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

H赴灾区采访报道的计划被一再地耽搁后，终于因为公路交通的障碍而被迫取消。该批民政局的救援物资转道航空。于是，搁下费了一个清晨收拾好的行囊，心情郁闷的H和其实暗自松了一口气的我干脆喝早茶去了。汶川刚还发生了5.2级的余震，危险并非丝毫不存在。

茶楼里食客盈门，人声鼎沸。我们找了一张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身边两桌食客都是拖家带口，几代同堂，其乐融融。我忽然想起那句话，灾难面前最具勇气的是让生活继续下去。从地理概念上说，我所在的城市距离四川很远，远到5月12日那天下午我毫无感觉。但从个人情感而言，我们都是汶川地震的幸存者。

H忽然问我：你想写的剧本是关于什么的？我有点苦闷的回答他：我还没有成熟的想法。其实，是想法一再地被推翻，两星期以前我想好的故事，今天看来又是了无新意的。H若有所思，接着说，你很自我封闭，而且，你这种封闭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你这些天竟然都不看电视。我反问他，难道我不是一直以来都这样嘛？我已经十年没看电视了，可我有看报纸的。H带着类似先知一般的怜悯口吻对我说：你这样封闭自我，拒绝生活，是写不出好剧本的。我的脑海立刻出现博尔赫斯和卡夫卡的名字。我有气无力的回答，一点信心没有：那是因为你和我对好的定义不同，博尔赫斯，那个阿根廷作家，还有卡夫卡，你也知道，他们终其一生都活在自己狭隘的空间里，对生活并没有多少介入，还不是照样写出作品来。现代文学的定义里，不再需要解释生活，而更看重于挖掘人的内心世界。我其实还想了许多，但却无意再说下去，经过了许多次DV创作的激烈分歧，我早已明白和他达成共识的机会微乎其微。而我知道，他之所以想到这些，归根究底，不过是不满我因他的采访计划搁浅而形诸于外的喜悦。

谈话继续下去，却跳到一个细枝末节上。H让我想象，一对相亲的男女会有什么样的对白。接着，他给我说了一个农村里相亲的故事，不知道他哪里读回来的。里面有很诙谐的一幕：农村某男青年到一人家里相亲，却只见到大人，而姑娘躲在闺房里不出来。男青年只能干着急，姑娘的父母问起来：多大了？男青年想都没想脱口而出：二十八了。结果，姑娘的父母说，不是问你，是问你们家猪。男青年很郁闷：是我相亲，又不是我们家猪相亲。

这个故事让我们都笑了起来。不过，由始至终，一个疑问却在我脑子里生了根似的，挥之不去：面对灾难，面对生活，我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该介入吗？介入到何种程度？

To Be Or Not To Be？又回归到这个古老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