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看呢，小时候总听我哥哥讲，但象“绿色尸体”一样，从来没有听完过。这几天狂喜，终于从网上买到了这本书。不是张宝瑞胡抄的，原汁原味，况祝文写的。来一段啦： 一双绣花鞋 况祝文 峦城。 寒夜，北风卷扬着尘土，扑拂屋瓦，沙沙作响。 城郊，一条狭窄幽深的小巷，转角处一盏昏黄的路灯，照着苔藓斑驳的砖墙。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沙哑的更声述说着深沉的夜意，三更天了。 一点黯淡的灯火从远处慢慢移进巷口，灯火后面一条长长的身影蹒跚移动。 一个老态龙钟的更夫在毡毛帽、棉大夜的掩裹里耸肩缩背，他衣领上斜插着的“气死风”映出了一双涂釉似的眼珠沉滞转动。黯淡的灯火伴随着空洞的脚音，趑趄向前。 “当！当当当——当！……” 蓦地一下，老更夫冷怔住了，“甚——么！？” 光亮！ 老更夫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举目仰望，前面一幢西式小洋楼，顶楼上忽地又闪起一点微弱的光亮，瞬眩即逝。 老更夫慢慢走向前去，只见这幢小洋楼的黑漆门上飞着一条白色“飘带”，他抚平后在烛光下看到却是一张封条： 一九五0年十一月十五日查封 被揭起的半截封条在浓重的夜色中瑟瑟起舞。 “这是上月才查封的敌伪财产呀！”老更夫自语着顺手一推，黑漆大门“吱呀，吱呀”裂开一条缝来，他惊愕地钉在那里，迟疑半晌，转身就走，“找公安来”。但走不几步却又毅然转身，“我不信鬼”，他推开黑门径直走了进去。 屋内。 老更夫在堂屋的左角上楼梯处，就着昏暗的烛光发现了几个明显的脚印，刺目地显现在厚厚的积尘上。他又迟疑了，沉吟一阵，“怕啥，邪不胜正”，他蹑手蹑足像只老猫似地摸上楼去，但走不几步，一脚踩虚，摔在梯上，铜锣“当”的一声，破哑地响了开来。 顶楼上响起一阵杂乱的脚音。

黎京的知青灵魂和《苍白的杭盖》 简杨 黎京的经历几乎是一代人的经历。从他出生起，中国就一直处在连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中。先是中苏友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然后是大跃进，中苏之间的蜜月结束，再后是文革，上山下乡，林彪事件，四五事件，知青返城……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每一次的政治运动，在黎京那里都是一次痛苦的心灵磨难。 在上述事件中，最影响黎京的是整风反右和上山下乡。一九五七年，黎京的父亲被“引蛇出洞”，成为了全国五十万右派中的一员，后来被押送东北黑龙江省的兴凯湖劳改农场服刑。黎京那时尚未成年，一次和夥伴在外玩耍时，在一个宣传橱窗里发现了丑化他父亲的漫画。从那时起，他就不能不感到身为异类的耻辱。在一篇回忆文章中黎京这样写道，“对这些往事的回忆是很痛苦的，假如你没有过这种亲身的经历，很难体会到对于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来说，他要在精神上承受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我的心灵深处就已经埋下了深深的哀怨，带着这个哀怨度过了我的前半生。也许把它转换成仇恨会更好些，但无论是哀怨亦或是仇恨，都无法治愈心中的创伤。”“我虽然生长在一个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在她的首都，但我却时时感到心中充满了孤独，常常一个人徘徊在北京的街头巷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通知，公开批评北京市市长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撤消了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同时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五一六通知”，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后来的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民族浩劫，在中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散发着比焚书坑儒还要浓烈的血腥之气。对于黎京这个早已是社会异类的人来说，文革是又一场无法躲过的劫难，因为甚嚣尘上的“血统论”让他连可怜的异类都做不成了，而把他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政治贱民。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的武斗串联，逐渐如燎原之火越烧越旺，使一贯喜欢播放火种的领袖也对之无可奈何。为了转移他们狂热的“革命”热情和旺盛的破坏精力，也为了减轻城市的压力，更为了一个用血换来的政权得到稳定，领袖的巨手再一次挥舞，全国范围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正在北京郊区学农的黎京，也因此做出了影响一生的重大决定：插队落户。在谈到那段历史时，他说，“我之所以做出了那样的决定，口号是很响亮，但是私底下，却是想离开那个影响我政治前途的家”，“基于人性，无可厚非。我其实就是在这样一种情绪的支配下去的内蒙。想用改变自己出身的行为，为自己子女的今后挣一条出路，因为我太清楚出身给孩子和家庭带来的是什么了”。1967年11月16日，和四百多名在京中学生一起，他踏上了开往内蒙的汽车，从此开始了艰难万状的青春之旅。 每个人在一生之中都会经历一次或多次对他影响深远的事件。黎京的人生分水岭很特别，和一个民族所经历的空前绝后的浩劫联系在一起。尽管在这场浩劫中所有的国民都无法幸免，但因青少年们正处在特殊的人生阶段，心智极度起伏脆弱，身心感受和付出代价也就最为沉重。黎京也无法逃脱。但树变成了煤，平原变成了山谷，昆虫变成了化石，旧我总是在痛苦漫长的嬗变中慢慢死去后，全然不同的新我才能得以诞生。区别一个少年和男人的标志不光是体格的变化，更是对人生风暴的体验和感悟。到内蒙插队的经历永远地改变了黎京，他在《苍白的杭盖》中写道，“从一个十七八的孩子到二十几岁，这之间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上虽然显得很短暂，可真正懂得事情也还就是在这几年里。他们的嗓音变得低沉浑厚了，嘴巴上也长出坚硬的胡茬，胳膊上绷起条条凸起的肌肉，胸肌像两面盔甲，保护着年轻的肌体。”再回到北京时，黎京已经二十多岁了。北京虽不陌生，但内蒙草原却象变成了第二个故乡，在他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是，他与出生地北京昔日象婴儿与母亲般的纽带不那么强壮了，代之而来的是对内蒙草原和知青生活的魂牵梦绕的回忆思考。黎京至今完成的小说中，除了一篇之外，都不涉及北京城内的市井生活，却与内蒙草原或知青有关。特殊的生活经历让他常常萌发一种难以克制的欲望和冲动，将笔触伸向一段日渐模糊的历史。象直接反应知青生活的小说《小芬和树林》、《孤独中的思考》、《草原轶事》，以及反映后知青时代的《工人的故事》，无一不是对那段历史的沉重反思。人生的苦难让他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记着，表达着。 《苍白的杭盖》是黎京以往小说尝试的延续，即怎么记下一段历史，怎么还原它的面貌。小说反映的是一批北京知青的“兵团生活”。兵团生活对今天的很多读者来说，已经十分陌生。在当年“上山下乡”的潮流中，除了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人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加入了“生产建设兵团”，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从事农业劳动。内蒙古建设兵团建立于1967年。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毛泽东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等一系列指示，大小城市一时积极备战，军工企业纷纷搬往边远山区。从1969年到1970年，在50年代原有建设兵团的基础上，全国增加了十几个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垦师。这种增加固然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但也是中央政府的巧妙设计，即在全民备战的同时一箭双雕，将城市失业青年收编到兵团之内，用军装和理想吸引那些思想单纯的青年，以达到减轻城市压力和稳定社会治安的目的。与在农村插队的知青相比，军团知青虽然能领到工资，但生活并不轻松。除了要每天参加沉重的体力劳动之外，还要应付军事化训练，面对兵团中极度敏感的政治气氛。黎京的小说从文革写起，到进入二十一世纪结束，通过一个北京知青的双眼，展示了一个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兵团世界。 杭盖是蒙语，代表一个有着蓝天、白云、草原和河流的美好世界。这个世界的色彩应该有着天空的湛蓝，鲜花的缤纷，原野的碧绿，小溪的清澈。在黎京的这篇小说里，却只有一个颜色，即雪的颜色。杭盖苍白无边，寒冷彻骨。小说象一幅巨大的基调低暗的油画，笼罩着凝重的压抑气氛。在这张画上，站立着好几个悲剧人物。第一个映入读者视线的是兵团的第一任连长。他曾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军人，因文革中他的下属卷入了地方武斗，到上级整顿部队纪律重塑军队的形象时，他成了政治运动的理所当然的替罪羊，被下放到兵团。他名为带兵，实则垦荒。他善良怯懦，在哑炮面前犹豫不决，沉默地抽了好一阵烟后才下定了决心，不让年轻的北京知青意去单独排炮送命。他的死有两层意义，既是这篇小说悲剧情调的开始，也引发了连队的人事变化，导致了以后的更多悲剧。第二个出现的是郭富强(锅盔)。他年少失父，因母亲多病和弟妹年幼，总是自觉地把生活的重压留给自己。他被迫来到内蒙兵团之后，母亲很快就病故了。但继任连长出于报复，不仅不让他回京奔丧，还诬蔑他用母亲的病情撒谎。在绝望之中，郭富强选择了出走。那位连长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和表明自己的决定正确，竟继续假公济私，拒绝配合找人，致使郭富强冻死在了荒原。第三个出现的悲剧人物是不堪政治重压也不愿出卖朋友的祥子。为了保全自己的人格，他只好装疯卖傻。他沉默寡言，但原则很强。在一场草原大火中为了救连队的卫生员，被烧成了重伤。第四个是有过小偷小摸历史但天真无邪的满江。为了救连队指导员，他被大树压断了一条腿。他救人的动机很单纯，丝毫没有考虑后果。指导员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心灵扭曲的时代怪胎，满江终生残废的代价也就更有了悲剧意义。第五个人物的结局最为惨烈。善良孱弱的女盲流郭富英在经历了丧母失兄(郭富强)、恋人被隔离改造、自己几乎病死的一系列遭遇后，还是无法躲开邪恶的命运，在有希望与恋人双双返回北京之前，被杀害于荒原。 这篇作品的基调在一些人看来也许过于灰暗冰冷。但只要回顾一下内蒙兵团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笼罩那段时间的色彩就是这种扼杀生命和青春的透着冰冷的“苍白”。就象战争不可能避免血腥，灾荒一定会诱发绝望，浩劫绝对不会带来献花满地，它必将以很多人的生命和青春作为代价。内蒙兵团于1969年成立，组建了4个师，24个团，246个连队，当时的北京知青多达两万三千人以上。到1975年兵团解散七万知青全归地方管理之前，病退、逃亡和滞留城市的数字日益增长，招工和上学的知青也日益增多，兵团管理日渐困难。在一份1974年的统计报告中，兵团的死亡人数已达二百多人，逾假不归、逃跑和被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达数千人。昔日光鲜灿烂的革命理想，在现实面前渐渐显出了它苍白无助的本色。黎京的小说用平静的真实，为这些简单的数字提供了详细的注脚。 在这篇小说里，黎京除了写出历史真实外，还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如内心举棋不定但表面还要维护自己形象的粗连长，如前面粗暴极左后来幡然醒悟的第三任连长。但最能体现人性之迷的是连队指导员。指导员是一个在内心深处不断和自己的魔鬼搏斗着的形象。他虽然是连队领导，但因为有全家受父亲牵连被下放农村的经历，在感情上对牛子等知青同情理解，所以在郭富强走失之后，能公开地站在兵团战士一边。他因具有大学学历，又为人细腻，所以会看不惯两届连长粗暴刚愎的作风，也深得牛子等知青的尊重。但他的内心又极度不平衡，长期的两地分居让他对富英产生了感情，竟失态地要强行和她发生性关系。等冷静下来之后，他又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禽兽无异，连连向她道歉。在和牛子沟通靠近的时候，他又嫉妒牛子和富英的感情以及牛子在兵团知青中的实际地位。这种潜意识的不满导致了满江被大树压伤，而事故发生后指导员又没有勇气承担责任，使之朝恶性的方向发展，他自己也彻底失去了在军队晋升发展的机会。绝望之余，他又一次盯上了富英。这是一个内心相当痛苦和失衡的人，读后让我印象很深。 黎京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尽力追求一种平静的表达。即抛弃小说创作的窠臼，不要前奏、铺垫、高潮，也不去集中刻划某个人某件事，也没有使用将人物清楚地分为主角和配角，让配角为主角活动突出主角在小说中的控制地位等等手段。他让一切还原于生活。读《苍白的杭盖》时，我觉得自己象置身在一群人之中，在不断认识着他们，观察着他们。这种写法需要对生活极度了解和对细节极度自信，否则小说很容易变成流水帐，失去对读者的引导和对发展线索的控制。读完全篇小说之后，我的感觉是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主角，没有一个人是象众星捧月般地凸现在那里，但每一个人物都留下了自己的特点。从表面看，牛子似乎是小说的主角，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联系人。特殊的地位使得他成为兵团知青爱戴的头儿，同他们一起经历了艰难痛苦的生活，特殊的地位也使得他和连队领导能够近距离接触，看到军队基层干部间的冲突和矛盾。又因为和富英的恋爱关系，他有机会接触牧民，体验了与兵团截然不同的宁静和平的牧民生活。但作者并没有因为牛子活动的舞台广大，就给了他特别重的戏分，而只是让他穿线引线。对习惯了小说传统的集中刻划描写的人来说，这种“平静”不啻于一种挑战。小说虽无集中描写，但情节丰富，文笔毫不散漫，似潺潺流水自如地顺着河道流动，涟漪，起伏，风暴，暗礁，一一俱现。黎京的创作意图似乎就是要塑造一群人，牛子只是这群人里的一个。所以和别的角色比，黎京没有让牛子的身材变得非常高大，肌肉也不特别健美，五官也不格外英俊，思想也并不十分成熟。一般的群像塑造中，都会有一个中心人物。这篇小说里没有，牛子如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他是一个幸存者。他幸运地站在那些人的身侧，见证着一切。这种写法也许会引起争议，但为了体现时代的悲剧特点而让笔墨分散到众多的人物身上，比起把所有悲剧全部加给主角、让情节离奇得无以复加直到读者产生了感情疲劳，黎京有一定道理。 写完这篇小说之后，黎京不无遗憾地说，他感到还有很多话都没有写出来。我自己也觉得小说还有修改和完善的余地。好在网络不同于纸张，对一个作品如果不满意，作者可以不断修改。 就全文来看，我觉得时代气氛可以再加强一些。例如，林彪事件对全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思想冲击，使得普通人对领袖的神化宣传发生了不少疑问。兵团知青驻扎在离林彪丧身地不远的内蒙，内心经受的震撼一定很强烈。尽管对于理想和革命的疑问象耳语一样不能公开，但在林彪事件的诱发之下，病退、怠工和回城等一系列消极抵抗行为愈演愈烈。小说对此却只是粗略带过。另外，当时与内蒙兵团直接有关的重大政治事件“王亚卓事件”，也没有在小说中反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1973年，一个北京小学生被政客们利用操纵，公开对所谓的“师道尊严”喊出了反潮流的口号。内蒙兵团的三位知青王文尧、恩亚立、邢卓对她的行为非常担心，于1974年1月14日以“王亚卓”的笔名写信给她规劝她。后来此信被《人民日报》刊登，王亚卓三人在全国范围内被当成反革命批判。这个情节应该用在小说描写政治气氛的地方，以增加作品的时代感。还有，兵团垦荒对草原沙化的影响，兵团划归为地方之后对领导和知青的心理冲击，知青返城潮开始后兵团的惨淡气氛等，作者都写得匆忙了一些。最后，富英之死到底由谁发现答案最为合适，也值得考虑。在尾声中突然安排一个从未露面的人物(肖丽)出现，读者难免会觉得突兀。如果能在前文对鑫铃返城后的去向稍做安排并让她来揭开谜底，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她从始到终和富英都很亲密，是富英曾经的战友，亲密的姐妹，总在呵护和关心她。 内蒙草原和知青文学的联系是一个让我非常着迷的题目。从八十年代初张承志用《黑骏马》的人文思考震动文坛，到1987年老鬼用《血色黄昏》的控诉为一段历史还原了真实，到2001年野莲、逍遥用《落荒》和《羊油灯》追溯了一代人生命与精神的曾经迷失，内蒙知青作家群里的大多数人，一直怀有一种对历史和未来的强烈的责任感。黎京并不是专业作家，但他的创作追求和他那些往昔的同伴们一样，令我十分钦佩。在为老鬼的《血色黄昏》再版做特约编辑时，岳建一先生曾这样写道，“10年过去了。老鬼和我，也从满头黑发变得两鬓斑白。1996年冬，当我重新见到拥别整整7年的老鬼时， 我们再次紧紧拥抱，万千感慨。我们彼此都知道，时光可以改变世态炎凉，但是，永难更改、不会泯灭的是我们依然拥有一颗虽然普通却闪亮的中国知青灵魂。这最个人的也是最集体的知青灵魂，竟然使我们历尽风雨而难舍难弃，如此珍视。” 黎京，愿你的知青灵魂永在。

为力，这个月来一直在短篇和中篇里奔忙，有时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这样。若不是今天重读了关于中篇专辑的贴子，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些小说是要拿回去见国内的编辑们的。 我对出版的态度你向来了解，在此就不说了。你回去之后，如果能出，当然好，如果不行，也不要气馁。海外作者和国内编辑的语境，政治信仰与生活重点都有所不同。说实话，究竟你在国内会遇到什么样的经历，我几乎可以想象。但无论如何，都要谢谢你的热心和努力。被拒绝了，不见得是作品的质量不行，而是我们的思想与国内有距离，但这种距离是一种进步，是各位写手十几年来在海外经过磨炼思想日趋成熟的结果。如果有编辑建议我们应该如何TAILOR自己的作品以适应国内特殊的要求，这样的建议不必听从。说到底，写作是个人内心的解放，对美好人性的追求，是自由真实的表现。很多国内作者得不到的写作环境，我们幸运地得到了。这是最珍贵的。 大家都在你身后。

今天就说一个叫郑振铎的人吧。 但在开场之前，得说说钱夫子。人们推崇钱夫子固然是因为他才华横溢，另一个原因是否是因为他命大，活了快九十岁，有时间让读者了解自己也有时间把自己全部展现给读者呢？两年前，美国曾进行过一个民意测验，“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是谁？”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本人不戴眼镜，但十分喜爱“大跌眼镜”这个词，一想有那么多人一吃惊就要把眼镜掉下来，此处就不能不删去若干字:)：是小布什！ 我举这个例子说绝对不是贬低钱夫子，而是想说布什幸运。这年头，大多数人对十年之前的事情就懒得去理了，华盛顿啦，林肯啦，肯尼迪啦，怎么听怎么不如小布什耳熟。不选他选谁？ 郑振铎，笔名西谛、郭源新等，祖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早年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20年与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编《文学周刊》和《小说月报》。1927年旅居巴黎，1929年后在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后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因飞机失事逝世。郑振铎一生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文学大纲》、《中国文学史》（插图本）、《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西谛书话》等。郑振铎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整理研究也做出巨大成绩，在他主编的《世界文库》中有由他本人校点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金瓶梅词话》等。解放后由他主持出版了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和叫。著有《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水浒传的续书》、《岳传的演化》、《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谈金瓶梅词话》、《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发现》等专论古典小说文章多篇(见国学网站)。 有时候我忍不住想，假如他也象钱夫子那样，活到二十世纪末，没准儿人们会更了解他的。但他生命短促，死得太早。我总是这样，钓不到的鱼大，死了的人好，神游之际，很想把他树立为心中的一个烈士。 不管怎么说吧，对下面这篇叫《月夜之话》的散文，我很喜欢。1926年9月，郑振铎和岳父高梦旦、文友唐擘黄到郑心南在莫干山的家中度假。有天晚上，他猛听见郑心南的女公子唱儿歌，便写下了这篇文章。高梦旦和郑振铎一样，都是福建长乐人。出于一种对故乡方言的热爱和理解，高郑翁婿把民歌的精髓准确优美地表达了出来。现代文学上的名家众多，但谈到月色，若只知道朱自清的荷塘中的月色，而不知道郑振铎的莫干山里的月色，委实不是一种遗憾。《月夜之话》笼罩着乡村宁静的月色，回荡着儿童纯洁的声音，洋溢着文人雅逸的襟抱，流淌着民歌古朴的生命，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我曾读到过一篇文章，“北京文艺界人士月夜泛舟北海，郑公振铎叹曰：‘月色这样美，诸公如此良夜何？’几位有身份者竟面若冰霜，警惕地沉默着，弄得郑振铎很尴尬，暗自埋怨自己不该为月色所诱，露出了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清芬正气传当世》 曾昭奋)。后又继续在网上索引，发现那些话是郑振铎１９４９年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时，不小心对从解放区来的几个作家说的。 老天肯定是爱他，让他在1958年就遭遇了空难，否则他后来的命运会不堪设想。 hualian 083.jpg

先拿回来看看。谢谢各位。

知己在远方 简杨 看别人的漂泊，我会觉得人家勇敢浪漫；但当我看自己的漂泊时，心中却是另外一番滋味。人漂泊的代价之一是远离了很多朋友，那些我曾经可以随时打扰的好朋友。好朋友们几乎都居住在远方，距离最近的一个也其实很远，在加伦的安省。 国人常说，人生有一知己足已。漂泊如同自己，有了知己怎样，没有知己又怎样，似乎没有什么区别。那些远方的知己，对于我一直是一处处遥不企及的水域，无解于沙漠中我跋涉的饥渴。而我在没有知己的近处的生活圈里，犹如困坐在一座被海水环绕的无人之岛，依旧无水饮用。 我最近结交的一个朋友，几年前离开了我所居住的小城。她到别处工作之后，曾驱车回来看我。我坐在一家偏僻的店里，面向城市里一座宁静的桥以及一条车流稀少的街道，听她说最近一次的感情经历。经历里有个男人的影子，那人的职业和年龄却成了他的代号，我听得微笑，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一些欲望和幻想相伴的日子。只是她已经不再年轻。我们分手之后，她常从电话里告诉我她的行踪，从美国到国内，从国内到加拿大的东岸，一路流浪一路疲惫的感觉。她听上去是那么脆弱。那种心情是一个人在年轻时会由于骄傲和矜持而不肯流露的。而以后，每当我驱车经过那座寂寞如旧的桥，看到那家咖啡店时，就会想起我和她分手时互道珍重的情景。 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气候是那样地古怪。先是干燥得似乎永远也不会终结的夏天，让一惯怕热的我几乎没有多少生的乐趣，但似乎就在某个晚上，秋天便来了。先前绿得乍眼的枫树一下在夜晚的微霜里变得鲜红，红得美丽婆娑。只是颜色越红越预示着寒冬的接近，所以我不能不隐隐感到不安。早晨七点前的道路上，路边的草坪上有像薄蜡一样的白霜，长街宁静，万物沉寂。我一边驾着车，一边听着一些不知道曲名的音乐，听人的心灵中的一些隐秘和思念，轻微得如同耳语似地在乐声里静静流泻。早已不再容易激动的我，有时候会被那些微妙的只有在那个时刻我才能体会的感情所环绕，然后觉得那个瞬间的我，突然孤独，突然寂寞，也突然脆弱。那种时刻，我是那么地想念她，有时甚至希望见到她坐在我身边的空座位上，和我在潮湿空旷的大街上行驶，没有责任和压力地像两个孩子般永远漂泊着。 晚秋来临的时候，我的朋友又一次打来电话，说起她的生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和她倾心长谈的时候，事实上却相距很远。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她是否苍老，我是否变化，一切在对方心目中都是未知的。所有分手后的日子，简略着，浓缩着，在电话线的两端，在半个小时之内，无从谈起。我一边掩饰着自己的惊讶，一边想，即使是我们这样的朋友，仍然是这样地从骨子里孤立无助，而正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朋友，我却是那样地能够接受和理解她。她像我的一些时刻一样，也是置身在一片不能饮用的水域中的，至少，对于她，我这片水还是安全和熟悉的。对于我，她也同样。 我的朋友说她开始去教堂，去寻找一些她不能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她说自己有时候坐在那里，常常心事纷纭，但没有丝毫受到制掣的感觉，只感到安全，那种安全感有时像一个人面向着群山呢喃，低语随云彩那样散去；有时又像一个旅人在夜晚过店，屋内的灯火化解了他的疲劳一样。她说她几乎就像找到了一个久违的朋友。 她说的话很诱惑，几乎令我动了心。但我知道，一位长者说过，“你若想崇拜基督，不一定非要到教堂去。”难道不是吗？人们在何时何地都是可以发现他想发现的东西的。我想念她，所以她依然和我在一起。即使她在那样遥远的地方。就这样简单。

读的头一篇摩罗的文章，是下面这篇，“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自那以后，就频频为摩罗的真正“汉子”气质打动。他生动，激情，哲理，思辩，理智。 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 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一册 摩罗 在俄罗斯历史上，赫尔岑属于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人。他的思想和血性直接来源于十二月党人。沙皇当局绞死十二月党人五位领袖时，赫尔岑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可他像当时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感到了最深切的耻辱、仇恨和痛苦。执行死刑后，当局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祈祷式，以示庆祝。三十年后，赫尔岑写道：“我参加了祷告式，我当时只有14岁，隐没在人丛中，就在那里，在那个被血淋淋的仪式玷污了的圣坛前面，我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要跟这个皇位、跟这个圣坛、跟这些大炮战斗到底。”少年赫尔岑的整个精神生活几乎完全被这个重大事件所占领，内心时刻不停地激荡着为光明和正义而奋斗的伟大冲动。一个少年难以长期独自品味这样大的冲动和梦想，他必须把它说出去，必须以某种方式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并得到反应和验证。他郑重地向他的老师倾诉了他的感情和决心。这位老师平时总是训斥赫尔岑说：“您不会有出息的。”可当他了解到赫尔岑的精神世界后，禁不住说：“我的确以为您不会有出息，不过您那高尚的感情会挽救您。但愿这些感情在您身上成熟并且巩固下来。”这位不苟言笑的老师还以激动的拥抱将他的革命热情和自由主义信念传导给这位十四岁的贵族少年。 这段故事，是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最吸引我的一节，但每次读后，我都禁不住有点后怕。倘使这位老师是个怯弱而又世故的人，他对赫尔岑的倾诉不予理睬；倘使他是一个愚昧而又迂腐的人，按着官方立场来解说那场起义和镇压，用官方意识对赫尔岑的高贵激情给予挫伤和清洗，那么,还会有后来的赫尔岑吗?倘若雷列耶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米海依洛夫斯基、涅恰耶夫、托尔斯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等人在其成长道路上不曾得到这样的鼓励和支持，他们作为革命家和文化英雄的形象还能站立得起来吗？而没有这些人的挺立和闪耀，俄罗斯的十九世纪究竟还有多少光彩可言呢？赫尔岑的这个故事，让人不能不对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有所领悟。领袖不只是代表人民，而且的的确确是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被赫尔岑称为“老布肖”的那位目睹过法国大革命的老师不仅造就了赫尔岑，还造就了俄罗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之所以那样奇光异彩，令人景仰，其决定因素究竟是什么？我们平时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上文所列的那些显赫人物身上，但是在读《往事与随想》的时候，我的目光不知不觉中就投向了那些普通人，那些从来不被看作英雄的、既无人为之建造铜像、也无人为之开设纪念馆的普通人身上。 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艺术院长以阿拉克切夫伯爵离皇上最近为由，提名他作名誉院士，艺术院秘书反驳说：“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的话，我就推荐马车夫伊里亚·巴依科夫为院士，他不单离皇上最近，还总是坐在皇上前面。”拉勃津秘书虽因此遭到流放，却捍卫了艺术的尊严和自己的良心。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尼古拉(后继位为皇帝，正是他绞杀了十二月党人5位领袖)有一次想来点粗鲁行为显显威风，要抓一位禁卫军军官的衣领，军官沙莫依洛夫伯爵威严地说:“殿下,我的佩刀在手里呢！”一语将尼古拉击退。莫斯科要塞司令斯塔阿尔将军受命主审赫尔岑等人一案，他在审读案卷后这样向皇上直陈己见：这些青年人是清白无罪的，侦讯委员会所做的事情是极不光彩的，我不能为此违背自己的良心，玷污自己的满头白发。他愤然退出侦讯委员会，事后还一直为这群青年人的厄运耿耿于怀，上书尼古拉要求释放他们。试想，如果换成另一个民族的将军或坦克手，情形将会怎样呢？而如果失去了赫尔岑，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俄罗斯革命史和俄罗斯思想史都将是断裂而又残缺的。看一下沙皇枢密院总检查官祖布科夫的书房也许是十分有意思的。赫尔岑写道：“他的书房里挂满了所有革命名人的肖像，从汉普登和伯伊到菲艾斯基和阿尔芒·卡列尔。在这个革命圣像壁下方有一个完备的禁书库。一具骷髅、几只鸟标本、几只制作过的两栖动物和若干保存在酒精里的动物内脏——它们给这间气氛非常热烈的书房加上一种思考和研究的色彩."这位大臣的书房所表现出的现代气息和人文气息，与《祝福》里鲁四老爷的书房实在大异其趣。 在《萨哈林旅行记》中，契诃夫这样描绘这个流放之岛和监狱之岛的岛区长官科诺诺维奇将军：“谈吐高雅，文笔优美，给人的印象是一位诚挚的、充满人道精神的人。”一位少校典狱长冒着生命危险，从傍晚到凌晨两点一直巡游海上寻救一位被波浪卷入大海的苦役犯的故事，契诃夫记述得更加详备.上述这些人,无论是艺术院秘书还是禁卫军军官，无论是要塞司令、岛区长官、典狱长，还是总检查官，他们无不表现出强烈的尊严意识和人道主义倾向。他们即使身居要职也改变不了沙皇政权的专制体制和非人性质。但他们以自己良好的人文素质和历史良知，在国家机器与历史要求、民族利益、革命思想之间构成了一种弹性，正是这弹性使得新思想新力量不但未遭毁灭，反而勃然发展。这些官员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反对他们的那些思想家革命家的精神资源和社会基础,即使是亚历山大一世这样的沙皇，面对着日趋强盛的革命团体和思潮，也一直在观望和思索，而不让他的僚属举起屠刀，他表现出强烈的历史良知。在处死普加乔夫之后，俄国实际上废除死刑达50年之久，这为培养人道主义精神和生命意识开辟了一片政治空间。可以说，俄罗斯思想家革命家只是把深蕴在人民心中的心理倾向明白地表述出来并担当起来。他们在政治上是沙皇和将军和大臣的敌人，但在人文素质和人道倾向上，敌对的双方却是颇为相近的。 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以后，俄罗斯社会一度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黑暗和道德堕落。可是这个民族对于正义事业的崇仰和对于英雄人物的热爱还是以某种方式表达了出来。赫尔岑带着深深的敬意写道：“那些给判处苦役的流放人的妻子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抛弃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动身到西伯利亚东部去，一辈子忍受那里可怕的气候，和当地警察的更加可怕的压迫。姐妹们没有权利到她们的哥哥或者兄弟那里去，她们就退出宫廷，过着隐居生活，许多人离开了俄国；几乎所有妇女的心里都保留着对那些受害者的热爱……”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第一个动身去西伯利亚，追随着她的英雄丈夫并死在那里。法国姑娘唐狄在巴黎得悉昔日情人伊瓦谢夫被判流放西伯利亚,立即来俄国要求去西伯利亚与情人结婚.尼古拉一世虽甚感恼怒，终于还是同意了她的请求。这对年轻的情侣后来双双死在苦难深重的西伯利亚。赫尔岑的记述使我想起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两件事。在给车尔尼雪夫斯基执行象征性死刑的刑场边上，一位少女把一束鲜花递给了这位囚徒。在随后奔赴西伯利亚的途中，一位马车夫用这样的话跟车尔尼雪夫斯基告别：“谁拥护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俄国革命家能在流血牺牲的同时享受到如此伟大的幸福，真叫人妒羡不已。这些精神巨人最需要的并不是世俗的功德圆满，而恰是这种被理解，这种在精神上与世界的联系和沟通。他们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民而伟大,也因为有着这样的人民而幸福。 而在另一个民族，情形则远不是这样。像邹容、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这样的人，既没有赫尔岑那样丰厚的精神资源，更没有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安慰和幸福。他们永远遇不到老布肖那样的老师、要塞司令那样的办 案者、少校典狱长那样的官员、特鲁别茨卡雅夫人那样的家属、马车夫那样的老百姓等。秋瑾的叔父就是她的告密者，她死后不但没有得到鲜花，而且被老百姓吃了她的鲜血，徐锡麟更是给办案者分吃了心肝。1978年，当李九莲那颗决不放 弃思考的头颅倒在血泊中时，她的同时代人都在准备着高考，甚至没有一个人听见枪声。在她漫长的囚徒生涯中，家里没有一个人来看过她一次，没有一个人送过一次饭、一次衣。而她的厄运最初的起因，竟是她的男朋友的出卖。在中国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中，互相揭发、互相诬陷、卖友求荣、卖亲求荣的现象是如此普遍。一个人只要受到权力的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要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谁也不敢拜访你，谁也不敢跟你打招呼跟你握手跟你聊天，谁也不敢给你写信，谁也不敢喊你为老师为同志为父亲为叔叔。虽然还有人谈到你，但那是按着官方口径进行诬陷和诽谤，也许还有人来敲门，但那是为了宣布跟你划清界线。难怪鲁迅吞吞吐吐地说，他没敢说出全部的真话，因为他还要在这社会中居住。他不敢真的被这社会和伦常所开除。鲁迅绝非多虑。一位因在庐山讲了几句大白话而丢官的政治人物，很快就被自己的妻子从家里开除了出去。在中国想做一条好汉，确实比别国更难。鲁迅曾感叹中国的监狱比别国的难坐，实际上何止如此。对于一位优秀人物来说，中国生活的千万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杀机四伏。中国社会对于优秀人物怀着本能的仇恨和恐惧.顾准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顾准受到迫害后，他的妻子绝望地自杀了。子女宣布与他断绝亲缘关系，还逼着顾准签字同意。他的老母亲住在妹妹家里，可因为妹婿是官场中人，为了照顾官员的前途，这对同住一城近在咫尺的母子终生不得相见。顾准拖着病体，蜷曲在孤室寒窗之中，形单影只地写着那些先知般的文字.他一再要求与子女恢复关系,均遭拒绝。他只能从别人那里收集子女的照片，以此寄托他的慈父之情。他临终的时候，又一次吁请子女“宽恕”他(倒好像他真有什么罪过似的)并来看看他，自然是又一次遭到拒绝。无休的政治迫害，无穷的精神凌辱，无限的感情折磨，这就是一个文化英雄的境遇和结局。如果他的母亲来给予抚慰,妻子来给予照顾,兄弟姐妹们来给予帮助；如果他的子女来为他骄傲，他的朋友来与他切磋，我相信这个顾准一定可以写出更加坚定、彻底的文字，也许当我们回顾“文革”时，就可以因为有了一位精神巨人和文化英雄而感到骄傲和安慰。然而，顾准终于没有得到这样的幸运，这个民族终于没有得到这样的幸运，因为这个民族像他的子女一样，一直在遗弃着他、拒绝着他。直到他逝世20年之后，《顾准文集》才在中国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里勉勉强强问世。 我们平时谈论那些优秀人物时，常说他们“孤胆”、“孤勇”、“仅仅凭着个人就敢于与整个世界对抗”，其实这都是片面而又夸张的说法。优秀人物自己也爱作如是说，那更是饱含愤激之情了。有恃才能无恐，谁能够在精神上无所凭依就自然地强大起来呢？越是精神强大的人，越是需要拥有最丰厚的精神资源。一个巨人不但需要通过研读典籍占有历代前贤的精神财富，不但需要通过研究人性和社会来把握人性的需要和历史的走向，他还同时需要周围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的理解、支持、温暖、尊敬、鼓励,他需要从这样的心灵交流中得到勇气和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再伟大的人也会枯竭夭亡而无从成其伟大.在这样的意义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人都是凭着他的族群并代表他的族群成为伟人的。所以，那些产生了巨人的民族必是像巨人一样可敬可仰的民族。 1827年的某个黄昏，15岁的少年赫尔岑和他的朋友奥加略夫郊游来到了莫斯科旁的麻雀山上。太阳正在徐徐西沉，圆屋顶闪闪发光，美丽的莫斯科铺展在山下一望无际的地面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来，诗意盎然。这对少年想到了全人类 的命运和幸福，想到了俄罗斯的现状与未来。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灵魂的纯洁与高尚，意识到了自己是命中注定应该担当大任的优秀人物。他们站在夕阳微风之中，互相依靠，突然间热烈地拥抱起来，他们对着伟大的莫斯科发誓，一定要为自己的使命奋斗到底，直至献出生命。在后来的岁月中，俄罗斯人民果然将赫尔岑造就成了一代巨人。这位巨人的力量，正如我们所已经知道的，不仅来自十二月党人的鲜血和老布肖的祝福，也来自要塞司令斯塔阿尔将军的理性与公正，还来自追随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妇女们和对革命家表示尊敬的马车夫们，甚至还来自亚历山大一世对起义前的十二月党人的理解、宽容与尊重。一句话，他的力量来自全体人民的人文理想和整个民族的历史良知。中国的优秀人物却不曾得到赫尔岑式的条件和幸运,无论是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还是李九莲、遇罗克、王申酉、顾准，他们无不在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中无望地死去。中国要想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遥矣远矣。

朋友和书名号 ·简 杨· 我很久之前写过一篇叫做《完美的男人》的杂文集锦，下面的这些文字就算是那一篇的继续吧。 １．暗恋 我常爱到新浪的文化版看看。有一次，有个女人说，她曾暗恋一个男人达八年之久。我默默地想：八年的时间能做多少事情啊！抗战是在八年之内成功的，博士学位是可以在八年之内拿到的，新的浪漫，丈夫和孩子，有八年的时间，怎么也够了……但她什么没有做，只是暗恋。 暗恋是有年龄阶段的，青春期似乎最普遍，因为那个阶段的人最承受不了失败，最不敢面对真实，也最挑剔固执，最喜欢做梦。暗恋因此也可以说是最幼稚的。 暗恋除了幼稚也是不负责任的。所谓不负责任，是指对两个人的——对自己和自己喜欢的那个人。暗恋和浪漫没有关系。因为浪漫是两个人的，心心相悦的，有所付出也有所得到的。 ２．什么人给电台打了电话 我早晨上班的途中，喜欢打开音响，听地方新闻。常听见一些居民对城市的建设发表看法，然后播音员会一本正经地说：本市百分之八十的居民认为……但那些看法却从来不代表我的。可因为那些人的声音上了广播，似乎这个城市的上空就只回荡着他们的声音了。 一个学统计的朋友说，“想想是哪些人那么早就有时间给电台打电话吧！是我吗？不是，我昨晚上课上到十点钟才回去，那么早的时候我还醒不来呢。是你吗，不是，你那时正忙着出门上班呢！” 那么，是谁呢？广播里那些人的年龄，身份，职业，一切都很可疑。 其实，整个历史也是由一些可疑的人书写的。声音的分贝常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知名度。同样，掌握记载之权的人，对一些事件从自己的视点出发记录评论。重复了多次后，也就写成了历史。 于是在看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让人生疑的字句。古来圣贤皆寂寞。我们从传媒中听到的和看到的，绝对不是最完整最原始最公正的。 ３．调侃与离婚 我常读一些国内的小说，发现大家说话很调皮，或是喜欢调侃。调侃以前似乎只用在自己身上，有些知丑的样子，别人不好意思说的却人人心照不宣的东西，由我们自己说出来取笑。但那些小说里的调侃却不同，调侃的对象有朋友，父母，上司，配偶，子女。无所不及。不过，被调侃最多的却是婚姻。婚姻是需要信任的，没有了信任之后，离异就是惟一的出路了。 几年前，我回国探亲。一个早晨，向母亲和姐姐问起过去的某个邻居。“她已经离了两次婚了，”母亲说。在十分钟的谈话里，她们提到了八个熟人，统统离婚。我在那十分钟里，也想起了我认识的五个朋友，都在离婚者的行列。 从前，说起癌症，我们总会想起一两个自己认识的人，不是死于癌症，就是正在和癌症搏斗着；现在，说起离婚，我们也至少可以想起一大把熟人朋友，离了，或正在离着。离婚是一种流行传染病。 那些留在婚姻之内的人或是落伍的人，也就只好调侃了。 ４．从“同志”说起 我母亲有名字，但父亲玩笑时会叫她“该同志”。我父亲和“该同志”已经结婚五十年了。但是国内这几年来，“同志”二字早已有了同性恋的嫌疑，我守旧的父亲却不准备改口。 其实何止是“同志”变异了。“红颜”那两个字也像大白菜一样贱买贱卖了，“哥哥”则再没有阳刚之气了，而是像“同志”那样，越来越阴柔了。还有，“先生”一词的意义也越来越暧昧了。现在的国内，配偶间最流行的称谓是“老公”“老婆”。如此称谓，恕我直言，是把一男一女的关系，赤裸裸地定性在一“公”一“母”的交配的基础上了。 我有次读到许地山的一篇散文，许太太这样称呼许先生：“良人，……”又读到陈香梅的回忆录，一口一个“外子”地说着陈飞虎，我猛然觉得，人们离优雅越来越遥远了，现代社会的一切都是脱光了放在人们面前的。 这个时代是个文字之美被蹂躏被泼污的时代。自从我看到文人们自以为聪明地写下“有容奶大”的污言秽语之后，我觉得我们对语言最不能推卸的责任是：不用发展它，不肢解它就行了。 ５．一个人的辽阔和一群人中的孤独 济慈在他的诗《啊！孤独！》里写道：“啊！孤独！假若你须与我同住／请别选择阴森之处／让我们攀登高山峻崖／在大自然的了望台／把山谷和如海繁花尽收眼底。” 我离开国内之后的一个感受是离开了那种热闹。在这里的头一年中，我像个瘾君子那样，在身体的每个毛孔中颤抖地渴望着那种热闹。但我知道，我在国内时一直像个隐士那样生活。周围的热闹经常给我一种拥挤的感觉。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第一次在西北的草原上露宿时，星星那么近，周围时光流动的声音他都似乎可以听见。他觉得自己在拥抱着每一刻流动的光阴。我开始习惯孤独的时候，也开始懂得他在说什么。 心的辽阔和孤独永远不能用朋友的多少来衡量。可怕的不是一个人在孤独中让思绪到处飞扬，而是在人群中大声说笑心里却茫然若失。 ６．梦幻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总是梦见自己双腿沉重地在泥泞里跋涉。当我意识到每一次梦见的场景都那么相似时，我有些紧张。但一个正常的人，总是会把梦境和真实分开的。 多年后，我遇见了一个有妄想倾向的男子。他以为他不仅是神，而且还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他说，几年前他就知道中东的和平进程不搞不行了：“你看，现在应验了不是？那些政治家们一天到晚都在呼吁停火。”我说：“任何一个对世界局势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中东是一团乱麻，那里的问题不解决不行。我也知道。但你说我是神吗？”他无语微笑，却又说他的梦境是多么真实，真到了让他不能忽视的地步。在梦里，看见花的时候，他可以触摸到花的质地，闻到花的味道；雨落下来的时候，他的头发不但被淋湿了，就连雨滴也是那么真实地一颗接一颗地从天而坠。他觉得自己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特异功能。 “那么，你觉得你刚才说过的那些花和雨是什么？是‘梦’还是‘真实’？”我问。他迟疑着。我又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他低声说：“是梦。” 对于有妄想倾向的人来说，与其争论是最不明智的。重要的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不真实的，然后他们才会开始检查自己其他不真实的想法。精神上的健康就是那样痛苦而缓慢地得到的。 ７．朋友之间 我有两个很知心的朋友，但她们之间别说知心了，这么些年了，一直是点头之交，根本不了解彼此，也不想了解。因为不了解，她们对我说起对方时，很疏远甚至还相互有敌意。 我有时奇怪，既然她们两个人都选择我作为她们的朋友，她们一定有些共同的地方。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和Ａ说的话题从来没有同Ｂ说过，因为Ｂ对那样的话题不感兴趣。而同Ｂ说的话题，我同Ａ从来是不能提起的。 Ａ很理性，说话非常哲理，她关心国计民生，世界局势，人灵魂深处的东西；Ｂ很现实，告诉我怎么熬汤，怎么照顾丈夫和孩子。我觉得，Ａ肯定也是知道怎么熬汤的，Ｂ的灵魂深处也肯定有些很抽象的东西的。 朋友就是那样，很多情况下，只能折射出我们自己个性的某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在Ａ和Ｂ之间，我只是一座小桥，她们却是行走在两条小路上的路人，注定要从我这里经过。但我却不是她们的汇合之地。经过之后，必然还会出现两条小路，她们要去的必然还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８．ＥＭＡＩＬ问题 我的一个朋友酷爱写英文ＥＭＡＩＬ。 收到她的ＥＭＡＩＬ我总是头痛。以前，我曾这么想过：你这是干什么呀？是我啊！再说，你过去还是个记者呢，干吗非得用英文写Ｅ呢？但后来又想：她这是想让我改她的英文呢，还是想向我炫耀她的英文进步了呢，还是想找个人练习英文呢，还是真像她说的那样，写中文花时间呢？ 无论是因为什么，我总是心情不爽地扫过一眼，过了几天再回：“收到你的信我很高兴……” 但因为我一直未向朋友表白心意，至今，她的ＥＭＡＩＬ还是英文写就的。更糟的是，因为我对她的英文信一直迟于回复，她已经很长时间，就连一封英文信也不肯写给我了。 ９．两个ＲＯＳＥ 在我居住的那个小城里，在一个商城的电影院附近，有一家简易的中国餐馆。女老板叫ＲＯＳＥ，是一个来自广东的老移民，五十多岁了，在那一片小店做了几十年的生意。半年前，我注意到小店的生意易手了。后来，我到一家饭店吃饭，见自助餐里放着些典型的北美中国菜，心想，这里肯定有一个中国厨子。后来就看见ＲＯＳＥ从厨房里端着菜出来添菜，见到我，她高兴地打了一声招呼。我问她：你的店不是卖了吗？我以为你已经退休了。 她说：不行啊！卖是卖了，但我在家里闲不住啊，不知道干什么，都要生出病来了。 我工作的地方，有个工人也叫ＲＯＳＥ，一个小时挣十五加元，也是五十多岁。和那个中国ＲＯＳＥ比，没有什么钱。 有一天，我在餐厅里看见ＲＯＳＥ，脸晒得黑黑地，便说：你去哪儿休假了？她说：墨西哥。我说：又去了？你去年不是已经去过了吗？她说：是啊，我爱那个地方，明年还想去，但我已经把钱都花完了，所以便回来拼命工作，免得明年没有钱度假。 我在加拿大生活了这些年的感受是，中国人太不懂得享受了，老外又太喜欢享受了。要是彼此间能平均一下就好了。 １０．不值一杀 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两情相悦的事情，恋爱时如此，结婚后也是一样。但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懂得这个道理。记得我曾从国内的一家报纸读到一条新闻，说一个女子在把丈夫和情人杀死之后，投案自首。还有一个更为悲壮的，把变心的丈夫杀了，然后身穿婚纱自首。每当看到这样的消息时，我总会叹息：好好的女子，怎么会为那些混帐们气昏了头脑。 我常看见女人们在媒体中控诉自己的丈夫，说他们的无情无义。在那些字里行间，本人看到的却是一段感情的毁灭，另一段的开始；一个对妻子冷淡的男人，必对他的情人温存热情；和妻子无话了，必与情人情义绵绵；对妻子拳打脚踢了，对情人却肯定是溺爱有加。一个女人眼里的恶魔，另一个女人身边的天使。 人性的不持久就是如此。对于那么一个没有情义的东西，把他甩掉就罢了，抱怨什么？如果一个男人不再爱你，不关心你，甚至伤害你，你走得越远越好。如果你还年轻，那就更应该觉得庆幸，杀他干嘛！该感谢老天有眼，让他在你没有变老之前露出了狼尾巴。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１１．贞操的价钱 尽管国内很多人自称把女性的贞操看得非常之重，但事实上却远不是那么回事。 先看贞操在一个女人那里值多少钱。我曾在报纸上不止一次看见，某妇女被一流氓侮辱，向法庭申述，要求严惩罪犯，却只向被控方索赔一元钱。再看社会为贞操如何定价。国内现在有一种叫处女膜修复术的东西，一个手术要一百到二百元的价钱。和一条裙子的价钱差不多。再看男人为贞操定的价钱是多少。国内的性产业很红火。如果男人们真那么在意女性的贞操，那个行业早就萧条了。把女性的贞操看得最不值钱的人，是男人。 女人的价格有了，男人的却一直是谜。直到不久前，有个男大学生想出国留学。他欲找一个有钱的女人做靠山，明码开价，用他的贞操换取出国留学的费用。 这个贞操大概是华夏上下五千年来最值钱的一个了。男人们空喊了几千年，最后竟觉得还是自己的东西最贵。 １２．朋友和书名号...

完美的男人 ·简 杨· 在异国流浪的好处是，朋友少了，热闹少了，一个人静思的时刻却总是象空气那么自然地存在。我是我自己的朋友，象李白的“对影成三人”那样，不思乡的时候，路边的风景和过往的人流，总能在我心得镜子上折出几道光来。下面是我这两年断断续续写的一些杂文。 １、完美的男人 那天的统计课是讲“可能性”（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教授说，当我们想发现一个人或一件事有Ａ或Ｂ的可能性时，概率比同时有Ａ和Ｂ的可能性要大。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试验。题目是，什么样的男子是最完美的，换句话说你们最想嫁给什么样的男子。来看看在多少男子里可以发现一个这样的人。” 课堂里立刻活跃起来。“他要富有”，“一年至少挣十万”，“大概在三十个男子里会有这么一个人”，同学们如此说。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了１／３０。“要英俊，” 一个矮胖的女生说。另一个跟上来说：“在五十个里面能找出一个来吧。”教授微笑着说：“五十分之一？能不能宽容些，二十分之一？”说这他又写下了１／２０。大家接着说了以下几条：幽默，性感，浪漫，成功，健康。分别对应的数字是：１／２０，１／４０，１／３０，１／３０，１／１。坐在我旁边的杰克轻轻哼了一声。后排传来一个声音：“忠诚！”女生们笑了一阵，终于确定对应的数字是１／６０。杰克对我说： “她们疯了，把男人贬低得那么厉害，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了以下的算式：１／３０，１／２０，１／２０，１／４０，１／３０，１／１，１／６０。计算的结果是１／８６４００００００。“找这样一个男人比中彩票还难，”教授微笑着说， “问题是，当你碰见这么样的一个男人时，他愿意找你的可能性是多大。”教室里先是一阵安静，然后响起了稀落的笑声。 杰克快意地对我说：“此话正合我的心意。” ２、母亲节的玫瑰 我在中餐馆里打工的时候，遇见一个叫杰米的年轻人。他不很聪明，大学上到二年级就退学了，跑到餐馆来作侍者。每当要摆放餐具时，他不懂得把刀叉和餐巾纸一次放在水杯里，然后再放在桌子上摆放（这样会节省很多时间）。他却总是端着一个重重的塑料盆，里面放满餐具。他把刀子在十几张桌子上放好后，再走回来放叉子，然后再回来放餐巾，水杯……“杰米，给自己省点时间好不好？” 刻薄的老板娘总是把牙根咬得直响。而他只是微笑，依旧按步就班地浪费着自己的时间和老板的金钱，仿佛在一来一回中得到了很多乐趣。 “这个怪家伙杰米，”我有一次看着他的背影想。 我在这里的第一个母亲节到了。对我这个打工妹来说，这个节日是挣小费的好日子。餐馆里很忙，我的袜子都湿透了。杰米怀里抱着一大把红玫瑰出现了。“嗨，简！母亲节快乐！”他说着从怀里抽出一只玫瑰花，递给了我。“这是给我的吗？”我问。他点点头，然后又向别的女招待走去了。他那天休息，却跑到餐馆来，给所有的女招待送了一支花，每支两元，花了四十元。是他一天的工资。 傍晚，我浑身汗湿地回来。花放在杂乱的桌子上。我竟找不到一个容器。我把半瓶可乐倒了出来，把花放了进去。那么美的一束花就放在那么丑陋的一个瓶子里。 那束花艳丽了很多天，我每天都要从桌面上捡起几张萎缩的花瓣。最后，竟是连叶子都干枯了。“那个怪家伙杰瑞，”我把花扔进垃圾袋的时候想，“这是我在这里得到的最好的礼物了。” ３、花的记忆 我不养花，因为我没有时间，但我很喜欢看花。 有一次在一个病人的桌上，我看到一盆长满紫色米粒的象少女头发那样浓密的花。好多天都不见任何花粒落下来，我因此怀疑那是一盆干花。病人说，这花叫做 “春天的海勒”。ＨＥＡＴＨＥＲ是女孩子的名字，花的样子也象有着丰盛的充沛青春的少女。 我还见过一种叫“爱尔兰的小岛”的花。爱尔兰以常青的原野而著名，那种花的绿色很多天都象被雨水洗过那么清新。还有一次，一位护士特意带我去看一种叫作“非洲菊”的花。那种花非常地恐水，棕里透红的花瓣仿佛象非洲妇女们色彩鲜艳炽烈的花裙，充满了异国的风彩。另外一种叫作“婴儿的呼吸”的花，细碎的白点子缀在叶片之中，有一种婴儿熟睡时的宁静。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新嫁娘的花冠或手里的鲜花上，总少不了它的点缀。 病人对花的态度很有意思。他们生病的时候，那些花是一种安慰，让他们想起送花的那个人。但走的时候，他们真地是再也不想回来的，于是那些“安慰”会被冷落在桌子上。但有个七十岁的单身老人例外。她在摔坏了髋骨后，医生要强行把她安排到老人院去。她有两个儿子，都住在东部，从来没有来看过她。她在住院的十天里收到了他们托花店送来的一盆水仙，一盆菊花，和一盆雏菊。花已经开始凋零了，每天在她的窗台上，我会发现许多枯叶。她走的时候，嘱咐人们把所有的花都包好，她要带到老人院去。那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把残花带走的病人。 其实换了谁，在知道自己已经无家可归的时候，还不是要把那点破碎的安慰带在身边？ ４、与女儿的战争 不知从何时起，女儿变得非常固执。一件简单的事要和她说几遍都没有效果。最让我头痛的是她的房间，象一个可怕的迷宫，我不愿意走进去，因为不知道乱七八糟的地面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武器。 “收拾一下自己的屋子，”我威胁她的时候，声嘶力竭并张牙舞爪。“我不能，这里面乱得象热带雨林一样，”她老实地回答。“就收拾一个角落行不行？” 我说。“好吧，”她说，却总是不行动。 有一天，我在超市买了她爱吃的很多零食，心里怀着要和她斗争到底的心情回了家。她高兴地搓着小手说：“呜拉拉！”这是她当前比较喜欢的一句话，表示她很高兴。“我可以吃一瓶酸奶吗？”“不行。”“一块巧克力？”“不行。”“ 那么，一点果汁？”“不行。”她警觉地看着我，又重复了一遍要求。我还是说不行。然后她不耐烦地问：“那我可以吃什么？”我说：“喝水。”她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我是个孩子，我要吃。”我说：“那你就集中精力听着！” 她哭的小声了些。“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要收拾房间？”“我记不住了。”“十次？二十次？还是两个月？”她又哭起来：“我是个孩子，我管不了那么多！”然后她跑回到自己的“热带雨林”里。但很快地，她就出来了，安静地坐下来。我问， “你才问了我几次？六次？当你让别人做一件事，说了好几遍别人却不听你，你心里怎么想？”“生气，希望那个人走得远远的。”“你不听我话的时候，我也是那样想的。” 她回到自己的房里，把屋子收拾得非常地干净。但愿她会记住这一天。毕竟，吃对一个“孩子”来说，比什么走重要。 ５、一百个男朋友 我女儿有个小朋友，两个人有时候会聊聊男孩子的事。小朋友说，学校里有一个男孩一看见她就会脸红。“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ｈａｓ ａ ｃｒｕｓｈ ｏｎ ｙｏｕ，”我逗她。意思是 “他在暗恋你”。她说还有一个男生总是殷勤地为她拿东西。我开始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她接着说，还有一个男孩告诉她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女孩讲过。我笑：“还有吗？怎么只有三个？”我女儿叫起来：“妈，三个已经很多了。”我笑着走开，让她们接着数数。 记得有一次看一个美国的喜剧电视连续剧，一个男子问自己的女友在认识自己之前有过几个男朋友。那个四十多岁的女子说，“不多，四个。”男子大喜过望，因为他有过五个女友。女子又加了一句，“每一年有四个。”男子害起怕来，因为他算了帐之后，这女子大概已经有过一百个男朋友了。可不是，这里的孩子都是从十五六岁就约会的。 洋人把男女之事看得很开，好像吃饭那么平常的一件事。如果把迪斯尼的几部经典动画拿来看，哪个不是在孩子的心里灌输赤裸裸的爱情观念。我有一次看《ＬＩＯＮ ＫＩＮＧ》，见森巴和自己的小恋人重逢的时候，那只母狮子的目光千娇百魅，比真正的美女狐魅子还要厉害。 有了这样早期的性教育，一个女人一生里有一百个男朋友当然不值得一怪了。 ６、适得其反 对一个小孩子讲宗教，讲地狱，讲不听话的可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拙劣的神父这样恐吓孩子：“知道什么是地狱吗？你看见早晨你母亲煎咸肉的情形吗？她把那块肉放在锅里翻来翻去，发出嘶拉嘶拉的响声，直到把肉煎得一点水份都没有，两面金黄。有时候她对自己的手艺不满意，就在里面加一点水，把盖子蒙起来，让那块肉软化一点。你想知道什么是地狱吗？想象那在锅里的是你自己而不是那块肉！” 天哪！没有比这更恐怖的教育了。教义本是要给人们希望和爱心，而不是把人们吓得魂飞魄散。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自己不犯错误，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块可怜的咸肉。所以这种教育会把人推得远远的。 父母经常在训斥孩子的时候，用最可怕的话告诉孩子他／她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而孩子的脸上却是惊慌恐惧的样子，站在与父母好几米远的地方，不肯走过来。 这种父母傻得和上面说到的那种神父一样。 ７、先救哪一个 国人中一些不明智的女人在逼迫丈夫对自己表明爱意时，会心怀不轨地说：“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入水中，你会救哪一个？”世界上没有比这更阴险的问题了，因为这是向一个男子做人的基本原则和人性挑战，而且无论他怎么回答，他都不会让自己满意。 一部英国电影叫作《冬天的来客》。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在丈夫死后，沉湎于极度的压抑状态而不能自拔。她多病的母亲不忍心看着女儿在悲哀中毁灭，便不顾一切地来拯救女儿。两个人总是有摩擦。一次女儿责备母亲：你这样不懂得爱护你的身体，总有一天会死的。母亲说：他死了，你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想如果我死了，你会为我悲哀而不是他，这样就好了。母亲的意思是：我死了，你不得不为我悲哀。那样你就无法为他悲哀。我在你心目里不如他那么重要，你为我伤心一阵后就会正常地投入生活，所以我死了就好了。 我看到那里，心情极其震动。我有自己的母亲，我自己也在做母亲。我知道那种在无数个毛孔里象动物保护幼崽那样时刻警惕着的本能的爱。我爱女儿疯狂到了恨不得她远离所有的成长的痛苦，过分到了恨不得她在体育课上永远不要擦伤她的皮肉！ 女人这样想的时候，就会想到丈夫的生活里也有那么一个如自己一样疯狂和过分的母亲。 ８、智力的较量...

看了老尚在XW《落日颂》后的帖子，我有些吃惊，没想到还有人依然记得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此书的第一版发行于1958年9月。我手上的这个版本是1982年的再印版，购于大学期间。那时候很崇拜名人名著，买书多半是为一个名字而去。此书当时只花了九毛二，大学食堂的排骨是三毛钱一碗：) 去年回到国内，想起了我在大学时买的书，便问母亲它们还在不在。结果在她的床脚下，发现了那几麻袋的书，被覆盖着厚厚的灰尘。一本本地检查过后，我把翻译小说全部给了小侄儿，只挑了几本和古典文学有关的书，背回了加拿大。其中就有这本钱注。它书皮墨绿，十分典雅，让我想象，如果是精装的话，这书一定会用带暗花的墨绿缎子，那就会成为古人称的“帙”了。 好了。闲话不表，想给喜欢钱的朋友们亲手录入一段妙评。如果有人喜欢，请讲一声，我会继续录入，不喜欢的话，我便就此打住。括号里是我的看法，博大家一笑。 梅尧臣 (选自《宋诗注释》第16-17页)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人，有“宛陵先生集”。王禹偁没有发生多少作用；西昆体起来了，愈加脱离现实，注重形式，讲究华丽的辞藻。梅尧臣反对这种意义空洞语言晦涩的诗体，主张“平淡”，在当时有极高的声望，起极大的影响。他对人民疾苦体会很深，用的字句也颇朴素，看来古诗从韩愈，孟郊，还有卢仝那里学了些手法，五言律诗受了王维，孟浩然的启发。( 以上都是套话，不能不说，除了手法二字已让人觉得钱在隐忍之外 。)不过他“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没有味( 忍不住了 :))。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干燥不很象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咕噜之类( 我今天没时间把例子都抄出来，以后再打 )。可以说是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里了( 不知道唐小姐是否这样研究古诗。只有钱注，别人才会原谅这种写法，太“围城”了 )自从《诗经》《邶风》里《终风》的“愿言则嚏”，打喷嚏也算是入诗的事物了( 原来喷嚏和诗歌的关系这么源远流长) ，尤其是因为郑玄在“笺”注里采取了民间的传说，把这个冷热不调的反应说成离别相思的心理感应。诗人也有写自打喷嚏因而说人家在想念的，也有写自己不打喷嚏因而怨人家不想念的( 钱一一提供了考证 )。梅尧臣在诗里就有为自己出外思家，希望他那位少年美貌的夫人在闺中因此大打喷嚏：“我今斋寝泰坛外，侘傺愿嚏朱颜妻。”这也许是有意避免沈约“六忆诗”里“笑时应无比，嗔时更可怜”那类套话，但是“朱颜”和“嚏”这两个形象配合一起，无意中极为滑稽，冲散了抒情诗的气味；“愿言则嚏”这个传说在元曲里为插科打诨的材料，有它的道理。这种不自觉的滑稽正是梅尧臣改革诗体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 读到此处，我不能不肃然起敬，觉得钱毕竟是钱，说话很有份量。 ) 《田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