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都晕了。 :(:frown::confused: ========================= sbosvm.png

我对那个事件在一开始是同情，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态度变了。 我本人高度认同这篇文章的观点，直言不讳地说，我对那个事件发展到最后那个样子的评价就是：荒谬，荒诞，荒唐，是一场混乱不堪的不负责任的大杂耍。那些被人为的赋予在这个事件头上的种种光环非常可笑。 最可怜可惜值得同情的是那些纯属无辜的死者及其家属。 ======================================================== 八九学潮的五个问题及答案 沙鸥博客 冷眼旁观了两天，看见了网上关于八九学潮的如潮评论，最搞笑的就是看那些所谓学运领袖们的自述自评，喊着“平反six/four”的口号，义愤填膺的作受害者状。首先要弄清楚，将来中国要平反的，绝不应该是八九学潮或six/four运动，而是对six/four死难者要有道义上的抚告和对伤亡者家属的国家补偿。 请参与运动的学运领袖们明白，历史由参与者书写，但是，历史不是由参与者来评价。将来，当中国的民众站在历史的裁决席上时，你们最多只能作为作证者，其中的有些人可能还得被送上道义和政治的被告席，无论对伤亡者，还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 自问自答如下。 一，six/four来临，在要求中国政府平反时，作为把那些伤亡者联手送上不归路的另一方，学运领袖们忏悔了没有？别跟人们说一些“没有政治经验”“政治手段不成熟” “用心良好”之类的废话，对死去的人们来说，无论何种原因和动机都无法挽回他们的生命，就象中共同样不能用“没有橡皮子弹”“缺乏应对经验”之类的借口来推卸道义和政治责任。 二，假如中共不镇压，运动将以何种形式收场？现在许多人总是喜欢说“假如six/four不被镇压….”，中国会如何如何光明，那么首先得面对这个问题。答案是，six/four前后，全国其他地方学生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串联北京，学生们不买票，藐视交通法规，在武汉等地甚至出现了学生们拦火车的情况，一种文革时红卫兵式的无政府主义闹剧已经开始。“天安门一代”、“天安门领袖”、甚至“天安门情侣”都开始出现，大家都围绕着那尊硕大的自由女神像开政治派对，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青春的热血在沸腾，带着挣脱父权的压抑和社会束缚的快感，把一种“杀父情结”以一种反社会不公的“正义”方式向中南海里的权贵们痛痛快快的发泄，让人们见识了什么叫“革命是群众的狂欢”。这种覆水难收的场面想和平收场？除非又出现个毛式的“一代天骄”。 三，八九学潮有多“伟大”？如果说有几百万人参加的运动就能称“伟大”，那么文革比这个运动要“伟大”得多；别以为喊得口号有多“伟大”：“反腐败、反官倒”、“民主自由”，从人本的角度，这些还能“伟大”得过马克思的“人非商品”的论断？从民本的角度，还能“伟大”得过毛泽东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号召？更别把“非暴力”挂在嘴边，暴力的本质在于强制性，强占国家公共场所达两个多月居然还能用“非暴力”来打圆场，“非暴力”和“无政府主义”不能划等号。 四，八九学潮是民主运动？真是可笑的说法！什么时候开始学生运动成了民主运动？喊着“民主自由”就能是民主运动了？那么为何本次运动发展到后来与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种深入的牵扯进中国传统政治最黑暗的宫廷内斗的运动居然还能称为“民主”运动？！是谁在玷污这个运动？更别提“四君子”下跪请愿及柴玲那句充满血腥味的名言了。答案是，八九学潮前半截是学生运动，后半截是政治运动，与“自由”还有点搭界，毕竟无政府主义也算是种自由，与“民主” 则毫无关系，与民粹式的街头政治倒有些近似。 五，八九学潮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什么？它除了给中国社会留下了又一个巨大的伤疤，没有对中国社会留下一丝一毫的推动作用，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在思想启蒙上跟八六学潮都没法比，也许跟92年邓南巡而开启中国经济的另一轮高速发展有点关联，可无论是中共还是学运领袖们都予以否认，中共是揽天下之功为己有，学运领袖们则因政治智商太低而认识不到。作为八九学潮留下的唯一政治资产，海外民运曾经寄托着一些天真国人的希望，总是希望这些人中能产生索尔仁尼琴、哈维尔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巨匠，退一步来说，产生一个叶利钦式的政治强人也行，最不济也能产生个瓦文萨那样的文盲政客吧？答案是“没有”，它只留下了一群“恶搞式民运”，这帮人在海外小孩子办家家一般的闹腾到现在，以six/four为起点，直线下坠，连仅有一点受强权压制的道义形象都赔的精光。“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陈凯歌的《无极》有多么的颠覆，那么six/four后海外“民运”对民主政治和民主运动的恶搞就有多滑稽。 。。。。。 问题还有很多，留给人们自己去补充。 如果非要对八九学潮作一评价，那么合适的评价是：政治行为艺术。行为艺术有多么荒谬和怪诞，作为政治运动的八九学潮就有多么的荒唐。它的表现形式是，学生运动变为政治狂欢，一群混混沌沌的热血青春被有意无意的误导进另一个冰冷的政治世界；留下了一群吃政治饭的恶搞式“民运”，一个充满悖谬的群体。同时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悲剧：一群年轻的生命，一个深背道义枷锁的政权，一个又添一个伤口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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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美好的日子，没有最美的词句，没有多情的言语，没有精美的礼品，有的只是朋友深深的祝福，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6a00d8341ca96b53ef00e54fbf9cb78834-800wi.jpg 08-08-01 472.jpg 2006111003054211142.jpg F200812080427504606.jpg tds-xmas04-17.jpg

张学良原配：我们离婚是被人一手策划的 -------------------------------------------------------------------------------- 佚名 关于西安事变，关于张学良，相关的回忆录、口述史料可谓不少，但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却一直淡出人们的视野。其实，早在1989年，于凤至临终前的一年就留下了一份口述回忆录，并交代在她与张学良等人百年之后公诸于世。这是一份向历史负责的证言，首次披露了与少帅结合和“离婚”等家族及政坛的内幕秘闻。书中一些珍贵历史照片为首次在大陆公开出版。选摘时有较大删节。 他拉住我的手说，永远听从我的话 我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父亲在郑家屯开粮店，我从小在郑家屯上学、长大。当时的驻军一度住在粮店，驻军统领张作霖和我父亲结识，相交很好拜了把兄弟。张作霖看我读书很用功，常夸我是女秀才。后来，他向我父亲提亲，说他大儿子很听话，肯上进，将来也要在军队发展，需要我这样的女秀才帮助。那时代的婚姻是父母包办决定，我爹娘疼爱我，认为当官的都三妻四妾，会受委屈，拒绝了这门提亲，说我的婚姻需我自己同意才行。张作霖竟然同意这说法，他叫汉卿来郑家屯住住，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订了亲，我和他是注定的姻缘啊！ 我们大了，对于我们的结婚，我娘提出汉卿的母亲已故世，婚礼要在郑家屯举办，张作霖也同意了。我爹当时念叨：张家是讲情义，看重我们这老兄嫂啊！我娘说：这是他们看重咱们孩子，我也就放心了。婚礼后去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宅院（以后称为“大帅府”）。 全府各房都对大帅十分服从，有时大帅召集各房家人全体集会，这时是大家互相见面相谈之时。大帅常讲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等做人的道理。更说到东北被日俄两国侵占的处境，以及他对老毛子（俄国）、小日本的斗争。他说他要把日俄赶出东北，他常骂各地军阀都是假借爱国爱民之名，实为谋取个人名利，中国的落后、腐败全是这群军阀造成的，他要一统天下，使中国强大起来。他是草莽出身，但是努力学各方面的知识和找各方面有学识的人帮他。他听取谏言，大办工厂、企业；兴建水利；发展兵工厂；建立海军、空军；创办了一时之盛的东北大学；把一些东北青年送到海外各国留学。他给东北的军政官员规定了两条：一是只许减税，不许有苛捐杂税；二是不许克扣军饷和虐待士兵，犯这两条的一律杀。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常常在梦中回到我爹娘的身旁，回到郑家屯，回到大帅府。故旧亲朋和乡亲们的面孔不时出现在我眼前，我牢记汉卿和我离别时的话：“盼望我们能熬过这大难，得到自由，一同回故乡。”这一天能来到吗？ 赵四来到大帅府，一进门就跪地向我叩头 日本在大帅由北平回东北的铁路上引爆预设的炸药，大帅受了重伤，回到沈阳时已故去。 汉卿对大帅的遇害十分悲愤，誓言要为父报仇。所有事宜都以针对日本侵略为考虑，积极整顿军事备战。在有不决之事时，他常和我相商，我得以在旁提出建议，他常采纳我的建议，这是我们两人从少年相识到以后相处他对我的学识很欣赏、很器重我的结果。 中国统一初定，就发生了阎锡山、冯玉祥二人为图谋夺权、反叛中央的中原大战。各地建设被毁，军民死伤上百万。阎、冯两人派人来沈阳游说，妄图使东北中立。中央派员要求东北军入关帮助平乱，汉卿说：“这两个军阀为了图谋私利，破坏国家统一，使得百姓生灵涂炭，我们为救国救民，自当出兵平乱。”当时有人提出，东北军主力入关，会使日本有机可乘。汉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择正义而为。东北大军入关，一举击溃了阎锡山、冯玉祥两股叛军。 中央政府为酬答汉卿的相助功劳，委任汉卿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并且将华北地区的政务也委托汉卿主理。这样汉卿主理了中国的东北和华北，一时成为位高权重、中国的第二位人士。汉卿说，他深感重任在身，但这正是他期望中国抵抗日本的夙愿可以实现的时机。 在汉卿掌握半壁江山的权势和大帅遗留的巨大财富之下，很多女人为谋取私利，用一切手段缠住汉卿。汉卿对女人又十分随便，对此，我从不过问，我相信他决不会负我。只有对王正廷的妹妹，他找我要求我接纳她做二房，说她人品好，留学归国，学识很高。并因王正廷的关系和政府要人都有渊源，一再要求，为此事我再三思考后拒绝。我说：为了我们两人这个家，为了孩子们，我不能同意。最后汉卿依从了我的意见。 这群女人中有一个叫赵绮霞，她父亲是政府中主管经济的要员，她因终日在舞场流连、不肯上学，被称为赵四小姐，她追逐汉卿，报纸杂志大肆渲染。她父亲管教她不听，登报脱离父女关系，成为一时新闻。她以此为由，托人找我，要求任汉卿的永久秘书，服侍汉卿的生活，汉卿要我决定。我可怜她十四岁幼龄，无家可归而允许。赵绮霞来到沈阳帅府，一进门就跪地向我叩头，说永远不忘我的大恩大德，一辈子做汉卿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我用我的钱给她买了一所房子，并且告诉财务人员，给她工资从优，以尽到对人之心。 囚禁生活，他反复哼吟：“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日军进攻热河，驻守热河省的东北军汤玉麟部撤退，受到舆论责难，汉卿承担责任辞职。中央委派汉卿出国考察，他带我和孩子首途欧洲，我们自北平南下上海，坐轮船去意大利。 我们历经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各国，所到之处受到中国驻外使节的迎接、安排，也得到各国元首、政要的欢迎和款待。汉卿认为中国需要一个领袖，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他说：他要拥护蒋介石成为全国的领袖，振兴中华，打败日本，收复东北。他对蒋介石是心存希望的。 蒋先生为了调动东北军协助他“剿”共产党，征召汉卿回国。于是，我留子女在英国求学，二人回国。汉卿回到南京，下令东北军南下。他说：大家跟着我打回老家去。 为了制止内战，汉卿抱着牺牲自己的决心，发动了改变国家局势的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促成了停止内战。 汉卿为了完成这任务，保护蒋先生安全地离开西安，陪同蒋先生去了南京，也从此失去了自由。当时我身在英国，在这关系汉卿一生自由的关键时刻，我不在他身旁，我一生痛悔的事，就是没有阻止他陪送蒋先生去南京。 汉卿抵达南京，开始住在宋子文寓所。蒋先生不顾诺言以军法审判，扣押汉卿，并判刑十年。随后又明令特赦，改为严加管束，但违法地关押了他一生。 我在英国安排子女就学，即做回国准备。 汉卿的羁押，是由军队、警察、宪兵层层戒守，隔离内外。特务更是吃饭同桌，不离左右日夜在旁监视。他白天强颜应付，夜晚回房时独自流泪，经常地吟诵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说他愿以自杀来控诉蒋介石如此背信弃义，不守承诺的迫害。我就此向他指出：在军事法庭上，你光明正大地说明“西安事变”的兵谏，是为国家存亡的革命行为；是为了改正错误的政策而兵谏，并不承认有罪，这从得到蒋先生的允诺采纳我们的主张可以证明。既然我们认为不仅无罪而且行为正确，今天受到非法的囚禁，那就要学文天祥等仁人志士为人才是，我们心有正义，历史会有裁判，怎么能丧失信心？何况你对东北军几十万将士有责任，对西北军官兵有责任，对儿女有责任，你要战死在前线的心愿未遂，蒋帮如此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报应未见；所以，不但不能自杀，反而要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生命才对得起人，对得起大帅在天之灵。他逐渐醒悟，说：我是应该起来和他们斗到底。 “七七”抗战爆发了，汉卿知道后很兴奋，他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上书蒋先生，请求派他去前线。他一定死在前线报国。但是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回讯。这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说：他真后悔了，不应该送蒋回南京。他一生的心愿———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不能实现了。 汉卿在几年的囚禁生活中，常常反复地哼吟京戏《四郎探母》的一句唱词：“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他是在诉说自己丧失自由的痛楚啊！听闻之下，每每我随之泪下，他见我泣即止，安慰我，并嘱咐我说：“记住，这是我的实况，问我情况，这戏词就是我的实况。” 我们离婚，系蒋介石一手策划 1939年末，我们又被押解到贵州省修文市。第二年春天我患了乳癌，汉卿沉痛地说：“你要找宋美龄了，要求她帮助送你去美国做手术。你会康复的，一旦病好了，也不要回来。不只是需要安排子女留在国外，而且要把“西安事变”的真相告诉世人。蒋介石背弃诺言，他是要千方百计伪造这不能见人的历史，你尽量帮我完成这个心愿吧。” 生离死别将临，多少夜二人不能成眠，边谈边泣，商议两人如何面对未来。议及我有可能不治，我要抓紧时间安置好子女在外省的生活，不要回到蒋统治区。汉卿应允我，任何情况下决不自杀，还特别明确指出：永远不会认罪，因为自己没有罪，并且是尽了力报效国家了。汉卿说：“赵四要来了，她会照料我，但是戴笠让她来，就是说明戴能控制她，对这点我们要清醒。” 1940年6月我到了美国纽约，在医院做了手术，经治疗得以痊愈。宋美龄、孔祥熙到纽约时，都来看望我，问我有什么要求，要帮助我。孔祥熙特别嘱咐我，不要在纽约、旧金山安家，说这两地情况复杂。为了汉卿来美和家人团聚，找一个其他城市的安静社区住。他语重情长，心意感人。在纽约，不止亲朋故友闻讯纷纷来相见，探询汉卿的情况以及要帮助我在美生活，更多的是不相识的侨胞知道是我后，都表示对汉卿为国牺牲的敬佩，并且都痛责蒋介石残害忠良。 孔祥熙请友人传话，说洛杉矶好莱坞市的山顶上有一小平房出售，山较高，道路窄小，社区的房屋少，很安静，所以想买下送给我。我到洛杉矶看房，如同他所介绍的，这房子的位置和它的幽静，来此居住很合适，我自己买下来，没有要孔祥熙赠送。对他的盛情心领。 在洛杉矶，我依靠我的经济知识买卖股票，每有盈余，就买近处房产出租，在美国安顿下来。孩子逐渐长大，成家立业了。因为在美国，以及我和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一伙不便阻拦和汉卿联系，但也只限报平安而已，每知他安康，我唯有痛哭。 一年一年过去了。1964年，台湾市面上传出了汉卿在几年前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一个杂志发表了，遂即被查封。这是汉卿和我早就预料到的，只是想不到以这种形式出现。这是为了将蒋一伙被赶出大陆失败的责任推给汉卿，用以欺骗世人的手段。汉卿绝不承认有罪，何况他根本没有这个文学水准，赵四在学校没念过什么书，并没有如此文笔。 1964年，蒋介石策划了一个离婚、结婚的自欺欺人的丑剧，用所谓教会要求一妻的借口来堵住汉卿来美国和家人团聚、取得自由的路。 为了此事，某某（张家某远亲）突然由台湾来美国找我，这位一直没什么联系的人，竟开门见山说是为了汉卿办离婚的事来的。我问他是否是政府派来的，是台湾什么机关？他说：他是政府的公务人员，但不是奉政府之命而是为了汉卿的处境安危而来的。我问他：是汉卿委托你来？他犹豫了，回答说：不是，说是汉卿经过多年教育，已经认罪和守法了，愿意和赵四在台湾终老，所以才要办离婚的。并说：这是他到汉卿家里和汉卿、赵四三个人说这事，赵四说的。 我和汉卿电话中说此事，他说：“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事由你决定如何应付，我还是每天唱《四郎探母》。” 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我给这个独裁者签字，但我也要向世人说明，我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所谓离婚、结婚。汉卿的话“我们永远是我们”，够了，我们两人不承认它。宋美龄每年和我都互寄圣诞、新年贺卡。这年，她信封上仍然是写张夫人收。以后每年都如此。 赵四不顾当年的誓言，说永远感激我对她的恩德，说一辈子做汉卿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等，今天如此，我不怪她。但是，她明知这是堵塞了汉卿可以得到自由的路，这是无可原谅的。 岁月如流，时光无情，儿子们都先我而去。我是在苦苦地等待汉卿啊！我只有在看到孙女、孙子们成长时，才略感到一点安慰。汉卿的这一嘱托，我办到了。

他恨恨地告诉李韩锁：“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时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建设是“劳民伤财”。陈永贵一气之下，就觉得骂其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于是又说胡耀邦是“胡乱邦”！ ----------------------------------------------------------------------------- 1978年12月26日清晨，风和日丽，为京城冬季里面少有的好天气。此刻陈永贵正在城北交道口大街他的四合院里往来踱步。像往常一样，他早早地起床。这一天本是毛泽东的诞辰，在他陈永贵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他还记得十一年前那个12月26日带给他的辉煌。那一天，大寨淹没在一片红旗彩灯和标语的海洋里。为了使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更加引人注目，他选择了毛的生日来庆祝大寨的丰收。数千人从东西南北涌来，如朝圣者的队伍进入六亿中国农民的麦加，列队四行接受他的检阅。他还在这一天里接受了十七个县、二十个公社和三百四十个大队的贺礼，收到四百张喜报、一百份“决心书”和至少四个歌舞团的男男女女们献来的舞蹈。这时候他在冥冥之中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之大，足以相当一颗原子弹的威力。 于是他让全体大寨人豪迈地致电毛泽东主席，其电文至今读来仍让人激动不已：“大寨掌握了您的光辉思想，就变成了强大的精神原子弹！这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爆炸了，炸得革命人民欢天喜地，炸得牛鬼蛇神胆战心惊……”陈永贵那个时候肯定认定自己手里的旗帜永远不会坠落，所以他对伟大领袖保证：“十年以后，我们还要召开比这次更大的庆丰收大会！再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报喜！”如今正是十年以后，眼前却是一片落寞萧瑟。没有了红旗，没有了语录，没有了贺礼和喜报，没有了决心书和歌舞团，没有了毛主席，也没有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只有一种特别难以平复的感觉如鲠在喉。他明白这种感觉乃是由于他主管全国农业的权力实际上已被剥夺。就在前一天下午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王任重由陕西省委书记一跃而居京城重任，一身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其角色刚好取陈永贵而代之。陈永贵长期观察政海风云，知道自己虽然还在副总理位上，却已是昨日黄花，所以他才能够用一种洞悉一切的口吻告诉儿子，他无法继续忠于职守：“唉！干不了啦！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然而还有更加令他感到忧伤的事情。老实说，陈永贵原本不过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农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走进帝王将相出入的红墙深宫，现在就算夺去顶戴“乌纱”，他仍旧可以扎上他的白色头巾务农去。他的心肝是他的大寨，叫他不能平心静气的也正是这件事。大寨不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么？怎么这些人连大寨也要反对哩！他恨恨地告诉李韩锁：“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时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建设是“劳民伤财”。陈永贵一气之下，就觉得骂其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于是又说胡耀邦是“胡乱邦”！ 胡耀邦从来没有去过大寨，也不懂农业，所以陈永贵不会相信他对大寨的攻击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进而怀疑所谓“劳民伤财”一说乃是出自他人的唆使和告密，昔日反对大寨的人有极大的可能集合在这个新的权力周围。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发生在三周以前。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一封来信摘编出来，写信人自称“陈灵风”，来自山西，其述评的矛头全部指向大寨。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吹”，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人居然列举了若干事实来证明其所言不是伪证：比如六十九军把郭庄水库的水引到大寨、墨西哥总统送给大寨喷灌设备、政府出钱安装了高压电线、省军区的官兵放炮炸跑了冰雹……这个姓“陈”的还质问那个姓“陈”的，说“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最为要命的是，信的作者认定大寨没有和“四人帮”顶着干，甚至还骂过邓小平是“邓纳吉”，这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中共中央机关报把所有这一切无遮无拦地印行成册，到了第二天一早，就摆在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了。 陈永贵并不知道陈灵风为何许人，但是，以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完全可以断定，若无更高权力机构的支持，陈灵风断不敢写出这样一封信来，即使写了，《人民日报》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响应。从12月2日到12月25日，所有的一切看来都像是安排好的，时代终于逆转，中国农业的旗帜由此也就在昔阳坠落而在凤阳升起。 陈灵风的告状辗转上达中南海，这是抨击大寨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在1978 年开始的几个月里，这种活动还只能在暗中进行。大寨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保有昔日的辉煌。中央政府仍将大寨作为农业立足之根本，其信心之坚定似乎还要超过以往。比如2月份有两个规模盛大的会议，科学大会与文化大会，看上去均与大寨极少关联，但是却都在大寨召开。依照华国锋的意见，大寨作为一种象征，其光辉将能普照天下，所以，便有了数千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云集昔阳的盛况。一个月后，昔阳终于略显平静，可是它的四位最显赫人物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又一个月后，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夫妇领来了一位外国总统。到了夏季，郭沫若的骨灰，也撒向大寨的虎头山。大寨全体贫下中农还共撰祭文，悼念这位史学、科学和文学的泰斗，说“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赋诗说大寨是“共产仙乡”，所以死了以后要来到大寨“和我们朝夕相处”。在当代中国，学问之大者如郭沫若，寥若晨星，所以这件事在全体人民的心中当然会留下感情的色彩。不过，大人物死后的魂归大寨仍为罕有之事，郭沫若之后，唯陈永贵一人，那是八年以后的事了。这一年里，毕竟还是活着的人纷纷进入这个小小的山村，总计有182954个中国人和5405个外国人。 不过，到大寨来朝拜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舆论的注意力也已悄悄地转而讨论真理的标准。反对大寨的人们日益活跃起来，只是他们还不敢太逾越分寸。 这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舆论，日后这种力量就更加微小。到12月陈永贵被夺权留职的时候，舆论对这位昔日的农民英雄已经失去了同情，只不过还没有发展到公开贬损的程度。攻击者首先质问，为什么江青要“三上大寨”，尤其是毛主席辞世前夕，江青居然敢于离开领袖的重病之躯跑到大寨，莫不是大寨与江青有着某种特殊关系？这一质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他们又问道：学大寨究竟学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颁布的学大寨之“六条标准”，以及陈永贵数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根本经验”。这些攻击仍然没有能够动摇大寨的地位，但是，他们所说“学大寨”乃是在走一条“左”的道路，却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一攻击正中大寨的要害。大寨红旗几乎立刻就被拖到了悬崖边上。 局面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起因至少要追溯到两年以前。1976年10月4日，也即逮捕 “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已经在感情上站在华国锋的一边，不然，他就不可能在华大功告成之后“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这是十八年后《农民日报》记者吴思的描述。陈永贵与“四人帮”的不能合拍，在当时即为人人皆知的秘密。他在江青来到大寨的时候可以做到毕恭毕敬，等到江青一走就会擅自决定在江青的防空壕里面养猪。姚文元始终不肯屈尊到大寨来，令他极为不满。而张春桥对他这个乡巴佬的不加掩饰的轻蔑，就更加令他义愤填膺，以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与张春桥大吵一架。当时这几个文人权倾天下，敢于直接与之对抗者绝无仅有，所以就连最无所顾忌的将军许世友也对陈永贵的勇气自叹弗如。不过，这一切多是一个乡下农民和城里秀才的差别所致，很难说有什么政治上的动机。 “四人帮”顷刻瓦解，陈毫无疑问在心里大大地出了一口气，但是老实地说，他也并不真正明白自己与这些人的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他的最得意的助手郭凤莲为事态的突变所震惊，一时不知这些人有什么卑鄙的罪行可以让大寨的社员批判，于是求教于陈永贵，陈指点说：“你上去骂狗日的就行”。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之身份作出如此指示，固然浅薄粗俗之至，但是，当时某些评论说他与“四人帮”早有勾结，也实在是一个冤枉。至于说他没有与“四人帮”对着干，即便属实，也无可厚非。以当时之情景，又有谁能“对着干”？自然不能以此对陈永贵大加指责。这一点，已由邓小平本人加以认定，他安慰陈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这当然也等于宣布，大寨不是“四人帮”的大寨，它与小靳庄完全不一样，后者是江青一手导演出来的一个专门作诗唱戏的村庄。 话虽如此，大寨旗帜的黯然失色，却是由“四人帮”的垮台开始的。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可以为邓小平的改革阵营所接受。事实上，在当时中国政坛激烈角逐的几种力量中，陈永贵更有可能属于华国锋的阵营。华的诞生地交城县，与陈的大寨相隔数百里，为同一省份。华国锋奠定自己最初基业的吕梁山，与陈的太行山也是遥遥相望，更何况这两个人又同为文革之受益者，政治上的倾向，乃至种种利益攸关的细节，均有更多的相通之处。可谓同仇敌忾，同病相怜。这在二人先后去职赋闲家居的时候，发展为一种至为真切的关怀。这种真情本来极为少有，而在这两个人中间却能至死不渝。大约八年以后，陈永贵终于病逝，华国锋闻讯甚是伤感。就在遗体将要在烈火中化为灰烬的时候，他昔日在中南海里的同事们谁都不肯来表示一下悲哀，对于这些人来说，最后的分手可能早已完成。此时，唯华国锋一人蹒跚而入。他在离职之后几乎不再于公众中露面，现在却置身在一个死者身旁。青灯花影，絮语孤魂，昔日中国政坛上两个风云人物，生死两依，真有惺惺相惜的感慨。 陈永贵之忌辰为1986年3月26日。当他终于告别人世间种种是非恩怨之后，人们曾经尝试为他盖棺论定。卓儒说他拥护三中全会，还说他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副总理。吴思说他正相反，开三中全会的时候，“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都不打”。孙启泰和熊志勇则将陈永贵连同他名下的一行人马全都说成是“大寨式的干部”，这些人“以各种方式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方针政策”。其实，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明了。陈永贵在政治局的会议上的确投出赞成票，但他的内心却并不是真正的赞成；他不能接受对“极左”的批判和对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的否定，但他却也没有依照他的本性破口大骂起来。过去他强迫所有人对大寨顶礼，全不问人家是否愿意，现在这局面终于轮到他自己来承受，其间滋味或许直到今天才能体会。 陈永贵本人一向热衷于在政治运动中居有领先位置，在真理标准的争论之中却一反常态，不置可否，对批判“极左”也只是冷眼旁观，并且暗中嘱咐大寨不要赶这趟浪潮。看来他做得足够周到，所以到了十几年后，很多人想要从公开的报章上发现他此时的立场，都没有成功。陈永贵的豪放久有名声。现在，他却只能在自己家里指桑骂槐，在公开场合则韬光养晦。这局面虽勉为其难，但他终于做到。不过，他还是忘记了官场行事的一个基本要则：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态度，而他私下表达出来的任何情绪也必有走漏出去的一天。 事情果然如此。陈在家中逢人就骂的情形不久就传播开来，这引起华国锋的忧虑。他不希望这位农民政治家再给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的确，任何人都可以借题发挥，说陈永贵的不满是受了华国锋的影响。后来陈对三中全会的决议投了赞成的一票，十之七八是由于华的劝慰。 其实，华国锋无力阻拦的事，陈永贵更加无可奈何。1978年4月，令人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新华社派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在这一月回到北京，就听见有人说新华社如此鼓吹大寨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他和他的上级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都感到新华社有改弦更张的必要。几天以后，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将派驻在大寨的记者悉数撤出。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距离大寨不远的忻州，也有两个人在写信揭露大寨和昔阳的问题。《人民日报》则在自己的版面上批评道，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搞大队核算等等行为，并不符合党的政策。这显然是在影射大寨。 这些事暂时还不至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但已经使陈永贵感到窘迫。按照他收到的情报，假如不对这种挑战公开还手，事态必将更加严重。但是这个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指挥舆论，陈永贵只好另辟蹊径。这一年阳历10月，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想要召开大会总结十一年间学习大寨的工作，遂将总结报告呈请陈永贵过目。陈指示说与其消极沉默不如主动迎接新的局面，以此来维护大寨的威信。后来李喜慎就宣布说，大寨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也是不应该怀疑的。学大寨的真理已经有十一年的实践来证明。这种精心设计的逻辑虽然悄悄地利用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潮流，却正好暴露了大寨的气短心虚，以及论争双方攻守之势的逆转。 尽管李喜慎还在威胁人们：“牢记历史教训，防止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再走弯路。”可是人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能遏制，已经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致信北京，攻击大寨和陈永贵，这些信件多数都是来自大寨左邻右舍中那些最了解实情的人。人民日报社所刊登的陈灵风来信，只不过是所有这些申诉者中的一个。在陈永贵的眼里，这件事情的真正威胁还不是一个小小的陈灵风，而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公然介入。这中间的象征含义十分严厉，足以在反对者中间引起连锁反应。 很明显，陈永贵已经无法抵御这些控诉。这局面又由于一个小人物的出狱更加动荡不安。此人名叫岳增寿，是邻近昔阳的平定县里一个普通工人。他在1974年至1976年连续写了十二封信寄给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和叶剑英，其内容全部是控诉大寨的黑暗和陈永贵的无法无天。事情后来以岳增寿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而告结束。岳被拳打脚踢之后继以五花大绑逮捕归案，法院判以十八年监禁。但是，到了 1978年12月，这个人居然仅仅服刑两年便获释出狱，并且宣布为无罪，这件事与陈灵风的告状信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事情竟会如此巧合，这不是要将人们反对大寨的情绪煽动起来又是什么？陈永贵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到，在这一系列事件后面的鼓励者中，必定还有报纸，还有省长，还有公安局，还有法院，甚至可能还有政治局里他的那些同事。现在，整个农村都感到1979年的新年钟声宣布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他陈永贵却除了叹息外，别无选择。（凌志军；摘自《1978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 7B80BEDA95246D37813933861DDF5E6C.jpg

国家主席胡锦涛11月8日晚同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通电话。 胡锦涛祝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对他在竞选期间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主张中美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享全球发展机遇表示赞赏。 胡锦涛指出，中美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虽历经曲折，但总体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拥有广泛共同利益，肩负着重要责任。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美方保持两国高层及各级别交往，继续开展战略对话，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妥善处理两国间的敏感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把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推上更高水准。 奥巴马感谢胡锦涛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成功符合美国利益。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美中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发展美中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美中关系面临很多发展机遇，希望双方加强合作，推动美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美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在安全、气候变化、地区热点等问题上的磋商和协调，推动问题的解决。 胡锦涛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为有效地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应该增强信心、加强协调、密切合作。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即将在华盛顿举行，中方高度重视这次峰会，愿同与会各方共商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尽量减少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避免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这场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许多深层次的弊端，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尤其是要深入探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完善国际金融组织、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等重大课题。 奥巴马表示，解决当前金融危机需要各国政府更加紧密合作，希望美中两国在即将召开的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加强合作。 100795132.jpg

最引人注目的电视主持人，是跨央视和湖南卫视的主持人孔继宁----毛泽东之女李敏的儿子，一个在毛家的外孙辈中唯一与毛泽东有过接触的人。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中央电视台和湖南卫视开始播出纪录片《父辈的战争岁月》(以下简称《父》)，由孔继宁担纲主持。比之亲和自然的主持风格，人们更关注孔继宁的“特殊主持”身份。 1962 年10月，孔继宁出生在中南海。6个月大时，就被抱到了独自住在上海的贺子珍身边。长大后孔继宁参军了，随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学习。毕业后到解放军总参谋部任职，先后被派往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和英国使馆任武官助理。他说:“1997年，因为母亲身边缺人照顾，我才转业回北京。” 转业后，孔继宁开始亮相媒体，但频率并不高。他的另一职务是中国(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这使他能够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更透彻的研究。经过岁月磨砺、专业研究，孔继宁对毛泽东的理解更加深刻。“我尤其感慨主席晚年的生活，”孔继宁说，“主席最悲哀的一点在于，他一生戎马，为国为民费尽心血，但自己却很少真正享受到温馨的家庭生活。” “ 毛家的孙辈中，我是年龄最长的，也是外孙辈中唯一与外公有过接触的人。尽管接触不是很多，但他的教诲和熏陶却一直影响着我的人生之路。” 接受采访时，45 岁的孔继宁点燃一支烟，神态极像当年的毛泽东。因为特殊的身份，现在孔继宁成为公众人物，对此他并不感到轻松，他感慨地说：“毛泽东外孙的身份有时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但同时也是一种动力，让我多了一份‘不能给家庭抹黑’的责任感。”但是孔继宁也很欣慰，因为2003年，他的妹妹孔东梅曾经担任电视片《毛泽东和他的亲属》的主持人，“毛泽东的孙辈‘触电’”在社会上引起关注，但反响很好。而且妹妹不但在业务上支持他，也从观念上给他带来不少启发。 新闻延伸： 毛泽东外孙孔继宁:不愿别人知道自己身份 记者：对农民的感情和您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有关系吗？ 孔继宁：你老家是哪的啊？ 记者：我是陕西西安的。你会说陕西话？ 孔继宁：那咱们是“乡党”(陕西方言，老乡的意思)。陕西话有些个别的会。应该说有的时候跟着说还能蹦出几句。 孔继宁：我过去因为家里的安排还有学校的一些组织，我们那个时候上中学经常到农村去。就是到北京郊区的地方，住在农民家里，一住就住一两个月，什么劳动活都干，我们这一代人对农民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知道他们缺什么，当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就赶快要付诸实施。 记者：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孔老师并非继字辈的，但是主席执意要给你起这个名字，为什么？ 孔继宁：没有这么严重。我的名字是主席和我爷爷一起商定的。没有排辈，孔家来讲我是德字辈。继宁，就是继承列宁的遗志。我出生日期是10月27号，俄国十月革命俄历日期是10月25号，比较接近。主席当时有很多考虑，国际形势，1962年时咱们正在和苏联老大哥论战。 记者：现在如果让您评价一下文革，你怎么看？ 孔继宁：文革太敏感了，今年也是文革开始的40周年，结束的30周年，这个东西比较敏感。从我的感觉来讲，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是毋庸置疑的，他一生都是在探索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命运往哪条路上走。他到了晚年完全应该是功成名就了，是隐退的时候了，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以后退了做学问。但是为什么没有退下来呢？为什么不见好就收，有的领导见好就收了，在最巅峰的时候，但他并没有，他还在不断探索，思考，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很多问题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苗头，今后的路怎么走，既然探索就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有成和不成的可能。就会有别人评价。他对他自己的评价是三七开。之后文革被一些人利用了，使得文革的结局走到那么一个方向上去，这也不是他的初衷，也不是他想看到的，实际上在68年的时候，已经看到文革出现的一些问题，主席就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还是不能影响经济，不能影响生产发展。据了解，文革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长都在7%以上。 记者：76年应该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情，您现在回忆起那一年，还有什么感受？ 孔继宁：我感觉那一年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我父母是站在和四人帮斗争的前列，包括我妈原来的单位，他们这批人都是坚决反对四人帮的，先是反林彪这个集团，后来又是反江青这个集团，所以他们的生命安危随时随地可能出现问题。这一年四月天安门事件，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压抑。总理去世，朱老总去世，地震，就觉得这一年天灾人祸太多了，几乎这一年的9个月时间，人们几乎都是在悲痛之中度过的，突然一天宣布了粉碎四人帮，这一天人们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我有幸享受到那么一种快乐，而且我父母心里面的一块石头落定。我妹妹72年出生，她出生以后，我父母不只一次跟我讲，说你得学会带妹妹，我那个时候72年我不到10岁，她1月份出生，我刚刚过完9岁生日，让我学会带妹妹，家里的一些活那个时候就开始干了，他们就讲了爸爸妈妈的脑袋都是系在裤腰带上的，随时有可能就不见了，我后来意识到当时很多人只要是反四人帮的人突然随时都会失踪，不知道到哪去劳改了，关起来了，还是被整死了。我从记事之后开始，这种压抑的心情就一直都有。 记者：我跟您聊这么长时间，发现您抽烟的姿势等有很多方面和主席相似。主席抽烟一天至少三包，您现在一天抽多少？ 孔继宁：一包半到两包。我的观点是我就是我，我要做的更多的是继承和传承主席的思想。 记者：您知不知道在网上很多人因为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而争得不可开交，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如果要您对这些人说些话，会是什么？ 孔继宁：读懂历史，读懂毛泽东，多读多懂，现在很多人很浮躁，人云亦云，“毛泽东那个时候搞的那么贫困，看我们今天生活多好”：举个例子，我们吃到第五个馒头的时候觉得自己饱了，但不能说功劳都记在第五个馒头上，肯定也有第一个馒头作为垫底的，很多东西要历史地去看，把历史背景要深入读懂读透，当时这一批革命者，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些革命者，他们在那种历史情况下，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要求前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都做完了，后人干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一定要历史客观全面。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过关于您的报道，您曾经说过不愿意别人知道您的身份。这是为什么？ 孔继宁：应该说这种情况有几个阶段。在我不懂事之前，就是未成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由我来做主，这个时候是父母不希望我身世让更多人知道，在那么一种社会环境下，毛泽东高高在上，他的子孙走到哪如果被大家这么捧的话，带着一个光环，不利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这是很正常的，也是非常可以能够理解的考虑。我们几乎到哪儿，每换一个环境，我们绝对不会自己主动去说自己是谁家谁家的孩子，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瞒不住了，我上学开始隐瞒了有四五年。校领导可能知道，个别老师可能知道，但是绝大多数都不知道。我都跟其他学生一样的，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考虑，让我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用他们的思想感情来考虑问题，这是他们从小教育孩子的一个方式。 成年了以后，这种影响这种习惯性的东西还一直都在，我上大学以后，也是瞒着，曾经是我中学同学的人，后来说漏嘴了，大概一年多以后，上大学时瞒了一年，终于瞒不住了。 其实他们当时有一个考虑也是作为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是有光环不利于孩子发展，再一个孩子背上很多压力。比如我跳高跳不过去，孩子非要想着自己是谁的后代，硬拼着非要过去，我内心实际上是这样的，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80年上大学以后，基本上对毛主席什么样的声音都有，骂的声音，不温不火的，赞扬的, 各种各样的声音都能听得到，这个时候我们也才开始有这种心理上的包袱，虽然我们心里这杆秤一直还在，坚信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们的一些议论我们心理知道，但是不一定要发生这种冲突。 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愿意过多说自己家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现在也不一定说为了什么，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炫耀，因为我们的思想感情已经完全和老百姓一样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同学从来不把我当做一个领袖的后人，如果说有这么一层，人家知道了以后，可能交起朋友不是那么太实在。 20081017143215.jpg 20081017143236.jpg 20081017143300.jpg 20081017143327.jpg

9月14日，是华尔街历史上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后最动荡的一天。这一天，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美国道指暴跌504点，创近7年来单日最大跌幅。紧接着，全球金融市场势如山崩。 说话从来都模棱两可的格林斯潘沉不住气了，喊道：“这是百年难遇的经济危机！”美国政府紧急救市。 9月21日，高盛宣布将成为美国第四大银行控股公司并接受美联储的监管。同时宣布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的还有摩根士丹利，华尔街前五大独立投行至此无一幸免于此次金融危机。 事实上，这些大投行经历过美国若干次的经济周期。比如雷曼兄弟，创办于1850年，至今已有158年的历史，更由于饱经风霜而屹立不倒，获得绰号“有19条命的猫”。2001年，“9·11”袭击中，该公司设在世贸中心三楼的金融交易中心毁于一旦，但它仅用了48小时就恢复业务，此后更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展现出一个150多岁“老人” 的勃勃生机。 2007年，它被《财富》杂志评为年度“最受尊重的证券公司”。然而，2008年开始，它就由于“次级债风波”陷入苦苦挣扎之中，最终，这家伴随华尔街成长起来的公司还是走到了破产的境地。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家伟大的、值得尊重的公司，毕竟没有多少公司可以活得比它更长。它走过的158年的历史，构成了华尔街金融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这里，我们尝试去还原这些大投行已经褪色的时光，看看金融业如何与大自然一样经历自己的生老病死。 雷曼兄弟兴衰史：一个长达158年的美国神话 华尔街最凶狠、“最长寿”的斗牛犬被打败了 这个神话最初的主角，是来自德国的牛贩之子三兄弟(Henry Lehman、Emanuel Lehman、Mayer Lehman)，他们于158年前，来到这片流着蜜和奶的地方，创立了一家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商号。历经美国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1970年代能源危机、“9·11”袭击和一次收购等重大变故，158年来，“雷曼兄弟”演绎了一个不倒的神话。 158年来，“雷曼兄弟”的业务遍及证券、投资、资产管理、私人投资管理等各大领域，曾屡遭不测风雨，却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抗风险能力，被经济学家喻为“有19条命的猫”。但2008年这一次，这只百年老猫却劫数难逃，终于没能躲过去，给华尔街留下一段功过难断的传奇。 犹太牛贩的儿子们 时间回到一个半世纪以前。1844年，23岁的亨利·雷曼(Henry Lehman)，有着犹太血统的牛贩子的儿子，从德国巴伐利亚州移民到美国，定居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在那里开了雷曼家族第一家美国产业——名为H. Lehman的干货商店。 几年后，亨利的生意渐上正轨，他把两个弟弟艾曼纽尔和梅耶也从德国召到美国。兄弟三人很快就不满足于小本薄利的鸡毛小店，他们看中了当时美国最有利可图的大宗商品——棉花。在19世纪50年代，阿拉巴马是个产棉花的地方，很多农夫在光顾雷曼兄弟的杂货店时，由于缺乏现金，都愿以棉花付账。三兄弟开始定期接受由客户付款的原棉贸易，并化零为整，转手倒卖，最终开始棉花的二次商业贸易。雷曼兄弟也就接受了“以棉代币”的付账方式，久而久之，倒卖棉花成了他们的主要进项。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之前，亨利·雷曼患黄热病过世，年仅33岁。他的两个兄弟顺理成章地继承他的商号，继续从事他们的农产品期货生意和经纪商业务，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此时，雷曼家已经跻身于南方奴隶主阶层。 1858年，棉花贸易中心从美国南方转移到了纽约。艾曼纽尔顺应潮流，把他们的第一家分店开在了纽约的Liberty Street 119号。几年间这项业务的增长成为他们经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雷曼家的商号早在1850年就正式改为“雷曼兄弟公司”，然而，还八竿子打不着金融投资。直到32岁的艾曼纽尔亲赴纽约坐镇的这一年，才被公认为雷曼兄弟公司正式诞生。 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南方与外界的棉花交易被迫中断，这严重地影响了雷曼兄弟的生意。但是，他们成功地帮助南方绕开了北方的经济封锁，受到了叛乱政府——南部联邦政府的器重。梅耶·雷曼和里士满当局发展起亲密的关系，成为当局颇为信任的交易顾问。战争期间，阿拉巴马政府甚至曾请梅耶北上，代表州政府游说格兰特将军同意他组织一个南方战俘的救援使团，未果。 因为面临内战困难，雷曼兄弟的商号在1862年和一个名为约翰·杜尔的棉商合并，组建雷曼杜尔公司(Lehman， Durr & Co.)。内战结束后，该公司为阿拉巴马州提供财务支持以协助重建。 战后，艾曼纽尔恢复了在纽约城中断3年的商号生意，梅耶也搬到纽约，Lehman Brothers的总部转移到了纽约。相比而言，两兄弟中的梅耶爱冒险，在扩展业务上大胆激进，而艾曼纽尔生性谨慎、稳健。华尔街当时有一民谚说：“梅耶赚钱，艾曼纽尔存钱。” 南方的棉花生意在强劲复苏，雷曼商号的生意迅速振兴，在接下去的15年中，雷曼商号一直把业务重心放在以商品为基础的交易上。1880年，亨利的长子梅尔·雷曼作为一名初来乍到的合伙人加入雷曼商号。几乎与此同时，梅耶的长子西格蒙·雷曼从康奈尔大学毕业，也加入了这家商号。 雷曼家族的第二代进入家族事业，为商号在未来的成功注入了新的血液。 二世祖们的光辉岁月 战后的美国掀起了一阵兴建铁路的高潮，铁路债券成为当时融资的重要工具。雷曼兄弟和其他商人银行一道，也参与到铁路的风险投资，代理销售铁路债券。银行业同样引起了雷曼兄弟的注意，在商号的帮助下，许多银行在纽约城里和周围冒出来。1884年，艾曼纽尔设置了公司理事会。公司在新兴市场从事铁路债券业务并进军金融咨询业务。 但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雷曼兄弟依然是一家以商品交易为主的商号。雷曼兄弟是纽约许多期货交易所的创始会员，其中包括棉花交易所和咖啡交易所。1887年，雷曼兄弟又加入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同时，他们开启了欧洲和日本的投资银行业务。1889年，首次作为承销商发行了国际蒸汽公司 (SteamPumpCompany)的股票。当这家商号不再交易商品或者为其提供融资的时候，它把业务重心转移到了南部的棉花种植业、采矿业以及房地产投资方面的商人银行业务上。 随着雷曼家族第二代在商号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家族生意中与商品有关的业务越来越少，并且最终关闭了南方的分号。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铁路投资仍然在继续，但是，新兴工业不断涌现，尤其是交通、制造业和燃料行业。这些新兴行业为新的证券承销商以及资产重组提供了机会。新行业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传统产业，年轻一代立刻认识到了潜在的机会。 正巧，新一代的雷曼兄弟也有三位：亨利的儿子梅尔、艾曼纽尔的儿子菲利浦和梅耶的儿子西格蒙。其中，艾曼纽尔的儿子菲利浦被艾曼纽尔指定为新一代的领导核心。 年轻的雷曼家族成员也利用家族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地位与纽约其他富有的犹太家族联姻，有的时候，他们甚至表兄妹联姻，从而以确保公司始终处于家族的牢固掌控中。尤其是新一代的领导核心菲利浦·雷曼，他和高盛创始人之子亨利·古尔德曼关系甚密，两大家族在许多投资银行交易中都有合作，并约定彼此之间不进行过激的商业竞争，这对雷曼兄弟在投资银行业的最初成功和后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直到1906年艾曼纽尔去世，雷曼兄弟公司才从一个贸易商真正转变成为一家证券发行公司。那一年，在菲利浦· 雷曼的掌管下，雷曼公司与高盛公司合作，接连把西尔斯·罗巴克公司、通用雪茄公司送上市。 这段时间，美国的经济蓬勃发展，大量的公司上市融资。在此期间，雷曼兄弟伙同高盛，成为近百家企业IPO的发行商。雷曼已经成为一家彻头彻尾的投资银行。在随后的20年间，差不多有上百家新公司都由雷曼兄弟协助公开上市，其中多次都和高盛公司合作。其中有 FW Woolworth Company、May Department Stores Company、Gimbel Brothers，Inc.、RH Macy & Company、The Studebaker Corporation、The BF Goodrich Co. 以及 Endicott Johnson...

·金 凤· 如果说每次回国都是我心中的节日，那么今年夏天在北京度过的四十天无疑是一场激动人心、惊喜不断的狂欢节。 亲人相见，旧友重逢。人生最长久、最深刻的幸福感大多来自亲情和友情。今年是七七、七八两届大学生入学三十年周年，国内本来就是聚会高峰，又赶上奥运，国外的几个同学相约回国体验这百年不遇的盛会，於是我的大学同学们再一次相聚在北京。 . 老同学见了，握手、拥抱，打量端详，那股亲热劲儿真让人心生感动。每个人都说大学的四年是我们一生中最最难忘、最最宝贵的时光。回忆起三十年前那风华正茂的日子，一切既遥远又仿佛是在昨天。大学时代许多不大不小的往事被我们从记忆中一一唤起。透过岁月那清澈的河水，每一件平凡的小事都变得圆润如玉，温暖柔和，象一个红颜永驻的少女，站在青春的岸上，静静地守候，等我们一次次回眸，一次次将她想起。 走进北京，奥运的气息扑面而来。在北京的街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密集的花坛，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众多的志愿者。奥运开幕的那一夜，我的一位从欧洲归来的同学是在天安门广场度过的。 那种激情迸发的时刻，那样惊心动魄的烟火，那种万众欢腾的场面，也许除了鸟巢，只有站在天安门广场，站在千万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同胞中间，炽烈的感情才能发挥到极至，共鸣的感觉才能体会得最深切。 还有一位同学到鸟巢参加了开幕式，我后来问她，那天晚上多闷热啊，花那么多钱买一张票值得吗？她告诉我绝对值得。现场的气氛和感觉实在太震撼人心，太永生难忘了。张艺谋的确是个奇才，中华民族真的很伟大。我理解她的心情，因为即使我在家里看电视，看到那雄伟壮丽的场面，精彩纷呈的表演，看到飘动的国旗和五环旗，看到五洲四海的运动员欢呼雀跃地走进鸟巢，也不禁为这场全世界共同的狂欢而感动、惊喜。 在网上看过鸟巢的照片，也听过不少讽刺和贬损这个建筑物的言论。然而8月21日早晨，当我在雨中第一次近距离仰视它，立刻被它既粗旷又细腻的风格所折服，所有听来的、看来的对它的负面指责，都在走进鸟巢的一瞬间烟飞灰灭。魅力四射的鸟巢，钢筋铁骨的鸟巢，雄伟地矗立在北京中轴线上，气势磅礴、壮美无双。 走出鸟巢，奥林匹克公园大道宽广绵长。沿着道路一直向北，彩旗飞舞，绿草如茵，一个个彩顶白墙的帐篷撒落其间，原来这就是著名的中国故事--祥云小屋了。每个小屋都是一个省市的精华缩影，图片、物产、风俗民情、实地表演，小屋讲述着时代的变迁，描绘着未来的蓝图。我参观了台湾、海南岛、江苏、山西、陕西、四川，天津等地的祥云小屋，深感中国地域之辽阔，文化之深厚，风俗之丰富。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占地面积680公顷，相当于10个北海公园。远远望去，山峦若隐若现，湖水碧波荡漾。巨大的喷泉时而水柱冲天，时而翩翩起舞。在清凉如丝的蒙蒙细雨中，一望无际的草地宛如一张巨大的绿色画布，色彩斑斓的雨伞在中间的人行路上游移散落，给一种空灵和飘渺的感觉。 整个奥林匹克公园规模宏大，气势恢宏，8号地铁线直通各个场馆。尤其让人惊艳的是各个地铁出口处集观赏、使用、艺术为一体，令人心旷神怡的中国元素。 一出奥林匹克公园站，一个竹林青翠、回廊流转的下沉花园进入眼帘。据说，这个下沉花园里选择礼乐仪式中“钟”、“磬”、“鼓”、“萧”等组成元素，结合下沉花园中已有的室外扶梯、电梯、楼梯等交通空间，分别形成了“鼓墙”、“钟磬塔”、“排箫”、“琴幕” 等独具中国特色的迷人景观。 回北京最过瘾的事情，莫过於全天候、无任何广告干扰地观看那一场场现场直播的精彩比赛了。电视台有6、7个奥运频道，想看什么赛事，一按遥控器电钮即可。出国近20年，不记得在美国看过任何一场现场直播的乒乓球比赛，这次在北京着实看了个够，男女决赛的几场比赛一场不拉地全程跟进。还有排球比赛也是我的最爱，重要的比赛都未错过。中国排球队员门朝气蓬勃，青春洋溢。加之小伙子帅气，姑娘们美丽，无论输赢都让观众赏心悦目。 奥运的热烈气氛体现在各个层面。北京的公交汽车，不少地铁站内，购物中心内都有电视屏幕转播奥运赛事。记得一次看中国女排对战阿根廷队，我是在公车上看的前两局。看到精彩之处，到家了，不得不下车。我三步并两步，跑着回家，上电梯，开门，到家还赶上看到了结尾一局。那种即时即看的、紧张刺激的感觉确实很美妙。 那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个足球迷的故事。想起了在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加州，这位铁杆儿足球迷半夜爬起来看西班牙语电视台的欧洲足球杯比赛的故事。那漆黑而寂寞的夜晚，那孤独惆怅的身影，那种无处分享的快乐和忧伤，想起来真是有点悲壮，有点凄凉。 中国队的金牌总数从第一天开始就牢牢地占据了首位。於是每一天都有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响起，自始至终，义勇军进行曲都是此次奥运会颁奖台上的主旋律。商店里，地铁上，朋友聚会，亲人见面，人们热烈的谈论着奥运，人们询问着今天中国金牌又增加了几块。那种自豪、自信的感觉洋溢在许多人的脸上。 在进入鸟巢安检时，我同两个来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美国游客聊天。她们一个20年前到过中国，一个第一次去。谈到对北京的印象，她们说对北京崭新方便的地铁系统印象极深，说真希望有朝一日凤凰城也能有地铁。对北京的环境，对北京的志愿者，对奥运场馆的设施，她们毫不吝啬的使用了这样的形容词：Amazing, fantastic, spectacular, exceptional. 我在北海公园通向白塔的台阶上，同一对首度访华的法国夫妇交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北京太美妙了，太让我们喜出望外了。他们说法国有关中国的报道，总是和共产主义、人权、自由、污染等联系在一起，负面的东西太多。今天亲眼所见，情况太不同了。他们尤其喜欢北海里到处唱歌、跳舞的人群，渴望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对北海的山光水色，自然也是赞不绝口。 故地重游，寻幽探古，永远让我乐此不疲。京城的电影院已多年未进，今夏，带上年迈的父母，一起坐在冷气十足，观众寂寥的电影院里，看中文版的《功夫熊猫》，看吴宇森的大手笔制作《赤壁》，脑子里想的却是许多年前那一毛钱一张的电影票。想起了少年、青年时代的我，和同学们欢天喜地看八个样板戏，看《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小兵张嘎》的遥远岁月。当然了，还有门口摊贩车上三分一根、五分一根的红豆、奶油冰棍。 奥运期间，北京的游览项目又添新景。前门大街步行街，重现昔日的辉煌，迎来了如潮的游人。京城保存最完整的王府——恭王府府邸已于8月20日后向社会开放。在北京这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里，你不但可以享受现代文明的豪华与精彩，也可以在后海蜿蜒的胡同里，在黄包车隐约的颠簸中，在依依杨柳的轻拂中，赏昔阳西下，观绿水无痕，体会老北京原汁原味的古风遗韵；也可以到郊外的卢沟桥边凭栏遐想，点数表情各异的石狮，驻足清代乾隆帝御书“卢沟晓月”的石碑，念天地之悠远，发思古之幽情。 如今北京的许多博物馆、展览都免费向社会开放。回京期间，我去了民族文化宫(民族宫八楼是我曾经工作了两年的地方，对那里始终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怀恋之情)，世纪坛，卢沟桥抗日展览等。都是到门口凭身份证领票，虽然没有国内身份证，我怀揣一张加州驾驶证，倒也可以畅通无阻。 回美前夕，为了一睹国家大剧院的风采，我前去观看了一场歌剧《图兰朵》。从外面看，大剧院与人民大会堂比肩而立，造型新颖前卫。这个被人们俗称“巨蛋” 的建筑，四面环水，宛若水中仙阁。同鸟巢一样，国家大剧院惊世骇俗的外观和雍容华贵的内景，给了我同样的惊喜，同样的震撼。它是镶嵌在北京这座皇家古都王冠上的宝石，也是媲美世界任何一座城市的建筑精品。让我把众多的形容词都堆积在这里吧：构思独特，美轮美奂，如梦如醉，恢宏大气，浪漫妙曼。 奥运会是一个巨大的窗口，16天里，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北京。无数人从这个窗口里，认识了北京，认识了中国、认识了这里智慧、善良、友好的人民。百闻不如一见，一张照片胜过万语千言。奥运期间，千千万万的人，中国人，外国人，用相机、用摄像机在运动场馆，在旅游景点，在街头巷尾，在地铁公车上，从各个角度捕捉到了无数生动而真实的画面。我的镜头，也记下了这一段辉煌岁月的点点滴滴。 随着鸟巢里火炬的熄灭，狂欢节落下了帷幕，奥运会结束了。然而作为奥运史上的一个完美壮丽的传奇，中国、北京这样的名字，将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被赞美、传诵、被回味许久、许久。 CND2.jpg CND3.jpg CND4.jpg cnd6.jpg cnd7.jpg cnd8.jpg cnd9.jpg cnd10-1.jpg cnd11-1.jpg cnd12-1.jpg cnd13.jpg cnd14.jpg cnd15.jpg cnd17.jpg cnd18.jpg cnd19.jpg cnd22.jpg cnd24.jpg cnd26.jpg DSC03819.jpg DSC03942.jpg DSC03971.jpg DSC03999.jpg DSC0410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