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专讯】编按：中国作家莫言夺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政府一反先前态度，热烈唱和，内地网民与知识界则有连番热议，文学造诣与政治表态之间，是否亦不存在很大的空间？今期本版摘译本身是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曾翻译《零八宪章》的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拟发表於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评论文章，且看他如何谈论莫言的文学作品。 莫言自90年代遇上的一大难题，是寻找他能长远採用的写作嗓音。《红高粱家族》虽然确是突破，但只因為在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中，中国作家凭着「闯禁」就能出名了，而《红高粱家族》一口气闯了两个禁区：性事解放、就中日战争说真话。到90年代，未打破的禁区比前少了，还留下来的（如六四屠杀、高官贪腐、台湾、西藏、新疆）却都是生人勿近的非常禁忌。 被欺压归咎低级官员 他 最后找到了一把拉伯雷风的声音，而且比拉伯雷更贴近世俗。人类拥有许多动物天性——吃喝拉撒、打斗嚎喊、男女媾合，有时也有一些动物未必有的特质，例如欺 侮、合谋、背叛。莫言的表达中充满嘲讽，也包含了许些狂想，以至有论者将之比作马奎斯的「魔幻写实主义」（但实际上他有没有读过拉伯雷或马奎斯，却令人置 疑；当中有所雷同，却不能认定他受到二人的影响）。 莫言写社会底层的人，在《天堂蒜苔之歌》中，就明显站在饱受地方官欺凌的贫农一边。在当下的中国，同情被欺压者是有相当市场的，但必须注意，莫言写被欺者命运的手法，跟刘晓波、郑义等异见作家不同。刘和郑谴责整个中国专制制度，包括最上层的人，但莫言等建制内的作家斥责的是地方上的污吏恶绅，高官在图画中不会出现。把人民苦难的责任推在低级官员身上，是中国统治精英素来的做法。在网络崛起的今天，信这一套的人已少了很多，但这论调仍行之有效。莫言这类作家很清楚这一点，他们未必喜欢，但却接受了让步，这就是留在体制内的代价。 莫言写了好些涵盖中国20世纪歷史相当部分的全景角度小说。「重写歷史」是90年 代开始的中国虚构小说潮流，但对於体制内作家，如何处理大跃进或文革等歷史片段，是一大难关。莫言的方法是，在处理「敏感」事情时，就让某种疯狂闹剧登 场。《丰乳肥臀》在第六章写到大跃进时，莫言拿毛泽东的荒唐农业政策（例如提出动物杂交以繁殖全新物种）大开玩笑，却隻字不提其后的大灾难。兔羊杂交有何 不可？书中一名丰乳女志工道，就是把领导的精子打进猪子宫也没问题！当场爆笑满堂。 笑谈敏感议题 对中共而言，这种写作模式是很管用的，不仅因為它避开了严肃地直面歷史，也因為这种文章能起安全阀的作用。这些敏感话题至今仍然具潜在爆炸力，领导人将之当笑话看待，也许比起完全禁谈更属上策。 莫言想过的，是否比他最终付印的多？对这问题我们最起码应持开放的态度。他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刘晓波时，说希望刘晓波能尽早获释，有关发言迅速被内地媒体网站删掉，外界估计可能是惹怒了当局，视之為良心言论。 他 这言论当然有其价值，但我认為比起良知和勇气外，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无论是体制中人或异见人士，中国公安和文宣官员都会跟名人们保持紧密接触，提示他们 的公开言行。作為诺贝尔奖级别的名人，可以想像，莫言被约谈应该不止一次，他们也一定有谈及如何回应关於刘晓波的问题。这是全世界记者都会问的问题，他总 得有个「说法」。从当权者角度，什麼说法能把伤害减到最低？如果莫言说刘晓波是罪犯、坐牢有理，他的形象势将受损，他获奖的荣耀也会受损，而他的荣耀是中 共希望巩固和利用的。可是，要他真心挺刘晓波也不行。最佳做法就是这种温和的中庸论调，说希望他早获自由。 曲线论刘晓波 莫言其中一句话令这说法尤其可信。他重复希望刘晓波获释时说：「……尽早地能够『健康地』获得他的自由。」我不认為他知道刘晓波现在的健康情况。这句话会否是為当局日后容许刘晓波保外就医铺路？ （标题和小题為明报编辑所拟） 来源：明报 星期日生活2012年11月4日

中国人对灯情有独钟，正月十五的灯节把春节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灯的变化最能体现科技的高速发展。灯的原料从原来的木柴、植物油到今天的电力，灯的用途从原来的照明到今天各色灯光乃至显示屏。灯，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照明工具。 （一） 灯离不开火。灯何时从普通的火分别出来，专为照明，已经无法查考，至少比灯字的问世要早。 萤火虫也许是人类见到的最早的自然“灯”。萤火虫虽然有“火”，但却与火无关。据《车胤囊萤夜读》记载，车胤家贫，点不起灯，就把几十个萤火虫放在白布袋里，就着看书。萤火虫我们也抓过，通常把它们放在南瓜叶把里，有时也会放在玻璃瓶里，还在玻璃瓶里放一点食物。但那不是为了当灯，而是好玩。萤火虫发出的光非常微弱，忽闪忽闪的，很难用来看书，也许我们抓得不够多。 苦麻杆是我们那一带特有的“灯”。苦麻可以长到一人多高，它的叶子摘下来做菜或喂猪后，剩下的杆子捆起来用石头压在河水里，让中间的芯腐烂，个把月之后捞起来晒干，就是苦麻杆了。我们那里的灶膛有几尺深，烧的是木柴，苦麻杆是家家必备的引火材料，有时也用来当灯。一根苦麻杆可以烧好几分钟，这要看拿苦麻杆的角度：平一点就烧得慢一些，竖起来就烧得快一些。走夜路时，如果不是太远，比如从村头到村尾，或到鄰村（二三里路），带上一两根苦麻杆，就够了。 松明火，是很古老的灯。松明，是老松树的树芯，红彤彤的，浸满了松油。用来放松明的是铁条打成的有点像笊篱的网，比笊篱略大，眼也更大，有尺把长的铁把，铁把再接上几尺长的木把。松明火不安全，多用于室外，通常是需要照明范围比较广的场合。 油灯，据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盛油的灯盏有铜铸的，也有陶瓷的。燃料是各种植物油，如菜油、豆油。我们那一带用的是桐油，所以也叫桐油盏。灯芯可以是天然的，如灯芯草；也可以用吸油性强的其它材料。我们当地用的灯芯是“灯芯树”的芯。灯芯树好像长不大，树干与指头一般粗细，内芯像白色的海绵。用一根光滑的，与内芯一般粗细的小枝条从一节灯芯树枝的一端捅进去，就能挤出芯来，晒干后就可以作桐油盏的灯芯了。桐油盏亮度小、安全、经济，移动时容易熄灭。它一般放在拐角或黑暗处，以免走路时拌脚；也用于几个人聊天，或供个人读书。 蜡烛是最方便，使用最广的灯。蜡烛有黄蜡、白蜡多种，黄蜡是蜂蜡，相传开始于汉朝。因为蜡烛是固体，易于保存和运输；未燃烧的蜡烛很快凝固，蜡烛火也就比较安全。蜡烛是古代高级的照明工具，与之配套的有各种精致的灯台和各色灯笼。“打着灯笼也难找”，说明灯笼是用来寻找东西的最好照明工具。夜间打更的人用的是灯笼。灯笼，也是有权势的人家显示地位的标志。 一年一度的灯节，更是把灯笼推向了极致。 （二） 松明，蜡烛和植物油，其燃料都不是纯固体，而是液体或易于液化的固体。用植物油以外的液体做燃料的灯，至少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石油的存在状态与开采过程，差不多是1000年前的事了，但一直停留的原油的阶段，使用也不普及。欧洲人有用鱼油，鲸鱼油作燃料的传统。 真正用液体作燃料而被广泛使用的灯，是煤油灯。煤油灯集实用、明亮、经济于一体。我们家的“美孚灯”在我们家应该有些年头了，至少曾外公还在的时候就应该有了，因为我们有好几个“洋油箱”【2】。煤油灯发明于19世纪的欧洲，得益于石油提炼技术。“美孚灯”是放在桌子上常用的煤油灯，灯芯是大约1厘米宽的特制带子，有一个齿轮可以调节上下；玻璃灯罩不只是为了挡风，它也使煤油更充分地燃烧，火焰更加明亮。其实，煤油灯并不是美孚公司的发明，美孚公司生产的煤油灯并不只这一种。我们称其为“美孚灯”，一方面是因为习惯，同时也为了区分自制的煤油灯。 自制煤油灯用的是墨水瓶，瓶盖中间钻个洞，用一根铁管插进去，铁管中间穿过灯芯。灯芯可以是火纸【3】，或者店里买来的一种带子（通常作裤带用）。自制煤油灯没有灯罩，煤油不容易完全燃烧，黑烟多，更容易被风吹灭，亮度也不如美孚灯。自制煤油灯的好处是经济，不只是省了灯座的钱，也省了灯罩和灯芯的钱。 煤油灯也有手提式的，称为“马灯”。马灯下端装油，螺丝盖，油不滴漏。上端有两个铁盖，分层有空隙，便于出气。中间是玻璃罩。有一根铁丝提手。通常是出门时才用，相当于灯笼，但比灯笼更亮，并且跟美孚灯一样，可以调亮度。 汽灯也是煤油灯的一种。它虽然也用煤油作燃料，但煤油要被汽化。汽灯在装上煤油以后，需要向底座的油壶里打气，以便产生压力，使煤油能从油壶上方的灯嘴处喷出。汽灯没有灯芯，它的灯头就是套在灯嘴上的一个石棉做的纱罩，我们那里的土话叫“萝卜囊”，因为它很像空心没有肉的老萝卜。汽灯的亮度可以相当于几百瓦的电灯。汽灯的一个麻烦是每过一段时间要打气，而且萝卜囊一碰即坏，甚至摇晃也会坏。 我第一次看到汽灯是剧团下乡演戏时。方圆十几里就我们村有祠堂，演戏通常都要在祠堂里，因为内部空间大，可以容纳几百人。室外很少有大片的空地，而且刮风下雨的，也不方便。在祠堂里演戏，也还要另搭戏台，汽灯就摆在戏台前面的边上。大约10年前，在Kmart买露营用具，看见原以为早已绝迹的汽灯，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现在的汽灯用的是液化气，不需要再打气了。 以汽为燃料的灯，有一种叫电石灯，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电石灯用的原料是电石，化学名称为碳化钙。电石与水反应会产生一种易燃气体——乙炔。乙炔也是电焊用的气体。简易的电石灯是一个容器上面加一个罩子，罩子有一个出气孔。点电石灯时，把电石放在容器里，再加上水，罩上罩子，在出气孔处点着火，就是电石灯了。我没见过电石灯，据妻子说，她的姐夫晚上钓鱼时，也用过电石灯。用电石点灯，不经济，不安全，也不方便。之所以有电石灯，是那个时代“公共财产”管理混乱的产物。 作为时代产物的灯，还有沼气灯。文革时曾有个号召，让农村普及沼气，响应者寥寥，因为沼气池需要技术。用于沼气灯的沼气要有一定的压力，还需要像汽灯那样类似的“萝卜囊”，那也需要技术。用气体作为燃料的灯，为了不浪费气体，使之完全燃烧，出气孔必须小而密。 燃烧过的石棉罩，还有一定的凝聚力，不会轻易散掉，并能很快参与到燃烧之中，与燃汽一起发光。用“灰”做“灯芯”，真是一个绝妙的发明，将气体灯推到了顶峰。 （三） 电的发明和使用，使灯跨上一个崭新的台阶，并从照明工具演变到各种发光体。 第一次见到电灯是在60年代末期。婺源自50年代末期开始建一批水电站。我们村的水电站，其实就是一台水轮泵。这个水轮泵有三个功能：一、作为茶叶初制厂的动力；二、充当几十亩新造水稻田的抽水机；三、带动发电机，给几个村子的照明提供电力。 河水在采茶季节总是比较充足，制茶没有问题；河水再浅，抽水机的供水也够稻田使用。但供电却在大部分时间都严重不足，在雨水缺少的夏秋，灯泡只有一点红丝，亮度还不如桐油盏。 吊着的电灯经常不小心被碰到，以致灯丝脱节。重新接上灯丝后的灯泡，因为灯丝更短，而比“好”灯泡更亮，断了灯丝的灯泡反而成了宝贝。此外，110瓦的灯泡（名为“轻泡”）也要亮很多，凡是有一点路子的都想方设法请人到外地买轻泡。断丝灯泡或者轻泡，一旦电压略高，就会烧坏，比如下雨涨水或者开闸放水之初。 那时的开关有两种，管一盏灯的拉线开关，管的两盏灯（一开一关）的“双线开关”。家庭没有电表，也没有总开关。各家的收费按灯泡的瓦数交钱，一个双线开关按一盏灯计算（有些人家在有人来“抄灯泡”时，就换上小灯泡）。 还有一种移动的“电灯”，不能不提，那就是手电筒。手电筒的发明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是微型灯泡和干电池两项发明的结合体。从我记事开始，就有人使用手电了，但不普遍。那时的手电是铜制的（几块钱一只），使用寿命很长，虽然被摔得遍体鳞伤，也不妨碍它的功能。真正贵的是电池，好像是5毛钱两节，寿命短，一般都不轻易使用。即使带在身上走夜路，只要能勉强看到路面，就不轻易打开。 （四） 不是用于照明的灯，对我们乡下孩子来说，当然是电影放映机。 电影，发明于十九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时期，被认为是一种简单而便宜的大众娱乐。它的确比演戏便宜得多。一个戏班子，来村里演戏，要搭戏台子，要供戏班子的人吃住。前面提到的剧团来我们村演出，是我记得的唯一一次。演什么戏已经毫无印象，除了汽灯和1毛钱16颗的水果糖，还记得有演员住在我们家。而放电影，最多只需要两个人。架起两根柱子（或借助于屋角），拉开一块布屏幕，再挂上一个喇叭，摆上一张桌子，电影就可以开始了。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正好是文革时期。在样板戏出来之前，反反复复放映的，是《地雷战》、《地道战》。虽然人物的出场、台词等，都已经记得滚瓜烂熟，但每次放电影，对孩子来说仍然是一件盛事。在那天，基本上不用干活，可以吃上南瓜子，还可以吃上好菜好饭，因为可能附近的亲友会来。 有一个文革前拍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什么时候看的，剧情的细节都没有什么记忆，唯独对片名一直有个疑问：什么是“霓虹灯”？这种发明于二十世纪初（第一次出现于英国巴黎的车展）的“灯”，我七十年代末到南昌上大学，还很少看到，这恐怕与电力短缺也有关系。直到八十年代初，个体户出现，霓虹灯才多起来。 比霓虹灯较早出现的是交通灯。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只有中等以上城市才有交通灯。记得刚上大学时，一位七七级中文系的学生写了一份广播稿，其中有“文革的教育体制为打砸抢者大开绿灯”之类的话。它播出之后引起在校工农兵学员的强烈不满，以致迫使广播稿的作者公开道歉。但我那时对“开绿灯”还不甚了解。即使在南昌，也很少有交通灯，十字路口主要靠路警指挥。八十年代，我弟弟来南昌玩，走到广场被交通灯所吸引，整整花了半天时间，看着红绿灯指挥汽车的停或走。 （五） 结合多种现代发明的电视，给家庭娱乐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今天的电脑屏幕乃至手机奠定了基础。电视在中国进入平常百姓家，已经是八十年代了。那时候，大家都住集体宿舍，谁家有电视机大家都知道。一有什么精彩节目或比赛，十几二十个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津津有味地对着十来吋的电视，发着各样感叹和评论，至今还记忆犹新。 彩色电视机在八十年代末开始热起来，彩电、冰箱和洗衣机成为新三大件。彩电供不应求，一台15吋彩电需要好几千人民币，如果没有其它外快，靠基本工资一年不吃不喝也买不起。如果经济继续发展，这种电器的价格我坚信会降下来，所以坚决不跟风。直到九十年代初，同学问我的彩电是什么名牌，我的答案是“黑白牌”。 彩电的普及，在美国也是在七十年代才开始（1972年，半数家庭电视为彩色）。我刚到美国时，我的导师给我的第一件礼物是一台不知从哪里弄（或捡）来的黑白电视，大概15吋的样子。我和室友看了几个月，直到年底才买了第一台三星牌21吋彩电。几年前电视的声音和显示开始出现问题。在电视信号数字化的当口，这台跟随我们十几年的，也是我们的第一台彩电，终于走到了它的终点——电子器材回收站。 今天，在乡下仍然可以看到文革时安装的老式电灯，但可能是用节能灯泡。在城市，各式各样的室内灯光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楼台馆所的各式灯光，舞台灯光，室外的照明灯、广告灯，绚丽多姿，使一座座城市成为不夜城，在丰富和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污染了夜空，使星星和月亮失去了原先的光彩。 而从电视机到计算机屏幕，到今天的ipad，kindle，各式智能手机，人们读书写字，不再依赖传统的纸张和灯光。书就是灯，灯就是书。甚至一座“灯”可以容纳成千上万本书。就萤读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1】桐油，从桐子榨出来的油。桐油除了桐油盏的燃料，也代替油漆。 【2】洋油箱，盛煤油的罐子。铁皮做成的长方体，长宽大约一尺，高度一尺多一点，箱底上记得有“亚细亚”的字样。 【3】火纸，黄色，吸水性好，易于燃烧。抽旱烟时用这种纸点火，如今大概只用于上坟。

好戏连台 陈光诚惊心动魄的故事尚未结束(组图) 加拿大家园 iask.ca 2012-04-27 19:17 来源: 美国之音 作者: 手机版 本文来自加拿大家园网 ( 读者、观众喜欢戏剧性的事件。新闻记者也喜欢报道戏剧性的事件。在过去的几个月，由于中国共产党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中国是戏剧性新闻多发、频发的国家，让报道中国新闻的国际媒体记者持续兴奋。 然而，到了本星期四和星期五，中国再传出一条更富有戏剧性、更可能令人心情振奋的新闻事件：在家乡长期受到残酷虐待和迫害的人权活动家陈光诚逃脱迫害者的魔掌。陈光诚逃脱的消息立即成为国际媒体间最重要的中国新闻。 (跟薄熙来事件一样，成千上万的中国记者面对如此令人激动的好题材却不能碰，不能写，即便是写了，也不能发表，只能望洋兴叹。) 家 园 网 *好戏连台，目不暇接* 在充满令人惊心动魄的戏剧性的薄熙来事件依然在发展之际，盲人人权活动家陈光诚逃出山东临沂地方政府耗费重金、调遣众多流氓打手维持的法外囚禁式监控，逃到北京的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他通过录像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总理温家宝和中国政府展示中国当局所宣传的法治，制止他所说的地方政府明显践踏人权的残暴行为。 早已是国际新闻人物的陈光诚的戏剧性逃脱，他目前的下落、他目前和今后的安全及去向，他过去自学法律帮助他人维护基本的人权并因此遭受迫害的经历，这一切使他的逃脱和行踪大有一夜之间光芒四射、压倒薄熙来戏剧的势头。 两台好戏接连发生，显然让报道中国新闻的国际媒体记者感到兴奋和幸运，同时也感到一种好戏连连、目不暇接的为难。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Josh Chin在该报属下的《中国实时报》发表博客，就明显地表达了这种幸运的为难：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倒台所引发的人心振奋依然在持续。然而，好像这一切还不够。星期五再传出盲人法律活动家、著名人权活动家陈光诚逃脱的消息。陈先前已经被禁闭在家中一年半。” *陈光诚的故事* 在英语当中，story(故事)一词也可以表示“新闻报道”。学习新闻写作的学生、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总是被教授、被编辑要求写出新闻起伏跌宕的故事性、人情味和人性来。而且，最好是再设法以不动声色的方式或手腕显示出新闻故事的道德寓意，以便尽到新闻媒体和记者的寓教于乐的教化社会的职责。 i a s k . c a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光诚新闻可说是最富有故事性、人情味和人性的雅俗共赏的故事题材。 家园温哥华,vancouver.iask.ca 陈光诚早先自学法律，帮助自己的村和其他的村庄的村民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抗拒地方当局推行的强迫人工流产和绝育。地方当局因此对他怀恨在心，给他安上破坏公共财产、扰乱交通的罪名，把他判刑四年半。 在陈光诚刑满回家之后，山东临沂当局再雇用数十名流氓打手日夜看守，将他围困在山东临沂东师古村的家中，时常对他和家人进行残暴殴打。前往东师古村探访他的中国公民和外国记者、外交官也无一例外地在村外受到阻拦、威胁，许多人更是遭到殴打和抢劫。受害者向当地警方报案，警方不但不管，反而对报案者再进行威胁。 当今中国光天化日之下的黑暗和陈光诚其人其事本来已经富有十分的故事性，他的逃脱则更是富有十二分的故事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驻中国记者蒋欣(Steven Jiang)星期五从北京发出的报道，看来是国际媒体当中目前最好的写实故事： “(陈光诚的朋友和支持者)何培蓉说，为了逃脱，这位盲人活动家准备了好几个月。他长时间在家卧床，好让那些昼夜监控他的人长时间看不到他活动也不会起疑心。 China Aid 图为帮助陈光诚逃离的何培蓉资料照 “何培蓉说，陈光诚逃脱之后，立即跟何培蓉和另外几个活动人士取得了联系。他们在一个预约好的地方碰头，然后开车把他送到北京，把他藏到一个安全的居所。” *陈光诚令人振奋* 身处险境的好人逃脱险境、挣脱魔掌总是令人振奋。美国和英国1981年联合摄制的电影《胜利大逃亡》(英文原名Victory)一度在中国也非常叫座。《胜利大逃亡》的故事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一些战俘利用足球比赛的机会成功逃脱获得自由。 尽管《胜利大逃亡》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真实的历史是，那些赢得比赛胜利的盟军战俘后来全部遇害)，但那个虚构的故事依然是让千百万观众心情振奋。 如今，陈光诚逃脱的真实故事，显然也让中国众多的立志维护人权并为此受到当局残酷打压的人权活动家们感到振奋。在陈光诚逃脱的消息星期四传出之后，美联社记者韩村乐(CHARLES HUTZLER)立即从北京发出报道说： “陈光诚获得自由，将鼓舞饱受迫害的异议人士。在过去的两年里，当局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加强。陈光诚被囚禁在家的困境受到西方国家政府和中国本国的人权活动人士的密切关注。他们已经把儿时生病失明、后来自学法律成才的陈光诚看作是一个为正义而奋勇斗争的楷模。” 虚构的《胜利大逃亡》的故事给观众的道德寓意是，在困境中也不要放弃希望、梦想、行动。对于当今中国的陈光诚的逃脱，美联社记者韩村乐其报道中也尝试总结了一个振奋和激励人心的道德寓意： “鉴于他受到连续不停的昼夜看守，陈光诚的逃脱在没有他所在的村里的同情者提供帮助的情况下看来是不可能的。他的逃脱可能标志着当地官员在那里营造和维持的恐惧心理被打破。” *中美两国面临挑战* 陈光诚现在北京。在北京哪里?针对陈光诚是否在美国大使馆的询问，美国方面目前表示无可奉告。《纽约时报》星期五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一个消息来源表示，据信陈光诚星期五已经在美国大使馆内。 《纽约时报》星期五发表的记者安德鲁•雅各布斯和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联合署名的报道说： “陈光诚的逃脱将给中国政府造成一个相当大的公共关系挑战。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否认地方官员在没有提出任何罪名的情况下将陈光诚和妻子囚禁在东师古村的诸多报道。 “陈光诚案也可能给美国带来一项新的重大挑战。美国在今年2月已经被突然扯进中国的一个微妙敏感的内部政治纷争中。当时，重庆市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试图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他在那里透露一个英国商人被谋杀的事情，并由此引发一系列事态发展，导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倒台。 “美国外交官表示，他们判定王立军案不涉及国家安全，于是把王立军交给了中国安全部门的官员。这种处理方式在华盛顿招致批评。 “但是，鉴于陈光诚是中国在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异议人士之一，加上他在中国受到多年的法外虐待，假如他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内，奥巴马政府在处理他的案件的时候可能就要格外小心得多。”...

女儿在她满26岁之前出嫁了。 26年前女儿出生的时候我不在身边。因为我母亲要照顾父亲与弟妹，​​不便离开老家来照顾我待产的妻子，再说我们那个17平方米的房子也不方便住4个人。无奈之下，在预产期之前，我把妻子送回了老家。当我第一次见到女儿时，她即将满月，一头黑发，安详地睡着箩筐里（我们那里刚出生的婴孩都睡箩筐，箩筐底部铺着很多稻草，婴儿的铺是倾斜的，头高脚低）。我好像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这就是我的孩子？我就这样成为了父亲？ 妻子工作的学校比较宽松，在女儿出生后的一年里没有给她安排课程，等于给了她一年的产假。在那一年里，我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女儿玩，把她抱着或者骑在背上去看我的学生。她的第一张照片是两个月时在照相馆照的，以后我也借系里的相机给她拍了一些照片。她上学前照的相片里，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张100天时在照相馆里拍的照片，和半岁左右在床上爬时昂起头的照片。她走路开始得早，但说话晚，过了一周岁好像还什么都不会说，以致我的母亲怀疑她是个哑巴。我说：放心，她不聋，就不会哑。她小时候好像对新环境有种恐惧感，放假回老家时每到一个“新家”——舅舅、大姨家，祖父母家，和曾祖母家——都要大哭一场。这与她后来对新环境的适应形成鲜明的对比。 周岁断奶后，妻子要去上班。她在一所郊区学校任教，虽然两地之间不到50公里，但那时交通不方便，她们学校的校车每星期才来回一趟，周一早上去学校，周六中午回来。我所在的学校从托儿所到高中都是全市顶尖的，女儿自然就跟着我，直到一年多以后，妻子的学校搬到附近。 我不是那种特别仔细的父亲。在一个人带女儿的一年多里，除了生病，其它时候没有特别费什么心。为了确保她的营养，早上按时蒸蛋，饮食水果，每天按定量喂她吃完。过了一岁半之后，中餐有时会让她吃食堂的饭菜，这成为有些邻居说我“虐待”女儿的证据。夏天南昌异常闷热，白天玩脏了，就到水龙头上冲个澡。在那两栋房子里，只有另一位父亲也让他的女儿洗冷水澡，这也成为我“虐待” 女儿的另一证据。说起洗澡，应该也是一岁多时，暑假回家带她下河玩水，结果第二天就拉肚子。好了之后，我继续带她下河，后来就没事了。冬天零下几度，房间里没有取暖设施，晚上睡觉前经常是手脚冰冷。每天在被窝里，我的胸前贴着一双小手和两只小脚，是最幸福的时刻，那时父女俩的距离贴得最近。 在邻居中她总是个最受欢迎的孩子，不是因为她从来不捣蛋，而是做了坏事后会去道歉。一旦有人告状，我总会先问她到底是不是事实，她基本都会承认，于是我就告诉她下次不可再犯。 ，这让我想起一位邻居，那个男孩即使当着多人的面做了坏事，他父亲也是矢口否认，说他儿子不会干坏事，大家对那个孩子都是避之唯恐不及，也不知他后来怎样了。她在幼儿园里也是最受欢迎的孩子。教她的老师也是我们的邻居。有人问那个老师如何让孩子独立，懂礼貌，……，她就说，你去问杨林好了。 她两岁生日时，我带她跑了几个百货大楼，让她挑选了一个几十块钱的洋娃娃。她真是有眼力，那个穿红衣服的洋娃娃，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洋娃娃。那个很贵的洋娃娃，伴着她渡过了好几年，一直到晒在外面被人偷走了。 女儿从小就对音乐有很好的感觉。她一岁多时街上到处放迪斯科音乐，我只要把她往地上一放，她就会随着音乐摆起来，很多店员都非常惊奇：“这么点大的小孩就会跳迪斯科！”。有时坐在自行车里，听到音乐也会摇。后来上幼儿园直到一年级，她都是跳舞明星，用我们邻居的话说，“其他的孩子看上去都是木的”。到了美国，我就给她报名学芭蕾，但她不愿吃苦，看到别的小朋友很多都在学钢琴，就跟我们说她也想学钢琴。她的钢琴课一直到高中都没有停过，练琴也不需要我们多少的督促。 我出国时，她刚开始读一年级。那时的家属签证开始缩紧，签证官不看存款，只看奖学金额，知道存款可以是借来的。她们母女俩的第一次签证被拒，理由就是我的奖学金不够养活三口人。于是妻子的哥哥和姐姐都劝她，把女儿暂时给他们带，她一个人先出来。女儿也写信给我，跟我说她可以先留在国内，跟舅妈或者大姨，还有叔叔、姑姑也不远。我跟女儿说，“不行，要是你想爸爸妈妈了，或者爸爸妈妈也想你了，怎么办？”第二次签证，在我们系graduate director的帮助下，获得批准​​。她们到美国时，离我出国时间整整一年。那时我自己还没车，我的同学跟我一起去机场接她们母女俩。他在车上就跟我说，“从你们见面的样子，可以看得出你平常没有吹牛，你们父女之间的确很亲。” 来美国后，我们经常在晚饭后去散步。开始的几个月，她还说是更喜欢中国。在学校里也有好几个月因为语言不通没说一句话（第一次的Star考试，拿到成绩单时我们才知道有这回事。数学记得是百分之60几，她就做算式，但不会做应用题。英语好像是30%出头）。但她没有一句埋怨的话，每天都是高高兴兴地去等校车，高高兴兴地回来。因为她知道父母爱她，父母为她安排的一切是为她好。直到有一天，她在家里看了英国的电影The Secret Garden，第二天在学校里突然开口，介绍电影的梗概，让老师大吃一惊。第二年，我们又把她换到附近最好的学校。那个学校的入学有德语的要求，暑假必须找德语班给她补习。一年后，因为换专业和学校，她又不得不转学。 两年后因我的工作，她再次换学校。那时，她开始读初中。有一天她跟我说，“爸爸，我不想再换地方了”。可是，命运不掌握在我手里。一年多后，我工作的consulting公司因为难以找到客户，我被解雇。那时工作易找，H1难办。待业在家的几个月里（感谢原公司一直保留着我的身份），到处借钱，连她的一点零用钱也挪了出来。后来在同一城市找到工作，有朋友说，你女儿又可以去学琴了。我告诉他，“她的钢琴课本来就没停”。两个月后，接到加州一家公司的招聘，说H1已经办好。这个工作和加州的环境都很吸引我，但我想起女儿“不想再换地方了”这句话。我于是向神祷告，“主啊，请你给我一个印证，我是该留在这里，还是去加州？”我回家问女儿，“我在想是不是要去加州？”。她脱口而出，“加州好啊，我有一个朋友刚刚去了加州”。我们就这么来到了加州，尽管她和那个朋友并没有见面的机会，因为她在北加州，我们在南加州（其实，来加州的那年我们就去了北加州，可她并没有提见朋友的事，那个朋友的名字好像是叫Tatiana，父母是俄国人）。 来加州后，她开始读八年级，和她妈妈越来越有共同语言，我却越来越靠边站。她的学习不用我们操心，我记得她就问过我一次几何题，一次微积分题。我们也没有给她报名参加任何补习班，也没看见她熬夜，基本上10点就睡觉。她报考大学我们也没怎么插手。最后，在众多的录取信里，她选了离家最近的UCLA，为了经常能看到弟弟妹妹。 这里的高中有一个传统。在最后一个学期，学校秘密地让家长及学校以外的好友给学生写信，告诉他们是如何的special，父母借此表达对他们的爱，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有些父母平常不善于和孩子交流，这是一个补救的时机。 （那些平常不善于和孩子口头交流的父母，不一定要等到这个时候，平常就可以给孩子写信、卡片、Email等，表达对他们的爱）。我把她在国内写给我的信复印几份，夹在我的信里。学校接着为毕业生办了一个校外活动，其中一项就是把这些信交给他们，给他们一个惊喜。第二天去学校接他们时，我能看出学生和父母的关系进了一步，学生们的脸上都挂着惊喜。我女儿说她不记得写过这些信。遗憾的是，我妻子没有把我写给女儿的信保留下来。 女儿大学毕业后，我妻子和我父母就为她还没有男朋友着急。我就问我妻子，你认识的这些男孩子，那个看得上？她说没有。我就说，找男朋友的事不能急，找个合适的不容易。用我女儿的话说，做一个中国人的女儿不容易，中学不能谈恋爱，大学一定要找到一个男朋友。这次婚礼，有300多人参加，他们两个人的朋友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也是她一个人在操办。婚礼上，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照顾我这个舞盲，没有安排父女共舞的节目，而是给了我一个讲话的机会。我说了下面这些话： Good evening, all the honored guests. My parents, siblings and sibling in-laws are in China and unable to attend today's ceremony. Sirui is her Chinese name, which means to think quick, smart. Sirui is indeed a smart person. From elementary...

中国人对灯情有独钟，正月十五的灯节把春节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灯的变化最能体现科技的高速发展。灯的原料从原来的木柴、植物油到今天的电力，灯的用途从原来的照明到今天各色灯光乃至显示屏。灯，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照明工具。 （一） 灯离不开火。灯何时从普通的火分别出来，专为照明，已经无法查考，至少比灯字的问世要早。 萤火虫也许是人类见到的最早的自然“灯”。萤火虫虽然有“火”，但却与火无关。据《车胤囊萤夜读》记载，车胤家贫，点不起灯，就把几十个萤火虫放在白布袋里，就着看书。萤火虫我们也抓过，通常把它们放在南瓜叶把里，有时也会放在玻璃瓶里，还在玻璃瓶里放一点食物。但那不是为了当灯，而是好玩。萤火虫发出的光非常微弱，忽闪忽闪的，很难用来看书，也许我们抓得不够多。 苦麻杆是我们那一带特有的“灯”。苦麻可以长到一人多高，它的叶子摘下来做菜或喂猪后，剩下的杆子捆起来用石头压在河水里，让中间的芯腐烂，个把月之后捞起来晒干，就是苦麻杆了。我们那里的灶膛有几尺深，烧的是木柴，苦麻杆是家家必备的引火材料，有时也用来当灯。一根苦麻杆可以烧好几分钟，这要看拿苦麻杆的角度：平一点就烧得慢一些，竖起来就烧得快一些。走夜路时，如果不是太远，比如从村头到村尾，或到鄰村（二三里路），带上一两根苦麻杆，就够了。 松明火，是很古老的灯。松明，是老松树的树芯，红彤彤的，浸满了松油。用来放松明的是铁条打成的有点像笊篱的网，比笊篱略大，眼也更大，有尺把长的铁把，铁把再接上几尺长的木把。松明火不安全，多用于室外，通常是需要照明范围比较广的场合。 油灯，据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盛油的灯盏有铜铸的，也有陶瓷的。燃料是各种植物油，如菜油、豆油。我们那一带用的是桐油，所以也叫桐油盏。灯芯可以是天然的，如灯芯草；也可以用吸油性强的其它材料。我们当地用的灯芯是“灯芯树”的芯。灯芯树好像长不大，树干与指头一般粗细，内芯像白色的海绵。用一根光滑的，与内芯一般粗细的小枝条从一节灯芯树枝的一端捅进去，就能挤出芯来，晒干后就可以作桐油盏的灯芯了。桐油盏亮度小、安全、经济，移动时容易熄灭。它一般放在拐角或黑暗处，以免走路时拌脚；也用于几个人聊天，或供个人读书。 蜡烛是最方便，使用最广的灯。蜡烛有黄蜡、白蜡多种，黄蜡是蜂蜡，相传开始于汉朝。因为蜡烛是固体，易于保存和运输；未燃烧的蜡烛很快凝固，蜡烛火也就比较安全。蜡烛是古代高级的照明工具，与之配套的有各种精致的灯台和各色灯笼。红白喜事，也离不开蜡烛，婚事用红蜡烛，丧事用白蜡烛。“打着灯笼也难找”，说明灯笼是用来寻找东西的最好照明工具。夜间打更的人用的是灯笼。灯笼，也是有权势的人家显示地位的标志。 一年一度的灯节，更是把灯笼推向了极致。 即便在今天，蜡烛还有它的一席之地。每个家庭都会有几支蜡烛，作为停电时备有。情侣的约会，喜欢用烛光，以衬托出温馨浪漫的气氛。生日蜡烛，从西方传入中国，至今方兴未艾。还有圣诞烛光晚会，一些集会或集体悼念活动也用蜡烛，如六四烛光晚会。蜡烛，又是牺牲精神的象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一名言，经常用来描述老师的奉献精神。 （二） 松明，蜡烛和植物油，其燃料都不是纯固体，而是液体或易于液化的固体。用植物油以外的液体做燃料的灯，至少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石油的存在状态与开采过程，差不多是1000年前的事了，但一直停留的原油的阶段，使用也不普及。欧洲人有用鱼油，鲸鱼油作燃料的传统。 真正用液体作燃料而被广泛使用的灯，是煤油灯。煤油灯集实用、明亮、经济于一体。“美孚灯”在我们家应该有些年头了，至少曾外公还在的时候就应该有了，因为我们有好几个“洋油箱”【2】。煤油灯发明于19世纪的欧洲，得益于石油提炼技术。“美孚灯”是放在桌子上常用的煤油灯，灯芯是大约1厘米宽的特制带子，有一个齿轮可以调节上下；玻璃灯罩不只是为了挡风，它也使煤油更充分地燃烧，火焰更加明亮。其实，煤油灯并不是美孚公司的发明，美孚公司生产的煤油灯并不只这一种。我们称其为“美孚灯”，一方面是因为习惯，同时也为了区分自制的煤油灯。 自制煤油灯用的是墨水瓶，瓶盖中间钻个洞，用一根铁管插进去，铁管中间穿过灯芯。灯芯可以是火纸【3】，或者店里买来的一种带子（通常作裤带用）。自制煤油灯没有灯罩，煤油不容易完全燃烧，黑烟多，更容易被风吹灭，亮度也不如美孚灯。自制煤油灯的好处是经济，不只是省了灯座的钱，也省了灯罩和灯芯的钱。 煤油灯也有手提式的，称为“马灯”。马灯下端装油，螺丝盖，油不滴漏。上端有两个铁盖，分层有空隙，便于出气。中间是玻璃罩。有一根铁丝提手。通常是出门时才用，相当于灯笼，但比灯笼更亮，并且跟美孚灯一样，可以调亮度。 汽灯也是煤油灯的一种。它虽然也用煤油作燃料，但煤油要被汽化。汽灯在装上煤油以后，需要向底座的油壶里打气，以便产生压力，使煤油能从油壶上方的灯嘴处喷出。汽灯没有灯芯，它的灯头就是套在灯嘴上的一个石棉做的纱罩，我们那里的土话叫“萝卜囊”，因为它很像空心没有肉的老萝卜。汽灯的亮度可以相当于几百瓦的电灯。汽灯的一个麻烦是每过一段时间要打气，而且萝卜囊一碰即坏，甚至摇晃也会坏。 我第一次看到汽灯是剧团下乡演戏时。方圆十几里就我们村有祠堂，演戏通常都要在祠堂里，因为内部空间大，可以容纳几百人。室外很少有大片的空地，而且刮风下雨的，也不方便。在祠堂里演戏，也还要另搭戏台，汽灯就摆在戏台前面的边上。大约10年前，在Kmart买露营用具，看见原以为早已绝迹的汽灯，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现在的汽灯用的是液化气，不需要再打气了。 以汽为燃料的灯，有一种叫电石灯，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电石灯用的原料是电石，化学名称为碳化钙。电石与水反应会产生一种易燃气体——乙炔。乙炔也是电焊用的气体。简易的电石灯是一个容器上面加一个罩子，罩子有一个出气孔。点电石灯时，把电石放在容器里，再加上水，罩上罩子，在出气孔处点着火，就是电石灯了。我没见过电石灯，据妻子说，她的姐夫晚上钓鱼时，也用过电石灯。用电石点灯，不经济，不安全，也不方便。之所以有电石灯，是那个时代“公共财产”管理混乱的产物。 作为时代产物的灯，还有沼气灯。文革时曾有个号召，让农村普及沼气，响应者寥寥，因为沼气池需要技术。用于沼气灯的沼气要有一定的压力，还需要像汽灯那样类似的“萝卜囊”，那也需要技术。用气体作为燃料的灯，为了不浪费气体，使之完全燃烧，出气孔必须小而密。 燃烧过的石棉罩，还有一定的凝聚力，不会轻易散掉，并能很快参与到燃烧之中，与燃汽一起发光。用“灰”做“灯芯”，真是一个绝妙的发明，将气体灯推到了顶峰。 （三） 电的发明和使用，使灯跨上一个崭新的台阶，并从照明工具演变到各种发光体。 第一次见到电灯是在60年代末期。婺源自50年代末期开始建一批水电站。我们村的水电站，其实就是一台水轮泵。这个水轮泵有三个功能：一、作为茶叶初制厂的动力；二、充当几十亩新造水稻田的抽水机；三、带动发电机，给几个村子的照明提供电力。 河水在采茶季节总是比较充足，制茶没有问题；河水再浅，抽水机的供水也够稻田使用。但供电却在大部分时间都严重不足，在雨水缺少的夏秋，灯泡只有一点红丝，亮度还不如桐油盏。 吊着的电灯经常不小心被碰到，以致灯丝脱节。重新接上灯丝后的灯泡，因为灯丝更短，而比“好”灯泡更亮，断了灯丝的灯泡反而成了宝贝。此外，110瓦的灯泡（名为“轻泡”）也要亮很多，凡是有一点路子的都想方设法请人到外地买轻泡。断丝灯泡或者轻泡，一旦电压略高，就会烧坏，比如下雨涨水或者开闸放水之初。 那时的开关有两种，管一盏灯的拉线开关，管两盏灯（一开一关）的“双线开关”。家庭没有电表，也没有总开关。各家的收费按灯泡的瓦数交钱，一个双线开关按一盏灯计算（有些人家在有人来“抄灯泡”时，就换上小灯泡）。 还有一种移动的“电灯”，不能不提，那就是手电筒。手电筒的发明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是微型灯泡和干电池两项发明的结合体。从我记事开始，就有人使用手电了，但不普遍。那时的手电是铜制的（几块钱一只），使用寿命很长，虽然被摔得遍体鳞伤，也不妨碍它的功能。真正贵的是电池，好像是5毛钱两节，寿命短，一般都不轻易使用。即使带在身上走夜路，只要能勉强看到路面，就不轻易打开。 （四） 不是用于照明的灯，对我们乡下孩子来说，当然是电影放映机。 电影，发明于十九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时期，被认为是一种简单而便宜的大众娱乐。它的确比演戏便宜得多。一个戏班子，来村里演戏，要搭戏台子，要供戏班子的人吃住。前面提到的剧团来我们村演出，是我记得的唯一一次。演什么戏已经毫无印象，除了汽灯和1毛钱16颗的水果糖，还记得有演员住在我们家。而放电影，最多只需要两个人。架起两根柱子（或借助于屋角），拉开一块布屏幕，再挂上一个喇叭，摆上一张桌子，电影就可以开始了。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正好是文革时期。在样板戏出来之前，反反复复放映的，是《地雷战》、《地道战》。虽然人物的出场、台词等，都已经记得滚瓜烂熟，但每次放电影，对孩子来说仍然是一件盛事。在那天，基本上不用干活，可以吃上南瓜子，还可以吃上好菜好饭，因为可能附近的亲友会来。 有一个文革前拍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什么时候看的，剧情的细节都没有什么记忆，唯独对片名一直有个疑问：什么是“霓虹灯”？这种发明于二十世纪初（第一次出现于英国巴黎的车展）的“灯”，我七十年代末到南昌上大学，还很少看到，这恐怕与电力短缺也有关系。直到八十年代初，个体户出现，霓虹灯才多起来。 比霓虹灯较早出现的是交通灯。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只有中等以上城市才有交通灯。记得刚上大学时，一位七七级中文系的学生写了一份广播稿，其中有“文革的教育体制为打砸抢者大开绿灯”之类的话。它播出之后引起在校工农兵学员的强烈不满，以致迫使广播稿的作者公开道歉。但我那时对“开绿灯”还不甚了解。即使在南昌，也很少有交通灯，十字路口主要靠路警指挥。八十年代，我弟弟来南昌玩，走到广场被交通灯所吸引，整整花了半天时间，看着红绿灯指挥汽车的停或走。 （五） 结合多种现代发明的电视，给家庭娱乐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今天的电脑屏幕乃至手机奠定了基础。电视在中国进入平常百姓家，已经是八十年代了。那时候，大家都住集体宿舍，谁家有电视机大家都知道。一有什么精彩节目或比赛，十几二十个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津津有味地对着十来吋的电视，发着各样感叹和评论，至今还记忆犹新。 彩色电视机在八十年代末开始热起来，彩电、冰箱和洗衣机成为新三大件。彩电供不应求，一台15吋彩电需要好几千人民币，如果没有其它外快，靠基本工资一年不吃不喝也买不起。我跟朋友说，如果经济继续发展，这种电器的价格就会降下来，所以坚决不跟风。直到九十年代初，同学问我的彩电是什么名牌，我的答案是“黑白牌”。 彩电的普及，在美国也是在七十年代才开始（1972年，半数家庭电视为彩色）。我刚到美国时，我的导师给我的第一件礼物是一台不知从哪里弄（或捡）来的黑白电视，大概15吋的样子。我和室友看了几个月，直到年底才买了第一台三星牌21吋彩电。几年前电视的声音和显示开始出现问题。在电视信号数字化的当口，这台跟随我们十几年的，也是我们的第一台彩电，终于走到了它的终点——电子器材回收站。 今天，在乡下仍然可以看到文革时安装的老式电灯，但可能是用节能灯泡。在城市，各式各样的室内灯光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楼台馆所的各式灯光，舞台灯光，室外的照明灯、广告灯，绚丽多姿，使一座座城市成为不夜城，在丰富和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污染了夜空，使星星和月亮失去了原先的光彩。 而从电视机到计算机屏幕到投影机，到今天的ipad，kindle，各式智能手机，人们读书写字，不再依赖传统的纸张和灯光。书就是灯，灯就是书。甚至一座“灯”可以容纳成千上万本书。就萤读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1】桐油，从桐子榨出来的油。桐油除了桐油盏的燃料，也代替油漆。 【2】洋油箱，盛煤油的罐子。铁皮做成的长方体，长宽大约一尺，高度一尺多一点，箱底上记得有“亚细亚”的字样。 【3】火纸，黄色，吸水性好，易于燃烧。抽旱烟时用这种纸点火，如今大概只用于上坟。

四、仓促出笼的简化字 文字总是逐渐演变的，汉字从甲骨文到几十年前的“繁体字”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文字的演变，大多是比较缓慢的。 中国文字，也就是现在的“繁体字”，字数之多，其中很多字笔画之繁，的确不利于教育的普及。所以无论从字数还是从笔划上来说，都到了非简化不可的时候。民国时期搞过的简化字，后来又被废弃，本应是对搞文字简化的人一个警钟：那就是文字改革必须慎之又慎。但中共不吃这一套，在政府成立还没几年，百废待举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响应主席的号召匆忙发起拼音与简化字运动，其结果可想而知。 之所以匆忙推出简化字方案，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为了证明比前朝政府更有效益：因为中华民国时期的简化字夭折了，而笔划的繁杂的确给书写带来不便，民间对简化字的呼声一直不断。二、减少汉字的数量，用一个字代替原来同音非同义的几个字，为毛泽东的“汉字拼音化”铺路。 1956年仓促推出的简化字方案，缺乏系统性、逻辑性，有些笔划多的字没有简化，有些简化得面貌全非。同时也缺乏想像力，比如“又”字用的过滥。 五、从“又”字的过滥使用说起 在简化字中，被滥用得最多的是“又”字。汉（漢）、难（難）、劝（勸）、观（觀）、鸡（雞、鶏）、圣（聖）、戏（戲）、树（樹）、对（對）、仅（僅）、邓（鄧），等等，又字几乎成了万金油。“又”可以字来代替漢、難的偏旁，或者勸、觀的偏旁。但不应该两者兼顾，因为前者发an音，后者发uan音，而且两者兼顾会造成漢、灌同字的问题。所以，就造成了勸、觀被简，灌、罐不简的尴尬状况。 简化字中这种半生不熟的例子还有很多。專既被简化成专，團却莫名其妙地揉成了团。陸字笔划不多，也不难写，却被缩成了陆（陆和击有何关联？），而和睦依然。過，原本是一边形音（呙），一边表意（走之），却毫无理由被简成过。而其它与呙相关的字，蜗、涡、窝、锅等等，只是把相应的部份简了一划，换成呙。 雨字头的字，就只简化了两个：云和电（也许再加一个灵字）。电也就罢了，因为现在的常有的电不再与雨有关，而云（这里说的是原意，而不是比喻或引申）依然还是雨的源头。一个系列里就简化那么一两个字，破坏了文字的系统性。 这样在一个系列里的字，有些简，有些不简的还有不少其它例子。比如，鄰、磷、麟、鳞等。鄰与林同音（lin），却被简成了邻（令字发ling），这不仅破坏了整体性，也造成发音上的混乱。简化破坏了形音的，还有其它例子，比如灯（燈）、彻（徹）等。顺便一提的是，这些字以我们那里的方言发音，倒是没有问题。但既然要推行“普通话”，并普及拼音，简化字就应当以普通话的发音为准。 尸作为字头本来是身体的意思：屎，从身体出来的米；尿，从身体出来的水；屄，身体上的洞穴；……。死了的身体“死+尸”才是屍体。 当然，最荒唐的简化字是“听”。“聽”居然是用口！ 六、简得好的字 简化字是文字界的人士多年努力的结果，有些简化字已在民间流行多年。民国时期颁布了324个简化字，绝大多数被采用。令人惊讶的是，滥用的又字，除了树、对、仅、邓，其它的都在324个简化字里，听字也在里面！难怪被收回。当然，新的简化字方案走得更远，上面的第二段至第五段提到的字，基本上都不包括在324个字之内。 简得很好的字，也就是易认易写。简化得最好的当推众字，三人成众。双字一目了然，阴阳当然也是佼佼者。园，远，用简单易写的元代替同音字袁，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类似的例子有糧（粮）、鐘（钟）。台字象形，也不错；笔字有竹子有毛，正是毛笔的描述。態成态，易于辨认。“两”字虽然只减少了一笔，看起来更形象，写起来更方便，并且避免了和雨字可能产生的混淆。 新造简体字，代替繁体字，是简化繁体字的好办法。新造的字可以在所有的相关字中作统一的替换，而成为简化字，从繁体学简体，只要知道了替换的部份，就认识了所有相关的字。断成断，继变继，是好的简化。基于同样的理由，偏旁的简化，金、言、食、丝等等，都是好的举措。“几”字原来只用于“茶几”，在所有发“几”音的复合字中，都用“幾”。用“几”代“幾”，可以在相关字中作替换，是简化字的成功例子。 七、汉字改革的方向 汉字需要改革，这是共识。汉语字母化，或拼音化是当初汉语改革委员会的初衷。他们试图通过普及拼音，同时减少汉字的数量，从一字多义向一音多义过渡，最后达到拼音化的目的。现在，还有人在汉字拼音化方面作努力，像吴叔平的华拼。依我看来，汉语拼音化是行不通的。一、拼音化完全隔断了文化的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只靠考古专家来诠译，并逐渐（随着文字考古专家的减少）成为垃圾。二、汉字的诸多阅读优势将完全失去，日本至今还保留汉字也为此提供了一面镜子。《玫瑰坝》的作者谢宝瑜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汉语和汉语书写符号》，对此作了比较令人信服的分析。 现在有了电脑的输入，笔划的多少虽然已经没有几十年前完全靠书写时那么重要，但也还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我有一个标准，如果普通的印刷品，或者通常屏幕上文字，不能清晰地显示所有的笔划，这个字就必须简化。这不是说能清楚显示的就不应当简化。在“謝寶瑜的《玫瑰壩》”这7个字里，寶和壩（包括霸），就必须简化（在现在通用的简化字里，寶已被简成宝，壩成坝，但霸依然称霸）。有些结构过长的字，比如鹰、蠢，应当简化。鹰字应当简为上应下鸟，蠢字可以考虑简为春+虫。 并字（或借字）一直是争议的话题。同音不同义的字，是否可以合并？如果可以，原则是什么？有些分得过细的字，会增加学习和记忆的困难。比如，家“雞”和野“鶏”（右边分别为佳字和鸟字）、动物油（月+由）和植物油（即现在通用的油），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曾经有不同的字。遊和游的合并，也是合理的，它们意义相近（游动），有相同的部首。为了简化而借字，要特别小心。上面所举的以“几”代“幾”是成功的例子。以“才”（能）代替“纔”（仅），似乎不错，但还有引起歧义的可能。比如“他才能好”，可以是他得了病，要通过某种治疗，他才能好（才会好）；也有可能是他有才能。后和後好像不相干，也会引起歧义：简体的后宫到底是后宫（皇后的住所）还是後宫（嫔妃的聚居地）？ 汉字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就想到俄国的科学家和语言学家罗蒙诺索夫。他对克服当时俄语的混杂现象、创造统一的规范语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人，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来，总是把文科理科分得很清楚。以前，经济是文科，被注入数学后才有现代的经济学。“语言”学看上去是文科的，但进行语言的改革，必须有严谨的逻辑才行。罗蒙诺索夫的语言改革也说明了这一点。汉字的改革，必须考虑到汉字本身的特点：单字（日月山水，相对于复合字而言）和复合字。单字应该尽力保持原面目，少数笔划过于繁杂的可以考虑简化，比如龍字简化为龙字（从草书）。 复合字，则应当强化形声+表意，有些字甚至可以参考一些方言而改变其发音。文字的字义不应当随便改变，因为文字主要是为了书写和阅读的。英语的发音从英国到美国就有不同（有些字的拼法也有变化），（美国）英语本身的发音也在变化。比如often从ˈȯ-fən成为ˈȯf-tən，越来越多的人把chicago发成chə-ˈkä-gō。汉字本身在各地方言中的发音本来就千变万化，还有在日、韩等外国语言的发音。汉字的改革，不应当只以北方的方言为基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其组成和发音，适当地照顾古诗的押韵，逐渐淘汰“不规则”的发音，使汉语成为易学易读的语言。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真理”在英文里是truth，和真相是同一个词。但在中文里，“真理”是个大词，通常指“极终真理”，“普遍规律”等。而真相往往指一件普通事件的真实情况。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真理和真相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首先，大小是相对的，适用于多大范围的truth才能算是真理？一群人形成的共识，不一定适用于另一群人；一个物理公式适用于地球，不一定适用于其它星球；……。其次，人对“真理”的认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有些理论今天以为是“真理”，以前不见得是，将来可能也不是。 既然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智力有限，无法掌握“真理”。耶稣就是真理、是truth，做诚实人、说真话，是跟随主耶稣的标志之一。全本《圣经》多处教导我们不要撒谎。做诚实人、说真话，在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经常会问，“要是我说实话而丢了工作怎么办？”“要是我说实话得罪了人怎么办？”“要是我说实话而被惹上官司怎么办？”甚至“要是我说实话使教会受损怎么办？”我们不能掌握“怎么办”，不能把握未来。未来在神的手里，我们能做的就是做诚实人，说实话。我不相信任何一件正义的，合主心意的事情，是需要谎言去成就的。神的名更不会因为真话而受损。耶稣是真理，是truth，当一个人撒谎的时候，他就站在了耶稣基督的对立面，不管这个人撒谎是出于何种目的，不管那目的 被说成多么崇高。 讲真话要注意分清客观事实和个人感受。比如一个人是否说过什么话，是客观事实；他说这话的动机是什么，用意如何，是个人的感受。比如，我们说一个人的身高是1米60，是事实；说他很矮，就带了个人感受。当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时，我们应该尽力避免带着个人感受的负面评论，而多说鼓励人、造就人的话。 与此有关的是，讲真话尽力做到对事不对人。一个人某件事做得不对，就说那件事情做得不对。一个人在某件事情上没说真话，那就指出我们所知道的真相。如果一个人在某件事情上故意说谎，我们最多只能说他在那件事情上撒谎，但不能说他是撒谎的人。当我们把一个人的言行提高到一个人的品德的高度，我们就在论断人了。这是耶稣所不喜悦的，“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马太福音7:1-2）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这里的真理在英文里也是truth，从上下文来看（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觉得也翻成真相更合适。一个谎言要十个谎言去掩盖。一个人一旦撒谎，就被谎言所捆绑，唯恐谎言被戳穿。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心理学上所描述的“强迫性撒谎”（compulsive lying）。所以，一个人最好一开始就不要撒谎。万一说了不实的话，要及早来到神的面前忏悔，及早向人道歉。以免谎言成为他越来越大的包袱，成为锁链而难以挣脱。 真相还会使一个人谦卑。几个星期前一位姐妹送来刘志远牧师的讲道录音，“谦卑是活在真相里面”，是他讲道里的一句话。他还引用了一个调查（survey），让调查对象评估自己与人相处的能力，结果60%的人认为自己的能力超强（top 10%）。这正是我们的光景，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比他人强。只有当我们活在事情的真相里，才能“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利比书2:3），放下自己，接纳别人，同意合一地事奉神。 主耶稣又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16：10）如果我们不能在小事上诚实，我们怎么可能去追求更大的“真理”呢？让我们都“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弗4:25)。这是跟随耶稣的道路。

一、简化字与拼音回顾 文字随着人类活动的变迁而演变是不可避免的事。汉语中的很多文字笔画过多，书写不方便，这是事实。早在1922年，钱玄同等人就提出一套具体的简化方案，其中提出8种简化策略，这是第一次系统提出汉字简化方法。后来，胡适等诸位学者也发出了简化字的倡议。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采用了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2400字中的324个，在当时又称“手头字”，这是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然而，还差几天不到半年，1936年2月5日，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 中共于1949年掌权后，立即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1年春，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主张。1952年下半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次稿，收比较通行的简体字700个。毛泽东阅该稿后指出：拟出的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于是到1956年的简化字最后方案出来时，一共有简化字512个，增收了56个简化偏旁，受影响的字有数千。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简化字运动，虽然其中一些字简化得很好，但也有不少字被简化得莫名其妙。 汉语拼音是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虽然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字一样，其目的是想将汉字朝着“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走。但拼音方案明显比简化字成熟（虽然韵母不是很尽人意），也许是因为拼音只涉及到几十个声母和韵母，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汉语拼音也为今天的汉字输入提供了简洁易学的方法，拼音输入法可能是目前使用最广的汉字输入法。 二、声母简介 有好几位从台湾来的朋友对我说，“我们学的是‘玻坡摸佛’，你们用的是罗马拼音”。他们说的并不全对。虽然拼音用的是“罗马字母”，但也还是“玻坡摸佛”。只是用的符号从ㄅㄆㄇㄈ变成了bpmf。下面是21个声母表（加上y和w，一共23个）： b玻、p坡、m摸、f佛、d得、t特、n呢、l勒、g哥、k科、h喝、 j基、q欺、x希、zh知、ch蚩、sh诗、r日、z资、c雌、s思 从上表可以看出，大多数声母跟英语的发音有直接的联系，一看到它们就能猜出发音，只有几个发音比较“怪”：q、x、zh、c。这不是拼音的错，而是因为汉语的发音和英文发音不同的缘故。有人曾经抱怨说，“我们张字都是拼成chang，而你们拼成了zhang，老外没法发音”。拼音是为了准确地拼出汉字的发音，张拼成ㄓㄤ对于不认识注音符号的人来说不是更莫名其妙吗？总不能张口就“唱”，找老张变成找老娼吧？乞也许会读成吃，或者既不乞也不吃，但在汉语里乞和吃的一口之差还是得分清楚的。西和施也很难分，所以，中国的美人西施到了西方就变成了西西公主。 再看“资雌思”和“知蚩诗”。加h把“资雌思”变成“知蚩诗”是高明的一招。z为资，s为思，应该没有争议；所以，zh为知、sh为诗就很自然了。同样，根据有h即为卷舌音的原则，ch为蚩也恰如其分（根据英语发音ch也可以是欺，但欺不是卷舌音）。而且c在英语里的发音不定，而在德文里的确是雌。虽然ts为雌，对西方（尤其是英语国家）好发音，但却破坏了拼音整体的和谐。况且，拼音的目的不是为了非汉语国家的人发音。这样一来，ch、c就理所当然地吃醋了，吃草、吃菜也行。 至于q和x，既然要区分乞和吃、西和施，那就还要两个声母，而英文字母里可用的字母只剩下q、x、v。不会有人认为v作为“欺”或“希”更加合适吧？ 三、韵母剖析 如果说声母的选择几乎到了完美的程度，但韵母却不如人意。韵母一共有36个： 六个单韵母： a啊、o喔、e鹅、i衣、u乌、ü迂 十三个复韵母：ai哀、ei诶、ao凹、ou欧、ia呀、ie耶、ua蛙、uo窝、üe约、iao腰、iou忧、uai歪、uei喂。 八个前鼻韵母：an安、ian烟、uan弯、üan冤、en恩、in因、uen温、ün晕 ； 八个后鼻韵母：ang昂、iang央、uang汪、eng鞥（亨的韵母）、ing英的韵母、ueng翁、ong轰的韵母、iong雍 再加一个：er儿 有人不把ia、ua、uo、iao、uai、ian、uan、üan、iang、uang、ueng、iong当（基本）韵母，而把它们看成韵母的组合，因为把其中的i换成y，u换成w，ü换成yu（！），就成了有声母和韵母的“字”的拼音：ya、wa、wo、yao、wai、yan、wan、yuan、yang、wang、weng、yong。iou如果不被缩成iu的话，也有类似的性质，ie也可以归入这一类。此外，以a、o、e开头的韵母，除了ong，都可以单独成字。 单韵母孤立地看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ü这个韵母的选择上。从理论上说，选什么符号作“迂”，都没有关系，既可以选ü，也可以选v，甚至也可以选α或其它希腊字母。从表面上看，“迂”和“乌”发音相近，u和ü形状相像，应该是个好的选择。然而，ü是拼音符号中唯一的非英文字母，且书写也不方便，因为要另外加两点。拼音方案委员会似乎也清楚这一先天不足，所以在复合韵母中尽量避免ü的出现，而用u代之。比如，xu、ju、qu、yu，实际上是xü、jü、qü、yü。只有lu和lü、nu和nü同时存在时才用ü。这样ü不是ü，u不是u，使得整个韵母缺乏系统性，使初学者难以记忆，带来困惑。本来，既然选择了ü作为独立的韵母，以区分u，就应该把ü当ü。如果拼音方案委员会不喜欢ü，当初根本就不应该选它。 与ü有关的复合韵母更是乱七八糟。ue实际上是üe（约）。而üan（冤）和uan（弯）都成了uan；üen（晕）和uen（温）一起缩减成un。uan和un都要根据声母来判断它们的发音。比如，lun是luen，而xun实际上是xüen；huan是huan，而xuan却是xüan。如今流行的拼音输入法大多以v代ü，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举。v这样一个与u相邻的字母居然放着不用，而去生造一个ü，我真不明白当时的拼音方案委员会是怎么想的。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缩略，iou缩成iu，uei缩成ui。既然要缩，放着4、5个字母的复合韵母不缩，却单单看上了iou和uei，真是令人费解。 换位思考一下“迂”的韵母。在现今的拼音方案中，迂的拼音是yu，如果把y换成对应的韵母i，迂就成了iu。其实，把“迂”作为（准）复合韵母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这样一来，只要不把iou缩成iu，与迂有关的韵母就是：iu（迂）、iue（约）、iuan（冤）、iun（晕）。它们和y拼在一起时，可以省去i（yu、yue、yuan、yun和现在通行的拼音发音相同），其它场合一律保持i。 参考资料： 1. 百度百科《汉字简化历史》 2. 百度百科《汉语拼音》

蒙上双眼的正义女神，一手高举着天平，一手拿着宝剑，是法律公正的象征。蒙上双眼，表示女神不看任何人的情面，不加入个人的情感和判断，比“铁面”来得彻底。剑代表权威。天平的两端装的是什么？我未能找到“权威”的答案。罪与罚可能是比较直接和合理的解释。 女神既然蒙着双眼，她怎么知道天平是否向一边倾斜？有人用罗马的双面神Janus来解释：一面蒙住双眼，不看情面；另一面只读天平。还有人干脆去掉蒙眼的部分，比如伦敦的中央刑事法院（“Old Bailey”）的正义女神。他们的解释是，正义女神本来就是公正的，不需要蒙住双眼。 蒙上双眼的正义女神是普遍被接受的形象，她是通过智慧或心灵的眼睛，来读天平的重量（或知道天平是否倾斜）。《圣经》中的约伯记31章6节写道：“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可见，判断天平两端份量的是至高者，而不是人的肉眼。 可人们喜欢自己判断“公正”，自己充当法律的执行者。小孩从小就把fair挂在嘴上，凡一点什么事，就抱怨不公平。大人在纠纷中总想get even，要摆平：对方侵犯了我（罪），我要报复对方（罚）。比如在有的夫妻纠纷中，本来一方无理，可另一方不依不饶，反而使得无理的一方觉得是受害者，于是相互报复，伤及孩子，直到离婚也不干休。人与人之间的冤冤相报，无不由此而起。 为什么一方想要公平，或要摆平时，事情变得更加不平呢？天平的重心在哪里？希腊的公正女神Themis是一个巨人，她把天平举得高高的，大大高于常人的眼界。任何人都不可能准确地读出天平的倾斜度。尤其是当人们站在己方的盘子之下，是不可能看出天平是否倾斜的。当一个人往天平里加入“justice”，直到天平己方的一端在眼光和重心的直线上，而看到天平是“平”的时候，天平其实已经大大地向他倾斜了。 争执的双方，又好像站在一张画的两边。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走开，远远地面对图画，图画就不会摆正。一个人只有离开己方的位置，远远地面对整个天平，才能看出天平大致是否平衡。 “旁观者清”，“公道自有人心在”，如果我们一时走不出自己的位置，能够多听旁观者的看法，也能使自己对天平的位置有个较为客观的了解。

自律的本意是自己约束自己，英文的对应词是self-discipline。诚信、礼义、谦和、乐群、敬业、责任、兼听、宽容都可以归为自律的表现。儒家的“慎独”，与自律很接近。 今天的中国，这种修身养性式的自律几乎是荡然无存了。“《人民日报》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的都是假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假的，唯有假货是真的”，“诚信”几乎成了“傻子”的同义词。“礼义、谦和”被“傲慢、张扬”所取代。“乐群”已经过气，甚至很多人不知其意了，如今时髦的是“个性”。在追求短期效益的环境下，“敬业”者不再有市场。在各种人为的灾难与犯罪事件面前，一个个都只是高唱着“追究别人的责任”而鲜有主动承担责任者；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人与人相处当中，乃至在婚姻当中，“责任”已经失去它应有的地位。纵观网络上的争论和人与人之间的谈话，即便一方已经理亏，自己做的明显不如对方，也依然固执己见，要的是别人“兼听”我的。只有自己无理，或暂时处于弱势时，才希望别人的“宽容”。至于“慎独”，如今强调的是“隐私权”，还有几个真正的“慎独” 者，只有天知道了。 Wikipedia 对self-discipline 的解释是“the training that one gives one's self to accomplish a certain task or to adopt a particular pattern of behaviour”,“denying oneself of an extravagant pleasure in order to accomplish a more demanding charitable deed”，“the assertion of willpower over more base desires”。这种自律逐渐被另一种“自律”所代替，英文里比较接近的是self-censorship，“out of fear or deference to the sensibilities of others without an authority directly pressuring...