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太阳君，

似乎你在国内的专长之一是历史，相信你看问题很有历史眼光。

恐怕很多人和我有着一样的观点: 现在的共产党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只是过
去中国历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矛盾的现代反映。类似于现在正在发生的，过去
几千年中都发生过很多次。CND上很多民主斗士和多次政治运动中遭到迫害的人对共
产党的刻骨仇恨，和历史上那些被统治者镇压了的反抗阶级的仇恨，本质是一样的，
我从来就没有觉得他们的仇恨有什么特别和不同，有什么新的含义。

一方面，一些老百姓认为共产党是暴君，而另一方面，共产党则认为那些反抗政府
的人是暴民，其实，共产党和老百姓，都是从几千年酱缸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双方
分别都带有浓厚的暴君和暴民的色彩，非常悲哀的是，他们和历史上其他朝代的
君民一样，都还没有意识自己野蛮、不文明的一面。那些海外民主精英们，至今仍
然觉得他们是中国正义和正确的代表。

改变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在长期的和平演变过程中，通过教育，不断地促使
国民的觉醒，让政府和老百姓都认识到自己的野蛮和不文明之处，从而达到持续地
修正和改正自己的目的，使国家一步步走向文明。

当政府和老百姓不只是互相指责，而彼此尤其是政府，能做到自我批评和自省时，
就是中国的真正文明之日。

当我们是局外人之时,当我们不是当事人之时,头脑是多么冷静,说话多么有条理,而理智,理性.站着说话反正不腰痛.
说出来不怕诸位好笑.在那种特殊年代,幼小的我是深深体会过投诉无门的苦处的.记得父亲自杀后不久,母亲是那样坚定相信她的丈夫是无辜的.请我们小镇一位知书达理的陈姓伯伯写诉状,张贴在小镇最繁华地段一家餐馆木板门上。那时正值红卫兵大串连。好多红卫兵路过时，都会围着申诉状看，看完后有好多红卫兵在上面签名。母亲就拿着有无数红卫兵签过名的状子一次次往县政府跑，可是没有那一次投诉有门的。每次回家后，母亲就哭。这种悲惨的情景对我而言，是刻骨铭心。如果我是男孩子，我不知我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因此我要问，谁是制造暴力的真正元凶？

其实，共产党和老百姓，都是从几千年酱缸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双方
分别都带有浓厚的暴君和暴民的色彩 ....

呵呵，我们都是酱菜 ！！！

Originally posted by [i]冬雪儿[/i] at 2008-7-6 03:40 PM:
当我们是局外人之时,当我们不是当事人之时,头脑是多么冷静,说话多么有条理,而理智,理性.站着说话反正不腰痛.
说出来不怕诸位好笑.在那种特殊年代,幼小的我是深深体会过投诉无门的苦处的.记得父亲自杀后不久,母亲..

非常同情你的不幸遭遇。其实，我不管站着、坐着说话腰都疼: 我从未见过我的外婆，
她在土改时，得知将被划为地主成分，就上吊自杀了。

“谁是制造暴力的真正元凶？”，是暴君，还是暴民? 基于我的理解，这个问题等
同于“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

Originally posted by [i]胡拉[/i] at 2008-7-6 08:54 PM:
其实，共产党和老百姓，都是从几千年酱缸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双方
分别都带有浓厚的暴君和暴民的色彩 ....

呵呵，我们都是酱菜 ！！！

呵呵，感觉这么好。

Originally posted by [i]Armstrong[/i] at 2008-7-7 12:22 AM:

非常同情你的不幸遭遇。其实，我不管站着、坐着说话腰都疼: 我从未见过我的外婆，
她在土改时，得知将被划为地主成分，就上吊自杀了。

“谁是制造暴力的真正元凶？”，是暴君，还是暴民? 基于我的理解，这..

>>>>我从未见过我的外婆，
她在土改时，得知将被划为地主成分，就上吊自杀了。

-----和我奶奶的母亲一个命运。

爱阳是非不分了，呵呵
被共党给气糊涂了？

大力，你这些观点我基本上都赞同。现代中国，不过是历史上那些朝代的又一翻版
（唐宋明清时我们都阔过，但却免不了最终衰败），不论是具体的政经制度还是抽
象的社会思维，并没有天壤之别的本质变化，许多地方甚至比以前更野蛮落后了，
比如无孔不入遍布社会各个毛细血管单位细胞的党组织，可以看做明代东场锦衣卫
特务恐怖的全民化。你的“解药”，我也赞同，虽然对其不表乐观。

Originally posted by [i]Armstrong[/i] at 2008-7-5 17:18:
爱太阳君，似乎你在国内的专长之一是历史，相信你看问题很有历史眼光。恐怕很多人和我有着一样的观点: 现在的共产党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只是过去中国历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矛盾的现代反映。类似..

尊重生命的各位善良先生，很可惜你们没有看清楚我这里文字的简明本意，那就是
质疑、抨击现有的“英雄~歹徒”价值认知体系。简而言之，根据同一标准，如果
杨佳是歹徒，那么中国历史上的起义农民、暴动共党等也都是歹徒；反之，如果后
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那么前者也不例外。

[size=5][center][b]我是警察我怕谁[/b][/center][/size]
1. 我是警察我怕谁

对上海杨佳袭警事件的感觉，就像看了大陆拍的很多警匪片。同情更倾向于片子中的反面人物。正面人物的警察作风粗暴，总有一股我是警察我怕谁的霸蛮气。而作为反面人物的匪，多是有血有肉有人味。还有许多人在网上为杨佳的行为叫好，表示同情和理解，称之为杨大侠。说明民众对警察普遍有反感和怨恨。网上流传着一新警察的笑话。无论新警察怎么装老，都被人一眼识破。因为老警察就是流氓地痞相。表明在群众的眼光中，特权和作威作福已经是警察的职业特征。民谣说“四等公民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 警察的牛气霸气，最喜欢通过对普通人的人身侵犯来体现，所以对抓到的嫌疑犯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杀威棒。据说杨佳受到的虐打，特别是对他的下三路的攻击，根本不是办案的必要，只能说是虐待狂。警察以施虐来满足高居普通人之上的心理快感。网民对杨佳袭警事件的反应说明了这种对警察反感和怨恨的普遍性。

2. 警察国家必然是警察滥权

明成祖朱棣为了控制言论，镇压反对势力，给与那时的特务和警察－东厂和锦衣卫随便侦缉，抓人，拷问和监禁犯人的权利。而东厂和锦衣卫也借权为自己谋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屈打成招，敲诈勒索。造成人民对东厂和锦衣卫闻名色变。现代中国也是极度依赖警察的国家。[color=Blue]西方世界称中国是警察国家。警察滥权是这种制度上的必然毛病。专制制度缺乏公民参与，缺乏监察制度，缺乏舆论监督，缺乏言论自由。因而中国的政权稳定和社会次序的维护必须极大地依赖警察，公安和武警。[/color]为了维持北京奥运会的安全，北京市布置了4万名警察，27500名武警，1万名保安，9万个摄像探头，还在重要场所布置了30名特种狙击手。[color=Blue]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过度依赖警察就必须给与警察很多特权，而降低对警察的监督。再加上没有舆论监督，警察的滥权是必然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也不得不说：瓮安县的民变事件的起因是“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color]

3. 权力意识的觉醒

警察施暴这类案件在中国是很常见的。很多受害者无力抗拒强权，无处申诉，只好选择忍气吞声。这次许多网民为杨佳叫好，也因为很多人以前被警察欺负过，认了倒霉。这次看见有人站了起来，挑战警察，也为自己出了一口闷气，因而喝彩。可以推知，许多社会地位更低下的民工也同样被警察冤枉，被警察暴打，但他们习惯了受歧视、被冤枉，忍气吞声是他们生存之道。[color=Blue]在中国警察的作威作福和小民受屈辱已是社会常态。许多人觉得警察欺负平民是当然的，只是谁碰上谁倒霉。只要最后能证明清白放出去就磕头谢恩了，哪里还敢再去找公安局讨还公道？杨佳袭警事件和瓮安县的民变事件说明中国人民的权力意识在觉醒。有网民在强国网上评论说：杨佳事件说明中国还有狼性，中国还有希望。我们可以不同意杨佳的激烈方式和目标选择，但是应该坚决支持他站出来反抗暴政和恶法。[/color]

4. 在中国告警察是肉糜

也有天真的人说：杨佳应该找律师控告警察，寻求赔偿，惩治恶警。这让人想起晋惠帝在灾民快要饿死了时，惊讶地说何不食肉糜？如果杨佳被殴发生在美国，律师一定蜂拥而至，因为公民无辜被殴是一件油水很大的案子，胜诉率很高。但在中国社会，司法不独立。公检法是一家，有哪个律师敢向警察叫板？杨佳也试过非暴力方式。据说闸北分局只同意赔偿1.5万元私了此事。但是杨佳不同意。闸北分局失去耐性，对杨佳不理不睬。该分局领导威吓杨佳“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起来”、“一分钱都不会赔偿”。杨佳实乃被恶法所迫，逼入绝路，才铤而走险。是执法者违法才把良民和顺民逼成了暴民。据杨佳的律师谢有明说：杨佳表现出的较强法律意识令他印象深刻。 杨佳被警方制服后，立刻要求律师到场。说明杨佳对法律知识有一定把握。但是不是法盲的杨佳最后仍然选择了暴力，说明他对以法律手段讨回公道感到绝望。以前发生的山西省农民胡文海枪杀14人，枪伤3人一案。也是胡文海在法律诉求屡屡碰壁后被逼走上暴力的。为了检举村干部的贪污， 胡文海从镇、区、市一直举报到省，但都没有结果。[color=Red]胡文海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说：“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哪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旁听席上爆发出热烈掌声。[/color]

[color=Blue]5. 在中国只有极端事件才能促进变革

中国社会有制度性的弊病，缺乏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社会的进步和恶法的改革往往要极端事件的发生才能促成。大学生孙志刚被殴死亡案促成了收容制度的改革。 农民工王斌余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走投无路的王斌余杀死包工头和其他三人。此案发生后，社会上才对拖欠民工欠款有所重视。瓮安县的民变事件造成了县太爷们的丢官。也许这次杨佳案能促成中国政府对警察滥权，警察暴力有所约束。但为什么总要发生重大伤害事故后，才能引起对弊病的改革？这是制度问题。没有监督，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民主选举，就缺少渐进改革的促力。所以只能等到矛盾激化爆发，酿成血案。[/color]

(ZT ONLINE)

[size=5][center][b]贺龙元帅的两把菜刀和杨佳的两把小刀[/b][/center][/size]
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是无数人津津乐道的英雄往事。这次革命行动的经过是这样滴：贺龙两把菜刀起义发生在一九一六年三月。一共二十一人参加（包括贺龙为二十二人），有贺龙、贺勋臣、贺占卿、韦寿云、韦敬斋、韦寿卿；杜家山的谷绩廷（贺龙的大姐夫）；王家坪的王占标、王金门、王云洲；枫坪的屈云成；泉峪的吊疤二老（名字真可爱）、李月芝；还有邹玉卿、孙湘廷、侯春之、彭栋庭、田子荣、阮凤吾；大庸的陈新之、陈玉清；永顺的李大爷（大概是无名英雄）。

芭茅溪盐税局，位于桑植与鹤峰的交界处，是桑植县设立的一个盐税关卡，共有武装兵警十二人、十二支毛瑟枪。当时收税的比例很高，贺龙赶骡子做走私生意时，就曾受够了这个局的敲诈勒索。老百姓对这个税局无不恨之入骨。

一九一六年三月十六日，贺龙邀约谷绩廷、韦寿云等二十一人，到洪家关商议准备起事—强抢税警的枪，有了枪就谁都不怕了。大家公推贺龙为首，首领定了，贺龙就安排人弄来四把油纸伞，伞外面缠上布，伞里面灌上桐油，做成火把，以备攻敌时用。再命韦寿卿和侯春之二人提前出发，执行侦察任务。一切就绪，贺龙、贺勋臣和韦敬斋三人各持一把菜刀，韦寿云和屈云成各拿一柄单刀，其他人都别上“小签子”（匕首），众人趁夜从樵子湾出发，急行军九十里，到达芭茅溪。

此时，还是四更天气。先行侦察的二人前来报告：“盐局里的兵有的吃鸦片去了，有的嫖女人去了，剩下的五六个都睡死哒！”贺龙一听，大喜过望，即命贺占卿等九人在外面担任警戎，自己带其他人担任主攻。当贺龙等人悄悄摸进镇子时，见盐局大门关得死死的，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贺龙知道大功即将告成，于是吩咐点起四支火把，招来韦敬斋等三个学过武的，准备破门强攻。贺龙四人先是后撤几步，再侧身猛进，一齐用肩朝大门撞去。只听轰地一声，大门里倒，贺龙四人也一起随倒塌的门板滚进屋里。

在破门之前，盐警队长姜玉清已被惊醒，知道有情况，马上持一根齐眉棍，急急走出卧室，当门倒人进时，敌队长即从耳门边朝地下滚来的人影一棍扫去。韦敬斋眼疾手快，见棍来得凶，顺势接住；贺龙更快，跳起来一挥菜刀，就结果了敌队长的命。紧接着，贺龙又带人冲进盐税局李局长的房屋，一面把八支毛瑟枪掳了，一面把敌局长从床底下拖出来，喝问另四支枪的下落。敌局长早已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哆哆嗦嗦地用手朝楼上一指。贺龙等人明白，转身只扑楼梯口。

这时，楼上的四个兵警正乱作一团，枪也摸不上手了，有的一个劲地往上抽梯子，有的顺手操起木椅扑打接近楼口的义军，并接连打伤了两名人员。贺龙见不是头，以呼应配合，一步跃上王占标的肩头，大吼一声逼上搂口。敌兵见了，未等贺龙纵上楼，就一椅子砸来。贺龙临危不惧，将身子一矮，举手用菜刀一拨，挑开来椅，长身反手一刀，砍断了敌腿，再抓住楼口，纵身跃上，欺身上前再补一刀，把那个顽抗的敌人砍死。贺龙上楼后，韦敬斋等人也迅速跟进，楼上的另三个敌兵见了，吓得忙不跌地交枪投降。

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只用几分钟就结束了。这时，天还没亮，贺龙义军用雨伞改制的四支火把，将盐税局的满院照得通红。

镇子上的百姓听见响动，看到火光，以为是盐税局失火了，纷纷奔走相告跑出来看热闹。贺龙当着众百姓的面，命敌李局长把局里所有的帐本、文件都搬出来，放在天塔（院子）里一火烧了，然后带领队伍安全撤离。自此贺元帅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奠定了当元帅的基础，也造就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前身。

光阴似箭，时光轮回，92年后的7月1日上午9时40分许，一名来自北京的年轻人杨佳携带了匕首、榔头、喷雾剂、防尘面具等，持刀闯入闸北区一的豪华宏伟的综合办公楼，在大楼门口先点燃并抛投了8个用啤酒瓶自制的燃烧瓶，大门保安看到后迅速上前制止，遭杨威胁并被其用携带的匕首刺伤。随后，杨冲入办公大楼，在底楼大厅和闸北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值班室用匕首刺伤4名正在办公不及防备的民警。之后，杨又先后窜至10楼、11楼和21楼，在几个不同的房间内趁民警不备，用匕首刺伤5名民警。闸北警方接到大楼门卫报告后，迅速指令特警实施围捕，最终在21楼将杨抓获。

杨佳去年10月长假到上海游玩时，在闸北的上海火车站一带租用了一辆自行车，却被闸北分局民警认为涉嫌购买赃车，以盗窃自行车的罪名对他进行了审查。据了解，杨佳租用自行车为“黑车”，是被人偷盗后转卖的车辆，作为一名普通租用者，杨佳与其并无瓜葛。
　　　　
当时闸北分局的民警用了他们习以为常的手段对付杨佳——一顿痛殴。闸北分局民警后来发现杨佳的确没有参与偷车，只是租赁了自行车而已，很快就释放了杨佳。然而杨佳在被拘留的期间，警察对他很是“照顾”，常常拳打脚踢，杨佳出去后身体常感到不适，就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一个惊愕到难以接受的事实：他的性器官受到损害，以后将无法生育，杨家要绝后了！
　　　　
杨佳很快到闸北分局去讨说法，鉴于有医生证明事实明确，杨佳的态度又十分强硬，闸北分局同意赔偿1.5万元私了此事。但是杨佳认为赔偿太低，坚决不同意，他三番四次去闸北分局去闹。对这个外乡人闸北分局根本没有耐性，对杨佳开始不理不睬。据知情者透露，事发前一个月该分局领导还曾经威吓杨佳“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起来”、“一分钱都不会赔偿”，双方尖锐的矛盾根源由此而来。

面对闸北分局的抵赖和威吓，杨佳感到绝望，他曾经在网上试图寻找用“枪”来实施报复行为，后因种种原因，没能得逞。6月8日东京秋叶原发生街头杀人事件，给了他一个很重大的启示，他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效尤。
　　　　
杨佳去过闸北分局多次，对闸北分局的作息时间和周围环境十分熟悉，他精心策划了一番：先用汽油弹引开保安等警卫人员，然后进去带刀行凶。事实证明，他的计划很有实效。然而他没有杀妇女和年轻警察，也许是出于义吧。
　　　　
不同于贺元帅的人多势众，杨佳孤身一人，报定了必死的信念也要为自己讨个说法。对那些阳具功能健全却麻木萎缩的人来说，很是让人唏嘘。杨佳出刀（看图片应该比贺龙菜刀要小）的速度和准确度让人难以置信，拥有数千人和无数枝枪的闸北警局他竟然如入无人之境。瞬间捅杀十人，毙其中六人，这个刀法纯从技术上讲，真的是登峰造极了。杨佳的下场无须置疑，一定会被处以极刑，而且不太可能追认为烈士（贺元帅的下场似乎也不好）。可是对这种抱定必死信念的猛士，杀了他有什么效果呢？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对于中国政府和执法机构来说，从北京城管队长被割的脖子到苏州常州非法拆迁人员被砍的脑袋，直到今天的杨佳血刃，他们没有任何进步！

[color=Blue]的确，那些被杀的警察有些是无辜的，贺龙元帅杀的税警队长姜玉清就该死吗？姜队长不过代表政府收了些税，可能兢兢业业了点（比今天的城管和土匪公安要好多了），招人忌恨。但他看见暴徒袭击的时候，也就是拿棍子抵抗，他有枪啊！！　[/color]当上海警察到北京截访，在徐家汇暴打拆迁户、威胁维权律师郑恩宠性命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会有杨佳这种人活在世上。以为13亿人都是大大地良民！上海警察—全国警察都觉得自己有枪，有枪就是王。

“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这个道理在革命故事里听过很多次，无数革命先烈就是受到这种“革命”信念的鼓舞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路见不平拔刀而起的革命前辈基本上后来都贵为王侯。逐渐这些王侯也变得暴唳无常、鱼肉乡里、鸡犬升天。看到上海常委吴志明（江泽民的外甥）这次出现义愤填膺的声讨杨佳，使我联想到踢球的高太尉声讨林冲（起码人家还会踢球啊！），这位18年前的扳道工吴师傅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做“太尉”的日子吧。水浒说的官逼民反，就是这么简单再次出现！上海且如此，贵州能好吗？吴志明这种人的发迹在当代多有现实代表意义，只是中国有勇气铲不平路、管不平事的人，比贺龙元帅的时代少了很多。即使贵为天子丞相的胡温也没有勇气拿下这个江的爪牙。乱世出英雄，现在的喝血盛事似乎有点难自圆其说。

[color=Blue]杨佳的行为向这个社会做了一个很突出的示范（对法制建设是一个毁灭性打击），使我们的道德、法制教育的标准和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不过在宝马撞人案公安部的鉴定出台后，中国当代的司法公正就已经彻底死了。过去的60年我们的党混淆了太多的是非标准，而且还捂住我们的眼睛堵住我们的耳朵，尽量让大家弱智一些。我们的党竭力褒扬贺龙元帅的两把菜刀、毛委员的农民运动，镇压完无辜的地主再清算民族资本家（你自己还要大声叫好）。甚至哈马斯的妇孺人肉炸弹我们也暧昧的说那是事出有因，不应该完全否定（人肉炸弹的死者难道不是无辜的吗）。911的喜讯更是传遍祖国大地，无数英雄年少恨不能自己变成驾机的阿塔或神勇的本拉登。对要独立的台湾85%的中国人认为可以使用核弹，广场的学生、汕头的农民…人性的泯灭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度。侍强欺弱更成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当然反抗是万万不可以的。杨佳的智勇双全的壮举（没有赞扬的意思），给那些饱受冤屈、走投无路的访民和弱势者指出了一条不归路，和那些人肉炸弹一样的路。如果政府不从根本上面对现实社会，关心弱势群体、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发展民主法制，“杨佳”还会更多的（看看网络的评论就知道）。[/color]

这个案件是个悲剧，无论是对伤亡的警察来说（土匪公安也许会消停几天），还是对杨佳来说，甚至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个悲剧，希望我们的政府不要再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要缔造和谐社会，消除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也迫在眉睫。

网友评论：

— 不知道他是否受过特种训练。一般人用刀，绝大多数也就是捅、砍、劈、刺，无论那种，都需要时间，对于训练有素的警察，这期间足够他们拔枪无数次了，加上瞄准，足够开枪，只要中一发即可停止犯罪，致少可保住一条人命。　　而我们看到的公开消息是先纵火、再捅伤保安，然后再进入警局刺杀的，这个过程对于警察来说预警时间足够了，但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居然成功了，连续刺杀十名警察，可见此人的军事素质非同一般，如果把他说成是中国的另类兰博，也不为过。　　

— 从刺杀的规模和速度上看，此人几乎是武林高手，面对众多的警察，时间上不充许他浪费时间和刀次，几乎只能是一刀一人，致于是否致命，全看落刀瞬间的位置和变化，疑犯应该使用了抖腕、变径等瞬间刀法，比如，打过CS的都知道开火时要压枪，进刀时也是同一道理，直进直出，除非捅中心脏，否则很难毙命，如果进刀或退刀时加上抖腕、变径等动作，则可以倍增刺杀的效果。

— 只杀猪是练习不出这种实战的刀法的。

— 怀疑这位大侠花了相当长时间练习特种兵级别的格斗。

— 这种一刀制敌的刀法，没有任何花招，只有付红雪和兰博，这样经常玩刀的人才能练出来。

— 此人一定有深仇大恨，或极大冤屈。因他这次一个女警都没有伤，而且其有老母，说明对其母亲感情很深，不被逼到极致，不会致自己老母于不顾。

— 落魄江湖深藏不露甚有孝心饱受屈辱的绝顶高手。　

— 他身上为什么没有血迹？？？　　　

— 杨佳顺天府人，少游侠，斫翻松江府捕快十人毙其六。勇冠绝论。

— 杨佳，顺天府人也。少习武，善刀技，虽数十人不得近身。及长，武举不中，遂愤而离乡，负刀游走天下。一日经松江府上海县，乏甚，乃借人车马。其间言语不和，乃告其盗，衙役捕之。初，自以清白，随到公堂，而差人戏辱之，怀恨不已。出则于县衙门外施火，乘乱翻墙入，拔刀砍杀。重重围之，亦无惧色，刀法身形皆不乱。东荡西决，南冲北突，先后斫翻十余人，毙其六。终赶路竟日，饥渴疲惫，力尽而伏。众不敢前，恐其有诈，围之良久。总捕头张某立赏格，方有胆大者近而锁之。犹笑而言：若非力疲，尔等鼠辈何能为？时人谓：夫官差皆得此辈，虽盗跖横行亦何惧哉。

[center][ZT online. Thanks][/center]

中国的警察鱼肉百姓，这是事实，但不能这么说：“从杨佳袭警一事可看出，中国的
警察是多么的腐败。”美国人持枪复仇，袭警、行凶杀人的案例不也是很多吗？

在中国，不服处罚而殴打警察的事件也很普遍。如果违反了交通规则，有几个人会
老老实实地接受警察的处罚，而不做任何形式的反抗呢？不是经常看到，街头衣着
时髦的女郎左右开弓，在扇警察的耳光吗？在美国，你敢吗？

那个社会不是法治社会，人民(政府和老百姓)没有多少法治观念，道德水准不高。
当遇到矛盾时，人们倾向于采取武力冲突，而不是通过文明协商妥协或诉诸法律的
方式去解决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里充满暴力的根本原因。

自己就这么一个素质，但都喜欢埋怨别人。过它几百年，等埋怨太多、太深了，花
上几十万、几百万人头颅的代价，把政府弄个底朝天，欢天喜地一阵子，然后接着
埋怨。。。。。。

这个民族聪明吗？

美国有警察滥用权力现象，问题很严重，公众很关注，于是就产生了大量有关纪实
报道和“兰博”等揭露影视；美国军队有强暴女兵现象，于是就有了“将军的女儿”
等深刻揭露电影。美国的所有黑暗面，都有与之相抗衡的揭露打击渠道，用一句Ｇ
ＣＤ喜欢说的话：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有光明。

中国具有的所有丑陋现象，美国或多或少也都有。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有相对完
善的对丑陋的制约机制，简单说就是弱势群体总有说理的地方。而中国没有这些，
中国没有草民百姓说理的地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最后只剩下或是忍辱负重
或是鱼死网破两条路。

Originally posted by [i]Armstrong[/i] at 2008-7-7 12:58:
中国的警察鱼肉百姓，这是事实，但不能这么说：“从杨佳袭警一事可看出，中国的警察是多么的腐败。”美国人持枪复仇，袭警、行凶杀人的案例不也是很多吗？在中国，不服处罚而殴打警察的事件也很普遍。如果违..

[size=5][center][b]上海警方披露闸北袭警案详细经过[/b][/center][/size]
上海警方今天7月7日上午10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闸北袭警案发生经过和前因后果作出详细解答。据警方介绍，此案犯罪嫌疑人杨佳，男，1980年8月27日生，汉族，北京市人。中专文化程度，未婚，无正当职业。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杨佳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上海市公安局网站报导，2007年10月5日晚，杨佳骑一辆无牌无证自行车途经闸北区芷江西路普善路口时，闸北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盘查，因其拒绝出示身份证件和提供所骑自行车来源证明，造成市民围观、影响交通，被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在查清杨佳真实身份及自行车是租用等情况后，尽管杨在盘查询问过程中一直不予配合，且多次辱骂民警，阻碍民警正常执法，但民警还是对其进行耐心教育后予以放行。

事后，杨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并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无理要求。闸北分局督察支队经过认真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督察支队两次赴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但杨均不予置理，还决定采取极端手段报复闸北公安分局民警。

今年7月1日上午9时40分许，杨佳携8个装有汽油的啤酒瓶，在天目西路警车停放处摔了2个啤酒瓶(未燃烧)，在大门西侧三四米左右的花坛处投掷了5个瓶子并燃烧起火。保安见状后，立刻前往制止并组织救火。杨佳又向保安扔出1个啤酒瓶，并趁保安救火之隙，右手持一把单刃刀具（一把长十几公分的单刃剔骨刀，非常锋利），头戴防尘面具，腰间挎一腰包(内有榔头、催泪瓦斯喷雾器、登山杖等物)，由闸北分局便民服务通道窜进大楼。

进门后，杨佳看见保安顾建明正在打电话，即上前用刀柄猛砸其头部，造成顾头部裂伤，缝合4针。随后，杨佳一手持刀，一手持催泪瓦斯在底楼大厅过道和治安值班室等不同处，先后分别袭击了正在工作的民警倪景荣（47岁，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方福新（50岁，治安支队）、张义阶（56岁，治安支队）、张建平（47岁，北站派出所）。4位民警猝不及防，失血过多倒地身亡。

经法医鉴定，民警张建平左肩创口达21厘米；左胸创口达13厘米、右胸创口达18厘米、右腋创口达7.5厘米，3处刺伤深及胸腔；民警方福新左胸创口达16厘米并贯穿左胸左肺；民警张义阶左腋创口达11厘米并深达胸腔、左手左膝均有被刺伤口；民警倪景荣左颈部砍伤达9厘米且颈动脉、颈静脉多处血管破裂。

9时42分，110指挥中心接到报告，立即发布调警指令，指令北站派出所、分局就近GPS巡逻车和特警支队民警立即进入大楼搜捕，并通知相关部门，同时通知“120”救护车到现场救治受伤民警。这时，杨佳已从一楼窜入南侧消防楼梯爬上9楼，遇上民警徐维亚（48岁，交警支队），杨持刀向徐发起突然袭击，徐维亚全身多处被刺倒地，左面颊创口达14厘米、前额创口达5厘米；右胸及腹部多处刺伤，其中右乳下至剑突处创口18厘米、剑突至脐处28厘米；右肘关节创口8厘米、右膝关节创口12厘米，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随后，杨佳从消防梯窜至10楼，遇民警王凌云（27岁，交警支队），举刀刺王，王凌云右肩部和右胸部等处受伤。接着，杨佳窜上11楼，遭遇民警李珂（49岁，科技科），他对着李珂连刺数刀，李珂胸腹部受到重创，右胸创口达5厘米、右腋创口达8．5厘米、右胸创口达2l厘米，上述3处创口均深及胸腔：左手拇指和食指分别划伤，后因伤重不治身亡。

此时，杨佳返回消防楼梯跑到21楼，在2113办公室门口刺伤正在等电梯的督察支队民警吴钰骅。吴钰骅受伤后一边高声呼叫提醒同事注意，一边返回办公室寻找反击武器。正在室内工作的督察支队民警林玮和李伟见状立即起身准备围捕。杨佳闯入办公室挥舞着匕首冲向林玮，林玮顺势操起办公椅奋力抵挡。隔壁纪委监察室主任孔中卫闻讯冲了进来，奋不顾身上前抱住杨佳。

孔中卫、李伟、林玮、吴钰骅以及随后赶到的督察支队副支队长陈伟、民警容侃敏、纪委干部黄兆泉齐心协力，用办公椅将杨佳牢牢顶在了墙角边上，夺下其手中的凶器，给他上了手铐。携枪开展搜索的特警队员此时也赶到现场，配合将凶残的犯罪嫌疑人制服。

根据杨佳交代，专案组专门调取了2007年10月5日民警盘查工作时所携录音笔及派出所监控录像的音像资料，证实杨在接受盘查时拒绝配合民警工作、态度极为恶劣，到派出所后大声辱骂民警，并不断拨打投诉电话谎称遭到民警殴打。而派出所民警当时执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程序，执法行为正当。

案发后，警方经调查了解到，今年6月12日至23日，杨来沪居住在距离芷江西路派出所仅20米的某旅馆，并使用望远镜观察派出所情况。6月26日其再次来沪居住在闸北公安分局附近的某招待所。期间，他购买了催泪瓦斯喷雾剂和单刃刀具、榔头、登山杖、防尘面具、橡胶手套、打火机等物。

7月1日上午，杨佳携带上述作案工具窜至闸北区政法办公大楼，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行为，致6名公安民警牺牲，3名民警和1名保安员受伤。杨佳对以上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交代，他点燃燃烧瓶目的是“想把此事的社会影响搞大”，戴上防尘面具和橡胶手套是为了防止催泪瓦斯伤到自己。

附：上海市公安局就袭警案公布的“答记者问”：

问题一：请介绍一下2007年10月5日的民警执法经过？另有传言称犯罪嫌疑人杨佳曾被殴打致残，丧失生育能力，是否属实？

答：2007年10月5日晚20时30分许，杨佳骑自行车途经闸北区芷江西路普善路口时，被设卡民警发现该车无牌照，便让其停车接受检查，经查，该车还没有钢印，但是杨佳拒绝出示身份证件，也不愿意将所骑自行车的来源证明提供给民警。期间，杨佳始终骑在自行车上，拒不配合民警正常执法，整个过程持续了近40分钟，引起群众围观。21时10分许，民警将杨佳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到所后杨佳仍不配合。

期间，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接杨佳投诉后派员到派出所了解情况。经教育后杨佳的情绪稍微稳定后，民警一边做笔录，一边向租车公司核实，在确认杨佳的自行车确系租用后，杨佳即骑车离开，并于次日返京。

此后，杨佳多次投诉执法民警。2007年10月16日，闸北公安分局派员专程到北京，上门走访了杨佳及其母亲，与他们进行了沟通和法律解释。杨佳及其母亲向闸北公安分局提出对事发当晚的责任民警予以开除公职的处理，并赔偿他们精神损失费。民警向其耐心解释了有关执法依据，但被杨佳当场拒绝。

今年3月15日，闸北公安分局第二次派员到北京，上门走访杨佳，再次说明了有关情况。此后，闸北公安分局未再就此事接到杨佳的投诉，直至今年7月1日案发。通过这个过程的介绍，我们可以说，2007年10月5日对杨佳的盘查询问过程是依职责公正文明进行的，尽管杨佳对这件事提出无理要求，上海公安机关仍尽力做好解释工作。

关于犯罪嫌疑人杨佳曾被殴打致残，丧失生育能力的说法纯属造谣。7月6日晚，经过我局缜密侦查，在外省市警方的大力协助下，已在苏州成功抓获制造“警察打伤杨佳生殖器”恶性谣言的犯罪嫌疑人郏某。郏某到案后交代，其在网上看到闸北袭警案的报道后，为扩大自身在网上的影响，故意编撰了所谓“杨佳在被闸北分局留置盘查中遭殴打，致使其生殖器受损，无法生育，故而报复杀人”的谣言，从而引发了网上的大范围传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目前，案件进一步侦查中。

问题二：市民很关心为何一名持刀歹徒闯入办公大楼，能造成如此重大的民警伤亡，为何毫无防备，请问原因何在？

答：第一、凶手精心预谋、携带利器，民警在不同地点、毫无防备、赤手空拳；今年6月26日，杨佳抵沪后购买了刀具、催泪喷雾剂、防尘面具、榔头、登山杖、橡胶手套、打火机、汽油等物品伺机作案。杨佳所持的凶器是一把长十几公分的单刃剔骨刀，非常锋利。

杨还交代说，其购买防尘面具和橡胶手套的目的，是考虑到使用催泪瓦斯时有可能会伤到自己，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发现犯罪嫌疑人杨佳事先对整个作案过程有过详细的思考和精心的准备。

反观遇害民警，在案发时或在埋头工作、或在等电梯、或在楼道中经过，当时是赤手空拳、毫无准备、面对突然袭击，措手不及。

根据现场勘察的情况看，本案中遇害民警当时所处的位置分散在不同的地点，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赤手空拳，近距离的遭遇凶手。在一楼遇害的4名民警，当时分别在办公大楼，底楼接待大厅和闸北分局治安支队值班室内工作，先后遭遇凶手。另2位遇害民警分在9楼、11楼的过道拐角处遭遇凶手。

第二、案发地大楼的布局特点；该大楼有3处出入口，呈插花分布，楼内有闸北区多个部门办公，包括信访、身份证拍照、受理，治安受理等，各部门办公场所楼梯、过道狭窄，死角多，拐角多，在办公区域之间出入没有门禁等物防、技防、人防设施，为犯罪分子隐蔽提供了便利。

第三、这栋楼既是行政办公楼，又是便民服务窗口；该大楼的第一、二层属于综合接待受理窗口，该区域与其他楼层之间没有采取物防、技防等分隔措施。既方便了群众快速地到各接待窗口办理事务，同时，也容易使犯罪嫌疑人流窜且隐蔽作案，不易被发现。

第四、凶手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经检验，遇害民警均系失血性休克死亡。受伤部位大都在颈部、胸部、胸腹部等要害部位，凶手用该锋利刀具一次戳刺造成的创口，就在在8.5～28厘米之间，创道深及内脏，手段极其凶残，完全不计后果。

问题三：近期上海接连发生了几起恶性案件，目前的上海社会治安形势如何？上海公安机关是否有能力确保奥运会的顺利召开？

答：近年来，上海警方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实施了严厉打击和严密防控，有效确保了社会治安总体局势的持续稳定。上海年刑事案件发案数基本稳定在13万起左右，其中绝大部分（占总量的80％以上）是侵财类犯罪案件，而一些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的恶性案件发案总体较少，在全国也始终处于较低水平。

与此同时，警方运用科技手段开展侦查破案的能力迅速提高，总体破案率已经接近40％，特别是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大部分都能得到侦破，如命案的破案率近年来始终保持在90％左右。从2008年上半年以来的情况看，刑事案件总体发案率比去年同期下降3.4％。

近年来，本市公众安全感调查总体评价持续保持良好状态。这些情况表明，当前本市社会治安状况总体是好的，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的能力也得到了市民群众的普遍认可。这是一起突发案件，启示我们对执法环境严峻性、社会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即使是在治安形势持续良好的情况下，也应当对各种社会治安隐患保持高度的警惕。这个案件说明了公安机关既要充分做好便民利民服务，也要进一步完善技防设施。

尽管发生了这起案件，但我们对维护上海社会治安秩序稳定，保障城市安全，并对做好奥运安全保卫工作充满了信心，目前市公安局已为奥运安保制作了详细的预案，并进行了多次演练，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参战民警士气高昂，将全力以赴作好奥运安全保卫工作。

问题四：案件发生后，上海市公安局将采取何种措施改进自身的安全保卫工作？

答：闸北袭警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安执法环境的复杂性、尖锐性。案件发生后，市公安局已进一步加强了门卫安保、窗口防范、技防建设、应急增援等内部安全防范措施，进一步落实了安全责任制。同时，我们还积极协调、加大投入力度，改进部分存在薄弱环节的公安机关的内部防范措施，确保全市公安机关内部安全防范设施的整齐划一。

问题五：警方对这起袭警案件有什么看法？

答：事发几天来，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对公安工作一直十分关心，特别是市委、市政府领导直接听取情况汇报，看望受伤民警、慰问牺牲民警家属，给全体公安民警以极大的鼓励。上海公安全体民警在为失去战友痛心的同时，将不忘担负的责任，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法为民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严肃执法的原则，坚定不移地贯彻从严治警的方针。不退缩、不犹豫，一心一意地维护好上海的社会治安，一心一意地做好当前奥运安保等各项工作，尽全力将上海打造成最安全的城市。

在此，我也想说，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是公安机关的神圣职责，人民警察执法受法律保护，任何公然挑战法律权威，以暴力、威胁等方法损害民警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处。

[size=5][center][b]“英雄”杨佳的诞生是法治缺失的悲哀[/b][/center][/size][center]杨宽兴[/center]
2008年7月1日，北京市民杨佳闯入上海闸北区政法大楼，用一把西瓜刀袭击大楼保安和闸北区公安局工作人员，造成6人死亡、4人重伤，整个过程只持续几分钟时间，但这短短的几分钟便意味着一场巨大的悲剧，对相关的十一个家庭来说，这几分钟便是无法挽回的伤痛。

而这场悲剧发生的诱因，竟只是一辆自行车引起的纠纷，此中原委已广为人知，不需赘述，唯一没有结论的只是杨佳在被闸北区公安局抓捕后遭受了怎样的对待，有传言说杨佳被关押期间遭受警察殴打虐待，因而失去了生育能力，此后杨佳向闸北区公安局投诉，要求获得30000元赔偿未果。这一消息尚未得到权威证实，但从上海警方迟迟不作回应的表现来看，传言具有相当的可信性。

杨佳案发生在贵州瓮安事件之后仅仅三天时间，和瓮安事件一样，杨佳案立即引发了网络舆论的轩然大波。纵观舆论声音，对杨佳的行为一片叫好，“少侠杨一刀”、“好汉”、“勇士杨佳”、“当代贺龙”、“向杨大侠致敬”、“杨大侠怒杀恶警”这样的叫好声仿佛是在迎接一位杀敌立功的勇士，质疑和谴责杨佳的声音反而弱到极点，象一粒灰尘淹没在一片叫好声中。

显然，这是不正常的，如果说警察对杨佳殴打虐待导致其失去生育能力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杨佳因此而对警察大开杀戒同样令人难以接受，就算这些警察全都是杨佳人身伤害案的参与者，他们也罪不至死，而且，惩罚应由法律、而不是杨佳式的“快意恩仇”来实施。

可是，在我作出这一表述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根据现实生活的一般经验判断，杨佳并没有能力借助法律实施对侵权者的惩罚，在一个非民主的体制下，弱小的杨佳根本没有能力与强大的闸北区公安局较量。如果他不毅然出刀，他的冤情就难以有赢回公道的机会（据说闸北区的领导曾对他说：“一分钱也不给，再闹把你抓起来”），甚至根本引不起社会的注意，面对枉法的国家暴力机器，如果杨佳不出刀，他只能象众多遭受权力侵害者一样忍气吞声，自认倒霉了事，或者通过漫长而艰难的法律诉讼或上访，消耗大量的金钱、时间，在郁郁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因此，简单化地指责杨佳毫无意义。无论媒体如何含沙射影地指杨佳几年前被山西警察殴打后拿到了几万元赔偿，还是杨佳与邻居的关系紧张，都无法否认杀人之前的杨佳是一个守法公民，都无法否认上海闸北区警方侵权行为的恶劣。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指责杨佳滥杀无辜，但杨佳只需要用一句话就能让全社会成员哑口无言：“在7月1日之前，你说我能用什么方法讨还公道？”

我承认，我回答不出。我曾与一些权利受侵害的当事人接触，非常了解他们哭告无门的处境，而且有些当事人亲口对我说过其杀人报复计划，那时候，我都感到自己劝阻的语言是那样无力。

由于这样的无力感，曾经不下一百次地问：中国，你究竟怎么了？我们毕竟是一个有法律的社会，而且，除了法律之外，也存在很多理论上的行政和社会救济渠道。但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在现实中往往都是一纸空文，当民众遇上与权力的严重对立时，他几乎不可能借助这些纸上的东西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我干脆把“几乎”这两个字去掉，这样可以更好地体现弱势民众的无奈与绝望——是的，他不可能借助这些纸上的东西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也就是说，如果杨佳不用他的西瓜刀制造恶性轰动事件，他和他的冤情一样，根本引不起权力的注意和关心，更不要指望法律还他公道，而如果把杨佳的名字换成你、我、他，当我们遭受侵害时，状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除非你或你的家人朋友中偶然有一个权势人物。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普遍状况：有法律而无法治。当官权蔑视法治的时候，民间也失去了对法治的信任。如果说杨佳的滥杀表明了他的现实绝望，那么，网民为杨佳的叫好是因为他们深知自己同样可能面对杨佳式的现实绝望——你同样可能去上海或另外一个城市旅游，你同样可能合法地租一辆自行车骑着上街游玩，你同样可能被警察当作犯罪嫌疑人抓进班房……官权过于强大，民权过于弱小，有时候，除非采取非理性的行动，你还真地就讨不回来公道。这使得中国人无法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而丛林规则的首要含义就是暴力至上。当城管一次次打死小贩、黑社会成员一次次打死被拆迁人的消息传来，谁还能让我们相信法律是可以依靠的？谁又不会在心中涌起一些对暴力的崇拜？！

杨佳被网络舆论视为“英雄”不是偶然的，早在几年前的山西，一个叫胡文海的农民就用最后的法庭陈述说出了小民的无奈，在他被枪毙之后，那种视死如归的慷慨发言仍在网上四处流传，胡文海由此成为很多人的崇拜对象。和胡文海一样，杨佳做了许多被侵权者想做而没敢做的事，胡文海、杨佳与一般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有行动的勇气和能力，让一般受侵权者通过这样的报复事件想象性地获得了一些心理补偿——杀人者是冲着强大无比的官权去的！

官权对民权的侵害之重，官民对立的程度之深，于此可见一斑。我想向权力发问：这样的疯狂报复和对报复行为的一片叫好声还不够清楚地说明问题吗？

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大都由官权侵害民众、民众无处说理引起，漫长的皇权时代，民变和起义此起彼伏，很少有哪一个朝代不受其害，多如牛毛的侠客小说便是民众暴力复仇心理的反映，一旦这样的暴力行为被艺术化，除暴安良的形象便会战胜法律的正义而成为民间的图腾，相对于杨佳的滥杀，武松怒杀张都监家人的行为更加恶劣，但武松仍是万民期许的英雄，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无权者的小民往往更在意事件的肇因，而不是反抗行为是否超出了同态复仇的限度，这是法治不障的恶果。要从根本上终结这种暴力崇拜，必须确立法治的最高地位，从官权和民间两方面改善社会生态，尤其是占据主动权和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权力体系，应首先迈开尊重法治的第一步。

那手中握着无可挑战的权力的人，请制止权力对暴力的迷信和官员对民权的肆意侵害吧，而如果你无力约束官员的作为，至少，请以法治的力量给小民留下哪怕一条通往公正的羊肠小道，无论是诉讼也好、上访也好、舆论监督也好，总归，不要堵死受侵权者获得救济的最后一条路，要让它成为有效的渠道，而不是遥不可及的高空气球。

如果这样的路不能迅速被疏通，在杨佳、胡文海这种“英雄”形象的感召和鼓舞下，谁能避免“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局面最终出现？！

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做到。和杨佳案一样，近期频繁出现的突发事件也可佐证这一判断，杨佳的决绝和网民的叫好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官民对立的严重程度象地下的火山，随时都可能在某一点上喷涌而出。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法治何为？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中国再次走上治乱循环的不归路而无力改变什么吗？

中国社会的转型应是和平理性转型，必须最大限度地排除暴力在这一转型中的作用，但无论如何，这需要政府首先放弃对暴力的迷信，给法治以应有的尊重。

□ 《观察》

[size=5][center][b]“谁来保护警察安全”——央视在灌输什么主题？[/b][/center][/size][center]牟传珩[/center]
正当贵州瓮安民众打、砸、烧当地公安暴动事件震惊中外之时，中共诞生日（7月1日），上海又发生的恶性袭警案件。此案已造成6名警察丧生，被称之为中共史上最大暴力袭警案。新华网时政论坛有最新帖子透露：上海特大袭警案凶手曾被警察错抓、殴打，至生殖器官受伤，已被医院确诊失去生育能力，却得不到合理赔偿，因此被迫铤而走险。但官方称案情至今还在调查中。

正是在以上两大事件背景下，2008年7月3日晚，中央电视台以“谁来保护警察安全，专家建议增设'袭警罪”为题，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之口，重提一度引发争执的刑法增设“袭警犯罪”立法建议。主持人声称: 袭击警察何以如此嚣张，而且不断地加剧、升级，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对此，法律专家认为，社会各届应当树立尊重警察、保护警察、监督警察的观念，以成熟、理性的心态对待民警的管理、纠章和处罚。如果公民对公安机关及民警作出的处理有异议时，可以向公安督察部门反映，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法定程序和法定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本文之所以说央视借机重提“专家建议增设'袭警罪”，是因为早在2003年3月，王午鼎等35位全国人大代表就曾向大会提出议案，建议在《刑法》中增加对袭警犯罪的处罚条款。王午鼎等35位代表认为，目前，中国处罚袭警犯罪依据的相应刑法罪名主要是“妨害公务罪”，此罪的量刑明显过轻。暴力伤害或杀害民警的行为后果一旦发生，根据中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对罪犯只能以普通的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论处。对此，这位代表公然挑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荒唐地认为：这无疑是将代表政府执法的人民警察与普通公民等而视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是一个立法原则问题，在这个原则下，如果要为警察权益再设特别立法，无疑等于对侵害警察造成的法律后果要大于对普通公民侵害的后果，这将在原理上违反宪法原则。因此，王等的这个提案，旋即遭到社会舆论反驳。多数人认为：尽管警察在执行公务中越来越多地受到侵害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刑法中已设立了妨害公务罪，而且警方的权力过大、过滥。中国不是个民主国家，警察权力不受监督。说什么“中国警察是弱势群体”纯系颠倒黑白。当今中国的司法现实正如民间歌谣所称：“大公安，小法院，可有可无的检察院”。中国以警察为代表的大盖帽队伍，才是社会最强势的社会群体，还需要什么特设立法保护？如果再设立一个袭警罪，则警察权力更为膨胀，公民们必将动辄会面临警察“袭警重罪”的威胁，而警察则在袭警罪的保护下更加滥权妄为，酿成暴力袭警事件可能将会更多。如果真要如此为强化警察权益再立新法，公权与民权将更加失衡。

此据官方媒体报道，全国每天平均有9名警察遭遇暴力袭击受伤，这给设立袭警罪提供了数据支持。然而，全国平均每天又有多少无辜的百姓，被警察袭击受伤，甚至被打死？有人说这个数字会是警察受伤的数字的数百倍。但在官方的舆论封锁下，这类案件能曝光出来的仅是冰山一角，仅这些年来异见人士被殴打的就屡见不鲜。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到底每天有多少无辜百姓，因警察的滥用权力而受伤，还是一个无法核实、无法准确知晓的问题。如果某地发生袭击警察案件，公安部门会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披露，官媒也不经深入核实，就会偏袒性报道，而如果某地发生警察袭击公民的事件，则媒体报道大多噤声。否则，会受到从党政部门到公安部门和警察的干涉，或受到打击报复。因此，各地报纸大多对于发生在本土的警察袭击公民事件持回避态度，而只有外地媒体偶有报道，但又会受制于媒体不得跨地区进行舆论监督的纪律约束。因此，偶有漏网报道，也属十分不易。

东方卫视曾有新闻，说浙江台州椒江区交警大队大队长带领交警大队的四五十名交警，开着十几辆警车冲击当地的台州日报社，殴打《台州晚报》副总编吴湘湖致伤，而原因就是因为台州晚报刊出了一篇对他们不利的舆论监督文章。因此，媒体不敢对公安轻易进行舆论监督，百姓也只能在现实生活中感受警察执法的野蛮，而媒体多报道的是警察被袭。这种对于舆论的操控能力，正是公安警察作为强势群体的有力证明，他们拥有国家公权的庇护和各种资源的控制，百姓却一直处於无助、无奈的处境，谁是弱势群体，岂不一目了然了吗?

在如此信息不对称的警民冲突的大背景下，官媒只报道警察受伤数字，而隐瞒百姓受伤的数字，并以此为据，来做需要特别设立罪名单方面保护警察特权。这岂能服天下人心？那些大声疾呼设立袭警罪的专家们和央视，为何不呼吁一下“谁来保护公民安全？”和在立法上设立大盖帽“袭民罪”呢？因为借公权力袭民，理当罪加一等。如今央视仅仅凭公安一家之言，借公安院校教授身份发问社会“谁来保护警察安全”，这不是又一次在利用其强势地位与公共信息资源误导舆论又是什么？

如今中国，警民冲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袭警的深层问题到底在哪里？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政治问题和制度问题。眼下的所谓“袭警”问题的结论，都是公安机关单方给出的，因而并不公允。因为公安机关本身只是当事人一方，无法中立地作出判断；而央视宣传作为“党的喉舌”，传达的也仅是公安警察的一面之词，本来就没有什么公正性可言。当然“袭警”应当制裁，但“袭民”更是罪不可赦。上海发生的恶性袭警案，百姓追问的正是这起案件背后的真正诱发原因，即在上海公安刻意回避的“报复”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可见人的悲剧性成因。说实话，按照央视增设“袭警罪”的舆论误导套路走下去，让强势的警察更强势，让弱势的百姓更弱势，警民对立情绪会越来越严重，警察执法会越来越走火入魔，袭警事件不仅不会停止，且将越来越频发。如此以来，岂能找到警察与百姓的和谐与平衡？

还有，央视主持人说：“对公安机关及民警作出的处理有异议时，可以向公安督察部门反映，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法定程序和法定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问题真的如央视主持人所说可以依法解决，北京还会聚集那么多的访民？还会有那么多的官民对立？还会有那么多的“无直接利益群体冲突事件”？还会有那么多不惜以死相拚的暴力袭警吗？在央视看问题的逻辑里：是中国老百姓太混蛋了。这就是“谁来保护警察安全，专家建议增设'袭警罪”电视节目所要灌输给观众的主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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