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堕落了么？
芦笛
最近爱国小留们在国际舞台上拳打脚踢，“占尽风情向小园”，应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农民在乡下造反，搅动了城里绅士们的酣梦”，一众中老帮菜纷纷撰文，研究分析这种现象。才气横溢的写手易明先生和博学多识的写手郑若思先生都相继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易明还列出了几个选择答案，最后叫一声“Bingo！”，其实也就是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时喊的 “Eureka!”（原文见《海纳百川网站-芦笛自治区》）
因为上月有事外出，老明子的那篇大作我直到最近才有空攻读，看了半天也没找到那 Bingo何在，不过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他似乎认为中国人是越活越回去了，如九斤老太说的一代不如一代，如今的“80后”愤青，其觉悟绝对不如80年代的青年（也就是他们的父母们）。不知道这些人的父母对他们的这些表现当作何感想，云云。
我的意思是，中国人就那德行，无所谓进步也无所谓堕落，老明看到的区别无非是两面穿的棉袄的区别，里外或有差异，瓤子并无不同。“80后”与“50后”或“60后”乃至“70后”并无什么显著差异，光从这几代人对64的共同态度都能看出来。
今年64忌日非常冷清，这其实也是必然趋势，许多人都把这看成是政府洗脑的伟大成就，我觉得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府的态度乃是人民态度的反映。前段某些小留在《天安门母亲网站》留言表示的态度其实非常有代表性，说的其实也就是温家宝总理在4年前64十五周年之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念的那个声明。似乎可以说，温总理那个声明，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民共识，我党自称“三个代表”也不完全是盖的。
如果我记忆不错，温家宝那声明是回答国际社会的期待的。此前国际社会因为胡温上台，指望六四十五周年时“新”政府会就64事件对国民作个道歉，温家宝为此作了个简略发言，一劳永逸地封死了那道幻想之门。
该声明的的要旨似乎是，过去15年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证明了中国政府当初对六四的处理是正确的。
这其实也就是许多国人（不说是绝大多数国人吧）的共识，并不光是爱国小留的看法（其实他们连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即使有看法也是从父母那儿获得的），我起码看见十多位六四的参加者在网上忏悔，说他们当年不懂事跟着瞎起哄，其实政府镇压是对的，云云。
为什么是对的呢？据说，如果不镇压，中国就会跟苏联一样，陷在经济的泥潭里出不来，幸亏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幸福，以“菩萨心肠，雷霆手段”果断地镇压了，中国才避免了那厄运，走上了如今繁荣幸福的康庄大道。
对此看法，我不想作言人人殊的道义指责，只作普适的智力分析。
任何一个智力正常者都该从温家宝那声明中总结出中国人特有的“法制观”来，它与文明世界的“罪与罚”的观念完全不同。
在文明世界包括传统中国，所谓“罚”是针对“罪”作出的，无罪不能罚，轻罪不能重罚，否则就是犯罪。所谓“冤假错案”，无非就是“无罪被罚”或“罚不当罪”。此乃文明世界共识，说是“普世价值观”也未尝不可。
然而共党世界实行的“法制”的整个观念基础却与这文明共识毫不相干，“罚”与“罪”毫不搭界。对某个（群）公民是否作出惩罚，惩罚到何等程度，其尺度根本不是他（们）是否犯了罪，而是看对“国家”（=政府）的利益有何影响，如果政府觉得公民的言行影响了政府的利益，就有足够的理由去惩罚。衡量惩罚是否正确的标准不是公民是否犯罪，而是“是否必要”。惩罚程度也与罪行轻重没有相干，而是根据“杀鸡训猴”的震慑效果来决定。如果惩罚不能维护政府的利益，那就是不必要的，就必须平反昭雪；如果惩罚确能维护政府的利益，那就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绝对不许翻案。如果不需要重罚就能震慑住他人还重罚了，那就是“轻罪重罚”；如果非重罚不足以震慑大众，那就再怎么惩罚也不过份。
自中共建“国”以来，这“无产阶级法制思想”一以贯之，至今毫无更改。因此，刘、邓、陶、彭、罗、陆、杨等人是冤假错案，因为处罚那些人对维护党国利益不但无益反而有害，而六四绝非冤案，因为杀死大批公民对维护党国统治是完全必要的，因此此案决不能翻。
温家宝那话就是证明。他说的不是“经过多年反复调查，我们掌握了确凿证据，那群被杀者确实犯下了死罪，政府杀死他们是应该的，他们是罪有应得”，说的却是“过往15年的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当初政府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就连白痴也该看出这里面的蹊跷：政府处理是否正确，只能看那些被政府杀害的人是否犯了刑法规定的死罪，跟他们死后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到底有何鸟相干？中国在杀死他们后发了财就是杀人的理由？这究竟是什么白痴逻辑？（因为声明不搞道义批判，这里不使用“土匪逻辑”那更准确的用语）。
然而这种白痴话语就是从拥有无数智囊的大国首相口中吐出来了！而且，如果我今天不在此点破，大概永远也不会有其他人悟出其荒唐来。说中国是白痴之邦，难道还有什么过份之处？我上次说“歪锅配扁灶，蠢党配愚民，正是天作之合，相得益彰”，有的同志还不同意，建议改为“恶党”，该同志只看到我党作恶，没看到我党其实又蠢又坏，这才是“看到事物两种倾向”的“两点论”。
勿过，温家宝此白痴话语，不但精辟地阐明了共党特有的“法制观”，更充分暴露了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混乱。在此，“罪”与“罚”完全脱钩，“罪”不是“罚”的因，“罚”也不是“罪”的果，“党国需要”才是“罚”的原因。六四之所以要杀掉一批人，根本不是因为那些人犯了什么死罪，而是不杀他们，政权就不能巩固，而党国政权若不能巩固，则也就没有后来的经济繁荣。如今国家经济繁荣了，自然也就证明原来杀掉那批人是非常必要的了。
这“连锁推理”是何等白痴笑话，随便哪个初中生都该看得出来：它把“滥杀无辜”当成“巩固政权”的必要条件，又把 “巩固政权”当成“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却丝毫没有论证，而这种白痴逻辑竟然也就征服了许多国人包括六四亲历者的心！您说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智力特别特别低下的民族？
我早在旧作中指出过，国人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先发生的事件当成后发生的事件的原因，于是我们便有了“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中军令旗被吹折则主帅必然殒命”的智力笑话。尽管此后从西方引来了自然科学，然而国人的智力依旧毫无寸进，这才会全民一致认同了温家宝的白痴话语，把先发生的“滥杀无辜”当成了后发生的“经济繁荣”的原因。
单纯的智力低下也倒罢了，让我最觉得锥心刺骨地绝望的，还是中国人竟然傻到看不出这种白痴共识对自己可能构成的潜在危险。那白痴共识，说穿了就是“极端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亦即“为了多数人的幸福，有必要把一部分人挑出来作为‘训猴’的 ‘鸡’杀掉，而什么是多数人的幸福，该挑选哪些人作被无辜宰杀的‘鸡’，完全由政府决定，草民不得置喙”。哪怕是头被巨碓打晕了的脑膜炎后遗症患者也该一眼就看出来，这种价值观对自己可能有着何等可怕的危险，然而举国愚民也就处之泰然，处变不惊，不但没有一个人看出这点来，而且就在老芦为他们道破后，他们仍然不能理解，还要把我祖宗十八代都侮辱过来，尚且无法解了心头之恨，您说我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到底是长了什么“投畀有北，有北不受”的劣等脑袋？
最有趣的是，无论是80后，70后，60后，50后甚至40后，如今的中国人乃是世界上最自私无情、心田最荒凉的人，无一不把世界看成丛林，把周围的人都当成潜在的仇敌，用充满猜忌怀疑的邪恶心术去揣摩推测周遭的一切人事。就是这种病态的自恋自私构成了中式“爱国主义”的心理基础。有人引秦晖教授的语录，说如今的中国人是“爱国不爱人，爱族不爱民”。我不知道秦教授是否解释了这吊诡现象。其实这一点都不费解：这种充满仇恨怨毒的冷酷无情的“爱”其实是膨胀了的畸形的变态的排他式的自恋，“国家”、“民族”、“自己”这些观念在“爱国愤青、中、老”心目中发生了奇特错位，他们其实把前两者统统解读为“我”。加拿大爱国烂仔为了一包方便面打着五星红旗去从事流氓群殴就最充分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如此自私的民族，却就是会心甘情愿地把屠杀自己的刀子跪献给敬爱的党国大员！
这说穿了也一点不奇怪，如同蠢党一般，许多国民也是又蠢又坏，极度的自私和畸形的自恋让他们根本不在意他人的生死，所以只要杀的是别人，他们当然就要拥护这“杀人繁荣论”，却蠢到意识不到活在这种土匪山寨中，便谁也没有安全可言，任何人都可能被指为有害于他人发财而被推出去砍了脑袋。
我在《国家何时为64死难烈士默哀致敬》一文中说，胡温政府之所以能维持下去，全靠中华民族特别是爱国青年那举世无双、惊天动地的愚昧。若思指出，我说的不全面，除此之外我党的恐怖统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如此。不过，愚以为，比起毛时代来，现代中共的恐怖统治已经极大地弱化了，起码普通百姓不再如我等当年一般，时时处处感受到具体而微的威胁，时时处处恐惧入骨。我党维护统治当然主要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吓阻，然而唤起百姓的认同则全靠中华民族惊天动地的愚蠢——毕竟，党并没有用枪杆子威逼那些过来人上网现身说法，鼓吹“六四镇压必要论”吧？
所以，我看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也没说错，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配搞民主，只配由他们任意宰割。一个劣等民族不配另一种体面的活法，发点横财，骄其妻妾以及邻居，就是敝民族能指望的最高境界。
是台湾著名统派YST四年前力作，YST现任台联合报
城市论坛的市长，做过许多有关两岸关系的论文，就近的一篇是《中华民国的地位与马英九的算盘》。他个人的网页网上检索就能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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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强：64事件的盖棺定论终极篇 -
送交者: 天哪 2008年6月07日00:02:05 于
如何看待64事件
来源: sterking
「64事件」是个非常不幸的事件，因为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这是大事，不但流血，而且死了人。尤其死的还是年轻学生，这就变成天大的事了。历史上，杀读书人一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杀农民的后遗症就很少，因为农民不会写文章。秦始皇杀几个读书人就被口诛笔伐了两千年。
这一切难道老共事前不能预料吗？开什么玩笑，老共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岂有不知向学生开枪的严重后果？老共之所以这么做最大的原因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取得国家的稳定」。
如果你要问：除了开枪，就没有其它方法取得国家稳定吗？
我的回答是：当然有，但是开枪杀人成效最快。历史告诉我们，「杀人立威」最是立竿见影。「64事件」又一次证明这个真理。
如果你要问：有这个必要，用如此激烈的手段解决问题吗？
我的回答是：中共是大国，就像面对一场战争，一切得失是经过仔细计算的。中共领导人显然认为再拖下去得不偿失。
「64事件」之所以扯不清，就是有很大一批头脑不清的人，老是用「民主」啦、「自由」啦、「人权」啦等等这些很难定义、也不可能有答案的东西来讨论一个简单的「夺权事件」。这些人以为打着「民主」的旗帜、唱着「人权」的高调，就真的高人一等、所向无敌、令对手百口莫辩了，这不是很可笑吗？在人类的政治斗争历史中，人权从来是不值钱的。要不然美国为什么会明令恢复「中央情报局」暗杀外国领袖的斗争传统？这个世界哪里来这么多的人权？学生如此天真，还情有可原；学生领袖如此天真，就不可原谅；社会人士在事件发生十六年后，还看不清真相，还用「民主」和「人权」对维
持国家稳定的当政者口诛笔伐，除了愚蠢无比，也没有其它的形容词了。这些人必须了解一件事实，那就是，「游行示威」到达某一种程度就属于「夺权」了，而「夺权」能凭借的只有实力。
学生是没有实力的，学生闹事所能凭借的是「社会的同情」，这是所有力量中最微弱的。
天安门前的学生的确得到很多社会的同情，譬如政府一部分官员（像赵紫阳），一部分
将领，还有非常多的普通老百姓，这些是正面的。
天安门前的学生还得到不少国际社会的“同情”，譬如国际媒体、美国中央情报局、日本政府和右翼人士、香港民运人士、台湾政府与各种独派的势力，这些势力没有一个对中国安好心，这种「同情」是负面的，而且是非常严重的负面。
国际媒体就不用说了，CNN的全球转播是24小时不停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在教导游行的大学生什么是「民主」。国际社会那个不是幸灾乐祸？哪个不是唯恐中国不乱？那个不是希望和鼓动中国分成几大块？但是他们表面的口号都是「民主」和「人权」。香港和台湾的钱大量涌入，支持游行者和坐在地上抗议的人搞长期抗争。香港九七大限即将到来，不遗余力地支持这批学生搞「民主化」，不达到「美国标准」绝不罢手，人民币$3.25一罐的可乐和$4.50一罐的橘子汁大量免费供应，而当时工人一天的工资才４块钱。有吃有喝，你说那些外地来的苦哈哈的学生们肯离开天安门吗？坦克已经进入北京市区了，他们还不肯走。这个事件是没法善了的。
最有意思的是学生们做了一个「中国版的自由女神」竖立在天安门广场，崇美思想表露无遗，美国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理想和美好。学生们流着泪对美国人说：「请你们把这里的情形带回去告诉全世界」，多令人感动呀！
但是几年后，当美国的炸弹炸毁了南斯拉夫的中国大使馆并且炸死了馆内的国驻外人员的时候，又是这些学生走上街头反美，砸坏了美国大使馆。这时候，民主的、人权至上的美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美国。其实，美国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这些大学生自己没有看清楚美国。
学生们从没有想到军队会开枪，这倒是真的。但是天安门前的学生领袖并没有你们想象的天真，柴玲就说过，这次示威游行总要流血才能见效。所以他们也寄望用「血」来换取更大的同情和政府的让步，只不知是流谁的血。这些学生领袖已经见过总理李鹏，该说的话都说了。还不肯离开天安门，等的是甚么？所以从学生领袖的角度来看，这是货真价实、血淋淋的「夺权」。他们嘴上承不承认「夺权」并不重要，我们认定的是「他们准备干到底」。
答案终于揭晓了：枪开了，血流了，也有人死了，事情果真闹大了，但是政府没有让步，国际势力也无可奈何 。
很清楚，示威夺权者判断错误。学生领袖逃到国外，学生们有死的，有伤的，也有被秋后算帐的。能怪谁呢？
不要以为是共产专制国家才会如此。我已经说过，即使在美国，这个民主的模范生和人权的推广者，当执政者面对自己的权力被威胁，国家的稳定受到考验的时候，一样是出动军队镇压。
一九三二年美国发生「补偿金事件」（BonusMarch）。大萧条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一万七千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们带着家眷从美国各处到达华府，聚集在白宫和国会山庄附近，要求提前发放许诺他们的退伍补偿金，他们不愿意等到一九四五年。想想看，不过是平均每人一千元的补偿金而已，能花国库多少钱？但是胡佛总统不肯加税或发行公债解决问题，却授命麦克阿瑟将军进行军队镇压。麦克阿瑟将军命令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带领坦克、步兵、和骑兵包围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和他们的家属。做这种事，比????天安门镇压学生还肮脏。退伍老兵的人权在哪里？
事件结束，４个老兵被枪杀，一千人（大人和小孩）遭受催泪弹的攻击，其中一个十一个星期的婴儿生命垂危，两个婴儿死亡，一个十一岁的男孩部分失明。军队镇压没有不死人的。
一九七０年四月底，尼克松总统下令美军进入柬埔寨作战，扩大了越战战场全国舆论哗然，华尔街股票狂跌。５月４日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University ）几千学生在校园内发动示威游行。
肯特州立大学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美国数两百个大学都数不上她。这所学校位于克里夫兰（Cleveland）东南方四十英哩，一个名为肯特（Kent）的偏僻小镇。不论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国际观瞻、或是旅游，任何角度，肯特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边远小镇，这和几乎百万人聚集在人文荟萃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但是美国政府居然立刻出动军队镇压，坦克开进校园，两个团的正规军和大批国民兵涌入校园。而且军队在第一天就开枪了（比较解放军是在天安门广场被学生占领一个月后才进城的，真是天渊之别）。军队一阵枪响，当场打死男女学生四名，打伤十名，并且随后进行大逮捕 。
这些美国大学生杀了就杀了，后来有任何制裁行动吗？有任何人被起诉判刑吗？一个都没有。也就是说，美国政府认为处理得当，没有人犯错。三十五年过去了，有任何人为这个事件翻案吗？有甚么人每年５月４日为这个事件冤枉死去的四名学生开追悼会吗？
今天在媒体或网上要为「64事件」翻案，高呼「民主」、「自由」、「人权」痛骂中共独裁政权的人，这些人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标准看待肯特州立大学的屠杀呢？
因为他们不敢指责美国不民主、不自由、和没有人权；
因为他们在用双重标准；
因为他们的攻击性的评论都是选择性的；
因为他们是伪善的；
因为他们愚昧，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因为他们不知道示威游行的本质是什么；
因为他们不知道「示威游行」 到达某一个程度就是「 夺权」。
不论是真胡涂还是装疯卖傻，这些人都错了。要「挑战权力」，唯一的凭借是实力，不是同情。高呼「民主」、「自由」、「人权」博取同情，是不会令任何当政者交出权力或听从你的抗议。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一样。如果示威者不会见好就收，在中国和在美国的下场也一样。邓小平的枪会打你，尼克松的枪一样也会打你。尼克松的耐性和容忍度恐怕比邓小平小得多。而且我跟你打赌，如果去年３２０聚集在凯达格兰大道的抗议群众一个礼拜都不散去，陈水扁的枪也会打你。民进党本来就是流氓性格，何况汤曜明会是甚么好鸟？
世间的道理都一样，让我们把台湾看成天安门广场，台湾人民看成是广场上的学生，台湾领导人看成是广场上的学生领袖。闭上眼睛想一想，我们不是在上演一出类似64的大戏吗？答案尚未揭晓，但是「维持现状」绝不可能长久。「维持现状」的成本和「武力统一」的代价不停的在评估。２０１５年也许就是我们的「６月４日」。谁知道？64的妇人之仁
「64」的问题一打开，就收不住，众说纷纷，慷慨激昂，看来不能善了。也罢，大家各抒己见，说个痛快。我准备再写两篇文章就收手。
今天这个题目是会得罪人的，记得有一次在宴会上我就用了这四个字批评一位女士的高谈阔论，她当场就跟我翻脸，我也毫不退让，弄得主人非常尴尬。很多人因此对YST误解，其实我对女性是极好的。YST第一次有牺牲性命的决心不是为了中华民国，而是为了一位美女，可见女性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但今天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题目，反正是在虚拟世界，就再冒险一次。
大家也猜得到我在反驳谁。你猜的不错，我就是要针对GAIL、慕亚、和蕾蕾公主的论调，发表我的看法。
在所有「64事件」的讨论中，我最受不了不断叙述和强调那些血淋淋的场面，然后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控诉独裁者的残暴和没有人性，接着就捧出「人权」的大帽子。这，就是标准的「妇人之见」，不管它是出自柴玲之口，GAIL之口，还是马英九之口。因为这些血淋淋的故事，姑且不论其真假，根本就不是问题的重心，婆婆妈妈说这些故事不过是为了鼓动听众的情绪，企图赢得世人的同情，然后仅用「人权」这顶帽子就定了的北京政府十恶不赦的罪，成功的妖魔化中共政权。
我在上篇文章一开始就说了，「64事件」的重心是「夺权」。我们绝对不能被血淋淋的故事和女人的哭哭啼啼就偏离了「夺权」这个重点，进入「人权」的陷阱。自古以来「政治夺权」都是血腥的，中外都一样，哪里来的「人权」？没有这个胃口就不要玩这个危险的游戏。
我从不去跟人争论「柴玲和吾尔开希是什么时候离开天安门广场的」，或是「坦克有没有真的把正在帐蓬里酣睡的学生压成肉饼」，或是「有没有十五岁名叫王力的小同学写绝笔信」，．．．等等。任何人都可以说上一箩筐血淋淋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很难、甚至没有办法证明的事情。虽然当过兵的我非常清楚那种五十吨的重型坦克在路上行走
时所发出的轰鸣声和产生的地面震动，帐蓬里的学生是不可能酣睡的，但是我都不要跟柴玲争辩，因为如果她坚持有人就是睡得着，争辩是不会有结果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譬如我说我亲眼看到「一个士兵带着狞笑凶恶地用刺刀刺进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胸膛，然后这个孩子手中拿着国旗，口中呼喊「共和国万岁！」，就死了」，你能跟我争辩吗
？
所以我假设柴玲所说的都是真实的，GAIL痛心疾首指责的暴行全都是真实的。好吗？这样你们就都没话说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些公开的、没有不同意见的事实，也是重点：
1.总理李鹏至少接见了学生领袖们一次，双方有过直接的、面对面的交谈和沟通；
2.政府在５月就颁布了戒严法，并要求所有人离开天安门广场；
3.学生坚持留在广场，并且叫出了「打倒李鹏伪政权！」的口号，我们都看到，听到，柴玲也承认。
以上三点都发生在6月4日武力镇压以前。所以不管原始的目的是什么，「64事件」已经演变成一个「政治夺权运动」。在政府戒严法公布这么多天以后，仍然不肯撤离天安门广场，学生准备「干到底」的决心无可置疑，柴玲也承认。
如果你要问：政府会怎么办？（注意，是「会」，不是「该」。「该」是各说各话，没有答案的。 ）
我的回答是：如果我是执政者，我一定武力镇压。原因很简单，「自由女神」都竖立起来了，表示外国势力已经深入，这个事件绝不可能善了。如果政府妥协，学生的要求会不断加高，没完没了，直到政府瓦解。
我们都很清楚，「64事件」学生背后的外国势力主要是美国和香港，他们的要价是中国不可能支付的。美国的价码是「中国分裂」，底线是「中共政权崩溃」；香港的价码是「中国收回九七回归的协定」。中国能答应吗？
这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所说的：「中共是大国，就像面对一场战争，一切得失是经过仔细计算的。中共领导人显然认为再拖下去得不偿失。」
GAIL，我并不小看妳，但是妳的思想因太理想化而变得幼稚，妳的「民主」和「人权」的口号非常天真，一点也不实际。让我告诉妳，在「中国崛起」的大前提下，在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生死斗争下，妳的「民主」和「人权」都是一文不值。不要说是区区两、三千学生的命，如果杀两、三万学生能够保住中国不分裂，那真是太值得了。如果政府不断和游行示威者妥协，必定导致最后的分裂，将来中国人死几百万都不止。
你们看过打拳罢？ 西洋拳有所谓的「１２出击」（ one-twopunch），就是攻击性的出拳总是两手连续出击，第一拳击中对手，第二拳跟着就到，同样的，第二拳击中对手，第三拳跟着就到，以此类推，决不容对手喘息，直到对手倒下。北京政府跟学生谈判，其实是跟他们背后的美国和香港势力谈判，水涨船高，没完没了，如果一定要继续谈下去，除了中共自愿倒下，怎么可能会有其它的结果？
想想看，香港人心中只有钞票，没有国家观念，根本不是个东西。他们在英国人统治下过了一百五十年，有过什么「人权」？现在鬼叫什么？我最看不起香港人了，他们自己没种又不安分，只会用几块港币买大陆大学生的贱命为他们争取“人权”。美国人更不用说了，把中共看成是战略对手，一心要“做掉”中共。这能谈判吗？中共不是没有本钱和实力。中共有几百万雄兵，庞大的国力，凭什么跟几个乳臭未干被外国利用的大学生做对等的谈判？柴玲和吾尔开希也太抬举自己了，居然决心「干到底」，不知道「见好就收」。
学生们在戒严令下被给予足够的时间撤离广场，至少十几天过去了，他们自己选择留在天安门广场作斗争。既然叫出「打倒李鹏政府」的口号，也准备做烈士。好，现在就不是学生了，是「革命者」。「革命者」就不要哭，也不要闹，大家放开手顶着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有谁哭闹的？他们大多数也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并不比这些大学生大多少，但是思想成熟多了。他们凭真正的实力干革命，斗争时，慷慨赴义；失败时，从容就义。广州起义的革命者，心中有义；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者，心中的「义」在那里？革命者秋瑾也是女生，秋瑾没有哭闹。性别不是问题。
柴玲哭哭啼啼的叙述，我听了浑身难过，她说的那些故事，就算全是真的，我也一点都不认同。十五岁的小孩写绝笔书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又没有人逼他留在广场。林觉民给太太写绝笔书就不会哭哭啼啼，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哀莫大于心死
——我读若思的“荒诞派小说”
芦笛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若思的杰作贴出来，顿时令我等野狐禅望风披靡——专业人士和票友就是两回事。那构思之新颖，设想之生动具体，竟然连篇幅的短 小也无从限制之。我也写过《2093》，可绝对没本事捏造那些生动细节。或许若思是受了日本人微型艺术的影响吧，很像盆景，于咫尺之间显现万里山河，而细 节也能历历在目，绝了。
之所以能如此，大概是因为他采用了电影手法，其实有如说是微型小说，不如说是微型电影，整个文稿读来都像电影剧本，全都是场景描述。
这都成了文学评论了，我想提醒大家的还是如何解读该文——NND，我也成了中宣部长了，给芦区公民发《怎样看待尼克松访华》的宣传提纲。还是说说我的个人体会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看出来该文的精华何在，我敢说的是，民朋一定欢迎此文，起码魏京生之辈要以为它和他本人的“跪着造反”论不谋而合，将其曲解为“中共不推翻，64即使平反也是假的”，根本看不见该文深刻揭示的中国人的心灵悲剧，只会将此文当成又一枚反共政治斗争炮弹。
其实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若思想说的意思，更不是那篇杰作内蕴的深刻的悲剧。我连续看了四五遍该文，越看越觉得锥心刺骨地绝望，原来早就有的想法变得更加 明晰，那就是：64的真正悲剧，不光是它腰斩了中国原来大有希望的文明化过程，使得政治改革就此中断，剥夺了朝野良性互动的可能，甚至也不光是那么多人惨 死在兽军的万枪轰击下，更是这场惨剧暴露出来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国人的冷血。
19年后回顾往事，当局决定血腥镇压的意图一目了然。老邓的意图根本就不是“法理派”如今追封的“维护法治”（共党乃是抵抗中国法治化的最强大阻力，恐怕连老邓本人都不能容忍法理派对他的强奸），而是这么两条：
第一，百姓对政府从来只该低眉顺眼，绝对臣服，如今百姓却竟敢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地位，非但不听政府指挥，而且竟胆敢以傲视政府的姿态在国际上屡次羞辱政 府。圣人早有教导：“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子说的“小人”涵义混乱模糊多重，这儿指的乃是“下人”。此话是说，“君子”们 （亦即上等人）对“小人”（亦即下人）和妻妾必须临之以威，否则就会被他们小看。根据孔教“天下、国、家本同一理”的公式，这也是朝廷对待百姓的原则。百 姓就是贱民，不但地位卑贱，而且性格也贱，赏三分颜色就要开染坊。如果不“治乱世用重典”，痛下杀手，杀一儆百，让他们爬到政府头上来，那以后政府还能有 什么威信？岂不是要“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现代化？
第二，学运不但暴露了人民对政府的普遍不满，更暴露了党内的严重分歧。赵紫阳等人师法毛泽东利用民意搞权力斗争的故智，挑战他的掌门人地位，党面临深刻的 分裂，而这才是最可怕的内患。如果不制造大血案吓住全党，全局就可能失控，因此必须以此“投名状”战略使得全党再无退路，人为制造全党的生存危机，使本来 反对派兵入城的老帅、将军和其他老共干（如人大委员长万里）们为了避免“亡党亡国”而被迫站在他那边。
学运领袖及其高参的意图也由柴玲讲得清清楚楚了：流血是必要的，它能够擦亮人民的眼睛，使得人民看清法西斯政府的真实面目，起来和它较量。“要奋斗就会有 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要在诺曼底登陆就不能不牺牲许多青年人的性命。这“诺曼底登陆”的无耻说法甚至一直被郑义坚持到海外来，坚持到今天。
在此，朝野双方都把百姓性命当成了政治斗争的筹码，都认定为了达到权力斗争目的，有必要支付相当数量的人命，都想利用死人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19年后的今天，朝野双方仍然是这个态度。保皇党人以屠杀后的中国经济繁荣证明杀人必要，而革命党人则以此作为攻击朝廷的权力斗争武器。
我觉得，最令人发指的就是双方这种冷血态度，在中国，人民乃至民命从来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无辜死难者的鲜血只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用途：涂在脸上以美化自己的 化妆油彩、抹在政敌脸上以丑化对方的污泥。死难者不但在生前被双方利用，而且竟然能在死后还“余热发电”，构成无耻政客们的政治经济资源！
若思那篇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它首次告诉大众，这种冷血心态若不改变，则64即使平反也什么意义都没有，无辜者的鲜血仍然是政客美化自己的化妆油彩，抹黑政 敌的污泥，不但死难者白白死了，而且未来仍然会有许许多多类似的冤大头。它更告诉大家，不论是倒在兽军子弹下或坦克履带下的市民，还是被暴怒的市民活活烧 死的刘国庚，无论是在死亡原因还是社会功能上都没有本质差别，双方都是为了政治斗争付出的“合理”人命代价，起到的都是化妆油彩与污泥的作用。
时至今日，这种灭绝人性的“斗争艺术”仍然在政治舞台上大显神通。四川汶川地震引出的巨大人道灾难被许多毫无心肝的东西当成化妆油彩或污泥。余秋雨那无耻 老妓竟然能利用难属的苦难作“爱国秀”，而法轮功则趁机借用自然灾难恐吓大众，用生命危险来威胁大众“退党保命”。世上竟然会有这些丧尽天良、丧心病狂 的????，而此类????居然敢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恬不知耻地肆意表演，这才是最可悲哀，最令人绝望的真正悲剧。
可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读懂若思那篇文章，偷着乐的跟帖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愚以为，若思还可以写篇姐妹篇，掉转个角度来虚构64平反发生在海外民运胜利推翻 了共党之后，柴玲、王丹、吾尔开希辈如阿亚图拉霍梅尼一般胜利凯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国葬，效老邓故智，将64化为他们的四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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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非科学微型幻想小说：假如明天“平反”64
郑若思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题记
（一）
这一天的央视，报道了香港的64烛光晚会；
这一期的《求是》而不是《炎黄春秋》杂志，肯定了赵紫阳领导改革开放的政绩；
这一年64难属集体祭奠亲人的仪式上，不见了便衣警察；
这一届上海电影节的回顾展上，因有64镜头被禁映的《颐和园》重见天日；
外电报道，中共内部已经成立了工作组，专门处理平反64的问题，但是外交部发言人守口如瓶：“我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外界的传闻完全没有根据。”
所有的猜测，终于在这一天得到证实了。
晚间七点，央视新闻联播的开始曲结束后，屏幕上出现的男女主人公，是两个陌生而苍老的面孔。仔细辨认，才知是薛飞和杜宪，两人一身黑衣，和89年6月4日那天一样。做了多年播客的薛飞，声音还是那么磁性而深沉：
“下面播送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共十×届×次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重新评价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政治风波的决议》，决议指出，发生在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主流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希望推进改革开放，反对腐败，与我党一贯的方针是一致的。由于陈希同、李锡铭、杨白 冰反党集团的阴谋破坏和挑拨离间，使我党决策发生失误，在杨白冰等暗藏在人民军队中的野心家指使下，戒严部队误伤了不少群众，造成党和人民之间长期的隔阂 和误解。早在九十年代，我党就有很多老同志明确指出，64政治风波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不平反就无法真正使我党重新树立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 信。在HJT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经过有关方面长期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郑重宣布：重新评价“64”政治风波，平反因“64事件”出现的所 有冤假错案，为被误伤、杀害、牵连的党员、群众恢复名誉，予以适当的赔偿。……
长久没有坐过主播台的杜宪，这天神情激动，声音也有些沙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看望了部份“64”遇难者家属，向他们表示慰问。”
画面上，白发苍苍的温总理握着丁子霖等人的手：“我代表党中央来看望大家来了，我对你们的丧亲之痛，感同身受……”总理哽咽了，他和难属们一起老泪纵横……主播杜宪也是热泪盈眶。
接下来的新闻是：
中组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撤销对参加64前后示威活动的党员的纪律处分，被开除党籍的允许恢复党籍，对被误伤、误杀党员的亲属做好抚恤工作。
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级新闻单位宣传好中央关于重新评价“64”政治风波的决议，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学好决议，深入揭批陈希同、李锡铭、杨白冰反党集团阴谋分裂党、离间党和人民关系的罪恶行径，做好难属抚恤工作，把决议精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
第二天的新闻联播，镜头转向了人民群众。
“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了决议精神以后，深受鼓舞，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纷纷表示：这表明我们的党是一个勇于纠正错误、改正错误的党，充分表现了我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光辉形象。”
（二）
同一时刻，军事科学院的军史研究人员正忙着校订新版军史，在这最新版本中，完全没有了关于“共和国卫士”和平暴的记载，只剩了1989年6月某军区某部大搞学雷锋活动的记录。
重庆的解放军通信学院内，几个战士用粗大的钢索套住“共和国卫士”刘国庚的铜像，起重机的轰鸣中铜像被高高吊起，又重重地甩在一辆开往冶炼厂的卡车上。
互联网的流量这几天都上升到最高点。人们无心上班，纷纷议论着中央的新决议。还有人把戒严部队的名单，和“共和国卫士”亲属的个人资料贴在网上，呼吁大家人肉搜索当年的“杀人犯”。
山东莱阳。刘国庚父亲的家。老人正在闭目养神，忽然被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惊醒了，开门一看，一伙陌生人凶神恶煞地站在门口，有人拿着油漆桶，有人拿着刷子： “这是刘国庚的家吗？”“是啊，他是我儿子。”“好你个老小子，养了一个杀人犯！”“你胡说，”老人气得胡子直颤：“他是共和国卫士，是为了国家牺牲 的！”“老小子你听着：党中央已经给64平反了，你儿子帮反党集团戒严，就是杀人犯！还不赶快向全国人民谢罪！”几个人说完，把老人的家砸个稀烂，抓起墙 上的刘国庚遗像丢在地上，重重地踏了几脚，然后在门前用红油漆写了大大的“杀人犯”几个字，又把一桶粪泼在门口，才尽兴而去。
网上传闻，前“共和国卫士”的亲属遭人肉搜索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爱国人士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叫好声响彻云霄。一个叫郑若思的人在博客上发表“要公平对待共和国卫士及亲属”的网文，立刻被上万个跟贴骂得灵魂出窍。
（三）
北大人事处的桌子上，堆了一叠求职信。王丹、柴玲、封从德、张伯笠……要求回母校执教。
人事处长皱起了眉头，拨通了给校长许智宏的电话：“按中央新规定，这些流亡学生领袖可以回国探亲、经商、执教，但是不能从事政治活动。可是如果放虎归山， 谁知他们会干些什么，又给我们惹麻烦。”许校长马上回答：“你说得对，我们就以相关专业没有招聘教师名额来回应就是了。”
刘晓波的家里，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来一听，居然是北师大中文系主任打来的，他兴奋得声音都发颤了：“主任，你收到我的信啦？”“是的，”系主任并不激 动，“刘博士，啊，不，刘老师，我们很认真地研究了你的要求，可是呢，我们现在聘请一名教授，要看研究成果、研究领域，你这几年写的这些文章，都很好！都 很好！可就是不属于本系的研究领域啊。我们中文系总不能专门搞个‘反对独裁’教研室，也不能搞什么反对专制的研究课题，那也申请不到钱是不是？您是不是上 网看看本系搞的主要研究，写些相关的书再联系？”刘晓波叹口气挂了电话，两行热泪挂在脸上。
（四）
六月四日。
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数万群众。他们臂戴黑纱、胸佩白花，高唱国际歌。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升到旗杆顶端，又降到了一半——中国政府把这天定为国民哀悼日，纪念64死难者。
万安公墓的一个角落人声嘈杂，这里集中了数名64死难者的坟墓，不断有人来送花圈，一名教师带着少先队员打着军鼓也来了，他把入队仪式搬到了这里。新队员 向墓碑庄严敬礼，宣誓“继承先烈遗志，做党的好孩子”。里面只有一个顽童在指指点点：“我爷爷的墓在隔壁，以前我们来扫墓，我爸都不让我来这边，说这里都 是暴徒……”他的话被辅导员听见了：“有的同学思想很不端正，从来不关心时事，不懂得怎样跟党走……”
（五）
国务院信访办。
门前排满了64死伤者家属。这天来的一群家属很特殊，他们拿的都是医院开的“因病死亡”证明，死亡日期都在1989年6月4日到10日之间，信访办内部称她们为“特殊难属”。
一个大妈红着眼圈说：“我那孩子是下夜班路上被戒严部队打死的，那时候我们怕他白送了命还摊上暴徒当，就叫医院给开了这证明，谁想到你们一平反，一抚恤， 就没我们份了，这可太不公平了！”又有一个大爷挤上来说：“你儿子冤，我姑爷更冤！他在厨房里烧开水，就被窗外飞进来的子弹打死了！”“就是！就是！”后 面一群大爷大妈都喊了起来。
工作人员连忙安慰：“大家不要吵了，只要你们能拿出证明来，说你们的亲人是戒严部队打死的，或者还能找到当初的医生作证，我们就帮你们解决问题，行不行？”“那证明让我们哪儿找啊？这不是在踢皮球吗？你们要是不还我个公道，俺们今天就不走了！”
办公室主任情急之下，拨通了温总理的电话，说明了情况以后，话筒那边传来总理坚定的声音：“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主任放了电话，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
几天后，余秋雨的《含泪劝告特殊“难属”》传遍网络。余大师用他饱含激情的笔触写道：
“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 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 宁。”
你们1989年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六）
环球时报编辑部。
编辑们正忙着整理世界各国传媒对中共平反64的反应。一位编辑从电脑画面上将一个大标题扩大了两个字号：“CNN新闻评论员卡弗蒂高度评价我国政府”。这 则消息称“原来咒骂中国政府是goons and thugs 的臭嘴卡弗蒂，在我国政府光明磊落的态度面前幡然悔过。他在最近一次节目中称赞中国政府是举世罕见的诚实的政府，中国共产党是有顽强生命力的政党。”
（七）
日本东京近郊的一所公寓。
门敲开了。来人热情地握着老郑的手：“大李介绍我来找你。”
“大李？你有什么事？”
“你不记得了？64的时候你和大李一起到木樨地堵军车，大李说你是他的老战友。”
“什么战友，难友差不多。”
“是这样，大李现在成了和反党集团作斗争的英雄人物了，我们要组织些人作报告，不仅在中国做，也在外国作，大李就推荐你了，你可以用日语跟日本人讲讲我们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事迹，长长中国人的志气。我们已经租用了东京中心的一个礼堂，准备……”来人滔滔不绝。
“这些嘛，我也不知道日本人有没有兴趣，关键是我不是什么英雄啊，大李也不是，他跟我一样，当时听见解放军枪响，腿哆嗦得就像弹棉花……”
“你到底爱不爱国？”来人彻底激怒了。“你要来也得来，不要来也得来！”几个壮汉驾着老郑的胳膊就往外走。
（八）
“救命啊！”我刚喊出来，太座怒冲冲的声音便传来了：“老头子，你发什么神经，又哭又喊的？”
我睁开眼，明白那是一场不知是悲是喜的梦。
我把梦讲给太座听。她说：“都是芦笛那老家伙害的，弄得你天天想些没用的事。你想的这些都太荒唐，只能当荒诞派小说。”
于是我就把这个梦记下来，特别要告诉那些爱较真的同志，以上事件均系虚构，乃是非科学的幻想小说。
2008年6月8日
宝贝们，你们能否自己把转帖中的关键词，改成阿拉伯的64，好不好？
因为无能为力，所以尽力而为。
这篇文章不通过代理看不到。
另外，通篇充满白痴啊这类语言暴力的文章，我也懒得看了。
Originally posted by [i]weili[/i] at 2008-6-8 22:29:
宝贝们，你们能否自己把转帖中的关键词，改成阿拉伯的64，好不好？
抱歉。已改正。
小曼，
我把三篇中所有的数字都改了。当然可能会漏。
你看看情况变好了没有？
Originally posted by [i]小曼[/i] at 2008-6-8 11:34 PM:
这篇文章不通过代理看不到。另外，通篇充满白痴啊这类语言暴力的文章，我也懒得看了。
因为无能为力，所以尽力而为。
我也改了。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