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海人，没资格谈北京。二十多年前在北京上学留校，总共才三年，现在回来教书，也不过三年多。主持人一定要我来，拖到昨夜，胡乱写了一点，念完拉倒：

我于北京的所谓“文化记忆”，是从北京朋友那儿零星听来的。譬如1986年我与阿城在纽约的一次闲聊，可以说来大家听听。

他说起他一位中学同学的祖父，曾是大清国禁卫军的老兵丁。这位老兵丁对孙子说，他在紫禁城城门口站岗，皇帝出巡，兵们就齐声高叫：

吾皇万岁！吾皇万岁！

老兵丁当上禁卫军那年，十八岁，光荣极了，那时已经有照相馆，他就特意穿着全套军服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当胸绣著斗大的“勇”字。不久大清帝国灭亡了，可是老兵丁一直珍藏著自己光荣的禁卫军照片。解放后，这枚照片不能挂出来，老头子还是珍藏著。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抄家，这枚老照片当然被抄没了。老头子实在受不了，怎么办呢，他就顺著胡同摸到红卫兵聚集的一处院子，看见许许多多抄家物资堆在院子里，准备一把火烧掉。老头趁个空子溜进去，居然找回了自己的照片，揣在怀里跑回家，一路庆幸，高声叫道：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阿城还认得从前宫里的老太监，老太监有自己的“文化记忆”。譬如皇帝幸临宫女，是夜里点了牌子，宫女脱光了，由太监扛进皇帝的房间。这些情节，我在李翰祥导演的清宫电影里看见过，可是据老太监亲口对阿城说，皇上行房，太监们围著伺候，到一定的时辰，太监会跪著提醒：

皇上注意身体！皇上该休息了！

又譬如琉璃厂，如今还在。阿城说，在他小时候，也就是50年代初，许多店铺的后院房内还雇著不少穷文人专门抄写文物文件，写一笔好字，一千字的工钱，好像是一两毛钱。

这些细节，在我这上海人听来，真是有意思极了。可是北京朋友中，似乎也就阿城格外知道、格外留意这类事，其他北京朋友的“文化记忆”，十之有九可就是解放后的新北京了。

譬如刘索拉说起她的高干朋友们，有些关节我就不能立刻听明白。譬如索拉说王朔是“军区大院儿的孩子”，说起她自己，却说“咱们是胡同里长大的”。什么意思呢？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她的亲叔叔是鼎鼎大名的刘志丹──我终于明白了，就因为刘家官位高，所以进城后分配的住处是胡同深处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

我记得1978年来北京上学，有一天在哪座楼顶上往下看，看见一户完整的四合院正在大装修，雕梁画栋，油漆一新，一打听，说是刚任命的文化部长黄镇同志马上就要搬进来。

上个月有朋友在鼓楼附近一家“竹园”宾馆请吃饭，进去一看，好气派，亭台馆榭，古木繁花，一打听，原来是康生的旧宅，昔日的王府，早先的主人，曾是有名的小德子与盛宣怀。

再譬如老同学吴尔鹿，八年前在国子监街买下了自己的四合院，种满花草，给我讲起北京老四合院的说法，我记得这么两段，一说是：

“天棚葡萄金鱼缸，肥狗壮丁胖丫头。”

另一说是：

“房新树矮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

下面我倒可以说说我对北京的“视觉记忆”。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在1974年，为了看“文革”期间的全国美展，刚到美术馆，人山人海，原来江青同志才来视察，刚离开。群众纷纷语告，在工农兵的画面前，江青说：

“什么叫艺术，这就是艺术。什么叫伟大，这就是伟大。”

那时，北京的旧城墙早已拆干净了，全城的四合院一户也没拆，绿树成阴，京津唐一带大地震还没发生，所以四合院不像后来成了破烂混杂的大杂院，“清明节”天安门运动也还没发生，所以天安门广场非常空旷。当时的长安街还走着骡马大车，所有人穿着中山装人民装，所有街面或楼道都堆著大白菜……除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北京到处挂著国家机关的门牌：国务院、外交部、统战部、财政部、宣传部、总政治部、中央军委、警备区司令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等等，等等，等等。

多年后，我在安东尼奥尼题为《中国》的纪录片里看见了六七十年代的北京，空旷，荒凉，沉闷，我看了，居然很亲切，那是我这辈人关于北京“文化记忆”的经典版本。概括说来，北京不是明十三陵，清帝都，而是一座共产党的城市，一座被共产党成功地乡村化的城市，一座完全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城市，就像今天电视里出现的朝鲜平壤，空旷，荒凉，沉闷。

但在一小部分准共和国青少年的记忆中，北京是骄傲的城市，这种骄傲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家长的行政级别与官位高低。我所认识的北京同辈只要问你住在北京哪个区、哪个大院，上过哪所中学、小学，甚至托儿所，就掌握你的出身、地位与重要性：是区级还是市级，是民盟还是政协，是军区还是中央军委，是中央还是中央直属，是中央办公厅还是中南海，等等，等等，等等。

他们说起朋友时，十之有九不是朋友的名字，而是对方家长的名字，这些名字不用介绍，譬如刘少奇、邓小平、邓颖超、陈毅、彭真、叶剑英，等等，等等，等等；另有一批家长的名单也无须介绍，譬如郭沫若、老舍、曹禺、胡风、郑振铎、吴祖光、徐悲鸿，等等，等等，等等；还有一批名单恐怕也无须介绍吧，譬如傅作义、蒋光鼐、梁启超、梁漱溟、章乃器、黄炎培、马寅初、梅兰芳、齐白石、张伯驹，等等，等等，等等。

在上海、台北、香港以及海外，也住著不少民国共和国政要名流的后人，但没有一个中国城市像北京这样，密集居住著这么多历史人物的家属。他们有的闭口不语，从不说起以上人物，有的对于上代未曾公开的轶事或屈辱如数家珍……今日出版盛世，你可以在无数书籍中读到北京的“文化记忆”，可是很难读到关于以上人物真实生动的描述。

譬如今年初夏，北京播放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其中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解放后借住亲戚张伯驹家里十六年，死在张家。大家知道，民国年间张伯驹变卖房产，购买晋唐时代的稀世文物，解放后又将文物捐献国家。可是他晚年怎样呢？我有一位京城朋友曾是张伯驹的忘年交，说起这位民国公子的最后岁月──70年代末，张老先生每天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对著所有节目张嘴傻看，除了吃饭，一刻不离开，直到夜里上床睡觉，直到死，天天如此。

我们应该请张伯驹之流来参加这次会议。但从他晚年的故事中，我们看见，北京的文化记忆，他个人的文化记忆，在他身上似乎冻结，终止，没有意义了。

我不懂历史，更谈不上北京的“文化记忆”。我对北京甚至一点也没有“都市想像”──北京的“都市想像”可不是谁都可以“想像”的，它需要的根本不是“想像”，而是权力──1949年以后的北京“都市想像”，首先是，也只能是毛主席的“都市想像”，例如拆毁城墙、到处建立苏式工厂之类，而他的想像全部实现了。改革开放后，北京的“都市想像”是历任市长譬如陈希同、张百发，以及今日王岐山等等连同大群开发商及所谓国际建筑大师的宏伟“想像”，例如“民族风格”的建筑大盖帽、拆毁胡同四合院、起建歌剧院、奥运会场、中央电视台之类，他们的想像，也全部实现，或正在实现中。

总之，在北京，我看不出北京居民的“都市想像”，北京居民的义务是尽快配合大规模迁移，他们被“请”出北京，落户郊外，将他们在北京城所剩无几的“文化记忆”尽快抹杀干净，实现政府的“都市想像”。

算回去，民国北平的“都市想像”，是将古老帝都改造成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城市；1949年后的北京“都市想像”，是将这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城市改造成革命化、军事化、乡村化的城市。1979年以后的北京“都市想像”，是将这座点缀著古都遗迹的准共产党城市化妆成香港化、美国化的摩登城市。今天，北京以无数欧美城市、街道、小区的名字，命名北京城无数角落──北京过去二十年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北京的想像力、全中国的想像力，甚至全世界的想像力。

自然，“都市想像”也意指反方向的，历史的想像，在字面上可与“文化记忆”是一回事。我不是学者，以我的十二分非专业的定义，只要发生过的事情，哪怕是关于昨天，都应该算是“记忆”，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甚至宣称“未来也是记忆”。可是诸位知道，关于北京的想像也好，记忆也好，只要是在北京地面上，最好不要随便“想像”。大致说来，凡越是遥远的、消失的人事，越是安全的、可说的，越是切近的人事，则糊涂一点，能不说，就别说。

胡风在1949年写过一首献给新中国的诗篇，其中有一句话： “时间开始了”，意思是说，1949年以前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哪来记忆呢？

五十四年过去了，情况与胡风的意思正好相反：1949年以前的 “时间”与“记忆”循序恢复了，反而是“时间开始”后的这五十四年，还是最好不要随便记忆吧。今天，我仔细看了本次座谈会的每一篇论文题目，“时间”全部指向1949年以前，全是被准许的“文化记忆”。

这很像是老人的记忆：越是切近的事情，越记不得，越是早先的事情，记得越清楚。北京是一座古城，或许正需要这种“局部失忆”的记忆。也好，北京的变化，是持续消除记忆的过程，我们先来试著恢复纸面上的零碎记忆吧──那位前清的老兵丁尚且终身守护自己的记忆，我们是不是应该向这位大清国的禁卫军小兵丁好好学习？！

（2003年10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国际研讨会 “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