永远是干净的，而且领子永远是笔挺的。那时没有电烙铁熨衣服，他就将开水倒入铝饭盒中，用饭盒熨衣服领子。爸爸也培养我们的自理和吃苦能力，我们十多岁就开始自己练习洗衣服烧饭，很小我们就开始扫雪和参与种菜地――这成了我的终生嗜好。这也许是我本人后来四处漂泊，虽然不总是顺利，精神上也经过不少挫折，但在生活上一直没有觉得很不适应的原因，出国后的前六年我竟然没有病过一次，连重感冒都没有过，这与在农村时打下的身体基础以及爸爸培养的能照顾自己的能力有关。

后来，当我考上省重点高中的时候，我们家已经到了附近一个中等城市。爸爸本来应该回北京或者哈尔滨的，但因为我们的户口不好进，就放弃了。另外那时候知青扎根口号很响，爸爸担心如果我们将来到大城市后插队到偏远地区扎根就没了前途，在小城市即使插队也到近的地方，容易回来。所以爸爸为了我们，就没有考虑自己那么多。

他借调到那个城市的一家电视台， 后来担任该台的业务总编辑，那些恃才傲物的年轻记者们都很服他，称他为老师， 老总，还有一个女记者干脆亲切地称他为老头。爸爸威信甚高，也将这些年轻人当成自己孩子一样来花心血培养。有一次发大洪水，他派出一个最得力的高大男记者去现场拍片子，但记者乘的船翻了，那记者被洪水冲走，爸爸在编辑部知道消息后泪流满面，一方面敦促上级派人营救，一方面亲自制作了新闻，介绍记者遇险的情况并播出，后来很多水性好的人到那条河去找，竟然把记者救了回来。

然而，爸爸虽然有本事成为这些青年人的朋友，但同领导的关系处得不太好，主要是因为他只顾业务，同领导不应酬，过年过节也不去拜访局长书记之类。后来分房子，本来按照职务和资历，我们应该分到新房，但因为没有领导的关系，他也没有参加分房子的会议，他只得到一间旧房子，连单身的后勤科长都分到新的三居室，我们一家五口如何在那一间房子生活呢？妈妈很不满意，开始天天唠叨。这时候正好期末考试，我成绩很好，考了全市第一名，召开类似庆功会的家长会，我通知爸爸去，准备让爸爸得意一番；另外我的语文老师、班主任也曾经是右派，我希望爸爸能同他认识。但爸爸那天他因为感冒没有去，我也不知道，开会的时候没有看到爸爸，我失望极了。

那时候我有些自我膨胀。看到爸爸的老同事老同学出名的出名：成为著名作家或者诗人，或者写的电影在全国放映；得到权力的得到权力：有的人成为局级乃至副部级的干部，而我爸爸在这个小电视台连个房子都分不到， 我感到爸爸没本事，不为自己争取，对爸爸的崇拜降低了，心里有些瞧不起爸爸。于是我回到家第一次跟爸爸吵了起来，先是说他不应该不去家长会，然后说，你这辈子一步步老是走下坡路，就跟你该争的不争、该动脑筋的地方不动脑筋有关。爸爸用陌生的眼光震惊地看着我，一句话也没有 说。第二天，他继续休病假，也为自己没去家长会向我道歉，同时平静地对我说，有些事情你现在还不会明白， 以后我会告诉你。第三天，爸爸不吃不喝，枯坐一天，掉了一颗牙。我感到非常懊悔，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去伤害爸爸那颗敏感的心。

后来那些年轻记者编辑看不过去，集体写信向上级反映分房的不公平以及局长的其他问题，最后那局长被赶下台，新局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爸爸分一套新房子。妈妈让爸爸去新局长家表示感谢， 但爸爸执意不去。数年后，局长得了脑血栓，病退在家，处于半瘫状态，爸爸却经常去看他。爸爸就是这样，没有心计和算计，他交朋友，一是要有才，二是要正直，一旦他看重某个人， 就会用心去交朋友，甚至有些江湖气，为朋友从不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对上级领导，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多高级别的人他都敢顶。他在电视台期间，没有为自己的事情去争取，但几次因为年轻记者们的中级职称被卡没有解决，爸爸就同局领导甚至更高的领导吵架，所以他下属的年轻人对他很爱戴。一次他发了心脏病，我远在北京念书，是那些年轻记者们将他背到医院急救，后来又托关系弄到高干病房， 弄最好的药给抢救过来，而且没留后遗症。事后一个记者对我说，他对自己的父亲是否能这么尽心都不敢肯定。

虽然高中阶段我有过短暂的反叛爸爸念头，但后来爸爸仍然一直是我的精神上的导师（MENTOR） ，一 直到现在。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我都征求他的意见，包括在北大英文系毕业后来在美国的银行当经理的妹妹以及在哈尔滨学建筑、后来成了大型国有企业厂长的姐姐也不例外。爸爸非常睿智，他能以你接受的方式启发你，避免你犯因为预见不到犯的错误，他分析问题的时候，总是能跳过细节和当下，看到实质和长远， 但他从来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我们家从来没有家长制，完全民主式的，一般说话最算数的我喜欢咬尖的妹妹，其次是妈妈，但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们总是愿意听爸爸的。
但此时爸爸在我心中和眼中仍是个谜，我不理解他所经历的运动，我也不知道他的心路历程，甚至不知道他心中为什么悲伤，为什么愉快，我甚至无法跟他进行深入的严肃的、成人对成人的谈话，一直觉得是因为他个性倔因此一辈子倒运。

后来真正开始理解爸爸是一九八九年。当激情燃烧被恐怖绝望代替之后，我和一个要好的朋友回到我家。我礼貌地带着同学去看老家的女朋友的时候，她的母亲瞪着富于革命警惕性的眼睛，审问我们在北京干了什么没有，我们如实交待：不是领袖，不是暴徒，然后仓惶回到家中。妈妈也害怕，只有爸爸，他第一次完全像接待老朋友那样接待我们，烧了很多菜，还第一次让我们在他面前喝酒。爸爸不问我们什么，也不同我们谈什么，但他一枝枝抽烟，我知道他内心为我们的痛苦而痛苦。后来睡觉前，他同我们谈话，叮嘱我们如何自我保护，也谈了他的一些看法。我那同学说，我见过这么多长辈，有的还是高干高知，但你爸爸是最睿智和最正直的。

毕业下去“锻炼”了，我到了一个海滨小城市，那是个闭塞而悲哀的地方。住在海边的一个招待所内，经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到海滨徘徊。 后来交了一个摄影家朋友，也是性情中人，经常一起喝酒聊天，海边漫步。但他后来因为爱情的困惑和人生的绝望，自杀身亡。而在此不久之前，我的两个朋友在北京喋血身亡 ……

我不知道如何排解我的痛苦，开始选择在半夜涨潮的时候下海游泳，那时周围总是黑黑的，没有一个人，我向大海的深处不停地冲过去冲过去，心中冥冥中有一种愿望：冲过防鲨网，我可能就没有力气游回来， 我同我的痛苦一起会被洗掉，一切都会结束。 可那浪总是那么汹涌，我总是无法游到防鲨网那里，有几次冲到离那里触手可及了，还是被大浪打回来。我就是这样被冲来冲去，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我感到我在重复爸爸的命运，重新体味爸爸的悲哀；可我感到不能够，我不能，我没有他那样的耐心…..

我开始颓废，以酒精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叔本华的哲学书以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查特莱夫人情人》来麻醉自己。后来认识一个当地女孩子，很清纯，说要跟我学英语， 她后来同我成了介于朋友和女朋友之间的尴尬关系。一天傍晚，她来我的住处包饺子，我半瓶葡萄酒下肚，开始吐出心中块垒，她露出前女朋友母亲那种警惕的目光，然后说很害怕。 我粗暴地说， 你走吧，走，我不想再跟你说话，她哭了：“我知道我怎么努力都不能进到你心里，你不是正常人”。她走了，我独自将剩下的半瓶劣质当地葡萄酒干光，心中开始灼热难忍。然后出门去，但走到招待所门口，竟然发现那门从外边用铁链子给缠上了，外边的人可以轻易地拿下，但里面的人因为隔着玻璃够不着，拿不下也出不去。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这么荒谬地放铁链（现在想起也许是那女孩子怕我再独自去海边放的），但我当时没有想很多，只是一把无名火从已经灼热愤懑的胸中升起，我大声喊着“怎么到处是监狱！到处是监狱！”，我一拳向那门玻璃打去,哗啦一声，整块玻璃碎了，我不顾满手是血和碎玻璃，解开铁链，大踏步出门去， 飘飘然感觉自己像离开山神庙的林教头。

来到风声呼啸的海边。 坐在岸崖边上，.这时夜已深沉，上面黑云在聚集，下面翻卷着黑色的浪，我感到这一切都是阴郁的。 我开始瘫坐地上，大哭起来。我感到彻底的绝望和孤独，我冒出了可怕的念头：就此结束了吧， 跳下去，一切烦恼都会没有的。 当我回头想最后看一眼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看那黑森森的树林后面，露出了暗暗的橙色的灯光。那一定是个家吧，那里一定有饭菜的香味，有音乐的声音，有温馨和笑语。我想起了自己的家，想起了爸爸和妈妈，想起了同家人在一起的温暖和令人怀恋，我突然心猛地颤抖：我发誓再不伤爸爸的心，我这么结束了，爸爸后半辈子还会有欢乐吗？爸爸的梦想几乎全部破碎了，寄托在我身上的梦想也会这么轻易地破了吗？不能，我不能够…..于是，我从岸崖边慢慢挪回去，我脑子里响着我一面之交的朋友、刚自杀不久的海子的诗句：从此以后，当个正常人。我在那恐怖的岸崖上 发誓：戒酒、戒诗、戒梦想、戒这海边的黑夜，至少在五年内，戒绝爱情，我从此要以生命去追寻自由和阳光，远离这黑夜，远离这黑暗…..我要找到我的故乡，我已经死去过一次了，我发誓，我要找到它，对它的追求，胜过一切，我要找到它….没有闪电，.没有雷声，雨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淋下来淋下来，将我的头发和衣服全部淋透，将我混乱的呓语掩盖，这时，远方的港口响起了隐约而低沉的汽笛声……

第二天，在出去包扎手的伤口的时候，我拿到爸爸的来信。他说，尽管你来信说你一切都好，但从你那潦草的字迹和意外的错别字和文气不通的行文来看，你的心情并不好。几十年是历史的一瞬间，可对于个人，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你还年轻，爸爸知道你内心的痛苦，你要坚强，想想爸爸经历的事情还少吗，不也这么挺过来了吗！你要想到未来，人生除了你所要寻找的之外，还有很多生活的乐趣，而且现在找不到，将来会找到….. 当你无法改变社会的时候，你应该设法改变自己，你喜欢的海明威不是说过吗,人可以失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垮….看到爸爸遒劲的毛笔字，我感到同爸爸的心此事是如此贴近， 我感到我在经历着爸爸经历过的痛苦而他作为同病相怜的人在给予我力量， 我瞬间觉得自己成熟了，理解了爸爸，我不免潸然泪下…..

现在我找到那天的日记。因为当时担心被招待所服务员偷看，所以上面半文半白地这样写着：“昨夜xxx来，一起晚餐，话不投机，她先行回去。我以残羹下酒，酩酊大醉，破门而出，蹒跚至海边，孤独痛苦之极，时大雨倾盆，吁天呼地不应，几蹈海而死。念人生之虚无痛苦无从逃避，营营苟苟似人间正道而我非不能而不为也，然高贵灵魂者如家父般饱受磨难，最终亦绚烂归于平淡，念兹颇茫然。今接家父毛笔家书一封，知人生面对磨难当饮冰蓄锐自强不息之理，豁然开朗，慰甚， 慰甚，亦知吾近年内奋斗之目标矣”。

多年后读了些心理学著作我才悟到：那个时候我可能得了劫难后忧郁症(post- traumatic depression)。 当朋友在天涯海角四散飘零音讯杳然的时候，当同学个个都是惊弓之鸟自顾不暇的时候，当所谓的导师和长辈们如此虚伪和嗫嚅的时候，当红颜知己以及她们的家人都变得无知、恐惧和疏离的时候，爸爸无形中成了我的唯一的心理医生和守望者，给了我没有彻底沉沦的勇气和生存下去的理由以及一个倾诉的管道，而爸爸所做的这一切，不完全是出于同情和对孩子的爱，还有来自内心深处的理性与良知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的弥久不衰的洞察力。我感到虽然在爸爸面前，我从来没有做到完全无拘无束，而且一直承载着爸爸对我无言的厚重的期望，但爸爸和我是朋友，是可以平等交流的朋友，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后来看1989年出品的意大利电影《伊甸园影院》（Cinema Paradiso ），感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爸爸如同那位老放映员，他不但给我关切，更重要的，当我绝望和迷失的时候，他将我拉回那超脱的充满美感的地方。

带着买了机票后仅剩下的十五美元，我来到美国，经过五年每天睡觉不超过五个小时、全职打工并全职念书的生涯，终于拿下学位，过起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这时爸爸也离休了，他和妈妈来我这里住了半年。 我们经常彻夜长谈，也找一些国内禁书给他看。当时高行健作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国内很多人不服气，爸爸看了高的大部分作品之后说，虽然,后半部有些粗糙，高的文字也不是最好的，但从高的小说戏剧整体上看，中国作家没有别人能够对自由主义理解得那么透彻。他向我讲起了他大学的老师废名杨振声冯至等人，讲起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感觉这五十年来，文学几乎乏善可陈，包括伤痕文学都经不起时间的推敲。

随着对那个爸爸经历的时代的了解，我感到我更能理解也更尊敬爸爸了。虽然爸爸很早参加所谓革命的队伍，并且被时代潮流推得四处漂泊。但在他内心深处，他不是个革命者。他是个带着浪漫色彩的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是那个时代所剩下不多的清醒且有胆量的理想主义者。

爸爸在美国也到了很多地方旅游，去了一些名人故居，除了到跟惠特曼有关的地方之外，要带他到不远的华盛顿故居他没有兴趣。想到以前在北京问他是不是去毛纪念堂的时候，他倔劲上来，说：“活的我都看过，还看死的干什么！”。所以我以为他对所有政治领袖和偶像都反感，但令我意外的是。 他提出到托马斯、杰佛逊的故居看看，并表示美国的政治人物中，他最佩服他。于是我驱车五个多小时到那里，我都累了，但年过七旬的爸爸仍然兴致勃勃。我边看说明边给他讲解有关托氏对报业和新闻自由的论述，当讲到新闻业和政府关系的论述时，爸爸激动地说，怎么这么多年我想的同美国人一样呢。他尤其佩服杰佛逊的墓志铭：宗教自由条款的起草者、独立宣言的执笔人以及佛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只字没有提美国总统国务卿驻法大使这些官衔，他说，这才是真正的伟人。

后来爸爸回去时候途经香港，他电话告诉了我他隐藏了一辈子的秘密：在北京他被政治上打入另册之后，他也同我一样绝望，曾经试图偷渡香港，但因为边境控制得很严，原来往返广州和香港之间的赌船不开而作罢。那年，当年过七旬的爸爸终于在四十年后如愿来到了他当年梦想的香港维多丽亚公园的时候，非常激动，已经称封笔的爸爸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维多利亚公园
我多少次梦见你
我憧憬着
冒死投奔你
然后
自由地呼喊
自由地歌唱
自由地呼吸
最后在你的怀抱中
自由地死去
……

再配一张维多利亚公园。

公园有两部分，用这个缆车想连。

从公园俯视海湾。

昨晚一口气读完了，既感动，又鼓舞！

你爹爹是诗人，更是战士，一位人生战场上打不倒、击不垮的勇士。

和他的传奇经历比起来，我们这一代说遭受的所谓磨难算得什么，提起来汗颜。

向你爹爹致敬！祝他健康长寿！

荒地，

喜欢你爸爸和你的诗，真情、抒缓、意味深远......

你的散文，由于没有象诗一样被段落隔开，总的感觉是太紧凑(和你大段大段的叙述而没有慢下来的部份有关)。

希望能理解我对你的“高要求”。

“美感”永远是我们写作的最高境界。

这里躺着一个诚实的人

爸爸的晚年生活是平静安详的。他每天早上起来出去买新鲜的菜，然后回来烧，这时候出去早锻炼的妈妈回来了，他们一起吃丰盛的早餐。爸爸曾经跟别人说，我老伴当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离开我，而且给我生了三个不错的孩子，尽管我们之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爱情，但我要好好对她回报。所以离休后，家中烧饭、洗衣服的事情都是爸爸包下来。打扫卫生则有个保姆定时来，所以妈妈每天很轻松，出去锻炼、跳舞、弹钢琴，星期天则去教堂。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爸爸封笔之后，妈妈还活跃起来，利用爸爸的老关系，给当地媒体写文章，还接受当地电台采访，谈老年人如何度过晚年生活，有一个积极人生态度之类，爸爸开始一直反对，也拒绝给妈妈改她的文章，因为爸爸对文字严肃到挑剔的地步，认为妈妈根本不应该写文章，但后来妈妈执意要写，写在美国旅行的见闻等，编辑也很喜欢，爸爸也就由她了，有时候还调侃妈妈文气不通，编辑如何让这样的文章蒙混过关。

爸爸虽然不写文章了，但作为一个老记者的工作习惯还是保持着的。每天早饭后，他就到他的书房“悠然斋”（我们三个孩子一起给家里买了个四居室的apartment,所以爸爸书房很大）开始看书，他喜欢读历史书和哲学书，人物传记，诗则只读旧体的。他也写书法，经常有人央求他写条幅，他都欣然应允，但他每次写的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旧体诗，而且绝对不重复，连为他裱书法作品的人都很奇怪：这老头每次写的古诗咱怎么从来没有看过呢？不过，也有人要出高报酬让他写饭店招牌，爸爸就婉言拒绝，推说自己的字拿不出手。爸爸说，一看那餐馆起的恶俗名字就不舒服，我又不缺钱。爸爸旅游的兴致也很高，有时候跟着单位里的人，去山里，去海边玩玩，而且兴致勃勃。

同他的生活一样，爸爸的内心也开始平静了。我认为他晚年已经宽恕了加害他的人和后面的力量。他经常说，我不完全是受害者，对于这个制度的建立我也作出了贡献，我也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他有时候会说：“这五十来年，我们都搞错了”，尽管他的政治生命在五十年代反右的时候就结束了，但他认为自己为历史的悲剧也有一部分责任，爸爸晚年很喜欢巴金的《忏悔录》。有个爸爸的同学后来看到了爸爸的档案，而且发现爸爸曾经信任的同学在他的档案内写了诸如“虽然参加革命早，但思想自由化倾向严重，组织性也不很强”这样影响政治前途的东西，爸爸的同学对此表示不平，还要找其他几个档案被乱写的人找那个同学理论一下，爸爸则一笑置之，并劝其他同学别去那么做。

爸爸说，在政治运动面前，大多数人是无知和盲目的，只知道盲从。知识分子里面也分成三种人，其中大部分是风派，为什么是风派呢？因为没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就容易跟风，也为了避祸。剩下的人就是少数头脑清醒的，他们中一部分人是明知道不对，但为了升官，卖身投靠，充当打手；还有一部分人则看到不对，要保持诚实，就要说出来。爸爸说，我就是那些五十年代那五十万人中要保持诚实、六十年代文革的时候也要保持诚实的人之一。他还说，所谓真理有时候没有真相重要，真相明了了，真理也就有了。我也不过说出了真相：比如安晨星的诗歌不是反党，那位校长不应该受那样的侮辱，但就是有人要让所谓的真理压制真相，那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是用真理歪曲和涂抹真相，以便同真理吻合，最后导致冤屈和残酷斗争以及人性的迷失和仇恨的循环。

爸爸有一次对我说，此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不过，等我死了，你在墓碑上就这么写：

“这里躺着一个诚实的人”

是呀，爸爸一辈子耿直倔强， 从不叫苦或者吹牛， 不论是面对亲人、朋友、老板还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还是政治风暴，他始终保持诚实的底线；而且在关键时刻，不但诚实，还要把实话冒险说出来，并为此付出爱情、青春和事业的代价，这是难能可贵的。我想“这里躺着一个诚实的人”是恰如其份的，在中国做到这一点到现在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知道其实爸爸的墓碑上还可以写些别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写他是个没有留下多少作品的诗人吗？是否违背了诚实的原则呢？对了，爸爸是个梦幻者，这是恰当的，爸爸是个漂泊的诚实的梦幻者，而且他梦幻的激情如早晨的霞光一般，永远在黑夜之后仍然燃烧。

我经常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让爸爸如此命运坎坷、怀才不遇呢？是完全政治的原因吗？现在看来也不完全是，他的不顺利除了主要是政治原因外，还有中国文化的原因。我们的文化中存在为长者、尊者、当权者讳的禁忌，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不面对真实，喜欢圆滑的倾向。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指控为撒谎者（ liar)，那是件很严重的指控，但如果在中国，撒谎的人往往不受到太多的谴责，甚至被说成是会变通，办事能力强。这就是很多从古到今当大官的喜欢同唱戏的交往，其中不乏有的为了附庸风雅，但在某种程度上，正如一个作家说的，在中国当官和唱戏，有某种职业的相似性。

在乡下时老乡曾跟他开玩笑说：“因为你一倔到底，所以你被一撸到底”。爸爸因为为人真诚而且得理不让人，曾经跟上司甚至市委书记顶嘴，全然没有把利害得失放在心上，不够圆滑；在乡下参加婚宴，看到那些人吃东西如同抢吃，感到不舒服，因此拒绝参加当地婚礼，近亲也不例外，人家还为此将他送的礼物退回，认为他怪，但他说，我为什么要花钱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呢。所以，他受到传统文化的淡泊名利的概念和狷介名士特立独行之风的影响，对所谓名利没有什么算计。但他对人充满爱心，喜欢帮助别人，从来没有势力的概念，每次老行到我们家借钱，他都让妈妈多借给他们些。

另外，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追求完美，追求公平，好打抱不平，吃不来钩心斗角的一套。我想，爸爸他应该是独立的个知识分子，他 对中国的命运一直在独立思考，但晚年认为他所希望的一切他看不到了，因此他封笔，连他一直给一家报章写的杂文也不写了，但人变得更加豁达了。因为很多事情他不感到意外，有心里准备，总是那么乐观，所以七十多岁，还有很多黑头发。

他对我说，马克思的根本问题是看到剩余价值而没有看到资本家也付出劳动，而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专制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专制会导致人失去自我、创造力窒息，会导致人性中最恶、最丑陋的东西被发挥到极致， 造成人们缺乏同情、善良、爱和宽容。他同时还预言：中国一定会变得更好的，因为很多东西大家已经醒悟，言论的尺度也已经放宽，现在有时候在外边听到人的抱怨，要是倒退三十年，说那些话就会惹上大麻烦。他有一次同一个文学青年调侃说，你知道为什么专制不会长久吗？因为专制不符合人的审美心理，专制时代诗人都是最难过的，一个让诗人痛苦、好诗不能发表的年代，不是一个好年代。而人们最终是要寻求美好和多元的…… 他还调侃说，为什么红场的官兵最后没有向那里的叶利钦和群众开枪？因为那些官兵的心中有叶赛宁，有莱蒙托夫，有普希金；为什么玫瑰革命胜利了，因为玫瑰花儿很美…..

爸爸的故事我要讲完了，在文章要完稿的时候，打电话给家中，爸爸不在家。妈妈说，你爸爸的病现在完全好了，又开始打麻将，下象棋，练书法，买菜烧饭， 你爸爸最近还把平反之后他去北京时同原来女朋友的合影给我看。“妈，那你不嫉妒吗？” 我问妈妈，妈妈说“没有事，两人合影的时候，中间还有很大的缝呢。我还鼓励你爸爸到老干部局去跳舞，那些年轻姑娘可喜欢和你爸爸跳了，我一去就跟我念叨他，说你爸爸腰不弯、背不驮，跳舞姿势特别标准，特有绅士风度….”。

看来，爸爸，一个七十五岁高龄的一个不死的梦幻者，还在继续着自己最后安详的漂泊，并且最后能宽容而不是忘却一切，但同这个对他并不完全公平的世界能和平相处。

最后，请允许我以爸爸的朋友――诗人安晨星的诗结尾：

岁月

岁月流逝，梦也流逝
流逝真实，流逝玄虚
流逝永恒，流逝随时
流逝中流逝索取
流逝中流逝分离
好梦，岁月流逝中流逝岁月
恶梦，流逝岁月中岁月流逝
梦，在岁月中流逝梦
梦，在岁月中造就梦
和更多的如梦的岁月

在爸爸生日即将到来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尊敬、挚爱还有几分崇拜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