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是一直认准土干是绿的，那怕真是蓝的，我也认为是绿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Originally posted by [i]tugan[/i] at 2006-6-6 01:08 PM:
谢凡草姐姐去勾狗狗，我把第一段写上了，其他段没用上，要不然，太长了。歌词
忘记了，歌就不会唱了，您一贴出歌词，我马上想起谱子，饱满地唱了一哈哈。

凡草和尚能先生见过面？您们互相形容一哈哈，到时候，我们不会见光死。

我应该和尚能先生见过面，不过，那是快三十年前的事情了，正是年轻漂亮的时候吧！;);)

[size=3][color=red]土城之歌 (3)[/color]

土干

[color=red]五七壮举[/color]

　　姐姐土思和我住进了“五七”干校幼儿园。所谓幼儿园并不是照顾幼儿的地方，是把所有不能自理的孩子收容在一起的地方。孩子的年龄小的只有到１００天，大的到１５岁，由几位成年人管理着。幼儿园设在河南省正阳县，学龄儿童入当地小学读书。

　　幼儿园里一个大院子通到另一院子，一共四个院子。男生住一院，女生住二院，学龄前儿童住三院，走路不稳的幼儿住四院。我们可以在四个院子间随便走动。

　　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我一点不难过，还庆幸我有了自由。我开始旷课，然后发展到逃学，我每天上学的时间离开幼儿园，看到街上有小学生放学回家了，我就在那个时间回到幼儿园。没有人询问我逃学的事，我觉得做坏事一点儿都不难。我的记忆很坏，到现在也想不起我逃学的动机，不然，可以给教育心理学家提供第一手资料。

　　我逃学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烈士陵园，别看河南穷，到处是黄土，烈士陵园可是最美丽的地方，除了土堆的坟墓和石头墓碑，还有翠绿的松柏，少见的绿色景观。我们在幼儿园里常讲鬼的故事。我晚上怕鬼，但是白天如果见到鬼，我还是愿意上前攀谈的。

　　我们每月去“探监”一次，也就是探望父母。我们乘坐卡车 去干校看望在那里干活的爸爸妈妈。卡车没有篷，路边的景物看得清晰，我记住了路。在我逃学一段时间以后，爬树摘杏，下地捕蚂蚱，偷麦穗吃已经变得没有意思了，我就徒步去干校找我的爸爸妈妈。二十多里的路程，我不知道走了多久，我想，如果我走丢了，我就沿街要饭去，河南要饭的小孩特别多。当我远远看到五七干校的平房时，我可激动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壮举”。

　　我先去找妈妈，她在插秧，见了我，很惊奇，问是什么车把我捎带来的。我说是我自己走来的。当天，幼儿园来电话，说少了一个小孩，干校说这里多了一个小孩。两边均平安无事了。干校分男女宿舍，妈妈安排我和爸爸睡一晚，再和妈妈睡一晚，再轮流。

　　我在男宿舍的时候，爸爸不太和大家聊天。吃完晚饭，我看见这些叔叔们坐拢后，拿着红宝书，都说自己有缺点。我听不太懂，这可能就是晚汇报了。爸爸说他对不起毛主席，要检讨。我心想：你无缘无故地打了我一个大嘴巴，也没有向我道歉。你都没有见过毛主席，你怎么对不起他了？我又想：毛主席会吃饭吗？会打嗝吗？会上厕所吗？我虽然心里这样想毛主席，但是没有说出。后来，有小朋友告诉我，毛主席也有爱人，是江青。我对毛主席是不是凡人有疑问，但是我没有说出来，那孩子说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他比我反动！

　　爸爸检讨完，有一位叔叔批评爸爸检讨的不够好。爸爸说他要再好好读毛主席的书。我第二天对爸爸悄悄说：“我听说干校是犯错误的人呆的地方。那叔叔也有错误，还来说你。”爸爸说：“他犯的错误小。”

　　干校有个图书馆，摆有几本文革时期的小说。我开始读《高玉宝》，作者就是高玉宝本人。他曾经是个放猪娃，后来成长为一个自学成材的作家。小说从始至终都在讲高玉宝特别想上学。我那时候识字不多，囫囵吞枣地把书看完了，我不明白高玉宝为什么想上学，我为什么要逃学。我倒是想当个放猪娃，赶着一群肥猪，躺在阳光下，多好玩啊。

　　到干校看爸爸妈妈时，得知一个叔叔喂猪时被猪咬伤了，伤得很重。我想，还是放牛好。我就去找干校的牛玩。我骑到了牛背上，牛一低头吃草，我从牛脖子上滚下去，摔了个正着，好一会儿才喘过气来。我又想，放羊好，象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一样。可是，她们把自己的脚都放断了。她们为保护公社的羊群，与暴风雪搏斗而残疾，我因此觉得放鸭子安全。

　　爸爸在干校时，可能心情不好，经常胃痛，所以干些轻活，比如放鸭子。我跟着爸爸去放鸭子，鸭子们扭着肥硕的大屁股走路很可爱。后来，语文课里学鲁迅的短篇小说《药》的时候，读到描述中国人象愚蠢的鸭群一样伸着长脖颈看杀头，我心想鲁迅先生肯定没有放过鸭子，不然，他会笔下留情的。

　　我当时无聊，用纸叠一些模型，又找来空线轴和铁丝做一辆用手牵拉的小车。爸爸不学习，不劳动时，就帮助我调控一下这辆车。我没有记住爸爸跟我说过什么，只记得他很认真地看我玩。

　　在女宿舍时，我没有见过阿姨们在一起“晚汇报”，她们都在织毛衣。不象男宿舍里，犯小错误的批判犯大错误的。

[color=red]土匪唱戏[/color]

　　和爸爸一起放鸭子的时候，爸爸老是沉默，我们之间没有话说。我于是唱戏，就是样板戏。我能把京剧《沙家浜》里“斗智”一场戏都唱出来。我用尖细的嗓子模仿开茶馆的女共产党员阿庆嫂，沙哑的嗓子模仿曲线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带鼻音的嗓子模仿军参谋长刁德一。爸爸好象突然发现了我的才华，夸我唱得好。

　　我告诉爸爸，这不算什么，《智取威虎山》中，解放军团参谋长少剑波唱的“朔风吹”才叫好听呢，几乎每个词都需要“啊──啊──”地拉长音，比如：

朔风吹──────
林涛吼──────
峡谷──────
震荡──────

　　我给爸爸唱了一段，爸爸居然笑了，说我唱得好极了。我现在也认为那段唱腔悠扬辽远。少参谋长右手拿一支笔，左手拿个笔记本，笔在笔记本上轻轻地敲，满脸沉思，背景是林海雪原，参谋长多斯文啊！背景多壮观啊！这在文革里不多见。

　　干校的叔叔阿姨们白天干活，偶尔晚上还有晚会，演一些快板书，诗朗诵，赞美祖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可能是他们一天最高兴的时候，倒不是为祖国形势高兴，而是看台上的人出笑话最高兴。最受欢迎的节目是一位阿姨和俩叔叔合演的《沙家浜》里“斗智”一场戏。我现在想，那时生活禁锢，人们借“斗智”这场戏，享受一下男女的打情骂俏。

　　文革时期的“斗智 ”体现一个女共产党员斗垮两个男国民党员。如今“斗智”依然俏立舞台，体现阴胜阳衰的时代，一个女人斗败两个男人。

　　当那位阿姨和两个叔叔演出完毕，我爸爸突然对舞台上的人喊了一声：土干会唱“朔风吹”！

　　可能那天干校里没有别的小孩，所有大人都兴奋起来，一哄而起，我的腿都软了。我那时最怕看爸爸的眼神，都是忧郁，失望……再往下就是绝望了，可怕极了。爸爸看着我，我懂得他的眼神。爸爸是对我的胆怯失望，我总是上不了台面，我不敢让他失望，于是我绝望地跟着一位阿姨走上了舞台……

　　舞台灯光直射着我的眼睛，台下黑压压一大片人，上百人都看着我，我依然能看见人群中爸爸那双期待的目光，似乎在对我说：不要慌，不要怕。

　　阿姨问我唱什么，我想唱“朔风吹”，可是，我当时腿打颤，气变短，我肯定唱不完那些悠扬的长腔，就会断气。我说我唱杨子荣的“除夕夜”。阿姨为我报幕后，刚要走下舞台，我哆嗦得厉害，发不出声，我想推迟几分钟，镇定一下，于是，我要求给我一本《毛主席语录》，那位阿姨在一分钟内给我找来语录。我右手拿着语录，把它靠在我的胸前，左手自然下垂，眼睛看着我的鞋尖，唱出了如下的潇洒：

　　除夕夜
　　满山寨灯火一片
　　我已经将信号遍山点燃
　　按计划布置好百鸡宴
　　众匪徒吃醉酒
　　乱作一团
　　盼，只呀盼
　　同志们即刻出现
　　捣匪巢
　　歼顽敌
　　就在眼前
　　心焦急
　　只觉得时光太慢
　　战友们为何踪迹渺然
　　抑不住激动心
　　出来查看
　　紧急中
　　我把住这暗！道！机！关！

　　这最后一句，我唱得铿锵有力，我还跺了一下我的右脚。台下掌声四起，爸爸妈妈在笑。

　　晚会后，我跟着爸爸回宿舍，有一位叔叔对我说：“土干，你唱了什么？我们一点儿都没听见，就见你低着头在台上站了几分钟，最后跺了一下脚。”爸爸说：“你平时唱得挺好，在台上，你怎么不大一点儿声呢，我也什么都没有听见。不过，能上台就是进步。”

　　后来，我妈妈也说大家都没有听见我唱了什么。那么，我那天真象是在台上低头认罪几分钟，就走下台来。要是不跺那一脚，恐怕台下的观众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鼓掌。

　　“除夕夜”是一首敏捷快板的唱腔，唱词前半部描写灯红酒绿除夕夜宵，众匪徒喝得大醉，混乱喜庆的场面；中间是共产党员杨子荣机智地在威虎山上查看信号，盼望同志们前来，趁混乱歼灭土匪；最后，杨子荣走到座山雕的太师椅前，决心把住暗道，太师椅下面是一个暗道。杨子荣最后用右脚踏在太师椅上，一撩虎皮大衣，一双子荣同志特有的机智的大眼睛扫射四周，一转身，亮相！革命英雄气概光彩照人。就这么个动人心弦的情节，我低头驼背声颤气短，愣是把革命英雄演成了一个土匪──小炉匠峦平。

　　我自作主张地跑来干校，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探监”的车来了，姐姐土思见了我就哭，她说，在幼儿园给干校打电话之前，她都快急疯了，以为我被人拐去了，让她如何向爸爸妈妈交代？她怨我不懂事。我听后，觉得土思象我的小妈妈一样，让我心中很温暖，我跟着探监的车回幼儿园了。晚上，土思把我拉到最黑暗的角落，又给我讲鬼的故事，情节声色配合极佳，吓得我不能入睡。白天我还感到关爱温暖，晚上就让我魂不附体。土思只比我大一岁，就能把我折腾得如此起落，咱们就不要怪伟大领袖了。

　　在干校的时候，爸爸妈妈不能随便见面。干校领导让妈妈跟爸爸划清界限，让她提出离婚。妈妈不同意。有一次，爸爸妈妈被允许见面，爸爸对妈妈说：“我想死。要不你跟我离婚，要不咱俩吃安眠药……”妈妈说：“我才不呢。干嘛呀？我们死了，孩子怎么办？”爸爸说：“送给亲戚去养吧。”妈妈说：“孩子会成为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会被亲戚欺负的。”女人多坚强！头脑清晰，遇事不慌。

　　在我逃学来干校的日子里，爸爸和我同床而睡，因此打消了死的念头。他要为土思土干屈辱地活下去。

　　兄弟姐妹们，生活在异国他乡，有诸多的困难。孤苦寂寞想不开时，想想你们的亲人吧！

[color=red]见义勇为[/color]

　　在河南，除了逃学，我还干过其它坏事。一天逃学后回幼儿园，我去四院看小朋友，我发现干校的大人们给幼儿们做了一个“笼子”，就是在一个单人床的床板周围固定一圈栏杆，笼子摆在了院子中间，里面有五、六个刚会走路的小孩，有的坐着，有的扶着栏杆玩，小家伙们都挺安静的，院子里没有大人。

　　我一出现在四院里，几个幼儿突然眼睛放光，有些还高兴地尖叫。我从来没有受过“景仰”，对这种反响感到很兴奋。我激动地向笼子走去，幼儿们纷纷站起，踉踉跄跄地朝我走来。他们同时朝笼子的一头运动，笼子一下子失去重心，开始倾斜颠覆。我急忙冲上前去，要把笼子扶住，没想到这五、六个幼儿还挺重的，我无力挽回危险的局面，被笼子压在了下面。几个幼儿也都互相叠落在一堆，惊心动魄……有一瞬间的静……然后是幼儿们响彻院子的大哭。大人们来了，扶正了笼子，把我哄出了四院。

　　我悻悻地走出四院，三院，二院，最后走出一院。受惊吓的感觉渐渐消失，惭愧慢慢上升，又有些委屈。雷锋叔叔扶个大爷大妈过马路，还在报上受表扬，其实，人家大爷大妈也不用他扶。而我的情况就不同了，要不是我冲过去，笼子的护栏没准能压断幼儿的手指呢。我的行为很英勇，却没有得到鼓励。我以后还做过一、两次英勇救人的事情，同样没有受到表扬，反而是误解，难怪我现在好脾气。

　　后来在《圣经》里读到：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马太福音，六章，一节）。这段话温暖了我的心，许久许久……

[color=red]吃饭洗澡[/color]

　　要照顾一群年龄不等的孩子，很不容易。每天早上，中小学生们统一被叫醒，洗脸刷牙。各别女生动作慢，来不及梳头，披散着头发，就来列队集合了。其实，她们散着头发挺好看的。孩子们最小的７岁，最大的１５岁，按个头排成队。我个子高，那时却排在前头，再高也长不过１５岁的孩子啊。我们排着队去早锻炼，跑步。

　　我们要自己洗衣服。我那时候七岁，土思八岁。我们上午把脏衣服泡在放有洗衣粉的水里，然后去上学。放学后，再把衣服捞起来，用清水冲洗，放到晾衣绳上就行了。灯芯绒衣服和床单下水后很重，我和土思都拧不动，比我们大的孩子会帮助我们。

　　晚上１０点熄灯。灯一灭，大孩子们就开始讲鬼的故事，很恐怖。我们小的孩子互相传授经验，把臭袜子放在鼻子下，就不会做恶梦。我害怕的时候，就用劲对着臭袜子吸气。有时吓到了这种程度，多臭的袜子都闻不出味道。有一次，我还真见到鬼了。我夜里小便时，看到一个小鬼儿在院子里游荡。幸亏它小，我才没有吓晕。我哆嗦地把大孩子叫起，一起观看。还是大孩子有经验，说是王三闹夜游呢。我赶紧去摸王三的床，果真是空的。大孩子说人不能搭理正在夜游的人，否则，他突然醒来，会被吓死的。王三走了小半夜，自己又回床上接着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告诉他夜里的事，他全然不知。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夜游，并见到夜游神。

　　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有时也打架。但是，不会出现恶性打斗。几个大孩子一来，就把我们当小鸡一样给收拾了。大孩子不跟我们一般见识，还教我们下棋和打扑克。

　　管理员少，孩子多，我们每天在食堂吃饭。我喜欢吃锅巴，有时锅巴漆黑，有时淡黄，淡黄的锅巴就像现在国内超市卖的锅巴一样好吃。做饭的大人不是真正的厨师，是干校的家长轮流担任。有一段时间，我们吃了近一个月的南瓜煮地瓜，那真是让人捏着鼻子才能下咽的饭。那时，我们一到开饭时间，就犯恶心。我们都对给我们盛饭的阿姨露笑脸，求她：“阿姨，给我半碗，行吗？”“阿姨，我今天肚子疼，吃不多。”这位阿姨才不管我们的请求呢，给我们每人一大碗，却给她儿子小半碗。那时，我们不可以浪费粮食，很少有人把这二瓜粥倒掉，所以，吃饭成了我们的艰巨任务。

　　整个冬天，我们只洗过一次澡。管理员带着学生去镇上的公共洗澡堂。澡堂内有个五米见方的池子，水温很舒服，小孩可以在里面游两下，我们二十几个孩子和管理员都泡在里面，有点象现在的洗温泉浴。我们互相搓背，水面上起了一层泥，等我们爬出池子时，水都变成暗黄色的了。我可能洗掉了一斤多的泥，出了澡堂，我一身轻。

　　夏天，我们天天洗澡。吃完晚饭，等天黑。天一黑，我们听命令，一人端一盆凉水，到院子，脱去衣服，全身赤裸，欢欢喜喜地洗凉水澡。男生、女生在各自院内。那一时间，院里的人是不能互相走动的，因为两院人员都没有穿衣服，虽然是在夜色下，还是难为情啊。我们洗完澡，还互相泼水，赤裸着身体，追来追去。夜幕下的裸奔非常美，集体裸奔更美。

[color=red]八岁生日[/color]

　　有一段时间，幼儿园流行痢疾。一些小孩病得厉害，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把小孩的家长从干校招来，给他们单间隔离，开了好几个单间。我挺羡慕那些生病的小孩们。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大便也稀稀的，我眼睛发亮，兴奋地报告了管理员。我被诊断是痢疾初起，我得意地静候妈妈来陪我。结果呢？我的病太轻，不用大人来陪，我的病又较重，必须隔离。

　　惨啊！我连土思都不能随便见了，整日呆在小单间，那时也没有书看，闷得我刮墙上的土放进嘴里去尝。土思来看我，我也不敢靠近她，生怕她也落得和我一样惨。我隔着老远跟她说话，劝她少到我这儿来。我八岁的生日就是在隔离中孤独地度过的。我生日那天，外面锣鼓喧天，喜气洋洋，当地老百姓正在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游行庆祝。这不是在气我吗？谁让我和他老人家是同一天生日呢？我流了两滴泪；我又一想，毛主席在北京呢，你河南敲鼓，他老人家也听不到，就算是乡亲们给我土干敲锣打鼓吧，我安慰我自己。我后来读《红楼梦》，宝钗婚、黛玉死那段就让我想起我八岁的生日，天上地上啊！

　　我孤独地想着我的生日，以至于我忘记了伟大领袖。我坐在我那小单间的门口，看着健康的小孩们从我的门前跑过。我们都认识，在同一宿舍住过，小孩们路过我，在远处大喊：“嘿！嘿！去看游行啦，去看游行啦！”我却指望着有人分享我生日的喜悦，我也大喊：“游行太好了，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小朋友们听了，都愣住了，停下脚步说：“今天怎么是你的生日呢？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土干反动！土干病糊涂啦。”

　　１２月２６日不是我的生日？那我是哪天生的呢？我病糊涂了！我想起了一位阿姨曾经告诉我，我是妈妈从垃圾里捡回来的，我当时不信，那位阿姨说：“你还不信？你看看，你哪里长得象你的爸爸妈妈？”现在，连我的生日都被“霸占”了，那么，我一定是被捡回来的，所以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日，我妈妈就选了个最光辉的日子做我的生日。

　　我是这么的不起眼，没有人把我的话当真，我的话也没有给我的爸爸妈妈带来麻烦。倒是土思后来告诉我：“大家都笑话你胡说。你怎么可以说大家为你的生日游行呢。”被笑话总比被抓起来好吧？好险那！

　　我的痢疾没有向恶性发展，两个星期就结束隔离了，可能是我吃了墙上的土，以毒攻毒的结果。我和土思去干校探监时，我迫不急待地问妈妈：“我是你生的吗？”我期待地望着妈妈，急于知道事情真相。妈妈奇怪地看着我，然后笑了，说：“不是，你是我从垃圾里捡来的，特别脏，现在都洗不干净。”妈妈在指我脸上的皮肤癣。我有些失望，又很感动，我说：“你要是不捡我，我现在就会吃不饱，穿不暖，没地方睡觉，那多可怕啊。”妈妈对土思说：“土干多有良心啊。”土思捧着我的脸笑，她还亲我。我想：被捡到这个家多好啊！

　　请不要笑我当时那么傻，我那时才八岁。十八岁的红卫兵们见不到毛主席时，哇哇地哭，见到毛主席时，还是哇哇地哭；毛主席咳嗽一声，他们就满世界地去串联，打、砸、抢；毛主席一生气，把他们全轰到农村去了，他们还争先恐后地去。我们每个人傻的方向不一样。

　　后来，我看某个连续电视剧里，女主角──一位年轻的姑娘得知深爱她的父母不是她的亲生父母时，她于是陷入深深的痛苦中，我真不能与她产生共鸣，恨她身在福中不知福！更可恨的是导演让这种痛苦思绪持续了三集，让女主角在剧情中瞎哭瞎闹，倒胃口！

[/size]

廖康：三代人的幽默：介绍土干的中篇传记小说《土城之歌》
[url] http://www.yidian.org/viewthread.php?tid=3372&page=1.html [/url]

土城之歌 (1)
[url] http://www.yidian.org/viewthread.php?tid=2247&page=1.html [/url]
土城之歌 (2)
[url] http://www.yidian.org/viewthread.php?tid=2394&page=1.html [/url]
土城之歌 (3)
[url] http://www.yidian.org/viewthread.php?tid=2506&page=1.html [/url]
土城之歌 (4)
[url] http://www.yidian.org/viewthread.php?tid=2605&page=1.html [/url]
土城之歌 (5)
[url] http://www.yidian.org/viewthread.php?tid=2737&page=1.html [/url]
土城之歌 (6)
[url] http://www.yidian.org/viewthread.php?tid=2857&page=1.html [/url]
土城之歌 (7)
[url] http://www.yidian.org/viewthread.php?tid=2962&page=1.html [/url]

土干的幽默很特别，很诱人，似乎是以自嘲为基础，捎带着把大人物也嘲笑了。精彩！这种自嘲是非常自信的人才有的。

>>>孩子的年龄小的只有到１００天，大到１５岁<<<

大的到15岁？

好象没错字。文章是从孩子眼里看历史的荒唐，让我想起黎京兄的“小时候”(华夏可找到)。

不到8岁，就敢一个人走20里山路，土干要是女的，我就第一次嫉妒人了。:lol:

简杨，请你从专业的角度，告诉我们什么是纪实小说，什么是小说(fiction)？西方又是如何划分的？

先谢谢。

FICTION就是FICTION。纪实就要去读“落荒”了，写真实的经历，他人的或自己的。

西方我不知道怎么划分，只知道前一段时间有个人，把纪实和FICTION搞混了，作品却得到了OPRAH的大力推荐。结果闹得满城风雨，OPRAH把作者提到节目里，当着无数电视观众的面，沉痛地说：“你向我撒了慌。”但看过那篇作品的人却说，如果作者能把它定义为FICTION，会非常好。作品叫A Million Little Pieces，作者James Frey。我觉得那个作者起先是因为没有经验，责任编辑又粗心，但后来被OPRAH推到了国家电视台上做了免费广告，财源滚滚，就骑虎难下了。

自传体和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不属于纪实。黎京的“小时候”是纪实，土干的这一篇是小说。

咱一贯是把好吃的东西留在后面，今天馋了，先吃上一大半。:P

谢谢简杨。突然想起，友明转过一篇文章，拷贝在这里吧。

眼下，纪实文学风行。图书馆的阅读调查表明，纪实文学作品的出借率甚高；书店的调查也表明，纪实文学的发行量在文学作品中遥遥领先。这清楚表明，喜欢纪实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多。尤其是在青年之中，拥有庞大的纪实文学读者群。
　　纪实文学跟小说不同。小说属“虚构文学”，而纪实文学则是“非虚构文学”。纪实文学受到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非虚构”──不少“现代派小说”远离读者，有的远离社会现实，有的晦涩难以卒读，这也“促使”读者的视线向纪实文学转移。
　　所谓“纪实”，其实也就是“记实”。纪实，并不等于纪实文学。比如，日记、会议记录、履历表、年谱、新闻报道等等，都属“纪实”，但并不是纪实文学。只有用文学的形式纪实，才是纪实文学。
　　纪实文学作品分为两大类：描述人物经历的，便是传记文学；另一大类，则是反映事件，其中有反映某种社会现象、描述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等等。
　　纪实文学受到欢迎，便在于“纪实”与“文学”两大特点：
　　纪实文学写的是真人真事，真实地反映历史，真实地反映现实。纪实文学的这一“真实”特性，使作品贴近读者，受读者喜欢。
　　纪实文学是文学作品，浓烈的文学性使作品富有现场感，富有感染力，富有可读性。正因为这样，传记文学的读者远远多于年谱的读者，重大历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品的读者远远多于大事记的读者。
　　纪实文学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同时引发诸多争议。争议最多的问题，是纪实文学是否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
　　比如，有一本纪实文学作品中，曾有一大段毛泽东和江青在住所内的对话。据作者描述，当时屋里只有毛泽东和江青两人。不言而喻，作品中那一大段毛泽东和江青的对话，是作者虚构的。作者也不否认这些对话是虚构的，但是作者解释说，那是根据毛泽东和江青这两个人的个性和当时的环境演绎而成的，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是可信的，因而可以说是“纪实”。也有不少人以为，这样的“纪实”是不足取的。大段虚构的对话，写在小说中可以，写在纪实文学作品中是不允许的。尤其是涉及著名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时，更不能如此。
　　又如，在纪实文学中，出现“毛泽东想”、“邓小平心里想”之类心理描写，同样引起争议。很多人以为，心理描写是小说的常用笔法，不能用到纪实文学中。因为作者不是毛泽东，不是邓小平，并不知道毛泽东、邓小平当时在想什么，作品中的“毛泽东想”、 “邓小平想”显然是作者虚构的。这样的虚构与纪实文学特性相违。当然，也有一些纪实文学作者分辩解说，那是根据人物的特性“推理”出来的，因而是允许的。
　　为了便于在纪实文学作品中运用小说手法，有的作者干脆标上“纪实小说”字样，以求“虚构”在纪实文学中的“合理化”。这种“纪实小说”理所当然引起了争议。前面已经说过，小说是虚构文学，纪实文学是非虚构文学，因此“纪实小说”一词本身就是矛盾的名词，诚如“黑的白”、“甜的咸”一样，是不符合逻辑的。
　　再有，很多读者问：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有什么区别？应当说，从广为上讲，纪实文学，也就是报告文学。当然 ，细细地区分，两者还是有所不同：报告文学往往更注重新闻性，而纪实文学有的有很强的新闻性，也有很多是“旧闻”。另外，人们往往把长篇报告文学，才称之为纪实文学；长篇人物传记，归入纪实文学的范畴，却很少有人会称之为报告文学。
　　
　　 口述历史是“活的档案”
　　 巧真巧，就在《中国档案》杂志编辑邓小军先生从北京给我打电话约写这篇稿子的前五分钟，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询问能不能找到当年我采访孙铭九先生的录音磁带？这位朋友所问的，正是邓小军先生所关注的话题。
　　我的这位朋友是记者，在一家电台工作，正在制作一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回顾的节目，“西安事变”是其中一个专题。他很想采访年已九旬的历史老人孙铭九，在电台播出孙铭九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当年，孙铭九奉张学良将军之命，亲手拘捕了蒋介石。很可惜，由于孙铭九患病，不能接受他的采访。他听说我曾采访过他，而且知道我在采访时总是录音，便问当时的采访录音带还在吗？我一手持电话耳机，一手“敲”电脑键盘，很快就从电脑中查到，我是在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采访孙铭九，录了两盒磁带。这两盒磁带编存在第二十二组磁带里。这样，我就答应复制一套六年前采访孙铭久先生的磁带给他……
　　采访孙铭九的录音带，只是我所保存的上千盒录音磁带中的两盒。我不写慈禧太后，不写康熙皇帝，多年来从事当代重大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当代人写当代史，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以直接采访当事人，记述口述历史，挖掘许多新的史料。
　　我注重采访。采访时，口问手记，同时用录音机录音。录音极为重要。笔记毕竟只能记录大概，不能完整地记录口述者的每一句话。很多记者在采访时也录音，但是写出文章后，为了节约磁带，就把那些录音磁带洗掉了。我却以为，这些录音磁带比空白磁带珍贵得多，所以洗掉那些录音磁带并不“节约”，恰恰是极大的损失！我宁可从磁带厂整箱整箱购进空白磁带，以保证我在采访时有足够的磁带可供使用。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采访，留下一本本采访记录，也留下上千盒采访录音磁带。
　　所谓文献，是由“文”与“献”所组成的。“文”即档案、图书等书面资料，“献”即口碑，也就是当事人的口述。“文”是“死材料”，而“献”则是“活材料”。“献”可以填补“文”的许多不足。在我看来，档案固然重要，口述历史也极为重要：
　　一、通过口述历史，可以了解重要文件的产生背景、起草过程，有助于了解这些重要文件。比如，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苏两党论战时的“九评”、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等等，这些重要的“文”，即便过几百年、几千年都能查到，但是这一文件是谁起草的，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起草的，写作过程中作过哪些修改，哪些话是谁加的，未必清楚。我采访了陈伯达、王力、关锋等当事人，请他们回忆起草过程，这些口述历史对于了解这些重要文件的产生背景是很重要也很珍贵的。
　　 二、通过口述历史，可以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文”往往只注重政治行为，不注意细节。比如，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拘捕“四人帮”，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文”很少，种种传说却很多。我采访了执行拘捕江青任务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张耀祠将军。他面对我的录音机，口述了执行这一重要任务的全过程。他所说的许多细节，如他如何接受任务、他如何向江青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当时的神态、如何押走江青等等，都极具史料价值，而这些口述的细节却是“文”中所没有的。同样，孙铭九先生向我口述在西安拘捕蒋介石的过程，许多细节也是“文”中所未曾有过的。关于中共“一大”，我采访了年已九旬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对于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详细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
　　 三、口述历史补充了“文”中所缺。比如，陈云“文革”中在江西的遭遇，在新华社发布的“陈云生平”中，只一行字而已。我去江西有关工厂以及陈云当年住所作了采访，写了上万字的文章，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史实。陈云的晚年生活、家庭生活，我请陈云夫人于若木口述，也补充了“陈云生平”中所缺。又如，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受到审查，为此成立了陈伯达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了仔细的审查，留下一批“文”。但是，当时的审查，只注重于查清陈伯达历史上存在的问题。我在采访陈伯达时，请他口述自己的童年、青少年时代，请他回忆如何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他的十三个笔名的含义及来历……这些大都是“文”中所缺的。另外，当国民党飞机空袭河北阜平毛泽东住所时，曾有几个人赶去报告毛泽东，其中有陈伯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各种回忆录中，从未提到陈伯达。在我访问陈伯达时，陈伯达最初也不愿谈此事。后来，经我再三追问，他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四、通过口述历史，可以查明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比如，毛泽东和江青何时结婚，曾有过多种说法。我在访问王观澜夫人徐明清时，她说曾参加过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但是事隔多年，记不清日子。我请她细细回忆，她忽然记起，那天正好是日军空军第一次轰炸延安。我查阅了当时延安的报纸，查明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由于毛泽东和江青是分几批、几天宴请朋友，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日子当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旬。
　　当然，口述历史也有其局限性：
　　一是事隔多年，回忆有时不准确以至错误。比如，李达夫人王会悟回忆，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召开中共“一大”时，杨明斋在会场外放哨。其实，当时杨明斋在苏俄，不在国内，当然也就不可能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场外放哨了。
　　二是当事人有意避开敏感问题。比如，何长工回忆红军长征前夕与粤军陈济棠的谈判时，说从红军阵地上抬出一顶大轿，前往粤军阵地，轿上坐的便是他。过了几年，他回忆说，从红军阵地抬出的是两顶大轿，分别坐着他和潘汉年！为什么何长工的回忆前后不一致呢？这并不是他记忆失误，而是出于政治因素：因为他第一次口述时，潘汉年尚未平反，他有所顾虑，不便提及潘汉年。过了几年，潘汉年平反了，他当然提到了潘汉年。
　　三是口述时，有的当事人护短，甚至歪曲事实。
　　不管怎么说，口述历史毕竟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是“活的档案”。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史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为了写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我曾准备采访方毅同志。我去北京时，他在福建。我想等我下次去北京时再找他，意想不到，他突然去世了，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把口述历史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献”也就转化为“文”。美国总统下台后，忙于口授回忆录，出版成书。就连赫鲁晓夫，也留下了那么多盘回忆录音带，被整理成两厚本回忆录。我国回忆录的出版也日益增多，但是重要首脑人物的回忆录仍颇为鲜见，其实这是很大的损失。如果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都为我们留下一部口述回忆录，将使中国当代史库增加无比的光彩！
　　作为采访者和作者，采访录音带所记录的历史当事人口述，并没有全部写入作品。有的，甚至只利用了一小部分。正因为这样，这些录音带还有再利用的价值。特别是有的被采访者已经故世，他们凝固在录音带上的声音，益发显得珍贵。我以为，我的这些采访录音带以及采访笔记，既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社会、属于国家的。在一定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些录音带及笔记奉献给档案馆。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沉思斋”）

廖康，
　　土干创作组已经有点心虚了，觉得《土城之歌》太散，根本不象小说，可是，它确实有许多的虚构。有您的鼓励，我们创作组就大胆地往前走！

简杨，
　　谢改错。您说《土城之歌》是小说，那我们就写下去。

为力，
　　谢谢你贴的文和认真的阅读和建议。我以前就见过有些以第一人称写法的小说，去描述另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我觉得挺别扭，特别影响小说的感染力，因为它增加了不真实的感觉。我用第一人称来写，是逃避写其他人物的心理活动，再有是一个人的视野有限，所以，就不用写得面面俱到。
　　纪实文学受欢迎，是因为虚构文学不真实。所谓不真实，就是和生活相差甚远，高于生活，没有原于生活；从生活中升华了的故事，即便是虚构，也是感人的，就是高于生活，原于生活。
　　现在，文艺作品太多，竞争激烈，作家们都玩命地想情节刺激，以前的英国破案片中只死一个人，现在都是死好几个人，警察才能破案，就是增加刺激性。我写到哪里了，怎么说起杀人了呢？打住。[/size]

嘿嘿，喜欢纪实，那是中国人。国内编辑告诉我，作家们创作不出新东西，或者是缺乏想象力，就去找那些上了报道的人物，出钱买故事。:lol:

我也打住。

土干，你嫌我“追逐”的名字不好，没事的时候，转悠转悠你那机灵脑袋瓜子，帮我想个好名字，有奖！

[size=3]为力，
　　我说了，等读完你们的小说，就名符故事了。我最不会起名字，我的“经典”都被读者说成这样：

　　　嗨！这名字差点漏掉一好小说。

　　我也不会起名字。我还帮廖康兄起名字，叫“事儿爸”，他居然采用了，把我美的什么是，结果人家又改用简杨的建议了，叫“磨蹭”。他是在接受了我的“谢”以后改名字的，我还要不回来那个“谢”呢。廖康兄采纳了我的意见一秒钟，也是土干的光荣！[/size]

土干, 你不动声色的语言机智和幽默真是绝了

一口气看完了从一到三。很多感受都与大家一样，还有一点是你的文字、叙述和故事给我带来了泛着泪花的笑。很喜欢你的这种风格。我也有与你一样的全家下农村的经历，也住过仓库。童年、少年时的印象极为深刻，而且有些沉郁，我把它写在我的小说《黑猫》里了。请继续。

看完了，汇报一声。最喜欢土匪唱戏那一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