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爸没事，荒地。

俺爹这次来，半夜伤风了引起老毛病急性肺炎，在医院打了一天点滴就回家了，随
后恢复很快。他还有其它一些老毛病，虽然还没75。

谢谢关心，我先卖个关子：有关情况，听明天下回分解。想不到你老爸得同样得病，一定小心，确实老人急性肺炎可以危及生命。

上了岁数的老人要多注意保养、保暖。

我老爸三年前也闹了一次。
急性肺炎发展太快，一发烧，便滴水不进，送他去医院，医生一看他80已过，便认为够呛，让老妈准备后事。
感谢他命大(一辈子做好人啊)，挺过来了。
这回我和妈妈旅游前，妈妈告诉他钱放在什么地方。他自豪地对我说：几年没动过钱了，不感兴趣。
我老爸已进入了“超脱”的“幸福”境界。
他现在每天“锻炼”，随和，与世无争，没有脾气。而且，越老皮肤越光滑。挺好玩的老头。
至于我妈“侍候”他，因为他以前“积德”，待我姥姥象亲妈一样地尽孝，送终。

荒地文章的“渲染性”，的确值得学习。

你的“诗风”，也好象是你父亲的传承呢。

永远的漂泊者

可能天性使然，可能因为政治运动，可能往事不堪回首，爸爸很少对我们提及他的过去，尽管他讲课和演讲的口才很好，但他平时是沉默的，喜欢喝茶、抽烟、枯坐。自从我那次旅行之后对爸爸产生好奇之后，一直问爸爸很多问题，但爸爸不是寥寥数语敷衍过去就是缄默不语。后来，大约过了二十来年，上了研究生之后，从爸爸的同学中和我们家的亲戚中，才渐渐了解了爸爸过去的点滴。还有一次，爸爸因为评职称写简历，我偷看了一下，这才如拼图一般。渐渐拼起爸爸往事的轮廓。

爸爸是广东梅县客家人――一个到哪里多少辈都被当作客人的族群。一次跟德国朋友说起自己客家人的经历，他问我是不是像吉普赛人，令我哑然失笑。客家人遍布世界各地，每年选一个地方举行省亲大会，参加者动辄十数万人，我从来没有去，因为除了会一些跟吃有关的客家话外，别的一点儿也不会，爸爸四十余年没有回老家，恐怕客家话也忘光了。我曾经试图资助爸爸回家一次，他说，回不去了，那些他当年同时离开家乡的伙伴中有到南洋一带发迹的，回家乡一捐款就是上千万，少的也捐数十万，修路或者改造供水系统， 造福乡梓。爸爸是慷慨的人，可哪有那么多钱去捐，不捐又有愧疚，于是干脆不回去了。

据族谱记载，我们家族的祖先还当过太傅――就是皇帝的老师，至今我们老家的祠堂中，还挂着祖上的对联：“太傅家声远 颖川世泽长”。异族入侵、中原纷乱的时候，祖先的整个大家族流落到广东梅县，但一直保持读书人的传统，是个诗书世家。到了爸爸的爷爷也就是我太爷这一辈儿，家道逐渐中落，爸爸的爷爷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做小买卖。到了他六十多岁的时候，逐渐积攒起了一份家业，然后积聚几乎所有资产，买下了一座不小的山头，山上长满了已经成熟或者接近成熟期的大树，准备伐木去卖。但是，不知道是他运气不佳，还是卖山头的人有意欺骗他，当他采伐山林的时候，每伐一棵树，里面就是白蚁蛀空的，他叫人一直砍伐下去，直到彻底绝望：原来整个山林大部分的树都是这样被蛀空的，已经没有任何采伐价值。爸爸的爷爷生气加懊悔，从此一病不起，连他自己在江西经营煤矿的独子没有来得及赶回来就去世了。临终前在病榻上嘱咐两个刚懂事的孙子―――也就是我爸爸和叔叔，让爸爸将来当作家，叔叔当科学家，并且让他们发誓：从他们这代开始，我们家族世世代代不要进入商场做生意，也不要从事任何同经商有关的活动。

爸爸听从了自己爷爷的话，从此开始了舞文弄墨的生涯。那是四十年代的中期，念高中的爸爸语文很好，因此语文老师很器重他，经常让他出墙报。爸爸年轻气盛，又富理想主义情怀，加上语文老师的鼓动， 撰写了很多抨击讽刺国民党腐败专制的诗文。后来麻烦来了，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来学校抓人，原来那个语文老师是中共地下党，他事先知道风声逃逸无踪了。而爸爸以为自己是学生没有事，但特务还是把他抓起来交差问罪，并充数为那个地下党的同党，要严办，有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我的爷爷赶紧从江西赶回，找当地有势力的朋友疏通，最后花了三百块现大洋，将爸爸赎回，但条件是爸爸永远不能在梅县出现。爸爸想到既然被误以为是中共地下党，就去找真正的共产党吧，于是带上盘缠，去找共产党的游击队。不料阴差阳错，在找共产党的路上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迫当了两个月的国民党兵（这也是爸爸后来被认为历史不清白的重要原因）。爸爸在那里取得对方信任后，逃跑了，继续寻找共产党的队伍。最后爸爸终于如愿找到了山上的共产党的游击队。

不过，爸爸到了不久就感到同这些游记队的成员有些格格不入。游击队员们生活很困难，靠不时打劫财主的家维持给养。有一次，还将一名财主很小的儿子绑架到山上，逼迫他写字条，让一个游击队员送回，向地主索要钱粮，爸爸感到这是土匪绑票行径，拒绝参加。但是，爸爸毕竟当时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在大的理念上同共产党所说要民主反独裁的口号认同。此外，他是高中生，在识字就算知识分子的游击队里面，他很快受到重用，加上他胆子大，敢打仗，头脑聪明，很快升任游击队一个支队的大队长，率领着一个营的兵力。他几乎没有向我讲过他打仗的经历，因为他似乎不觉得那算什么光彩的事情，也不喜欢打仗，可能大仗也打得不多。倒是给我讲过另外一个故事：他部下的一个军官打胜仗之后强奸地主的女儿，被人告发，爸爸独自一个人将他押解回来。爸爸说，那个人真是老实，如果当时他反抗或者逃跑，后果不堪设想，但在爸爸要求他将枪交出来后，他就乖乖地交了， 然后乖乖跟着爸爸回到总部接受审判。

后来爸爸的游击队被编入从东北打到南方的林彪第四野战军，参加了两次剿匪战斗，以后又参加土改。土改后爸爸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家乡，将自己家里的土地还有奶奶的首饰分给村中的穷人。数十年后，奶奶讲起那段事情还心有余悸：“你爸爸骑着大马跨着手枪带着卫兵回来了，我还很高兴，可他把我的首饰还有土地分给别人了，一点儿也不让留下”。由此可见，当时爸爸当初是如何拥护土改政策。可是，随着土改的深入，爸爸逐渐看到，那些土改的所谓积极分子就是一些喜欢赌钱或者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有的在解放前夕才将祖业家产败光。而那些地主往往是几代人辛劳积攒买的地，他们大都生活俭朴，且有文化，恶霸很少，因此对于残酷斗争甚至镇压地主， 爸爸感到于心不忍也感到有些不公平，所以土改工作后来开展得不积极，被调回部队。

爸爸在部队中官运不错，而且继续舞文弄墨。他写的一首歌在军队中传唱，还得了大奖。部队看他有培养前途，当时国家刚建立，需要人才，于是将爸爸还有许多有高中学历的人送去念大学。这样，五十年代初，爸爸带着整整一个火车箱的军人，从武汉出发，到站就挂上去东北方向的货车或者客车的车头，走了半个月，一直开赴东北，最后成了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在大学的四年，可能是爸爸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吉林大学的校长当时是很开明且很有学问的匡亚明（后来曾担任南京大学校长），爸爸在中文系的老师中，有诗人、小说家废名（冯文炳），小说家杨振声，还有翻译移植英文十四行诗的冯至。爸爸那时开始大量写作并发表诗歌，也写过电影剧本。多年后，在北京，我拜访过爸爸的老同学、一家电影厂的著名配音演员，她告诉我：“你爸爸当年是有名的校园诗人，我就是专门在晚会上朗诵你爸爸的诗的”。

爸爸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务院某局工作，按说以他原来的资历，还有后来的学历，他在那里可能颇有政治前途，但爸爸对升官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在局里同没有多少文化的老红军、老八路共事，没有太多事情做，他感到很沉闷。于是主动请求，调到一家新闻单位当记者，这下爸爸感到如鱼得水了。他因为工作原因，结识了很多喜欢写作的人，包括诗人邵燕祥、电影家钟惦斐（阿城的父亲）等。此外，他还有很多同学在北京的一些文艺刊物任职，那些同学不时向他约稿，爸爸开始继续写作并发表诗歌、杂文和评论，翻阅五十年代的一些刊物包括《诗刊》，至今还能零星见到他的诗和文章。

这时，踌躇满志的爸爸也在热恋。他的女朋友是他大学同学，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剧本编辑，我高中曾无意中看到一祯她送给爸爸的照片， 她有那个时代独特的清秀和端庄，照片背面写着：“她在向你微笑”。

后来在北京上研究生院的时候，我在爸爸另外一位老同学的引荐下去她家看她，爸爸的老同学不让我自报家门，进门之后双手扶着我的肩膀将我退到她的跟前，对她说：“猜一猜这是谁？”，看到她我没有感到意外，因为见到过她的照片， 她现在依然那么清秀、端庄，只是脸上多了些沧桑；可让我意外的是，她凝视了我许久，眼泪突然一下子涌出来了，哽咽着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XXX 的儿子吧 ”。我们的会面时间不长，虽然她热情倒水找水果，但说话有些语无伦次了。

过了几天，那位带我去看她的爸爸老同学给我来电话说，你去看看她吧，她那次见了你之后心脏病犯了。于是我又来到她的家，她开门之后第一句话是：“你和你爸像得让我伤感， 让我意识到我们都凋零了”。她执意要拖着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身体要带我出去吃午饭，我们都骑着自行车，七拐八拐到了一个上写便民食堂的地方，非常老旧，除了厅内很多大柱子之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里面人生鼎沸，半天等不到座位，最后终于靠窗坐下，买了饭票之后，她幽幽地说，想不到当年青年人最喜欢的地方，现在成了便民食堂。她告诉我，这里曾经是她和爸爸以前经常来跳舞和吃饭的地方。

我们就着半升啤酒，勉强吃了那难吃的饭。 食堂内人陆续离开，周围安静了很多，她两眼迷梦般地望着窗外，讲起了她们那代人的往事。讲她自己如何背叛资本家的家庭，如何思想革命，同我爸爸一样，也参加游记队，上山打游击，如何因为喜欢电影上大学。讲得最多的当然是我爸爸，她讲那时她喜欢爸爸的文笔，认为爸爸能成为一个不错的诗人、作家，还讲到他们如何在长安街散步，几乎结婚…., 她从包中拿出一张爸爸的照片：上面爸爸穿着一身白色的西服，半躺半坐在茵茵的草地上， 旁边还有两头小羊。我好奇地问她 这照片是哪里照的时候，她似乎没有听到，只是望着窗外继续喃喃地说下去：“当我们还有那么多梦想和激情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一场改变我们命运的政治风暴正在向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悄悄袭来，我想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但你可能不会理解，这场风暴对我们这代人的梦想和感情的杀伤力，多少家庭、恋人四散，多少朋友亲人互相背叛，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旋涡里，谁都是身不由己啊….。

从她那里，我才真正开始了解爸爸从来没讲的他四处漂泊的故事。

白荒地的关子卖得有效啊，很想知道你老爸是谁。

谢关注，他不是什么有名之人，喜欢看故事就好，除非你觉得似曾相识。

开始读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摘一段：

[color=Blue]人跟世界的关系不像主体和客体，眼睛和画幅的关系，甚至都不像演员跟舞台布景的关系。人与世界连在一起，就像蜗牛与它的壳：世界是人的一部份，世界是人的状态。[/color]

对于上一代人的遗憾，他们写不完。关于我们这一代的“不足”，我们也解释不清楚。因为人们不能跳出这个世界，显微镜、望远镜等，全都用不上。:lol:

怎么办？为力认为写小说可以“做些努力”。:wink:

那天在靖国神社，我还和书刊讲我的老爸。

他在东北刚开始“工作”，就被老板--一对没有孩子的日本夫妻看上了，要收养他，带他回日本上大学。(他是三代单传，一个孩子，我奶奶不同意)。

后来，918后，他的大学“连锅端”，去国民党的保定军校。出来就抗日，和日本人打仗。

然后在东北率部下起义，加入解放军。

再开小差去北京读书(从而躲过了第一批入朝当炮灰)。

他学过林业、师范(历史)、土木工程，当过国民党军官团的教导员，解放军的连长，后来混在解放军的文工团玩话剧、歌剧等(不打仗嘛)。

再以后就是长久背着“历史反革命”的黑锅。

我想我老爸从来没有能“控制”过他的命运。但他一直乐观，努力，他没有被“打倒”。:smile:

我的父亲对我只是一个概念，因在我不谙世事时父亲含冤而死。

Originally posted by [i]冬雪儿[/i] at 2006-10-8 03:26 AM:
我的父亲对我只是一个概念，因在我不谙世事时父亲含冤而死。

雪儿，真的佩服你。

小时失去父亲是大悲剧。你却是如此的善良、宽容......

在时代的旋涡中

哦，冰雪封冻的松花江
我聆听你下面静止的水
在沉默中开始汩汩地歌唱
歌唱你久违的晨曦、晚霞和星光
还有春天鸟儿在风中的喧响
……
不论你是流动还是静止
你都渴望那遥远的地方
…..

摘自爸爸《外一首：沉默的松花江在歌唱》(2)

爸爸在北京新闻机构的主要工作是报道农村的，因此他经常下到农村，甚至到非常贫困和偏远的地方，了解到土改的喜悦之后，农民温饱不得、三餐不继的困窘。此外，因为工作，常旁听些政府内部高级别的会议，也参加过周恩来陈云等主持的农业会议，因此了解到一些全局的情况，开始逐渐对政府的农业政策产生怀疑。那时候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购买粮食，然后转手高价卖给城市居民，从中赚取巨额差价，官方内部称作“剪刀差”，但农民和城市居民相当长时间内都蒙在鼓里。爸爸感到既然共产党矢志取消剥削，可“剪刀差”行为如同奸商，盘剥农民和城市居民。于是，在鸣放的时候将此事提出，并写内参批评政府的农业政策导致农民继续贫困。此外，他对工商改造也感到不解，认为将私营的商店、饭店、理发店、掌鞋店等都纳入国营或者大集体所有，弄得货物奇缺，传统工艺失传，富余劳力无法消化， 服务态度恶劣。同时他对政府以商人的方式操控物价感也到不解：一次北京糖果奇缺，从社会主义盟友那里进口了一些糖果，陈云拍板高价出售，而且派出陈办的多个秘书去各大商场去观察，并叮嘱：如果没人买还有人骂涨价，就降价；如果顾客不痛快地买了还抱怨， 就维持原来价格。如果百姓痛快地买了，没有骂或者抱怨，销量好，就继续涨价。爸爸认为政府这种制定商业政策的做法不科学，是耍小商贩的小聪明，于是鸣放的时候也说出来了。

爸爸的命运从此开始发生变化。反右开始后，他先是同邵燕祥以及他的许多同学等几乎同时被划成右派，后来单位派人到梅县外调，知道他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参加革命的历史，因此将他改划成中右，也就是“内控右派”（这个爸爸几乎到平反的时候才知道）。北京新闻文化单位的一大批被划为右派或者有所谓政治问题的当时都被发配到河北沧州（正是林冲发配的地方！）。那时正赶上困难时期，没有吃的，再加上对自己遭遇的不满，受大学同班同学的启发（那个同学一气之下回四川老家当了农民），爸爸要求辞职不干了，重新分配工作。这样，爸爸就被重新分配到黑龙江省教育厅，降低行政级别使用。

爸爸在去东北之前，曾回到北京去看望女朋友。那时她也因为家庭出身等莫明其妙的问题靠边站，被停止工作，日子很不好过。而且因为营养不良，担忧爸爸，精神不好，得了严重的肺部，心脏也开始出现问题。爸爸到她家，先拿出五斤全国粮票，说饿得不行了，让她弄些吃的。她让爸爸帮着搬过来一个小梯子，然后在天花板上拿下一个小罐子，小心奕奕地放到爸爸面前，原来里面是一些炒黄豆，是他留着给爸爸治浮肿病的。看着瘦弱的脸上因为得病出现红晕的女友，爸爸没有忍心吃，说最近牙疼，嚼不动。爸爸感到非常非常地愧疚，自己不但不能照顾她，还成为她的拖累，让她担惊受怕，于是用已经浮肿的手为她写下最后一首诗，提出同她分手….

后来爸爸走了，她偷偷将六张烙饼放在爸爸包内，爸爸在上了火车后才发现。她的烙饼让爸爸在火车上没有挨饿，下火车的时候，爸爸剩了几张饼，因为非常重要，拿在手上，但在哈尔滨火车站被一个大汉给抢了去。这个大汉在困难时期在哈尔滨火车站是有名的，专抢下车旅客的食物，连妇女小孩的也不例外，抢到食物就塞在嘴中，或者吐上唾沫让人不想要了，任人打骂都不理会，只要将食物吞咽下去，就什么都不管了。一次一个人从南方带来波萝，大汉不认识是什么，但知道可能是吃的，于是抢下来就咬一口，将嘴都扎烂了。“政治运动和饥饿可以将人变得很卑微”，爸爸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样总结。

同原来的女朋友分手了，又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不知道当时爸爸是有多痛苦， 也没有读到过爸爸写给她的诗或者情书。但在我念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收拾爸爸的藏书，意外在书架后面夹板内翻到一沓厚厚的爸爸写毛笔字的大块宣纸，发现每张纸上面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她的名字….

到了哈尔滨，爸爸除了行政工作外，开始集中精力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有时候也出于爱好，到师范学院给那些中学语文老师进修班讲课，爸爸开始对环境逐渐适应了，吃不饱的困难时期也渐渐过了。后来经过好心人介绍，爸爸同任中学音乐教师并且擅长舞蹈的妈妈结婚了，开始生儿育女，而且周围积聚起了一帮喜欢舞文弄墨的朋友。他们中有大学老师、中学校长，还有会打猎捕鱼的鄂伦春人的后裔（我是睡在他送的狍子皮上长大的），也有佩服爸爸的文学青年。他们俨然成为一个小小文学沙龙，我那时依稀记得很多冬天的周末，窗外大学纷飞，我们家的俄式小楼中，聚集了这些人，里面充满音乐和欢声笑语。大家吃饭，喝茶（好像没有喝酒），打麻将，谈天说地。记得他们背诵抗日英雄李兆麟的诗：“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还有人朗读少数民族的长诗《百鸟衣》，讲的是一个青年人需要翻过一百座山，找到一百种鸟的羽毛，最后制成彩色衣服，好寻找到自己心爱姑娘的故事，但那青年在翻过九十九座山找到九十九种鸟的羽毛后就死了。

可是，好景不长，文革来临了。爸爸本来是个逍遥派，加上担心自己的所谓历史问题， 没有参与任何派系的文攻武卫。可是，有一天，为了朋友，他意外卷入了。那一天下着小雨，在哈尔滨闹市区的广场上，举行着上万人的集会，进驻某师范学院的工宣队在批斗爸爸的好朋友――青年诗人安晨星，给他戴上了高帽子，涂抹上黑脸。工宣队还拿出唯一的证据――安晨星在日记中所写的一首古诗，用以说明他的思想不健康，对社会不满云云。因为那工宣队的队长根本文化不高，讲那首古诗更是驴唇不对马嘴胡乱上纲上线，爸爸在底下越听越愤怒，最后终于爆发了。爸爸将雨衣帽子一掀，大叫一声：“纯粹胡说八道”，然后冲到台上。他说：“我是搞语文研究和教学的，也了解安晨星本人，刚才工宣队长所说，完全同事实不符合”。随后爸爸讲了这首诗的典故和含义，并说明诗表达了年轻人寻找人生意义的苦闷，没有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台下的大批老师早就对工宣队到学校随便揪斗老师感到不满，当时就喊起了口号，将高帽子给那个工宣队长戴上，开始斗争那个工宣队长。

爸爸本来以为救了朋友从此就可以收手，继续当逍遥派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教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将工宣队赶出校园，两个派别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对方要求揪斗爸爸，认为爸爸是安晨星的黑后台，也是反动俱乐部的组织者，而爸爸的文采、口才，正直和魄力被教师这一派看重，拒绝交出爸爸；但如果教师这派失败，爸爸被揪斗就是指日可待了。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也出于对工宣队整教师的反感，在教师们反复请求劝说下，爸爸不得不站出来了，他成了这些教师造反派组织的文胆和精神领袖(对方称他为摇羽毛扇的)，经常彻夜不眠，口授大字报，或者当面同工宣队辩论。爸爸有一次同四五个工宣队请的秀才们辩论，而且是当着数千人的面辩论，因为爸爸对马列毛著非常熟悉，辩才无碍，对方个个败下阵来。工宣队一看通过讲理的方式无法获胜，于是开始了武力进攻。工宣队管的拖拉机厂将拖拉机装上铁板，还有军工厂干脆开出了坦克车，向教师组织的总部――哈尔滨某师范学院开来，爸爸让所有的老师赶紧躲避，但一些年轻的化学老师执意不肯，当坦克和拖拉机开进校园之后，他们用自制的燃烧瓶投向坦克，坦克烧着了，里面的驾驶员本来就不大会开，加上闷热难忍，开始摇摇晃晃，开进了学院教学大楼，将楼顶出了数个窟窿，还将附近哈尔滨著名的百货商店撞掉一个角。爸爸和几个校长冒死将最后几个还想抵抗的教师都拉到安全地方，被弄成废墟般的学校就这样被工宣队的组织占领了。

那被斗过的工宣队长成了什么司令，怀恨在心，开始整爸爸的黑材料。但是，整了很久，就只有三条：一是在同朋友聚会的时候说，现在毛主席谁的话都不听了，就听江青的。二是，一次给师范学院讲课，讲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因为讲得很精彩，在场老师感动，在课讲完后这些老师喊着我爸爸的名字，然后集体喊万岁。最后一条罪名就是爸爸将《水浒传》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编入中学语文教材， 是鼓动人造反上梁山。凭着这三条罪状加上原来的历史问题，将爸爸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多次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批斗并隔离审查。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去看被隔离审查的爸爸，那是一个稻草铺地的地方，我偷偷给爸爸送香烟。

后来爸爸的朋友对我透露，那些审讯爸爸的人反复问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家某个聚会上另外一个姓苏的朋友说什么，爸爸多次的回答都是：“说了饺子好吃”，从来没有透露任何对朋友不利的情况。其实，我爸爸的那个苏姓的朋友当时在写“反动小说”，而且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白天给藏到房梁上，如果这个情况透露出去，朋友就彻底完了。

爸爸其实离监狱只有一步之遥，但后来一位东北抗日联军出身的老干部营救了爸爸（那老干部也是诗人，担任过副省长，并且同人一起出了抗联诗选，爸爸是那诗选的编辑之一）。后来爸爸被恢复工作，在附近的一个县城的学校打杂。那里面爸爸熟悉的一个校长被打成反革命，被戴着大高帽子和数丈长的纸尾巴在全县城爬着游街，以表明他是资产阶级的爬虫，游街后校长不堪其辱，投井自杀，爸爸义愤难忍，跑到县革委会主任那里同他拍桌子大吵了一架，这样，等所谓五、七指示一下来，爸爸自然成为了“光荣的五七战士”，被下放农村。而那爸爸再也无法保护的青年诗人安晨星，受到工宣队残忍地折磨，最后工宣队每次边殴打边审问他，问他是谁的时候，他反复总是这么回答：

“我是人！是中国诗人！”（注一）

审讯他的人都认为他疯了，安晨星最后被押送到了精神病院。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注一：200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安晨星诗歌全集。因为顾虑个人隐私原因，安晨星真名隐去。

注（2）对原诗有改动

[size=4]在时代的旋涡中

哦，冰雪封冻的松花江
我聆听你下面静止的水
在沉默中开始汩汩地歌唱
歌唱你久违的晨曦、晚霞和星光
还有春天鸟儿在风中的喧响
……
不论你是流动还是静止
你都渴望那遥远的地方
…..

摘自爸爸《外一首：沉默的松花江在歌唱》(2)

爸爸在北京新闻机构的主要工作是报道农村的，因此他经常下到农村，甚至到非常贫困和偏远的地方，了解到土改的喜悦之后，农民温饱不得、三餐不继的困窘。此外，因为工作，常旁听些政府内部高级别的会议，也参加过周恩来陈云等主持的农业会议，因此了解到一些全局的情况，开始逐渐对政府的农业政策产生怀疑。那时候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购买粮食，然后转手高价卖给城市居民，从中赚取巨额差价，官方内部称作“剪刀差”，但农民和城市居民相当长时间内都蒙在鼓里。爸爸感到既然共产党矢志取消剥削，可“剪刀差”行为如同奸商，盘剥农民和城市居民。于是，在鸣放的时候将此事提出，并写内参批评政府的农业政策导致农民继续贫困。此外，他对工商改造也感到不解，认为将私营的商店、饭店、理发店、掌鞋店等都纳入国营或者大集体所有，弄得货物奇缺，传统工艺失传，富余劳力无法消化， 服务态度恶劣。同时他对政府以商人的方式操控物价感也到不解：一次北京糖果奇缺，从社会主义盟友那里进口了一些糖果，陈云拍板高价出售，而且派出陈办的多个秘书去各大商场去观察，并叮嘱：如果没人买还有人骂涨价，就降价；如果顾客不痛快地买了还抱怨， 就维持原来价格。如果百姓痛快地买了，没有骂或者抱怨，销量好，就继续涨价。爸爸认为政府这种制定商业政策的做法不科学，是耍小商贩的小聪明，于是鸣放的时候也说出来了。

爸爸的命运从此开始发生变化。反右开始后，他先是同邵燕祥以及他的许多同学等几乎同时被划成右派，后来单位派人到梅县外调，知道他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参加革命的历史，因此将他改划成中右，也就是“内控右派”（这个爸爸几乎到平反的时候才知道）。北京新闻文化单位的一大批被划为右派或者有所谓政治问题的当时都被发配到河北沧州（正是林冲发配的地方！）。那时正赶上困难时期，没有吃的，再加上对自己遭遇的不满，受大学同班同学的启发（那个同学一气之下回四川老家当了农民），爸爸要求辞职不干了，重新分配工作。这样，爸爸就被重新分配到黑龙江省教育厅，降低行政级别使用。

爸爸在去东北之前，曾回到北京去看望女朋友。那时她也因为家庭出身等莫明其妙的问题靠边站，被停止工作，日子很不好过。而且因为营养不良，担忧爸爸，精神不好，得了严重的肺部，心脏也开始出现问题。爸爸到她家，先拿出五斤全国粮票，说饿得不行了，让她弄些吃的。她让爸爸帮着搬过来一个小梯子，然后在天花板上拿下一个小罐子，小心奕奕地放到爸爸面前，原来里面是一些炒黄豆，是他留着给爸爸治浮肿病的。看着瘦弱的脸上因为得病出现红晕的女友，爸爸没有忍心吃，说最近牙疼，嚼不动。爸爸感到非常非常地愧疚，自己不但不能照顾她，还成为她的拖累，让她担惊受怕，于是用已经浮肿的手为她写下最后一首诗，提出同她分手….

后来爸爸走了，她偷偷将六张烙饼放在爸爸包内，爸爸在上了火车后才发现。她的烙饼让爸爸在火车上没有挨饿，下火车的时候，爸爸剩了几张饼，因为非常重要，拿在手上，但在哈尔滨火车站被一个大汉给抢了去。这个大汉在困难时期在哈尔滨火车站是有名的，专抢下车旅客的食物，连妇女小孩的也不例外，抢到食物就塞在嘴中，或者吐上唾沫让人不想要了，任人打骂都不理会，只要将食物吞咽下去，就什么都不管了。一次一个人从南方带来波萝，大汉不认识是什么，但知道可能是吃的，于是抢下来就咬一口，将嘴都扎烂了。“政治运动和饥饿可以将人变得很卑微”，爸爸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样总结。

同原来的女朋友分手了，又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不知道当时爸爸是有多痛苦， 也没有读到过爸爸写给她的诗或者情书。但在我念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收拾爸爸的藏书，意外在书架后面夹板内翻到一沓厚厚的爸爸写毛笔字的大块宣纸，发现每张纸上面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她的名字….

到了哈尔滨，爸爸除了行政工作外，开始集中精力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有时候也出于爱好，到师范学院给那些中学语文老师进修班讲课，爸爸开始对环境逐渐适应了，吃不饱的困难时期也渐渐过了。后来经过好心人介绍，爸爸同任中学音乐教师并且擅长舞蹈的妈妈结婚了，开始生儿育女，而且周围积聚起了一帮喜欢舞文弄墨的朋友。他们中有大学老师、中学校长，还有会打猎捕鱼的鄂伦春人的后裔（我是睡在他送的狍子皮上长大的），也有佩服爸爸的文学青年。他们俨然成为一个小小文学沙龙，我那时依稀记得很多冬天的周末，窗外大学纷飞，我们家的俄式小楼中，聚集了这些人，里面充满音乐和欢声笑语。大家吃饭，喝茶（好像没有喝酒），打麻将，谈天说地。记得他们背诵抗日英雄李兆麟的诗：“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还有人朗读少数民族的长诗《百鸟衣》，讲的是一个青年人需要翻过一百座山，找到一百种鸟的羽毛，最后制成彩色衣服，好寻找到自己心爱姑娘的故事，但那青年在翻过九十九座山找到九十九种鸟的羽毛后就死了。

可是，好景不长，文革来临了。爸爸本来是个逍遥派，加上担心自己的所谓历史问题， 没有参与任何派系的文攻武卫。可是，有一天，为了朋友，他意外卷入了。那一天下着小雨，在哈尔滨闹市区的广场上，举行着上万人的集会，进驻某师范学院的工宣队在批斗爸爸的好朋友――青年诗人安晨星，给他戴上了高帽子，涂抹上黑脸。工宣队还拿出唯一的证据――安晨星在日记中所写的一首古诗，用以说明他的思想不健康，对社会不满云云。因为那工宣队的队长根本文化不高，讲那首古诗更是驴唇不对马嘴胡乱上纲上线，爸爸在底下越听越愤怒，最后终于爆发了。爸爸将雨衣帽子一掀，大叫一声：“纯粹胡说八道”，然后冲到台上。他说：“我是搞语文研究和教学的，也了解安晨星本人，刚才工宣队长所说，完全同事实不符合”。随后爸爸讲了这首诗的典故和含义，并说明诗表达了年轻人寻找人生意义的苦闷，没有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台下的大批老师早就对工宣队到学校随便揪斗老师感到不满，当时就喊起了口号，将高帽子给那个工宣队长戴上，开始斗争那个工宣队长。爸爸本来以为救了朋友从此就可以收手，继续当逍遥派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教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将工宣队赶出校园，两个派别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对方要求揪斗爸爸，认为爸爸是安晨星的黑后台，也是反动俱乐部的组织者，而爸爸的文采、口才，正直和魄力被教师这一派看重，拒绝交出爸爸；但如果教师这派失败，爸爸被揪斗就是指日可待了。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也出于对工宣队整教师的反感，在教师们反复请求劝说下，爸爸不得不站出来了，他成了这些教师造反派组织的文胆和精神领袖(对方称他为摇羽毛扇的)，经常彻夜不眠，口授大字报，或者当面同工宣队辩论。爸爸有一次同四五个工宣队请的秀才们辩论，而且是当着数千人的面辩论，因为爸爸对马列毛著非常熟悉，辩才无碍，对方个个败下阵来。工宣队一看通过讲理的方式无法获胜，于是开始了武力进攻。工宣队管的拖拉机厂将拖拉机装上铁板，还有军工厂干脆开出了坦克车，向教师组织的总部――哈尔滨某师范学院开来，爸爸让所有的老师赶紧躲避，但一些年轻的化学老师执意不肯，当坦克和拖拉机开进校园之后，他们用自制的燃烧瓶投向坦克，坦克烧着了，里面的驾驶员本来就不大会开，加上闷热难忍，开始摇摇晃晃，开进了学院教学大楼，将楼顶出了数个窟窿，还将附近哈尔滨著名的百货商店撞掉一个角。爸爸和几个校长冒死将最后几个还想抵抗的教师都拉到安全地方，被弄成废墟般的学校就这样被工宣队的组织占领了。

那被斗过的工宣队长成了什么司令，怀恨在心，开始整爸爸的黑材料。但是，整了很久，就只有三条：一是在同朋友聚会的时候说，现在毛主席谁的话都不听了，就听江青的。二是，一次给师范学院讲课，讲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因为讲得很精彩，在场老师感动，在课讲完后这些老师喊着我爸爸的名字，然后集体喊万岁。最后一条罪名就是爸爸将《水浒传》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编入中学语文教材， 是鼓动人造反上梁山。凭着这三条罪状加上原来的历史问题，将爸爸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多次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批斗并隔离审查。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去看被隔离审查的爸爸，那是一个稻草铺地的地方，我偷偷给爸爸送香烟。

后来爸爸的朋友对我透露，那些审讯爸爸的人反复问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家某个聚会上另外一个姓苏的朋友说什么，爸爸多次的回答都是：“说了饺子好吃”，从来没有透露任何对朋友不利的情况。其实，我爸爸的那个苏姓的朋友当时在写“反动小说”，而且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白天给藏到房梁上，如果这个情况透露出去，朋友就彻底完了。

爸爸其实离监狱只有一步之遥，但后来一位东北抗日联军出身的老干部营救了爸爸（那老干部也是诗人，担任过副省长，并且同人一起出了抗联诗选，爸爸是那诗选的编辑之一）。后来爸爸被恢复工作，在附近的一个县城的学校打杂。那里面爸爸熟悉的一个校长被打成反革命，被戴着大高帽子和数丈长的纸尾巴在全县城爬着游街，以表明他是资产阶级的爬虫，游街后校长不堪其辱，投井自杀，爸爸义愤难忍，跑到县革委会主任那里同他拍桌子大吵了一架，这样，等所谓五、七指示一下来，爸爸自然成为了“光荣的五七战士”，被下放农村。而那爸爸再也无法保护的青年诗人安晨星，受到工宣队残忍地折磨，最后工宣队每次边殴打边审问他，问他是谁的时候，他反复总是这么回答：

“我是人！是中国诗人！”（注一）

审讯他的人都认为他疯了，安晨星最后被押送到了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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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200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安晨星诗歌全集。因为顾虑个人隐私原因，安晨星真名隐去。

注（2）对原诗有改动[/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