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献给一位献身囹圄的长者 ● 楚寒改编 这是难以猜透的谜 一个来自消失人群的人 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却拥有如橡树般赤诚的心灵 一条长长的警戒线隔开 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用尽所有的努力 去抚慰丢失性命的孩子们 当那个挪威银发老人 在全球聚焦下缓缓读出他的名字 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开始在世间传颂 多么期盼 一道雷霆闪电 划过漆黑夜空 照耀漫漫长夜 他所想所做的 是再次追逐梦想 他炽热的心 丢失在黑暗中 为了信念他愿意付出所有 曾经夹在书本中的花朵 在页码中逐渐枯干 永远永远 和地上的罪恶一起被吹散 走在黑暗的道路上 他与天使同行 寻求过往的人群能伸出援手 用你的爱触摸他 然后默念他的名字 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他 可他的名字在自己的国家却不让谈论 那位发明无烟炸药的瑞典化学家多想走出坟墓 向世界大声宣告—— 如今或是未来 在人类争取自由和公义的光荣名册上 将会永远载有他的名字 他选择的人生道路布满荆棘 多少次被镣铐锁住握笔的手 被高墙挡住阳光 他却从不肯低头 他的苦难连绵不绝 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在替我们每一个人 承受苦难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的朋友说 活在当世的人们 都绕不开他的名字 “人子”是一种海拔 他在检验我们灵魂的高度与纯度 收拾行李上路吧 回家吧 家，总是温暖的 尽管家门外沙尘暴满天 今天整个世界都在呼吁——让他回家...

歌咏自由的异乡人 █楚寒 —你最爱谁？谜样的人！你父亲？你母亲？你的姐妹或兄弟？ —我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也没有姐妹，也没有兄弟。 —你的祖国呢？ —我不知道祖国位于哪个纬度。 —嘿！那么你爱什么嘛，奇特的异乡人？ —我爱那些云……那些飘过的云……那儿……那儿……那些奇妙的云！ ——《异乡人》[法] 夏尔•波特莱尔 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象征主义诗歌先驱波特莱尔在他去世前三年，写下了他独树一帜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这部诗集表达了诗人对肮脏畸形的现实社会的鞭挞，流露出对美好世界公义社会的向往。收入这部诗集的五十篇作品中第一首就很有名，正是这首《异乡人》。 诗中的“异乡人”因为远离人群而变得孤僻，进而用哲人的眼光看待世界。他说自己已经没有了亲人与朋友，也不知道祖国位于哪个纬度，处于一个边缘人的心理状态。他必须远离到他乡自我放逐，才能够生存，才能够实现心中的理想。异乡人对“祖国”的定义超越于政治含义之上，他的“祖国”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心，那不是用纬度、国界来区分的，也不会因暴力、胁迫及伤害而屈服。因为异乡人的心，就是“世界之心”，永远都坚守着世上最后的良心。 如此自我放逐他乡的异乡体验，与寻找心灵家园的故乡意识这两者的既糅合又冲撞，无法不让人不为之动容。这个世界古往今来有许多优秀的思想者，都曾遭受过流浪、流放或流亡的共同命运，乃因他们不肯屈服于强权、群体、等级、传统和既定秩序的独立品格，使他们或甘愿或被迫而成为人类历史流亡谱系的优秀成员。18世纪下半叶美欧两陆的革命风暴时期，出现了一位影响卓著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就是其中的一位。 作为一位不断被驱逐的流亡者，潘恩的一生总是奔走在异乡的土地上，在各国重要的历史关头留下自己不朽的声音和足迹。他的思想和灵魂像老鹰一样在时代的天空中展翅上腾，他的肉身却在大西洋两岸颠沛流离，受尽苦难磨折。他的遭遇之惨，甚至超过那位“以不幸着称于世”的法国思想家卢梭。而这一切，全是因为他那融入骨髓的对自由的信仰。潘恩说过：“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这句慷慨激昂的宣示，正是潘恩终生不停奔走，要去为不自由的地方、乃至全世界的自由而奋战的一生写照。潘恩离世到明年6月就将整整两百年了，但只要人类始终向往热爱自由，潘恩的思想就将一直为人们所传诵。 十几年以前，潘恩于我是一个特别心仪的名字，《常识》是一本特别想读的书。那是1990年代初的中国，许多的真相被扭曲，一切有关常识的言说都弥足珍贵。那年的夏天啊，我的心拼命地向这位人类思想史上的狂飙人物倾斜。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因着捧读《常识》、《人权论》和《理性时代》同时默想“遵行真理”的上帝律法，而成为一个心潮澎湃的夜晚铭记于我的整个生命。阅读潘恩的作品彷佛是在聆听贝多芬的不朽名作《d小调第九号交响曲》，呈现出反抗和叛逆的狂风怒涛般的力量。他的文字中透露出对世俗禁锢的嘲讽和不受一切羁绊的疏狂，如同乐圣谱写的一个个激情四溢的音符。这里面有与我所接受的教育相悖但为我所深深认同的东西，它们在往后生命的晦暗日子里激励着我的思维心绪。 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解答了我在孩童时代也是每一个孩子时常发出的疑惑——“我是谁？”：“人权起源不应仅仅停留在古代某一时间阶段，而应追溯到人从造物主手中诞生的时刻。在原初时期，他当时是什么？是人。人也就是他最高的和唯一的称号，没有再高的称号可以给他了。”、“ 正因为他是人而非其它，理应享有神圣的权利。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必须认为是从上帝那里获得生存。世界对他就象对第一个人一样新奇，他在世界上的天赋权利也是完全一样的。” 在其中还有这样的颠覆极权主义神话的让人难忘的描述：“在任何国家里，从来不曾有，从来不会有，也从来不能有一个议会，或任何一类人，或任何一代人，拥有权利或权力来永远约束和控制子孙后代，或永远规定世界应如何统治，或由谁来统治；……”、“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忍受的祸害，其主要的意图和目的是维护人类的自由与安全。” 一位热情宣扬天赋人权捍卫人类自由的言说者的心声跃然纸上，时代的土壤和个人的经历孕育了潘恩，这种对人权和自由的阐释，展现了启蒙时代一位流亡思想家的锐气与头脑独具，也深远地影响了他身处和身后的这个世界。 一生以“世界公民”自许、在异国他乡居住岁月超过家国故乡的潘恩，是个天生的叛逆者，是祖国的异邦人，外国的异见者。这是一个少时就辍学的英国诺福克郡穷苦裁缝家庭的孩子，饱尝了在社会上遭到失业饥饿虐待歧视等等的各种磨难，因写作支持英国下级税吏要求政府增加工资的诉求，被认定有“反政府思想”而遭解雇遂流亡北美。到美洲还不到两年，就以“一个英国人”署名出版了《常识》，吹响了英属北美洲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进行独立战争的号角，成为北美洲家喻户晓的人物，战争结束后却受到排挤再度失业。退隐到英国后，因为写《人权论》号召英国人民彷效法国大革命起来彻底扫除封建势力，被英国政府指控犯有“煽动叛乱罪”并下令通缉，被迫再度逃离英国连夜流亡法国。到了法国，刚一登陆就被推选为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参加起草了《人权宣言》和1793年法兰西宪法，热情参与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但因反对处死法国国王而主张放逐，及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被上台后的雅各宾派以“图谋反抗共和国”的罪名投入了监狱十个月，又被拿破仑禁止出国十多年。而在英国，又对他进行缺席审判，认定潘恩是非法之人，着作全部查禁，永远不得重返英国。返回到美国，却因为出版《理性时代》持守自然神论观点，遭到联邦党人说他是个“无神论者”的指责，随即被他所热爱的美国人民围攻诅咒。晚年，他在纽约新罗歇尔穷困潦倒中孤苦度日，最后在所有人的敌意中含愤死去。 这个异乡人的一生，同时也是异见者的一生。潘恩几乎就是为反对和反抗而生的，他不能容忍一个建基于谎言或虚幻上的世界，他不能容忍人类走向一条自我奴役的道路。潘恩以独立评说政事、反抗压制自由为己任，作为一名对时代和历史负责的评论家，他永远难为当政者所容。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持续不断地为自由和人权鼓与呼，称得上是他那个时代最持之以恒兜售思想的人，一个永远的反对派，一个不服从的世界公民，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自由之子。 没有人在那个动荡时代像他那样参与了那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没有人的作品在那个动荡时代像他那样造成巨大的影响。“世界就是我的祖国。”、“给我七年时间，我就会为欧洲每一个国家写一部《常识》。”潘恩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鼓动革命，阐释宣扬自由人权的要义和重要性，结果却遭到诬蔑、审判、逮捕入狱、不得善终的下场，三个国家几乎同时抛弃了他，两次取消了他的国籍。他承受着超乎想象的苦难，他那柔弱的心脏承受着接踵而来的痛苦，他为此也曾有过恐惧、颓废和沮丧，忍受着寂寞、凄凉与横逆，可是他的心里始终有一粒希望的种子，那是童年时起就已在他的心里种下的。他的心始终与底层的民众和苦难的人类的命运贴在一起，他从来没有被苦难彻底击垮过，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手中的批判武器，苦难丝毫无减他一贯的捍卫自由的信仰和活跃、犀利的思维。他一面承受着苦难，内心纠结着矛盾和痛苦，一面又构思着一个理想世界，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摆脱了苦难和不平等。他怀抱着一颗思想者的心走向自己的理想国和自由王国，把自由和正义之光带给了人类的未来。他的文字作品就是自由的火把，这火把照亮了世上每一个人的灵魂，照亮了被奴役、被压制的人们绝望的心，也照亮了全人类的自由之路。 经常被视为异端的潘恩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革命者。支撑这位斗士思想的基础是天赋人权论，作为有生以来饱受歧视与排挤的底层人，潘恩最懂得自由人权的价值和平等的可贵。他运用古典自然法理论全力去论证天赋人权说，倡导“人权平等的光辉神圣原则”。他把天赋人权看作是高于一切的权利，它不是上层人赋予下层人的，也不是当权者赋予民众的，而是天生的、超等级的、超社会的和超政治的。潘恩从天赋人权的原则出发，严厉谴责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政体，并热情地赞扬代议制和他心目中理想的政体——共和政体。他坚信共和制自然会也应当与代议制形式结合起来，因为它的宗旨是“增进公众的幸福”，因为其权力出自人民自愿，而法律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就是国王，即居于最高地位，从而在其中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潘恩从天赋人权说出发，指出一切社会权利和权力均根源和服务于天赋人权，人们参加社会和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享受和保护人权。如果政府不尊重甚至侵犯人民的正当权利，人民就有权推翻它并建立新的政府，也就是用抗争的手段推翻暴政。他指出英国殖民者在北美的统治，是违反建立政府的目的的，北美殖民地人民有权予以推翻，建立自己的政府。并且不仅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北美的统治违反人权和不合法，而且英王在英国的统治也是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上的，是“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带了一队武装的土匪登陆，违反当地人民的意愿而自立为英格兰国王。”既然连英王在英国的统治都不合法，那么其在美国的统治更不合法了。这样说来，北美人民起来反抗更是正义的了。潘恩充满激情地吹起战斗的号角：“啊！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潘恩宣称“热爱自由的人们挺身向前来吧！自由在全世界受到追逐，亚洲和非洲将它驱除，欧洲也将它视为异己，英国也已对它下了逐客令。接受这个逃亡者吧，及时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无可置疑，身居异乡与漂泊流亡并没有使潘恩在失落中消沉丧志，更没有失掉追求真理、说出真相，及思考人类命运的勇气，他用自己的流亡为人类思想领域构建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作为思想启蒙者，潘恩的讲述是自然的，自由的，也是严谨的，前后一致的，甚至是振聋发聩的。他虽拥有一颗对苦难和歧视极为敏感的心，可他同时拥有一种与苦难和歧视面对面进行抗争的坚强意志。他用他的全部个人体验和他的信仰去呼唤每个人所应平等享有的那份天赋权利，这是一个热切灵魂的热血、理性、悟性与文化想象力的集中体现。正如潘恩所说，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合理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他让北美人民进行的独立战争意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不仅仅是为北美十三州本土而战，更是为开创近代民主制——共和政体而战，为开辟世界自由民主的新时代而战，并呼吁战争结束后成立的美国政体应置于共和、宪政、自由和法治的制度框架之内。 潘恩从道义上同情和肯定被压迫者以战争的方式夺回被暴力夺去的权利，并从法理上加以论证分析。他对于人民推翻暴政的权利的认可，饱含着一个受尽屈辱的底层人的反抗激情。潘恩用毕生的精力为被剥夺权利的民众争取天赋的人权，相反，他蔑视高高在上的贵族和当权者。在潘恩眼中，乔治三世只不过是大不列颠皇家畜牲，他用《常识》一书把英国国王和英国议会的权威撕成了碎片，阻遏这些权力狂妨害人类自由的正常发展。他还用他那朴素而又真实的语言，以一种说出真相的智慧和勇气告诉北美人民，长期以来人们受到历史久远偏见的迷惑，为迷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事实上自由，比所谓的“和平和繁荣”更重要，所以北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制度，不适用“荒唐透顶和毫无用处”的君主专制制度，他把发掘、诉说并谨守这些常识，看成是自己无可推卸的大责。 自由的出发点是理性，唯有本乎理性出发，才能得出有着坚实基础的真知灼见，由此导向的世界才是向上的。在当时那样一个闷塞的时代和环境，潘恩无疑是一个在学术和思想上打开僵结的人物，他以朴素的情感和天才的洞见预见到了人类的未来在于认可个人自由和人权的神圣性，他肯定了自由民主、理性人权、宪政共和的积极价值——并且他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些观念始终一贯地浸润在他的一系列作品里面。潘恩作为人类自由的代言人，影响、参与了《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美利坚法兰西两国宪法，这使他直接影响了两百多年来整个世界、整个近现代政治文明体系的构建，两百多年来用以建立世界秩序、指导社会运作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准则，诸如人权、平等、民主、自由、共和、法治等等，都可以从这位自由公民的思想中找到源头。因此，他属于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 人类的坦途是自由。人生的目的是自由。人性的基础是自由。世间万物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区区三尺身躯的人类尤其如此，也正因如此，人类需要创建一套保护自己生存安全的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这其中首要的工作就是维护自由，乃因为自由是人生一切构建和一切活动的始原起点。在人类历史维护自由的艰难历程中冲锋陷阵在最前头的，无疑是闪耀在人类思想界星空中的那些思想家们。在这些思想家的群星谱像里，又以一群人的努力最为艰苦卓绝，却也最为成就斐然，他们以精神信仰为纽带凝聚成一个身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沉重却荣耀的名字——流亡者，或者说，异乡人。 在人类的各行职业中，这些可敬的思想流亡者们，他们以思想为职业、以漂泊为命运，在时代的动荡中体验着生存深渊直面着人生苦难，并且甘之如饴。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很长，就18世纪下半叶以来，就有伏尔泰、卢梭、拜伦、海涅、雪莱、赫尔岑、别尔嘉耶夫、雨果、托马斯•曼、乔伊斯、阿多诺、乔治•奥威尔、哈耶克、茨威格、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 他们离开家国走向放逐，他们离开集体走向边缘，他们在放逐地在边缘处远距离地观照和思考。他们是精神的人，而不是物质的人。他们是有信仰的人，崇尚自由的人，而不是无所依凭的人，甘受奴役的人。他们坚持特立独行，他们没有任何团体可以依赖。在任何时代，这种人物都是很难受到大众欢迎的，他们在现实社会里经常遭到打击陷入困境，个中艰苦冷暖自知。他们各自构成一个生活的孤岛，同时也是一个精神的孤岛，一个思想的孤岛。他们在思想的探求中不断前进，他们挣扎着要在薄雾中发出一点微光，他们致力于不让时代往地狱里沉沦。他们永远对权力保持清醒的头脑，永远在同不公义的奴役人歧视人的社会现实作抗争，永远在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在战斗。他们是虚空的尘世里一群没有归属的异乡人，他们孤独，他们疲累，他们独自流落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值得他们倾心恋慕的，只有那遥远天际上变幻莫测飘浮不定的云朵。 思想家潘恩，无疑可以无愧地列席于这群光辉的异乡人名单之中，即使是在异乡人的成员之中，潘恩的遭遇也应归于不幸之列，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不幸中的不幸。可是有了潘恩的时代是幸运的，有了潘恩的人类是幸运的。因为不幸的潘恩将他的每一滴血液，都燃烧在激荡时代免除奴役争取自由的事业当中，不幸的潘恩点燃的自由之光，终将会照遍人类生存世界的各个角落。 岁月的流逝逐渐形成既定秩序和约定俗成的观念，人们愿意从日常认识与经验形成的固有观念中获得依靠和鼓励。当一个时代被一种惯性思潮所笼罩，当一个时代的人们囿于偏见被蒙蔽了见识，或者大多数人处于不明白的困惑时刻时，提出置疑甚至打破旧有观念无疑是一种离经叛道，伴随而来的常是毁谤与迫害。其实在打破旧有观念的同时提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观念，通常不过是常识而已。这种常识往浅里说，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往深里说，却是凌驾于所有知识、学识、经验等等之上的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共同价值观。在18世纪下半叶风云起伏的变革浪潮面前，当几乎所有的人都迷失了方向，对人类前景困惑不清，甚至那些伟大的政治人物革命家们都在迷惘的时候，清醒地把常识说出来的只有那些形单影只的少数人。庆幸的是在那群情激荡的时代，正是有了这种人，勇气才有了方向，自由才有了根基。这时，我们有幸看到，正是这位《常识》一书的作者，《人权宣言》的起草人，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世界公民，终生漂泊的异乡人，选择了与众人相反的方向，只身上路，宣示常识，歌咏自由。 写于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发表于台湾杂志，收入楚寒随笔集。

五四的种子必将发芽 ——“五四文学人物影像展征文比赛”获奖感言 ●楚寒 一夜的雨疏风骤过去了。在2009年6月16日的清晨，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电邮的主旨是“恭喜楚寒先生”。这六个字象是一组欢快的小精灵，在电脑的屏幕上对着我微笑。打开电邮，方知是台北《文讯》杂志社发过来的，落款是“五四工作小组”，通知我的文章荣获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和《文讯》规划的、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举办的“青春的飞扬，思想的萌发——五四文学人物征文比赛”的第三名，并与我商讨领取奖状、奖金和奖品的方式。 文章能够获奖，我当然高兴。这让我觉得我的写作、我对五四的思考和精神追求在千里之外的地方得到了回应和鼓励，尤其是台湾。作为一个海外飘零的客子，我对台湾这块土地有着很深的精神上的情感，无论是从法统、从“文化中国”的延续传承，还是作为民主政治最先落实、公民社会最高水准的华人地区来讲，台湾都让我格外爱之惜之。而这些台湾明显超越其他华人社会的特质，正是五四思想中的政治民主、科学理性、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等价值的可贵落实。今天可以这么说，幸有台湾，让我们在纪念五四90周年面对五四先贤时不至于太过愧疚。 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晚清民初时局，尤其是那段思想文化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既有对这段近代民族史上的启蒙时代的探寻的兴趣，也有着“以史为鉴”的求索的兴趣，希望借着回望上个世纪之交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转型期的历史片段，来审视华人世界在21世纪初的思想文化状态，乃至政治领域和民间社会的动态走向。在今年这个纪念五四的逢十年份，我早就有计划写一些文章，来抒发自己对五四的怀念、感慨和反思，有的已经完成并发表，有的还在构思当中。五月份的台海两岸朝野，均已举行了许多的五四纪念活动，从媒体上我得知台湾举办了五四座谈会、五四书信和五四藏书展，以及首创的五四故居导览，规模是历年之最。这令我非常向往，遗憾的是身在万里之外，无法前去亲身参与。这次台湾文学基金会和《文讯》规划的五四人物影像展系列活动之一的五四人物征文比赛，因为对作者没有地域上的限制，给了远隔重洋的我一个机会。 我自然不想错过。当得知五四征文的消息时，我决定写一篇文章去参赛。在组委会展出的62位五四人物里面，几番思量，我选择了近年来自己重新阅读的宗白华先生。这位原北大哲学系教授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美学热”的社会氛围下曾经声名显赫，其作品也曾传诵一时，但近20多年来已逐渐被人们淡忘，在台湾恐怕知道的人也不多。作为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泰斗级人物，知道宗先生的人对他的印象是一位“美学老人”，其代表作也是他晚年完成并已成美学经典的《美学散步》。但在我的阅读认知里，五四时期尚且年轻的宗先生本人和他那个时段的几部作品更有魅力，也更让我喜爱，因着他那时散发出的“年少轻狂”，也因着他那时写出的“青春文体”。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开始了写作，题目订为——“宗白华的青春激情”。 说宗氏“年少轻狂”，是因为他在五四时期参与这场文化运动时表现得激情四溢，全身心投入。他于1918年参加筹建“少年中国学会”，一个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全国性文化组织，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他还担任了《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说宗氏当时的作品是“青春文体”，是因为他在五四前后创作的几部作品，焕发出勃勃生气，让人读了热血沸腾。而在这些跳跃的文字背后支撑着的，是宗先生在五四时期竭力推崇的思想文化观，也就是他倡导的尚力尚动的“运动哲学观”、推介的勇猛精进的“浮士德精神”生命观、和“人生的光和爱和热的鼓吹者”的诗学观。 宗氏作品中流露出的这三种文化观，旨在唤醒20世纪初传统中国的暮气沉沉，意图以朝气和热忱去建立强健的“少年中国”。90年之后，当时光来到21世纪初的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宗先生早已作古，可是他在五四时期鼓吹的这些文化观，恐怕还没有过时。因为五四思想在中华土地上几十年来进展缓慢，甚至遭到扼杀扭曲而残破不堪，此刻的中华民族仍然需要注入强健、昂扬和仁爱的文化因子。 在我获奖的这个月，也是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20年前的那场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是五四精神在20世纪中华大地上最优秀的传承和展现，然而它却在坦克车的履带下惨遭断斫，酿成一幕民族悲剧。今年6月，世界各国许多地方、特别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华人社会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可是五四的起源地北京乃至整个中国大陆对这一20世纪全球重要事件依旧是沉寂一片，甚至风声鹤唳，整个社会对此噤口不语，唯恐避之不及，那些流血的喉咙和良知的声音只能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嘶哑发出。这种沉默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反衬出当今政局的沉闷、人心的冷漠，和思想文化界在抗争受挫后出现的普遍犬儒主义。这也表明，90年前五四时期开启的启蒙运动几经横遭阻断，至今未能完成，中国大陆现在需要的是重新或继续的启蒙，台湾需要的是在两岸交流开放后在思想启蒙上引领大陆的社情民意和发展路径。 江山依旧在，人事却已非。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看着窗外松树上的枝条被昨夜的暴风雨吹垮折断，枝叶在冷风中微微颤抖。我想起晚清龚自珍《已亥杂诗》里头最著名的那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氏借此诗批判当时政局的毫无生气，并大声呼吁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去改变沉闷腐朽的观状，使中国大地发出勃勃生气。龚氏故去80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登场历史舞台，发出同样的时代最强音。五四90年后，我们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 我想，依旧没能走出一百六十年来困局的中华民族，需要的仍然是这种“风雷”，这种“抖擞”，这种“青春激情”。 最后感谢初审小组和决审委员对我作品的肯定好评，感谢主办单位行政院文建会、台北市政府、承办单位台北市文化局，规划执行单位台湾文学发展基金会和文讯杂志社颁奖给我以及他们的辛勤工作，感谢就领奖事宜多次与我联络的文讯杂志执行主编蔡昀臻小姐，感谢颁奖人黄碧端女士和李永萍女士，感谢那些关心我的读者和朋友们。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相信90年前的五四精神必将长久传扬世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下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思想种子，在五四之后几代华人不懈的争取和精心的浇灌之下，必将有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民国九十八年八月三十日写于加州，刊于美东媒体。

那一声柔性的呐喊 █楚寒 夏夜里的睡莲未开，那位总是穿着一袭黄色衣裙的夫人走了。当地时间8月1日凌晨，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因患结肠癌在马尼拉医院病逝，享年76岁。两天后，成千上万的菲律宾民众走上街头，夹道目送载着阿基诺夫人的灵车缓缓驶过，她将长眠于26年前早已身故的丈夫阿基诺的墓旁，许多菲律宾人在树上绑上黄丝带表示哀悼，不计其数的黄色纸屑从住宅楼、高层建筑和立交桥上如雨点般飘然落下。 阿基诺夫人之所以受到菲律宾的举国尊敬，是因为二十多年前她曾率领菲律宾的上百万民众，成功主导了一场不流血的“人民力量革命”，和平推翻了独裁者马科斯长达20年的铁腕统治，恢复了菲律宾的民主政体。从此，这位爱穿黄衣的女性被视为菲律宾民主的象征，也成了亚洲民主化历史的潮流人物。从一个居家相夫教子的女人，因缘际会成了对抗威权政治的在野阵营核心人物，后又出任菲律宾且是亚洲第一位女性国家元首，就任期间安然度过7场军事政变的风暴并致力于改革，在其政治生涯中，阿基诺夫人以其特有的“宁静的勇气”和“柔性的力量”（1986年美国《时代杂志》年度风云女性评语），抚平了国家的创伤，守护了国家的民主。 这是一个发生在西太平洋的千岛之国，以柔性力量追求民主的传奇故事。 自称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的阿基诺夫人，原先对政治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在她22岁时却嫁给了出身政治世家、终生投入政治和反对运动、时任镇长后当选为省长的贝尼尼奥·阿基诺先生。后来夫婿阿基诺逐渐成为对抗马科斯独裁贪腐统治的菲律宾反对运动的领导者，并因此入狱。1980年，阿基诺夫妇被迫流亡美国纽约"二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走上街头，夹道目送享年。 几年后发生了可怕的一幕：1983年8月，阿基诺自美返回菲律宾准备参加议会选举时，在马尼拉机场遭到枪击暗杀丧生，当时舆论普遍认为是总统马科斯唆使所为。此事引起菲律宾国内的群情激愤，阿基诺夫人被反对派政党一致推荐为反对派领袖，凝聚了不满马科斯专权的各种势力和人群。 当然，反对政党之所以请出阿基诺夫人，是属意她的“阿基诺的遗孀”的特殊身份，以争取赢得人们的同情和拥戴。而阿基诺夫人也不讳言自己缺乏从政的经验，但她誓言在历史关头不会推卸对抗威权的道德责任，以鼓励菲律宾民众要求自由追求民主的勇气。阿基诺夫人凭借她罗马天主教会的信仰，斩钉截铁地大声争取民主，说出了那句载入史册的话—— “我请求你们用不能被曲解而且明确的语言，告诉独裁者，让我们的人民自由！让菲律宾人民自由！” 我想，当时的阿基诺夫人是以一副“豁出去”的口吻说出这番与当权者“摊牌”的话的，她当然知道可能会带来的可怕后果，可是最挚爱的丈夫已经永远离去，人世间还有什么能令这位家庭主妇“恐惧”和“低头”呢？夫君离世的打击没有让她沉沦，相反，她选择呐喊。她的呐喊唤起了菲律宾民众追求民主的热情，唤起了民众抛弃怯懦、甩掉长年累月的无力感的决心。马科斯执政年代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比如取消总统任期只有两届的限制，宣布实施戒严，以国家安全为由逮捕拘禁异议人士等等，使得原本采行民主体制的菲律宾出现严重的政治倒退。可是阿基诺夫人不甘愿，她坚信自己的国家应该有一个比马科斯政府更好的未来，更相信菲律宾人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靠独裁者的主导一切，追求民主，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国民天赋的生命、自由、人性尊严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于是，阿基诺夫人自信满满地说：“如果在独裁与民主之间二取其一，选择民主的菲律宾人民肯定占绝大多数。”因为独裁是对民主的倒退，暴力和谎言的统治违背了人性。她进一步宣称，就算国家出现了马科斯这样的政治强人也无法将“民主”的普世价值理念消灭。她的丈夫阿基诺一生活出来的，正代表了菲律宾社会中涌动着的追求民主的思潮。 在国内外的一致批判之下，马科斯为重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决定提前一年于1986年2月举办大选。在竞选期间，阿基诺夫人向马科斯发出挑战：“要真正打败民主，除非你有本事找到比民主更好的理念。”选举结果公布，马科斯选票多于阿基诺夫人。但是由十九个国家组成的国际观察委员会、以及菲律宾的政府部门在计票过程中均发现此次选举有严重违规、作票和不当干预。 在马科斯自行宣布胜选的次日，各地阿基诺夫人的支持者涌入马尼拉，百万民众举行声势浩大的“人民胜利大游行”。在这场游行中，阿基诺夫人对民众说：“要用非暴力抗争争取正义，用和平的方式抵抗邪恶。”忠于马科斯的坦克部队准备开上街镇压，包括修女和学生在内的示威民众迎头堵截坦克车，手挽手筑起人墙。但随后在要求民主的舆论氛围下，军方将领一个接一个倒戈，在不流血的冲突中马科斯专制政权宣告垮台。阿基诺夫人成为菲律宾新一届总统。 今天当我们重温历史，惊觉1986年发生在菲律宾的由阿基诺夫人带领下的“人民力量革命”，那真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上少有的非暴力民众革命，更确切地说，应该叫“运动”，因为它没有“革”掉谁的“命”。要知道，那是在这个东南亚国家千疮百孔、民怨沸腾的社会背景之下发生的、有着数以百万人参加的、以更迭政权为目标的示威行动啊！它最终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埋葬独裁，迎来民主，实在是一场奇迹，更是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幸运，而作为运动的领导者，阿基诺夫人可谓居功至伟。这场不流血的“人民力量革命”影响全球，成为1980年代的国际重要事件，菲律宾的经验，鼓舞了世界许多国家地区的非暴力运动，和各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更是间接导致几年后台湾解严进行民主转型，以及东欧共产政权的接连垮台。 毋庸讳言，虽然阿基诺夫人拥有极高声望，但政途不顺。在其总统任内，叛军与恐怖分子始终威胁着社会的安全，她先后面对七次军事政变，导致大量人员伤亡，政局的动荡，使得外来投资却步，经济难有起色，与此同时，地震、火山、飓风等天灾又接连不断，天灾人祸频繁发生。她推动的政治改革因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而举步维艰，国内的政治和解不见曙光，她主导的以解决土地、收入分配不均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又阻力重重，成效甚微，经济成长率低迷。概括起来可以说，她的政治经济改革均不甚成功，政绩乏善可陈。1992年因宪法限制她未能竞选连任，给她的继任政府留下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使这位昔日的“民主之母”头上的光环暗淡许多。 然而，尽管政绩有限，执政能力也为人诟病，加上时运不济，阿基诺夫人执政时代并没能造就一个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取得成就的菲律宾。但她的勤勉廉洁，她对民主宪政的守护坚持，却是连反对她的人也不能加以否认的。她在任内致力于经济复苏和民生问题的解决，从自家的大庄园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她推动制定新宪法，推进政改进程，任命独立的司法官员，鼓励言论自由。她还是公认的现代菲律宾最清廉的总统，与拥有3000多双鞋子的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的奢侈腐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后来离开权力中心，她仍不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退任后她参与抵制拉莫斯总统修宪，成功劝说后者放弃连任，参加抗议弹劾贪腐丑闻缠身的埃斯特拉达总统，迫使他辞职受审。特别是，在任内的7次军事政变之后，她一次次地宽恕叛乱者，以温和的姿态化解危局，发出以民族和解为核心的国内和平倡议。在临终前与女儿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她表示已经原谅了堪为世仇的前总统马科斯一家。平心而论，这些品质在新兴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当中，是难能可贵的。 如梭的岁月已匆匆，如今离阿基诺夫人那年发动的“人民力量革命”已经23个年头过去了。但在这二十多年来，菲律宾的民主仍然未能取得较大进展，历经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统治的菲律宾，近几十年来成为庄园家族垄断和自由放任经济模式的混合体，菲律宾的民主政治、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准、法治程度、人权状况等诸多领域均进展缓慢，表现不佳。 在回顾当年“人民力量革命”的得失上，菲律宾学者罗加莫拉指出，这是一种“低民主密度”的症状，距离真正的民主还很远。罗加莫拉分析1986年马科斯政权垮台后的菲律宾政局得出结论，认为两个前殖民主都给菲律宾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使它缺乏良好的土壤去发展自由民主。菲律宾的政党较为弱势，这使得政客凌驾于政党之上，宪法赋予总统太大的权力，有强大政治手腕的政客能有效施政（如拉莫斯），但因没有强大的政党支持往往事倍功半。政党不强无法满足菲律宾社会的强大需求，特别是贫穷者数以千万计，因此构成“民主的偏差”。殖民地时代留下的这种民主制度将草根阶层排除在外，让精英族群掌权，这种政制符合殖民地时代大庄园地主的利益，对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相当不利。事实也确乎如此，菲律宾的民主进程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并不很高的层次上徘徊，整个国家民主的未来也依然模糊不清。 虽然菲律宾的民主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民主的缺陷与昔日的专制独裁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正如我们不能拿断翅的苍鹰与完好的麻雀两者飞行的高度相比较一样。民主的完善尚需要已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菲律宾人民持续不断地为之努力，这也是阿基诺夫人晚年念兹在兹的心头夙愿。 阿基诺夫人，这位菲律宾的民主之母，本是一位家庭妇女，一位没有一点点从政经验的平凡女人。后人不必用职业政治家的标签来要求她，继而用此标准去衡量她执政期间的政绩。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位从未萌生从政念头的贤惠妻子，被时势仓促推举到了前台，当她后来站在政治舞台中心的时候，确实她的演出并不精彩，她的政绩并不亮丽，但这掩盖不了她的光辉。毕竟当历史需要她站出来与独裁暴政对抗的时候，她没有回避，并且，坚持了自己国家立国时宣告的民主理念。23年前，她在马尼拉街头的挺身一呼，像漆黑夜晚的天空中划过的一道闪电，给这个国家带来呈现新气象的希望的曙光。 遥想当年，面对独裁强人的强悍，阿基诺夫人没有论道经邦的高谈阔论，没有什么系统的、深邃的主义、思想或者理论，而是发出了“还我民主”的卑微的朴素的、却是强而有力的声音。这声音源自世上每个人内心的基本人性需求。这是上个世纪末世界民主化浪潮中一声柔性的呐喊，一股柔性的力量，那一声呐喊，曾经并将继续感动着鼓舞着后来的人们去追求守护民主。那一声柔性的呐喊，与阿基诺先生不屈的身影、与菲律宾民众波澜壮阔的艰辛抗争、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一道，融入到了人类争取自由史的煌煌篇章之中。 写于二零零九年八月六日，阿基诺夫人辞世后第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